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炼：难忘的1969年－－初到北大荒回忆录
难忘的1969年
－－初到北大荒回忆录
作者：百炼
1969年，那是个“火红”的年代，上海街头不时的见到红旗翻滚，锣鼓喧天的游行队伍，当时无论大事小事便要上街游行以壮声威。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自3月最后一批军垦走后，便是云南，贵州，黑龙江，江西，安徽，吉林，内蒙等七地方插队落户，家长们大部分对插队总是放心不下，街道里及父母单位正加紧施压，不走是不行了，相持不了许久，听说又有国营农场了（实为劳改农场），这可为我们找到了释放“革命”激情的地方了，就这样，大家便奔走相告报名去了农场，行程为6.24日
我们知青命运多舛，跌宕起伏，1966年6月文革开始，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从街头“革命”，扫四旧，批斗“黑五类”开始，到8.18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达到高潮，当时被捧上天的“革命小将”，上海“一月风暴”工人运动起来后，便无所事事了，仅隔三年光景又变成了城市的多余，全部上山下乡，又有谁想到，若干年后又大批返城，其影响之广，涉及人数之多，变化之大，连当事人都无所适从，在人类史上也绝无仅有。
行程越来越近，很多亲友，同学送来日记本，以作纪念，加起来有一摞厚，至今还珍藏舍不得扔掉，前二年乔迁时，忍不住打开了几本，看着扉页上在现在看来令人发噱的题词；“祝你成为一名坚强的反修战士”，“屯垦戊边，保家卫国”“我们将相逢在硝烟弥漫的黑龙江畔”我不禁想说一句“朋友侬帮帮忙哦！”
即将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上海了。23日夜辗转难寐，扪心自问我能干啥？儿时是个调皮鬼，文革辍学在家几年，从不做家务，夏季，在蝉声中睡午觉，与弄堂里的孩子结伴去郊外，捉鱼，钓鱼，游泳，什么都玩，晚上在路灯下打扑克牌，冬天却附庸文雅，玩起“琴棋书画”来，所谓琴，什么琴也买不起是口琴，革命歌曲吹的滚瓜烂熟，还会吹拌音，所谓棋，不是围棋，也没有那个雅兴，是军棋“四国大战”（一种四人游戏），直杀的天昏地黑，废寝忘食，所谓书不是书法，是阅读，当时时兴交换书看，我家也翻出几本“旧书”便和别人换看，读了不少古，今，中，外，名著，所谓画，是欣赏，也末学过画，反正大家都闲着和弄堂里的在外读书回沪辍学的大学生们经常跑南京东路“朶云轩”，欣赏红卫兵抄家来的字画，听老先生们讲解，还真见到了不少好东西，如宋徽宗赵佶的花鸟画，和“瘦金体”真迹。就这样三年时间很快混过去了，正经的什么也没学会。
6.24．清晨天色阴霾，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正值端午前后，我吃完粽子，雨渐止，便向家人告别，我们在街道里集合交行李，只见才认识不久的同命运“黑兄”“黑妹”们都穿着的很“精神”，草绿军装，军帽，腰里还系根武装带，斜挎“语录袋”，背着军用水壶，有的还穿上了当年很难觅到的灰色海军军装，帽上红星闪耀，在那年代这般穿着算是相当前卫了，我没有这些，穿了件后来曾使哈尔滨知青羡慕不已的两面衫（两用衫）便装，一面为拉链衫，翻过来却是带钮口的二用衫，也算时髦了。
到了老北站，人头攒动，红旗飘扬，高音喇叭正播放着革命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列绿皮火车正蓄势待发，见到了来送行的父母，我母亲把一只眼镜盒塞我裤兜中，原来我想要的东西家里都已满足我了，就是太阳眼镜父母不答应，我不懂事因我看别人都有的我也要，结果母亲最后还是给我买了，我一阵心酸，还能说什么呢，世上母爱是无法比拟的，我只能用一首唐诗来默默地表达“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寸晖。”
突然见送别的人们怎么都往后倒了，原来是列车启动了，顿时哭声震天，好多男女知青都哭成了泪人，因大家心里清楚此去不知何时回啊！我已哭不出来了，昨晚去看了老外婆，我从小由老外婆带大，养育之恩，离别之情，感情堪深，我们相对已伤心的哭了好一阵子，今天已是“蜡矩成灰泪始干”。仅十几分钟光景，就出了上海市，窗外是宁静的田野和河流，有些女知青还在抽泣，到底是故土难离，父母难舍，大家沉寂了好长时间，我环顾周围，坐我左边是毛建国，右边是岳彩良，对面分别是冯仁民，崔培德，杨明德。交谈中得知他们三人父母均是邮电系统的，他们都很文静。毛建国默不作声，不到一会儿，就到其他坐位上吃香烟去了。岳彩良小黑可不是个“省油灯”，逢站必下，有好吃的逃不过他的眼光，只见到了某一站，由于时间过长，车门已关，小黑两手扒着车窗，嘴里叼着半只烧鸡，跳将上来爬进窗。对面的崔培德却很认真，时刻在做记录，几点几分到达常州，镇江……，几点几分至南京过长江大桥，可能为的是给家写信时间准确些。
