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正渝：1961年暑假，探亲之旅

1989-06-04 作者: 程正渝

这样走过

原文 #这样走过的其它文章

分类：

图：1961年暑假在西安与家人合影。前排右起：五弟、母亲、小妹后排右起：正渝、四弟

1961年暑假，探亲之旅

－－作者：程正渝

引子

1960年12月，祖父程一中在长沙去世，我当时正在新疆八一农学院读大三，又身无分文，没能赶到长沙送别。

1949年春，祖父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革的派遣，从上海到长沙参加湖南和平起义的工作，我们在上海一别已十多年，谁知竟成了永别！

1958年5月，在新疆外贸局工作的父亲程元宇被当作“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判刑入狱。身为湖南省政协常委的祖父得知后，愤懑地说，我们父子俩解放前就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革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做地下工作，怎么就成“历史反革命”了？

祖父在我上大学后常给我来信，有时还把政协组织他们旅游观光的明信片寄给我。

我很想暑假回湖南凭吊祖父和曾祖母的墓。

父亲被捕入狱，母亲张静又以“同情反革命丈夫”被开除公职，诚如母亲当时所说：“我们的饭碗被王子纪们（1）端掉了，不让我们吃饭了！”

1958年7月，母亲带着四弟、五弟和小妹离开乌鲁木齐到西安，想方设法打零工，如给旅社洗衣被，在街头卖冰棍等维持一家的生活。在陕西师大读大四的大姐正江毅然辍学参加工作，把每月工资中的大部分交给母亲供弟妹们生活之需。

我也很想到西安家里看看。

在这次家庭灾难中，三弟正湘是我们弟兄中遭受打击最重的一个。他那时只有16岁，身体瘦弱，正在读高中一年级，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每个月12元的伙食费（2）只能靠他自己做小工、拓土块挣得。去年高中毕业，正湘高考成绩列全疆的前茅，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有被录取，分配到哈密工作了。我也想去看看他。

暑假开始，我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做小工，挣得几十块钱。一张从乌鲁木齐到长沙的往返火车票，半价学生票只用去70元。于是，我戴着近视眼镜，穿着一身旧得快破的衣衫（进大学后只发了一套衣裳），背了个小挎包就上火车了。

1、沿途都是要饭的

火车一进入甘肃，沿途每个车站都有成群结队的、穿得破破烂烂的、面黄肌瘦的孩子们和大人挤到车窗口伸手乞讨。－－我这才明白，那时在学校几乎天天都讲的“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恶果竟如此严重！

到了西安，只见车站广场上到处都是要饭的，更有人抢夺别人的食物就跑。有一个大汉正在啃的馍馍被人抢跑了，哭声说，我都一天没吃东西了，才买个馍馍……还有抢了别人的食物怕被追回，立刻吐上唾沫、抹上鼻涕的……在一家饭馆的橱窗下躺着一位老人，已经不省人事，饭馆的一位女服务员端了一碗汤出来，准备喂他，说，这老头在这儿已经几天了。饭馆门口围了一圈人……

自1959年下半年以来，实行严格的粮食定量，我们在学校每人每月定量32斤粮食，主要是杂粮，如玉米面、高粱面、豆面等，也掺榆钱吃，也搞“瓜菜代”（3），也有偷粮票的，也有因对粮食政策不满发牢骚而被处分的，也都得过浮肿病、传染性肝炎……但没想到社会上竟是如此情景。当然更没想到（很久以后才知道）在那“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竟饿死了3700多万人！

2、贱民之家

按照母亲信上所说的地址，我在西安东郊韩森寨的一栋破旧平房的一间小出租屋里找到了家。房间只有十来平米，光线暗淡，除了两张床，一张桌子，没有别的家具。正在读中学的五弟和读小学的小妹放暑假在家，他俩面色青黄，骨瘦如柴，小小年纪却难得见到笑脸，可怜兮兮的样子。特别是，他们因家庭出身不好没能加入少先队，－－这在当时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最大的打击，最大的歧视！

