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口述：一场大火改变了我的人生
知青口述：一场大火改变了我的人生
－－作者：刘小萌
采访人：刘小萌
时间：2002年3月1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某市属单位
采访前记
应口述者要求，本文主人公小月使用的是假名。在所有受访者中，我与小月是来往比较多的。最初是通过田小野的介绍，我跟她建立了联系。
小月的父亲，是一所大学的名教授，她的童年，是在阳光、鲜花和歌声中度过的。但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却将她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打得粉碎。先是母亲因为没有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自尽身亡，身后留下4个年幼的孩子；继而“文革”爆发，父亲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进了“牛棚”。小月详细讲述了参加父亲批斗会时的内心冲突，一面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一面是“大义灭亲”的说教。像绝多数同龄人那样，她选择了“大义灭亲”。但此举留给她的创痛却是永久的。
1969年，一心跟党走的小月，响应号召下放到东北边疆，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脱胎换骨的改造，使她对前途重新燃起希望，谁知1970年的一场山火，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为了扑灭山火，小月的两名战友李晓军、张梅玲失去了年轻生命，她则被严重烧伤，面部毁容。17岁的花季年华，从此与“幸福”两字绝缘……
以后的几十年里，小月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人情的冷暖。不用说，许多朋友和同事给过她热情的关爱，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人，仅仅因为她的面部被毁容，就无情地往她心头的创口上不断地撒盐。岁月如梭，如今的小月，年过五十，孤身一人，百病缠身。2002年底，她参加了职称评定考试，成绩优秀，并与单位签了为期2年的聘任合同。听到这个消息，我曾为她高兴，因为至少在可预期的两年里，长期困扰她的“下岗”问题至少是不复存在了。但高兴没多久，她就听说，自己所在的那个“岗”，随时有撤消的可能，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她就只有“待岗”了。以她目前的年龄、身体状况，“待岗”后重新上岗的可能微乎其微。考虑再三，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提前内退”。“提前内退”虽不如在职，毕竟还可以享受一些优惠条件，比起“待岗”那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苦哈哈滋味来，可能还好一些吧。2003年春节前，小月打来电话，说她已办好提前内退的手续……
小月的口述一气呵成，从内容到文字都很生动，一稿出来后，我和编辑都表示满意，她却不愿就此打住，又花了很多力气，对原稿做了大的改动。随着来往的增多，我对小月有了更多了解。面对常人难以承受的重重困难，她所表现出的那种自强自立，令我动容。如果没有那场山火，小月将是完全不同的人生。然而也正是因为那场山火，她使人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尊严与顽强。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小月的口述已远远超出知青历史的范畴，当她陈述因面部毁容而受尽白眼、嘲讽、冷遇、打击时，实际涉及了一个人间关爱的普遍性主题。歌声里唱的是“让世间充满爱”，但真正置身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你却发现，人们最缺少的，往往正是那种能够包容一切的关爱，那种对弱者的普遍同情与帮助。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倾听小月的述说，有更多的人们成为她的好朋友。
一、我们家的整个历史，跟各种运动离不开
“老爷子，你怎么这么傻呀？你当初要是跟李政道一块走，我们这些子女现在什么样？你看现在，子女有给你争气吗？” 一天晚上，母亲就用一根绳子吊在下水道的管子上。 “文革”中，关峰、戚本禹相继倒了台，给我父亲又加上了一条罪状。 因为这样的出身，我受过打击，差点被打成反革命。 学习党的女儿马小翠，为了党的事业大义灭亲。
我从小到大一直属于比较淘气的女孩子，甚至人家觉得我有一点男孩子的性格，但是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觉得我比较聪明。我干某一件事，接受能力都挺强的，但功课也不是很好，因为是淘气的孩子么。我们家一共4个孩子，我是老二。我有一个阳光灿烂的童年，小时候我很爱笑，一些在别人看来并不值得高兴的事，也会引起我发笑。父亲不解地说：“一天到晚老傻笑些什么？”以后，父亲就一直称我为“傻呵呵”。虽然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但我还是快乐的。
我父亲当初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现在要说起来，既算清华校友也算北大校友。而我的母亲、舅舅、姑姑、姑父，都是在这么一个环境里成长的。我的父母是自由恋爱的，又一起投奔了解放区。母亲在读书时就参加了进步组织，姥姥家的人很为她担心，认为是不务正业，因为国民党抓的就是这种人。母亲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抓捕，还改了姓。
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跟李政道是同班同学，原来是学物理的，一个挺有天赋的人，特聪明。在学校时候，大家给他起的外号叫“百科全书”。在解放区，也算是很有文化的干部了，一解放，就分配到人民政府办的一所大学里研究马列主义哲学。五几年时，咱们和苏联挺要好，他又跟苏联专家一起搞哲学。这个时候，他在哲学界就脱颖而出了。他是属于那种比较一帆风顺的，也属于是春风得意的。说白点儿，就是爬的很快，也得罪了不少人。“文革”前，父亲已是系主任了，并已报批教授，可“文革”爆发后，全国范围内都取消了职称，军队也取消了军衔，父亲的教授职称也就不存在了。
父亲与艾思齐等人一起写过不少书，也为邓拓主编的《前线》写过稿子。母亲去世后，他为减轻家庭的拖累，找到当时的市委书记邓拓，请他帮忙，将我的弟弟、妹妹转到全日制寄宿学校读书。为此，父亲又成了邓拓线上的人。“文革”中受尽了一切非人的凌辱，作为一个“黑典型”，“反动学术权威”，受过多次批斗。造反派把他的双手涂满了墨汁，说他是什么“反动黑手”。在高校两派内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父亲竟被装入麻袋，从墙头上像白菜一样被扔过去。即便是这样，父亲也认为自己一生坦荡，党和组织定会还他一个清白。他多次表示，决不会自杀。一次他被“解放”出来，受命打扫卫生。从不会做家务的父亲回来时蓬头垢面，他认为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兴奋地对我说：“你看爸爸还不老吧？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
被父亲株连，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无一例外，全都插队，即使是满怀豪情，也难挥去离家的惆怅和对前途的迷茫，何况我们的走也只是迫于形势，出于无奈的选择，作为“黑帮”子女这是惟一的出路，因此内心的感受和思想的复杂可想而知。
“文革”结束后，当我们费尽周折回来后，有一天弟弟以反嘲的口吻对父亲说：“老爷子，你怎么这么傻呀？你当初要是跟李政道一块走，我们这些子女现在什么样？你看子女有给你争气吗？”说这话时，我们都刚从农村回来，什么都不行，都是白丁一个，“你的孩子，全都成农民了！”在兵团期间，因父亲的株连我备受歧视，说实话，那时我既不敢写文章，为和家庭划清界线，又很少给家里写信，生怕笔误给人以口实上纲上线，日子一长提笔忘字，心里常常有种恐惧感，恐怕自己变成文盲，与当地目不识丁的农民一样了。
从小咱们受的学校教育就是一心跟着共产党，连父母的教育都是这样。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去世的原因其实特简单，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让人伤感的。我们家的整个历史，跟共产党和各种运动离不开。在“反右”以后，“文革”以前，当然也有一些政治运动，那时我年纪小，也弄不清楚都是什么运动，反正是学校里的运动。母亲原来是学文学的，很聪明，口才好，文笔也不错，字写得也好，全国的方言基本上都听得懂。五十年代，她先在文字改革委员会为吴玉章作助手，后来到父亲所在的高校任语文系教员，60年代初，担任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在一次运动中，系里整了一个老教授，整的很苦，是整错了，作为一个基层组织书记的她代表组织去跟老教授道歉。人家是一个挺耿直的老头子，怎么道歉就是不接受。老头子说了：“我对你没意见，你也没整我，我是对这种事儿不满意，道歉我不接受。”我妈就觉得：一个党的书记，工作没做好，很内疚。
