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台散仙:五十年前初中生活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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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初中生活杂忆
--作者:琴台散仙
当时只道是寻常--五十年前初中生活杂忆
客寄沪上,离群索居,心如古井。闲时翻翻旧书,日子虽过得平静,倒也有几分惬意。不料近日,忽然接到几个初中同学的电话,说到今年是初中毕业50周年,同学们准备聚聚,隆重庆贺一番,这无疑在我心底投下一石,五十年前的初中生活回忆,即刻涟漪一般,在我心中微微泛起。
我的初中三年是在武汉市第38中学度过的。这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诞生于上世纪狂躁的1958年间。学校地处长江以南【1】,城山以北,武昌积玉桥地段,在武汉著名的城中湖沙湖西岸。学校规模很小,仅区区两栋楼而已。面对正门,是一幢坐南朝北,主楼居中,副楼两翼展开的四层红砖苏式楼房。这是教学楼,别看它不怎么起眼,据说当年还是苏联专家设计建造。穿过教学楼,在其正中,伸出一突弧平台,那是学校领导训话,学生表演,体育老师带操的小型舞台。平台前面,一片开阔处,是大操场,左边的足球场和右边的篮球场,连成一片。教学楼对面是一条长长的两层楼房,一字摆开,那是低年级教室,我们刚入校时,所在的初一(2)班教室,就安置在那两层楼最东头的一楼下面。
在足球场东边,一道围墙将学校与沙湖隔离开来。每到初夏,沙湖的荷叶,仿佛一夜之间,从湖水中纷纷冒出,婷婷袅袅,傲然挺立,放眼望去,大片新绿,看不到尽头。一旦东风吹起,那荷叶清香,夹杂几分鱼虾腥味,还有湖底淤泥的泥土气,越过院墙,向教室袭来,让我们这些打小在长江边沙湖边长大的男孩子们,心旌摇曳。那时刻,只盼下课铃声早早响起,快步奔向沙湖,爬树,划船,游泳、摸虾,无拘无束,各得其所,尽享少儿时代无忧无虑快乐自由的生活。
38中,在我们进校前,还曾有过高中。可能是自建立高中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个中之故,当然不是学校所有的毕业考生高考成绩全都差强人意,它有那个时代人所共知的特殊原因。从我们进校起,学校就取消了高中。记得当时的校长,彭先生的办学方针,是全力以赴,想将学校办成武昌区有名的初中学校。为此,他网罗一部分优秀老师来校,尽可能招进一些好学生,同时,从我们进校起,他将这个年级成绩相对好的同学主要集中在一个班,就是我所在的初一(2)班,作为重点班培养。
我们初一(2)班同学,主要来自两所小学。一所是长江江畔的大堤口小学。一所是城山南麓的昙花林小学。这两所小学,历史悠久,都是当时武昌地区的小学名校。分配到初一(2)班的学生,很多都是这两所学校的优秀学生,不少同学更是大队或班级干部。
除此之外,其他同学则来自沙湖咀小学车辆厂小学六棉子弟学校等等。但他们好像是第三世界,其势,尚不能与前二个学校的同学成三足鼎立。
刚进校那会,郭同学被任命为第一任班长。他来自昙花林小学,绰号“驼子”。这个绰号,不知是哪位同学起的,名不副实。在我看来,郭同学一点也不驼,那只是他思考问题的一种身体表达方式。你看他放学回家,低着头,躬着背,一步一趋,侧面看去,那移动的身影,活脱脱地一串正弦波。他从不仰望星空,那是文艺少年的青春浪漫,即便走路,仍在低头苦思,回味课堂上老师讲述的内容。郭的成绩非常好,在昙花林小学时,就很有名。进入初中,他的代数、几何、物理尤其了得,在整个学校老师同学们中享得盛名。
班上的学习委员则是由我们大堤口小学的沈同学担任。沈同学是属于各科学习成绩均衡发展,老师特别喜欢的那种类型。
尔后,这两位同学,在我们班,乃至全校,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各自事业有成,那是后话了。
同学们进校不久,纷纷亮相,各自特长,在老师同学们面前,一览无余。体育文娱尖子,大多来自昙花林和大堤口两所学校,像昙花林的彭同学(尼姑)、刘同学、余同学、邱同学等等,大堤口的汪同学(大马)、李同学(猪)等等。但来自“第三世界”的张同学(莲子),异军突起,体育文娱都十分了得,其中篮球,更是和尼姑、大马一起,与初一(6)班的大脑壳汤同学,初一(5)班的疤子张同学等,打进校起,就被学校篮球队的老师招之麾下,进入校队级行列。
不久,进校时那种按学生来源划分的团体,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按体育文娱的兴趣爱好,或学生间的“江湖庙堂”来划分。