直到天黑很久了，身体单薄、更加瘦削的母亲和背着冰棍箱的四弟正潭才回到家里。

母亲张静带着弟妹们到西安后，大姐托人安排母亲到西安某中管理图书，但是好景不长，当西安某中根据母亲填的履历表从新疆外贸局调档，王子纪们强调我母是被开除的，于是我母便被解雇了。

王子纪们真是比蛇蝎还要歹毒呀！他们公然不顾中央监察部三次撤销开除我母的通知，执意要把我们这一大家人赶尽杀绝，置于死地！

四弟正潭在去年参加西安市的中考时，成绩优异，也因“家庭出身问题”不准读高中。十五岁的他只得跟着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在大街小巷卖冰棍。原来活泼调皮、笑口常开的他，现在变得少年老成、郁郁寡欢了。

晚饭是杂粮窝头就萝卜干。大家都不吭声，默默地咀嚼着……

－－我忽然想起“贱民”这个词，只有“贱民”比较接近我家当时的处境。

一年之后，也就是1962年，我家又被驱赶到陕西农村，居住和生活条件更差。母亲带着弟妹们被驱赶到农村一去就是十多年，受尽了歧视和磨难。同时也顶住了社会上的阵阵狂风恶浪，在文革中还承受了家破人亡的惨痛。

文革后母亲又带领全家奔走拼搏平反了全家所有的冤案，终于迎来了家庭的黎明，国家改革开放的春天！

直到七十年代后期，也就是二十年后，父母得到平反改正（4）才回到乌鲁木齐新疆外贸局；（但是在经济上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到了八十年代，父母在解放前加入民革，在中共领导下策反国民党海军起义等革命活动得到确认，二老终于办了离休干部的有关手续。

四弟正潭则当了近二十年的贫苦农民，每天贪早摸黑地劳动，工分值只有五角钱！直到1980年回城当上工人，后来当上了工程师、经理。

五弟正洲1966年高中毕业，恰逢文化大革命，因为“出身反动家庭”，大队拒绝开“政审证明”，升学和就业的门都没有，只能在农村打零工，挣工分，蹉跎了十多年岁月！直到1977年12月参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被陕西某师院录取，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殿堂。

小妹也在七十年代后期回城当上了工人，后又考上了公务员。

3、姐夫的前程受到影响

翌日，我到位于小寨的陕西省中级党校家属院找到了大姐的家。大姐正江在1958年秋从陕西师大大四辍学到西安某中当教员，1960年结婚。

图：1961年暑假在西安与大姐、姐夫合影。后排右起：姐夫、大姐、正渝

姐夫郭尚勇出身贫苦，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工作了，后来被派到中央党校进修，现在在陕西省中级党校当教员。

今年春天，他们的女儿出生了，从农村顾了个保姆，一家人还是忙得团团转。他们一家在当时的生活算是不错的，但是，姐夫还是得了“三年困难时期”的流行病之一－－肝炎，原来强壮的身体变得消瘦了。

姐夫对我说，我和你姐准备结婚时，有人对我说，你要好好考虑，跟一位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结婚，会影响你的前程……

4、乘客代表

因为我买的是从乌市到长沙的学生通票，在西安呆了两天就得启程去长沙。

上火车查票后不久，娇小玲珑的女列车员就叫我去餐车一趟。我莫名其妙地来到餐厅，列车长正在讲话，原来我们这些人（大多是军人或学生）被指定为乘客代表，任务是协助列车员维持车厢里的秩序，帮助列车员工作，报酬是每人额外供应一份不要粮票和钱的盖浇饭（5）。于是，我回到车厢就帮列车员提开水，给乘客倒开水，帮列车员扫地。车厢虽然拥挤，但秩序还可以。我不停地提水、倒水、扫地，忙个不停，倒也不觉得太累。

