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端阳：王林与“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
王林与 “ 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 ”
－－作者：王端阳
“ 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 ” 早已尘埃落定，但一些历史的细节尚不清楚。我父亲王林在文革中有三份交代谈及此事，提供了此案最初的情况。三份交代分别写于 1967 年、 1968 年和 1969 年，内容基本相同，为阅读方便，我选择 1968 年的为范本，所缺之处在注释里加以补充。
1968 年的交代：
关于李楚离的情况
李楚离，原叫李通良，后来在狱中叫李即吾。
我认识他是一九三○年春，介绍人是我的今是中学的同学过家和（又名过一民，李大钊时代的共产党员），当时我只是个赤色群众。过家和给我介绍李楚离，是叫我听革命故事，提高政治觉悟。过家和说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广州暴动。当时我和李的关系只是朋友关系。在他住的公寓里见过他几面之后，因为他搬了家没有告诉我新搬住处的地址，我也因为在这一年五月初，由李续纲（文化大革命前在北京市人委工作）介绍参加了共青团，工作忙了，就跟李楚离断绝了朋友间的来往。后来又听说李楚离被捕入狱了，怎么被捕的，在哪个监狱扣押着也不知道。
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叛徒李素若（抗日期间因托匪关系被我八路军处决）叛变自首，从北海西草岚子胡同伪 “ 军人反省院 ” 出来，见到过家和说： “ 李通良（李楚离原名）也在军人反省院里扣押着，他已经成神经病了，谁跟他说王明召开四中全会引起党内斗争、党内分裂的问题，他就说： ‘ 我们党不会分裂，你是造谣！你是叛徒！ ’ 疯狂地骂人。我看李通良完了，疯了，神经病了，不可救药了！ ……” 过家和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和过家和都认为李楚离在狱中的那种表现，是一个党员因长期关在狱中，不了解外边的情况，而对党的起码的忠贞。所以很同情。于是过家和出钱，我跑腿，给李楚离往狱中送过一次或两次吃的东西。
后来，过家和向我说： “ 北海西草岚子胡同军人反省院的狱长（具体名称忘了），还是我本家的一个叔祖父。 ” 因此他倡议说： “ 咱们想法把李通良弄出来吗？ ” 我说： “ 那太好啦！你有人、有势，全看你啦！ ” 他说： “ 好，我奔走试一试。 ”
过家和是国民党老西北军冯玉祥的财政干将过之瀚的侄子（过之瀚的儿子过家芳也是我的今是中学的同学，李大钊时代的党员，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时给国民党冯治安部当师长，在火线上起义，文化大革命前在安徽军区当副司令员），过家和本人也是西北军某干将的门婿，这时他在北平宋哲元二十九军当什么差事（详情不知），但是他这时还没有恢复党的关系，据说后来不久就恢复了党籍。（在淮海战役中，他所联系的过家芳部在火线上起义成功后，他被国民党刺杀而死。）
一九三六年夏，过家和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为李楚离奔走一些日子以后，见到我说： “ 李通良出狱的事不好办，因为国民党有规定，刑期不满提前出狱，必须办理自首手续。 ” 过家和觉得自己不能劝同志叛变自首，因此他就不再奔走此事了。
我这时与黄敬几乎天天见面，就把上述的情况随时告诉了黄敬（黄敬此时是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起初他对此事没有表示过任何态度。后来大约在六月底或七月初，黄敬忽然很严肃地向我说道： “ 有件工作，需要你去做一做。你不是跟你的姓过的同学要救一个押在狱里的同志吗？ ” 我说： “ 是啊。 ” 他说： “ 党中央很关心这些在狱里押着的老同志们，考虑到华北的局势，随时都可能有变化，有突然被日寇占领的可能，像沈阳 ‘ 九一八事变 ’ 一样，一晚上成了日本的。如果华北沦陷在日本手里了，这些同志们可就出不来啦。同时外边又非常缺少干部，急需这些老同志们出来工作。因此组织上决定叫他办手续赶快出来工作。 ” 我一听这件事非同小可，不免一惊愣。黄敬见我一惊愣，更加严肃地加重语气申明道： “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而不是他个人的动摇变节！你要利用你那姓过的同学的特殊关系，找个方便，把组织上这个决定告诉李楚离，叫他赶快办手续出来工作！ ”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后，先找过家和（在他叔父家中）要他向他叔祖父要求在狱中规定的一般犯人家属探亲时间以外，允许我单独接见一次李楚离，过答应了。下一次我找到他时，他说： “ 说好了，你到那个军人反省院的收发室找某某（姓名忘了），一说你叫什么，他就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了。 ” 我记下那个姓名，后来就到伪军人反省院去了。到门口收发室一提找某某，正好就是他本人值班。他叫我到那个接见犯人的大铁栅栏前等候。不久，李楚离趟着铁镣出来了，后边还有个警察跟来监视。
我们隔着铁栅栏说话，警察坐在一旁不远处，因此不能自由谈话。我只得用隐语（以 “ 老子 ” 代表党中央，以 “ 母亲 ” 代表地方组织）把黄敬叫我转达的党中央和地方党的意见原词转达给李楚离。他起初好像没有听明白，表现吃惊之状。后来听明白了，立刻热泪盈眶，痛苦地摇摇头说道： “ 我已经坚持奋斗六七个年头啦，剩下的刑期有限啦，我不能最后倒落个叛徒出去！ ” 我继续用隐语，用党的名义说服他。他含着泪花，警惕地看着我审问： “ 你怎么能证明你是代表组织来的？ ” 我没有办法证明我是代表党组织来和他谈话的，只好仍然重复黄敬告诉我的话说劝他。他不等我说完，恼怒地一转身，毅然决然地趟着大铁镣铛啷铛啷地转回牢房去了。