那天……我觉得挺奇怪的。从小到大，父母很少给我们零花钱。要说我们家不算是经济多么紧张，那个时代都那样。记得那天母亲把我和妹妹都叫过来，我当时11岁，妹妹9岁，母亲给我们一人两毛钱。我觉得非常奇怪，说：“妈，你从来不给我们钱，怎么今儿给钱呀？”母亲说：“很久不给你们零花钱了。”当时我们还小，没有那么多心眼，不会想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上去。那天晚上，母亲就用一根绳子系在下水道的管子上。出事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站在原地浑身筛糠似地发抖。母亲留下一封遗书，意思是对父亲说：我对不起你，如果有来世，我还嫁给你。
可怜的弟弟当时还上幼儿园，大了都记不起母亲的模样。当时我们党从“左”的状况下扭转过来，政治环境逐渐宽松，中央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会上邓小平同志还就母亲的事发表意见，认为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中，高校不应发生这样的事，要求有关部门查清此事。但终无结果。直到今天，父亲也是一头雾水，成为终身的憾事。母亲为什么自杀？她有4个孩子和幸福美满的家庭，她很单纯，觉得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党。很久以后，父亲曾经跟我提起：母亲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进入解放区之前对父亲说过：咱俩比赛，看谁先入党。她就是那种积极向上要强的人。当时我觉得他们大人还有点孩子气的。
母亲她是学文学的，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她给我们讲过很多的故事，比如大卫·柯波菲尔，我没看过那个小说，内容却记得很清楚。当大卫·柯波菲尔的母亲要死的时候，继父把他弄到一个寄宿学校，等于让他跟母亲见最后一面。那个黑人女佣不是特胖吗？她紧紧地抱着大卫·柯波菲尔，以致衣服扣因为这么一抱就绷开了。母亲每次给我们讲的故事都非常绘声绘色，我到现在都记得。她讲过许多伤感的故事，唱过一些凄美的歌，印象非常深刻。
父亲不论是在学术界或仕途上都比较顺，也就容易遭到嫉恨，“文革”首当其冲成为革命的对象。父亲出身不好，我爷爷是从商的，而父亲大学毕业后就去台湾在一所中学教授历史和数学，填出身时他一直填的是自由职业者。
实际上我的父母跟他们的家庭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早都奔解放区了，没要家里的财产。但“文革”的时候，照样作为一种罪恶落在我们头上。再说高校分成好几派，既有保父亲的也有反父亲的，互相打得不可开交。周总理曾为父亲辩解说：“他写过《把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的文章，在推广大众哲学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还是做了一些贡献的嘛。”接着江青也对父亲发表意见说：“这个人，你们不要保了，他跟戚本禹他们是有联系的。”其实，父亲根本没见过戚本禹，只是因学术关系与红旗杂志社、中央党校等一些领导有业务交往，也许交往到后来彼此就成了朋友，这也很正常的。但是在“文革”中，随着关峰、戚本禹相继倒了台，给我父亲又加上了一条罪状，等于又跟他们沾上了。最后弄得伤痕累累，臭不可闻了。作为这样一个人的子女，怎么可能不被株连呢？
因为这样的出身，我受过打击，差点被打成“反革命”。还没下乡之前在学校，一次庆祝党的生日，大家一起颂扬党的功绩。我发言时说：“党的伟大就在于她能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率领人民群众向前进……”好，可不得了，谁说党有缺点错误？她是“黑帮狗崽子”！当时真整哪！压力挺大。我是真心地歌颂党的伟大，怎么也成了“反革命”？我只是个初中生呀！
那个年代我对党的忠诚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在父亲受批斗的时候，我每次都跟着抓他的学生一起走。大学生见我是个孩子对我说：“回去吧，你放心，我们不会打你爸爸的。”我的回答令他们大感意外：“我不回去，我也要革命。他是他，我是我，我要和他划清界线。”因为这个，全家人，包括我的奶奶、姑姑，都不理解我，也一直怨恨我。觉得你爸爸都那么倒霉了，你还落井下石？可是我从小到大，包括父母和老师给我的教育是什么呢？都是大义灭亲。就是说，你的至亲好友犯了罪，你都要毫不犹豫地跟他们划清界线。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党的女儿马小翠的故事。她的一个亲戚是地主，她的父母早死了，她就在这家长大，后来把亲戚干的所有坏事都告发给党了，她的亲戚想害死她。
学习党的女儿马小翠，为了党的事业大义灭亲。从小到大，我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我爸要是对不起这个国家和社会主义，不管怎么样，我也得打倒他呀。可是当父亲双手涂了墨汁，被当做“反革命黑手”批斗时，我虽然站在那儿，也跟人喊口号：“打倒××！打倒××！”我的心却在滴血，在流泪。所有的人都在那侮辱父亲，作为女儿我不仅没能帮助他，还跟着喊口号。你说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情？没有人能理解我。直到现在，我跟一些亲属还存在着隔阂。谁来弥补？别人根本不原谅你，觉得你是一个挺卑鄙的人。
上大学后，一次与英语教师闲谈，无意中得知老师竟与我姑姑是大学同窗。当老师从姑姑那里得知那段与父亲“决裂”的往事，不理解我为什么那么做，同时又痛心地谈起她自己的女儿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义灭亲”的壮举。老师责备我对父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不明白，我怎么样表现都入不了党－－当时可不就想入党这件事吗？－－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就是得不到党的信任，还受到各种歧视，这一切不都是父母给我带来的吗？老师说：“那不是因为你父亲，而是‘文革’造成的。”天啊，难道我应该承担历史的责任吗？在茫茫人海中，类似的情况还有的是。过去那个时代留给人们的伤害，谁也说不清。我们这一代的悲剧和重负之一，就是为了理想和荣誉过多地参与了政治，而最终又被残酷无情的政治加以惩罚。更具悲剧色彩的是，老师的女儿也是与我同在一个农场的知青，父一代子一代的悲剧，在两个不同的家庭上演着。
二、无情大火蚕噬了年轻生命
学校推荐我这么好那么好，后来就作为具有革命性的、与反革命家长划清界限的典型被兵团接收了。 出身按爷爷算，最后他们说：“那你就填资本家吧。” 着火的地点是大豆地，回想当时对着火这件事，我最初的一闪念就是高兴……终于有机会洗刷自己了。 珍宝岛战役中的战士真有这样的，“叭”－－苏联兵的枪弹打来了，他挺身护住大树，被打死了。
“文革”中，我们家4个孩子无一遗漏全部下了乡，“狗崽子”是不可能留城的尽管北京有政策。每家可以留一个，但我们不可能留。
我是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当时心里非常明白，知道自己绝对不可能留城。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绝对是黑帮，而且我想通过下乡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我总去找学校管分配的老师强调：“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批斗父亲时我跟着跑这件事，学校都知道，还把我作为一种典型。老师跟北大荒来接学生的人说：“这孩子我们了解，能跟她父亲划清界限，挺好的，你们应该要。”学校推荐我这么好那么好，后来就作为具有革命性的、与反革命家长划清界限的典型被兵团接收，去了北大荒。
刚到了那儿还挺高兴，可是真没想到，兵团把知青还分成好几类，有的叫兵团战士，有的叫非兵团战士，这就等于把人分成两类。出身好的是兵团战士，出身不好的不是。实际上干的都是农活，工资也一样，就是在名义上被划入另类。每次开贫下中农会，出身好的允许去，出身不好的不许参加，我就属于那另类。在农场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她父亲是被镇压的，实际上她是个很普通的人，人群中谁也不会注意到她，但忽然一夜之间她成了名人，一个坏典型，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某连队有个女知青不是兵团战士。其实这个坏典型什么坏事也没做过，在一次铡草时，她的手不幸被铡断，从此成了残废。
以前我每次填出身都填革干。因为父亲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但是在东北农场，出身按爷爷算。他们说：“你爷爷干嘛？”我说：“我没见过我爷爷，他解放以前就死了。”最后他们说：“那你就填资本家吧。”没办法只好填了资本家，贫下中农会也不能参加。我总这么想：偶然成必然，正是因为这么个出身，正是因为我们这种非常纯洁的心灵，所以总是积极向上，努力想洗刷自己。
李晓军的父亲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以前是中学老师。因为我俩中学是同班，这种遭遇不由得就把我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父亲起码原来是革命干部，又是马列主义的学者，晓军的处境比我还不如。有一次她找我，就说：“我要去喂猪。”因为喂猪那活又脏又臭没人干，我们就找指导员使劲地要求。指导员倒是挺高兴的，他是部队复转军人，有一种老百姓的纯朴。人家不因为你出身不好就低看你，挺高兴的就把我们分到那儿去了。我们又找他要求：越苦越累的活越要干，要改造思想。人家大概觉得这俩北京孩子挺积极，所以对我们印象也算比较好，但是整个社会背景你还是脱不开。