因为车厢里太拥挤，列车员叫我就在列车员室休息，空隙时还跟我闲聊。她问我在哪里上学，读大学几年级，到哪里去探亲；还告诉我，他们从郑州到西安一个来回就可以休息一天，住在集体宿舍生活比较单调。到了晚上，车厢安静下来，到站停车时，我也跟着她下车，站在车厢旁，凉风习习，听着她那悦耳的河南话呢喃着什么，一天的劳累竟然消逝得无影无踪……

凌晨，另一位动作泼辣的河南姑娘来换班。不久，天就大亮了，直到抵达郑州下车，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位娇小玲珑、讲一口悦耳的河南话的女列车员，可是这次当“乘客代表”的经历却长久地留在记忆里。

5、水煮茄子和百粒丸

从西安到郑州沿途各车站依然到处是要饭的，杂乱而又萧条。记得1952年我家随华东革大支边团从上海去新疆时，河南沿途到处都是卖烧鸡的，又肥又香！那时的景象已看不到了，在郑州车站转车，我在混乱的街头用四角钱买了一碗水煮茄子，已经很不错了。……到了长沙，街上的秩序比较好，要饭的也少了，我用五角钱买了一碗“百粒丸”，其实就是酸辣汤里有十来个直径约一公分多的米粉丸子，味道还不错。据说，在那个饥馑的年代，这“百粒丸”还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呢！

6、姑姑和她的一家人

姑姑一家住在湖南医学院家属区的一栋平房里，有好多间房子，设备齐全，条件不错。

姑姑哲宣已经三十八岁了，依然身材挺拔、风姿绰约，穿一件月白色的短袖衫和一袭浅蓝色的裙子。她用老家天塘乡下话和我交谈，倍感亲切。

1945年我在湖南桂阳天塘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姑姑就是我们的老师。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上海进国立苏州教育学院音乐系学习，向著名歌唱家高芝兰、蒋英学习声学，后来成了两位老师的得意门生，还灌了唱片呢！1946年冬，姑姑因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大游行，被苏州教育学院开除，接着她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1947年春，祖父和姑姑创办的“私立方震小学校”在上海闸北区公兴路的一座不起眼的二层楼挂牌成立，对闸北地区的一百多名贫苦孩子实行免费教育，姑姑哲宣任校长。“方震小学”成立之后不久就成了中共地下革命活动的一个联络点。

南京国立政治学院经济专业研究生黄栋因参加了1947年5月20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大游行，为国家兴亡奔走呼号，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上了黑名单，遭学校开除，由同学引荐来到方震小学。1947年10月，经姑姑介绍，黄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他们这对年轻人在共同的事业和理想中坠入爱河，并结成伴侣。

1948年春，姑父黄栋和姑姑哲宣受组织委派去长沙，利用祖父与湖南军政界头面人物有旧做策反工作。他们和祖父为湖南和平起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解放后，姑姑哲宣被任命为湖南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书记，姑父黄栋为该教研组主任。他们育有五个孩子，三个女儿：小它12岁，小建10岁，小三8岁；两个儿子：小四6岁，小五4岁。

祖母杨允文（6）是一位温柔贤惠的旧式知识妇女，只有姑姑这一个女儿，姑姑的五个孩子都是她一手带大的。祖母原来身体较胖，现在变得消瘦了，还沉浸在祖父去世的悲痛中。

7、祖父的遗像

姑姑带我到里间，在祖父的遗像和骨灰盒前，我久久伫立默哀。

墙上还挂着一帧毛主席接见湖南各界人士的照片，在前排就坐的就有祖父。

姑姑说，在前几年，毛主席有一次到长沙视察时，问起1927年他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时，能听农民协会的话的那位湘潭县长还在吗？当毛主席得知我祖父程一中还在时，特地叫唐生智副省长带我祖父去见了面，还合了影。

书柜上还有祖父分别跟梅兰芳、余叔岩的合影。1929年6月，祖父任北伐军第12路军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到北京，在主持唐生智司令的父亲唐承绪先生60大寿的京剧堂会上，结识了余叔岩、梅兰芳等京剧界的泰斗，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8、姑父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姑父黄栋周末才从农场回来。他戴着眼镜，高高的个儿，穿着短袖衫和灰色的短裤，风尘仆仆，但依然是一副知识分子超凡脱俗的模样，他只简短地跟我寒暄了几句就到另一间屋里去了。

