王立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日子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日子
－－作者：王立宗
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至今整整 40 年了，突然想到应该写一篇文章，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以此纪念那激情燃烧之后接踵而来的彷徨迷茫的岁月，同时让我们的后人能够真实地了解那一段历史，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我们确实是满怀激情到农村去的。 1968 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当初的势头，各地的中学显得风平浪静，学生们都当起了逍遥派，有的干脆回了老家。 12 月 26 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一下子又把学生们的激情点燃。仅仅过了几天，我所在学校的首批知识青年就扛着行李爬上拖拉机，在锣鼓声中出发了。不用说，我是其中的一名成员。
很快就到了目的地。在当地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按照刚被“解放”出来工作的校长事先的指派，我代表知识青年讲话，表示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最大的热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随后，我们分别被前来参加欢迎会的贫下中农代表接走。我和其他三位约好的同伴来到了一个叫沙岭的大队，被分配在第二生产队。
这个生产队前后有两个“台子”（自然村），前面是陈家台，后面是胡家台。我们两人一组，被分配住在胡家台南头的两户农民家。两位农民，一位姓陈，是贫协组长，我们称他“陈组长”；一位姓王，是个木匠，我们称他“王师傅”，后来他当上了生产队长。他们的屋门上都贴着一个“私”字，一推门，“私”字就被分开了。跨进门槛，会踏在一个用碎瓷片拼在地面的“私”字上，堂屋的一角都“供”着毛选四卷。他们都很热情，早就腾出了房间，摆好了生产队为我们准备的木床。王家的房前还事先搭了一间小屋，供我们做饭。屋前还划出了一块地，大约有 10 分吧，是给我们种菜的。
小时候经常去农村亲戚家，去了总有点好吃的，玩得也痛快。可是下乡当了农民，感觉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首先是劳动很累很吃力，甚至超过承受的极限。插秧的季节，天气还比较凉，天不亮起床，赤脚下地，冷不丁要打个哆嗦。摸黑扯秧苗，到太阳一树高回去吃早饭。吃了早饭又要下田插秧。好不容易熬到中午，回来吃饭，却常常没有菜，不得不吃“泡饭”。从水缸里舀出一碗水，会看到几个蜢子（小虫），在里面一冲一冲的，弄又弄不出来，只好倒进碗里再用筷子挑出来，就着冷水囫囵把饭吞进肚里，听到出工铃声又赶忙下地。那时候觉得一天的时间好长，太阳挂在天上好像一动不动，好不容易等它偏西、落土，这时人已经是筋疲力尽。
插秧还不是最累的，并不要多大体力，只是长时间弯着腰很难受。最要体力的，是挑土胚砖。队里有一座砖窑，一次队长安排我们去挑窑，把做好的土胚砖用甲担（一种挑东西的工具）挑到砖窑那里去。那土胚砖重得很，一担估计有一两百斤，年轻人好胜，不愿比本村青年挑得少，挑不起也要硬扛。我挑那东西的时候，东摇西晃的，觉得路特别远， 100 多米，好像有 1 公里。这一天真是扎实的一天，知道了什么叫重量。好在队长第二天没有再安排我们挑窑，否则我们真要累趴下。除了挑窑，我们还下水田挑过水草，那叫“绿肥”，也够重的，挑着它前行，一脚踩下去要陷入泥中，费好大力才能拔出来，再往前跨一步，走得十分吃力，也十分难看。此外，锄草、收割麦稻、踏水车、挑堤，我们都干过。虽然累，但凭着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凭着青春的激情和体力，我们硬是挺着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和黑夜。
和农民在一起，逐渐了解了他们，和他们有了感情。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农民是最苦的，也是最本份的。但我与他们在一起劳动和生活后，又知道他们也是有自己的思想的，智慧而幽默，有时候还是狡猾的。农民也谈政治，而且往往生动形象，言简意赅，比学者们强多了。一次，跟一位农民学耕田，与他谈到文化大革命，他说，毛主席和刘少奇，就好比我们队的一队长和二队长，总要吵架的。他还说，苏联和我们“过朋友”（交朋友），还不是想得我们的好处，什么“老大哥”，好处得不到，七个鬼搞，八个鬼搞，就不过朋友了。
我们生产队有个农民，戴副眼镜，看上去就是读过几本书的，是农民中的知识分子。一次，我与他下象棋，谈到农民的生活，他就说，现在对农民“剥削”太厉害，通过交公粮和完税，把农民的收获拿走一多半，搞得种田的人连饭都吃不饱。对他的话，我不敢赞同，但也无法否定，现实摆在眼前，在我们生产队，我没有看到一间像样的房子，也没有看到哪户农家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可我们生产队却闻不到斗争的火药味儿。队里有一个地主分子，我们没看到他挨过批斗。相反，大家好像对他很客气，一般都叫他“小爷”（叔叔）。偶尔出工时通知开会，社员们都去参加，他不能去，就让他回家休息。他有个女儿，与大伙儿的关系也不错，只是岁数比较大了还没有找到婆家。毕竟，那时候与一个地主的女儿结婚是有风险的。
