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鹏：我在国家人事部的日子
我在国家人事部的日子
－－作者：甄鹏
2001年我受学校委派，到国家人事部帮助工作。这一段经历对我影响深远。十多年之后，当我写这段经历的时候，往事历历在目，是那么的深刻，那么的清晰。
一、序曲
2001年4月的一天，我在学校办公楼的楼梯上偶遇人事处韩锋处长。我打过招呼后，他突然叫住我，问我愿不愿意到国家人事部帮忙。他让我考虑一下，如果同意，提供一份我的个人简历。
高校派人到中央部委帮忙是双赢的事情。对于中央部委来说，有人义务干活不拿工资；对学校来说，建立与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及时了解有关信息。山大到北京帮忙的人有几个，集中在教育部。到人事部去，是史无前例的。就像我当年以研究生的身份直接到校机关工作一样，引起一片小小的轰动。
后来我才知道为何选中我。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徐振寰司长是山大的校友，展涛校长与他商量好派人来学习。第一个人选的材料送来后徐司长放在一边，尚未研究。展校长觉得时间太长了，是否人选条件不行，就让韩锋处长找一个条件好的。这是我到北京后，孙建立副司长告诉我的。
展涛校长在他宽敞的办公室里召见了我。他了解了我的基本情况，叮嘱我到人事部以后要“少说话，多干事”。我很奇怪他没有告诉我到人事部的目的。当他知道我马上要结婚的消息，他临时决定，推迟我到人事部报到的时间，让我陪夫人度过一个完整的蜜月。直至今日，我仍深刻地记得展校长那张极具亲和力的笑脸。
4月29日我们在东营举办婚礼，然后到桂林旅游，回来后在济南举办结婚酒会。5月25日星期五，到人事部报到。韩锋处长专程陪我到北京，同行的还有人事处吕伟老师。路上，碰到学校研究生院王琪珑常务副院长一行。韩锋处长带着我拜会了人事部的张建新副处长。我开始了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
二、生活在北京
人事部位于和平里，具体地址是和平里中街3号。这是一栋临街的老楼房。劳动部在人事部西边不远处路南。这两个兄弟单位随着机构改革，聚合分散了几次。
起初，我被安排住在劳动部宾馆。一个月后，我住进了老人事部。前几年，人事部在三里河办公，门牌号是三里河南一巷1号。人事部搬迁后，这里设有三里河管理处。院里有两个楼。南面的大楼被改造成宾馆，叫仁实宾馆；后边的小楼办公、居住两用。门口是一处酒店，租给了个人。
我住在北楼二楼的一间房。张建新处长联系这里的人安装了空调。里面有一间小浴室，可以洗手，但不能上厕所。房间内只有床、床头橱、一台老电视机，别无他物。张处长让我自己购置一些家具。我只买了一个非常小的衣橱。不久安上了热水器，我可以洗澡了。
三里河一带是国家部委集中的地方，有发改委、财政部、工商总局等。著名的钓鱼台国宾馆也在这里。宾馆对面是西城区工人文化宫电影院。我在此只看过一场电影，那就是老婆探亲时一起看的《珍珠港》。
宾馆服务员的午餐由门口的酒店负责提供。一份米饭，一勺素菜，量都很少，适合减肥的女性。不过午餐费用只有一元，也不能挑剔。管理处负责人跟老板娘打了招呼，我在此打饭。与服务员一起排队打饭，我不觉丢面子。只是负责打饭的师傅有时换人，觉得我异样，不给我盛饭。我得费口舌解释，而老板娘对我态度很冷淡。
沿月坛南街向西，有包子店。有时我会来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再向前是一家麦当劳店，在大楼的一层，我换公交月票的时候会来这里。顶楼是美食广场，有各种小吃。不过，我吃不习惯。偶尔来这里叫一份水饺。
我住的地方非常简陋。没有纱窗，夏天蚊子奇多，我只好整夜开着空调，蒙头盖脚。冬天暖气不畅，冷冰冰的。报修，维修人员说一楼的用户不让进门，没办法。我盖着两层被子，再搭上羽绒服。那时候年轻啊，抗冻。最难熬的是洗澡的时候，冻得直打哆嗦，出来赶紧往被窝里钻。