翌日，姑父特地送给我一条深蓝色的东方呢裤子，－－这对于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因为我进大学三年来学校只发过一套单衣，裤子的膝盖处已快磨破了。

图：1961年暑假在长沙与姑姑一家合影。后排右起：姑父、祖母、姑姑前排中间：正渝

接着，姑父带着全家和我到长沙烈士公园游玩，大家还照了合影。姑父一直很少说话，也很少有笑容。

周一，姑父又去农场了，我们没再见面。

后来我才知道，姑父黄栋在1958年领队赴新化县从事下放医疗、除害灭病工作中，在作社会调查时，对“三面红旗”的一些作法提出了质疑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厉的批判，并发配下乡劳动改造。

1962年黄栋得到甄别。

在文化大革命中，黄栋又三进牛棚，被当作“黑帮” 、“牛鬼蛇神”的活靶子在各种场合受到残酷的批斗！

9、到长沙白马坡公墓凭吊先人

一天，姑姑带我到长沙白马坡公墓，公墓很大，墓碑挤得密密麻麻的。姑姑很快就找到了曾祖母和祖父紧紧相依的墓碑，－－他们母子相依为命六十多年。在祖父三岁时，曾祖父就因病去世了，曾祖母白天下田劳作，晚上纺纱织脚包（7），供祖父读书上学……祖父终于学有所成，投身革命，奋斗一生……

我低头伫立良久，往事一幕幕飞快地展现在眼前：

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曾祖母抱着我在老家的院子里踱来踱去，常常哼着民谣：

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
外婆叫我好宝宝……

千针千针打鞋底，
万针万扎鞋面……

有时候曾祖母给我指着夜空中园园的月亮，哼唱道：

月亮光光
东也拜
西也拜
拜到明年好世界……

我在曾祖母轻轻摇荡的怀抱里，凝望着辽远的明光光的月亮和深邃的天幕，心里泛起一种平和、恬静而又幽深莫测的感觉，很快地沉入梦乡。

我们到上海不久，一天，身着深色中式长袍的祖父带我和三弟去电影院看电影《1948世界运动会》，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电影，感到特别稀奇……在回家的路上，祖父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无论干什么，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像中国运动员楼文敖（8）那样坚持到底。……

图：1947年在上海。前排右起：父亲、曾祖母、大姐后排右起：姑父、祖父、祖母、姑姑

忽然听到姑姑轻声对我说：“1960年12月你爷爷去世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参加了追悼会。”接着又冷冷地补充了一句：“你爷爷的一生其实也没有什么光彩的。”

10、火炉城市长沙

姑姑的几个孩子都讲长沙话，都叫我“哥哥”，对我很友好。

姑姑跟孩子们讲长沙话，跟祖母讲湘潭话，跟我讲老家天塘话，－－虽然都是湖南话，却有明显的差异。

姑姑平时讲标准的普通话，因为他小时候在北京上过学。

姑姑拿影集给我看。其中有我的父母年轻时在南京上海的照片，有我的父母和姑姑在上海的游泳照，还有姑姑的孩子们成长记录的照片等等。

长沙被称作中国的火炉城市之一，真是名不虚传：市民们个个穿着短衣短裤趿拉着拖鞋仍汗流颊背。每天都得冲凉。夜晚也高温不退。没呆几天，我就咳嗽不止，头晕脑胀……

在我离开长沙的时候，姑姑特地把祖父生前用的一只旅行皮箱，祖父的一件皮袄、几枚精致的玉石印章，还有一把尚小云（9）亲笔书画的扇子等送给我作纪念。

上火车不久，我竟然不咳嗽了，也不头晕了。

11、姑姑“大义灭亲”

回到西安后，母亲说，你走得急，我没来得及告诉你：在“肃反”运动中，新疆外贸局派人到你姑姑那里调查，她落井下石，用不实之词给你爸添加“莫须有”的罪名，表示她大义灭亲，立场坚定……