进校那会,我个子小,身高仅1米33,同学们叫我“矮子”,是班上个子最矮的学生之一。与我比肩并列的是另一位张同学,也是1米33,我给他起的诨名是“巨人”。尔后几年,我和巨人,你追我赶,不经意间,身高竟相互进入第二世界行列,那也是后话了。
那时,我虽个小,但打小爱好运动,自然归属莲子、尼姑、大马,乃至邻班“大脑壳”“疤子”等体育爱好者一帮,属于“江湖”行列。同时,因初中课目中,也还喜爱代数、几何和物理,和郭同学沈同学这些成绩特别好的同学走得也很近,常常就数学物理中课外习题的不同解法,频频交流,不必赘述。
我们初一(2)班的班主任叫何步齐,她是迎接我们进入初中的第一位老师,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她是上海人,白白胖胖,个子不高,在学校青年教师中担任共青团干部要职,属于进步青年。她从早到晚,一脸严肃,与她的白白胖胖形象不太协调。但她是班主任,操升级留级“生杀大权”,惹她不起,因此我们给她起了一个诨名,叫“喝不起。”这个诨名虽是谐音,也还寓意,同时明显带有时代的烙印。1962年间,我们进初中那会,人们刚刚从三年灾害时期踹过气来,吃喝都是大事,一般民众,吃不起,喝不起,再正常不过了。
何老师喜欢循规蹈矩成绩好的男生。记得她就特别喜欢来自我们大堤口的,绰号叫猪的李同学,李同学那时也是白白胖胖,成绩又好,站在老师家长角度,这样的孩子,谁又不喜欢呢?自然,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野孩子,难入她的法眼。
我们的语文老师,姓张,来自湖南农村,据说出身贫苦,也是组织培养对象。记得他上课时常着西装革履,满口湖南乡音,在学校老师中显得特别突出。张老师喜欢跳舞,那时工人文化宫里经常举行舞会,他时时赶场,白天教学心不在焉,经常上课铃响,他才匆匆赶到教室,这一切,同学们都看在眼里,一点也不怕他,更谈不上师道尊严。也不知道学校里为什么要培养他,是因为出身贫农吗?我们幼小的心灵,当时完全无法理解。
我们初一的代数老师,姓彭,刚从学校毕业,个子不高,与我们班上发育早个子高的同学身高相差无几,年龄也大不了我们几岁,也就是一邻家哥哥形象。他和我们班的刘(女)同学一样,住在武昌老城内的候补街,崇福山庄一带,带院子的独宅内,属于晚晴以降的富贵家庭。他教学认真,在我们面前,面部肌肉总是绷得紧紧,难得一笑,但同学们没有哪个在意,同样也不怕他。
多年来,同学相聚,总要提到我少时的顽皮,其中标志性的举止,就发生在彭老师的课堂上。
那是在初一,有一段时间我们迷上了评书。起因是莲子的一个街坊,叫寄生,经常和我们一起玩。他比我们稍大一、二岁,是个右派的孩子,1957年以后,他父亲被送去东北劳教,母亲又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他被送到他的哥哥嫂嫂家寄养,名至实归。寄生无生活来源,上完小学,哥哥嫂嫂无力支付学费,小小年纪,只得辍学,靠替人家擦皮鞋为生。寄生的摊点在得胜桥路口,离他住的地方,离我家,离我们学校都不远。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路过得胜桥,昏暗的灯光下,只见一个小孩,正是寄生,躬着腰,几乎跪在地上,在给一个时髦青年,那时称作“油子”的,擦皮鞋。那“油子”粉面油头,高高在上。寄生的头埋得很低,几乎淹没在“油子”的两腿之间,我站在寄生背后,此时正是最后一道工序,光油,只见寄生张开双臂,拿起布条,左右上下,使劲摆动,布条在皮鞋上发出啪啪的响声,不一会,黑呼呼的皮鞋便发出锃亮锃亮的光泽。“油子”丢下五分钱,这是当时一笔不小的款项,扬长而去。寄生则收拾起他的行头,回头望我诡秘一笑,悄悄对我说,他在皮鞋油里吐了一口涎水,用蜡调和,“油子”们一概不知,说完一溜烟的跑向对面的茶馆,听评书去了。
那时的茶馆,都有皮影,评书和弹唱,得胜桥巷子口里那家茶馆正在讲的评书节目是年羹尧。寄生每天都要去听评书,一场也不拉下。到了周末,或晚上不出去做工的时候,他就在莲子家当“二道贩子”,原原本本地倒给莲子、尼姑、大马我们几个人听。他的记忆力极好,讲起评书时绘声绘色,说到年羹尧,那是天上武曲星,大鹏金翅鸟下凡,两军相战,每遇困境,总有一位白衣将军从天而降,但见他玉面美苒,丹唇剑眉,白袍银铠,俊骑长矛,所到之处,敌军无不望风披靡。待得我方將士胜利,照例需要感谢白衣将军时,这位将军总是口中念道一句台词:“吾神去也。”便一阵风似的,飘然而去。
