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正渝：古稀故乡行（中）
上图：作者在故乡天塘村留影。
古稀故乡行（中）
－－作者：程正渝
5、我家的洋房子
右图：天塘村我家的洋房子，已经矗立了70年！
下了一夜雨，早晨雨刚停，我和桂英又来到天塘村。
方仪和萧灵芝两口子没有下地，正好在家。我们给过见面礼，寒暄了一会儿。
方仪是良旺爷的次子，1946年出生，一米六左右的个头，瘦削，模样颇像其父。方仪不善言谈，但给人的印象是忠厚可靠。其妻萧灵芝是萧家边的，个头不高，很机敏，一再要我给他们在家里各个角度拍照。他们盖的新屋颇气派，屋顶有晒场。他们夫妻俩都是老实、勤劳、本分的农民，他们儿子正已是1978年生的，在深圳打工。
寒喧完毕，方仪拿出我家洋房子的钥匙，带我们一一参观，－－而62年前我们离开天塘村时，正是其父为我们锁门和送行的！
一进院子大门，两边各一棵开着粉红色大花朵的高大的芙蓉树在哪里？
走进堂屋，神台上方孙中山先生的绣像，及两边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和下方的总理遗嘱呢？神台西边的长摆大钟呢？堂屋当中的大八仙桌呢？堂屋两边客人来坐的茶几椅子呢 
？
左图：堂屋。
神台上方的孙中山綉像呢？……
神台边的楼梯是我和正湘“敬菩萨”的地方……
在学校当老师的姑姑哲宣，和她的同事杨老师、邓老师等还在堂屋里排练节目，演唱歌曲：
长城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
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故乡
高粱肥 大豆香
金银铜铁遍地藏
…………
姑姑还在八仙桌上化妆演唱两只老虎。
已经上小学的大姐也被姑姑打扮起来，穿着花短裙，一边唱歌，一边跳舞，表演小小姑娘……
自从母亲带着大哥正海和三弟正湘从桂阳县城到天塘村以后，姑姑他们就到萧家边学校去了；抗战胜利后，她们又都回到上海。姑姑到国立苏州社会教育学院音乐系学习；后又在祖父出资兴办的上海方震小学当校长，并成为中共地下党员。这是后话。
1945年2月12日，也就是农历甲申年的除夕，我们全家围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吃年夜饭，全家四代人欢聚一堂，盛况空前。
向南的上席自然是曾祖母和祖父了；八仙桌的东面是继祖母，姑姑和大姐；西面是父亲、母亲抱着正湘；正海和我坐在八仙桌的南面。
八仙桌的中间是铜火锅，锅底燃着木炭，锅里炖着海参鱿鱼汤。八仙桌上摆满了家乡菜：棋子肉，粉蒸肉，棋子豆腐……席间，平日里在家威严寡语的祖父显得非常高兴，他叫父亲给我们三弟兄都喝点酒……结果是我和正海都醉了，被扶到床上去了；唯独正湘没醉，依然笑嘻嘻的，据说是因为他脸上有大酒窝……
我家当年在天塘村四世同堂吃年夜饭的盛况再也没有出现过！ 
右图：神台背后通的小屋。这里曾先后是曾祖母和继祖母的寝室。
神台东边的楼梯是正湘和我玩“敬菩萨”的场地。湘弟面向楼梯，摆放着当作“菩萨” 的小木头，慢吞吞地说道：“龙龙（我的小名），捡木头，敬菩萨！”－－音犹在耳，60多年匆匆飞逝，六级楼梯犹在，当年在新疆哈密农村当教员的正湘弟在文革中遇害已经40多年了！
神台背通西厢房后面的小屋，这里是曾祖母带我睡觉的地方。有时候半夜里我做梦被躲日寇警报，或被曾祖母讲的“兀鹰婆”故事吓醒，听见背岗山树林被风刮得呼啦呼啦地响，感到整个世界都笼罩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
一楼西厢房的前面常当饭厅，南面窗外对着的小屋是厨房。猎户岳林打到野鸡常拿到我家，就挂在这厨房的门口，和我母亲聊上几句拿了钱就走了。
而今斯人已去，屋门依旧，我仍可追怀往事，日后这屋、这门都将消失，又当如何呢？
一楼的东厢房是长长的一大间，四弟、五弟就相继出生在这里。我们到上海去之前，母亲带着我们五兄弟都住在这里。墙上贴着父亲从上海寄来的报纸，上面有大幅电影广告：《一江春水向东流》，白杨和陶金的大幅剧照……另外还有许多带剧照剪影的电影广告：《九死一生》、《一将功成万骨枯》、《六宫粉黛》、《同是天涯沦落人》、《夜店》等等，展现着遥远的奥妙的世界！ 
左图：二楼书房。
