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祖父是“红色资本家”
祖父是“红色资本家”
－－作者：程乃珊、密斯赵
1990年，程乃珊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丈夫留守上海，女儿留学美国，而她只身一人重回童年生活过的香港，帮助祖父整理家族史资料。
当年将赴港时，程乃珊曾对来访的记者说：“我祖父的一生，是一部历史，也是一部多卷集的长篇小说。我一直在搜集、记录他的传记资料，想好好地写出来。”
这一去，就是十二年。
1991年，九十三岁的老祖父辞别人间。通过这位海派知名女作家的笔触，我们已读到一部以程慕灏为原型的纪实性小说《金融家》。老上海金融家非但不拜金，其实还很“红”。
长子是富命，次子是贵命
程家的发家史犹如《红楼梦》中的荣国府与宁国府。当年我太祖父程震权曾在杭州竹竿巷张公馆做账房先生。
张公馆因张家千金嫁给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为妻而闻名杭城，庭园面积达百亩之广，楼台亭阁、假山池沼均属园林之胜。程震权为人忠厚耿直，理财处事快捷，深得主人信任。张家三少爷便允诺让其子程慕颐、程慕灏两兄弟从桐乡来杭州读书，并解囊资助。程慕灏就是我祖父。
暑假时兄弟俩在张公馆小住。张公馆内另一位账房先生会算命，见两个男孩活泼伶俐，就开玩笑地说帮他们看相算命。岂知看完后马上起身，连连向程震权作揖：“震权先生，你两个儿子不得了，长子是富命，将来新房子一幢一幢造得你来不及住，小儿子是贵命，做官一直要做到八十岁。”
程氏兄弟勤俭好学。中学毕业后，长子程慕颐继续受张家资助，后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学成归国，在上海创办“程慕颐化验所”，首创用中文填写化验报告，颇受市民欢迎，声名鹊起。同时任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生物学教授，享有“中国细菌学之父”的美誉。伯祖善理财，一有余钱就买房子，果然房子买了一幢又一幢。
我祖父的学业其实也很优秀。然而，我太祖父当时无力同时培养两个儿子，秉性刚烈的祖父即自愿退学一心成全兄长深造。辍学后，由东家孙宝琦作保，介绍入中国银行。就这样，年方十六岁的他被父亲送到上海汉口路五十号中国银行（该建筑现为一家西餐厅）。
当时的中国银行行长丁道津亲自对祖父面试，并当场同意入行任练习生，且为他办理了寄宿手续。从此，我祖父在中国银行服务了七十年，成为中国银行有史以来服务资历最长的一位员工和唯一的一位既未受过高等教育也未留过洋的高层管理人员。颖悟踏实的他得到了飞快提升，二十九岁就当上了中国银行副行长，最终成为一名跨新旧社会的银行界巨子。账房先生的话就这样应验了。
安排茅盾去中国银行体验生活
我的祖父程慕灏与一代文学巨匠茅盾（原名沈雁冰）都是桐乡人，他们不但是同乡，还是年龄相近的好朋友。
对于茅盾小说《子夜》中斗得不可开交的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有人猜测他们是上海滩两个银行家的化身。茅盾自己说过，《子夜》里吴荪甫、赵伯韬和杜竹斋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并无某一个固定的原型，而是他在同乡故旧之间奔走中，对诸多银行家、企业家、公务员、商人进行考察的结果。茅盾在写作小说《子夜》的过程中，我祖父曾为他提供了体验生活的便利。
在我祖父的安排下，茅盾到中国银行体验生活，就像普通职员那样上下班。他还和经纪人一起去参观过交易所的盛况，见识了所谓“冲锋似的呐喊 ”，熟悉了“空头 ”、“多头”等专业术语，在小说《子夜》中描绘了一幅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金融界社会生活的宏伟画面。
茅盾在《子夜》中写道，金融世家的生活就“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那般。诚然，在那个年代，上海作为摩登都市给人眩晕感很正常，但同时也经常被误会成浮华。当下一些电视剧描写老上海金融家的生活也总是红酒雪茄、纸醉金迷的，实际上，我们家的生活并不奢靡。一个关于“四十块银元”的故事就在我家代代相传。
四十块银元让奢靡走开
我祖父十六岁卷着铺盖从桐乡乡下到上海谋生，二十九岁成为中国银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行长，他的事业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物质生活从来都是量力而行。