解放后一直担任马列主义教研组书记的姑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越来越左，终至人格扭曲，人性泯灭，在“大义灭亲”的旗号下，干下了一系“革命行动”，是后来祖母亲自告诉大姐的：

1958年父亲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在新疆判刑入狱，远在长沙的曾祖母已是85岁高龄，尽管身体硬朗，大家怕她悲伤，决定不告诉她这个讯息，而姑姑却故意向曾祖母透露了这个讯息，曾祖母得知她唯一的最疼爱的孙子坐了牢而且刑期很长，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久就辞世了。

姑姑在“反右”接着“反右倾”运动中，越来越感到祖父这个“历史人物”尽管解放后当选为湖南省人民代表，任职政协长沙市副秘书长，－－对她的前途是个绊脚石，屡屡用“历史问题”对祖父恶语相逼，祖父终于在1960年12月郁郁而终，年64岁。

在“反右倾”运动中她又逼迫姑夫黄栋自杀未遂。

在“文革”中她又把自己父亲的骨灰扔掉，把年老体弱的亲生母亲扫地出门，赶到偏僻的农村。

祖母晚年病重，大姐去看她，她讲了上述情况；还对大姐说，你不要服侍我，我要她（指哲宣）服侍我，我给她带大了五个孩子，她却这样对待我……

12、盲流进新疆

我搭上火车回新疆。过了兰州之后，车上的乘客明显减少了。我的同座不知何时成了两位苍白消瘦畏畏缩缩的十来岁的少年！当车厢里开始查票时，他们就走了；等查完票他们又回来了；而当开饭卖盖浇饭时，他们却坐着不动。那时在火车上，限定每个人凭车票用钱和粮票购买一份盖浇饭。我问他们，怎么不买饭吃？挨着我坐的个儿高些的少年低声说，他们没钱买火车票。我说，饿着肚子怎么行呢？他俩无语，很无助的样子。于是，我把我那盒盖浇饭同他们分着吃了。

个儿高些的少年低声对我说，他们是去新疆投奔亲戚的。他们家是四川农村的，那里饿死了好多人！有的地方整个村子都饿死光了！还有的娘饿死了，孩子还在吃奶……听说新疆好，可以吃饱肚子。

后来大家都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大批内地民众因为逃避饥荒离开家乡来到新疆，被称作“自流人员”，又叫作“盲流”。

无独有偶。我的妻子也是在1961年10岁的时候跟母亲一道，从四川到新疆找到早年自流进疆的父亲的。妻子说，奶奶和两个弟弟都在1960年前后饿死在四川老家了！那时候吃大锅饭，一天两顿清汤寡水见不到米，家家户户都不准开灶……

13、哈密民政局应接不暇

清晨，两个少年跟着我在哈密站下车，到哈密文教局找到了三弟正湘。已长成英俊小伙的正湘立刻从食堂买来馍馍和菜款待我们，我们总算吃饱了肚子。正湘把我叫到里间，问清了两个少年的情况，便给他们指点去民政局的路，说，民政局可以帮他们找到亲戚。两个少年道谢后走了。正湘才对我说，从内地逃荒到新疆的络绎不绝，哈密民政局都应接不暇！……

我说起这次暑假探亲，途径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到处都是要饭的，有的还饿昏在饭馆门口……正湘说，全国出现大饥荒是“大跃进”造成的后果。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在当时算得上“右倾”言论了，我用在大学里听政治报告学得的理论进行反驳。正湘叹口气说，我只能在私下里对你说说自己的看法，无情的事实，公正的历史一定会证明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

14、出身不好不准升学

正湘颇为伤感地对我谈起去年高考没被录取的事：

“高考发通知书的时候，班主任特地找我谈话：‘程正湘，你这次高考成绩很好，列全疆的前茅，但是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因为‘出身问题’没有被录取。你不要因此背什么思想包袱，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出身不好更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那时才十八岁啊！”