人事部的班车在月坛北街，距我住的地方有一站路。由于人多无座，我只坐过一次。三里河坐公交非常方面。向东南的37路直达天安门、北京站口。我最熟悉的是开往东北方向的13路。我每个工作日都乘坐它上下班。从上车到下车，整整23站路，横穿北京的老城区，差不多要一个小时。
车上的广播报着站名，无意之中印入了我的脑海：三里河东口、社会路、儿童医院、月坛、阜外大街、阜成门、白塔寺、西四、报子胡同、平安里、厂桥、东官房、北海北门、地安门、锣鼓巷、宽街、张自忠路、船板胡同、北新桥、国子监、雍和宫、北小街豁口、和平里南口、和平里。今天，当我念着这些地名，还是那么亲切。
一上车我就到后面。在前面一是挤，二是要让座。实在是太远了，如果让一次座，意味着我要站一路，所以我宁愿到车的最后面，不要说我不高尚。尽管我上下车的站点接近13路的始点和终点，但是由于两头上车的人多，我多数时候上车没座，只能等机会。有时，太累了，我宁愿反方向做到终点再坐回来，反正有月票。
用手机定闹钟，早晨6点20起床，洗漱一下，一刻钟后出门，乘坐13路公交。7点半左右到办公室，拖地，7点40到餐厅吃早饭。每个工作日都是这样开始的。
三、人事部简介
按照2002年1月的资料，人事部的领导共10人，包括部长一人、副部长六人、中纪委纪检组组长一人、普通的部党组成员二人。此外，还有副部长退休后担任人事系统协会领导职务的三人。国家人事部和中共组织部有特殊的关系，人事部部长例兼中组部副部长，一名中组部副部长例兼人事部副部长。
人事部的领导都是中共党员。与部长、副部长平行的党组织是中共党组。部长兼党组书记，兼任党组副书记的通常是第一副部长。人事部没有部长助理，进入部党组的司长算半个领导，副部级干部的后备人选。到了副部级，每人都配一个秘书。
具体的领导名单如下：部长、党组书记兼中组部副部长张学忠，副部长（正部级）、党组副书记舒惠国（从江西省委书记降任，保留正部级），副部长（正部级）、党组副书记兼外国专家局局长万学远（从浙江省省长调任，保留正部级），中组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张柏林，副部长、党组成员戴光前，副部长、党组成员尹蔚民，副部长、党组成员侯建良，中纪委驻人事部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李有慰。此外还有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文海英，部党组成员、国际交流与合作司司长王晓初。
万学远、张柏林有本职工作，不常驻人事部。我曾在电梯内遇到张学忠部长，他主动向我微笑致意，非常和气。舒惠国副部长比较严肃，他分管我所在的专技司。
人事部有13个内设机关单位，分别为办公厅、政策法规司、规划财务司、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公务员管理司、人事教育司、人才流动开发司、工资福利与离退休司、军官专业安置司、国际交流与合作司、机关党委、机关纪委、监察局。
人事部管辖9个事业单位，分别是机关服务中心、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事信息中心、中国高级公务员培训中心、全国人才流动中心、人事考试中心、留学人员与专家服务中心、军官转业培训与接待中心、人事出版社与中国人事报刊社。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简称专技司）领导包括：司长徐振寰，副司长范勇、孙建立、魏卓，助理巡视员张恩贤、谢军。张恩贤抽调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平时不在司里上班。助理巡视员属于副司级非领导职务，无副司长的权力但享受相应的待遇。副司级及以上人员配备单独的办公室。这些办公室通常有单人床。我开始时很奇怪，这与办公室的环境多么地不协调！
