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广仁：悼敬坤：一个“钦批右派”，一个“有所不凡的凡者”
悼敬坤：一个“钦批右派”，一个“有所不凡的凡者”
－－作者：穆广仁
2009年1月28日，即己丑年正月初三，约冯健去永安南里社科院宿舍探望敬坤。此前，友人相告，刘敬坤患食道癌住院治疗，可他本人只知道是食道里“长了个东西”。我给他宿舍打电话，他的老妹妹接电话说，春节期间他可以请假回家住几天。
爬上三楼，老妹妹迎我们进去。一间大约十几平米的房间，一张小桌子，一张单人床，堆满了书籍、报章杂志。敬坤半坐半卷曲地倚在床上。我们的到来使他非常兴奋。依然是高谈阔论，并没有病入沉疴之态。不想，节后他回到医院不久，就驾鹤西行了。
40年代，在南京中央大学就读期间，我俩并没有太多接触。因为他操着一口近似豫南口音的话，我总把他当做河南人，实际上他祖籍安徽霍邱，与河南固始县相邻。
友人向我提供了他的一份口述历史，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令我惊异不迭。他口述了他一生经历的时代背景、个人故事，无论事无巨细、正确与错误，都毫无遮掩地、如实地道来。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并沿津浦线北向进犯，刘敬坤的故乡临近抗战前线。他的长辈们在故乡组成刘氏宗族抗日自卫队，少年刘敬坤参加了短暂的抗日宣传工作。次年5月，徐州失守。敬坤就学的颍州中学首迁河南潢川，再迁汉口，最后移至湘西永绥，与其他安徽流亡学校合并成安徽中学，后改名为国立八中。18岁高中毕业后，他这个流亡学生只身闯荡重庆，于1945年8月考入中央大学。解放战争期间，他激情地参加爱国民主学生运动，1947年加入党领导的秘密组织新青社，1948年入党。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追求真理的知识青年走过的一段历程。1949年南京解放，作为地下党的成员，他无例外地受到审查。原来被他供职的南京市委宣传部提名他到北京中宣部工作，因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上调没有成功，被退回到南京工作，1955年到南京大学当教员。解放后的这些挫折对他说来也不足为怪。到1957年反右派，他被划为右派，也是意料之中。1961年11月，当了摘帽右派。1978年春，全国右派开始改正。1979年7月，南大党委会做出决定，撤销划刘敬坤为右派的错误结论。又过了些时日，公安部等单位下达文件，解除了对刘敬坤“控制使用”的限制。
22年的劫难，是所有右派共有的命运。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在解放后的坎坷遭遇，也有其必然性和共性。就此而言，他没有超常，是个“凡者”。可是，刘敬坤却有其不凡之处。70年代末右派改正之后，在南京大学任教的王觉非告诉他，57年反右时，毛泽东要国内各著名大学上报右派材料，南京大学上报两个人，其一是刘敬坤。毛在刘敬坤的材料上批道：“像刘敬坤这样的人不是右派，谁还是右派？”刘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个“钦批右派”。
一个钦批右派，自有其不凡之处。
之一， 质疑废弃新民主主义。50年代初，当众人在高歌欢唱中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他就与人争论：为什么刚一解放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他在学生时代曾下工夫研读过《新民主主义论》，认为它是正确的理论，并为之奋斗，满怀期望全国解放后付之实施。他和别人辩论，背弃新民主主义是错误的。有人回答说，新民主主义是夺取政权的一种策略，有人则责备他是个民主派。彼时，他和许多普通共产党员一样，并不知道中央领导人里刘少奇是坚持新民主主义的。
