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上）
当年画刊小报上关于成都“5·6事件”的文革宣传画（下同）
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上）
－－作者：王锐
伤亡惨烈 震惊中央
“文革”成都“五·六”事件，是指1967年5月6日发生在成都132厂的大规模武斗事件，时称“五·六大血案”或“132厂大惨案”。
成都“五·六”事件，是文革早期成都地区乃至四川全省发生的规模最大、一次性伤亡最多，场面最惨烈的武斗悲剧。132厂位于成都市西郊黄田坝（文革时更名为“红旗坝”），是一家涉及飞机生产的大型军工企业（即现今研制“枭龙”战机和第5代隐形战机歼20而闻名于世的成都飞机工业公司）。1967年5月6日，该厂造反派和对立保守派群众组织“产业军”发生冲突，成都市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包括北京和外省赴川红卫兵）紧急声援，由此引发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与武斗人员达数千人之多，现场声援、助威、围观群众达10万人以上。场面壮观，战况极惨烈。造成当场死亡数十人，轻重伤者2000多人的“大血案”。其时，以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和省人民医院为首的成都市各大小医院100多辆救护车全部出动，川医附院太平间内摆满了死者遗体，所有病房（包括临时病房和过道）挤满急待救治的伤员。造反派、红卫兵自发组织的“志愿献血队”集聚医院大门，排队等候献血。这种惨景，中共建政以来在成都从未有过。一时，全城悲声，群情激愤。消息传出，全国哗然，高层震惊。
反应最激烈的，是已占据主流地位的以“五大领袖”为代表的首都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中排名第一位的北大聂元梓，所控制的“新北大公社”，当天晩上就第一个发表《关于四川局势的声明》，强烈声讨“产业军”，表示坚决声援四川造反派。有“地派”之称的北地“东方红”，更是连夜组织万人集会示威，声讨成都“五，六”事件（有一赴川北地“东方红”战士李全华在当天事件中遇难）。其余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首都有影响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对成都“五，六”亊件表态，一边倒地声讨“产业军”及所谓后台，声援四川造反派。
一些激进的红卫兵造反派，还连夜采取行动，在赴京四川造反派人员的指认配合下，四处查抄打砸“产业军”一派在京机构及人员驻地，搜捕其成员（当晚就抓获数十人，其中据说有一名“军长”级人物）。
不仅如此，群情激愤的首都红卫兵，甚至要发起组织红卫兵“敢死队”，开赴四川与“产业军”及其后台“李井泉一小撮同伙”，决一死战。此议后被周恩来制止。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央，仅同意由北京医学院派出30人组成的医疗队乘飞机赴川，参加对“五·六”事件受伤人员的救治。
4月开始，在毛泽东发话并一直关注下，中共中央高层以周恩来为首，正在解决四川问题。其时，负责“支左”的四川军方（成都军区）领导，和一些造反派头头正在北京（有人是被中央指名从监狱放出直送机场的）。由此，惨案消息当晚即直达中央最高层（先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后报毛泽东）。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高层，迅即作出强烈反应。当天深夜，中央即电令成都军区派野战军部队进驻（此前该厂军管会是空军人员），全面接管132厂，逐楼搜捕产业军“红联”武装人员。其后在中央命令下，部队又接管了市郊的火葬场（据说怕“产业军”私下焚烧遇难者尸体，毁灭罪证）。再后来，还派出军队，加强对收治伤员的川医附院和省医院的保护（有小道消息称，产业军会来医院抢伤员）。
第2天，5月7日，以中央正式文件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紧急出台，并电告成都。这份《决定》共有十条内容，世称“红十条”。其中主要内容，一是宣布以李井泉为首的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予以公开点名。二是全面改组了成都军区领导班子。