司长徐振寰是山大外语系的校友，兼任部党组成员，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司里由副司长范勇主持工作。徐司长回来主持过一次司全体会议，我只见过他这一次。不久，他升任副部级的国务院侨办纪检组组长。司长一职由人事考试中心主任刘宝英接任。
专技司下设6个处：综合调研处（简称综合处，副处长张建新）、专家处（处长蔡学军）、职称处（处长郑富仕，副处长胡文忠）、继续教育处（简称继教处，处长付跃钦）、留学人员与回国专家处（简称留学处，处长江力平，副处长俞家栋）、博士后处（处长吴童、副处长刘连军）。每个处有1－3人。
职称处吴健、留学人员与回国专家处魏秀珍是女士，我们称之为“大姐”。中国官场中称呼对方一般只称名不带姓，例如称呼张建新副处长为“建新”，上级、同级、非直接下属中的下级都可以如此称呼。如果显示尊重，可加上官衔，例如“建新处长”。我在起草请示或报告时，抬头经常是“建立副司长并宝英司长”。我个人习惯姓加官职的老百姓叫法，例如“张处长”。
关于党员的问题，有一个小插曲。有次我所在的司通知全体人员开会，我问负责通知的仲笑林：“不是党员会吗？你怎么通知全体开会呀？”仲笑林说：“人事部还有不是党员的？”我说：“我就不是党员呀！”“那你怎么进人事部的？”
人事部的餐厅在地下一层，地下二层是仓库和健身房。我来了很久才知道健身房这个好地方，人极少，我下午没事时在这里锻炼。人事部的餐厅供应早、中、晚三餐。工作人员进餐厅要刷卡。人事部职工象征性地交点钱，算一项福利。我这种临时人员要自己交钱，午餐的价格是17元，不过我所在的司很慷慨，用公费给我的卡充钱。
餐厅分等级，副司长及以上的领导有专门的餐厅，我没有进去过，我只在普通职工餐厅就餐。早餐每天有不同的花样，我最喜欢这里的豆腐脑，调料很多，自己选择。中餐特别丰盛，我喜欢龙虾和瓶装酸奶。晚餐只有普通工作人员就餐，基本是中午的剩饭。
人事部的上班时间是8：00-12：00、13：00-17：00。不过，11：30午餐开饭，大家对吃饭都比较积极。中午有人午休，有人下棋，有人打乒乓球，一般13：30才算上班。下午16：30下楼坐班车，我要等到17：00吃晚饭。
人事部有自己的卫生室，我曾借同事的证件去过，不大。体检在人事部举行，请大医院的专家过来。这点和一般单位不同。一般单位体检往往在内设医院进行，或者到指定医院去。人事部的体检非常细致，连沙眼、痔疮都要检查。我没有资格参加。人事部的定点医院是北京医院。住院要到那里。
人事部的大门有武警站岗。驻扎人事部的武警大概有一个班，平时住在人事部大楼后面的小楼里。这些战士很年轻。晚餐时就餐人数很少，只有少数单身职工，还有就是武警战士。我曾近距离观察过他们，但从来没有说过话，在大门查阅证件时除外。
人事部的进出管理非常严格。正式工作人员要出示工作证，我这样的临时工要办理临时出入证，贴着照片，有效期限通常是一个自然年。外人进入人事部只有两种途径，一是在传达室经电话联系会见人员，然后传达室开单子；二是内部的人出来迎接。
有一次范勇副司长忘带工作证，武警战士居然不让进，我正好赶到，首先亮出我的证件，然后解释这是我司的范司长，武警这才让进去。我的朋友荀东君来人事部拜访，我下去迎接领入。如果有人上访，基本不可能进入。
四、人事部里的人和事（一）
我所在的处是综合调研处，承担两部分职能：司办公室和事业单位改革。处长空缺，副处长张建新主持工作。他是退伍军人，高个、大块头，大嗓门，性格直爽，似乎文化水平不高。他与分管司长关系不好。一次他因吸烟差点造成火灾，受到部里的发文通报批评，司里因此事禁止在办公室吸烟。
助理研究员吴剑英个性沉稳，文笔很好，重点负责事业单位改革。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官场上有个段子：人大毕业的只说不干，清华毕业的只干不说，北大毕业的既干又说，结果提起来的都是清华的。吴剑英处长喜欢下围棋，经常与胡文忠一起下。我也迷上了围棋，中午在新浪围棋网上下。那时该网免费。我特意买了一本围棋书钻研，有一些提高。
