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堂：炳年之死
炳年之死
－－作者：王金堂
炳年，姓刘，天津5中68届初中生。矮个，长圆脸，脸蛋子胖得稍有点嘟噜着，黑黢黢且无光泽。说纯正的普通话，很自然地不带津腔。他能让人在不经意间觉出重点中学出来的学生有不一样的底蕴，特别是“刘炳年”三个字的签名，写得龙飞凤舞，接近他的人时不时能看到。据说，在死刑判决书上的签名，依然不改龙飞凤舞的本色。
1970年底至1971年初，我从15团煤矿下来，几经辗转又回到一连，与炳年同班，住一个宿舍。
没有荣升通讯员时的炳年是乖巧的、沉静的，从不与人开玩笑。生活中，他节俭、自私，与人无深交；工作中擅长干表面上的活儿，重活、难活躲着走（我的感觉：一是他体力不够，二是怕干不好出丑）。遇有人说脏话讲荤段子，炳年从不参与，但听得饶有兴趣。大家哄笑时，炳年闪到一边,嘴咧开一点，浅笑。嘴唇是紫的，露着白的牙。
“炳年子，你丫最坏了！”有人嚷嚷起来，炳年一笑了之。骂起来，炳年不语，神色凝重；再骂，则是不屑，是那种从心底透出来的“胸藏风云世莫知”，俯视群氓的不屑。偶尔也会分辩几句，但绝不会带粗口。
在峻急的言语压迫下，炳年会口吃。
表面上的炳年是孱弱的……
炳年革命方略之教唱“样板戏”
表面上弱的、静的、力拙的炳年，每每有惊人之举。1970年中至1971年初，在“大唱大演革命样板戏的高潮”中，炳年在连里贴出自己教唱“样板戏”的海报，摆出敢与连办的主流的《智取威虎山》剧组竞争占领无产阶级文艺阵地的架式，一片哗然……
“炳年，什么是二黄倒板？”
“炳年，西皮流水怎么唱……”
自以为深谙优孟之术的炳年，几无招架之力。在回答什么是“回龙”时，竟说是京胡拉“的龙”时的那个音调，招致一片嘲骂声。炳年不知，国人中爱演戏会唱戏的人何其多，以至“做戏”的传统已深入到我们的骨髓中。平心而论，炳年唱戏的知识和其小翻（跟头）的功夫，我不能望其项背。我尤其欣赏他击鼓的技艺：熔激越、舒展、潇洒、恬淡于一炉，“吾辈好生羡慕”。
教唱“样板戏”没有得到“上头”的认可，自然是无果而终。此举在群众中没有得分，在领导那儿也没有失分，总体效果是得大于失，“扩大了知名度”。
炳年革命方略之夜读“毛著”及晨练冷水浴
炳年的夜读让我记忆犹新：夜半，煤油灯下，昏昏然；以箱为桌的桌面上，书、笔记本、日记本、沾水笔等堆放有序，灯影之下，森森然。往往有炳年自己手书的毛泽东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一类的励志小条幅置于明处。
炳年夜读的标准形象是：披着棉袄或大衣，长且胖的脸在摇曳的灯光下神色凛然，满带“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庄重，正襟危坐……
其夜读的戏曲样本应是关云长夜观《春秋》的套路，现实样本则是林彪读毛选的剧照。而冷水浴显然是以“伟大领袖”为楷模的。毛说，冬天在井边把一桶桶的冷水从头淋下去，没有勇气的人能做到吗？
炳年诗云：“冷水浴，练心意，惊风雨，气天地。”
不过，炳年的冷水浴是在宿舍里表演的：赤裸着身子，用毛巾沾着冷水擦，擦。奇凉之下，嘴里发出“啊”，“啊”的啧啧声。
炳年的夜读和晨浴着实让我感到“革命”的压力。
实在烦了，我有时会阴险地说：“炳年子，有能耐到井边冷水浴去！别影响别人睡觉。”
炳年并不上当。细想，同样是隆冬腊月，“岳麓山下红旗展”是什么温度？而“乌加河畔尽朝晖”又是什么温度？
炳年对度的把握颇有分寸，不仅是冷水浴。
炳年壮门面的脸和他瘦骨嶙峋的身子骨形成的反差让我惊讶，他用毛巾擦拭细瘦的四肢和凸现的肋骨的影像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如昨，而他发出的“啊”，“啊”的声音似乎穿越时空还在我耳边回响。
炳年革命方略之干谒王侯
炳年给高级领导人、名人写信，是一以贯之的。他跟着形势写，赶着潮流写。或自荐或举荐或建议或探讨或批评。信里有自己的想法，也有大量道听途说，一并写入，洋洋洒洒。
他深慕“识荆”的古风，也相信这“上书”（写信） 至多不过是落一个焦大类的愚忠，可能会被“塞一嘴马粪”，但不会伤及筋骨。他看到的尽是黄帅、张铁生、李庆霖一类的“写信明星”的发迹。他对“领袖”、“革命”的忠诚、真诚“日月可鉴”，同时他也太想一夜成名、太想出人头地、太想改变自身的“奴隶地位”（革命导师语）。他自视有成为大人物的才干，而没有 干重体力活的能力。
人生如果是一场戏，那对他来说，这是最出彩、最关键、最好演的一折。
唉，炳年，殊不知，写信写出名、发迹的，寥若晨星；写没了命，下大狱的数不胜数。
有人劝过他，不听。