其最后一条即第十条，却是破例专言前一天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摘自文件原文）
据称，这份《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不仅经毛泽东亲自圈阅批准，而且还亲笔修改过其中某些字句，其权威性非同一般。不过，后来有消息传出，这个至关重要的中央文件的最初文本，竟是出自红卫兵造反派笔下。是由川大的一名学生造反头头，和一名“首都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第三司令部）的笔杆子共同执笔起草。“五，六”事件当晚完成后，连夜送中央高层审稿定夺，第二天即向全国发出。除其中的人事任免外，主要内容及倾向，反映造反派立场观点也就不奇怪了。中共中央文件，由学生红卫兵来起草，大概只有毛泽东搞的“文革”中，才会有此奇亊。
虽然与弥漫成都全市的过激舆论言词比较起来，谈及这次流血亊件，此《决定》语气比较温和。但实际上，已经给一天前发生的成都“五·六”事件定了性，也给事件参与一方的“产业军”定了性--间接宣判了“产业军”的“死刑”。
从此之后，号称有数十万之众，并一直受到以成都军区为代表的军方公开支持的“产业军”，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就此从成都地区的文革舞台上逐渐消亡了。正如同几个月之后武汉“百万雄狮”的命运一样。
背景之一：“产业军”及其他
“产业军”，全称为“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是文革初期成都地区最大的群众组织之一。
关于“产业军”，有些文革著作中曾有记载。例如王年一先生所著文革简史《大动乱的年代》中，关于“产为军”，是这样提及的：“‘产业军’由工人和基层干部组成，他们坚决反对‘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李井泉’等口号。1967年4月15日，‘产业军’扬言要‘血洗川大，头断四川，血洒西南’。5月11日，‘产业军’把已经亮相支持激进派的西南局书记曾希圣抓走。”
应当说，这段关于“产业军”的简述，既稍嫌简约，又不甚准确，与当年“产业军”的史实真相，相去甚远。
“产业军”成立于文革初期的1966年11月下旬。其背景是：在红卫兵运动强烈的冲击和带动下，全市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且逐渐成为左右成都地区文革形势的一股重要势力。而一些不屑于或不被接受参加造反组织的群众（主要是比较正统的党团员和产业工人，且多数是运动初期带有官方背景的工人组织“赤卫队”成员），不甘心于自己被排斥在“文革”运动主流之外，于是暗中串联，酝酿成立有别于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并得已依靠这个组织，与造反派抗衡。
几经串联，11月25日召开了第一次碰头会。两天后的11月27日晚上，在红照壁礼堂正式召开筹备会，有成都地区17个单位40多代表参加，最后选出21人组成筹备组织。其名称则是根据毛泽东那篇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到的“产业工人”这个词组，定名为“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
第二天凌晨，按当时流行做法，分别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两封“致敬电”。12月1日，“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在红照壁正式挂牌，并向全市散发成立《宣言》。
因有原先的正统及官办基础，“产业军”成立后发展很快。各单位原有官办的“工人赤卫队”、“工人纠察队”，被后起的造反派冲击砸垮后，其成员纷纷加入到“产业军”各下属师、团中。到1966年底，成都“产业军”就达几十万之众。
进入1967年，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在红卫兵造反派反复冲击下，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其时，以成都军区为代表的军方，就成了稳定和控制局势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在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以后，军方态度成了各派争夺的关键和核心。