综合处还有一个过来帮忙的姑娘李正军，岁数跟我差不多。脾气特别好，极友善。我刚来人事部，她领着我熟悉环境、出门买办公用品。她说，自我来后她就没机会用电脑。办公室只有一台电脑，我一直霸占着。我感谢她对我的帮助。
李正军告诉我她已经在人事部呆了两年，差不多要留下来了。我来后没过多久，她就请假。突然有一天，她回到办公室，竟然在电话中与分管司长吵起来。她强忍着泪水离开了人事部，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人道别和相送。难道我的到来给她带来危机感？而我压根没想留在人事部。
我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非常伤感，小李走了。带着她的真诚、稳重和无奈。我和这位山东老乡相识一个多月，配合默契，相处无拘无束。我的伤感，完全不是她走后留给我的工作，而是我对这个环境的悲哀，它使我想回家。”
小李走后的一段时间，是我最忙碌的日子。我要取报纸、接电话、买办公用品、传达通知，还要编辑《工作动态》。《工作动态》是一份内部杂志，发送部里各单位及各省、区、直辖市、新疆建设兵团和副省级城市的人事厅（局）。每次寄材料时，要抄写40多个地址，非常繁琐。我把这些地址录入电脑，调整好格式，可以直接打出来。我只需一个个往打印机里放信封，非常方便，这也算我的创新吧。
《工作动态》分为领导讲话、各地消息和法规选编三个栏目。各地人事部门投稿，我了解了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和事业单位改革的动态，开拓了我的视野。我负责编辑了6期。
人事部来了一批新的年轻人。一部分是考公务员来的，例如综合处的仲笑林。她是东北姑娘，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坐在我的对桌。20天后综合处办公室调整，她搬到了里面的处长办公室。另一部分是国家行政学院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他们从应届高校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经过一年的培训和一年的基层锻炼，成熟、老练、很政治，与刚考入公务员队伍的新人明显不同。来专技司的有综合处的高擎、继教处的钱军、留学处的孙晓丽。
青干班来人事部的新人被安排住在仁实宾馆。虽然在一个院子，他们住的是宾馆，不是我住的筒子楼。随后，他们被安排住进在三环东北曙光里的集体宿舍。一室一厅，住着两人。仲笑林的室友是人教司劳资处的程艳丹，一位漂亮的南方姑娘。我们就餐时常坐到一起。我是山东人，大葱、大蒜拿起来就吃，程艳丹说：“你怎么这么野蛮？”
专家处的梁江也来自青干班。他的岁数与我差不多，毕业于中山大学。我随口一问：“你认识陈伟吗？”陈伟是我初恋对象的前男友。世界居然这么小，他居然是陈伟的铁哥们！他大骂陈伟前女友的薄情寡义。
专技司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临时帮忙者，例如总装情报研究所的李晓红。我在日记中记载：9月的一天，李晓红穿了一身军装。我说很好，英姿飒爽。后来听说她今天就要走！我问她。她说：“早就告诉你了。”我说：“没有啊，早上我们还一块儿吃饭呢。”她说：“以前就跟你说过，什么时候穿军装，什么时候走。”于是在人事部借调7个月的这位川大法律系的研究生走了，带着一抹惆怅。
五、人事部里的人和事（二）
