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宗：文革中，我在中学教英语
文革中，我在中学教英语
－－作者：王立宗
1970 年，我下乡插队后从农村回到家乡－－长江边的一座古镇，在一间民办小学教书。我在为找到一个“饭碗”而庆幸的同时，又心生几许惆怅。说实话，我对我的第一份工作并不满意。我在读中学时写过一首励志诗，其中有“挂帆当有期，踏平千重浪”的豪语。我不敢想象，我的远大理想最终会落实到教一辈子民办小学。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我不可能去追求什么理想，我不能不暂且在此栖身，一边教书，一边等待机会，就像一叶扁舟在大海上飘浮，不知道自己会漂向何方。
就在这一年，镇上的公办小学开始筹办初中部。为什么要办初中部，估计是由于 1950 年代末期的生育高峰导致当年小学毕业生猛增，当地的中学无法容纳。至于为什么让小学办初中部而不是让中学增加班级，我不得而知，也不能臆测。反正，公办小学开始办“帽子中学”了。校领导曹家林先生单身住到了荒郊野外，负责基建工作。
年底，全县教师集中到县里参加“三反一粉碎”斗争，斗争结束后镇文教组的领导即通知我下学期到公办小学的初中部教英语。后来，镇上中学教过我英语的黄万有老师告诉我，镇文教组要求他们支援小学，派一位英语老师去初中部，他就说：“你们有现成的人。”于是推荐了我。现在回想起来，这是知识第一次改变我的命运。我读高中三年，从高一下开始，英语成绩一直保持全班第一名。 1966 年毕业时黄万有老师动员我报考外语系或外语学院，说是可能性比较大。我也下定决心读外语专业，填写的 20 多个志愿全是外语院系。“文革”打破了我的外语梦，而非常有限的一点英语知识居然改换了我的工作，当时的兴奋可想而知。
春节后，我就告别民办小学，到新学校上了班。
当时的初中部，百事待举。学校建在近郊的农田上，开始只有两栋简陋的教学用房，每栋四间教室。后面一栋拿出两间，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宿舍。学校负责人是曹校长，后来从中学调来刘应松先生任党支部书记。小学抽调了一批骨干教师过来任教，还从外地调进一批年轻教师。他们一个个才华横溢，风华正茂。一时间，初中部人才荟萃，人人握龙蛇之珠，家家抱金山之玉，大家都决心在这里好好地干，把教学质量搞上去，让人们对这所“帽子中学”刮目相看。
刚开始，办学条件确实很差。做办公室的教室腾出三分之一的地方隔成两间小房，一间好像是保管室，一间给一位女老师住宿。所有的老师和领导挤在另外三分之二的地方办公。我们几个男老师就住在旁边的教室里，几张架子床隔成各自的空间，倒也不算拥挤。学校没有食堂，放学后住宿的老师们就步行到小学本部的食堂就餐。后来，学校决定自建小食堂。我在“文革”中曾到建筑工地做过小工，下乡后也垒过土坯墙，就自告奋勇当起了瓦工师傅。学校买来一些红砖，我就和学生一起和泥灰，开始砌墙。墙砌好了，又请人上梁、盖瓦。很快，一间紧挨着老师宿舍的“偏刷子”落成了。学校请了附近的一个青年农民来给我们做饭，虽然他没什么厨艺，但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食堂，不必每天跑几趟到本部吃饭了。
开学的那几天，大家特别兴奋。曹校长更是乐不可支 , 建在农田上的学校终于听到了朗朗读书声，他笑得跟小孩子似的。
在我的记忆中，第一学期只有四个班。第二年，又招收了两个班的新生，又有几位老师也从本部来到初中部，英语老师没有新来的，我就兼上初一和初二共六个班的课，一周 18 节，另外每天的朝读要轮流到各班带读和辅导学生学习。就在这一年，我们的初中部正式更名为镇上的第二中学。
当时教英语，我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虽然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抓升学率，但镇上毕竟有了两所中学，尽管我的母校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但我们暗中还是要与他们较劲的。我当时这样想，我们的学生初中毕业后要到那边读高中，到时候两边的学生一比较，如果这里去的学生明显差一截，那人家就更有理由瞧不起我们的学校，我的脸上也无光了。
为了教好英语，我不仅认真备课讲课，而且十分注意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我编写了一本补充教材，主要内容是一些日常会话。我自己刻钢板，油印后发给学生，并带他们读，教他们说，鼓励他们在生活中运用。我还经常利用星期日给成绩差的同学补课。那时补课没有奖金，也不向学生收费，我也从未想过什么经济利益，只是一心一意教书，帮助学生搞好学习。当时有一批学生学英语的积极性很高，成绩也很不错，特别是有几个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颇有悟性，每次考试都获得高分，让我感到欣慰，觉得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
第一届学生临近毕业时，为了展示和汇报我们的学生学习英语的成绩，我决定搞一个英语晚会。我决心把晚会办好办成功，为此想了很多办法。我教学生用英语唱《国际歌》、《东风吹战鼓擂》，还自己编排简单的英语故事剧，大致情节是外国友人访问中国的人民公社。扮演外国人的演员需要领带，我没见过，就用马粪纸剪成领带的形状，涂上颜色，装上带子，给扮演者系到脖子上。正式演出是在一个夜晚，我们在一栋教室的山头牵了电线，装了电灯和高音喇叭，简单地布置了舞台。观众来得不少，挤得水泄不通，有学生，有老师，有学校领导，还有从街上赶来看热闹的小孩子。演出在人们的期待中开始，课文朗诵、诗朗诵、大合唱、故事剧，一个接一个。演员演得认真，观众看得仔细；演员聚精会神，观众如痴如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英语晚会的演出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在这间中学教英语的两年半，是我最早有成就感的一段时间。第一届学生毕业时，我写了一份工作汇报，题目是《为革命教外语》，总结了我教英语的一些做法和经验，这份汇报材料和我编写的英语补充教材，我至今保存完好，偶尔会拿出来自我欣赏一番。值得一提的是，这届毕业生上高中后，其英语成绩并不比那边的毕业生差。一位同学告诉我，那边的老师还夸奖这边的同学英语成绩普遍较好。