炳年写信的对象，择其体积巨大者，计：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江青、李讷、陈伯达、康生、谢学功、郭沫若等等。
给毛写信，其中的一封是建议成立“马列主义国际军”，武力统一世界，其想法之荒诞，类组织现代“十字军”东征异教徒；给周恩来写信是举荐自己的大哥（据他说是天津名中医），可医好周的病，心意款款；给郭沫若的信是探讨新诗歌问题（这大概是受毛当时发表的新诗词和议论新旧诗的启发），寄去的诗作里“冷水浴”诗及引起女生公愤和男生嘲讽的“神州不统一，永世不娶妻”诗就忝列其中。但是，要了炳年性命的主要是写给李訥（或江青）的 一封信。炳年写的一时兴起，问江青阿姨：“在家里，主席有缺点可不可以批评？”这其时也是毛泽东一贯挂在嘴上的主张，即孩子可以批驳父母、家里人可以批评家长。这样写，本意是投其所好，没话搭拉话，属于拍马之一种。然而炳年出事时正是邓小平先搞治理整顿、然后是治理整顿邓小平的1975年，这给了人们以充 分的联想和上纲上线的空间。
这些都是炳年出事后，有关方面组织对其“大揭发、大批判”时披露出的鸡零狗碎的材料。
“xx通讯员”的辉煌和大蹭蹬
炳年的革命方略在1971年下半年（或1972年上半年）起了作用，他被连里宣布为通讯员，但因群情激愤旋被改为“xx通讯员”。
xx通讯员的炳年，帽檐捏成船形（或像棺材头型），衣服簇新、略大（炳年因节俭，保有的新“垦服”派上了用场），风纪扣一丝不苟，一脸深沉。从连部出来，穿过长长的操场去水房或猪号，踱着步子，举手投足间最像首长。这是炳年最辉煌惬意的一段时光。
那时，我正在经历着朦胧的初恋，天天盼着来信。炳年掌管收、寄信的生杀大权，免不了要麻烦他。
我紧追在他背后，小心地叫：
“炳年子”，不理；
“刘炳年，”仍不理；
“炳年，”“……”；
“小刘，”“……”；
最后喊：“通讯员（大声）！你妈的（小声）。”
“干嘛？有事吗？”炳年在听到通讯员的称谓时才慢慢扭过头来。
“有我的信吗？”
“有信，我会让各班的班长到连部来取，由班长发给个人，不要直接找我……”对曾住一屋的熟人，炳年照样正气凛然。
“浮华的背后是危机”，有位高人如是说。
事实上，炳年甫一就任“xx通讯员”就受到了上、下双重压力。
上层是连部的其他人员（文书、会计、出纳、统计、保管、卫生员）集体挤兑他，采取一致的敌视态度，因而对他不利的负面信息呈辐射状；下面是，连里的部分知青或真的对他有意见，或是看不上他的做派，以讹传讹，呈人云亦云状。其xx通讯员的生涯不长即民怨沸腾。
总括炳年的“劣迹”，一是有“一阔脸就变”的嫌疑；二是对女知青过于热情，对男知青过分冷淡，进而违背其“神州不统一，永世不娶妻”的初衷，对几个女知青格外殷勤，“疑似”心怀不轨，甚至扣留个别女知青的信件（据说）。但是，造成炳年被众人当成异类，导致他最后被撤职、受到一次人生大蹭蹬的原因，我以为应该是他那直白的、不加掩饰的、要改变自己的地位的“力争上游”的精神，和“狠狠作秀”（当代语，源自一个新左派的戏剧导演）的表演。
我们的文化基因告诉我们，对功利的渴求要迂回地表达，要“谦虚”。炳年体力不逮，又一贯地“怕苦怕累”，他属于那类干得不好，又不懂得谦虚的人，凭什么“发迹”？于是，干得不好，无缘谦虚的；干得好，不会谦虚的；干得又好又谦虚的；干得一般，但很会谦虚的，都迁怒于炳年。
他成了众人攻击、发泄、嘲笑的靶子。
一时间，恶搞“冷水浴”诗和“神州不统一，永世不娶妻”诗的声音不绝于耳。
“炳年，什么台湾不解放，一辈子不娶媳妇，是找不着急的吧……”
“炳年，这顺屁股溜也叫诗呀！”
在如潮的笑骂前，炳年表面上的气定神清都让我佩服。换了我，早就发疯了。
在各种舆论的压力下，炳年在一个很没有面子的公开场合，被连领导宣布撤消“xx通讯员”的职务，把铺盖又拎回了大田排。
炳年在一连从此跌入深谷，一蹶不振，其革命方略似乎只剩下干谒王侯——写信一法了。
末路
被罢了官的炳年，凄凉地回到了原点。在连队又一次把人员打乱重新分班、排后，我和炳年已不在一个宿舍了。
听到他杀人的事，我并不十分吃惊。让我震惊的是他因此而被枪毙。
炳年的杀人，根本的原因是和他的精神状态有关：极端的自负与极端的自卑，极端的功利与极端的无望，交织缠绕在一起，使精神处于妄想狂的临界状态，几近崩溃。
炳年不是一个异数，而是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只要那个让人诅咒的时代继续下去，就不断会有新的炳年涌现出来。
炳年杀人的直接原因，因观察角度不同有多种版本。我以为较接近实际的原因是这样的：