车至蚌埠发生了意外，停了数小时，当时蚌埠武斗闻名全国，我们这列车上的知青和车站的铁路工人不知为何事产生了冲突，可能是当地人吃了亏，我们从车窗外见到是一知青在前跑，一铁路工人在后紧追，后来被追的知青逃上了列车，追的人就没辙了。我们的车窗正值半开着，冯仁民一只手臂伸在窗外，一路过我车厢的工人突然间抄起一把铁路工人常用小榔头，照冯手臂上就是一下，嘴里还骂骂咧咧，可能是吃了亏，报复来了，冯手臂上顿时起了个小包，我急忙关窗，我们想下车和他们站长论理，后来见到昏暗的站台上空无一人，都没敢下去。
一路上凡逢省级城市总有中学生载歌载舞在月台上欢送，但我们这列车在进站停车后，一窝蜂下车都急忙奔向站台售货车和小卖部“抢购”，相互推搡，挤成一堆，好吃的东西一抢而空，上车后，只见站台地上纸屑，骨头等狼藉遍地，而这帮欢送的中学生心想原来被欢迎的大哥大姐们是这等模样，离站时，挥舞的彩带也有气无力了，明显不如进站样子。第二天晚，进入东北了，车厢气温骤降，大家的话语也少了，有些女知青身边有“男友”呵护，同盖一件绿军袄在窃窃私语，有的男女二人挤在绿军袄下早已进入梦乡。
27号下午，我们到达了当时中国最北的车站－－龙镇，下车后，只觉这地方十分安静，人烟稀少，但北大荒的初夏还是很美的，一片沼泽地，各类鸟儿盘旋飞翔，我们分街道上了大卡车，一路上看到了真正的北大荒，虽然一片绿，却是那么的广袤，荒凉和没人烟，终于来到了目的地－－引龙河农场六分场。
初到六分场
分场暂时把大家安顿在对面铺的一大屋内，大家把行李取回后，都有点累了，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清晨，大家被“当当……”的钟声惊醒，我们循着声音走去，在分场的一角，约百平方米左右的一土围子，不敢走近，只见戒备森严，背枪解放军在远处警戒，一队队的着灰色服装劳改犯鱼贯而出，在门口列队报到，尔后，缓缓地走出分场下地劳动。啊！呈现在面前是真正的“阶级敌人”，我们惊呼。分场主干道的另一方为家属生活区，以大队部，和食堂为中心，家属区为数不多栉比鳞次的土坯房，有的尚未完工。就这么偌大块地方，出去就是田野和荒原了，它就是我们将要奋斗及落户的第二故乡了。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里除了劳改犯就是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二老改），还有少数管教干部及家属，我们接受谁的教育？在上海，凡提到去黑龙江，人们总是与中苏边境，黑龙江畔联系在一起，似乎是派去就是保卫边疆，翻开地图一看，这里离中苏边界起码二，三百公里，根本就是后方。在来前夕，见街道黑板报上贴着很多赴黑知青宣传照片，有的女知青飒爽英姿背着枪，在黑龙江畔巡逻，有的在哨所里瞭望对岸，很是羡慕。但当年是唯成分论，讲究出生，黑龙江畔都为军垦农场，军垦是要政审的，我们家出生为职员，又有拐弯抹角的海外关系，虽不是“黑五类”但在当时也属于不吃香，不被信任的一族，一腔热血，报国无门，只能在后方与劳改犯为邻了，感到十分迷茫与困惑。
由于刚到，一切末走入正规，也末安排工作，大家晃来晃去很快环境熟悉了，北大荒的初夏是美丽的，尤其是六分场四周的原野，蓝天白云下，各色野草野花漫山遍野，我们漫步在原野上，微风吹佛，感到一种大城市没有的惬意，还是女知青心细，发现一种黄花菜就是上海过年配给的金针菜，于是大家都忙着去采，采回后用针线穿起来，晒干准备带回上海去。
一天傍晚，大家在大屋里躺在被卷上吹牛，突然间，一男知青，年纪尚小由于想家哭了起来，同街道的一知青据说是邻居便去劝他，结果非旦没止哭自己也哭了起来，后来又感染邻床铺的几位，不一会男生大屋就象“传染病”似的为想家全都哭了，顿时哭声响彻北大荒夜空。
第一份“工作”
