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从延安走出的人民日报前辈报人
从延安走出的人民日报前辈报人
－－作者：祝华新
“ 八百里秦川 ” ，曾是中华文明和中国革命的核心地带。 80 年代的人民日报老社长秦川，年轻时曾在这里战斗过，并取了这样的名字，听上去自有一种黄土地上吞吐八荒的气概。
人民日报至少有 6 位老同志，年轻时曾在延安，中共中央身边工作过。
秦川，贵州赤水人， 1936 年参加北平左联，主编过《榴火文艺》，同年入团、入党。老秦退休后，曾给我看过他当年的诗作，文笔有些青年人的稚嫩，但热情似火。 1937 年 2 月，这个文学青年投奔延安，入延安抗大、中央党校学习， 17 岁就参加党刊编委会，还当过米脂县委书记。 1939 年到延安的另一位人民日报老同志胡绩伟回忆，秦川当时身强力壮，英俊豪爽，有说有笑，据说工作中常遇女性主动追求。胡绩伟在延安做《边区群众报》总编时，秦川代表边区党委宣传部，从人员调配、经费筹措、社址安排、物资供应，给予多方支持协助。胡绩伟要求报纸让粗通文字者一读就懂，不识字者一听就明白，《边区群众报》常用字仅四百。两人配合，《边区群众报》发行约 1 万份，很好地完成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创办大众读物的设想。
在康生实施的延安 “ 抢救运动 ” 中，胡绩伟等人曾经遭受怀疑，秦川向边区党委宣传部李卓然部长建议，《边区群众报》深受群众欢迎，从创刊到现在，一期未停过，如果胡绩伟等人都当成 “ 红旗党 ” 来整，报纸就无人来编了。这才保障胡绩伟安然过关。
解放后，两人在西安再度相逢，秦川做过西北局宣传部秘书长，胡绩伟任西北局《群众日报》总编辑。第一届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召开时，如何报道西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原国民党军政人物，报纸颇费斟酌。胡绩伟和秦川仔细研究，既要客观地肯定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又要防止过分吹捧。稿子改好后，才送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汪锋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审定。不久，两人相继奉调进京，胡绩伟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任中宣部科学卫生处副处长。该处成员有龚育之、郑必坚、何祚庥，同级干部则有理论处副处长于光远、文艺处副处长丁玲、电影处副处长江青。
“ 文化大革命 ” 结束后，两人再度携手，胡绩伟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做常务副总编辑。胡绩伟辞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后，秦川接任。这对延安走出的老战友，心心相印，在邓小平、胡耀邦的指引下，推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倡导包产到户，成为新时期的弄潮儿。 1977 年 10 月 7 日，粉碎 “ 四人帮 ” 一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一整版的 “ 特约评论员文章 ” 《把 “ 四人帮 ” 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全国震动，揭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一个月内，报社收到了一万多件群众来信，包括中组部老同志对康生留下的时任组织部部长的意见。秦川带领读者来信部和国内政治部的同事，日夜加班处理这些来信，编出内参《情况汇编》报送中央。秦川带着记者当面向耀邦汇报。人民日报所反映的党内外呼声，直接推动了中组部的改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聚拢党心民意，带领中国这艘大船驶向改革开放新航道。
1978 年 11 月 23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等人的报道，痛心地指出： “ 陕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发展缓慢，一些地区人民生活存在着困难。 ”“ 家庭副业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批掉了，许多地方没收了自留地，粮食征购过重，社员口粮低，生活困难。 “ 地越种越瘦，人越弄越穷，水土流失严重 ……” 同一篇报道提到， “ 文革 ” 后出任陕西省委书记的王任重，为改变陕北老区落后面貌，主张放弃 “ 以粮为纲 ” ，以牧业或林业为主。作物种植计划由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自主决定，不准层层打电话催报生产进度、施肥量和各类苗的比例。王任重表态说： “ 今后如果省委打电话给地委催报这些数字，地委可以回答说：不知道。县委对地委也是这样。 ”