记得当时太祖父送祖父到中国银行学生意时，从怀里掏出四十块银元给他应急用，嘱咐非到万不得已，不要动用这笔钱。三年后祖父练习生（即实习生）满师回乡省亲，拜见太祖父母和大哥大嫂时，四十块银元不但一个不少如数归还，又另掏出他省吃俭用攒下的四十块银元给太祖母做家用。当时练习生一月包吃包住只得三块银元生活费，还要剔除剃头、洗澡及去夜校补习英语的学费。
说到这四十块银元，还有个故事呢。确切地说，在我们家传递了几代的不是银元，而是程家勤俭治学的传统。
1991年，祖父以九十三岁高龄去世。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三方刻着他三个孙子（即我的哥哥及叔叔的两个儿子）名字的图章。原来祖父一早就为三个孙子准备好了三份教育基金，留洋深造，以弥补自己年少时的遗憾。
其实祖父原本是想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可惜时局不佳，无法实现。先是二战爆发，全球一片战火。1949年后，又国门关闭。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突飞猛进，祖父才看到曙光，但希望只能寄托在第三代身上了。
1991年，我哥哥的儿子以优异成绩考上康奈尔大学，此时祖父已去世了。虽然他没有看到曾孙（第四代）拿到康奈尔大学金融专业硕士，但我侄子却记住了太公四十块银元的故事。他出国时家里同样给了他一笔五位数的美元，供他急用，但他从本科直到读硕士整个求学过程靠奖学金和打工维持，这笔钱原封未动。他现为世界某五百强企业的亚太区总监。
如果以经济条件为衡量标准，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我属于程家的“富三代”，但祖父却经常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若要孩子好，常带三分饥和寒。”所以在物质上，哥哥和我却没有当过现在的“小皇帝”、“小公主”。
祖父愿意支付昂贵的学费将儿女送进上海最好的学校念书，却从来不用私车接送他们。我的出生地在上海，我们家当时住在延安中路九三一号，是一幢德国式花园洋房（已拆除，现为政府某机关办公大楼），爸爸和叔叔在清心男子中学读书，他们每天都骑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家里。只有住校的姑姑们因为行李较多，才能享受到每周一次的汽车接送。父亲在中法大学就读时，已靠兼职自挣零用钱。
至于我，虽然沿袭了父母亲精致生活的习惯，但也很排斥奢靡浪费。至今养成了不留饭头的习惯，而且每到一处，必定把喝剩的矿泉水带走。
曾在家中救治过一名八路军将军
我祖父程慕灏当初没有接受邀请移居台湾，于是有人将我祖父与荣宗敬等一并称为“红色资本家”。
我觉得红色与资本家之间未必就是对立的两个概念。有人说银行家只顾赚钱，不关心政治，这是个天大的误会。我祖父的爱国之心从未有变。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曾与地下党一起参与“护行运动”，还救过一名共产党将军，据说有可能是陈赓将军。
那时我还没出生，是后来听父母讲的。据父母回忆，1942年期间，我们位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老宅突然来了位客人，成天躲在三楼不露面。原来他是延安的八路军将军，得了严重的肺病，到上海来治病。我伯祖程慕颐是个留过洋的医学博士，在上海有几家生物化验所，于是我们家热情接待了这位将军。但因为肺病传染，故而一应家庭成员严禁上楼，只有祖父和“医生”允许上楼。
实际上，我祖父和伯祖在抗战时期也曾捐了很多药品给八路军。为了保证将军的安全，大人的口风很紧，只说是家里来了位客人住一段日子。将军痊愈离开前，给我家写了一封感谢信条，藏在火柴盒里。不过为了保证安全，做好事向来不求回报又为人谨慎的祖父看完信就烧掉了。否则，倒是一件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客人的身份才真相大白，他可能是陈赓将军，是通过潘汉年介绍从解放区来我家治病的。
至于祖父后来为什么没有去台湾，我想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了潘汉年的影响。潘汉年的岳父也是银行家，和我祖父是同行。
新中国成立后，沐浴着党的统战政策，直到“文革”前，我家生活优裕。周恩来、叶剑英都接见过我祖父。祖父还被派往香港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可以说是得到了重用。
母亲教会了我如何做淑女
我的祖父一脉是金融世家，我的外祖父潘振绪也是一位银行家。我外祖父出生在上虞一个富足之家，与我祖父同年，接受过更好的教育，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英文尤其出色。他先是壳牌石油公司的职员，后来进入中国银行，担任印度、缅甸、越南海外分行的主任。