终于等到分配工作了，大家在听大金牙王成贵领导念分班名单，我很幸运分在十四班即所谓的“机耕班”住帐篷，当时对当地的情况还不甚了解，以为是永久的技术工种，马上写信告知家人，家人当然很高兴。同班的有陈仲芳，徐俊杰，冯锦华，何云发，蒋月光，麻立君等……其他已记不起来了，王成贵第二天来我们帐篷说，赶快分班上机车，另一位我们的所谓的指导员吴老师（分场小学老师）接着说“那不行，要加强学习一星期，才能上机车”王后来也就默认了。所谓的“学习”就是吴老师几乎每天来我们帐篷串门，躺在我们的被褥上，今天跟这嘮嗑，明天跟那个嘮嗑，我们也不敢得罪他因他是领导，都想靠近他，每次谈话结束后回家，他总有所“斩获”，因刚来大家“存货”很充足，有的给他一袋什锦糖，也有给他一包饼干，算是给他小孩吃。若干年后，在場部，他和一幫同行（老師）吹牛，“當年上海的饼干，糖果我可沒少吃”我恰在边上听见。
几天后，发生了一件大家可能都记忆犹新的事，那天傍晚，我们在帐篷里闲唠，突然，嘀嘀嗒……嘀嘀嗒一阵军号声划破长空，我们知道可能出事了，急忙冲出帐篷朝着食堂方向赶去，食堂门口黑压压的一片人，约有一排的兵力的部队战士，苛枪站成一排，还有一帮上海知青不少是穿着线衫线裤在围观，忽一声音从后传来“冲，冲，冲”，我们一回头原来是方保才带着眼镜直吆喝，只见“小外国”（钱福兴）解开衬衣拍拍胸脯，勇敢地冲上前去，对着枪口，说“朝我这里打，朝我这里打”战士立马放下枪，进行劝阻。原来听说两上海知青和哈尔滨知青发生了争执，给抓到看守所去了，上海知青纷纷出来论理，我们到时只见食堂正受到上海知青的围攻，一些哈尔滨知青占据着食堂，当地干部赶来见这阵势，怕势单力薄压不住，又怕冲击看守所专政机关，故引来部队支援。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上海的女知青也闻讯赶来劝架，“嗱勿要吵了，回去睏觉吧”，她们不劝也罢，一劝说马上跳出几个线衫线裤的上海男知青为“扎台形”，拿起木棍，把食堂的仅剩的几块玻璃窗砸的稀里哗啦才罢休，隔窗透着亮光我见到哈知青中几个大个，刘长贵，张景明，马守义等，也拿着大棒，炒菜的铁锹严阵以待，经过一阵子“激辩”和劝解，人群才慢慢的散去。打这以后，哈知青似受了惊吓几乎全跑回哈平房区保国街老家去了，分场处于无人管状态，上海知青想的开趁势背上“马桶包”三五成群开赴哈尔滨去玩了，有的去了“苏格拉店”（苏家店劳改农场）探亲访友了，十四班也出走了不少。
几个月后，我与王金鹏（哈知青头）同屋，他向我讲了些上海知青没来前鲜为人知的事，原来在我们没来之前，在场部召开过几次上海知青分配会议，王当时代表六分场去开会，各分场头为争上海知青命额互不相让，有的分场头慷慨陈词，“上海是一月革命风暴的故乡，上海知青觉悟最高，水平最高，他们最能干”，坚持要多给些上海知青，我听后与王打趣说，幸好你六分场要了二百来个上海知青，你要再多要的话，可能把你们都得打趴下，一个个抬回保国街，叫你们尝尝“一月风暴”的厉害，王听后哈哈大笑。
我哪里也没去，为的是保住这技术工种，但是事与愿违，几天后，由于发生了那些事，十四班所谓“机耕班”就算解散。
“红哨兵”
由于我没有参加打架，也没有跑到哈尔滨去玩，算是表现好的，分场当时成立了“红哨兵”组织，主要目的是临时维持分场秩序，我被要去当了“红哨兵”，上海知青还有，刘寅，潘其，徐文华，虞向明等，哈知青有，钱士滨，王金鹏，王国珍等，当时有两件事我是记得比较清楚，一件是有一天，外分场来了一帮“不三不四”男女，到六分场探亲访友，中午时分，有人报信，说这帮男女与本分场有些人在一起喝酒抽烟，打骂嘻闹，抱成一团，在大宿舍里影响不好，叫我们管一管。我们带上“红哨兵”袖标，到了宿舍后，把他们统统叫起来，驱逐出六分场，其中有一女的绰号叫“黑玛丽”高个子，长的浓眉大眼皮肤黝黑，这件事后来遭到了分场某些人的责难，说什么：“人家来白相相的也勿可以，阿胡乱”。
还有一件事是看守龙宝成（哈知青），他现已不在人世了，现在想想他也蛮可怜的，自我来到分场知道这名字后，直到我离开就一直被认为是哈知青中的“坏分子”，究其原因无非是不听领导话犟头犟脑，不愿干活，蛮横喜欢打架，据哈知青介绍，他的拳头尤其厉害，出手快且凶狠，我也曾领教过，一次在分场大道上与一当地人在马车上争一鞭子，三下五除二仅几拳即把那人打倒在地，使我大感惊讶。这次又犯事了，分场领导把他隔离反省，我们“红哨兵”轮班看管他，地点是大院看守所斜对面的一排土坯房的第二间，第一间是小食堂，我与王国珍一班，我一见龙那“似哭非笑，似笑非哭”的脸就想笑，王国珍当时年青，是很要进步的哈知青，具有东北姑娘直爽泼辣的性格，一见他就骂，由于他们是同街道的彼此熟识，她又是女性，龙不敢怎样，我则不然，一般不说话，万一惹恼了他发起戆性，拳头拔出打了也白打。头几天，龙在屋里倒也悠闲自得，哼哼小曲，还开玩笑要我帮他找个上海“敲定”。有一天下午，龙突然趴在桌上大哭起来，后又捶桌子，王问他，咋的拉？，他也不说，我们不知咋办，正好驻军的孙排长走过，孙排长四，五十岁模样是六分场驻军现役军人，据说是“大比武”出身，能“飞檐走壁”，王叫住了他，向他说明了龙的情况，他进屋后察看了龙宝成出来后，指着自己脑袋严肃地对我们说，“好现象，好现象，他二种思想正在激烈斗争着，就怕他不斗争，不要惊动他”我们俩听后面面相觑。