当时我听得如醉如痴,脑海里,白天黑夜,晃动的全是这位白衣将军的影子。一次全年级代数期中考试,正是不拘言笑的彭老师的课,我的代数学习成绩平常尚可,期中考试,课间的休息时间又比较长,假如占到篮球场,有比平常多得多的玩耍时间,因此,占领篮球场的任务,就义无反顾地落在我的身上。考试开始,我拿起试卷,二节课的考试时间,不到半个小时,匆匆做完,心早已飞出,哪里会去检查?教室里安静极了,只有钢笔在试卷上快速摩擦发出的沙沙声。我放下钢笔,摆好试卷,霍地站起,身子往左一斜,右手从左上头肩处,往右下一拉,作捋髯状,然后大吼一声,“吾神去也。”也一阵风似的,往篮球场,飞奔而去,留下的是课堂上下瞠目结舌的老师,同学,还有我那错误不知凡几的试卷。
初中生活,全新而快乐,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理想没有目标贪玩少年,下课以后从不在校也不在家做作业,从早到晚,整个的就是,打球,游泳,无忧无虑,快乐自由。那时,我心目中的天空,晴空万里,直到一、二年后,我才隐约感觉,在遥远的天边,其实还有一、二小片即将化为暴雨的乌云。
其中一片云与孙老师有关。
她是我们的历史老师,非常美丽。她讲课时轻声细语,娓娓道来。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即便哪个同学放了错误,她也从不呵斥,而是给你改正机会。但所有的同学,无论是好同学,还是调皮同学,全都怕她。她像母亲一样,美丽、善良、可敬。这一点,我不久有了切身体会。
我们刚进初中那会,伟大领袖尚未在我们的家乡,以七十二的高龄,扬子江中闲庭信步,畅游长江三十余华里,那是三、四年以后的事【2】。他老人家虽早有所好,各个学校老师领导却并不知情,不必甚焉。加之,每年夏天,不知有多少儿童少年,因到江河湖海游泳,溺水而亡,因此,游泳被学校当局视为危险运动而强行制止。但我们却顾不得这多,夏天中午,多半就近,到一墙之隔的沙湖里去游泳。
游泳消耗大,加上中午暴晒,到了下午第一节课,孙老师的历史课,难免打瞌睡。
记得那一节课,讲的是明末农民起义,草莽英雄李自成,在天灾人祸,苛捐杂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刻,揭竿而起。上课不一会,我便呼呼大睡,孙老师课堂上以后讲的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孙老师看在眼里,也不动声色,没有惊动我的美梦,待到提问时刻,点名到我,回答李自成起义的过程及其历史意义。我那时哪里知道,彼时天下,早已是“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懵懵懂懂地被同桌同学推起,怔怔地站在那儿,一个字儿也吐不出来,孙老师面无不悦,只是不让我坐下,要我拿起书本,给三分钟时间,看下一道题目,那是讲述另一位草莽,张献忠的故事。在我看书那会,她叫起J同学,起来回答我答不出的问题。J同学,一位美丽的女孩,是孙老师的女儿,和我们同班。她各科成绩优秀,历史也不例外,回答自然正确,孙老师给出4分。在她妈妈的课堂上,她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其他好同学惯常得到过的5分。J同学回答完毕,不到三分钟时间,轮到我回答。我放下书本,课本上有关张献忠的描述,我几乎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孙老师露出笑容,说,“你这次回答应该得满分5分,刚才的回答是1分,”孙老师那里从来就没有0分。“我给你3分。”
J同学和她的妈妈孙老师,就住在学校对面的低矮的教师宿舍里,偶尔看见J同学从教师宿舍那边跑向学校,都是行色匆匆。而且,向那片房屋望去,我们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她的父亲。
突然有一天,深受同学们喜爱的孙老师不再教我们了。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几年以后的文革中,更令班上同学震惊的是,我们敬爱的孙老师,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弃世,消息传到同学中间,我们的心情沉重许久许久。
很多年后,我在我的一位作家朋友的文章中读到过有关孙老师的一些信息,这位著名作家也是J同学的高中同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去看望过J同学和她的父亲,事后,他动情地写道,这是一间简陋的平房,门开着,铁栅栏门却上了一把大锁。透过一根根铁条看进去,一个身体佝偻的老人一步一颠地在屋子里转着圆圈,神色木然。他转了几圈之后,极快地瞟我一眼,又继续转。这是她父亲,曾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进步报人,文章写得犀利活泼。解放前几年,报社被封,他出走南洋,她便是在海外出生的。解放后,他的几位好友(他一直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3】写信邀他回国,他便带了妻子女儿万里迢迢回到祖国,在一家报社负责副刊版。一九五五年卷入“胡风案”,入狱后便疯了,直至如今。