张学忠部长推行公车和电话改革。人事部有两个司重要，公务员司有权，专技司有钱。专技司有3个司机，他们都是临时工。改革的思路是，各司不能拥有汽车，司机辞退，用车由部里统一调度。电话改革是部、司级领导的家用电话原来都是公家名义，现改为个人，部里发补贴。改革后，司长要骑车或坐公交上下班。在地方上，司长就是市长，坐公交上下班不可相像，看来北京真是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官。
人事部以及专技司的人都非常和气，包括部长、司长在内。张建新副处长喜欢安排活，但也没有真正批评过我。他们是一群高素质的人，素质低的是司机、食堂管理员。我第一次拿支票购买办公用品，因为没有经验对折了支票，导致商家拒用，随行的司机对我口出不逊。一次，谢军副司长外出，我顺便搭车。那位司机居然对我非常不耐烦，我气愤地立即下车。
人事部大楼是个自成体系的小世界。清晨来到这里，傍晚离开，一整天都呆在大楼里。我的办公室不靠窗，外面刮风下雨都不知道。人事部的人素质非常高，基本听不到大声的呵斥和争吵。人和人之间非常友善，当然也有矛盾，但这种矛盾是深层次的明争暗斗，不会公开化。
人事部级别高,工作人员上升的空间大。退休的时候混个副司级干部,不是难事。如果在县和乡镇,当个副处就烧高香了。人事部的人到下面去,就像古代的钦差,好吃好喝好招待。还有机会到国外考察,拿公款旅游,是人人争着去的美差。有时司里会出去娱乐、放松一下,例如到北沙滩塔里木油田宾馆。
我是个临时工，又在出差机会少的综合处，没有出去过。我订出家的火车票，那个跟专技司有合作关系的旅行社居然说：“对不起，你从来没在我们这里买过飞机票，不能给你提供这项服务。”
我只有一次出差机会。9月，吴剑英处长安排我参加司法部主办的全国公证工作改革座谈会。参加人员是司法部的部长和各地司法厅的厅长、副厅长。司法系统外的有代表人事部的我，以及中编办的一个小伙子。由于级别低的缘故，我俩没有上主席台，被安排在第一排。我和这位中编办的小伙子住在一个房间。我们讨论过编制问题，我反对“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方式，认为国家只需控制经费，人员由单位控制。宽沟有西方式的田园风光。
过节的时候，专技司为专家们举办了不少活动。我从宽沟赶回来，参加在钓鱼台举行的人事部中秋、国庆专家、留学人员茶话会。钓鱼台环境不错，但比不上宽沟。打上领带后，小孙说我好像当过兵，很挺。在积水潭北，文慧园路东口有一牌坊，曰“小西天”。我在这里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看电影，名字叫《倾听女人心》。此处音响不错。
我进入过人民大会堂，听人事部部长和法制办主任做报告。经过安检，进入宽敞的三楼小礼堂。报告的内容记不得了，我多数时间走神看着头顶的华灯。没去过中南海。不过，有人说北京最神秘的地方不是中南海，而是玉泉山。
12月7日，北京下了第一场真正的雪，不夹雨的雪。车如老牛，人履薄冰，整个北京几近瘫痪。立交桥是堵塞重点。我打的去中组部、中宣部送文件，目睹了这一过程。中组部、中宣部都位于西单地区。前者在灵境胡同与西单北大街路口东南角，后者在西长安街与府右街路口西北角。这些党务机构门口不挂牌子，非常神秘。去过中组部几次，大多在传达室等候，里面的人出来谈。有一次进去了，一个大院，空旷，办公室的摆设不太新。
国务院法制办在文津街北海南门的西边，吴剑英处长带领我到这里交流《事业单位改革条例》的修改。法制办的建筑、装饰比较老式、简朴。位于东二环的司法部大楼则非常现代、宏伟。
在人事部期间，国际、国内发生了一些大事，例如江泽民提出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施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加入世贸组织。小高到我宿舍看电视，第一时间为北京获得申奥资格欢呼。在人事部餐厅的电视上看到美国9·11事件，感到震惊。呼和浩特某宾馆发生火灾，一副市长遇难。他原是建设部司长，不足40岁，博士，来呼和浩特挂职。世事无常啊！