上了二楼，西厢房是书房。也是祖父、继祖母住过的地方。房里有几个大书柜，都摆满了书，线装书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曾文正公家书》等；精装书有《四部精华》、《资治通鉴》、《英译世界史纲》等等，还有许多英文书……父母在这里像唱歌似地朗读过《孔雀东南飞》。母亲在这里给我们讲过《米老鼠和唐老鸭》等画册和《西行漫记》的照片……还有大姐按时从上海寄来的《小朋友》、《儿童时代》……特别是范泉先生改写的《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天方夜谭》、《安徒生童话》、《木偶奇遇记》、《堂吉诃德》、《团的儿子》、《金表》和《红萝卜须》等12本世界儿童名著，给我打开了一扇瞭望世界的窗口，给我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无比神奇的书，无比神秘的书房啊！
二楼东厢房是父母的寝室。
二楼到三楼的楼梯角原来是一间小库房，正海拧坏了锁进去拆坏了存放在里面的照相机和留声机……
三楼的窗户是我儿时常常趴在这里眺望天塘秀丽景色的地方。
啊，天塘村中央的这栋矗立了70年的三层楼洋房子啊，你是历史的见证，你是我家的荣耀，你是我童年的梦幻所在呵！
上图：洋房子院子的侧面。
6、寻找童年的足迹
2010年3月28日，祖父的纪念碑就刻制好了。现在用电脑打字，用电动细砂轮刻字，速度是很快的。
按照本地的规矩，动土立碑只能在清明节那天进行。于是这些天我和桂英，无论天晴还是下雨，常常流连于桥市和天塘之间。
方伦特地带我们到桥市北约一公里的“花麦桥”，这是一座老式的单孔石拱桥，已经被新建的乡村公路上的桥替代而近乎废弃了。方伦说，乡里人都知道这座石拱桥是天塘村的广明公为方便大家出行而发起修建的。1909年落成，由他的13岁的孙子程一中题写了“花麦桥”三个大字，刻在桥石上。我们仔细在桥的上下周边都查看了一番，还是没有找到这三个字。方伦又说，桥修好了，但是做工的人的工钱没付完；过年了，讨钱的人都到广明公家不走，结果是广明公卖了房子才付清了工钱。
上图：花麦桥。广明公发起修建……1909年建成……
我对方伦说，1948年春天，母亲带我们五弟兄从天塘去上海，走的是乘渡船过春陵江到高亭司，再乘坐火车到汉口，又从汉口坐轮船到上海这条路线。那春陵江的渡口离这里有多远，我很想再去看看。因为那时母亲一行坐的是轿子，我和正湘弟坐在箩筐里，由脚夫挑着到渡口的；过了春陵江，又由脚夫挑到高亭司的。我们在箩筐里，摇啊摆啊，蓝天绿地，转啊晃啊……清澈碧绿的春陵江是那么宽阔……
方伦说，春陵江的渡口离桥市有6公里，还有船摆渡；但是由于修建了欧阳海水库，沿着春陵江已不能行船了。
到渡口来回12公里，又没有车，只能步行，我只得作罢。
从花麦桥朝西走不远的山坡下是一片开阔地，庄稼绿油油的，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带我们来旅行过的地方，－－同学们排着队，唱着歌：
旅行其乐陶陶焉
旗帜飘飘各城乡
…………
我们行进在春光明媚的田野里，满眼青翠，如同到了童话世界。不过我们并没有像歌声里唱的那样去“采取铜铁矿”，只是到一个偏远的农家，每人分得半根黄瓜，只有当大班长的正海兄一人独得一根黄瓜……
快到村口的时候，看见两头水牛在一旁吃草，－－这里依然没有什么现代农业机械，依然用水牛来耕作。
到了村口，朝西北方向望去，石门头的房屋比以前增加了许多；翻过石门头后的这座山，就是横榨岭了，我小时候去过的：
……我们上得山来朝山下一望，只见山岚氤氲，青山滴翠，梯田葱茏，－－真是如同仙境啊！
上图：眺望横榨岭。那里是祖父和父亲的出生地，只能留在童年的美好回忆里了！
先祖能桔公带领子女在19世纪后期到横榨岭创业，修建了一栋住宅和一座吊脚楼，还种植了桃子、李子、杨梅、枇杷、油茶、油桐、棕、竹、松、柏等。后来我家搬回天塘村，山上的油茶、油桐和桃、李都还经营着。
1899年，32岁的曾祖父攷贤得急病去世时，祖父只有三岁！曾祖母独自担起家庭的重任：白天下田劳动争分夺秒；晚上还要把自种的棉花纺成纱，做成包脚布以便出卖……
祖父七岁时，年届六旬的广明公特地聘请老师教他读书……祖父终于学有所成，使我家由山居农民而跻身知识界，此皆受惠广明公之恩泽也！
我的父亲和祖父都出生在横榨岭，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
