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川：是否值得经历的生活？－－李黎黎之死
是否值得经历的生活？－－李黎黎之死
作者：禾川
1969 年 10 月下旬，北大荒的深秋。
大田里的农作物已收割完毕，翻耕过的黑土地上夹杂着苍黄的麦茬，残留的豆秸和尚未脱粒的大豆垛散漫地铺在刚收割过的大豆地里。未收尽的玉米地上，枯黄的玉米秆瑟瑟而立，田边的衰草在秋风中摇曳，远处的树林已呈现出褐黄色。
这是一个木本植物落叶的季节，突兀的枝干挺立在寒风中期待着新的繁华；这是一个草本植物死亡的季节，死亡中孕育着来年春回大地时的复苏。
一个美丽的北京女孩选择这样一个季节，用一瓶安眠药结束了自己青春的生命，从此长眠在黑土地下，永不复返。
我在当天傍晚得知这一消息时，如五雷轰顶，心里蓦然一闪：她到底这样做了！
我到连队的礼堂兼食堂那儿，看见为她拉棺材的卡车正在外面加水，我决定搭车去她所在的五连。司机说驾驶室里已有人了，要去只能坐车厢里。我毫不犹豫地爬进了车厢，紧靠棺木而坐。
汽车在黑暗中颠簸着，我扶着棺木，一边想象着一个鲜活的生命突然闯进了另一个世界，永远孤独地寂寞地躺在这白森森的棺材里……。
她被安放在木工棚里一个架子上。她的面容是那样平静那样的安详，仿佛仍然在睡梦之中，在我的恍惚中甚至依然保有一丝红润（红润的脸庞是她给我最深的印象）。
我无法相信这是一具死尸，不由得伸出手去抚摸那圆圆的脸。那脸颊冰冷、僵硬、惨白！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周围有同学在抽泣，多数人在默默地流泪。我的双眼干涩无泪。有两人在小声议论，大意是说连领导经过商议决定：死亡原因定为“误服过量安眠药”。
她们的谈论让我感到说不出的伤心，眼泪也突然涌上眼眶。我想我是知道她为什么要“误服”过量安眠药的。这其实是她的选择，是她因为深陷于无法排解的痛苦和恐惧之中而做出的唯一的选择。
她决绝地选择了死亡，弃世而去，一切都抛弃了，欢乐和悲伤，幸福和痛苦，理想和追求，难道还在意一份死亡鉴定吗？
李黎黎，北京（原）师大女附中 66 届高三（ 4 ）班学生。在学校和我同年级不同班，我们因文化大革命而熟悉而成为朋友。在 1966 年 8 月 1 日以前，她因为参加反对工作组的活动而受到严厉的批判，被内定为反革命小集团成员。 8 月 1 日以后，那张有名的“第一张大字报”把“资产阶级司令部”打了个人仰马翻，反工作组的同学们都得到解放转而成为革命派。但是李黎黎却出现了精神不太正常的状态，经过治疗，到 1968 年夏天基本痊愈，和我们一起来到了北大荒。
究竟黎黎患的是精神分裂症，还是抑郁症或者是癔症？据黎黎最好的朋友说，当时北京安定医院的医生鉴定为癔症或抑郁症，认为她神智意识都很清楚。而我们那里团部医院的医生则定为精神分裂症；我最后一次在火车上和黎黎面对面交谈，她亲口说自己患了精神分裂症。我想，在革命高于一切的时代，有关精神性疾病的研究或许是粗线条的。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黎黎因为参加文化大革命反对工作组受到批判和压抑，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所以尽管在我和她最后的交谈中，她亲口说自己患了“精神分裂症”，我现在也倾向于黎黎患的是抑郁症。
在北大荒的第一年－－夏天、秋天和冬天，对于李黎黎来说是幸福时光。她浑身散发着青春的热情，她本来就是一个开朗、热情、积极向上的女孩子，她长得也很漂亮，大而圆的眼睛闪动着快乐和友善之光；她无论干什么都带着一股冲劲，她的这股子冲劲在参加营篮球队时给教导员以极为深刻的印象。她个子不高，一抢到球就不顾一切地冲至篮下不顾一切地投篮，被热爱篮球的教导员戏曰为“球滚球”，几乎全营的知青都知道有一个师大女附中来的“李李李”打起篮球来冲锋陷阵得像打仗。
不幸，第二年春她患了红斑狼疮，很快，“精神分裂症”复发，住院，好转，再复发，再住院……疗效甚微。我去团部医院探望她时，一见面她就趴在我肩上流泪叹息道：“我真累呀！”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
听医院里的人说，她住院期间几次躺倒在大街上，又哭又闹地向路人控诉说，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迫害了她。其时，这位最大的“走资派”正备受磨难不久于人世。若论政治迫害，他所受到的相比于她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呢！
考虑到她的病情，在医院领导的建议下，我们营的领导决定让她回北京探亲治疗。这是 6 月份，我正好也被批准回京探家，就和她们五连另一女同学共同陪伴她回京。