带“劳改犯”
分场逐渐走向正常，“红哨兵”也就解散了，眼看秋收即将来临，带劳改犯干活的管教不够，需要知青中补充，共六人加入管教带工队伍，王立义，赵荣根在一中队，我与刘寅在二中队，王金鹏，李胜权（哈知青）在三中队。一，二中队较大是下大地中队，三中队基本上是技术工种，在分场本部内，由王金鹏和当地的干部负责，其中李胜权在看守所看管大院的大门。我们二中队队长有于荣，龚卫星，盖玉清加上我们俩，几个队长除崔大胡子外都很严肃，可能是代表政府经常接触“劳改犯”的“职业病”，年岁大点的都喜欢摆资格，摆以前的革命功劳有多大，于荣自称是李天佑的警卫员，但从末听他说过李大将的轶事及趣事，盖（玉清）大队长经常和我们讲述在解放战争山东战场上如何如何指挥送粮草及担架队，我们事后分析，充其量是地方部队支前队长。
第一天带工下地是6号地，不到北大荒不知其真正的内涵，地大的吓人，与蓝天白云的天边连在一起，一条垅翻过道道坡，越过座座梁还不见尽头，站在那里远眺“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块6号地据说有六百多垧，几百号劳改犯割麦几天也割不完，碰到下雨就倒霉了，我们没雨具，拿块塑料布左挡右盖，结果还是变成“落汤鸡”，北大荒夏天的雨，时停时下，时大时小，碰到这种情况，劳改犯是不撤的，我们也只得陪着，由于衣服潮湿，经常冷得打寒战，待收工时，夏天衣服穿的少，靠体温已悟干了。
带工这工作看似轻松不干活，实际上是很辛苦的工作，与劳改犯的作息时间同步，早出晚归，在地头两腿站着两眼直盯他们干活，因几个队长都与我们严肃交代，不能有人跑了，跑了谁也担不起责任，虽然有部队，但部队的士兵在老远的地方分散后仅剩1人，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头昏眼花。最难熬的要数地里的小咬，蚊子，各种小昆虫向我们进攻，咬得我们其痒难忍，特别是在无风的阴天，凡身体露出部分都是大包，小包。有一种当地人叫“草趴子”的小虫，更可怕，会吸住肉搞不下来，使我们感到纳闷的是劳改犯怎么不怕咬的，经细心观察，由于穿着长布衣裤，老在晃动（劳动）似是驱蚊，再就是见他们帽子一圈围着布也是防咬措施，另一不可否认的已是“老皮”了蚊子也不愿意咬了。有一天我想出一招，凡露出部分一律涂上带来的“万金油”（清凉油），自以为是高招，结果还末走到目的地，全身似“火燎”，赶紧找个小泡子全洗了。
我们二中队劳改犯是以“历反”（历史反革命）为主，都是国民党，党，政，宪，警，特人员，二中队管教龚卫星为了我们熟悉情况，不厌其烦地給我们两人复写了二份“花名册”，里面有国民党县长，中统，军统，汪伪人士及旧上海76号的敌特机关军官，不乏国民党“精英”，望着这群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囚犯，古铜色的脸庞与老农没什么两样，想不到年青时曾显赫过一时。由于工作关系，我们也不可能去一一对号入座，只能是大致了解一下。使大家没想到的是时隔二十年后，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国共两党“一笑泯恩仇”再度携手。
最糟糕的要算是饭菜，我们的中饭是从小食堂（干部食堂）送来的，由劳改犯用送饭马车带来，同时还稍来家属送来的干部饭菜，我们的饭菜最差劲，不是炒老黄瓜就是炒大头菜（卷心菜），其他没有，与其说炒还不如说拌，没有油水，在上海一般人家也有三四只菜供选择，使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劳改犯的饭菜比我们的却好得多，由于劳改犯是国家规定的菜金，由他们自行调剂，我们见到有时是菜包子，有时是芸豆莎包子，炒的菜色面也比我们菜好，由于秋收劳动强度大正值他们伙食改善之际，见他们的饭菜，我们只能是馋在心里，不可能去吃“阶级敌人”的饭菜，干部的饭菜是由家属做好后托劳改犯马车稍来的，有次盖大队长在远处还没过来，一个送饭的犯人把一带提手的木盒放一边，我们有意看看他们吃的什么，打开木盒盖，哗！一碗黄橙橙炒鸡蛋，一碗碧绿的炒韭菜，两只大白馒头，由于“三月不知蛋味”我已顾不得什么了忍不住捞起一块炒蛋放入嘴里，舍不得咀嚼，任其慢慢融化，那真是香极了！。其他几个带工的知青也仿效我捞一块尝尝，可怜盖队长一碗炒鸡蛋还没吃所剩无几了。