我外祖父和祖父的共同点是都很爱国。上海沦陷后外祖父与中国银行一起撤退至重庆，做了大量支持前方抗战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出任广州中国银行副行长至解放。
小时候，我看到祖父有点畏怕，和外祖父却十分亲热。我母亲和我都得到他的言传身教，受益匪浅。
我的父母亲都是20世纪4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有着很好的文学、音乐和外语造诣。爸爸程学樵是家里的长子，中法大学生物化学系毕业，后为德资拜耳药厂工程师。妈妈潘佐君是中西女中1940级的毕业生，从小接受的就是“淑女教育”，对我影响很深。我年少时妈妈十分希望我能入市三女中（前身即为中西女中），可惜我住在静安区，市三女中属长宁区，不能跨区报考。所以，关于中西女中的点点滴滴都是听妈妈讲的。
上海著名贵族女校中西女中，另有一个正规的、很少人知道的、充满书卷气的中文校名－－墨梯女中，来自中西女中的英文译名McTyeireC，可谓音义两全。中西女中有校歌、校旗、校训和校色。我妈妈到了晚年，仍能背出校歌全文，记得校训为：Love Live and Gnow(信、望、爱)。记得中西女中校服为墨绿色旗袍搭配平跟扎带皮鞋。中西女中校规严谨，虽学生多为非富即贵的人家，但没人烫发化妆或者佩戴首饰，校园内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
妈妈自中西小学起，一路在中西初中高中读书直至毕业，前后十多年学龄，算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中西人，为人洋派活泼，与年轻人没有代沟。中西毕业后，她考入了圣约翰大学教育系。当时红透半边天的女作家张爱玲是她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女儿、《上海的女儿》的作者周采芹，则是我妈妈的同班同学。
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我妈妈受中西母校聘请（此为中西惯例，鼓励校友回母校服务），任初中二年级的英文老师和级任老师。我后来也做过一阵子英文老师，回想起来和母亲的经历也是息息相关的。
妈妈常教导我，淑女除了要有仪态有学识，还要善解人意，嘴巴不能太刻薄，顺风蓬不能撑太足，在困难时更要表现出人格的风采。
我母亲在“文革”时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人已经倒霉了，如果再不注重仪态，人要垮掉的。”那时，她依旧每个礼拜去“做头”，即便不能烫发，至少要保持整洁清爽。去劳动的时候，也一定要更换“劳动衣”（工作服）。
母亲已经去世了，我想我和我的女儿会把这种精致生活的习惯保留下去的。任何时代，都会有淑女，都需要淑女。
此外，我创作生涯中的第一篇小说《妈妈教唱的歌》发表于《上海文学》1979年第7期。是妈妈的潜移默化使我迈出了文学之路的第一步。而从小居住的上海老洋房给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下面就来说说对我写作影响颇大的花园公寓吧。
花园公寓飞出了一只“天鹅”
1946年，我出生在延安中路程家老宅，那是一栋德式小洋房。这幢洋房已被拆除，旧址现为某机关办公大楼。三年后，我们举家迁往香港。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我随家人返沪，定居在花园公寓。1964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教育学院英语班，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学教书十余年。 我加入上海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写作，那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我上面所说的花园公寓是我祖父留下的产业之一，可以说对我的写作影响颇大。
花园公寓位于上海静安区南京西路一一七三弄，建于1927年，为高档花园洋房公寓。最初是英资惠罗公司物业，居住的是英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花园公寓作为“敌产”被没收。抗战胜利后，欧美侨民纷纷回国，三位银行家各出三十万美金将其买下。我祖父就是其中之一。
20世纪50年代，我们全家从香港回来后一直居住在其中一套公寓里，现今该套公寓产权仍为程家所有。后来花园公寓公私合营了，国家每季向程家发放定息至“文革”开始。
