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正渝：在粮食定量的日子里

1989-06-04 作者: 程正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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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粮食定量的日子里

－－作者：程正渝

1959 年 9 月 1 日开学，新疆八一农学院开始真正实行粮食定量。这里说“真正实行”，是因为之前常听说“要实行粮食要定量了”，但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没见实行。尤其是学院在大炼钢铁、几次修兰新铁路，甚至在 1959 年 6 月在乌鲁木齐郊区四道岔修轻便铁路时，同学们都是甩开膀子干活、放开肚皮吃饭，没有受到什么约束。这次说“粮食定量”，同学们开始还以为和过去一样，只是号召节约粮食，并不会饿着肚子－－国家怎么会叫学生饿着肚子上课呢？

但是这一次是动真格的：学生每人每月定量 32 斤粮食，其中 80% 是粗粮（玉米、高粱或豆面等），只有 20% 细粮（面粉或大米）。每周只有周一、周三和周五的晚饭吃细粮。同时，清油每人每月只有几两，蔬菜也少了，肉食更少得可怜。

其实，早在 1955 年 9 月，国务院就通过并开始执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了，不知为何我们学院推迟了三年才实行；也不知为何我们学院并没有严格按照该《办法》执行，例如，该《办法》规定，“以杂粮面粉为主食的地区，大中学生的粮食定量不大于 35 斤”，而我们学院却采用“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大中学生的粮食定量不大于 32 斤”。

新疆八一农学院实行粮食定量的具体做法是，学院按照每人每月 18 元的伙食标准、 32 斤粮食的定量印制了饭票、菜票按月发放到学生手中（ 1 ）。也就是说，每人每天可以用 1 斤饭票在食堂买饭吃（全月留 2 斤机动掌握），一般早饭只能吃一碗玉米糊糊（ 2 两饭票）；午饭和晚饭各一个玉米窝头（ 4 两 1 个）；食堂蔬菜供应的数量和质量也大为降低，往往只是一小碗没有多少油腥的白菜萝卜之类。

实行粮食定量之后，同学们这才亲身感受到“粮食定量”的厉害：每天早饭一碗玉米糊糊拌些咸菜下肚，到上午第四节课开始，肚子就饿得咕咕叫，怎么能好好听课？－－我心里犯嘀咕，怎么没有人点破。

一天，高个儿刘崇范终于在教室里大声说道：“每天 1 斤粮食哪儿够吃？每天上午第三节课我就饿得头晕眼花了，哪儿听得进老师讲课？”

刘崇范来自东北，一米八几的个儿，五官端正，身材挺拔，衣着讲究，头发梳得溜光，皮鞋擦得锃亮，爱打篮球，常到小礼堂跳交谊舞，也有东北人能说会道的特长，但平日里孤芳自赏，落落寡合。他前些日子曾在宿舍里说过“土都埋了三分之一了，不赶紧跳舞及时行乐，更待何时！”被人打小报告告到系里，还挨了系领导在大会上的不点名批评。

跟他同从东北来的吴元怡把他拉出了教室。这吴元怡也是高挑个儿，也爱打篮球，但衣着随便，为人随和。他俩又都是“非团员”。刚进学院的时候，吴元怡跟我同宿舍，现在跟刘崇范几个东北同学同宿舍。

没过几天，我们农机系全系在 3115 阶梯教室开大会，主持大会的系党总支书记郅老师说，实行粮食定量以后，有些同学对党的粮食政策认识不够，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的，我们要进行批判。但是重在教育和提高认识，就不点名了。

郅玉洁老师皮肤黧黑，身材壮实，说话声音不高。郅老师的话音刚落，只见坐在前排高年级的同学纷纷举手要求发言。郅老师挥手让一位高年级的同学首先上台发言，他自己就坐在讲台的侧面。

