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兴明: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作者:禄兴明
一
去年春节临回老家前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了。他斜倚在一床披毡上或是一片云上,向我伸手绝望地哭喊:“儿子,你再不来看我,我就要死了……”我试图拉住他的手,却怎么也拉不住。我哭醒了,用手一摸,脸上全是泪。
事实上,父亲已去世 8 年了,享年 64 岁。从 2006 年开始,我连续 3 年失去了对我人生最重要的三个男人, 2006 年是我舅舅, 2007 年是我岳父, 2008 年是我父亲。 3 位老人都是在假期里去世的,仿佛是要为我这个工薪族省了请假的麻烦。
与另外两个老人是长期患癌不同,父亲是猝死的,我猝不及防。 2008 年彝历年前夕,我已向单位告假,准备第三天回凉山过年。晚上 8 点,父亲打来电话,批评我和妻子好几年没回老家了,要求今年一定要回家过年。父亲这次在电话里罕见地哆嗦,听起来甚至有些矫情,这与他平素的威严作风大为不同。我的眼睛有些潮湿,同时在心里恶作剧地嘲笑他:终于服老了吧?终于对我也有儿女情长了吧?
深夜 11 点钟,妈妈突然打来电话,说父亲突然从沙发上梭到地板上,人事不省,已送医院抢救。又过了 20 多分钟,妈妈从医院打来电话,说父亲已经走了!怎么会呢?怎么会说走就走呢?我怎么一下子就成了没有父亲的人呢?我的眼珠子都快惊掉到地上!
我带着妻子连夜往四川赶,仿佛不是去奔丧,而是要去把父亲追回来!一路上我都在幻想,这只是爱开玩笑的父亲给我开的又一次玩笑。我握紧双拳发誓,一旦我追上他,我一定要狠狠地咬他一口!如果咬不痛他,那就把他抱起来摔在地上,就像我 18 岁时第一次把他摔在地上一样!然后,然后,我再破涕为笑……
二
时代潮涌,人生如戏。父亲很小就被迫成为一名“童星”,险境求生,历尽劫难。
由于爷爷征战有方,并和川滇结合部的几大亲戚家支形成犄角之势,父亲有个快乐的婴幼儿时期。但他对此印象恍惚,从来没给我们讲明白过。只有比他大 4 岁的我母亲用开玩笑的口吻告诉我们,这个大少爷从小就长得大眼睛大鼻子大耳朵大手大脚,胃口也大,贪吃米饭,性格也“二杆子”,经常让服伺他的老仆人牵着马,而他自己则骑在马上,光肚皮前抱着个小吊锅,边走边吃,锅烟把肚皮染得漆黑油亮。
父亲的快乐来得飞快,去得更快。转眼就是 1950 年,父亲不到 7 岁,我家就遭遇了重大变故。爷爷和奶奶带着不满一岁的幺爸被捕入狱,后来爷爷被判刑,长期坐牢和劳动改造,奶奶和幺爸则病死狱中,尸骨不存。我的另一个奶奶被判死刑,立即砍头。
地方板荡之际,有居心叵测者挑起了民族仇杀,欲将我家斩草除根。禄氏一门的青少年男子开始集体逃亡,家中仅剩几个未出嫁的小姑娘。我的两个十三四岁的堂伯因为染上瘟疫,未及逃跑,被人用长矛扎死在瓦板房内。另外三个年龄稍长的堂伯逃到凉山深处彝族聚居区帮人放羊,时间长达两年之久。
彝族碉楼这种农耕时代保家护族的产物,见证了雄霸一方与世代冤家械斗。有些遗迹已经风化了。
亲戚们展开了为我家保存人种的行动。在一个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夜,父亲被我家的一个佃农背到老口河边,交给了姑奶家前来营救的人,开始了逃难生涯。
姑奶家在院坝里的柴禾堆里刨出一个洞,白天就把父亲藏在窝里,用松针掩上。每天吃饭时间,姑奶家的人都要出门四下张望,确认没陌生人了,再把饭塞进洞。只有等到天黑定了,并确认没有搜捕父亲的人,姑奶才会把父亲抱进屋内,让他活动活动手脚并在床上睡上一个好觉。但一听到狗叫声或陌生人的声音,父亲立刻又被塞进洞里。
父亲穴居的日子长达一年,地方才逐渐安定,暂时少了性命之忧。但这只是他生命中悲苦的谷底,漫长的苦难在前面一道坎一道坎地等着他。
三
民族政策的光辉终于照亮了几个流亡孩子回家的路,当时离 1956 年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还有些时日。