有一天中午，饭菜又送来了，依然是大头菜馒头，由于肚子早就唱“空城计”了，我便扒了一大口大头菜往嘴里送，不对，怎么嘴里露出二根须来，心想这决不可能是大虾吧，用手一掏，只见是一只“才积”（ 蟋蟀）露出，“扑哧”一口菜全部喷出，低头一瞅，居然还是一只“二妹子赤膊才”，恶心至极，午饭也没吃，儿时在上海弄堂里斗过“才积”，从没吃过“才积”。晚上回去后便向小食堂三人反映菜不卫生，他们是牛板祥，周永新，王桂芝（三百块），实际上大可不必，后来我在大食堂里干活才知道，苍蝇，蚊子，小虫，飞才，蛾子掉在汤里司空见惯，我曾亲眼见到一只老虫（鼠），在锅台转悠，有人去打，老虫不慎滑入汤里，这时马上要开饭，烧开一锅汤要三小时，怎么办？只能息火，等汤平静了把老虫捞出，照样开饭，因此大家吃的汤，并不是纯素的有时还带点“荤腥”。
有一件事至今心有余悸，天渐凉已値深秋了，带工已有一月余，我们也渐渐松懈，不像一开始，两眼直盯着，两腿直立着，很是紧张，他们干部轮班也只有一人了，一天刚吃完午饭，秋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我不免倚在麦垛上打起了瞌睡，一觉醒来睁开醒忪眼睛，不好已是下午三点，割麦的“大部队”已远去不知去向，我揉揉眼只有百米处有五，六个还在码垛的劳改犯，其中一个，朝我这边急奔过来，见他手中握着镰刀，在阳光下明晃晃，不由得使我警觉起来，当时连队里仅有的报纸是“黑龙江日报”我每天看，最近时期一直有“阶级敌人”猖狂报复的新闻，某县某公社，“阶级敌人”勒死一少先队员，某县某乡“阶级敌人”毒死耕牛等报道。劳改犯越跑越近，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我故作镇静，环顾四周，除了三十米开外地边一片小树林外便空无一人，警戒的部队也不知去向，我提醒自己你是代表政府的不能失态，心里却有点慌，待他走到将近十米处站住了，“报告队长”“什么事”我厉声壮胆地问，只见一五十开外黑胖汉子北方口音，我始终注视着他手中那把明晃晃的镰刀，只要有任何动静我即可以作出反应，“我捡到一个东西，是不是队长你的”，他站的笔直气喘的说，“扔过来，回去干活”我故作镇静命令，趁势站了起来，一看不是别的正是我的口琴，我贪玩把口琴塞在裤袋里了，吃饭时不慎掉出来了，虚惊一场。后来一想起来有些后怕，如真是那样，我毫无还手之力，捏我象捏一只虫，因为犯人中很多都是军人及行伍出身。打这以后，我再也不敢打瞌睡了。
一中队和我们二中队一样也是下大地中队，我们有时经常能碰到一起，一中队队长除史才子外，还有一位崔大胡子（名字忘了）他为人很好，经常与我们开玩笑，从不倚老卖老，说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也不知山东何方人氏，普通话中的“二”说不清，说成“乐”，当时中央有一文件叫“八二八命令”，是大胡子在地头传达的，他把念成了“八乐八命令”，他虽然年纪比我们大，但跟我们一样有一颗“馋”的心，有一天，一中队在与我们相邻的一块地劳作，突然，一阵阵暤，暤……的喊叫声，我们以为发生什么事了，赶紧飞跑过去，是崔大胡子的声音，走近一看，一堆篝火，黑烟直上九天，上面压着土豆蔓还在熳，下面有一些红火，原来旁边一块地是土豆地，刚起完土豆，是用犁扒的，远没扒干净，沟沟洼洼里随处可拣到土豆，火下焖的是一窝土豆，大胡子叫我们来是一起享用烤土豆，不一会儿，土豆熟了，我们捧着滚烫的外焦内酥的土豆吃了起来，土豆又新鲜，那味道甭提了，简直堪比上海街头“烘山芋”而且味如“栗子山芋”我们顿时来劲了，吃个大饱。由于北大荒的地很大，一块地要割（麦）二，三天，我们同时也享用了两次，以后就没啥好吃的了，一天我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劳改犯割谷子，无意抬头一望，怎么天边又一股“狼烟”，不知大胡子在玩什么“把戏”，我们合计了一下跑过去看个究竟，原来大胡子在玩烧烤黄豆，我们饥不择食抓了一把烤的漆黑的黄豆就往嘴里送，与土豆相比味道是差点但也很香，虽然两手及满嘴吃了个漆黑，却也很能点饥。
秋收快将近尾声了，地敞晾光，天也冷了，北风开始怒号，到了要穿棉袄时侯了，同时劳改犯要撤走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我们不免担心起自己的命运了。
干“杂活”