炳年自认为这次的上书（写信），自己终于可以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了，但是竟然被轻蔑地对待，错过了他苦心设计好的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时机，断送了他唯一的出路、唯一的机会。这无疑是对他生命的毁灭。
当众拿他追求女知青的事情嘲笑、讥讽，是对他即将成为大人物身份的藐视，“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要报复。
这次他要表演的是“大人之怒，血光冲天”。他用一把小号三角锉磨成的刮刀把人扎了若干下，又把一瓶煤油和一盒火柴置于明显处。他有时间将人杀死把火点燃，但没有做，又若无其事地回屋睡觉去了。
在似不可理喻中，我们又一次看到戏剧化的因子：架子要端足，表演要极致，尽量与众不同。
炳年的杀人毫无疑问是个悲剧，不管是对被害者还是害人者来说都是如此。但是，人们从开始时的震惊、愤怒、莫名，很快转入到兴奋、新奇，索隐细节的喜剧状态；继而在上边组织的对炳年“大揭发、大批判”的活动中，又“有枣一竿子，没枣一竿子”搜肠刮肚地揭发凑材料，挖空心思地“上纲上线”，这喜剧又衍绎成了闹剧。
炳年以“现行反革命杀人犯”被处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让我们知青自己给闹死的、说死的。炳年的末路，是他优孟人生，演砸了的一个悲剧，而怀着看客心理的我们，又把这个悲剧演成喜剧进而变成闹剧。
这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吗？
从那个时代到这个时代，从“引车卖浆者流”到精英阶层，从台上政治秀到下台后搭班唱京戏当票友，都走不出这悲、喜、闹的环形剧场。
鲁迅说：现代史是一出耍猴戏，实际上，整个历史就是波澜壮阔的戏剧秀场。优孟的中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优孟的中国人与众不同。
尾声
如果记忆没出错的话，炳年是1975年2月1日被处决的。
当时邓小平再次失势华国锋等政治新星冉冉升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方兴未艾，内蒙兵团“无可奈何花落去”正在撤制与地方交接。倒霉的炳年，赶上了“杀一批”的政治形势。
照一般的理解，炳年的罪行也就是到萨拉奇劳教3年或充其量判几年刑，无论如何也不至于犯到了所谓“现行反革命杀人犯”的惊天大罪。
据说，内蒙兵团上报北京军区建议判炳年无期，北京军区上报中央是死缓，而华国锋批示为：“思想右倾，留此人何用”。
在我们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年代，有一个不应忘却的规律：大凡新起政治人物或政治势力，在他们“走台”、“坐台”的关键时期；或一个政治运动的肇始、勃兴、低谷、谢幕的要紧场次，往往会有“杀一批”的“战略部署”与之配合，为之添彩、提神、壮行色。
可怜的炳年，赶上了“杀一批”。
让人聊以自慰的是，炳年赶上的“这一批”有张志新等众多的智者、殉道者,当然，这是现在的自慰。
开公审炳年大会的那天上午，连长白文好安排我看家（守连队）。不去观看处决炳年的场面，正合我意。我真的不愿意看到一个熟人被这样杀死。
我的信念是：不应杀人，更不应杀不该死的人，这是我们人性的底线。
正像闹剧过后，当听到炳年真的被判死刑了，连里的人都默然了。我相信大家内心的感受如五味杂陈。我接触到的所有人都说，没想到会是这样。
那天，全连知青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连队，连里死一般的沉寂。接近正午时分，似乎从二连方向传来了枪声。
事后，人们说：吕宝华（同时处决的人，案由是为女朋友抢一块手表而杀人）瘫了，是从刑车上拖下来的，枪响后，脑袋炸裂了；炳年是自己蹦下来的，头上只有个汩汩冒血的小洞。
有人说，炳年有誓死如归的气概，如果不是嗓子被塞进浸有麻醉剂（待考）的破布，未准不能喊几句或唱几句（就像阿Q那样引起看客的鼓噪）。
但，我宁可相信在场的15团政治处的人的判断，一直到从刑车上跳下来，炳年仍以为他是来陪绑的。当看到有两个埋尸坑时，他崩溃了……
可怜的炳年,他可能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杀了他,他是那样地笃信那些政治寓言,痴迷那些做戏的表演。
可怜的炳年，死后被“再教育的老师”——当地生活并不太窘迫的农民剥夺了衣服，被“屯垦戍边”的同伴掰掉了脚趾……
写于2005年10月
转自《那年那月那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