那时兵团不允许知青回北京，人都有一种思乡情，还有一个思家情，就说这家再穷再破也好，就说这家是所谓地、富、反、坏、右也好，毕竟你是从小到大在家里长大的，思念肯定会有的。有一次我们连一个同学终于获准回家探亲了，我们所有的同学都高兴，就跟自己要回家似的，都跑到她那儿去了，跟她说呀，你给我带什么什么。等于她是受了重任的，在北京把我们所有的家挨着走一遍。不久听说她要回来了，又迫不及待地想见她，了解家里的情况。我那时忍不住了，想去火车站接她。驻地离火车站挺远，要用一天时间。我们喂猪有一点是特殊的，就是歇大礼拜。什么叫大礼拜呢？十天一休息。喂猪的人不能说我这一休，就把猪饿着，所以采取轮休。三个人轮着，十天能休一天。正好秋天赶上农忙，我要休假去火车站接人。可是一到农忙连大礼拜都没有了，不允许休假了。可忙不忙的这猪也是这么喂。当时的人们都挺“左”，我属于个性强的人，就说：“指导员，反正我跟你说过了，跟你请过假了。”指导员说：“我可没准啊。”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还真去了火车站。回来以后，指导员就在大会上批评说：“有的知青无组织、无纪律，就在这大忙季节，……”在底下好多人交头接耳，都问：“谁呀？”我那时很诚实，就说：“那个人就是我。”人家都不信：“你别开玩笑了。”“真的！真的！就是我。”谁也不相信。后来李晓军找到我，非常诚恳地说：“你怎么能干这事呢？咱们都挺进步的！你还犯这种错误……”离开北大荒多年了，然而那片油黑的土地却常使我魂牵梦绕。虽然那里留给我的痛苦多于欢乐，但我毕竟从那里第一次走向生活，那里留下我一去不返的青春岁月，也沉睡着我朝夕相伴的同学和朋友。
1969年10月19日是个极普通的日子。我们正在喂猪，“不好了，草甸子着火了！”只见西北方向浓烟滚滚，晓军抄起扫把，我拎条麻袋冲了出去。回想当时的情景，我最初的一闪念是高兴，考验我们的时刻终于到了。没人组织，没人号召，面对一片火海只有7个人，5个北京知青，一位本地青年和一位大嫂。在那动荡的年代，“宁为公字前进一步死，决不为私字后退半步生”，这成为时代的座右铭。
大火即将吞没2400亩大豆，也威胁着村舍住地。我甚至为能有机会向党和人民表示自己的忠诚，以青春和热血洗刷凭空加在我身上的耻辱而感到庆幸。浓烟呛得喘不过气，烈火烧得睁不开眼，几百度的高温使人窒息难忍，烈火烧身的痛苦使人本能地后退。我听见晓军在鼓励我：“小月，坚持住！”我感到她是在向我暗示，只能用行动证明我们不是“狗崽子”，关键时刻我们有和工农后代一样的热血和肝胆。往日的屈辱压抑一起涌上心头，我忍着难言的痛楚疯狂地抡着麻袋，甚至感到一种洗刷灵魂的快乐。晓军一下又一下挥动扫把，燃着了掀起的衣角、烧秃了手中的扫把，她好像全然不知，奋力高呼“下定决心……”我随着她一起呼喊“……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无情的火舌窜入口中，我不知自己是怎样喊出来的，声音是那么凄厉吓人。想用死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可能是阶级斗争年代中我们惟一的选择。
突然晓军身上起火了，我拼命地朝她呼喊：“李晓军，快打滚！”她倒在滚烫的大地上，我知道她是在为父亲赎那并不存在的罪。记得当年她曾写下一首小诗：“站在猪圈宝书捧，眼观全球干劲冲，养猪喂猪为革命，掏出红心献出忠。”她是怀着怎样一种赤诚渴望着理解与信任！我的手、脚、脸已全部烧伤，好像有无数把利刃在割着。我不顾一切随着翻滚的晓军奔跑，却不知该怎样帮助她。到底是高中生多几分沉稳，老崔用手拍打着她身上的火焰，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往日活泼的“小鸡”？她的脸如同黑铁浇铸的面具，双手的皮肤全部剥落下来，就像一副手套挂在指尖上，剧痛使她如同秋风中的树叶籁籁发抖。
远处传来大嫂悲痛地哭声：“小张，不行了！”晓军用严重烧伤的双手推着我们说：“不要管我，快去救火！不要管我，快救小张！”没人注意到大火卷过之后，张梅玲已经倒在焦黑的土地上，没来得及实现她救火的愿望，甚至都来不及哼一声。她的皮肤烧焦了，肌肉炸裂了，一截短辩散落在身旁，全身只剩下一条腰带和一双鞋底，她全身赤裸洁白刺目，四肢挛缩着一动不动。可当时我以为她还活着，我觉得很害羞，一个姑娘就这么赤身裸体地躺在那儿，可我又找不到什么可以盖在她的身上。
眼前的情景使我惊呆了，刚才还是两个活生生的同学，转瞬之间都倒在冒着黑烟的大地上，难割难舍的同学情揪住了我的心。我真想拉晓军起来，一起向梅玲道个歉。就在这天早晨，梅玲来猪舍看望我们，可能因为出身好及其他原因，她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成为营妇女干事。时代背景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同学间原本融洽的友情蒙上了阴影，我们都不愿理她，甚至还说了些挖苦的话。可这究竟为了什么？浓烟遮盖了天日，空气中弥漫着肌肉烧焦的气息，四周一片昏暗。我看看这个，又望望那个，心里一片迷茫，我感到深深的悲哀，我们应是极好的朋友，那隔阂本不该存在。无情的大火吞噬了一切，也烧去由出身造成的隔阂。
有人在哭。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哭？是因为我们负了伤？可到了医院我们不是还和从前一样健康？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烈火在瞬间完全改变了我的容貌，那年我才19岁。
闻讯赶来的人们背起我和晓军。梅玲已经不能背了，伸手只能抓落她剥脱的皮肤，人们脱下衣服套在锹把上抬起梅玲，烧成液体的脂肪从她身上流淌着，点点滴洒在长满毛刺的苍耳草上，脱落的皮肤随着担架的起伏晃动。多少年过去了，一位当年抬担架的哈尔滨知青对我说，在那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他都不能吃肉，端起碗，就是肌肉烧焦的气味，那惨烈的一幕给他的刺激太强烈了。
几个青壮年男职工轮流背着我，踏着齐腰的荒草，深一脚浅一脚走几步就要换一下，我伏在他们的脊背上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身子软软的不断从脊背上滑落，稍一用力好像全身的血管都会爆裂开，肿胀的脸封住了眼睛。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只能听见沉重的喘息声，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知青们目睹这种惨状不禁失声痛哭，一位男知青怒吼道：“哭什么！我们首都的红卫兵，决不给毛主席丢脸。”四周一片沉寂，烧灼的痛苦如万箭穿心，我更牵挂着晓军，因为只有我才知道她心里比身体更重的创伤。我问：“晓军你痛吗？”她回答：“不痛”。那声音微弱地几乎听不到，只有经过烧伤的人才能体会到那是怎样一种痛苦。由于呼口号时火灼伤了她的喉咙，烧焦了她的舌头，喉头水肿窒息，嗓子里发出一阵阵可怕的咯咯声，难耐的焦渴，使她含混不清一遍又一遍地喊到：“我要喝水，我要喝好多好多的凉水。”那以后的情景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尽管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火势没有丝毫的减弱。那火又烧了几天几夜才在拖拉机翻起的防火道前熄灭。大火卷起的灰烟随风飘出几十里以外。或许历史和我们开了个残酷的玩笑，那场使我们生离死别的大火竟是一个牧牛人在百无聊赖之际点燃老鼠取乐引起的。
现在冷静一点来看，有人认为不值得。当时宣传什么口号啊：“我赞成的口号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时候把人的生命看的不珍贵。珍宝岛打仗的时候有一个口号：“不伤祖国的一草一木。”珍宝岛离我们农场不远，往珍宝岛进部队的时候，大批的部队从我们农场往前拉，野战医院就设在我们团部，对我们影响特大。那会儿的战士真有这样的，“叭”－－苏联兵的枪弹打来了，他挺身护住大树，被打死了。你觉得他们愚昧吗？不能这么说，当时就是这种教育。后来又说了：“不能伤祖国的一草一木”只是一个激励斗志的口号，不是让你们白白牺牲生命。我们是要打击敌人，保护自己。可是那个时候，没人告诉我们这个，也没人教给我们这个，完全出于一腔热血和真诚去这么做。
三、我和晓军、梅玲
后来大夫看我挺固执的，说：“如果我骗你，也是万不得已。” 我老觉得对不起她呀，甚至有一段时间总觉得是我把她害死的。 她跟她妈两个人的三件衣服来回倒着穿，因为其中有一件是要换洗的。 到现在我都觉得晓军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梅玲不该承载那份沉重。她是没来的及实现愿望的英雄。
数月后，我偶然在病友聊天时听到晓军、梅玲牺牲的消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就在那天早上，我们还一起有说有笑，听到着火的呼喊，灵巧的晓军还三下两下爬上草垛向远处张望，我双手抓满麦草几次都滑落下来。或许我的样子太滑稽，晓军开心地朝着我笑。我总觉得自己是在做梦，眼前还晃动着她们的身影，耳边还响着她们的说笑声，长期以来遭受歧视的压抑，烧伤带来心灵肉体的痛苦，失去同学、朋友的悲哀如同决堤的洪水，我嚎啕痛哭。人们不知出了什么事，病房门口挤满了人。
我的同学、战友李晓军、张梅玲就这样去了，她们去的太早太年轻，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带着对理想的追求，融入她们所热爱的黑土地。她们同生于1949年10月，与我们的共和国同龄。