之二， 批判苏联模式的院系调整。 一边倒，全国在热学苏联。1952年，南京大学（原国立中央大学，设有7个学院40多个系科），被分割、或与其他院校合并为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11所大学院校。1957年毛泽东鼓动大鸣大放，讲大民主。刘敬坤放胆写了一篇大文章《是什么东西害了南京大学？》批判“壮汉们”（极左分子和官僚们）把国民党政府经营20多年的国内一个完整的第一流大学，“打得稀里哗啦，打走了不少有成就的学者，打伤的也不少……打得断腿残足，五劳七伤。”此文被当做重点批判材料，登在《新华日报》上。
之三， 揭露骄横的军事学院院长 南京大学校园（原金陵大学校园）附近有一处设备齐全的房子，原是何应钦的房舍，解放后为军事学院某首长住用。南京大学校园太小，需要扩大，该房舍处于被扩的校园之内。校方允诺将满足这位将军另选房舍和迁居的一切要求，却被这位将军拒绝，坚决不搬家。某日将军驱车进来，门口传达室人不让车子进入，将军的警卫将传达室的人痛打一顿。此事引起同学们的义愤。刘敬坤仗义执言，迳向校长申诉，说这不是“骄兵悍将”吗？校长劝他缄口。到57年大鸣大放时，刘又将此事公开捅了出来，学生们一哄而起，在将军住宅上贴满了大字报。刘因此惹了大祸。
之四， 议论共产党腐败 刘所在的南大历史系支部几个成员（多是地下党员）曾在支部会上议论过，共产党腐败了，要挽救共产党。他们建议写封信给党中央，由刘敬坤执笔。当时刘忙于别事，未曾动笔。到反右时，这件事被追查出来了，却大大地走了样。7月2日的《新华日报》报道说，有人揭发刘“要另外成立党中央，由刘任主席”。这个罪名就非同小可了。
刘敬坤是南大出名的“炮筒子”，口无遮拦。1951年他在市委工作时，曾代表市政府参加三野举行的一次豪华的宴会，事后他对时任《新华日报》的记者季音（后也打成右派）发泄不满说，老百姓那么苦，“军队怎能够这样子（阔气、浪费）？”。 1956年，他听了毛主席在国务会议上谈话的传达，其中有一句话“共产党有一批党内民主人士”，他就对南大校党委书记说，“我就是党内的民主人士”。 他自认有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曾说他主张把各民主党派组合成社会民主党，由两党民主执政。 在南大校领导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批评党的用人政策，说“共产党对喜欢的人用青眼看，对不喜欢的用白眼看。” 南京要拆南京城墙，他说不能拆。如此种种，刘被认为是南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到大举反右时，已是在劫难逃。校领导安排一次批判他的大会，采取“引蛇出洞”办法，要他发言。他浑然不知，竟直说“马克思主义是变着的，不是老在一家。”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逃不掉了。6月20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登出：“刘敬坤幻想国民党统治”，报道中引了他的文章中一句话，“南京大学办得不如中央大学”，因中大是国民党办的，南大是共产党办的，从而推出结论：刘敬坤攻击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幻想国民党统治。
他这个钦定右派，不是划成一般的右，而是“极右”，倒也不算意外。因此，不是发配到一般的农场劳改，而是发配到滨海的东直劳改农场，一个公安部关押反革命罪犯的劳改农场。干的是重体力劳动的活，吃的是早晚两顿稀饭，中午半稠稀饭。饥饿到了极点，什么都吃，沟里的茅草、地里的棉桃、未长成的玉米棒子、偶尔抓到的蛇、青蛙、小鱼……都生吞活剥塞进肚子里。派上喂鸡的差事，他就偷吃比劳改犯的伙食要好些的鸡食；有幸轮上送饭的“美差”，他就以刮光饭桶上的余渍充腹。他饿得无力干活，以“偷懒”论罪，被罚以“饿饭”（不给饭吃）。刘敬坤这个一米七几的大个子，瘦得体重剩下30公斤。劳改犯们已经无力从地铺上爬起来，要靠拽住拴在屋里的一根绳子才能起身。某个劳改犯早上起床时躺着不起来，推也推不动，就留下一具活活饿死的尸体。