我木然良久，回去汇报给黄敬。黄敬听了低下头沉默着，一句话也没有说。以后他再没有叫我做这项工作。不多几日，党组织上就派我到西安东北军张学良部当学兵做地下工作去了，再也不曾管问此事。李楚离在抗日战争以前出狱的，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见过他，也没有通过信、通过电话、电报之类的，因为没有事。
上述情况，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我在晋察冀边区北方分局党校整风审干时，在本组内谈过。建国以后，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几年前，写我自己的档案材料时也写过。这些材料都存在市委档案库里。
王林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第一份交代写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相对较短，原件交给了南开大学 “ 八一八 ” 红卫兵，此件是后来从大字报上抄回的，所以后面特别加了个注：此件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六日抄于南大 “ 八一八 ” 。接受教训，我父亲再写交代时，都用一种单面复写纸复写一份，把原件交上去，还不留痕迹（造反派不让复写），复写件就保留下来。南大 “ 八一八 ” ，是与南大 “ 卫东 ” 对立的组织，天津人称之为 “ 南老八 ” ，他们在文革中最大的历史 “ 功勋 ” ，就是揪出了 “ 六十一个叛徒集团 ” ，并得到中央文革的表扬。
第三份交代写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二日，比第二份交代精简了一些，最后说明有补充：上述情况，一九五六年（？）写我自己的档案材料时曾捎带交代过。文化大革命中，一九六七年春我首先向南大 “ 八一八 ” 谈过写过。一九六七年度，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专案组曾多次来查对这件事，我都如实地交代过和写过书面材料。
交代中有个最需要说明的就是李素若。按照当时的历史结论李素若是叛徒，并于 1938 年被中共直南特委以托派的名义处决。实际上，李素若于 1925 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 1927 年 6 月，北伐军占领濮阳以后，他筹建了国民党濮阳县党部，任书记长，帮助北伐军筹饷。 1929 年濮阳温邢固事件后，他积极营救被捕的中共濮阳县委领导人，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 1928 年至 1930 年刘锡九利用与刘珍年同胞兄弟的关系，经周恩来同志批准，先后介绍了李素若、李楚离、刘满溪等 20 多位中共党员到国民党烟台军阀刘珍年部队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1931 年至 1933 年，他辗转到了西安，任陕西省参议。七七事变后，他回到家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 年 10 月，中共直南特委直接领导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四支队成立后，李素若担任联络员，为四支队募捐了部分经费，还将家里卖地的钱拿了出来，可是在随后发生的 “ 肃托 ” 中被处决。直至 1983 年 9 月，中共濮阳县委才作出《关于李素若同志被错杀的平反决定》。
按照现在的史料记载，营救六十一个共产党员出狱，是过家和通过其叔过之翰进行的。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我父亲已去西安。另外过家和牺牲的日期，我父亲说是在淮海战役之后，与史料不符，应该是他记错了。
关于过氏兄弟再补充几点：
过家和 (1908 － 1945 年 ) ，安徽蒙城人， 1927 年，经彭雪枫介绍加入共产党。 1928 年 6 月，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到十七军刘珍年部搞兵运，任该部组织科长。 1935 年，通过其叔过之翰的关系，任宋哲元部军政处中校处员。 1936 年，参与营救中共党员薄一波等 61 名 “ 政治犯 ” 出狱。 1937 年春去延安。 1939 年任何基沣部中校军需。 1945 年 9 月中旬．由蒙城去上海，途经双涧东谭老荒，不幸被国民党暗杀。 1983 年追认为革命烈士。
过家芳（ 1906 － 1998 年）， 1927 年也是由彭雪枫介绍加入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军队做地下工作。在喜峰口战斗中，身为营长的过家芳率大刀队冲在前面．亲手砍死一名日本炮兵大佐。七七事变后，接任已牺牲的佟麟阁兼任的军部军事训练团团长。后任张自忠麾下的五三七团团长，张自忠牺牲后，是他将张的遗体从日寇手里夺回。抗战胜利后，升任少将师长。 1948 年淮海战役中，在张克侠、何基沣领导下于贾汪率部起义。后曾任第三十四军副军长、南京警备区参谋长等职。
2016 年 8 月
转自《王端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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