当年保姆和司机的住处是和主人分开的，往往集中在弄堂底部。我记得是两层联排房子，底下是汽车间，楼上是住房，有抽水马桶浴室，不过是公用的。用人通过后楼梯，直接进厨房，避免了“登堂入室”的混杂和尴尬。这是西方人讲究等级制的体现，未必代表着歧视。还有，用人都拥有自己独立的小房间，保证了私人空间。我认为海派文化所具备的分寸感，正在于此。
上海解放后花园公寓里的住客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南下的革命干部，另一类就是原住客。这两类人以及他们后代的生活可以用井水不犯河水来形容。但我却喜欢观察生活和生活在周边的人，然后把他们写进故事里。一些邻居比如楼下天鹅阁咖啡馆的老板赵先生，后来就成了我小说《天鹅之死》里的人物。
赵老板家住一楼，我家在三楼，我们称之为赵家伯伯。他们夫妇俩都是沪江大学毕业，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堪为一对仪神俊逸的夫妇。他们的两个儿子，长得白皙文气，大热天也必定是短裤长袜，一派小绅士的模样，人称“大弟”、“小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温暖的对老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下，赵家一家四口过着优厚快乐的生活。赵太太乔女士琴艺了得，赵先生则擅美声演唱。虽属玩票，却是拜过白俄名师苏石林为师的。夫妻俩是名副其实的夫唱妇随，每天练声，家庭聚会上他们的联袂演出更属保留节目。作为他们邻居真是福气不浅：既可饱耳福，又可饱口福。
大儿子“大弟”一直定居在加拿大，是一位收藏家。收藏是赵家门风，赵家宅内收藏有西洋、油画、瓷器和中国字画，可谓琳琅满目。一代海上名画家从吴湖帆到刘海粟，都曾为赵家座上客。
小儿子因体弱休学在家，仍天天准时苦练钢琴。他的琴声已成我家的自鸣钟－－每天楼下响起琴声，必已是早上9点整。琴声结束，准11点半，一分不差。20世纪90年代，我在香港再见到“小弟”时，他已是香港中文大学国乐研究所所长。
沪江大学家政系全国出名，我估摸赵太太会否毕业于家政系：真正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她的鸡丝焗面圈内闻名，再加待客有道，家中客厅已容纳不下一批又一批冲着美食、美乐和美好氛围去的朋友，正因为这个原因，赵老板后来就开了“天鹅阁”。
在老上海，大学生做咖啡馆老板，也属大胆出格之举。然正因为掌柜的是一对大学生，“天鹅阁”被经营成一个艺术沙龙，吸引了海上各方追求品位和氛围的客人。
记得当时店面上方黑底大理石上有一只闪闪发光水钻样的展翅的天鹅，典雅又醒目。“天鹅阁”延展了赵家的品位，角角落落都是夫妇俩的收藏，从西洋摆件到中式古玩，小巧精致，直到公私合营后，仍保持原样。赵家不将其收回，或觉得这正是“天鹅阁”的风格，倒也从未听说有人顺手牵羊……进门当堂一副吴湖帆的对联：天天天鹅阁，吃吃吃健康。此对联一直挂到“文革”开始。不知这副对联今在何方？
赵家全家在“文革”前移居香港。“文革”中，“天鹅阁”改售粢饭、大饼和油条。“文革”后“天鹅阁”曾复业过，但已不是那店那味那人！
因为绿房子与两个顾先生结缘
另一个令我感觉有缘并且不得不提的人物，是诞生于1984年的中篇小说《蓝屋》中的男主角顾先生。这部小说为我获得了首届“钟山”文学奖。
我的丈夫是上海滩颜料大亨吴同文的外孙。婆婆贝娟琳是吴同文的女儿，因为他们当时住在铜仁路的一栋绿颜色的洋房里，所以我婆婆可以说是“正宗的绿屋大小姐”。而我的小说《蓝屋》就是以绿房子里的生活为原型创作的。当时给男主角起名为顾传辉其实是信笔写来的，不料却因此结识了一个来自台湾的有缘人。
有一天，一名来自台湾的建筑师来上海找到了我。他自称顾传晖，与小说中主人公名字酷似，而且同岁。记得当时，顾传晖递出名片时笑眯眯地说：“我就是你《蓝屋》里的顾传辉（晖），我回到老屋了。”
原来这位顾先生的姐姐叫顾传菁，就是当时《蓝屋》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还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而顾传晖曾参与建设浦东国际机场、上海大剧院，我想他对于绿房子的建筑之精美一定是颇有研究的。
1999年的一天，当顾传晖坐车偶然经过北京西路铜仁路的转角时，被“一道美丽的绿色弧线”迷住了。
顾传晖认定这是一幢不凡的建筑，因为当时上海的洋房基本都是剪刀墙式的殖民建筑，而绿屋却是梁柱结构的建筑。在翻阅了相关资料后，顾传晖得知了这幢建筑的历史，激动不已。当他翻墙进入绿屋后，里面的情形却叫他大失所望。一片破败不说，空气中还弥漫着阿莫尼亚药水的臭气。原来这所豪宅已经易主，先由上海三轮车工会使用，后又成为上海一家规划院的晒图室。