披着学校发的浅蓝色制服，快步走上讲台的正是开批判大会经常打头炮的高年级的马大光，他用河南土话大声说：国家实行粮食定量主要是为了节约粮食。人是铁，饭是钢。一人节约一粒粮，全国就是六万万。按照科学计算， 1 斤粮食的卡路里足够一个人一天活动的需要。有人说粮食定量后吃不饱肚子，其实那是因为成天对“吃”想得太多而产生的心理作用……

接着是常常在开批判大会时发言的机 56 级 2 班的曹小莲，她穿一身旧的蓝色制服，梳着两根毛毛糙糙的短辫，一口尖厉难懂的湖北土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国家实行粮食定量就是为了节约粮食。对粮食定量不满，就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

我们机 58 级 1 班的团支书崔永良（一位长得虎背熊腰皮肤黧黑、讲一口难懂的甘肃土话的同学）也走上讲台发了言：现在一些人趁国家有暂时困难，散布对粮食政策不满的言论，故意制造紧张空气……

和往常开批判大会一样，一个接一个的同学登台发言，个个振振有词、人人吐沫横飞，声讨那些认为粮食定量后吃不饱肚子－－也就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的人！

这一招还真灵：果然以后在公开场合再也听不到有人说吃不饱肚子，也就是对粮食定量不满－－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的言论了。

这使我连想起 1959 年初的“拔白旗”，舒肇达、林先群等同学因为公开提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我们学院炼的那些铁能用吗？花那么多人力物力划算吗？我们是来上大学学知识的呵！”被定为“反对党的总路线”、“攻击三面红旗”，遭到大会小会轮番批判；现在，一些公开说“粮食定量后吃不饱肚子”的同学，又被定为“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而遭到批判。

－－可见，像“皇帝的新衣”和“指鹿为马”这样的戏曲属于保留节目，往往是在必要时堂而皇之正式上演的，并且屡试不爽。

当然，这个陋见是我在许多年后才豁然无师自通的。

我那时甚至怀疑自己：在粮食定量后感到吃不饱肚子，是不是因为成天对“吃”想得太多，而产生的心理作用造成的？因为按照科学计算， 1 斤粮食的卡路里足够一个人一天活动的需要了呀。

于是，我用在心理上转移注意力来应对饥饿，－－拼命阅读令人废寝忘食的文学名著，果然取得奇效。

我从小爱好文学。 1958 年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当时全疆唯一的高中学校）毕业前夕，举行全年级语文课统考，我获得第一名（并列二人）的殊荣。但由于当年“大跃进”，新疆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能报考本地的大学。而新疆四所大学当年并无“中文”专业，我被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录取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进了农学院以后，我在完成农机系的课程之余，一面阅读文学名著，一面自学中文系的有关课程。在实行粮食定量之后，学院提倡“劳逸结合”，也就是减少课程，取消体力劳动和体育活动。这使我有了更多时间在课余阅读文学作品。当我沉浸在文学名著的洋洋书海时，竟然不知不觉摆脱了饥饿的折磨。

后来，我观察到，班里的党团员，像崔永良，由于饥饿，虎背熊腰的身材明显消瘦了，甚至黧黑的脸也变得有些煞白了。－－他们一面批判喊饿的人，一面却也经受住了饥饿的考验。

批判归批判，饥饿降临却是不争的事实：课余时间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常搞“精神会餐”（当然要避免说“饿”字）；家在乌鲁木齐住的同学常回家蹭吃的；家在外县、外省的同学常从家里汇粮票或食物；家庭富裕的同学常到饭馆买高价菜（ 2 ）吃；有的老师抢购高价食品（ 3 ）受到了批评；丢饭票，丢粮票，食堂丢馍馍的事儿层出不穷；甚至畜牧系还有一位同学因病住院时，亲戚送来饼干等许多食品，他饥不择食狼吞虎咽撑破了肚皮丢了性命……