劳改犯撤走那天，一辆辆的大卡车缓缓的开出六分场，为首一辆是部队车，车头架着机枪，由于知青住地不够，大院分给知青住了，里面一片狼藉，凡劳改犯的遗留物为卫生起见一律烧掉，包括炕席，脸盆架等，院内空地上顿时火光冲天，盖大队长及崔大胡子也跟着走了，我们的“带工”（实际上是“跑龙套”）就此结束。同时也搬到大院外的一幢对面炕的大屋子，和天津知青住一起，也有少量的上海知青，下连队干活，当时値初冬，早已地敞晾光了，就在场院里干些扒苞米之类的杂活，记得当时与李中南，陈燕怀（天津知青）等一班。有一天，在食堂碰到一同带工的赵荣根，他很抱怨的对我说；“我们一落千丈，本来是干部，竟然下大地了”，我对他说，在这里谈何前途，我早已“宠辱皆忘”，别人能混我们也能混。家里也不知我们干啥工作也不敢写信，由于工作变化太快，等信还没到家，可能工作又变了。
劳改犯撤走后，六分场本部很多“技术”活需要人接替，有人对我说，队长你们都认识，可以要求去干“技术”活，一是将来有一门手艺，二来较自由，我就去说了后干了木工，和何福民（小木匠）一起，做了两天便觉没意思，每天刨两块板，晚上带点碎木回来引火烧炕，再带一壶水晚上喝，就算一天完事。后来我还是去了铁匠炉那儿人多热闹，我拜聂立（就业人员，据说是八级锻工）为师，聂立因偷窃罪竟从遥远的南国广东“发配”至黑龙江。他操着一口难懂的广式普通话，教我过拉风箱，甩大锤，打马掌，打把据，打门鼻子等。这时分场建制又变了，一天邵青山连长来到铁匠炉对我说要新成立四连了，铁匠炉人多了，你还是去奶牛号吧，那有两女生现缺一个卖牛奶的，不是谁都能去的要好好干。算是抬举我。
卖牛奶
我打心眼里不愿干这活，但又不敢违命，我觉的这活犹如上海穿街走巷的小贩，清晨知青都在出操，挑着牛奶担还要吆喝，我想到上海当时最早的吆喝声是“倒马桶”，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干。
我的工作是每天早晨四，五点就得起，把余伟贞，哈尔滨老大（对不起名字忘了）挤好的牛奶挑到家属区去卖，回来后，打扫牛棚，把牛粪堆在一块，用土篮一担担挑出到门外大牛粪堆，约九，十点钟就算完事，余伟贞还对我说，奶牛号有个潜规则，在奶牛号干活的人每天每人可享受半斤牛奶，当然是卖剩下的奶，因剩下奶也倒掉，并嘱咐我明天把军用水壶带来。第二天我早早的起来，天尚未亮就来到奶牛号，我见他们两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挤奶很是辛苦，不一会儿她们把挤好的奶倒在白铁皮桶里，我挑起担赶快就走，主要是怕出“洋相”因我从末挑过担，在上海肩膀上买米至多扛过三十斤洋秈米，一担牛奶约七，八十斤，开始觉的还行，一会儿就左肩换右肩了，实在不行就放中间横着走，反正清晨大路上没人，到了家属区，要过主干道地沟了，我一跃而过，由于担子链条长，前面一桶奶撞在路肩上翻了，我急了立马扶正，牛奶桶盖子很紧，一点没洒，倍感幸运，到了家属区找个中心位置站下，等着人来买，坚持不叫卖，第一个来的是“邓猴子”（上海籍的劳改犯家属），拿了个小脸盆，打了二斤，对我说，刚才大路上是不是你，我说咋的啦，他说，好像在“举重”似的，我一听分明在取笑我，就接着说，早晨锻炼身体嘛！边说边用象上海拷酱油似工具给他舀了四下奶同时收了奶票，满满一下为半斤。陆续又来了一些家属给家里孩子打的，二，三个高潮后便没有人了，我又等了约十五分钟，见没人拔腿就“滑脚”。等我回到奶牛号，见余伟贞和老大两人正气喘喘地在望外抬牛粪呢帮我干活呢，我感激不尽连忙接过担子，她们不让，说马上完了，并把灌好牛奶的军用水壶递给我，打这以后，我的活她们几乎包了，从不把活留给我，她们两是极高尚的人，在那困难的年代里，从不为难我，一直帮助我，她们帮我灌奶自己却从不把牛奶带回寝室，尽管我在奶牛号的工作时间不算长，“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当时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在此，我为她们俩默默祈祷;“好人一身平安”！
半斤奶拿到寝室，煮开后放入上海带来的可可粉与朋友分享，我们围着炉子把冷馒头切片在上面烤，听着烤馒头片发出的吱吱声，呷一口可可牛奶，只觉的味道好极了，胜过当今“星巴克”。
由于我没表，经常早到或晚来，每天睡觉总是提心吊胆害怕过点，有一天，我半夜醒来，似乎天已放亮，我急忙起来，穿过大院主道，翻过大院垛口，直奔奶牛号，才觉来早了，因奶牛号黑乎乎的，再看月亮正当头，可能是十五的月亮，估计半夜12点左右，怎么办回去肯定睡过点，我就撞开奶牛号的门，手电棒一照，老牛们都在鼾睡，发出哼哼的声音，找到了奶牛号一角放工具及堆干草的地方，随即又摸到了煤油灯便点燃，我想当时有多少人被关进“牛棚”，而今我这是真正的牛棚，睡一宿有何妨，想到此就顺手把干草铺铺好，带好狗皮帽，扎好口罩，拧灭油灯，和衣就寝，屋里还很暖和，昔日牛粪难闻的味道似乎也不难闻了。开始睡不着，想起了上海夏天晚上纳凉时大人们讲的鬼故事，颇有些害怕，再一想我已经和“牛鬼”睡在一起了还有什么鬼，就这样，到底那时年青迷迷糊糊就睡着了，早晨轰地一声门打开了，哈尔滨老大先到，我一骨碌从干草堆里爬起来，给老大着实吓了一大跳，怎么干草堆里冒出个“逃犯”。