我那三个在解放前过惯了少爷生活的堂伯回来了,他们从各地接回了逃难的兄弟子侄,并招回了爷爷以前的几个铁杆卫士,整个家族又过起了原始共产主义的日子,一副要重振家业的模样。
缺乏成人管朿的几个十六七岁的楞头青,注定要闯出大祸。和我父亲同母异父的堂伯是匹大帅哥,做少爷时就与亲戚中的一位美女情投意合,诗对相和。我家遭遇变故后,这门亲事难续,美女被许配给了我未来的小舅。美女出嫁之日,我堂伯早已策划周密,带着一干人马,把新娘子抢回寨子,自己当起新郎来。
我小舅的母亲也是我家族的姑奶,是个心机十分了得的老太太,解放后作为地主分子还担任村长,并极有远见地孤身供养两个儿子上学。她岂能忍受几个侄儿强加给她母子的奇耻大辱?正当我堂伯纵酒狂欢畅享新婚快乐之时,我姑奶安排的抢亲队伍已经出现在一天路之外的我家的另一个寨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掳走了我 12 岁的姑妈和 3 岁的叔叔。我堂伯获悉带人马去打,但对方的碉楼十分坚固,最后只能由亲戚调解说和。结果是两家换亲,我姑妈就留在那里,嫁给我大舅;而对方的小女儿,将来嫁给我父亲,成了我母亲。同时双方约定,我父亲将由我大舅培养上学。
一桩祸事喜剧般收尾,这恐怕也只有世为姻亲、时亲时仇的传统彝族干得成的。多年之后,我们将绵绵不绝地享用这场抢亲的福报。
四
爷爷还在坐牢,奶奶和幺爸已死在狱中。狱里狱外,音讯两隔。父亲与叔叔和姑妈相依为命,大舅与小舅待父亲比亲兄弟还好,尤其是姑奶上吊自杀后,这个娃娃之家更是团结和谐,拧成一股绳,在各种政治风浪中求生存,求文化,求时来运转。劫后余生,父亲迎来了他野百合的春天。
父亲是块读书的料子,他随念到初二就病退当老师的大舅念完了小学,就考上了县中学。因为他成绩好,又懂事,还很会搞笑,善于团结同学,沟通师生关系,他被选为班长,后来又被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
父亲的读书生涯全靠亲人们接济。我大舅和姑妈给他提供了勉强过一年的生活费,一个做公社秘书的表姐不时给他一些纸笔,我妈妈家则给他做了一件长长的羊毛线衣裳。有一两年,父亲仅仅有这一件衣服,春夏秋冬,几乎没换过。他又极爱干净,“毛料”穿脏了,他就抱着书本来到河边,把衣服洗干净后晾起,边读书边等衣服晾干。
凉山彝族的牧羊人,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
对于一个连遭丧亲之痛的孤儿,贫穷不是他最恐惧的,孤独才是。每次一放假,他总是急急忙忙往他姐姐家赶,巴不得早点看到亲人。有一次放假时已是下午了,他抓起书包就跑,县城离姑妈家有上百里山路,他预计第二天天亮时能跑到。跑到凌晨时,他已经渴饿极了,看到对面山上有十多处灯火闪耀,他决定去那里讨点饭吃。等他满怀希望一路小跑过去,天哪,先前看见的不是灯火,而是鬼火!这不是一个村庄,而是一片乱坟岗!
父亲倒抽了口凉气,在一座坟前坐了下来,他拼命告诫自己现在不能怕,不能乱。歇了一口气后,父亲才表面不慌不忙,内心疑神疑鬼地离开乱坟岗。绕过这道山梁后,他拨腿狂奔,一口气跑了几十里,终于赶在鸡叫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进了姑妈家的大门。姑妈看见弟弟失魂落魄的样子,抱头大哭。
也许是长期被鬼追着跑的缘故,父亲因此成了一名长跑选手,在西昌地区的中学生运动会上,他跑出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但再好的成绩也没用,作为一个地主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儿子,他没有资格升学。在拿到一张初中毕业证后,他得回去务农了。他的班主任曾想给他在县城附近找个代课教师的工作,他谢绝了,毅然决然地说:“老师,今天我不能升学,但我相信 20 年后我儿子可以考上大学!”