听说在一个公共教室的黑板上出现了这样一首打油诗：

我有一首诗

可惜人不知

有人来问我

先给我个馍馍吃

系里认为这首打油诗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要求各班的治保委员查一查是谁写的，结果却没有下文。

这“治保委员”是学院不久前才在各班设立的。据说是因为大跃进以来、特别是实行粮食定量以来，阶级敌人蠢蠢欲动，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出校门的老满城路入夜已发生多起拦路抢劫的案件……

一天，我们班的治保委员赵新义在课间休息时大声说道：吴元怡同学丢了 10 多斤饭票，他家的粮票还没寄到，希望大家伸出援手， 1 两、 2 两都行。

赵新义留平头，戴眼镜，讲一口陕西土话，也总是穿着学院发的兰制服。也是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劳动积极，学习吃力，平常话语不多，一开口就像吵架。

同学们议论纷纷。赵新义从教室的前面朝后面走去，伸手接过同学们递过来的饭票或粮票。

看到同学们热情相助，吴元怡感动地说：等到家里寄来粮票，我就还给大家。

就在这时，坐在最后一排的刘崇范突然站了起来，用手帕搽了搽眼睛，说：同学们，我错了，是我拿了吴元怡的饭票。我实在饿得不行了……

教室里顿时沉寂下来。

没过几天，刘崇范又偷了吴元怡的饭票；接着，又公开承认了错误。如此重复多次。

1959 年下半年粮食定量以来，学院提出“劳逸结合”，尽量减少师生的体力劳动。

1960 年早春，学院成立了副食品生产委员会。 3 月 28 日院刊以很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新动向。如“全面掀起大搞副食品生产的群众运动，各单位正抓紧时间准备春耕”、“一个声势浩大的以养猪、种菜为中心的大搞副食品生产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全院掀起” ……号召全院师生员工和家属“人人动手，个个上阵，向不重视副食品生产、坐享其成的思想行为展开斗争”。（ 4 ）

我们同学们也都到学院所属的农场参加了大搞副食品生产的劳动。学院内的角角落落也都种上了萝卜、甜菜等。

粮食问题还是越来越紧张。玉米面脱销了，换成了高粱面和豆面，人人大便都变得困难了。学院内榆树上的榆钱都被打下来，拿到食堂拌在面里吃了。……

1960 年 4 、 5 月，全院师生按照上级要求，参加了修乌拉泊水库的劳动，虽然时间只有半个多月，每人每天还补助 4 两饭票，但是劳动结束，师生们返回学院后，大多患了浮肿病，还有一些同学得了肝炎，病情蔓延严重。学院为此对师生们进行了全面体检，还专门成立了“生活办公室”，应对病情的防控。卫生科特地加工了黄豆粉作为治疗浮肿病的药物，发放给大家。

我自然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经医生检查，被认定得了浮肿病，也领到几包黄豆粉。

《新疆八一农学院史》对此却称：“紧张的学习和劳动，使学生体质大大下降，个别学生患了轻度浮肿病。”（ 5 ）－－“三年困难时期”同学们肚子没吃饱，但不准说“挨饿了”；明明多数同学都得浮肿病了，得肝炎病的也不少，到了 1985 年写院史还是轻描淡写，不敢说实话！

就在此后不久，学院开了几次大会，宣布处理了几十名“违法乱纪和对现实不满”的人。我班的刘崇范就名列其中。原来是他偷窃饭票的毛病一直没改。他在林学系女生宿舍偷窃一位女生的饭票时被该班的治保员抓个正着。林学系的这位女生，是跟他一同从东北来的同学，也是交谊舞场上的舞伴。刘崇范当场供认自己多次偷窃的事实，还供认跟那女同学在何时何地发生过几次关系等等。结果闹得满城风雨。那女同学精神受到刺激，退学回家了。刘崇范则受到“开除学籍，留校察看”的处分，送到学院才成立的南山实习林场监督劳动二年，以观后效。