……
我问她有没有从前的照片。她说她很多年没有照像了。
她翻了半天,从一只牛皮纸袋中翻出了两张六寸左右的旧照给我:“就这两张,还是后来退材料退回来的。”
照片清晰,一对年轻夫妇立在华丽的台阶边,男的身材修长,一套淡色西服,潇潇洒洒的,女的一身深色旗袍,长得很美。一个三两岁的小女孩坐在台阶的高扶手上,斜依在父亲的肩头,也很美,照片背后写着“一九五二年春摄于雅加达。”
另一张是那个小女孩的单人照,她从一艘大海轮后甲板的护栏中伸出头去,望着水天苍茫的远方,风把她那微微烫过的头发吹得飘飞起来。照片背后写着:“一九五二年秋摄于归国途中。”
其实,那时班上的美丽女孩,也绝不只J同学一位,像X同学Y同学Z同学等等,恕我不便一一点名。她们正值豆蔻年华,“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那可是我们沙湖的出水芙蓉啊!小荷初露,怎地会不美丽呢?只可惜我们家的孩子发育晚,我那时有限的荷尔蒙全都贡献到了游泳、篮球,也许还有代数几何和物理,无暇欣赏,白白浪费了这一道道美丽的风景。
另一片云更小,与沈同学有关。
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各科成绩优秀,且循规守纪的沈同学,也不再担任班上的任何学生干部职务。是否与1962年远在北戴河的那次会议精神有关,不得而知。
不久,沈同学在班上也出了一次彩。我与沈同学从大堤口小学幼儿园起,前后同学十一年,像那次课堂上发生的,只有我们这些调皮生才能受到的待遇。竟然也降落在他的身上,记忆中,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那是初三,我们刚刚学化学,那时的中学化学限于条件,几乎没有实验课,全靠死记硬背,我们对这样的课目毫无兴趣。带我们化学课龙老师说一口不知什么地方的方言,加上陌生的化学术语,我们很多地方没听懂。由于这个原因,龙老师的课堂,同学们总是叽叽喳喳,人声鼎沸,活跃得很。不过龙老师有一绝活,也是他的弹压手段,那就是,无论你坐在教室何处,只要他发现你上课讲话,龙老师便撇下一个粉笔头,向你投掷过去,百发百中。记得龙老师刚带我们班不久,对班上的同学还对不上号,那一刻,我们的沈同学,可能是因为自由身吧,上课时,也如我们这些贪玩好动的学生一样,居然也不听讲,在课堂上讲起话来。当时被龙老师瞅个正着。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龙老师捡起一颗白色粉笔头,掷将过去,在天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直奔沈同学的鼻尖。可怜沈同学,从小到大,三千宠爱,老师的家长的,集于一身,何曾遇到过这种窘境,粉笔头到达处,鼻子一酸,眼泪顿时止不住的刷刷流将下来。那场景,有道是,
二行清泪为谁下,
一截笔头误问君。
事后,龙老师方才发现误伤友军,以后每每上课,隔三差五,对沈同学多有赞许,自不必说。
学校里没有实验课,但我们同学的地下实验,却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其中一次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化学课,也与我有关。
我们班有一位李同学,他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家里有很多国外翻译过来的少儿科学实验图书。他曾借过一本这样的书给我看。书里有一个是火柴头火药的自燃及爆炸实验。这种实验对于男孩子们来说,特别刺激。我们看后,就按照实验中的步骤操作起来。我们找到废弃的子弹壳,那时,在沙湖,在城山,由于离当年战火纷飞的年代并不遥远,城市建设也没有三、四十年后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子弹壳俯首可拾。实验时,先将若干根火柴头的黑色火药粉刮到空子弹壳中,装入一定容量,然后用纸做成塞子,在子弹壳的开口处紧紧塞住,再将这个密闭的装好火药的子弹壳架起来,架子下边放上纸一类可燃物,点燃,约莫几分钟,随着外面的火势,子弹壳里面的火柴头药粉发生自燃,气体瞬间在里面急剧膨胀,到了一定压力,呯的一声,将纸塞头爆出。
这个科学实验游戏刺激而又有趣,很快在班上部分男生中流行起来。