第二天我突然不肯换药，大夫不明白为什么，我只是反复地问：“你为什么骗我？为什么骗我呀？”我抱着一丝幻想，希望他能告诉我晓军、梅玲还活着。大夫看我挺固执，无可奈何地说：“如果我骗你，也是不得已。”当一切都得到证实，就像做梦似的，觉得是电影吧？是演戏吧？怎么会是现实呢？一觉醒来人们会说你是做了一个梦，可梅玲、晓军真的走了。那是我一生最惨的悲嚎，既为了同学朋友的离去，也为自己早逝的青春年华。大夫递给我一条毛巾，并不住地劝我，我不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捂住脸的毛巾像纲锉一样扎着脸。我不断地哭喊：“早知这样，为什么不给晓军喝水呀？让她受了那么多的罪。”第二天，我的脸由于淤血成了黑紫色，可怕的肿胀起来。
记得晓军入院时，因呼吸道严重烧伤，憋闷使她常常不由自主猛地坐起来。大夫劝她忍耐一下，她就顺从地躺下。她的气管被切开了，吸氧机也上来了，听着那风箱般的喘息，我既为晓军的伤势担心，又因为受到干扰而烦躁。我只有绷紧每一根神经，才能忍受那炼狱般的折磨。当病房突然安静下来后，我终于舒了一口气。这时晓军在同一个病房中死去了，我却不知道。醒来以后，我不断地问：“晓军呢？”我老觉得对不起她呀，甚至有一段时间总觉得是我把她害死的。我恨自己为什么那么自私，在她最痛苦的时候没能帮助她。
晓军她爸被打成“右派”以后，她妈一个人负担她、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还有爷爷、奶奶。她妈是“右派”的老婆，所以被逼无奈离婚了，不离婚不行啊。爷爷奶奶都跟晓军的妈妈过，人家要是真离婚能这样吗？！晓军的妈妈在建筑工地当小工，虽然一贫如洗，但是她特刚强，从来晓军总是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你根本不觉得她家有多困难。她跟她妈两个人的三件衣服来回倒着穿，因为其中有一件是要换洗的，她从来干净利落。晓军人品好，功课也好，在小学的时候就是班干部，到中学后是我们的中队委。我本来以为她是一帆风顺的，但第一次踏进她的家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长凳架起木板是她的床铺，肥皂箱是装衣服的地方。虽然家中的一切都是破旧的，但却干净得一尘不染。在这个简陋的家中，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自尊和在逆境中不屈服命运的欲望。
北大荒雁窝岛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这些稚嫩的首都中学生，在无数次软磨硬泡下，晓军先走了，也许命运使我们从此分开。晓军掩饰着自己的悲哀，极力装出笑容从车窗中探出身来说要在北大荒迎接我，我只是默默地点头，生怕一张嘴就哭出声来。当我的诚心终于感动了“上帝”时，为了我和晓军的友谊，接知青的老杜特地把我们分在一个连。难忘1968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毕竟是不满18岁独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闯荡人生，心中难免凄凉。卡车还没驶入连队，依稀可见村落房舍，不由一阵惆怅，突然有人一遍遍高喊我的名字，晓军手举着红灯笼向着卡车奔来，我一声声的回应着，常常不敢相信我们分别已经久远，闭上眼睛晓军就在面前。
我与晓军也不是没有过矛盾。晓军的生活负担重，在这个缺少父亲的家庭里，母亲把她看作成人，有什么事都和她商量。作为家庭的支柱，她要带弟弟妹妹，还要做家务，她像工农子弟，身体素质好。而我是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贫血，还有哮喘病，体质较差，中、小学一直免体育。到农场后这种身体的差异就明显了。猪棚有一个本地的大嫂带我们俩，她特别喜欢晓军，疏远我。人家就看干活，哪个干活好，“倍棒！”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常为了些小事闹别扭，很久谁也不理谁。有一天，晓军找到我，谈我们的理想任重而道远，坚信凭自己这一代的努力，可以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相知在那孤单寂寞的岁月，她受歧视，我遭冷落；于是我们走到了一起。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彼此之间，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能心领神会。我庆幸自己在那凄苦的日子里，拥有世间最纯真的友谊。
到现在我都觉得晓军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血统论”的滋味我们都不陌生，不同的是晓军没有牢骚，没有怨恨，只是默默地承受。她小巧麻利，和泥脱坯，排水挖沟，扛麻袋，样样走在前头。大伙都亲昵地称她为“小鸡”。她用苦干赢得人们的信任，被选为农工排排长。她受过太多的挫折，早已学会用微笑对待苦难。
相比之下，似乎梅玲是幸运的，好像命运对她格外关爱，然而没人知道，她承载着那个年龄不应承载的沉重。不能说梅玲是一个不好的人，她是属于挺单纯、挺执着的人，但是论素质或是才学，她跟晓军比真差得很多。可是那个时代，她就是营的妇女干事，实际上她自己也觉得很吃力。那时候，所有的同学都远离她而去，远离她，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种不满和反抗，把她推得那么高她又没有那种能力。但是我觉得她是无辜的。现在我也很佩服梅玲，她被烧得那样，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先去救她的。那是个思想禁锢的年代，或许是因为她赤裸着身体，男同志不好意思上前，或许是她的地位拉开了与大家的距离。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她躺在那儿，都去先救助晓军。这就是老百姓的心理，正常吗？可是她是无辜的。想起来我就觉得难过。我不希望给人一种印象，觉得梅玲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不是这么回事。当时我觉得很惊讶，她怎么就死了？救火是她的本意，但是她没来得及实现自己的愿望。我问了当时去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说：她没有冲过来，一下子给卷到火里，也可能是绊了一个跟头，那是荒草甸子，一下就完了。但我认为她是个英雄。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她是个没来的及实现愿望的英雄。
梅玲哥哥和我谈起，她曾给家里写过许多信。那不断的提升，在旧日好友和同学之间播下了不和的种子，也给她带来痛苦。难以承受的重负，使她感到困惑。但这一切都不是她的过错，她不应该承载那份沉重。可恨的“血统论”既伤了我们，又害了梅玲。
事后，贫农出身的张梅玲荣立二等功，追认共产党员，授予革命烈士称号。李晓军却因为她的出身而无声无息，没有得到任何荣誉。她静静地长眠于地下，白桦林成为她永恒的背景，她不知道死后社会是怎样不公正地对待她。知青们对此愤愤不平，难道洒尽鲜血也不能抹去笼罩在她身上的阴影？献出生命还不足以证明她的真诚？人们都说心诚石头也会开花的。北大荒人没有忘记她，在晓军走后很长的日子里，常常有陌生人望着我烧伤的脸称我为李晓军，虽然那称呼让我肝肠寸断，但我还是不忍把谜底揭穿，就让她永远活在那里，与热爱她的北大荒人做伴吧。
晓军的母亲从北京赶来了，当她掀起晓军身上的被单时，是烧成焦炭无法辨认的脸。大家的心猛然抽紧了，母亲竟然没掉一滴眼泪，只是用手抚摸着晓军僵硬的脸，喃喃地说：“孩子你不是常说要向刘英俊叔叔学习吗？今天你做到了，妈就放心了。”追悼会上，母亲望着眼前与女儿年龄相仿的知青，把悲痛深深埋在心底，怎么也不肯接受抚恤金，说：“孩子是为国家牺牲的，我不能在女儿身上沾光。”那时的领导有一个观念，“右派”家属不许接近，不让大家去看她，可是因为晓军这个人太好了，知青把对晓军的那种感情全给她母亲了，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去跟她亲近。她妈妈也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从头到尾没掉一滴眼泪。许多年后晓军母亲回忆说：“当时心里难过，可又没有泪。一拨儿孩子来看我，他们又不让接近。孩子已经牺牲了，再闹出别的事，也没什么意思，是不是？”晓军母亲一个人默默地走了，作为一个底层妇女，顶着“右派”家属的帽子忍辱负重多年，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
这么多年来我老觉得晓军很委屈，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我和她家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晓军父亲说：“孩子牺牲时我并不知道，兵团没有通知我。虽然我处于那种状况下，但总是她的父亲呀！总感到孩子是受了我的株连。能够为国家献出自己的青春，这是她应该做的，也因为受了我的株连，她受了很大的委屈，一拖拖了这么多年。”
晓军父亲平反后，不断给农场写信，要求对她的死给一个公平的说法。她父亲很有文才，在信里写着，党的政策是怎么怎么说的，我们的孩子的命都没了，就不能对她有一个说法、有一个结论吗？没有什么比性命更宝贵的了。83年，黑龙江省政府授予李晓军革命烈士称号。虽然这对于死者已没有意义，但对当年共同奋斗过的知青却是一种慰藉，因为这毕竟体现了历史的公正。
我说起这事啊就觉得很悲惨。晓军的父亲在她上小学时就被打成了“右派”，离开家以后他父女俩再没见过面，直到晓军死时她爸还在劳改。到现在，她爸连她的墓都没去看过一眼。没有人请他去，谁掏这笔钱？那边谁接待他？以前他爸还老说要去看看，我说等有了时间陪您去。现在她爸也不想去了，80多岁了，他说：“我这个年龄跑不动了，再说身体也不行了，我怕受累也怕受不了刺激……”