我每次卖牛奶后，把牛奶票上交王会计，69年大队部的会计是女性姓王，三十几岁模样，在当地的女性中算是颇有姿色的，皮肤白皙，只是嘴有些瘪，嘴甜的知青叫她王姐，我是叫不出口。一天我去交牛奶票，她对我说，她明天开始也要喝牛奶，叫我路过时给她送奶，她根本不知道我为了赶在知青出操前完成任务起的奇早，第二天，天尚未亮牛奶就卖完了，约五点半多钟，我就去敲她的门，咚，咚，咚怎么也敲不开，估计她是吓坏了，我再三说，我是来送奶的小李，半天她才应声开门，只见她上身披了件中式棉袄，头发散乱，下面穿了件棉毛裤，端了个饭盒，我都不敢瞅她的脸，默默地把牛奶打完，转身就走，事后，越想越后悔，怎么也不该天没亮去敲一个单身女人的门。后来我就叫她饭盒放在外窗台上。
由于我卖牛奶不认真，从不叫卖且撤的快，得罪了某些干部家属，有的家属反应孩子经常喝不到牛奶，都去邵连长那告状，我自知干不长了，我本来就不想干了，果然有天我干完活，邵连长对我说，要成立四连食堂了，你牛奶挑的动，挑水肯定没问题，食堂一切具备就缺挑水，你就去四连食堂挑水吧。就这样我又成了“挑水工”。
生活起居
我曾有幸到过东北真正的农村（屯子），除了集体生活有食堂，和住房整齐点之外，其他几乎和六分场一样，没有陌生的感觉，什么土炕，烘炉（铁匠炉），菜窖，粉房，酒房，木工房……应有尽有，这些其实是中国典型北方农村几千来“农耕社会”的真实写照。
我从家带来的一个钢盅（铝质）面盆，本以为轻巧，不碰瓷，使用时间长，但恰恰相反，有一天收工回来，想洗把脸，面盆却找不到，不知谁把脸盆变成了下面条的锅了，烧的外周漆黑，里面一层油，怎么也洗不干净了，从此就变成开小锅的专用，有何办法我只得认了，没了洗脸盆岂不糟糕，当时小卖店没脸盆卖要跑到场部，后来我看了哈尔滨知青的洗脸方法与我们明显不同，用双手捧一捧水，放在脸部“呼鲁”一阵子，便用干毛巾一抹就算完事，这“哈式洗脸法”几乎不用脸盆，我竟然用这种“哈式洗脸法”坚持到第一次回家带个脸盆来为止。
刚来几月，主食还没碰到过杂粮，只是晚上有时是苞米碴子粥，一般是中午炒菜，早晚两顿是汤，质量是不用提了，主食以饅头为主，虽然吃的清苦倒也过得去，因为大家有“存货”，受不了就开开小锅。我在上海时由于特爱吃“泡饭”久而久之就得了胃病，发作时疼痛难忍，这里由于集体生活，按时就餐，全为面食易消化，胃病居然奇迹般的好了，而且从末复发，这是“上山下乡”的功劳。
在上海时听传言，黑龙江寒冬时，男生小解要用根木棍一打才算完事，到了这里后这个谣言便不攻自破了。最不习惯最难受的要算是如厕了，上海都是马桶或抽水马桶用惯了，开头几天怎么也不习惯，很难完成“任务”，加上奇臭无比的味和苍蝇蚊子的轮番进攻，分场边角落的厕所更糟糕如厕时竟然辣眼睛。天寒地冻时晚上，漆黑一片，有的年龄小的知青，不敢到外厕所去，就在大宿舍二道门中间放工具的地方，拿把锹在锹上解决，解决好后一脚踢开门，叫一声“去他妈的”便连锹一起飞出，第二天给路过的家属把锹拣走了，到了真正要用工具时就到家属家去收。当然这是个别现象。
寻觅6分场的厕所，要算是铁匠炉十几米处的厕所最科学最干净了，这是聂立带领铁匠炉人员所为，它是建在斜坡，沟地流水上，利用沟里不间断潺潺流水，简直是天然的抽水马桶，由于聂立化了不少心血，除了铁匠炉人员及干部和聂立所认识的人，一般人不能“享用”，聂立见了要赶走的，尤其是“二老改”，更是不容，我亲眼见他赶走过“二老改”。尽管自己也是“二老改”。
有一天，当时我住在大院的靠原大门的一幢大宿舍里，由于白天干活时衣服穿的过少，气温骤降，晚上便开始发高烧至39度，想喝口热水也没有，热水瓶几天前放在窗台上冻炸了，冷水又不敢多喝，烧的我口干舌燥，晚饭没吃，头晕眼花，浑身没力气，半夜突然要如厕，思想斗争好一会，最后还是支撑着爬起来，外面正飘着小清雪，我慢慢的挪了十几步觉的很艰难，背后留下来串串脚印，我突然想到到厕所踏板上全是冰碴，万一不慎滑下，我一点力气也没有怎么办，想到此还有好长一段路我不想走了，在外解决又怕污染了洁白的清雪，我就绕到房后的地沟边解决，望着混混沌沌的夜空，雪花是那么轻那么静的下着，天很冷我绿棉袄绿棉裤及狗皮帽上很快沾满了雪，心想决不能冻僵，我想起了丹麦童话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突然间身后传来一阵阵有节奏的“嚓，嚓，嚓”的声音，我即竖起耳朵有些惊悚，我想你是人还是狼，你若要害我的话你就来吧，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也喊不动，想到此我悄悄地回头一看，原来是奶牛号里一只不大不小的“散牛”踩着冰雪，可能看到我三更半夜一人寂寞来陪伴我了，又是一场虚惊。