“ 文革 ” 后一大批党内老干部痛定思痛，秉承思想解放精神，大胆冲破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掀起了蔚为大观的改革开放历史大潮。
胡绩伟个性倔强，冲锋陷阵但常惹麻烦。而秦川， “ 读书不多 ” （陆定一语）， “ 爱讲牢骚话 ” （胡耀邦语）， “ 一贯的调皮 ” （西路军将领李卓然语），但大事不糊涂，党内人缘深厚，常做报道善后工作。
2003 年 1 月，秦川突发脑溢血，陷入深度昏迷。老胡闻讯赶到北京医院，老泪纵横。老胡为老秦的八十大寿写过这样的祝寿诗句： “ 暴雨狂风幸同船，搀扶护卫六十年 ……”
1938 年 1 月来延安 “ 陕北公学 ” 学习的，还有后来的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知名学者李银河的母亲。据钱江考证，这位河南姑娘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之旅颇费周折，在表姐帮助下先到陕西渭南，为解决下一步的盘缠，不得不在一家农校当了代课教师。有一张 1937 年 11 月 30 日摄于渭河边的照片被保留了下来，照片上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李克林，旁边有一个似乎正在低头吸烟的外国小伙子，无人知晓他的名字，也许是个俄国人。因为照片背后有李克林的笔迹： “ 我不会吸您苏联的纸烟，但我却会记着这个难得的相会。 ” 下面是她的签名：李荧（李克林上中学时用的名字）。老一辈的浪漫和理想主义，恐怕比今天的 “ 佛系 ” 年轻人更胜一筹。来延安一个月后，李克林入了党。 “ 我从小也没个家，从此我有了温暖的家，在革命队伍里我感到无限的温暖。 ”
1938 年 12 月，李克林与同学们一道离开延安，到华北敌后工作。 1946 年加入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成为这份党中央机关报源头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为数不多的创刊女编辑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李克林成为人民日报专门从事农村报道的记者，长驻中央农村工作部做 “ 联络员 ” ，与党内主张农村务实发展的邓子恢、杜润生结下深厚情谊，在 “ 文革 ” 后推动包产到户。她认同邓子恢的一个思想：一切要从中国小农经济的现实情况出发，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不可强迫农民办他们还不愿意办的事情。 80 年代有个说法：农村改革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在上层靠中央，也靠人民日报；在人民日报，一半靠编委会，一半靠李克林。而李克林与几亿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血乳交融。
人民日报同事传诵着李克林下乡采访的 “ 段子 ” 。据吴长生回忆，某次下乡采访，她照例不打招呼、不叫人陪地直接下到乡村，走进农户。盘腿坐在农家炕头，戴上老花镜，摊开采访本，她就和农民平和地唠起了家常。村里来了记者的消息，引来了围观的乡亲，也惊动了村队干部；干部就报告给公社，公社又报告到县。县领导连忙驱车赶来。在窗外探看屋里情景的老乡诧异地议论说： “ 嘿！你看，那老婆儿还识字哩！ ” 县领导闻言接了下茬： “ 你以为那是不认字的农村老婆？！人家是北京来的大记者，级别比咱们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还高呐！ ”
人民日报另一位老记者宋琤说起，李克林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去报社附近商店买东西。她指着柜台后墙上的招贴讲些什么。营业员带着几分惊奇地说：老太太不简单，还识字呢？克林笑答： “ 识不多，斗大的字认得几箩筐。 ” 在营业员看来，这位人民日报离休干部俨然一个文盲老太。中央党报记者做到这个份儿上，身在魏阙，与江湖草根阶层外形相似、气质相通，也是一种境界。
2003 年，李老太临终前，本报老记者蒋涵箴问道： “ 您认为当一名记者的首要条件是什么？ ” 李老太回答： “ 是良知，人的良知。良知包括人的理性、良心、本性、品格，如大公无私、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助人为乐等等，起码应该是个诚实、正直的人。 ”
人民日报另一位奇女子刘衡， 1939 年在湖北恩施屯堡女中读高中时入党， 1941 年到达延安，在边区从事宣传教育，曾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解放后成为人民日报记者， 1957 年不幸被打成 “ 右派 ” 。她坚持 “ 不认罪 ” ，对她的处分一路升级，从 “ 撤职留用 ” ，下放 “ 劳动锻炼 ” ，直到 “ 监督劳动 ” ，丈夫离婚。 “ 文革 ” 中的一天深夜， “ 造反派 ” 用绳子捆绑她，推着她往野地里走，做出要活埋的样子。到了一处地方，有人开始挖土，挖一下问一声： “ 你是不是右派分子？ ” 刘衡说： “ 你们这种做法叫做逼供信，延安整风时，毛主席反对过的。 ” 粉碎 “ 四人帮 ” 后，组织上曾想追查此事，没想到刘衡轻描淡写地说道： “ 那几个人也不过吓吓我而已，他们不敢活埋的。 ” 竟然一口原谅了当初要置自己于死地的人。