祖父一中1896年出生在这里，1918年到广东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国民革命……
父亲元宇1913年在这里出生，1935年考入上海交大……
1944年日本鬼子占领了桂阳县城之后，听说也要来天塘村，人心惶惶，气氛紧张。一天夜里，八仙桌上那盏小油灯忽闪忽闪地抖着，大人们屏气凝神……我们弟兄都被叫醒了，请来的大人准备背着我们朝横榨岭转移……
方伦说，因为饮水和交通都不方便，为了便于管理，现在横榨岭已没有人居住了。
我原本还想上横榨岭看看的，经方伦介绍，我毕竟已经年逾古稀，桂英又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只得打消上山的念头。
在红桃冲的曾祖父攷贤的墓也不能去祭奠了。
横榨岭作为祖父和父亲的出生地，只能留在童年的美好的记忆里了！
7、天塘村现状
天塘村现有700多口人，2000多户人家，平均每户有3亩田，共有田约700多亩。例如，第一大组有43户220口人，136亩田。此外，每户还有2－3亩旱地，可用于种菜、大豆和玉米等。政府不但早已免除了农业税，还对每亩田补助80元，用于鼓励农民耕作。而每亩田耕作的实际费用是：杂交水稻籽种5－6斤，约60元；复合化肥30斤，约30元；总共约90元。农民耕作1亩田，实际只支出10元钱。每亩田（两季）平均产谷约800－1000斤左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本上保持着这个产量。农民们对袁隆平的贡献啧啧称道。不过，农民们也说，袁隆平讲谁种田给谁补助；可在执行时，实际上只按田亩补助，不种田的人也补助了。农民们也知道，政府每年补助种田要花费一千多亿元呢！每斤谷子可卖1.5元－1.6元，但大多数农户都把田里的收获用作自己的口粮。因此，农民们吃饭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用钱还有困难。例如，农民喂养一头100－200斤的猪，只能赚100元钱！
乡亲们回忆起大跃进时代，当地也叫所谓五风时代，说：那时每人每天只给5两六钱粮食，大家叫苦不迭！有一家独居人家在屋前屋后空地上种了几百窝红薯，到晚秋红薯熟了的时候，被生产队长发现，立刻叫这家人拔出红薯，并叫来群众连滕带薯挑到村中开批判会，叫做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人流着泪在大会上检讨说，我只知道什么地富贫下中农，却原来多栽几窝红薯就是资本主义，我真该死！……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活跟大跃进时代早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上图：村口的水牛。村里依然用水牛犁田……
左图：程方仪、萧灵芝夫妇。
天塘村的村民现在还有林地的收入。例如，方羔在1983年分得茶树2亩，杉、竹树8亩（每户不足5人均按此分配）。他把10亩林地卖给承包人，可得3000元；而承包人要请人来砍竹笋和看山林，其实也并无多少利润。按照规定，承包林地20年后仍归还原主。因此林业发展并不景气。最近，附近山上建起了一个三百亩地的茶油基地，不知效益如何，但这应当是一个创业发展的方向。
天塘村这些年盖了不少新楼。新楼上有晒台，是一个创举。有的新楼盖得很气派，但是年轻人都不愿意留在村里，奈何？
几乎所有人家的堂屋都设有神台，神台上方又都贴着用毛笔在一方红纸上写的：
程氏一脉宗亲神位
呜呼，解放初就废弃了传统的神台，代之以在堂屋中央贴领袖像的新风，谁知30年后（即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领袖像竟又被现代版的神台取代了！
天塘村公有的鱼塘有8亩地大。祖传的习惯是每年正月初五干塘，现在每个人只能分到2斤多鱼。因此大家喂鱼的积极性也不高，塘中淤泥增多，也不投喂鱼食了，鱼也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小。
现在天塘村已有自来水、电和电话。自来水是从山上引下来的，自来水工程已经完成；每户交了600元，每方水收1元钱。用电工程每户交250元，也已完成；每度电收0.58元。
