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宝林：外祖父的老宅
外祖父的老宅
－－作者：程宝林
外公外婆住在村西三、四里路的潘集夏湾子。村子里有六七户人家。村南三户人家，由南至北，分别是外公家、友湖舅家，和友声舅家。后二者系母亲的堂弟与堂兄。村北的三四户人家，朝向略为偏东北一些，而这三户人家，朝向则偏东南。这样，“一字型”的村子，便在中间形成了明显的拐角。
那是民国某年建的土坯青瓦房，结构和格局都完全一样。按那个时代的标准，应该算是“高大上“的“豪宅”了。外祖父名夏维海，其祖父是当时潘集一带的大地主，因而有财力修这样大的三进院落的宅子，分给自己的三个儿子。现在推想起来，外祖父应该是幼子。
我小时候，最喜欢去外祖父家玩，因为有两个舅舅，和我年龄相仿。二舅友环，长我一岁，憨厚、敦实；三舅友华，小我一岁，颇有文化，但身体羸弱。长大后，因为我对两位舅舅直呼其名，老妈便不止一次表达不满。最近的一次发生在 2013 年 1 月。母亲批评我说：“舅舅就是舅舅，年龄再小也是舅舅。‘友华友华’的，像什么话！”我就笑，也不反驳，老妈也莫可奈何。老妈哪里懂得“多年父子成兄弟”的道理，何况舅甥！
台坎很高，门前有一块青石。进门是一处过厅，过厅通往南厢房。那里也是外公外婆的住处。很大的天井，正对着堂屋（客厅）。客厅右手边的卧室，是友连舅的。那时，他正在谈恋爱。有贫农的女儿不顾家庭的反对，非要嫁给这个富农的长子，在当时的时代氛围里，也算是十分罕见的。左手边的卧室，就是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舅舅的卧室。我去了，舅甥三人就挤在一起睡，争、吵、闹，都是有的，也不分什么舅与甥。
在厢房的背后，还有一个侧院，和猪圈连在一起。院内有一棵异常高大，在我们家乡罕见的杏树，结的是黄杏。母亲回娘家后，有时会带回半篮未熟的杏子，装在坛子里，密封几天，也就熟了。当地人发不出“杏”（ xing ），而是念 “ hen ”。所以，荆门土话里的“恨子”，就是“杏”。
穿过门前的禾场，在堰塘边，则是一座杏园，足有 10 多株杏树，每到秋天，树上结满了青杏。所以，每当我读到“花褪残红青杏小”这样的诗词，就会想起外祖父家的这座杏园。
外婆很会做米花糖。母亲回娘家，带回的米花糖，就藏在父母卧室的一个坛子里。每天放学后，就溜进门，到坛子里摸。我们家孩子多，摸的小小手也就多，所以，很快就光光的了。
外婆的天井屋檐下，吊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腊鸡腿、卤菌干、卤香干等。当然，那是快过年时才会有的。于是，我就要外婆把篮子取下来。小孩子不懂事，当然都要吃鸡腿。结果，往往我吃的是鸡腿，两个舅舅可能得的是菌干或香干。
除非过年，农民是不在八仙桌上吃饭的。外公家的饭，总是在进门的过厅里吃。酸菜、腌菜、酱菜。家乡的农家，都是用豌豆做辣酱，外婆却会用小麦做甜酱。每顿饭，桌上都永远有一碗黑糊糊的甜酱，我从来没有碰过。
70 年代初，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工分值很高，收入比外公家所在的潘集，要高出许多。在家里，我是从来不吃稀饭的。去外公外婆家，一住几天，外婆特别要为我煨一罐米饭。所以，特别是夏秋的农忙时节，餐桌上，只有作为劳动力的外公、大舅和前来做客，赖着不回家的小外甥是吃干饭的。谁能想到，这户人家，早在 1928 年，就已经良田百亩？
那一年，我的高祖父（曾祖父程家安的父亲）租种的，正是外公夏维海祖父的稻田。当年秧苗下田后，尚未返青，久旱不雨，田地龟裂。当地的地主，仁慈地让佃户“免租一年”。别的佃户急慌慌地将稻田犁掉，改种旱粮。我的高祖却抱着侥幸心理，再等一天，再等一天，真得等来了一场足以造成涝灾的豪雨。半枯的秧苗奇迹般活过来，结果，金秋十月，稻谷登仓，足足收了 30 多石（念“担”）稻谷（“石”为旧时的称谷物的重量单位，一石等于十斗，百升， 100 市斤）。田东夏家重然诺，一粒租谷不收，全归佃户。那年的冬天，老程家一家四口，将粮食封起来，竟然由曾祖母带队，领着我的叔曾祖父、祖父和叔祖父，到沙洋附近的平原地区“小江湖”行乞求食。以这样的苦行求发家，求致富，到 1942 年时，老程家已经是拥有优良稻田 80 多亩、旱地 10 多亩，总田亩也达百亩的地主了。那一年，老程家修起了带炮楼的两进大宅，程家的“二少爷”呱呱坠地，那就是我的父亲程应凤。修宅，添子，双喜临门，所以，我的父亲，乳名“双儿”。
田东夏家，临近 1949 年时，已经越来越衰落，结果，土改划成分，只划成了“富农”，那一溜三进的“大宅院”，才没有被分给别人。老程家的宅子，被分给了几户人家居住。我小的时候，都看到过，和外公家的宅子几乎一样，只是炮楼被拆了。当时，全家被赶进一间柴火房居住。 1952 年前后，当我的祖父带着全家人，从老家的村子（在现在歇张村以西约两里处）搬到歇张村（据说当时繁华如小镇），投靠我的叔曾祖父时，全家挤在一间半房子里。我就是在那一间半屋子里出生的。我父母的婚姻，也就这样由佃户而成亲家，用外公的话说，是“挎狗粪筐过家门，都打鸡蛋茶招待”关系。追本溯 源，没有夏家，就没有今日程家。每次回去，总要去看望一下外公外婆，在两位老人破败的土屋前，陪他们坐一会，把一小笔钱偷偷塞进外婆的口袋。
80 年代初，外公要为儿子们分家。老宅被拆除了。外公搬到村子东边的一处高岗上，另建三间土屋。地基已经挖好，队长却刁难起来，不准建。我仗着是当地的“名人”（其实只是一个大学生而已），去找了曾集镇的党委书记、 算是朋友的王建华，拿回了他给村支书和队长的一个纸条，房子才继续修建。外婆和外公在这简陋的土屋里住了近 30 年，于 2011 年 2 月和 2012 年 11 月，先后辞世。在他们身后，是我们夏、程两家，枝繁叶茂的几代子孙。
1988 年 2 月，我和妻子回老家结婚。外公外婆都来了，送了一枚银元给我的妻子。现在，那枚“袁大头”还被她藏在银行的保险箱里，成为对外公外婆的一份永久念想。据说，银元就是拆老宅时，从墙内拆出来的。
谨以此文，敬献两老的在天之灵！
2015 年 7 月 20 日
转自《天涯名博》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