与造反组织相比，“产业军”有“几多”：党团员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多、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多、部队转业复员军人多。由于这种背景，成都军区主要负责人选择“支左”对象时，自然选择了“产业军”。而不肯支持成员复杂，反地方当局色彩浓厚的造反派。
从2月中旬开始，成都市和四川全省“文革”形势发生重大逆转。2月上旬，军方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并明确支持“产业军”。军方首先在军內逮捕造反派，取缔军内造反组织。并以“冲击成都市公安局”的“1.29亊件”为由，逮捕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街道分团”的头头和成员。在赴川首都红卫兵支持下，以川大8.26战斗团和“兵团”为主的学生红卫兵及造反派，在成都军区大门静坐示威，要求释放被捕造反派，包围堵塞大门，多日不退。
2月17日，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了“2.17信件”（据称，此信其实是成都军区领导自已搞的，仅电话告知军委某副主席，就以军委名义发布）。2月18日，军区破天荒出动军用飞机和直升机，在成都及全省主要城市空投了80万份“2.17信件”传单。以此为转折点，军方开展大规模全省“镇反”。成都及四川各地市、县，相继发生造反派被群体性逮捕拘留、造反组织被取缔的事件。这就是四川文革史上有名的“二月镇反”。
这次“镇反”规模空前。从2月中下旬开始到3月底，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四川全省近10万人被捕。“文革”后，有文献对此有如下记载：
在军区的支持下，四川省公安厅于2月28日发布了《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在全省开展了“镇反”活动。据当时的材料，二、三月间四川在“镇反”中扣押了近10万人，包括不少造反组织的大小头目。（《当代四川简史》第19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随着成都主要造反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8·26战斗团为代表的造反派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遭明令取缔。“产业军”一跃成为成都“文革”的主流派，而且在军方和公安部门取缔“兵团”和“8·26战斗团”等造反组织、逮捕拘留其成员时，“产业军”起了相当作用。不仅逮捕人的名单多数是“产业军”提供的，后来发展到“产业军”自已扭送人到公安机关强行让对方收审逮捕。甚至“产业军”人员看谁不顺眼，比如发了几句牢骚的造反派家属或同情者，或是骂了他一句“保皇狗”之类，仅十二三岁的少儿，也一样五花大绑扭送公安局收监。由此，“产业军”在市民中大失人心。这也是后来在“五.四”川棉亊件中，市民自发设卡阻挡路口不让“产业军”援兵通过，以及“五.六”亊件中一喊“打产业军”，市民便一呼百应，纷纷跑往132厂声援造反派的原由。
4月初，形势发生了不利于“产业军”的转变。在中央（主要是中央文革）的干预和压力下，被捕的红卫兵、造反派成员相继被释放。全省范围内，造反组织重新崛起。而且，越来越多的消息从北京传来，中央认为成都军区领导人“支左”犯下方向路线性错误，正着手解决四川问题，军方感到了极大压力，逐渐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新崛起的成都各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二月镇反”中曾经打压过自己的“产业军”，从4月上旬起，两派对立越来越严重，小规模冲突不断。
背景之二：川棉“五·四”事件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5月4日，在四川国棉一厂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世称“川棉大血案”，这可以看作是两天后“五·六”事件的预演或序幕。
川棉一厂是成都市有数的国营大厂，有职工近万人。由于产业工人多，该厂又是当初成立“产业军”的发起单位之一，其在“产业军”内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产业军”在该厂的组织是“川棉产业师”，系全市产业军的中坚力量。