最残酷的莫过于用饥饿对人实行惩罚。这是刘敬坤在劳改农场几年所得的的人生体验。他说，人到了那时，已经没有思想，一天到晚脑子里只有一个念想：吃饭。做梦也是梦见吃饭。结束农场劳改之后，落下许多后遗症，都是“饿极必反”、暴吃暴喝引起的。
没有亲历过“饥饿惩罚”的人，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那“饿”的残酷。我的许多老友被打成右派，共历劫难，体验各有所异。而最能体验“饥饿罚律”之残酷者唯刘君耳。这是他“不同凡响”之处吧。当然，较之于夹边沟、兴凯湖，东直农场也许只算得上是个“小巫”了。在广袤的国土上，大跃进时期被饿死的几千万人和他们的乡亲们，都是真正体验过这种残酷的见证者。
非左不共，无共不左，是敬坤的自白中的一句警语，也是他这个党员“不同凡响”的坦承。我读过的一些右派和其他“贱民”的回忆录、自述中，记述其人格受辱、酷刑致残、家破人亡等等苦难历程，不亚于、以至甚于敬坤所描述者多矣。而对于在那以左为荣、个人迷信的时代，也曾害过人、整过人，做过些错事傻事之类，有些自述却语焉不详。想来，这也未必是有意掩盖。敬坤的自述的不凡之处，却在于他的诚实，忠于历史，从他的自述中不只看到一个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的真实，也看到一个时代的真实。他在南京市委当几年“党官”期间， 出于对党的服从和忠诚，也做了些错事、害了些人。当然，他做“党官”时做的也并非全是错事。镇反时上头交他整理一些人的材料，有3个人（包括他的一个亲戚）被镇压或判刑。但他也保护了些人。接下来，三反五反中他也整过人，被整的都有名有姓，他并无掩盖。当胡风案的大火烧遍全国时，由于他在中学时就订阅过《希望》与《七月》，他的一个在《中国学生导报》的朋友与胡风有关系，校党委书记找他”谈话”了，胡风案的火马上要烧到他身上了，他连忙揭发了南大党委宣传部长李某，一个与胡风有关的人物。李某也是《中国学生导报》的，地下党员，曾对刘敬坤谈起过他和胡风的关系。由于刘的揭发，李某被抓起来了，刘却躲过了这场焚身之祸。他坦承，他要“赶紧把自己身上的火拍掉，不要烧到身上来。”当时他一方面相信共产党，而另一方面自己也确实有私心。他并不想掩盖他一生中任何一点不光彩。这就是他的自白，他的坦诚。
经历过个人迷信时代的人，做过驯服工具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染有“以左为荣”症。在中央大学期间我和在校的地下党员们，虽然还没有把参加“托派”或与托派有某些瓜葛的同学视为“敌特”，却要和他们划清界限，尽管他们和我们站在反对国民党政权的同一战壕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所犯左的错误就更多了，多得不胜枚举。或者以左为荣，或者以左保存自己。刘敬坤从这种历史现象中归纳成一个命题：“无共不左”（共产党员无不犯左的错误的），或者是“非左不共”（你不左就不接受你为共产党员）。这是他的精辟之见。
敬坤的自述，包括“不同凡响”的部分，是一份真实的史料，也是一份供人深思的启示录。
作为一个近代史学者，刘敬坤也有许多精辟见地，卓有成就。他勇于突破中华民国史、共产党史中许多传统论点，钩沉索隐，提出了以史实为依据的新见地。他辨正国民党消极抗战之伪说，客观地、正面地阐述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不同阶段的战略、策略，盛赞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排除万难，大力扶持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的成就，为中华民族培养了大批稀世之才。他在民国史中的典籍制度、外国租界的消亡、省界变迁等诸多方面，都有论述。他曾对我说，他正在修一部民国史，可惜未见问世他就撒手西行了。
（初稿，2010年9月，2011年2月改定）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