不少农民很有智慧，幽默感也很强。一次，我们生产队的一头牛跑了，我和一位农民天不亮就出去寻找。路上碰到一个行人，老远就大声问我们：“沙个（谁）？”这个农民回答：“你这人才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我们又不认得，我说我是沙个，你也不晓得是沙个，夜嘎马煞的，喊个什么呢！”一番话噎得对方无话可说，闷闷唧唧从我们身边走了过去。
农民喜欢开玩笑，涉及性的时候，往往又十分直露。队里的一位妇女，很爱说“丑话”，当着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也不避讳。一次，我们和她及另外几个妇女一起在稻场给社员们分柴禾，过秤时需要先用秤钩钩住捆柴禾的麻绳，再按下一根做杠杆的柱子，把它吊起来。由于柴禾很重，第一次几个妇女一起按，费了老大劲也没有按下来。后来由我们几个知识青年来按，我们一声喊柴禾就离开地面了。那个妇女当即说：“还是他们力气大，到底是夹×巴的。”还有一次，她与一个老农发生争吵，那老农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结婚，争吵中骂了一句“我×你姆妈”，她一听火了：“你还×我姆妈？就×我好了，来，我躺地下，你来×我，看你有没有这本事！”把个老农羞得两脸通红。
农民中不可避免地有人喜欢作弄人，搞点低级趣味。我们的房东陈组长，个子矮小，皮肤也黑，有人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土克马”（一种形如青蛙的小动物，个头比青蛙小，皮肤为土褐色）。那年冬天，我们去上堤（到水利工地挑土修堤），下雨天不能出工，就在房东家闲着，有睡觉的，有打扑克的，有聊天的。这时，陈组长进来了，一个农民说了声“土克马来了”。陈组长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他红着脸，大声说：“都是一贫下中农，呵，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喊我呢，还有没有一点阶级感情？”
我们到队里不久，房东王师傅的大侄儿结婚。那天晚上，我们去看热闹。进入新房，只见已有不少人在里面，新娘坐在床沿。帐子两边不知是谁挂上去一副对联：“一挺机关枪打进海港 两颗原子弹解放台湾”。有人在那里看着发笑，新娘子不识字，不知他们笑什么，一脸的茫然。春节后，新郎哥请春客，他的一个朋友带着妻子来了，还有几个女孩子，我们也应邀陪客。席间，主人殷勤敬酒，客人们也不讲客气，放开肚皮畅饮。酒酣耳热之际，主人又一次向那位朋友敬酒，朋友推辞，主人再劝，朋友说：“再喝就醉了。”主人说：“醉了没关系，就在我这儿过夜。”朋友却指着主人的新婚妻子说：“我就与她睡！”然后，他指着自己的妻子说：“下次，你去我家喝醉了，就与她睡。”主人很大方：“可以哪。”过了一会，那朋友似乎真醉了，一个女孩就拉着他的衣服摇晃他的身子，明显地是要让他呕吐，出他的洋相。摇了几下，没见呕吐，撒手就跑，那男子起身就追。女孩没有朝外跑，却跑进了新房，进去后也没有关房门。这下好了，男子紧跟着跑了进去，关上房门，随后里面就传来女孩的尖叫声。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只能凭想象猜测。后来，主人告诉我们，这种情况下，一般会把手伸进女孩的裤裆里乱摸一气，而不会发生更出格的事情。
破坏军婚，在那个年代是滔天大罪。我们后面的第四生产队就出了这么一件事，一个年轻农民和他参军的朋友的妻子通奸，生了孩子，事发后被抓起来了。在大队召开的社员大会上，党支部书记厉声说：“军婚是 1059 （一种剧毒农药），动不得的，谁动抓谁！”大队抽我和民兵连长搞专案调查，那个妇女竟像讲故事一样讲述她和别人勾搭成奸的过程，一边讲还一边笑。连长问这孩子是不是那个年轻农民的，她把孩子抱到亮处，说：“你们看，和他一个像，不是他的是哪个的？”后来，区里召开批斗大会，那个年轻农民被捆得弯腰 90 多度，喊爹叫娘。他朋友的父亲在批斗时发言，讲述自己抓奸的情形，说是从床上抓到他时，高声叫着他的名字，问他：“你将来怎么和我儿子见面？你将来怎么和我儿子见面！”
还有一件事，是我们队里人讲给我听的。我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只有一只眼是好的，人们背后叫他“半边街”。他年轻时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一见面是个驼背，他没有同意。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人给他介绍，一见面又是那个驼背。他气不过，干脆不找人介绍了。后来，一对讨米的湖南母女路过本地，到他家门口讨米时被他留下来，做了妻子。我曾去过他家，见过那对母女，长得都不错，起码没有什么“败相”（身体上的缺陷）。
那年秋后，粮食已经收割进仓。一天夜晚，队里突然通知我们去仓库领鸡食。我们理解，鸡食就是一些瘪谷，打不出多少米，只有给鸡吃。等我们到了仓库，才知道根本不是分什么鸡食，而是人食，是上好的谷子。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意识到，这是在私分粮食，被上面知道了可是要问罪的。然而，农民种了粮食，自己却缺粮吃，这又是哪家的王法？我们理解农民的做法，我们还感谢农民没有把我们当外人，我们也感觉自己已经融入了农民阶层，命运已经和他们联在一起了。后来，队里又按人头给每人分了 100 多斤一等皮棉，上好的棉花。这棉花，我拖回老家，家里人不知用来给谁弹了被絮和垫絮。