厂内与川棉“产业师”对立的造反组织是“红旗战斗师”，人员及势力上，较前者相对处于劣势。由此，造反派重新崛起后，一批大学红卫兵（川大“8·26”和属于“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成都地质学院、成都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工学院的红卫兵）就应邀以“学习队”、“联络站”名义进驻该厂，倾全力支援红旗战斗师与“川棉产业师”作对。由此，两派经常引发摩擦和小冲突。
其时，两派在川棉的控制区分别为：产业军以“产业大楼”为主体，控制周围各幢大楼，“红旗战斗师”则主要控制该厂“生活区”。
鉴于外来红卫兵对自身构成的威胁和侵扰日益严重，4月30日，“川棉产业师”发布“勒令”，要进驻川棉的红卫兵当即离厂，否则后果自负。就此引发事端，拉开了武斗序幕。
5月1日清晨6时许，产业师出动人员抄了“红旗战斗师”总部。同时被抄的还有红卫兵成都部队驻川棉学习队及川大“8·26”联络站驻地，事端初起。下午，两派谈判未果，双方各自调集人马，暗作“决战”准备。
5月3日下午，冲突再起，两派互有人员受伤或被抓走，事态迅速扩大。成都军区闻讯，速派出4卡车解放军战士前往制止武斗，强令双方撤离现场。晚间，“红旗战斗师”及“兵团”人员退出战斗师师部大楼，双方暂时休战。零点以后，自知处于劣势的“红旗师”派人向颇有势力的工人造反组织“红卫东”等告急求援。
5月4日凌晨4时，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撤离该厂。4时50分，川棉“产业师”重新包围生活区，并逐楼清剿“红旗师”人员，冲突再次爆发。红旗师据楼退守，顽强抵抗。一些大楼被攻占，相继有红旗师战士跳楼及被俘。
上午8时，以“69纵队”和“82纵队”为首的二千多“红卫东”援兵，首先抵达川棉厂。即向产业军发起反冲击，救出被关押在“产业大楼”底楼的100多红旗师人员，并联合发起反攻。产业军退守各楼，以石头、铁器、水泥块还击。闻讯进厂声援的“贫下中农战斗军”大批进城农民，纷纷持锄头、木棒、钉钯为产业军助阵。双方反复冲杀，互有攻守，战况呈胶着状。
下午，陆续赶来的造反派上万之众云集川棉。而“产业军”援兵，则被造反派和倾向造反派的市民阻于各路口、桥头，抵达川棉厂参战的是少数。“川棉产业军”顿成孤军，被分割包围在生产区几幢大楼内。
士气大振的造反派，用宣传车向守楼者喊话劝降，被拒绝。于是，各路造反派红卫兵在冲锋号激励下，呐喊着开始冲锋，分别向据守大楼的产业军发起总攻。
经过几个小时的逐楼攻坚，到天黑时分，人数占优势的造反派以轻重伤员不断增加，并开始有阵亡者出现的巨大代价，将产业军据守的各幢大楼逐一攻占。最后，仅剩“产业大楼”三、四层，及公路边一座防卫较坚固的大楼仍被顽强抵抗的产业军拼死据守着。
5月5日天明，以“红卫兵”为主的造反派，向“产业大楼”的三、四层守楼孤军再次发起总攻。攻楼者架起木梯作“云梯”，向三四楼强攻。“产业军”在楼顶上将几十斤重的水泥大瓦砸向攻楼者，终于将木梯砸断，攻楼再度受阻。
9时多，造反派弄来大型吊车，再次强攻三、四楼。经多次冲杀，终于将产业大楼全部占领，困守大楼的产业军全部被俘。蜂涌而上的各路造反派，纷纷将各自的旗帜插上楼顶，以示胜利。现场助战观战的造反派及围观者齐声欢呼，奔走相庆。
持续近2天的川棉“五·四”武斗，“川棉产业师”共有8幢大楼被攻占，以造反派大获全胜而告终，它预示着成都区地武斗大规模升级。尽管这次武斗没有动用枪炮，但据事后造反派公布的材料，仍造成数人身亡，近千人受伤的恶果。而它更严重的后果是，直接引发了两天后的“五·六流血惨案”。
此外，“五·六”事件之前半个月，4月21日，也是在132厂，曾经发生过两派严重冲突的“四·二一”事件。该厂造反派及进驻的外来红卫兵，在事件中吃了亏。
“四·二一”事件过后，弥漫在132厂上空的火药味更浓，红卫兵和11.19派认为此事件中吃了亏，声称“革命小将的鲜血不会白流！”。“红联”则时刻担心和警惕着造反派的报复行动。厂内外又盛传着诸如“11.19派要血洗红旗坝”、“兵团和8.26从城外运大量木材，准备火烧全城”等等。各种传闻不断，小道消息满天飞。两派都防备对方有新动作，彼此防范森严，而这时发生的“五·四”川棉事件，就成了引发两天后“五·六”案件的直接导火线。
造反派围攻132厂
“川棉事件”发生的当天，5月4日清晨5时，132厂“红联”曾组织1000多人赴川棉声援“川棉产业师”。