唱“黄歌”，讲故事
老改犯走了以后，付业连队及食堂等人员一并搬入紧靠大门的大院第一幢大宿舍，年末十分场又过来帮上海长宁区知青，他们与老分场知青风格明显不同，热情奔放，喜起哄，刚来几天，我们这大宿舍可热闹了，晚上经常大合唱唱“黄歌”歌声瞭亮，场面壮观，惹的分场家属小孩趴着窗户往里看，实际上充其量也就是些中外民歌，情歌，和民间小调，有的现在还在流行，如《梭罗河》《苏珊娜》，《红河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四季美人》沪剧《罗汉钱》选段……，唱完一首后，大家便相视而哈哈大笑，白天紧张劳动了一天，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吧。有的歌曲我从来没听过，至今也无从考证，臂如，有一首歌开头一句唱词是“送郎出征漫步原野，情比月意浓”不但唱曲优美动听，歌词也写的好，仅一句，使人即联想起：月夜，原野上妻子送郎上战场依依不舍的离别场景。
当时凡涉及到郎啊！妹啊！爱情歌曲都属“封，资，修”范畴的“黄歌”，一天晚上，邵连长路过我们大宿舍门口，屋里正唱的欢，一曲沪剧选段《燕燕做媒》唱罢，邵连长进来，我们见他脸通红，估计刚喝好“革命的小酒”，邵连长说“上海戏真好听，再来一遍”大家边笑边唱又来了一遍，他也听不懂，借着酒兴还在边上帮我们舞着拍子，大家更来劲了，这个邵连长胆子真不小竟然带领大家大唱“黄歌”。
真正的冬天到了，天寒地冻地里已没什么活干了，食堂变成了两顿饭，不到下午3点肚子就饿的咕咕叫，上海带来的“存货”也消耗殆尽，下午4点天就开始黑了，漫长的夜怎么打发，大家开始讲故事来打发，鬼故事已没人听了，因为我们长大了吓不倒我们，我所接触到的讲故事最拿手的要算赵一鸣（上海知青）及杜士杰（天津知青），通常都是些英雄豪杰及古今中外的探案故事，赵一鸣讲的《一双绣花鞋》中“长波浪头发，黑旗袍，一双绣花鞋”描写的绘声绘色，还有描写英雄豪杰的《十六块豆腐干》也讲的精彩。他的特点是紧要关头要关灯，香烟要一根根支上，否则就卖关子。杜士杰不是我们大宿舍的，但经常给摕（抓）了过来讲故事，他不得不来，因10分场知青中有几个硬汉他害怕，记得有次从被窝里摕了出来，来到大宿舍后一身打扮大家乐坏了，篷松的头发，脸上架一幅眼镜，穿着件极不合身的齐膝机耕队黑棉袄，下半身是件秋裤，坐炕上便开始大侃，他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没有天津味，他讲的都是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侃起来也有声有色，人物，地点，时间交代的很清楚，吸引了不少听众。后来改革开放出版物多了，有次我逛新华书店，看到《福氏探案集》有卖，我就买了本回家躺在床上翻翻，果然里面听杜讲的故事都有《四签名》《巴斯克维尔猎犬》等，过去我没看过福氏探案集，使我没想到的是看后竟然和杜当年讲的故事内容如出一辙，我真佩服他的记性。
1969年发生了太多的事，以至于我们无暇顾及，1969年也是我们走向社会的第一年，一群城市知青，一群莘莘学子，从此后，他们的生活脚印深嵌在北大荒偏僻的异乡。
后记
今年是我的一个甲子年，这篇回忆录是写给自己作为一甲子年的纪念，我们从1969年6.24原点（起点）开始，这一生中不管你是成功者还是不成功者，你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如今又回到了原点（起点），接下去的目标大家是一致的，那就是健康快乐过好每一天。尽管工作很忙，69年要写的事情太多，我只能挑印象深刻的写，我想趁着自己记忆尚在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不要等到耄耋之年失忆了再也记不清了就晚了，虽然写的不好却是我的亲历，决无杜撰，由于69年的事离我们太久远，可能在时间上或某些人和事有些出入，谨请大家原谅。
（完）
百炼于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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