繁重的体力活，低下的卫生条件，加上缺乏营养，我终于得病了。浑身无力，发冷，女房东说这是打“望子”（又叫打摆子），每天到一定时候就会发作。她要我不要望着它来，“望子望子，不是望子是忘子”，你忘记它，它就不会来，你望它，它准来。可是，我没怎么望它来，它还是每天不请自到，搞得我头昏脑胀，无精打采。没有办法，只好请了一天假，到区医院看病。我强打精神，步行几里路，到了区卫生院。医生说我得的是疟疾，给开了几天的奎宁。从医院出来，感到腹中饥饿，我又到副食店买了一瓶橘子罐头。回来的路上，我在一条河边找了一个有树荫的地方，在堤坡上坐下，撬开罐头瓶，一边休息一边吃橘子。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如果不得病，此时正顶着骄阳在田里干活。现在呢，我坐在河边，吹着水面风，吃着美味，多奢侈，多惬意！吃完罐头，我又起身，懒洋洋回到家里。吃完药，身上依然不爽利，就哼哼着躺到床上休息。此时，房东的女儿安儿和几个小伙伴正在门外玩耍，安儿是知道我生病的。我躺了约半个小时，发现门外有人从门缝往里瞄我，突然，人影不见了，只听安儿喊道：“没声音了！没声音了！”她大概以为我已经死了吧。我笑了笑，又躺了一会儿，身上轻松些了，就爬起来走出门外，几个小孩见到我，脸上露出一种异样的表情。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身体仍然不舒服，一检查，血吸虫上了身。 1969 年 9 月份，我住进血防站，当时的治疗方法是打锑剂，这种药有毒性，在杀血吸虫的同时对身体的伤害也很大。我大概住了一二十天院，就回到生产队，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坚持用虚弱而疲惫的身体与天斗与地斗。（从此我与“小虫”结下不解之缘， 90 年代又治疗两次，一次边工作边服药，一次住院打针吃药。此后，我没再做过检查，由它去。）
那时候，正是“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的岁月。一天，队里通知全体社员到河对岸的和平大队，参加公社组织的大会，和平大队的书记去大寨参观回来，要给我们传达大寨经验。会场设在一片树林里，来开会的社员有几百人。那位书记胸前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毛主席接见陈永贵的照片。他讲得五水汗流，下面却没有多少人听。好多社员都在利用这个机会见朋友，说“白话”（聊天）。我们知识青年更不用说，大伙儿都在互相走动，交流各自的情况，有的干脆三五成群离开会场，到远一点的地方说笑。那位书记讲了些什么，好像没有多少人在意。人们已经麻木了，上面通知开会就来坐一会，听了没什么收获，不听也没什么损失。何况，学大寨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变化，已经学了几年，费了不少力，粮食还是不够吃，家里还是那个穷样！
又一次，区里召开知识青年大会。这次是在区里的大礼堂，虽然破旧不堪，但门总是有的，大伙儿不好随意走动，只好坐在那里听会。做报告的是区革委会一位副主任，他讲的主要内容我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得一清二楚，就是在谈到知识青年回城问题时，他说：“知识青年是毛主席安排到农村来的，谁也不能动，要动，要毛主席开口！”
我们当时不知道毛主席什么时候会开口让知识青年回城，我们只知道，知识青年下乡，并没有像他老人家预想的那样，受到多少像样的再教育，更谈不上什么大有作为。我们只感到被社会遗弃，成了最底层的人。我们受的苦，远比享的福多。我们在农村，可以说比农民还苦，农民还有一个家，家里一般有老人做饭，从田里回来还有一口现成的热饭吃。我们在那里，举目无亲，刚踏入社会，哪里会料理生活，下田回来又要自己做饭弄菜，来不及就吃口冷饭，长此以往不得病才怪。身体遭受摧残，精神上更是极度地郁闷。我们不怕吃苦，我们已经吃了很多苦，问题是为什么要吃苦，这样苦下去会是个什么结果，我们不得而知。理想遥不可及，前路一片迷茫，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国家的明天会是什么模样。在那里，我们不能改变农村，农村却要改变我们，繁重的体力劳动，把我们读书时的雄心壮志，几乎消磨殆尽；在那里，信息闭塞，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整天就是在田里与泥巴打交道。和我一起来的同伴，就有一位实在挺不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地卷起行李，高一脚低一脚，摸黑回了老家。
第二年，大概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终于开了口，知识青年开始回城。
我们在夜路上看见了一点亮色，在绝境中看到了一丝希望。
后来发生的事，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我们回到各自的城或镇，走上了新一轮的人生苦旅，开始了生命里程中一个新阶段的追求与奋斗。
20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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