中午，11.19派游行示威，抗议“红联”组织人离厂的声援行动，声称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产业军所属的“捍卫师”，将游行队伍强行冲散。11.19派为了声援“川棉事件”中的造反派，用重兵控制厂门，不让“红联”调人前往川棉支援。由此，两派又有冲突，各有人员受伤。
5日中午，产派人员包围202幢单身宿舍，冲击驻厂红卫兵和造反派。以首都红代会为首的“驻厂五湖四海造反兵团”再次游行示威。下午4时，造反派及驻厂红卫兵在厂内“造反有理广场”集会示威时，产业军人员将广场三面包围。造反派退至另一个广场继续开会，又遭“红联”冲击。厂内局势呈白热化。
当时，该厂造反派知道“红联”早有准备，怕吃亏，不敢回宿舍睡觉。两千多11.19派人员被迫撤离，坐于厂外铁道上过夜，部分人冒雨到几公里之外的成都中医学院“避难”。
5月6日当天的这场大惨案，实际是由一个小事件引发。上午9时半，川医九·一五战斗团8名学生红卫兵（7女1男），带一辆救护车进入132厂，声称来接运被打伤的造反派伤员。被“红联”人员拒绝入厂，事端再起。双方各不相让，导致救护车被困，8名“九·一五”人员均当场被打。后全部被俘，被“产业军”红联人员，送到该厂生产区39楼关押。
消息传出，全市各造反派组织反应强烈。加之头天晚上2000多造反派被迫离厂露宿通宵，更引起成都各造反派的怒火与激愤。造反派本身，从两天前的“川棉事件”的大获全胜中也尝到甜头。此刻，就决心趁势打掉132厂产业军这块坚固堡垒。顿时，造反派各路人马纷纷杀向132厂。
10时多，132厂各道大门，已被先后赶到的造反派红卫兵团团包围，更多的增援者，还在陆续赶来。
“红联”在厂区高处设立的“嘹望哨”，发现大批造反派队伍前来，立即通知人员紧急集合，并进入备战状态。对此早有准备的产业军，退至厂区围墙以内，将各入厂要道堵死。同时，厂区内“红联”的广播台，也立即发布紧急动员。并将“产业军”骨干力量，以及部分家属，安排到29号、38号、39号三栋防守准备比较充分的大楼据守。大门及厂区各要道均重兵把守，试图抵挡进攻。
造反派攻至围墙边，即被迎面劈头盖脸打过来的石头木棒击退，多人受伤。伤者的增多，及“产业军”的顽强态势，让造反派红卫兵更加激怒。加之，造反派和红卫兵声援的后续者，正源源不断涌来。人多势大，遂决定行强攻之势。
几番冲击下来，“产业军”招架不住，退至厂区内，紧闭大门据守。于是，攻防就在厂区三道正门外的开阔地上激烈展开。产业军以38、39号楼为据点，集于楼顶之上，居高临下，以石块、砖头砸向进攻者。
进攻方冲在最前头的，主要是一批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红卫兵。伤者陆续被抬上赶来现场最展开救护的救护车送走。后来造反派弄来木板、桌子作“盾牌”，抵挡飞石，往厂门口步步推进。由此打来的石头更大，伤者更多，木板、桌面被大石头击中的巨大声响让人听得惊心动魄。但进攻者人多，前赴后继，且续者不断，逐渐逼至大门。
一号中门处，有手擎“首都红代会北邮东方红”、“成都大学8.31纵队”、“四川大学8.26战斗团”等数面战旗的红卫兵旗手和敢死队员，奋不顾身舞旗而行，引领冲锋。在此引导下，造反派进攻者终于成功爬上正中大门两边门卫室小屋顶。
占领两边小房顶的红卫兵，返身用石头向“产业军”回击。“产业军”不甘小房失守，几次组织反冲锋，试图冲击夺回门卫室，均被造反派压制回去。
中午以前，战局呈僵持状态。此时的132厂，已被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造反派层层包围。厂门外的宽阔大道和操场上，集聚着数万造反派和围观市民群众，不断摇旗呐喊助威。
11时，一辆宣传车从外面开来，车上喇叭高喊：“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为了避免伤亡，你们不要冲了，为了避免伤亡，你们不要冲了！”
听到如此喊声，造反派暂停进攻，并稍往后退。
趁此停战之空隙，宣传车开展政治攻势，向厂内产派宣传一天前中央文革关于解决成都“产业军”和造反派武斗问题的电话指示（此指示对造反派有利，对“产业军”不利），以及该厂军管会的《紧急通告》。如此反复宣读后，宣传车又播放首都红代会对产业军的《最后通牒》。
此时，39号大楼各窗口据守的产业军，与厂外造反派隔墙相望。在大军压境的现实面前，以及造反派宣传车心理攻势下，“红联”部分人员似乎呈动摇之态。
然而，12时半左右，39楼房顶上又有数名产业军人员打破房瓦，当作武器，向墙外造反派打来。战火重开。
造反派见状，放弃劝降，重新组织力量，再冲击。下午1时许，造反派终于冲进厂右侧大门，并乘势一举攻下了38号楼附近29号大楼顶楼。在冲锋号声中，“兵团”、“硬骨头战斗团”、“红成”、“东方红8.26”等造反派团旗、队旗，在4楼平顶上迎风飘扬，参加围攻及观战助威的造反派一片欢呼，士气大振。