牡丹江开往北京的火车行驶在广袤的东北平原上。车厢里，我和黎黎面对面坐着。她神情恍憾，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向我诉说着她的不幸，从红斑狼疮说到“精神分裂症”。和她同连队的女友一定是听得太多不想听了，一人坐在另一边窗口向外观风景。黎黎毫不避违自己的病情，只是一再强调她是因“政治迫害”而患“精神分裂症”，因“精神分裂症”而诱发红斑狼疮（女友说她医书看得太多了），一边说一边不禁低声哭泣起来。她的述说中充满了控诉的渴望，控诉迫害她的人，但是她找不到伤害她的具体责任人，这使她很茫然，只好再一次对我说，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把她害成这样。除此而外，她还能说什么呢？那位“最大的走资派”早已成死老虎了，但这并不能解除她的病痛！她的痛苦她的愤恨她的悲哀她对自己疾病的绝望全都郁结在心里，无法排解无法释放。
而我也很茫然，除了耐心地倾听，无话可说。甚至，看着黎黎那伴随着痛苦和绝望一并流出的泪水，我心里也不禁产生了绝望之感，一种对朋友的痛苦无力相助的绝望。
在那个年代，“政治迫害”的确比比皆是。小到用一张不署名的大字报就把某人说成“阶级敌人”，大到揪斗批判，精神折磨加肉体折磨，连国家主席都难以逃脱。
1966 年 6 月，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 17 日，高三（ 4 ）班包括李黎黎在内的 13 人贴出了质问工作组的大字报，随后学校里又有许多人选择了反对工作组的立场，形成了三个反工作组小组，成员以干部子弟居多，李黎黎是她们班反工作组团队的领军人物之一。这些女孩子的作为是不是政治正确我不想评说，但是，她们都是怀着一种纯真的革命理想而勇敢地站在了少数派立场。她们很快受到工作组领导之下的全校性的批判和压制，她们在学校里被孤立，在各自的班级里被批判，精神几近崩溃。一位同学在三十多年后告诉我，当时甚至有同班同学用硬物击打她的头。此话很让我吃惊，我一直以为我们读了十二年书的人已经成年了，再怎么也不至于殴打自己的同班同学，何况还没有到一片混乱之时呢。
7 月 7 、 8 、 9 日三个半天，工作组连续召开辩论会（实则批判会），辩论的主题是反工作组是不是和工作组争夺领导权。如此， 7 月初三个反工作组小组都被定性为反革命小集团。工作组匆忙撤走后，在遗留的文件纸片中，有同学发现了某高层领导对工作组的指示，三个小组中的领军人物被内定为反革命右派分子，待运动结束后发配劳改！
我无力对历史问题作研究，我现在认为，当时的青年学生天真单纯而且持一元化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反工作组的还是拥护工作组的，都认为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实际上不过充当了上层政治斗争的棋子而已。
反工作组的一个多月里，李黎黎陷得太深。革命的情结和被打成反革命的压抑感团绕在意识里难解难开，加上她的父亲在文革前因为残酷的政治斗争而自杀，在那个革命的年月里，人们对政治斗争中的自杀者总是要不依不饶地补上一个“自绝于……”的标签，这使她的内心压力更大于别的人，难以承受。虽然从“反革命小集团”变身为革命派了，黎黎的精神却处在崩溃状态。
火车奔驰着，窗外忽闪过一片片的绿色，生命的绿色；黎黎继续诉说着，另一位女友在那边窗旁睡着了。
1969 年 3 月，黑龙江珍宝岛发生了中苏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很快传到边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地处“战争”的前沿，气氛格外紧张。
黎黎说：“我真希望赶快打起仗来，希望打仗的时候能上前线，只是我身体不好，怕他们不要我。”
我一时不明白她为什么渴望战争？虽然革命的口号天天被我们喊在嘴边，但是作为一个人，一个普通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政治家军事家，没有谁会在心底里真的盼望战争。
黎黎却真心地渴望战争来临，尽管身体虚弱，她还是希望成为一名战士，能够奔赴前线英勇战斗直至牺牲。
她用一摞洁白的卫生纸代替手绢捧在腮边，她那圆圆的大眼睛低垂着，长长的睫毛下不停地滚出一串串晶莹的泪珠，泪水几乎覆盖了她的整个面庞。她嘤嘤地哭着，哀哀地说着：
“我害怕苏修打过来的时候自己当了俘虏，万一我正犯病，控制不了自己，我怕我会投降，会变节，会变成叛徒，那样的话，我不如现在就自杀算了。”
她的这段话令我惊骇，也令我至今不能忘。
我突然明白她为什么渴望上战场了，她渴望的并不是战争，而是牺牲，是死亡！“精神分裂症”和红斑狼疮已经使她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对“投降、变节”的恐惧更加剧了她的绝望，她似乎注定要死亡，能够选择的只不过是死得光荣，死得伟大，或者至少死在自己不幸成为“叛徒变节分子”之前，死得平凡而不要死得耻辱！