现在天塘村家家都烧蜂窝煤。桂阳县有煤矿，桥市有蜂窝煤厂。每块蜂窝煤0.5元，每户每天烧3－4块就够用了。
从天塘村到桥市乡的乡村公路也修通了。总工程60万元，政府出资30万元，村民每人交300元，大家交款踊跃自觉。
天塘村已实行医保：每人每年交20元，门诊费的40%和住院费60%可由政府报销。
天塘村也有低保：60岁以上的村民，无子女或纯女儿户，每人每月可领到60元。
在教育方面，从小学到初中全部免费。属于困难户的学生，每人每个学期可得200元生活补助。不过，天塘村只有十来个学生，一个老师，下学期就撤校了，学生都到桥市乡里去读，学校负责接送。
村干部也精简到只有4个人：村支书每年补助3600元；村主任每年补助3200元；会计和计生专干每人每年补助1000－2000元。
从上述情况来看，胡、温班子的确为农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力度和覆盖面都是空前的。
当前，天塘村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因为在村里干农活收入太低，外出务工人员多。全村几乎家家都有人外出，共有400多人在外打工、上学，占全村人口的一半以上！外出务工人员因户籍问题等受到不公待遇，生活也很艰难。
上图：程方仪在田里。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仍是村里的主要劳力！
村里只剩下老弱妇孺充当劳力干农活，又没有什么先进农机具，仍旧依赖水牛和手工农具，农业劳动生产率自然是很低的。
低保的金额和覆盖面都很有限。
医保虽可报销一些医药费，但医药费却提高了。
电器下乡也都涨了价。
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村和乡一级的学校生源短缺。
有顺口溜说：一栋新房子，一个老夫子，几个穷孩子。
就是在桥市乡，小学有8个班，400多名学生，30多名教师；中学有3个班，100多名学生，30多名教师；而在县中，每个班都有70－80人！
贪腐问题无处不在。
例如：用电工程，电力公司对每户多收了50元；修乡村公路工程公60万元，村干部也有猫腻，。村民们在谈到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时，说，那次冰雪灾害震动全国，这里停电半个月，过年都没电，电线杆都压断了！ 北方的冰雪更大怎么没压断？可见豆腐渣工程无孔不入！
村民们还说，郴州前地委书记李大林贪污上千万被判死缓，也在全国出了名！
上图：乡亲合影。
前排右起：程正渝、程方羔、程方伦、程尊章、程方仪
后排右起：程泳胜、刘桂英、张金枝、萧灵芝、程正英、程永华
8、文革往事及其它
乡亲们谈到文革往事。
1966年文革开始，姑姑哲宣就把她的亲娘扫地出门，从长沙送到天塘村来了。大队每个月只给继祖母允文20斤米。她每天只能吃两顿饭。哲宣每个月只给他妈8元钱买菜。缺粮时，继祖母就到良旺爷家吃，直到1972年回长沙。七年来一直受到良旺爷家的照顾，否则继祖母很难在天塘生活下去。
继祖母在文革期间就住在神台背后的西厢房小间。她从没有跟人发生过争执，还主动打扫街道卫生。有一次她摘邻居亲戚的红薯细枝准备炒菜，这位亲戚说，那红薯枝还要喂猪的……这件事很伤了她老人家的心，她曾对人说起过这件事……
直到1972年继祖母回到长沙，还常拿出照片念及天塘村的亲人……而姑姑却说，对天塘没有感情！
继祖母1903年出生于浏阳，是一位受过中等教育的旧式女性，知书达理，为人贤淑，性格和善温柔。其继父杨秋湖老先生是浏阳巨富，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成员，与谭嗣同、唐才常、欧阳予倩均有亲戚关系。继祖母1922年与祖父结婚，次年姑姑出生。解放前继祖母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解放后姑姑的五个孩子都是由她一手带大的。1960年祖父去世给继祖母很大的打击。文革伊始，姑姑为了表示跟出身巨富的母亲划清界线，竟然把年过花甲的老母独自一人扫地出门，从长沙送到偏远的天塘！
继祖母年届八旬的时候患病在床，大姐正江到长沙去看望她，她对正江说，你不要服侍我，我要叫哲宣服侍！我把她的五个孩子都带大了，她却这样对待我……