那场大火使我失去了朝夕相伴的同学和朋友，也使我原本光滑圆润的脸斑痕满面，从此走向坎坷的人生。我不知用怎样的语言描述一个19岁风华正茂的少女当时复杂的心境，但我从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也不乞求人们对那个时代行为的理解和同情。
四、残酷的镜子
我怎么也没想到：烈火在一瞬间会改变一个人的容貌？你看过好多的电影，包括《夜半歌声》的沈丹平…… 她那边“啊——”大叫一声就跑了，我的样子居然把她吓了一跳。 我第一次从镜子里看见自己，吓一大跳，当时就傻了，木呆呆的，不认识这是谁了。 有时候一说话人家一听声音，才说：“哎哟，你是个女同志啊。” 我吓过很多人，那么多的人也吓过我。我不敢天黑的时候出去，只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出去…… “我特别同情小月，但是让我为她做牺牲办不到。”
电影、戏曲我都看过，好多人烧伤恢复后又跟以前一样，顶多是缺胳臂短腿的，不也是正常人吗？但是说句实在话，我怎么也没想到：烈火在一瞬间会改变一个人的容貌。烧伤病人都是没有镜子的。你看过好多的电影，包括《夜半歌声》的沈丹平……那时候我没有镜子，也不觉得奇怪，病房里谁给你搁个镜子啊？医生怕我接受不了现实，几次换药时都对我说：“你脸上可能要留下伤疤的。”我天真的以为，出院后会和从前一样，只是留下点小痕迹，笑着说：“没关系，留了疤不是照样为人民服务吗？”
烧伤后大夫不让探视，一是怕病人感染，二是怕外界的刺激，因为烧伤病人的感染是致命的。好多同学来看我，大夫就是不让进。一次，我犯纪律上车站接过的那个同学来了，大夫也不让进。我发烧有一个多月了，眼睛睁不开，就听见她在外面大声哭喊：“我是她的同学！”许多年后，她开玩笑时说：“你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哭。”我说：“算了吧，我还没死你都哭的惊天动地了。”
有一天，队里一个宁波知青把门推开一条缝，。我这是第一次看见连队的人，心里挺高兴。可还没来的及打招呼，她就“啊！”的一声尖叫，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不知道怎么了，在我心里，我还是从前的模样，发生什么事了？救火事件在农场影响挺大，当时团里领导都来了，说“一定要尽力抢救”。医生、护士对我都非常好，我感不到自己有什么异常，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吓着别人，也被别人吓着。
我第一次照镜子是烧伤以后很久了。我上医生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好多面镜子，是患者送的“救死扶伤”呀“医术高明”呀那种。我从镜子里看见自己，当时就傻了，木呆呆的，不认识镜子里的人是谁。头肿的很大，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大夫老跟我开玩笑，管我叫“大头翁”。脸上的皮肤烧焦了，只有坏死的肌肉和皮肤脱落后才长出的鲜红的嫩肉。我觉得自己的脸像铁面人似得带着一个硬硬的假面具，难受极了，可也拿不下来。翻着的皮肤，渗出的体液，涂上的药液，脸上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斑斓”坑坑凹凹，耳朵也烧卷了。虽然理智上知道镜子里的人是我，可从感情上怎么也接受不了。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医生护士见我这个模样不害怕吗？他们对我这么好，这不是面对一个鬼吗？真的，当时我难过极了，可是一滴眼泪都不敢流，甚至连一句懊丧的话都不敢说。为什么呢？人家肯定会说我是资产阶级思想，“你一个资产阶级狗崽子，怎么还会想到这儿？虽然人的正常感情我都有，但是一点都不能流露，全都得强压在心里。
由于烧伤了面部，散落的头发常常会粘在伤口上，给换药带来麻烦。大夫觉得伤口不好处理，就把前半拉的头剃了，后半拉留着，像清朝人似的。你别笑，“文革”时期称这为“阴阳头”。我非常忌讳，一出去，人家能不把我当成牛鬼蛇神？我就大声喊：“都剃光！都剃光！”大夫安慰说：“没关系，不久头发就会长出来。”可我心里就是接受不了。最后真是都剃光了。好长时间人家都不知道我是男是女，甚至也不知道我是老是少。从脸上，你根本就看不出我有多大，有时候一说话人家一听声音，才说：“哎哟，你是个女同志啊。”从那一刻起，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青春从此结束了，永远定格在19岁。
那个年代治疗烧伤没有特效药，尤其是感染以后，只是大量上激素、抗生素，体重一下升到140斤。输了很长时间的液，其实并不对症，当最后拔出针管的时候，胳膊已经僵住不能动了，护士只好轻轻地帮我活动，浑身都在颤抖。
住院期间非常盼望家里亲人来看我，可没人来。谁又会通知家里呢？父亲是“黑帮”，奶奶是“黑帮”的母亲，还要接受家属委员会的监督。兄弟姐妹全都在农村，姐姐在云南，我在黑龙江，两个人互通一封信，正常的话，我接到她的信给她写，她接了我的信给我写，一个月才能收到。一封信从我这走到她那要半个月的时间，她的信走到我这也是这么长时间。弟弟在北京郊区插队，妹妹在吉林，实际上都很远。妹妹在我烧伤以前来过，走的时候离我烧伤不到一个月。妹妹来的时候，是她想家我也想家，谁也见不到谁。我老觉得离吉林挺近的，实际上当时没有直通的火车，绕来绕去，她走的路比从北京到我那都不近，车票费是一样的。我们兄弟姐妹从小都在一个大院里长大的，所以彼此的同学之间也互相认识。妹妹从我那走了不久，就回北京了。刚一下车有人对她说：“听说你姐姐烧伤了，烧的和鬼一样。”
烧伤后许多人都认不出我。到处盛传我烧的像鬼一样。一个与我不同连队的男同学对我说：“所有的人都说，你烧伤了以后都认不出了，可是我一眼就认出你了。眼睛是心灵之窗，不管你的面貌怎么样，我看你的眼神，觉得你还是你。”
小时候我是个阳光女孩，邻居们都挺喜欢我，一些叔叔阿姨觉得我聪明漂亮，长大一定会有出息。儿童时代，我喜欢一切与艺术有关的东西，美术、文学、唱歌、跳舞。没人教很小的时候不穿芭蕾舞鞋，我就能用脚尖立起来。但“文革”把我的一切幻想和理想全毁了。烧伤使我的人生又一次改写，我的很多同学，尤其是一些男同学不无惋惜地说：“如果不是烧伤，你的生活应该是美好的。”
烧伤以后多少次，老师、同学，甚至家人都不认识我，有的时候人家会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还有同学的父母问我：“你是谁？”每次都难过极了，我觉得眼泪马上就要流出来了，还是坚持忍住。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挺坚强的，这么大的事，居然能够不掉一滴眼泪，在烧伤前后为了我自己，我真的一滴眼泪都没掉过。那时才19岁啊，一个19岁的女孩子……后来，我吓过很多人，那么多的人也吓过我。我不敢天黑的时候出去，只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出去，让人家在很远的地方就看清楚我，以至于不让人家吓着我。因为有的时候人家会发出那种尖叫，常常把我吓了一大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我记得，那时八个样板戏老是演，每次，当小常宝一唱那个“早日还我女儿装”的时候，心里特别难过，尽管那样我也没哭过。也不是说光有痛苦没有快乐，为什么呢？毕竟我是女孩子，跟知青也好，跟过去的同学也好，在一起走的时候大家就可能搂在一块，都是同学嘛，挺亲的。有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奇怪，那个男的怎么老跟一帮女的搂在一起啊？因为我的头发剃了给人感觉是个男的，等到听我说话或者一乐的时候：“啊，你是个女的呀！”这个时候我就哈哈大笑了，觉得好像是一件挺开心好玩的事。
五、沉默就是最大的反抗
我从什么时候产生反抗意识的呢？就是看他们对晓军不公。 最低贱的人最高贵，位卑未敢忘忧国呀。 我觉得特能理解张铁生、黄帅这一类的人，社会给他那么大的压力，逼着他去，是他愿意的吗？“死的英雄好当，活着的模范难做。”
负伤后我被批准加入了渴望已久的共青团。出院后农场办了一个张梅玲事迹展览，我成了展览馆的讲解员。出于宣传的需要，人为的把李晓军的壮举全部加在张梅玲身上。在展览中晓军只有一个画面，我的名字也只出现了一次，就一句话：“张梅玲、李晓军、小月一起救火。”这个展览馆大概生存了有三年。
其实我心里不愿被展览，毁容对我的打击已经够大了，尤其是让我讲一些并不真实的东西，可我又能说什么呢？上面定好的东西强加给我。让我讲用，我曾经进行抵制，但不讲不行。后来我采取一种什么措施呢？上讲台的第一天，我侧着脸对着讲台，故意嘟哝着，谁也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我觉得那时候我没有任何的权利，我的权利就像鲁迅说的：沉默是最大的反抗。我从什么时候产生反抗意识的呢？就是看他们对晓军不公。现在我不能说这是不是叫反思，有没有这种觉悟我不敢说。社会是残酷的，一位留京的同班男生对我说：“让活人给死人讲用，也够难受的，说的一些不是自己想说的话。”那个时候多少次让我去讲用，真的不愿意去，觉得自己像一个傀儡。我特能理解张铁生、黄帅这一类的人，社会给他那么大的压力，逼着他去，是他愿意的吗？也有人找我，说：“我不是来采访你的先进事迹的，你是个怕死鬼。看现在把你宣传得什么似的，为什么她俩都死了，就你活着？你要是英勇一点儿是不是也死了？你是不是怕死才活下来？我说：“从来我也没想到过当英雄，我也不可能当英雄。是谁把我弄到这个境地的？”我去找营长：“谁让你们宣传我了？我愿意了吗？我是一个普通人，过一个普通人的日子不行吗？”营长说：“不是说谁想当英雄就当，宣传不是你要求的，是我们领导要这样做的，一切后果领导担着，甭管人家说什么。有一点我要跟你说句实话，叫死的英雄好当，活着的模范难做。为什么？每个人对于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模范都有不同的模式，你没照着他的模式去做，他就会觉得你不像一个英雄。一个死了的人，还能挑她什么呀？对活的人就不一样了。所以你不要管，什么事由我们兜着，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去。”