我的初三同桌,姚同学,被我鼓动起来,我们秘密计划在化学课时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初三时,我们用的书桌是有盖有斗的那一种。上化学课前,姚同学和我将装好火柴头药粉并塞上纸头的子弹壳,架子,还有若干纸,一应准备完全。待到上课,姚同学将课桌盖拿一只铅笔稍稍顶起,露出间隙,趁龙老师转身在黑板上板书的那一刹那,迅即点燃子弹壳下面的纸,火即刻在课桌内燃烧起来。当时几个知道内幕的同学心情特别紧张,他们焦灼的眼神,一会儿看着讲台上的龙老师,一会儿看着姚同学处。待得龙老师板书完毕转过身来,察觉教室的气氛不对,顺着个别同学的眼光望去,发现姚同学的课桌里,冒出一缕青烟,还没等龙老师会过神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呯的一声巨响,姚同学课桌内子弹壳发生爆炸,纸塞炸满一桌,有些碎纸甚至从课桌内喷出老远。全班同学大惊,有的甚至叫起来。龙老师也一怔,他没有来得及像往常一样投掷粉笔头,只是本能地操着地方口音,大吼一声,“姚某某,纵火犯!”这个事情后来是怎么处理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只知道,姚同学从此爱上了化学,10年后进入涂料行业,一直工作到如今,成为业内一名经验丰富小有名气的化学工程师。
提到38中的老师,不论是我们班,还是别班的,甚至低我们几届的学生,无论多少年过去,只要打开记忆的闸口,几乎没有不提到生物廖老师的。
廖老师,出身世家,辛亥革命烈士子弟。他身材修长,倜傥典雅,一派名士风范。每每上起生物课,都把同学们带到诗一样的世界。记得有一次讲两栖动物,讲到青蛙的那节课时,廖老师走上讲台,玉树临风,面对同学,甫一站定,便用他那惯有的独特的磁性一般的声音,缓缓吟道,“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然后一顿,“我们今天,讲青蛙。”我那时并不喜欢生物课,但生物课的知识,经廖老师诗化,诸如青蛙神经的反射弧试验,什么非条件反射,条件反射,居然有了一星星些微的了解。
还有一次,一位同学,名字叫康松的,在上他的课时,不知做什么小动作,被廖老师发现,当时,课正讲到兴起处,廖老师突然停下来,同学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廖老师以他惯有的磁性声音,缓缓道出,“康松俊柏,可不要玷污这个名字哦。”同学们听后,一阵畅怀大笑。这一警语,迅即在同学中传开,以后,无论是谁,凡碰到这位同学,发生争执,均模仿廖老师的口气说道,“康松俊柏,可不要玷污这个名字哦。”
廖老师的课堂上,这种类似的警语隽语,比比皆是,均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在我们少年时代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多少年以后,我读到范仲淹的名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不知怎么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廖老师的身影。
初中后二年,对于我们班的同学来说,最亲切的莫过于钟老师了。
进入初二,学校突然分来一大批华中师范大学刚刚毕业的优秀大学生,充实各个年级各个教研室的师资力量。分到我们班,担任辅导员的钟老师是一位印尼归侨,进步青年,同时又是我们几何课的课任老师。
钟老师虎背熊腰,身手矫捷,在华师时就是学校的篮球田径高手。也不知道彭校长使用了什么手段,竟将钟老师这样的一干人才招入麾下。
钟老师来到学校以后,教师和学生的篮球运动即刻蓬勃开展起来,并经常率领教工队到武昌地区其他学校比赛,我和大脑壳莲子他们每每尾随,并簇拥心目中的英雄凯旋而归。我们那时刻的兴奋和狂热,和几十年后,远在万里之遥的巴萨球迷如出一辙,世上那些毫无血性的娘儿们,也许一万年以后,都无法理解。
这种体育效应,即刻在学习上产生效果。钟老师是我们爱好体育学生的偶像,他的课我们喜欢听。一次,钟老师在几何课上跟我们讲到,古希腊的三大几何难题之一的三等分角的问题,说到数学家们已经证明不能三等分角,但郭同学和我就是不相信。那时,郭同学早已下野,不再担任班上和团队任何职务,在班上,与我,还有沈同学走得最近。