我愣了一会儿，立即搜肠刮肚，找出一切能找出的理论去劝慰她、开导她甚至批评她，希望她能摆脱这些荒谬的想法。最后甚至摆出一付严肃的神情对她指出，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等于叛变！黎黎，你要相信自己，你是个好同志，你是要革命的，你是不会在战场上叛变投敌的……。
呜呼！今天我才明白，我当年的那些时髦话语是多么的空洞可笑，多么的苍白无力！那时，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解开缠绕在她心里的恐惧和担忧。
如果黎黎在天有灵，我愿意对她重新诉说：
黎黎，你是一个好姑娘。你美丽，热情，落落大方，积极向上，周围的人们都爱你。想想在学校时，工作组撤走了，我和一些同学在校门口遇到你，我们坐在一堆聊天，你是那样的友善温和，既没有革命派的傲气，也没有对我们这些跟风者的积怨，因此我才视你为一个好朋友。黎黎，你尚未体验恋爱的甜蜜，为人妻为人母的幸福，生活尚未向你展开美丽的一面，你为什么要离去？
四十多年了，你孤独地躺在遥远的黑土地之下，只有白桦林和你做伴。春天，可有人为你培土？秋天可有人为你拂去坟上的落叶？那未开垦的处女地像你一样纯洁，色彩斑斓的白桦林像你一样美丽，只望它们能永远伴随你，切莫被毁林开荒让你孤魂难觅归宿……。
我们在北京站分手，黎黎的叔叔和妹妹到车站接她。一个月后，我休假期满归队了，北京站成了我们的永别之地。
夏天过后是秋天。深秋初冬之际，黎黎病愈结束治疗回到了她的连队。连里的男女知青几乎全体出动，到百里之外的迎春火车站去迎接他们的伙伴。这浓浓的情谊温暖着黎黎的心，却不能解开她心里的症结。
当晚，兴奋的交谈渐渐停息后，黎黎说了她的最后一句话：“我可该好好睡一觉了。”
四十多年了，每当我想起李黎黎之死，伴随而来的必然是一组可怕的词汇：“叛徒、变节自首分子”。因为在那时，这个词也正随时准备落到对我父亲的判决书上。也许这也是我对黎黎的死永生不能忘记的一个重要因素，她那覆满了泪水的面庞，她那悲哀的诉说：“我害怕变成叛徒”，在我是刻骨铭心的记忆，还有忍不住的追问，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1967 年 7 月 23 日，广州空军副司令安志敏将军在全国上下大举查找揪斗“叛徒变节自首分子”的热潮中，在自己家的楼上，用手枪对着太阳穴结束了戎马倥偬的一生。
安志敏参加过四方面军的长征和西路军东征，是 1937 年春天突围逃生到新疆的四百多名西路军官兵之一，是革命军队里最早的飞行员之一，驾机参加过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开国阅兵仪式。 1942 年，安志敏在新疆航空队时，同陈潭秋、毛泽民等人一起被军阀盛世才抓捕入狱，后经营救平安出狱。
安志敏曾是空五军军长，他相貌儒雅，雍容大度，是大院里那些勇武好斗的男孩子和“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女孩子们敬仰的对象。在杭州时，他们一家和我们一家是两代人的朋友，我的父亲和他是西路军的战友，他们都经历过艰苦的长征，他们生死与共，从红柳园子突围到星星峡，他们都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捕入狱；安家的小儿子是我弟弟的同班同学、好友，可爱的小女儿和我的妹妹形影不离像一对亲姐妹。就在安志敏自杀的前一年深秋，我借“革命大串联”的机会还到广州他们家里小住了几天，那时，安志敏将军仍是一副飒爽英姿，他的夫人温静娴雅，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而不是热情的革命者。那时我已经迈入成年的时段了，我对这两位长辈有着说不清楚的倾慕，万万没想到一年之后他们会有家破人亡之灾！
安志敏将军自杀时，中央文革尚没有成立有关“新疆监狱叛徒集团”案的专案组，他也还没有被扣上“叛徒变节分子”的罪名，他还是副司令，还有一把手枪可以痛痛快快地一死了之；但是 3 月份的一纸文件（关于 61 人叛徒集团案）给所有为革命蹲过敌人监狱的干部敲响了丧钟，安志敏预感自己难逃厄运。一个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将军，没有死在西路军严酷的岁月里，没有死在盛世才的监狱里，最后死于被定为“叛徒”的恐惧，怎不令人震惊？这个万劫不复的年月！
我听到噩耗后曾给安夫人去信表示慰问。夫人回信说：“安志敏自绝于党和人民后，我几乎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拯救了我，……在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我决心和他划清界线，振作起来重新做人……”