受此鼓舞，进攻的造反派当即发起全面冲锋，132厂左大门、中大门亦相继失守。造反派潮水般涌入厂生产区。据守的产业军支撑不住，大部分退至70车间及50车间。部分人员仍坚守38、39两幢大楼。而大楼东、西两侧马路上，少部分产业军退逃无路，举手投降。
至下午2时多，从整个战况发展看，“产业军”败局已定。
致命决策 同意发枪
其时，从132厂“产业军”内部来说，除了“红联”的负责人外，起核心和主导作用的是几位厂领导和军管会负责人。他们分别是厂长马诚斋（中央管的副部级干部）、副厂长晋川、赵玉生、政治部主任王德、厂军管会副主任陈文瑛、厂武装部部长冯瑞庭等。
4月以来，局势日益严重，他们曾经力图稳定厂内大局，而他们稳定的依靠对象自然是产业军。在眼看造反派的挑战和威胁越发逼近，对可能到来的武斗冲突也曾暗中作过准备。
据事后调查，4月20日前后，陈文瑛和军管会另一负责人陈学铭曾参与“红联”负责人制定“战斗计划行动图”和“火力布置图”。“四·二一”事件当晚，“红联”调来大批“贫下中农战斗军”进厂支援，大门警卫阻挡。陈文瑛示意放行，并斥责警卫说：“出了问题我负责！”
“五·四”事件发生后，眼见造反派下一个目标就是132厂，5月5日，又有郊区数百上千“贫下中农战斗军”欲进厂声援。此时，马诚斋不在厂内，“红联”负责人拿不稳，忙向陈文瑛请示，陈回答：“都到这时候了，你们还请示什么？”可见，此时的陈文瑛已意识到危险日益逼近，却没有更多的办法和选择可言。其与“红联”头头的心态一样，准备一旦造反派来攻，不惜守厂决一死战。
无论“红联”头头也好，包括军管会在内的厂领导也好，其实也没有更好的出路可言。他们面临不外两个选择：要么彻底认输，举手投降，恢复造反派掌权的一统天下；要么固守待援，或固守待变。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离厂出走，但是他们显然不愿背上“弃厂离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同时，更主要的，还有大批家属和孩子怎么办？因此，思考再三，还是选择了“固守”这种在他们看来比较稳妥、保险、也较可行的办法。
从4月中下旬开始人员“军训”也好，在大楼内大量储备铁条铁棍，抢运石块、砖头、石灰以及粮食、食品等生活物资、急救药品、甚至铁锅炊具等等举措，都是从“固守”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寄希望于自身还算强大的力量，以及精心而充分的准备，抵抗住造反派迟早可能发动的进攻。不过，当时，并没走到利用枪弹武装，保卫自身这一步。尽管作为大型军工企业，武库里就储备有大量枪支弹药。
5月6日上午10时，冲突初起，造反派红卫兵已逐渐云集，对厂区形成合围之势。几道大门被封锁，闻讯赶回的马诚斋与王德，由“红联”人员扶持下，翻墙入厂，坐阵应变。至中午，形势越发危急，面对数万造反派层层包围和不怕死、不要命的轮番冲击，“红联”产业军据守的几幢大楼及生产区被全面攻占，只是时间问题。
眼看两天前川棉“五·四”事件产业军全军覆没的悲剧，又将落到自己头上，无奈之下，副厂长晋川主持召集核心层紧急磋商，寻求应对之策。也就是这次高层碰头会上，几个人作出了一个致命的决策，立即给渐处劣势的“红联”人员发枪。
事件过后的5月7日凌晨，132厂武装干事度朝明，在厂武装部武器库内被奉命进厂全面军管的野战军部队挡获拘押。其时，他身上还插着两支上满子弹的54式手枪。审讯中，关于5月6日中午的这次碰头会，以及发枪经过，度朝明是这样陈述的：
6日中午，副厂长赵玉生来武装部通知武装部长冯瑞庭开会。会议半小时。二时许冯匆匆回武装部告诉他：“开了会，晋厂长已同意发枪。”并交代凭工作证和“红联”袖套拿取。随后就由冯、度二人主持发枪。当场共发出机枪10挺、步枪149支、手枪几十支。其中步枪每支配子弹5发，机枪、手枪子弹无数。事后，我们清点了领取枪支人员的工作证，共188个。度朝明还说，下午天刚黑，冯瑞庭匆匆赶回武装部，亲手交度手枪4支，并告之：“赶快撤离”。
另据当事者回忆，5月6日中午，正式发枪之前，军管会副主任陈文瑛，在开紧急会研究对策时，曾对“红联”头头说：
“赶快运石头，准备把家属和小孩撤到安全地方去，到时候，我们用武器对付他们……”
可见，发枪的决定，是5月6日中午情况紧急下，几位厂领导与“红联”负责人碰头时临时作出的。当然，事后证明，向产业军发枪的这个决定是错误决策，它给产业军和几个当事者的命运带来的后果相当致命。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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