我和郭同学各自苦思冥想,隔了一段时间,纷纷声称,自己已经证明出可以三等分角,但不久,却又都被对方证伪。我们从课堂证明到课下,从学校证明到家里。有时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飞来一个思路,各自拿起树枝,便在马路边的沙地上划将起来,证明或证伪,不亦乐乎。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钟老师一直冷眼旁观,他乐着呢!只到双方筋疲力尽,不再证明时,他才拿出一篇早先华罗庚写给中学生的文章给我们看,说数学家们早已证明,仅用直尺和圆规,不可能在有限的次数内三等分一个角,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浪费过多的精力。
这样的学习,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训练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推理,无疑有极大的好处。后来郭同学高中考入省实验中学,下乡后招工到三线工厂,一个小小的青工,和文革前的大学生一起,搞技术革新,恢复高考又考入名校,毕业后担任大型企业的设计处长,以后下海,自己搞公司,成为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老板,产品出口海外。我也从中受益匪浅。恢复高考读书参加工作后,搞了几项产品研发,并将成果建线建厂。其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研究院所领导参入的市重点课题研发小组【4】,和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的同仁们,在国内率先研发出静电复印机用铁氧体球形载体,打破日本人在此项技术上对我们的封锁,当时在业内产生一定影响。均不在话下。
初中三年,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老师,还有那美丽而又弱不禁风的历史汪老师、物理胡老师,前后教我们英语的,儒雅的范老师,诙谐的王老师,专业突出的生物姚老师,地理张老师,代数黄老师,语文周老师,甚至叫不出名字的美术老师等,都在学业和人格的培育上,给了我们终生难忘的教诲。他们在我们人生的足迹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如今,五十年过去,那沙湖【5】,那城山,连同我们初中学校的教学楼,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早已不复存在。老师们临风玉树般的身影,同学少年三三两两游戏的画面,神韵而空灵,温馨而高远,到得晚年,魂牵梦绕,“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吾神—我的思绪我的心神,在这物欲横流的今天,怀着无限的思念和向往--去也。
注:
【1】 严格讲是东岸,因为长江进入武汉前,由南向北,往上一勾,长江南北两岸,在武汉变成了东西两岸。
【2】 实际上,毛的第一次横渡长江是在1956年。当时因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不为一般干部和民众所知。但我的小学班长夏同学在1957,58年间,我刚读小学时,曾向我讲起,他的父亲,一位长江上的艄公,因出身可靠,水性又好,曾连船带人,被召唤参入外围又外围的水上保护工作。毛以后又多次横渡长江。1966年的那次,是最后的一次,那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
【3】 邀请J同学父亲回国的是曾担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的著名诗人作家曾卓,他也卷入胡风案,是著名的胡风分子。
【4】 我当时大学毕业不久,刚刚来到我所在的研究所,在参加一次由科研副所长徐所长带队,姜副市长组织的,第三代复印机载体的联合攻关会议上,因我个人之前已查阅了国外大量与此项课题相关的资料,主要是日本专利,主动为单位请缨,承担此项重点课题。之后,被所里任命此课题组副组长,负责研发及中试工作。组长由我所在的研究室主任担任。以后课题取得重大进展,所里其他领导也纷纷介入。二十年后,我在马来西亚帮一家企业搞一项新产品,从产品研发,到生产线设计,再到带领国内一帮年轻小伙子去马来西亚建厂,全由我一人当家,再也没有那么复杂的人事安排了。
【5】 武昌沙湖,因粤汉铁路穿过,分为内外沙湖。与我们学校相邻的是内沙湖。近年来,内沙湖已经填平,其上,早已高楼林立,无法寻觅到昔日湖光波影的痕迹。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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