当时捧着这样的回信，我傻乎乎地不知道该作何想，我不知道应该为她的“新生”而高兴，还是为安志敏的“自绝于党和人民”而愤怒？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封回信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每每令我心痛，令我一点一点地产生了欲哭又无泪的感觉，直到现在我坐在电脑前，仍然有痛哭一场的愿望。我已忘记自己去信的内容，是不是也写了“自绝于……”之类的堂而皇之的革命话语？如果是，那我心里的痛不但有哀悼更有负罪之感，他们是恩爱夫妻啊！一个温婉柔弱的女子在受到如此打击时，在给晚辈的私人回信中都不敢表示一点点哀痛，还要感谢这疯狂的岁月这灭人的路线！
1970 年夏天，我父亲的专案组长托一名知青找到我，告诉我对父亲的审查已经结束等待上报结论，“叛徒”及“苏修特务”的嫌疑都已经撤销。这位好心的专案组长怕我背着思想包袱，更怕我们一家因受连累会对父亲有怨气，所以在调查报告正式出来之前就托人给我通气。
我虽然是顶着“可教育好子女”的帽子去北大荒的，但也很少去想父亲是不是什么“叛徒特务”，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没有更多的欣喜之感，心里反而充满了苦涩和悲哀，因为我想起了死去不到一年的李黎黎。
黎黎，你为什么要“误服过量安眠药”呢？我的父亲，他在抗战中做地下工作被日本人抓捕过，安志敏将军，曾在国民党监狱度过艰难的岁月，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疯狂的年代无法逃避被诬陷为“叛徒”“变节分子”的厄运，而你，你怎么会是叛徒呢？你和“叛徒”这两个字毫不沾边呀！也没有任何人怀疑你会变成叛徒，可是你还是走了，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深深的恐惧走向天国。
1999 年 11 月一稿
2004 年 10 月二稿
2014 年 7 月三稿
写作后记：
李黎黎的父亲曾是公安部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反右倾运动中遭受不公正批判自杀身亡。哥哥曾是外贸学院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期不知因何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反革命组织小头目，自杀。
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我死去的朋友李黎黎，在她十几年所受的教育中没有真正的哲学，只有革命和阶级斗争。当她感到自己不可能成为革命者甚至也许会成为革命的叛徒时，生活对于她来说就不值得经历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因备受折磨而轻生，有人因笃信“士可杀不可辱”而死。我的朋友李黎黎，虽然在文革初期因为反工作组而受到压制被定性为反革命，但是工作组很快就被否定，被打倒，此后，黎黎再没有受到折磨与侮辱，但是她自杀了。
我这样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从 1966 年 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到 1969 年 10 底黎黎服过量安眠药离开人世，她这三年多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朋友圈里。学校里反对工作组共同承受了政治压力的同班同学—战友，她们不承认“自杀”说，她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亲密的朋友死于“愚蠢而荒谬”的自杀，她们甚至对于“误服过量安眠药”也表示怀疑，对此我深表理解。而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里朝夕相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知青同学—“荒友”，则确信黎黎是自杀，所谓“误服”是连营领导出于政策上的考虑而做的结论。很遗憾这是四十多年前发生的事，太遥远了，于今争论不休，恐怕黎黎天堂有灵会受到惊扰。
虽然黎黎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不在她那个连队里，但是在这之前我和她有过一段旅途中的亲密接触。她向我倾诉心中的痛苦，所以我把“自杀”保留为我个人的看法。而且，时至今日，我绝不认为一个人在那样的环境里选择自杀是愚蠢而荒诞。更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她的死让我永生难忘。年年月月，我在心里呼唤她，追问她：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转自《记忆第
118
期》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