看到钢筋暴露的惨状，顾传晖心头一热，斥资一百二十八万元人民币取得十年租期，并花了八百多万元人民币对房子进行修缮和保养。顾传晖把绿房子的一楼和二楼租给了别人开餐厅酒吧，三楼和四楼则是他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和居所。
自从顾传晖入住绿房子后，老宅欣欣向荣起来。当年《长恨歌》剧组来此取景，在楼梯半层过道的墙壁上装了三扇具有弧型装饰的假门。那年顾传晖的女儿正在读高中，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由香港女星郑秀文扮演的“王琦瑶”。
根据顾传晖回忆，建筑大师贝聿铭似乎也曾经到访。我祖父与贝祖诒（贝聿铭父亲）是至交，贝祖诒是上海中国银行行长。抗战时贝祖诒在重庆，贝聿铭在圣约翰就读，周末常住我家——延安中路九三一号。
顾传晖与贝聿铭的“邂逅”是2007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当时，顾传晖和太太正在绿房子对面，准备过马路回家，他们发现三四十米远处有位老先生正在仰望房子，身边还有一名三四十岁的女子搀扶着老先生。顾传晖曾经无数次地在建筑读本上看过贝聿铭的照片，难道是他回来看房子了？想要追过去问，但妻子却说不可能的，别多事了。结果夫妻俩在当天晚上的电视节目中看到了“苏州博物馆开馆，贝聿铭剪彩”的新闻，这才懊悔与大师失之交臂。
可惜，现在顾传晖已经搬走了，酒吧也关门了。现在，当我经过易主后的绿屋的时候，那些小说中的情节还是会浮现在脑海。至于它的未来，是无从猜测的。
如今的生活被咖啡香所围绕
我如今的生活依然是以写作为重心，陪伴我笔耕的是弥漫在静安区的那从未散去的咖啡香。
我母亲以前在中西女校的家政课上就专门学过煮咖啡的功课，她说透过玻璃球观察咖啡的颜色是相当需要专业水平的，不同的咖啡豆和不同的烘焙法可以得到不同的口味，一点也偷懒不得。我认为，咖啡文化与上海这座城市优雅气质的形成很有关系。
当静安还是租界的时代，南京西路（原静安寺路）就是有名的咖啡一条街了。我住在南京西路花园公寓的时候听父母讲，从茂名路一直到静安寺，一路上有很多外国人开的咖啡馆。现在ZARA（某西班牙服饰品牌）的位置西边一点以前是一个匈牙利人开的飞达。飞达是老上海最高级的咖啡馆之一，顾客多为熟客，每个客人都有自己各自的座位，侍者和顾客的关系相当友好，往往不用你开口，就能报出你喜欢喝的咖啡和点心，甚至能认出经常来飞达找你的朋友。鸿翔现址是沙利文（Hot Chocolate），南京西路泰兴路拐角是康生（法文译音为比扬凯），这幢老公寓现在还在，沙利文对面是甜甜丝（DDS），还有Rosemary等。上海解放后这些咖啡馆因为是外国人开的都关掉了，但是南京西路铜仁路口的上海咖啡馆和南京西路、西康路口的海燕这两家咖啡馆倒是新中国成立后开的，是国有企业。至于凯司令，是三个曾在外国餐厅里做boy（男招待）的中国人合开的，当时只能算二流的咖啡馆，但凯司令的栗子蛋糕是全上海最好吃的，是他们的金字招牌。凯司令倒是一直开到现在，我现在仍旧是经常去的。
南京西路上的这些咖啡馆有着共同的特性，那就是环境优雅，这和地域有关。南京东路虽然也有东海、德大等西餐厅，但顾客对象基本来自附近银行洋行，以洽谈生意为主，不太讲究情调，再说南京东路上电影院、舞厅等休闲场所也没南京西路上多。
直到改革开放前，咖啡在上海始终还属小众消费，不单因为价格，更因为不知如何消费，并且被标上很怕人的“资产阶级”标记。但老克勒（上海人对绅士的称呼）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再加上1949年后，我国与非洲国家是同志加兄弟，所以咖啡供应一直是敞开的，即使在困难时期，市场仍有咖啡供应。为促销咖啡，还规定买一听罐头CPC咖啡，可奉送半斤食糖券。须知当时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只有二两白糖券。同样的，那时但凡去喝咖啡，必另外“奉送”四块方糖。哪怕那些喝无糖无奶黑咖啡的客人，也必会小心将四块方糖带回去。
如今，随着城市改造步伐的加快，老克勒习惯的消费场所大大减少，他们是不肯与他们的孙子辈们一起挤在“星巴克”、“真锅”这些连锁店里的，一般会选择交通方便的星级酒店的咖啡廊，如波特曼、上海宾馆等。因此南京西路上的咖啡馆特别讲究氛围和环境，而静安的咖啡文化底子也就特别深厚了。
现在，每当有客人来我家，我都会亲手冲泡一杯进口的咖啡待客，这种感觉是速溶咖啡所无法取代的。我亦将坚持这份情怀，于我的小说里，在我的生活中。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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