还有一名叫吴方乐的 56 级 3 班的同学，因为他父亲在湖北农村老家饿死了，他接到家里的来信，在学生宿舍大哭大骂了一场，被视为“诋毁党的粮食政策”、“对现实不满”，被开除学籍遣返原籍。像吴方乐这样因为家里饿死人而表示愤怒和不满的人，这次被开除好几个。直到 1962 年 7 月，学院党委执行中央的有关指示，进行甄别平反工作，这些当年“诋毁党的粮食政策”的人才被甄别平反，恢复学籍，回到学院。吴方乐就是那时插班到我们班的，他长的人高马大，却总是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的样子。显然，他虽然甄别了，复学了，但仍难解心结。这些都是后话了。

《新疆八一农学院史》中写道： 1962 年 7 月 22 日侯真（ 6 ）在学院第 5 届党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以敢于肯定，敢于否定，敢于自我批评和承担责任的态度和决心，进行了甄别工作，（甄别对象中：‘右派言论’ 40 人，‘拔白旗’ 6 人，‘右倾’ 5 人，‘教改’ 5 人，‘三反’ 3 人，‘平时处理’ 23 人），使以往受过批评的人，解开思想疙瘩，心情舒畅。”其中“平时处理” 23 人中，应该包括像吴方乐（ 7 ）等这样因“诋毁党的粮食政策”被开除学籍的人，不知为何吴方乐等却没有什么“名分”？－－是否《院史》编撰者对“三年困难时期”的灾难依然讳莫如深呢！

1960 年 9 月初，两年前农机系派到捷克留学的杨老师回国探亲来到学院，他的女友是机 56 级 4 班的袁诗娥（化名）。杨老师是 1956 年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来我院的，他去留学前正当全国响应毛主席“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全院成立了“民兵师”，凃治院长亲自担任民兵师师长，杨老师正是我们机 58 级 1 班组建的民兵排的排长（他也是我们机 58 级 1 班的第一任辅导员）。

杨老师长的眉清目秀、个头不高，快步来到我们教室跟我们见面，他先鼓励我们珍惜大好时光，好好学习。接着说，在外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学习都很勤奋，到了周六晚上别国的学生都去喝酒跳舞了，我们中国学生仍在埋头学习，因此中国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最好。后来，他情绪激动地对我们说道：他这次回北京，听了中央首长的讲话，苏联今年 6 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 7 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同时，还逼我国归还抗美援朝时的欠债。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还请别人的债”、“要挣口气，明年把债还完”。各省都成立了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苏修卡我们的脖子，他们在海关设卡检查，我们用猪肉还债，膘不够厚度的不要；我们用苹果还债，尺寸不够的不要……

杨老师的讲话当时使我们个个热血沸腾、人人义愤填膺。后来，几乎尽人皆知，我们挨饿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当然，历史事实表明（ 8 ），苏联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因政策失误而造成的大饥荒中，当了一回黄世仁逼债式的冤大头。

记得那年新疆自治区党委后补书记、宣传部长林渤民，一位身着笔挺的藏青色呢子中山服、英姿勃勃的高级干部，来我院作了极富感染力的演讲《纪念“ 12.9 ”运动》，接着，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 60 年代初乌鲁木齐市的粮食只够吃几天的，区党委考虑的是如何从南疆调粮……”

－－可见那时粮食问题是多么严重。

直到 1961 年 9 月，我班到院属屯河农场进行汽车和拖拉机驾驶实习，除了每天有粮食补助外，农场食堂副食品也比较丰富，特别是农场自种的洋芋很多，每顿饭都有煮熟的洋芋免票供应－－我们终于吃饱了肚子，免于饥饿了！

1961 年 12 月 8 日，学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贯彻劳逸结合的通知》（ 9 ），并千方百计改善师生员工的伙食。除建好屯河农场、野果林改良场，又在土敦子种粮种菜。对一些患病或身体较差的师生暂调到新源县野果林改良场休养。畜牧系培养了小球藻、人造肉，作为面食添加剂，还为此开了现场会，大家当场品尝了产品，引起不小的震动。