父亲说完话,用披毡拢住头脸,一阵小跑,走了。披毡内,他咬破嘴唇强忍哭声,泪如雨下。
五
父亲还在读初中时,母亲已嫁到我家,爷爷也在坐牢多年后释放出狱,改为在各个工地劳动改造,我们家的祖屋也在拆除碉堡后物归原主。我们家总算又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知识万岁。作为全公社少有的几名初中生,父亲很快就受到了工农干部和群众的尊重和重用。他担任了生产队会计,并受命在村子里组建了一所小学,教授一二年级的学生。公社、大队和小队要刷大字报,都必须请父亲提笔。我小时候看见的几乎所有大字报,都是我父亲的手笔,其中就包括那些喊打倒我爷爷的。
从 1964 年回农村开始到 1982 年我爷爷被摘掉“地主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除了把父亲一次又一次推向危险境地外,也给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他才艺的机会。
父亲会作词、作曲、编舞,会吹笛子,我的堂伯们也会月琴、二胡、三弦等乐器,我的几个堂兄堂姐也能歌善舞,父亲把他们组织起来,带出了全公社最出名的宣传队。
那是一组组非常滑稽的大会蒙太奇:大会的前半段,我爷爷都被持枪民兵用刺刀顶着, 90 度低头弯腰,站在台上接受山呼海啸的“打倒”声。大会的后半段,我父亲吹着笛子带着我的叔叔堂兄堂姐组成的宣传队上场演出了。歌舞升平,一片欢乐,其乐无穷。
这样鲜亮崭新的彝族碉楼,是各地大搞“文化风情园”的产物。
六
时光的巨轮终于阴晴圆缺地碾过了“文革”。记得《人民日报》刊发《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文时,我父亲把整个家族召集在我家堂屋,听我用稚嫩的声音给大家一字一句地朗读。
1980 年,父亲考上了民族师范学校,他的升学梦得以在 16 年后延续。毕业后,他成了乡中校校长。
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也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他还在寨子里做民办教师时,川滇相邻的两省五县经常组织会考,每次会考,我都是全区第一名,这让他很长脸,对我寄予无限希望。小学三年级学年考试,我的日记被学区校长当做范文亲自念给所有阅卷老师听,父亲阅卷回来,封了我个“铁帽子王”,他说:“从今天开始,你长大了,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父亲信守着自己的诺言,但我却皮子痒,总是蠢蠢欲动,要挑战他的权威。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太强大了,以前又经常打我,压得我喘不过气。上中学后,由于离家中有两天路程,每年几乎只有放假才回家,我吃定山高皇帝远,父亲鞭长莫及,便开始疯狂地耍、喝酒、打群架,越反面的我越来劲。学校领导曾四次开会,讨论处分我,所幸我每次都因为还有一点可爱之处,才四次逃脱。
我看见父亲眼里的希望之光在一片一片地剥落,看我的眼神逐渐绝望,觉得非常解气。高二下学期开始,我猛然醒悟,以每天只睡三四小时的硬功夫,奋起直追,终于成为全区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
父亲看见我的转变,眼睛又亮了。记得上高三时我家修新房子,休息时分,父亲招手说:“来,儿子,我们摔一跤吧!”父亲年轻时能一只手提起一头驴,是很好的摔跤手,被他的小伙伴们叫做“公牛”,我早就想和他试一下,但一直没机会。我憋足劲,和他扭了几个回合后,使了个鬼计,把他重重地放翻在地。
父亲受了点皮外伤,我和工地上的二十多人都吓了一跳,生怕他发怒。父亲咬了咬牙,忍住痛,爬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露岀他的大白牙齿一笑:“耶,我这个儿子硬是长大了!”工地上一片笑声,我转忧为喜,一股战胜父亲彻底长大的心情油然而生!
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强大的,但没想到,父亲弱暴了,弱到死了,没有给我孝敬他的机会,只留下我在这茫茫人世滚滚红尘中长歌当哭。
父亲去世后,我们按照他先前留下的遗愿,把他埋在爷爷的坟旁。坟地附近是爷爷解放前修建的驯马场,不知喜欢玩游戏的父亲是否找到自己婴幼儿时期骑过的小马?不知他是否找到了自己印象依稀的妈妈和小弟,已在天堂先期团聚?
转自《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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