1968年大哥正海为躲避陕西Z村（六十年代初，他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新疆K市精简下放而回家）的批斗，也来到老家天塘，同继祖母相依为命，自然是吃不饱肚子的。
不久，正海也成了天塘村的批斗对象。
上图：1968年摄于长沙。右起：继祖母杨允文、程正海、黄纪林
方伦那时才十来岁，天天跟着正海。正海知道就要挨批斗了，事先叫方伦把他的棉衣从破口处扯出棉花来，做出一副狼狈相。待到他和方介一起挨批斗的时候，听到叫声：“程正海滚上台！”他穿着破棉袄低头上台，到没有挨打；而方介则被吊了起来，下面用木柴烧了火，只听得一声喊：“交代不交代！”便有人用着火的木柴伸进方介的衣里，烫得皮肉冒烟！……
后来村里叫正海和方介到水库去干重活，这样他们就有饭吃了，因为大队要另给粮食，自然要比跟着继祖母吃好得多。
在黑七类游街前，正海悄悄对方伦说，这是游行不是游街！方伦后来才明白，游街是示众，游行是示威。
后来武斗升级，邻村有个地主分子在批斗时被打倒在地，会议主持者叫其他“地富反坏”分子用梭标刺他，但谁都下不了手……最后由群众用石头把他打死了！就在这时（后来听说出了“道县事件”），中央下了红头文件，不准在批斗中打死人，方介才免于一死。
碰巧，我和桂英在村口遇到一位白头发、中等个儿的清瘦老人，他问清我是元宇的二儿正渝后，说，我叫方武，是良甲的五儿，1953年出生的。1968年文革时，你大哥正海和我大哥方介一起在村里挨批斗，游街……都是同病相怜。你大哥正海离开天塘的时候，我母亲做饭给他送行……我大哥方介在1998年去世了；二哥方石也在2007年去世了。
－－我们在村里时，方介、方石是娃娃头儿，常常嘻笑打闹的；后来去县里中学读书了……
呜呼！1968年正海和方介在天塘村同台挨批斗，一同被游街，－－黑七类子女何等狼狈！而在四十年前的1928年，他们在长沙求学的父亲元宇（在长沙明德中学读书）和良甲（在湖南大学读书）则同游岳麓山，凭吊黄兴墓，蔡锷墓。－－书生意气又何等豪迈！
真所谓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了！
良甲的父亲仲镰是天塘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三十年代当桂东县长时，其弟叔平任秘书；仲镰死在任上后，叔平侵吞了他的存款；因此良甲对叔平恨之入骨……
上图：程良甲家遗留的浮雕石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正海平反仍回新疆K市任教，后被评为特级教师。
正海也在此时打电话到方伦家，对他们全家表示问候；然后和我通话，谈到文革中的一些情况，以及族谱等问题，我逐一做了核对和落实。
正海说，在文革时，只有良旺爷一家对他同情。那时他本想去看望横榨岭的几个良字辈的爷爷的，他们却说，他去看他们是想“反攻倒算”！所以正海叫我就不用去看他们了。
方伦也赞同正海的意见，所以那些亲戚我都没有去看望。
正海说，1968年天塘的批斗黑七类大会，主要是由当时天塘大队的贫协主席程良农主持的，他还抢走了祖父亲手写的履历书！打听一下，此人现在如何。
方伦妻说，程良农长得又矮又丑，心肠也坏，已死了多年了。他的儿子也没读多少书，也在外地打工。
正海说，文革时方介的母亲曾做饭给我送行。1996年，正潭去天塘村，我已托正潭对方介表示感谢。
正海说，关口上的三嬢（一位老太，有一个独子）在1968年我被游街时很同情我，看看三嬢是否还在？
方伦说，关口上在花麦桥以北还很远，这位三嬢早就去世了；她的独子也联系不上。难得这位老大娘在人性泯天的文革岁月里，依然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但愿这位老大娘来世有好报。
正海说，珠溪舅爷家的五儿是瘸子，能否去看看他？
方伦说，你舅爷肖启忠五儿腿瘸是个油漆工；三儿也是退休教师，他说1968年给过正海粮票；听说你们来桥市了，准备来看你们的。后来他并没有来。珠溪现在要绕道走……
正海说，桥市张家的人在他1968年落难时，给过他粮票和钱，特别难能可贵，令人感动，一定要找到他们答谢一下。