同时，这两年半也是我参加工作之初最快乐的一段时间。老师与老师，老师与领导，关系都比较融洽，互相之间以诚相待，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更没有那种勾心斗角、你争我夺、以邻为壑的烦心事。每一个人都全身心扑在工作上，没有谁为了个人的利益和前途去分心，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刘应松书记、曹家林校长以身作则，平易近人，有时还和老师们开开玩笑。几位同宿舍的外地老师都很开朗，也很友好。其中两位是复员军人，常给我们讲部队的生活。还有一位来自农村，有一种农民的幽默，有时喜欢讲个荤故事，引得满堂大笑。所有的老师，除我之外，都是公办老师，唯有我是民办老师。但我在这里没有受歧视的感觉，他们没有拿我当外人，这使我感到温暖，使我那颗受伤的心得到抚慰。
这两年半里，还有一些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的回想起来哑然失笑，有的则让我铭记终身。
学校的小食堂建成后，有一次炊事员给老师们煮面条，我们吃面时发现面没有煮透，里面还是生的。一位老教师就问炊事员：“你煮面时水烧开没有？”他答曰：“我把水烧得夺箭子开！”“夺箭子开”，我们都是第一次听到，新鲜！
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气候严寒，学生们早晨上学，一个个冷得发抖。为了让大家暖暖身子，学校组织大家到公路上集体跑步。曹校长跑在第一排的旁边，他伸出一支手臂，示意大家按他的速度跑，不要太快，不要乱套。学生队伍从学校跑到“三居委会”，又从那里返回，学生们在雪地上的跑步声伴随着“一二一”的口令声，使大雪覆盖的郊外显现出一派生机，同学们身上也开始暖和起来。
大概是 1972 年，一天，学校请驻校工人宣传队的张师傅给全体师生做报告。张师傅是镇油厂的普通工人，贫农出生，当时作为工人代表派进学校，参与管理和领导工作。张师傅没有什么文化，不会讲话却又很喜欢讲话，喜欢教训人。要命的是他是乡下人，一口地道的乡下土话常引人窃笑。我在 1970 年寒假的集训期间就领教过他老人家的教诲，他一口一个“得个 ( 这个 ) ”，我和另一位受训的老师忍不住当面低头发笑，结果是不欢而散。这次到学校做报告，事情可就闹大了。下面是几百个学生和老师，老人家又是一口一个“得个”，讲话语无伦次，不知所云。学生们不时发笑，不是因为讲话精彩，而是因为讲话土气。张师傅作为堂堂工宣队员，哪能忍受娃娃们的讪笑，他看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挑战，很自然地要进行反击，教训教训这些缺乏无产阶级感情的小家伙。在学生们又一次发笑时，他冒火了：“你们还笑 ( 阳平声 ) ？一笑都忘了本！”下面又是一阵哄笑。“我七岁就吃 ( 地方话与“七”同音 ) 了父亲！”他本来是要说七岁就死了父亲，这一下说成七岁就吃了父亲，下面更是哄堂大笑，一直忍住不笑的老师们这次也忍不住了，一个个用手掩着脸笑了起来，会场秩序因之大乱。
此时，刘书记出来打圆场了。他说：“今天，张师傅很激动，我们请他先去休息，下一次再请他来给我们做报告！”听到这话，下面鼓起掌来，正在走下讲坛的张师傅见状连连摆手：“不要你们欢迎，不要你们欢迎！”师生们又是一阵大笑。
回想起来，师生们如此对待一位工人师傅实在是不礼貌，但仔细一想，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他们，怪只怪当时的政治环境，把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文盲推上社会舞台，去领导那些有文化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闹笑话是难免的，只要是笑神经正常的人，谁也会忍不住发笑，即使冒着政治风险。所幸的是，这样的闹剧再也不会发生，知识的价值被扭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973 年暑假期间，全镇的中小学教师集中学习。学习快结束时，我们得到了二中要停办的消息。我从老师们的闲聊中得知，公办教师将分流到公办中学和小学。学习结束那天，主管文教的镇委委员找我谈话。在我的心目中，这可是一位大官，我的上面有备课组长、教导主任和校长，文教组长管校长，他又管着文教组长，你说这官有多大？他亲自出面与我谈话，我简直是受宠若惊。我们在一块草地上席地而坐，承蒙抬举，他首先肯定了我在二中的工作成绩，然后话锋一转，说是教育调整，二中停办，要我回原来工作的小学去。他说的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句：“做工作不是说好话。”意思是，我现在给你做思想工作，不是给你说好话，不是求你，你去得去，不去也得去。在当时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大官给我做“思想工作”，我一介百姓，能不识抬举、顶着不去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不去，会有好果子吃吗？不仅没有好果子吃，恐怕连饭都没得吃！
于是，我姑且服从安排，第二天便借来一辆板车，拖着我的全部家当，包括被子、垫絮，一床父母留下的在万恶的旧社会购置的毛毯，以及一口装书的旧木箱，带着满腹的疑惑和失落感，回到我原来工作的民办小学，开始了新一轮与命运的博弈和抗争，在失望、无望甚至绝望中寻找人生的希望。
200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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