这件事出了以后，宣扬我，使我难过的事太多了。你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正是爱说爱跳的年龄，可是一旦有真诚的流露，不成熟啊，不稳重啊，就会听到这种批评。如果你的本性受到压抑，成了沉默寡言的人，别人又说：你怎么这么骄傲啊？这么难接近啊？我是近视眼，但干农活时从不戴眼镜。烧伤后，一下子视力减了好多。有时候遇着人了，看不清，没打招呼。有人就说：“骄傲了吧，凡人不理吧。”我觉得我承受的东西太多了，许多是我不想也不该承受的。
我从那一刻起特别体会人世间的炎凉。我一直是“黑帮”的“狗崽子”，有些人在哪儿受了委屈都可以在你的身上出出气，因为尽管你不是“黑帮”，也是入了另册的人。曾经有一个人拿着中共九大党章，故意当着我的面念，党员的入党条件就是年满18岁的中国工人、农民什么什么一大堆。那言外之意是你不够格。这个人就跟我同一个宿舍。在我烧伤以后，她上医院去看我，还到处跟人说：“我们俩是好朋友。”实际是想借别人的光环照亮她自己。我心里都明白，世态炎凉看得太多了。原来恨不得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人，忽然一夜之间变成了我的挚友。我真感到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好像昨天那么一个面给我，今天这么一个面给我，让我难以接受。当然我也有许多真正的朋友，不论你是“狗崽子”也好，你是“好汉”也罢，我们之间依然真诚。不管上面怎样宣传，朋友从不认为我是英雄，我也从来不那么看待自己，我依然是从前的我。就像你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不是说出身不好就走到一起了，是社会逼着你走到这一步，像我和晓军就是这样。
我们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是共产党亲手培养起来的一代，从小就立志建设共产主义，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极富革命理想的一代，顽强、勇敢、责任感和牺牲精神贯穿于青少年时代的全部生活中，尽管经受了正常年代一个人一生都难以经历的社会动荡与人生变化，但少年时期打在身上的烙印却很少磨灭。那时候，入党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晓晖和我一个连队，她积极向上，各方面表现非常出色，每次发展党员，连队里的人都推荐她。由于出身的原因，指导员找她谈话：“晓晖同志，你要准备做一辈子党外人士。”因此烧伤以后我没有写入党申请书，营长找我：“你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书？”也许跟我的家庭背景有些关系，可能比其他出身的人多一点政治承受能力。其实心里很明白，即便写了也未必会发展。但最后我还是写了，也确实没发展，多少年也没有发展。以后我就说：“我觉得我不够格。”我当时还有一点真诚，因为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觉得党员这个称号很神圣。我对营长说：“晓晖那么出色，连里所有人都认为她应该成为党员，但还是没希望。我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为什么还要去做那种不可能的事呢？”没想到，这么一句话，等于给指导员穿了小鞋。你知道当时怎么宣传的呀？什么“要团结绝大多数的革命同志”，“团结群众中的百分之九十九”。还有一个针对我这种人的称谓叫“可教育好的子女”。营长就去找那个指导员说，即便是这样，这种话你怎么能随便说呢？“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是我们那一代的口头禅。我们追求苦难，因为我们需要以困境作锤炼。当我们中有人成为时代的宠儿时，又必然有人成为不幸时代的不幸者。为理想，我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可还是得不到党的信任。自上大学以后，我再也没写过入党申请书。
六、上大学的一波三折
“营长，我想好了，不想一生就此了结，还想为社会和国家多做点贡献，我想上学。” “当老师要五官端正，您这样怎么能当老师呢？” 好多老百姓都说：“就是小月吧，我们就推她。” “你知道他证明怎么写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一说1975年上大学的事又特可笑。今年春节父亲提起这段往事还耿耿于怀呢。当年只有出身好的人才能上学，后来有一个“可以教育好子女”政策，我算“可教子女”，在我们农场又算有特殊贡献的。我们营长是一个很好的人，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得替你今后考虑，一个女孩子这么年轻就毁容，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如果你看上了哪个小伙子，跟我们说，我们领导去做工作。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听他讲完这话以后，心里特悲哀，觉得这一生到此就完结了。结不了婚成不了家，即使能找个丈夫嫁个人，还得领导低三下四的去求人家。我说过，从来没为自己的事流过泪，可那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哭。人家说一件什么事，就好像是冲着我，我觉得这一生就此画句号了，没有前途。但是，尽管有再多的悲哀，我都埋藏在心里，这叫什么？咬碎牙咽到肚子里呀。我们一块儿的知青都知道：我这个人，在众人面前从不流泪。我有时蒙着被子哭，在被窝里啜泣不让人知道，有时半夜睡梦中就哭醒了。营长还说：“你不要急于答复我，考虑好了再跟我说。”当时已经有工农兵大学生了，我说：“营长，我想好了，不想一生就此了结，还想为社会和国家多做点贡献，我想上学。尽管我已经毁容了，姑娘想要的东西已经没有了，但还有聪明才智，我并不笨，我想用自己的智慧为社会服务。”营长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们这点权利还是有的嘛。”
73年开始推荐我上大学，但因为父亲的缘故，哪个学校都不要我。经过“文革”的洗礼，好多人都不愿意当老师。“文革”中批斗老师，说什么臭知识分子啊，肆意贬低他们。我想上学既然这么难，干脆报师范吧。最后给我来一个什么答复？“当老师要五官端正，您这样怎么能当老师呢？”连着两年，都没上成。第三年，也就是75年，我已经25岁了，按照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25岁是最后年限，超过这个年龄就没戏了。那一年也不知怎么的，忽然改成自愿报名、群众推荐，一律要票数，你够了票数才能推荐上去，领导也很难做主。我觉得是最后一年了，又报了名。
烧伤后我一直感到很压抑，迫于环境，许多想法藏在心里不能说也不敢说，有些人不理解我还在背后偷偷议论说：“她有精神病吧？”但真正了解我的人知道我很正常。同宿舍的秀华为我辩护道：“她一点也不怪，其实很优秀，你们谁能受到这种打击，还能像她现在这样，我就佩服他。”我听到议论的时候，也就是一笑了之。因为有这些舆论，担心大家不会推荐我，可是没有想到，我的票数还是最多。现在我还说这句话，老百姓真好！好多老百姓都说：“就是小月吧，我们就推荐她。”大家看的是什么？是你的付出。票数统计完了以后，领导内部又出现分歧。有的领导说：“今年不能让她去，头两年都推荐了她，没去成，把名额给耽误了。”大概还是营长的作用，意思是只要有可能就要让我去。但是没想到，所有的关卡都通过了，最后政审一关又过不了。
我作为“可教子女”上学，得有一个父亲单位的结论拿到这边来，说明父亲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这个我回了北京。大学还在军管，我跟父亲一起去找军代表。父亲说：“我这怎么回事儿？现在都影响我女儿了，你怎么也得给我结论吧？”军代表说什么：“结论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整个一个打官腔。我爸受了这么多年压力，一直逆来顺爱，那次可是急了，拍桌子了：“你怎么这样啊？这关系的不光是我的问题了，现在还影响到我的子女了！”我怕他跟军代表弄僵了，事情就更难办了。我说：“爸您别急，也不必生气。”又对军代表说：“父亲的心情我很理解，今天不是让你做结论。当然了，做结论是一级领导或者是一级政府做的，不是一个人能做的。您是不是觉得我是无辜的？我是一个年轻人，我觉得我是无辜的。现在这件事跟我的前途有直接关系，那么我希望你写一个证明，我父亲是什么情况就写什么情况。他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很好，我作为一个正常人就可以上大学；如果他是‘敌我矛盾’，我作为‘可教子女’也可以上大学。我现在不是要求你给他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您总可以给开一个证明吧？”好，他就开了。我拿回来一看，你知道他证明怎么写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带回的证明又不行，因为他既不是“敌我”又不是“人民内部”。你要是“敌我矛盾”我按“可教子女”有特殊贡献的推荐，按“人民内部矛盾”更不用说了，偏偏两边都挨不上。真是把你气得没辙。最后，我跟招生的人央求，我们领导也帮着说：“您呐，就按‘敌我矛盾’得了，我们认了，我们愿意‘敌我矛盾’。”最后死乞白赖地就这么去了，说我有特殊贡献。