现在是21世纪了，年轻人读到这里可能难以理解，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夫子尚且实行“有教无类”呢！然而，这确实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现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还只是限制“出身不好”的人受教育，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出身不好”的人的生活权、生存权都受到了威胁！

15、为我们这一代人作个记录

翌日，我们在“东疆春”饭馆吃了饭，在照相馆照了张合影，就到西河坝公园买了一壶茶，要过两把躺椅，半躺着，海阔天空地交谈起来。在兰天阳光下，哈密西河坝的老柳树林显得格外幽深清静。

我那时马上就要读大四了，以为自己成天读书学习也学了不少东西了，我们谈文学，谈历史，谈哲学，谈时事，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我发现，我所涉猎过的地方，正湘都更熟悉；我所读过的书，正湘记得更清楚，理解得更深刻！尤其是对时事的分析，他更有独到的见解。在谈到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正湘认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当时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和赫鲁晓夫在中国已成了“修正主义”的代名词，我当然不同意他的看法。我用从大学政治课（课时最多的课程之一）中学到的理论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正湘平静地列举苏共历史的大量事实进行了论述。我虽然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却深为正湘既博览群书而又独立思考的精神所折服。

我说，在高中时我就想将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和理想写下来。正湘说：“有人说，‘学跳舞越早越好，搞写作则晚一些好’，是有道理的。我们应当为我们这一代人作个像样的记录”。

我说，在读文学名著的时候，我仿佛走进了书中描写的世界，仿佛跟作者进行着交流……正如费定（10）说的：书是人生、名誉、财富、狂喜，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快乐，对人类的深爱！正湘说：“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会被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所代替；而传世的文学作品则是得天独厚的，谁能替代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和鲁迅的作品？”

我说，大学三年，按照文学史，我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得益非浅……正湘则背诵了一些名家的诗歌或作品片段，谈他的见解和体会。他的博闻强记、涉猎之广令我惊叹不已。

晚上我们到电影院看电影。这天上映的苏联影片《玛尔华》，是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拍的彩色影片，我以前没有看过。电影散场，走出影院，正湘说：“玛尔华爱的是那个流浪汉，因为那个流浪汉响往自由。”

许多年后，我回忆起正湘当年对《玛尔华》的点评，回忆起我俩在哈密西河坝老柳树下的海阔天空的长谈，不禁感叹：正湘在那年月的思想境界比我这个当年甘当“驯服工具”的大学生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16、农民是最讲实际的

正湘还说：从去年冬天起上级派我们文教科的三个人在沁城包干住队，春耕时维族老乡用二牛抬杠犁地，我在后面跟着犁，一点也不比社员少干，结果我累得吐血了。好在沁城洋芋多，不久，我就把身体补起来了。夏收时，我也跟捧劳力一样，每天能割三亩地麦子！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如果你只能动嘴不会动手，农民是不信任你的。

17、甘当照亮了别人的蜡烛

1962年暑假，我又一次去哈密看望正湘。

大四这一年我开始接触到了社会的基层：在屯河农场参加了汽车、拖拉机驾驶实习；还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参加了联合收割机夏收实习。我想跟正湘交谈不会再只凭从课堂上和书本上得来的知识了，不然总感觉有点底气不足。

我还是在哈密文教科找到正湘的。其实他调到哈密三堡小学当教员已经一个学期了，也是趁着暑假到哈密来玩的。于是正湘带我立刻乘火车到三堡。

在柳树泉站下车后，我们走在一条空旷的田野道路上，摆脱了城市的喧嚣，触景生情，我感叹道：“真是童话一般的寂静啊！”正湘接过去说：“不，应该是：真是死一般的寂静啊！”

－－许多年后，我还常常回味当年正湘对我不合时宜的、罗曼蒂克的感慨所作意味深长的纠正。那一年我们国家还没有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