本报老同志安子贞感叹：这是个固执而善良的人。小说《红岩》中，有个善于与敌人作韧性斗争的华子良，现时生活中有一个善于在党内作韧性斗争的 “ 华子良 ” ，她的名字叫刘衡。
刘衡在 22 年的磨难中坚强地站了起来，顾不上抚伤舔痕，就一头扎入基层的采访。在 “ 中国鄂州网 ” 上，这样描述刘衡 “ 文革 ” 后重见天日第一次到家乡采访的情形： “ 一位衣着朴素、行走不十分方便的五六十岁的老太太，竟然说自己是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每个接待的人都会投以怀疑的目光。这是上世纪 80 年代刘衡留给家乡人的最初印象。 “ 跟当地老百姓没完没了地拉家常，没有床，晚上就在一张桌子上将就着睡，刘衡留给家乡人的永远是亲切的回忆和由衷的敬佩。 ”
等到 “ 改正 ” 的那一年，她已 57 岁。 1983 年 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刊出刘衡复出后的一篇口述新闻《 “ 妈妈教我放鸭子 ” 》，让我这代媒体人耳目一新。报道写的是她湖北家乡 18 岁 “ 鸭姑娘 ” 陈惠容的谈话，通篇都是这位全国最小的 “ 三八红旗手 ” 和未出场母亲的快言快语。 “ 鸭姑娘 ” 初中毕业，妈妈说： “ 现在党的政策好，不割 ‘ 尾巴 ’ ，不消灭 ‘ 海（鸭）陆（鸡）空（鸽） ’ ，你跟着我养鸭吧！ ” 女儿说： “ 姑娘伢跟着鸭屁股转，人家笑话！ ” 妈妈说： “ 谁会笑话？我８岁就甩鸭篙子了。 ” 我说： “ 你那是旧社会，饿得没法，就去放鸭！ ” 妈妈叹气了： “ 咱们家，吃的多，做的少，么时候才能不吃国家救济啊？ ” 我见妈妈伤心了，赶紧说： “ 妈，我跟你去，我不怕丑了！ ” 陈慧容从最初在荒湖野地见到同学赶紧往草堆里躲，到坦然告诉围观的妇女代表： “ 我怎么会寂寞，害怕呢？我又不是光杆司令，我有一千多名鸭兵！我爱它们，它们也拥护我。 ” 刘衡首创的口述体新闻，表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国富民的好政策，奖勤罚懒，带有鲜活清香的草根味道。很难想象本文作者已经 62 岁。
上世纪 80 年代初，人民日报社有三位女性名记者，即金凤、柏生、刘衡。金凤落笔犀利，柏生文字温婉，而刘衡则是湖北 “ 九头鸟 ” 的耿直和爽快。刘衡晚年以 74 岁高龄学会电脑写作， 81 岁学会了电脑上网，创办了个人网站 “ 独立行走的水 ” 。她写道 “ 我是一块瀑布，有着奔腾的水势，我要流，我要响，谁也阻挡不住。不是我天生性格如此，是革命锻炼了我的意志 …… 我没法做温柔平静的湖水，又不愿一天天干枯，我生命的长河要流，一泻而成瀑布。 ”
人民日报老同志中，三四十年代曾在延安工作或访问延安的，还有：
—— 范长江， 50 年代初曾任人民日报社长。西安事变后作为大公报记者访问延安，在窑洞里与毛泽东促膝长谈。范长江是除美国记者埃德加 · 斯诺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
—— 吴冷西， 1957 年到 “ 文革 ” 前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在延安《解放日报》做过国际部主任。
—— 王揖，新中国成立之初做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曾任延安《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编辑。 “ 文革 ” 后在中国记协提出，把延安《解放日报》等党报的报史研究会成立起来，趁我们党老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大都还健在，把资料搜集充分，将历史经验总结好，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
作为后辈， 80 年代得以仰望过这些革命前辈的风采，是历史给予我这代媒体人丰厚的馈赠。据吴长生回忆， 80 年代中期到西部某县采访，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 “ 人民日报就是人民日报啊！ ” 原来前些天胡绩伟也来这里访问了两三天；走后不久，老人得知随行人员忘记向招待所交伙食费和粮票了，不仅批评了那位同志，还立即让人专程送来钱和粮票，按标准结清了在招待所用客饭的费用。
李克林到基层采访，很少吃 “ 招待饭 ” ，经常在路边店吃饭，站在小摊前，随便买点小吃填肚子也是常事。别人担心 “ 不卫生 ” ，她总不以为然地说： “ 那么多老百姓能吃，我为啥不能吃？也从来没吃出毛病啊。 ”
秦川晚年，我经常到他木樨地寓所陪老人聊天，见他屋内挂着一幅朋友送的对联： “ 茶为临泉试，松宜带雪看 ” 。我想，这是人民日报老前辈光风霁月、洒脱不羁的人生写照。
转自《党报旧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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