最后还有一个报专业问题。有很多我喜欢的专业，但热门的不能报。我原来想学外语，后来一想，不能考外语。为什么？最起码口译这工作我就不适合，只剩下一个笔译了，就等于今后的路子特窄。我愿意路子能宽一点，干这个也行，干那个也行，能够游刃有余的。后来一想，干脆报生物化学吧。那年招生专业有低温物理、生物化学，还有一个哲学，我对哲学已经是没感觉了，认为它在中国没有出路，完全是秉承当权者的意旨，什么“批林批孔”、“批形而上学”等等，哪还有一点学术味道？所以，在三个专业里我选了生物化学。
进到学校时，我还没有整容，同学们都觉得我很怪异，因公受伤的事在档案里没有任何记载。有人问我怎么回事，我就作些解释。在农场，我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但离开的时候档案里没有这方面材料，根本没想到这会带来什么后果。那个时候不管怎么说，对于工农兵学员，人们总觉得你肯定是有一些背景来的，大多数也属于“表现突出”的。所以我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认可，人们觉得这还是可信的，要不然怎么会弄这么一个人来上学？
七、顽强人生
报到后才知道，敢情是个“垃圾站”。我用聪明才智达到这么一个水准本来挺好的，社会却不给我一个机会。 你说我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痛苦，得到的是经济损失，得到的是人们的不理解和唾弃，得到的是孤身一人，没有家庭。我就跟唐·吉诃德一样，到处是我的敌人哪，可我拿着矛刺向谁呀？ 晓军的那个墓，连墓碑都没有了，完全是一掊黄土。 就这两棵白菜，我吃了一个多月。 我这人只要站起来，没摔倒，这对我来说就是胜利。
1979年大学毕业后，凡是像我们兵团回来的，学这个专业的，全部都分在卫生系统。不论是卫生部所属医疗系统也好，还是北京市卫生局系统也好，惟独把我分到环卫局。
上学期间我在班里的成绩各方面都是很出色的，同学们公认这一点。毕业分配把我弄到环卫局，也不明白是干什么的，报到后才知道，敢情是个“垃圾站”。当时“垃圾站”是占了一块儿农民的地，才开始盖房子。他们告诉我今后的工作，就是处理粪便和垃圾。那个时候中国对垃圾的处理，研究和机械化都谈不上。我一到那儿报到就傻了眼了。那个时候，北京的同学办完毕业手续好多人还没报到，外地的同学还在北京没有走，我属于急性子，率先报了到，等回校一说，所有的同学都觉得奇怪：“怎么就把你弄到那儿去了？”
后来有个同学给我透露了消息：我被“调了包”。我听了后如五雷轰顶。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忍受屈辱、磨难而无休止地挣扎。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惟一拥有的就是聪明才智，我用自己的努力达到这么一个水准本来挺好的，想凭自己的努力体现人生的价值，可社会连机会都不给我一个。当儿时的信仰在步入社会破灭以后，个人的价值的寻求和生存需要的选择越来越凸现出来。那会儿连死的心都有。我把自己封闭起来，许久朋友们都不知道我的下落。我们这代人承担了国家五十年建设、改革所必须付出的牺牲，在任何时候都无条件以自我牺牲的方式维护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即使让命运抛掷得面目全非、遍体鳞伤也坚守着曾经的理想。当我再一次从阴影中走出的时候，一个同学对我说：“突然没了你的消息，也找不到你，就猜到你肯定遇到事了。”
到新的工作岗位后，因烧伤毁容的脸总让人家觉得奇怪。我又开始跟人解释，但跟上大学时就不一样了。上大学时，同学们都知道，你不是有背景，就是表现好，都是挺特殊的人。可一到工作单位，你这么怪了怪气的人，别人就觉得：你这事儿，怎么档案里没有记载？我就跟一个说谎者似的，喋喋不休的去跟人解释。人们总用怀疑地目光看着我，我觉得自己就像祥林嫂一样。无奈，1983年我回了一趟农场，要求给我落实政策。农场的人事干部觉得很奇怪：“你现在不是国家干部吗？也有工资，还想要什么？”我说：“不是想要什么，而是我应该有什么？因公受伤就不应该有个记载吗？
当时农场的党委书记早就换了，我在那儿的时候还有军人呢，是沈阳军区派来的。所以我还得自我介绍，我是谁谁谁，哪年哪年，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件事在农场影响挺大的，现任书记说他听说过。我说：“那就好，我跟您的沟通也很容易了。”那时候我脸上的疤痕比现在严重，我就说：“您是一个有儿女的人，如果我是您的女儿，现在这个样子，你会是什么心情？”那个书记很通情达理，他说：“但凡我能办到的，我都给你办。”农场为此发了一个文件，文中说：“小月同志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英勇救火中被烧伤，实属英雄之举，定为因工负伤，为妥善处理，农场根据立功批准权限给予补办立三等功一次的手续。”似乎到此为止，事情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然而张梅玲、李晓军的烈士称号是黑龙江省政府授予的，而我的三等功是农场批准的，社会上根本不承认。烧伤后我曾先后六次住院，作双足植皮、面部植皮、疤痕切除，植眉等大小手术数次，离开农场后许多手术都是自费，不仅要独自承受烧伤带来的各种压力和手术的身心痛苦，还要被扣工资奖金。
这就是我得到的。你说我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痛苦，得到的是经济损失，得到的是不理解和唾弃，得到的是孤身一人，没有家庭。一个女人被毁容了，还能怎样呢？多少次我都是自己去住院去看病。我现在还有一些自己花钱看伤的票据。没人给你报。人家说了：“你这不算公费医疗，你这叫美容整形。”我总不明白，我是给共产党干的吗？不是给国民党干的吧？不是给资本家干的吧？我怎么就讨不到一个说法呢？现在好像所有的不是都在我身上，人们都在指责我不对，因为我不是为这个单位付出的，那我又是为了谁呢？以至每次住院也好，做手术也好，只有我一个人，手术签字自己签，也没人看护。哪一个单位的公伤，都会派人照顾的。我没有啊，我就这么一个人扛着，甚至整形医院给我做手术的大夫都说：“你是公伤怎么自费呀？这么多年，你是我见到的头一个。”当时在手术台上，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不是因为伤痛，我什么都能抗，但是这种心理的伤害，真的难以承受。
为改变自己的艰难处境，万般无奈，我只好与农场联系，希望能得到使社会认可的结果。他们说：“你看，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农场的能量有限，我们实在力所不及。”他说这个，我也相信，但是我怎么办呢？我都50多岁了，人生不过两件事，一个是家一个是业，我是既没有家也没有业。什么我都没有，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记得佛经中有句格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是说佛为普度众生要承受世间的一切苦难，或许我就是该下地狱的人。
我怎么就不明白？我就跟堂吉诃德一样，到处是敌人，可我拿着矛刺向谁？找谁去呀？我找谁，谁都可以三言五语把我搪塞回来。晓军的爸爸就是写的信，可人家是死了人的好说话，可我还活着，还得自己给自己说，说重了也不是，说轻了也不是。说重了，好像你这个人把名利呀、荣誉呀看得太过了。回到单位，把那些资料装在档案里了，单位领导不能不承认这件事，但承认没有任何用，从来没有给过什么关照。在单位，人家看你这个样总是不顺眼。但是这种事谁也不会说，包括出差、进修任何机会都没有。上学的时候我是班里的佼佼者，后来对工农兵大学生进行补核考试，我在单位里每次考试都是头几名，就是这样，任何机会不给我。惟一有一次让我讲课，讲课的效果挺好，觉得讲的真不错，可没有用。每年单位都有外语进修的名额，为了表示公正，都先在内部进行考试。有一年我报了名，单位居然就没组织考试。管教学的同志对我说：“我看你就算了，以后任何学习的事儿你也不要报名了。你知道这次为什么不组织外语考试？就因为你报名了，无论是科里还是单位都不会让你去的。”我真不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我这个人挺要强的，工作上也很努力，烧伤后我知道自己只剩下勤奋和才智了，可无论我怎样努力，都得不到与他人一样的平等，我从来就没奢望过组织对我有所关照，但连起码的平等都没有。我也知道现在人们可以说，隶属你的成就你没有，你参加过什么学术会议？不是我不参加，是不让我参加。有人说，我的样子有损于单位的形象。当然有人也会这么说，你不要抱怨社会，你没有能耐，你有能耐怎么会落到这样地步？我给你打个比喻，假设我是个外科大夫，我再有能耐，这一辈子没做过一个手术，能耐在哪儿呢？不是我不做，是不给我机会，剥夺了我的权利。
每逢兵团战友聚会，大家常常关心地问起我工作的情况。我常常自嘲地说：“时代的巨轮上我晕船了，失去了当年的壮志和勇敢。”97年我回插队的农场。离开已经二十多年了，可走到哪儿都会有人问：“你是小月吧？”让我感动的是个司机，他回头一看说：“我知道你。”我说不可能，因为我觉得他非常年轻，也就是三十岁的样子。我说：“你今年有多大？救火那年你多大？”他说：“我一岁。”我说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我。他说是从农场的有关记载读到的，也是听父母讲的。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当时才一岁的孩子还能记得这件事。
那次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编辑想去饶河农场，我跟他一起去的。接待的人一看我这脸，就说：“我认识你。20多年以前，你来过我们这儿。”那么多年了，人家还记得我，还很尊敬地“大姐”“大姐”地叫我。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触，觉得自己的付出也值。有人说我傻，我觉得我不傻。多少老百姓，真好啊。