快到三堡的时候，有四、五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在戈壁滩上检柴禾，他们见到正湘都规规矩矩地鞠躬行礼，正湘微笑着向他们点头还礼。正湘对我说：“这些都是我的学生，他们在检柴禾。农村娃娃都很老实，尊敬老师，听老师的话。我也最喜欢这些老实的农村娃娃。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早就说过：‘教师的职业是太阳底下最高贵的职业’。通过跟这些农村孩子们的接触，我也更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了。有人说，教师像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情愿当这蜡烛。”

18、你送给我一支玫瑰花

三堡是一个寂静的小村子，零零落落散布着一些低矮的土屋，稀稀拉拉的钻天杨挺立在土路两旁，行人很少，鸡鸣狗吠也寥寥落落的。

我俩来到一个院子，正湘到邻居的一个老奶奶那里拿来钥匙开了门，屋里一个土炕，一张矮桌，几张小凳子，显得空空荡荡的。

我们进屋不久，一个挺秀气的丫头（11）也走了进来。正湘介绍说：“这是我的同事，钱老师。”她微笑着伸出纤细的手和我握手。接着她就把正湘叫到门口低声唧唧咕咕说了一阵话。进屋后她立刻动手打扫屋子，张罗做饭。正湘伸手把她拨在一边，三下五除二，很快和好面，擀好面条；她又到院子里的炉灶前去起火，炉子直冒烟；正湘过去又把她拔在一边，很快把火点着了，架起锅、炒菜、下面条……

钱老师对我说：“正湘特别爱护学生，那些穷学生的书费都是正湘出的。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很清苦……”

不一会儿，面条熟了，我们三个围坐在矮桌边吃起来。钱老师和正湘谈着学生排练节目准备演出的事儿。

刚吃完饭，又来了一个大个儿丫头，正湘介绍说，这是邻居老奶奶的孙女，也是学校的教员，L老师。

大家又闲聊了一会儿。

晚上，正湘点着油灯，躺在床上翻着书对我说：“白天来的两个丫头对我都有意思，你看出来了吧，这件事很使我为难。我刚到三堡小学报道那天中午就在学校休息，我睡着后钱老师来了，轻手轻脚地给我盖被子，打扫屋子——我们初次见面就互有好感。她的父亲在养路段，每天架着两头牛刮路，是个有名的倔户头－－这样的人会成为我的岳父老大人吗？”正湘调侃地笑了起来，接着说：“她母亲特别封建，把她管得很严。几乎每天晚上她都到我这里来，我点着油灯看书，她就坐在炕头闲聊，天晚了叫她回去也不回去。她的母亲在夜里常常轻轻来到门口，从门缝朝里看；或猛地推开门，像抓贼似的赶她回去；还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但是我们之间一清二白。”

正湘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而那位大个儿L老师却认为她更合适，尤其是邻居她奶奶对我太好了，……我现在只能不提这件事，过些日子再说，事实会证明，我决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

傍晚，几个女学生到正湘所在的小院子里排练节目，不久前他们才到铁路某机务段演出过，还要到空军某部驻地去表演。湘弟拉二胡为她们伴舞。表演的是《采茶扑蝶》。正湘不时给她们纠正动作，并亲自示范。正湘在高中时就能出色地演奏多种乐器，我早就知道，但他竟能那么熟练地跳各种舞蹈动作，却是我不知道的，真是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图：程正湘与哈密三堡小学的同事们。前排右：程正湘后排左：钱老师

稀疏的钻天杨，空旷的田野道路，难忘的静寂。正湘送我到车站回乌鲁木齐。一路上他谈起了使他烦恼的感情纠葛，他深沉地唱起了一支新疆民歌：
“你送给我一支玫瑰花

我要诚恳地谢谢你……”

19、离开哈密

后来正湘又调到哈密沁城小学当教员。他全身心扑在农村教育事业上，受到家长学生的一致好评，却在文革中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打成“小黑帮”受到批斗；竟在农村学校宿舍遭到铁路部门的暴徒的毒打，几乎丧命！他九死一生逃到哈密，1968年10月在哈密一小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时，又遭暴徒灭绝人性的迫击炮吊炸药包式的炮弹袭击而遇难！年仅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