我们实习三个月回院后，学院食堂菜蔬供应也增加了，每天每桌都免票供应一盘煮熟的洋芋（每人可分到一到两个），总算不再饥肠辘辘了。－－这样算起来，我总共挨了两年的饥饿，正当十九、二十岁的青春年华。

1963 年 10 月，我从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毕业后，辗转分配到一个边远的小县拖拉机站当技术员。那里的洋芋 1 公斤才 6 分钱（ 1 个鸡蛋也才 6 分钱），可能是在农学院上学时饿怕了，我一下子就买了 50 公斤洋芋放在床下；然而，直到春天，我一个也没吃，都送给同事喂羊了。－－可见是真正免于饥饿了！

1961 年暑假，我用做小工挣的 70 元钱，买了一张从乌鲁木齐到长沙的学生半价来回火车票到内地探亲，目睹了沿途到处都是要饭的或是抢食的乱象，也亲历了家人忍饥挨饿的惨境，还看到内地饥民盲流到新疆……但却不知道当时农村饿死那么多人。

在文革中我蒙冤入狱，结识了一位被减刑的“模范犯人”刘道元，他长得清瘦，脸是一般犯人的菜色，只是一双大眼还颇有神。刘道元是在 1960 年代初上北大政法系时，暑假回安徽农村老家探亲，看到饿死人的情况太严重，和同回安徽探亲的同学们议论了这个问题，结果他和同学们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都判了刑……

后来我结婚成家了，我的妻子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在四川老家，她的两个弟弟（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先后饿死了。因为那时统统吃公社的大锅饭，而公社的大锅饭就是大锅瓢儿菜汤里加了些米粒；尽管生产队里的库房里还有一些粮食，地里的稻子、小麦、花生、红薯、豆子之类也还是有的，但是生产队规定不准任何人吃和拿，否则，就要挨批斗，甚至劳改！－－那个敢呢？于是眼睁睁地看着饥饿肆虐，奶奶和外婆也相继饿死了……妻子还说：“我那时也饿得死去活来－－没有饿死确实是个奇迹！究其原因，是因为我比弟弟们大些，那时已经八九岁了，可以跑到外面找吃的，抓起什么都吃：挖出草根来就吃，抓到蝗虫蚂蚱烧着吃，挖出虫蛹来也烧着吃；我还在地里来来回回地转，看有没有剩在地里的花生、红薯、豆子、萝卜、莴笋、蔬菜之类的东西，若找到了立刻就塞到嘴里生吃掉。－－总算捡了一条命！”

许多年后，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实被披露出来，像《夹边沟纪事》这样的书也得以面世。在如此惨绝人寰的社会大背景下，我的这篇回忆录简直就是无病呻吟了，却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政府当时对于大学生－－“天之骄子”已经非常关怀和照顾了，我们确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呵！

注：

（ 1 ）那时大学生的伙食费、住宿费、书本费等都由政府负担。

（ 2 ）例如，当时饭馆的过油肉一盘 4 元钱，而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是 18 元。

（ 3 ）例如，那时一只鸡 10 元钱。

（ 4 ）见《新疆八一农学院史》 P47 第 1 行至第 7 行。

（ 5 ）见《新疆八一农学院史》 P47 第 17 行至第 18 行。

（ 6 ）时任院党委副书记。

（ 7 ）本文中的吴方乐和刘道元是真实姓名，其他同学的姓名则作了处理，以免对号入座。

（ 8 ） A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政府的公开文件和中苏“论战”时的文章、公开信，里面从未说过“逼债”一事。

B 、 1961 年 4 月 8 日中苏两国发表的公报称：“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 1960 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

C 、 1960 年代前期，中国对外援助款比还的债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