两个难友的墓都去看了，已经倒塌了。尤其晓军的那个墓，连墓碑都没有了，完全是一掊黄土，有好多蒿草。梅玲的墓碑还在，名字还在上面。我觉得这都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巧合，但是对照非常鲜明。你看晓军，历史对她那么不公正，难道还有谁去把她的碑推倒？肯定没有，但奇怪的是她的碑没有了。梅玲身后被追认了那么多的荣誉，没有谁去刻意维护她的墓碑，可墓碑现在还在。奇怪啊，落魄的人永远受着不公的待遇。梅玲、晓军死的时候，你知道抚恤金给了多少？合起来也就几百块钱，两个鲜活的生命就没有了。
我工作后先后换过几个单位，每到一个单位好多人都认为我是共产党员。有几次党员开会，人家特地来通知我，说在哪儿哪儿开会。我问：“开什么会呀？”人家说：“党员开会没通知你？”我就笑了，说：“我不是党员，但是你通知我我很高兴，最起码我明白，在大家的心目中我是个党员，有这点我就知足了。”
八、我想有个家，一个不太大的地方
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个家。“我想同情小月，但让我为她做牺牲，我办不到。”虽然那眉纹的挺“楞”，但毕竟有了自己的眉毛。独身好像对社会付了债。
烧伤时我很年轻，不曾想到今后会带来什么影响，现在细想起来，当年营长担心一个姑娘毁容后怎么办不无道理。随着年龄一年年增长，朋友、亲人也很担心，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个家。在兵团时，我的一个男同学就对别人说过：“我很同情小月，但让我为她做牺牲，我办不到。”那弦外之声我明白。我从不希望谁为我做牺牲，也不想成为他人的牺牲品，只幻想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家，彼此之间是平等的，然而多少年过去了，终无结果。
“文革”后整形医院还没恢复，首都医院有个整形门诊，我流着泪恳求大夫，只想恢复原来的样子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医生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面部神经多，血管丰富，治疗起来非常痛苦，为防止手术失败，必须小心谨慎一点点来，所以手术需要多次。以后我又在整形医院做植眉术，未能成功。一个人没有眉毛看起来很别扭。在刚开始有文眉术时，我就文了眉，虽然那眉文得挺“楞”，但毕竟有了自己的眉毛。那次文眉用去我两个月的收入。
“文革”彻底改变了我这个阳光女孩的命运，付出的比常太大，却享受不到常人的生活。独身好像对社会欠了债，人们觉得你没有家庭之累，每逢单位义务劳动或者加班都是首选，生活遇到困难却无人分担。甚至独身也成了不分房的理由，许多工龄短、职称低的小青年只要一结婚就可分到房子，但我如何申请就是不行。快五十岁了仍与七十多岁的父亲、继母挤住一处，我常担心到年老时无安身立命之所。世纪末，在福利分房即将结束时，我终于分到了一套远郊的房子，虽然每天路上至少要花费三个钟头，其中还有一段路不通车，许多人嫌远不去住，但我倍加珍惜，这是我年近半百才有的“窝”呀！
我与普通人一样渴望有个家，而烈火改变了我的一生。为追求理想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难道就没有追求生活的勇气？我参加过电视征婚，虽然一开始我就明白很可能没有结果，但追求生活的幸福就像攀登山峰，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到达峰顶，但每前进一步都比原来站得高。只要自己努力过，当生命结束时心里也不会留有遗憾。鲁迅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或许我注定要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在充满荆棘的荒原上踽踽独行。
当年我是出于一种奉献精神，从未想过回报，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其他人一样为社会尽力，然而随年龄的增长，因负伤及屡次手术带来的身心伤害渐渐显现出来。94年一次我乘地铁时，突然觉得一瞬间好像呼吸停止了，胸部像有什么东西被勒住了，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双手像纸一样白，喷射性的呕吐，溅在自己和周围人的身上，我的意识还没丧失，感觉稍好一点了，我扶着东西一步步地蹭回家，躺了两天，不见起色，心跳得像敲鼓。一做心电图，大夫责备说：“一看就不是一天了，你怎么才来呀！”其实我早就有感觉，只是不知道是什么病，也不知看什么科。曾有几次晕倒在外头，缓过来只能自己挪回家。有时严重些竟没能力去医院，很长时间脸像白血病人一样毫无血色，大约有两三年不能正常上班。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90年代中期，突然老是腰痛，我以为年龄大，关节不好使了，就咬牙使劲活动腰，蹲在地上擦地，又去爬山，结果越弄越糟糕。最后去医院看病简直就没法走，跟残废了似的，腿肿的厉害。大夫还没做检查就说：“你是腰锥间盘突出，要卧床。”我说：“不可能啊，你没做检查怎么能知道？”“你回去卧床，半个月以后来看，要是不好再照片子。”就是那样，我一天没休，拖着半个身子，跟那偏瘫似的来上班。一做ＣＴ，果不其然，就是腰锥间盘突出。医生拿着片子感到很惊奇，问：“是你的吗？”“我不可能拿着别人的片子来看病。”他又问：“你是怎么来的？”我说：“走来的，我独身，但凡家里有人，我也走不来。”所以有的时候我说腰锥间盘突出，别人还不相信：“你不严重，你看你能走，我这儿就不能动。”我说：“我有什么病？只要能站起来没摔倒，就是挺好。”
腰还没好，又查出子宫肌瘤。妇科主任用手一摸就说：“耽误了，马上住院。”做Ｂ超时，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大夫惊讶地喊起来：“快看，她的瘤子怎么这么大呀！”也许是我经常出入医院，也无数次地经历生死的场面，使我对生命有与常人不同的体验，我平静得似乎他是在说别人，没有一丝恐惧感。大手术前我坚持自己签字，告诉主任我是单身。大夫说：“看了手术通知单，你就不敢上手术台了。”我说：“您小看我了，我已经多次为自己签通知单了。”
手术后，我心里沉甸甸的，还没品尝过婚姻的美好，还没有自己的孩子，就被剥夺了作母亲的权利。我非常喜欢孩子，见到小孩就想去抱，因为烧伤也常遇到难堪。只能把爱深深地埋在心底。直到弟弟有了孩子，我喜欢得恨不能天天抱在怀里亲个不够。小侄女一生下来就长在这个家里，从不会觉得我有什么异常。我一直怀着做母亲的梦，现在连梦也破灭了。
当我还没从心灵的打击和疾病的折磨中恢复过来，科里就因我身体不好把我上交了。正当我被突然的打击搞懵了时，一个知青来我们单位办事。他向同事打听：“你们单位有个叫小月的吧？那是我们的英雄啊！请代我向她问好！”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一丝安慰，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问好的人是谁。
2001年底，我又因病毒感染急诊住院。出院后，一天病假没敢歇。出院不到一个星期，头重脚轻把脚崴了肿得老高，鞋、袜子都穿不进去，只好“打的”上班。那时候买不了菜，吃饭也很困难。因为交通不便，我们那里有一种农民开的“摩的”，我让他在菜摊给我停一下。我就在车上问那卖菜的：“白菜多少钱一斤？你找两棵大个的给我扔上来。”他们扔上来两棵菜，我就不用下车了。就这两棵白菜，我吃了一个多月。我这个人，只要站起来没摔倒就是胜利。
知青是背负沉重十字架的一代，永远在替父辈、自己甚至是后代偿还债务，身上有一股抹不去的悲剧色彩。该长身体时自然灾害，该懂事时搞“文革”，该学知识时去插队，该成家时晚婚，人到中年又下岗。共和国整个遍体鳞伤的烙印都在我们身上清晰地烙着、印着。
每逢住院、手术，北大荒友晓晖都来关照。她不无担心地对我说：“真怕有一天，你死在屋里没人知道。”其实她的担心并不是我所忧虑的。我知道自己伤痕累累的躯体已没什么可以奉献的了，也知道生命离开自己时会很凄凉，但我还是决定捐献遗体把这作为对社会最后的回报，我不觉得自己有多么高尚。朋友们说：“你别太悲观了，你走时我们都会去送你的。”我淡淡一笑：“我走了，谁来通知你们呀？”其实我并不悲观而是客观，只是敢于正视现实罢了，希望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给别人带来麻烦，只对朋友说：“在我走的时候，劳你打个电话，这是最后一次麻烦你了。”我已为自己选好生命最后的停靠站。
我们这一代有许多共有的名字：共和国同龄人、老三届、知识青年，从任何方面而言，我们都不具备与国家、与时代讨价还价的条件，惟一支撑我们的是坚强的意志和艰苦岁月的磨炼。从炼狱中走出的我们，已不再怕炼狱的烈火。虽然我已开始步入老年，仍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地独行。我习惯陌生人的指指点点，接受路人好奇或怜悯的目光，敢于坦然地回视对方。我知道命运不会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当年熊熊燃起的革命烈火轻易地烧掉了人生最宝贵的信念，那时我们并不知道现在的青年怎样生活。可当年我们是怎样地热情、真诚和执著，而这正是今天的人们所极为缺少的。
没人去追寻历史的责任，忘不了这一切的是我们这些同赴火海的知青。纵然我们对历史有过怨言，也在挫折里将一切看淡，然而内心深处还是忘不了那生与死、血与火和那片黑土地。我喜欢一首叫《小草》的歌，它唱出了卑微中的顽强。我觉得自己就是一株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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