我本来就没想留在人事部，徐振寰司长的调离让我也不可能留下来。专技司为我提供住宿费、餐费，没赶我走就算不错了。12月23日，我在日记中写道：“忽然，特别想家，想我的小老婆。我想回家，立刻打电话给找张文玺和韩处长，表达此意。我决定春节之前回家，离开北京。－－北京虽好，不是我家。”
在离别前，我找范勇副司长谈心，建议不要设置过多的职业资格，免得为人才流动制造障碍。我知道司长、处长只是庞大的国家机器的一个小零件，我的意见不会有效果。可我为了心中的一份良知和理想，我要把它表达出来。
刘宝英司长安排综合处起草一份我的工作总结，以她的名义寄给展涛校长。1月23日，司里为我饯行。28日，我宴请了吴处长、仲笑林、程艳丹、孙晓丽、高擎、钱军。30日，高擎、钱军送我上火车。我离开了北京，别了，人事部。
六、尾声
从国家人事部回到山大科技处，我有些不适应了。人事部许多地方值得高校管理部门学习，例如它的严谨。以人事部发文程序为例：拟稿人拟稿→处长审核→主管副司长审核→综合处处长初核→司长审核→办公厅秘书处复核→部领导签发→秘书处编号印发。
再以接电话为例。接电话的人要在电话记录单上记载通知内容，通知人姓名和单位。通知人也要记录接电话人的姓名。接电话的人将电话记录单送交处长、司长，按照批示通知经办人办理。
人事部副司级和处级职位实行竞争上岗。这两个级别的竞争上岗分开举行。我个人感觉比较正规。在人事部2001年下半年的处级干部竞争上岗中，专技司三人参加。胡文忠升正处；吴剑英改实职副处；张建新竞选正处失利，随后调离综合处。
我是山东大学第一个也是唯一借调人事部的人。山大借调国家部委的人不少，大多是教育部，例如我在北京见过的姬锐、王广昌、郭佳。在人事部借调人员当中，基本都是北京人，我似乎是唯一的外地人。
我在人事部，增长了经验，建立了联系，为学校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这些，回来后没有发挥任何用处。人事处负责博士后工作的李振奎副处长曾表达要我出面之意，不了了之。学校对借调国家部委的人缺乏整体规划。
对我个人而言，到国家人事部的这段经历，让我洞悉中央的官场。我不适合也不愿意做一名按部就班的官僚。八个月来发生在北京和人事部的那些人、那些事让我终生难忘。
2006年国家启动事业单位改革，我曾致电吴处长了解情况。已成为副司长的他非常热情地吩咐工作人员给我寄来有关文件，有的尚未下发。我把它们提供给人事处处长王剑敏（韩锋处长已调走）。可惜，这轮我曾经介入并报以热情的改革最终流于形式，让人失望。
之后，我再没有与人事部的领导和同事们联系过。离开人事部十多年了，比我年长些的，成了司长、副司长；比我年轻的，成了处长。我固然不自卑，可他们还记得我吗？我感谢刘宝英司长、范勇副司长、吴剑英处长、张建新处长、李正军女士、仲笑林女士等等，感谢你们没把我当外人，感谢你们对我的帮助！谢谢！
十多年了，我的冷静的心态有助于我客观地记录这一经历，时间的流逝也避免了我的无所避讳的记录让某些人难堪。尽管我有日记，尽管我的记忆异常深刻，回忆录写起来还是艰难。片段太零碎，拼凑起来是否连贯？
有些内容，我在一些文章中已经提到，例如《我看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谈救助责任、以杨在新案为例》。关于在北京的游记，我写有《前门外游记》、《最爱北京的胡同》、《2001年北京游记》。我在北京的朋友、同学，例如包胜勇、李明东、俞新峰等人，我感谢你们的接待。有些事，例如见乔羽，我会在以后的文章中叙述。
我写这篇回忆录，有三个目的：记录我的一段难忘经历，介绍人事部等国家部委一些不为外人知道的秘密，怀念和感谢一些朋友。不知做到了吗？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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