方伦费了很大的劲，还是找到了张家。临离开桥市那天晚上，方伦带我们到张家，房里陈设简陋，灯光暗淡，一位老头听我们说明来意后，自我介绍说，我叫张诗何，76岁了，我母亲是萧金香的妹妹，1984年去世时83岁。1968年正海在桥市游街，那时是不同的阶级……张肯定地说，他没有给过正海钱和粮票。我想，正海一再肯定说，张家在1968年给过他钱和粮票，可能是姨祖母或张家其他人给的。我还是给了张诗何一百元，聊表正海的心意。
正海说看看亲戚家还有没有我们家的老照片，尤其是京剧泰斗余叔岩送给祖父的一些珍贵剧照……还有我们家的书，尤其是抗战时期父亲办的杂志《今天》十日刊等……方美处保留有《程氏族谱》，石印的，文革时方美给我看过，看看还在不在？ 
右图：在方美家。右起：程方仪、程方美、程正渝
一天雨后，方伦、方仪陪同我们专程去看望方美。进了屋门，他开门见山高声说，我眼睛不行了，青光眼，白内瘴，大跃进时搞石灰害的！方美穿一件兰色的旧中山装，瘦高个，双眼有翳并且发红。我给了他一百元见面礼，说，1945年在村里读小学时，我们都是同学：我大姐正江和你同班，是三年级；正海和方义同班是二年级；我是一年级，都在一间教室里。他笑笑说，是吗？我又说，还是在程家祠堂的那间教室里，1920年我父亲和你父亲也是同班同学呢！他笑道，你这都知道。
接着，方美又从里屋拿出红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是2008年12月桂阳、郴州残联颁发的，上面写着：“视力（盲）一级”。
方美叫我问一问，残疾人有没有救济金？我说，记住了，我替你去问一问。
我问方美，还能不能找到我们家的老照片，或我们家的书？因为他是1936年生的，是年龄最大的了。
方美迟疑了一会儿说，老照片都叫孩子们整丟了，书也没有了……估计是文革期间搞掉的。
方美有三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两个女儿也都出嫁成家了。
当我问到程氏族谱时，方美到里屋抱出几大本石印的《程氏族谱》，我对前面的序言和有关部分拍了照。
上图：天塘村的石刻版《程氏族谱》首页。
正海在电话里说，问一问伯堙和叔平的下落。
我记得伯堙戴一副眼镜，高高的个儿，文质彬彬的，还给我们讲过周文王的故事呢！叔平则穿一身府绸衣服，摇着蒲扇，常在池边散步。
乡亲说，伯堙在解放初就枪毙了！那时他是保长。
叔平和他的儿子在解放前夕跑了。跑之前他说过，时代要变了！叔平和他的儿子都不知下落！……听说，去年叔平的孙女从香港来过天塘，指着村子东南边一大片房屋，说，那是我家的。也照了许多相片走了……
4月3日，方伦的长子永兵回来，见了到处乱跑的两岁多的儿子自然格外亲。方伊（方伦的大哥，已于1998年去世）的长子泳胜等也来到方伦家，他们是清明节回乡扫墓的。
方伦说，现在在外面的人，春节可能不回来；清明节却一般都会回乡扫墓。除了个别特殊情况，如在广东打工的方仪和方羔的儿子这次就没回来。
泳胜戴着眼镜，清瘦，高个儿，有一米八左右。是方伊前妻1968年所生。他在深圳某公司当技术员，每月工资有六千多元。但是他说，工资待遇跟公务员没法比！正是户口问题，使农民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的长子玉清已经十岁，次子也已经六岁，都在深圳上学。可是买不起房，只能租房住。泳胜是一位很有见解的年轻人，我们回深圳的火车票就是他代买的。
方伦说，本来方义（良辉的次子）也要回来的，因为临行前腰椎痛而没来。
方伦又说，当年方义不愿在家干农活，要到长沙去读中学，他父去世家里一贫如洗，还是我父亲卖了一窝小猪仔，十来头只卖得得40元钱，都给了他，他才得以去长沙的；到了长沙就住在你祖父家上的中学，中学毕业考上了北京邮电学院……
方义1998年在深圳电力公司退休。
方伦还谈到2001年姑姑的二女儿和儿子来到天塘，视察了洋房子之后，在院子里放了一通鞭炮，－－表示他们对这栋洋房子的所有权！方美在一旁说：我们村的规矩，房产应该是由儿子继承的。
从这件事也可见姑姑的贪得无厌！
八十年代后期，政府归还了祖父在上海的一栋楼房（即祖父1946年在上海出资兴办的“方震小学”的校舍）的产权，姑姑得到通知，背着其兄独自卖得一百多万，随即在广东番禺买了一栋别墅。然而，有道是：“人不报，天报！”姑姑还没有住进别墅就瘫痪了！至今已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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