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上书省委第一书记江华
上书省委第一书记江华 ——《赤潮年代》选十八
作者：章文岳
在陶公山，除了我被错划右派遣返家乡，还有不得不将女儿降格以求，远嫁至象山山村的忻贤棣。幸亏他还有每月从省商业厅汇去的打了七五折的工资，另有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兄弟的接济;与贤妻、子女八口同甘共苦。他在内战期间为在四明山打游击的三五支队共产党提供生活物资，建国后当上了商业厅处长。他在家里是权威，在下放时，能与农民打成一片。
邻村有一个“北大”气象系专科毕业的邬鸿勋。他是在中国科学院气象研究所划为右派的，仅仅因为父亲参加过国民党，任过文职，而不顾他埋头工作，安分守已。邬难友腼腆，不善言辞，比我为甚。他父亲看见我总是含着种无可奈何的笑容;一种不分阶层、不分出身而同病相怜的亲近感，在他脸上流露。他死于吃食堂期间。兼之邬有一位极明事理、温和善良的母亲，每当鸿勋从生产队放牛回来，老太太早就为儿子准备好热水让他洗脸汰脚，拿出干干净净的衣衫让他添换。老太太曾对我说：
“我从没有一句重头话数落过鸿勋。孩子当官还是落难，做大人的都有一定的关系。”
是的，她是听了我对自己母亲的抱怨后，有感而发的。其实邬兄并不是一点没有辫子被抓，但邬的父母把责任都担到自己的身上去，这样的家庭我只能自叹勿如。
相比之下，我更感到一位文盲、自我中心且性格急躁的母亲的不幸。她认为我被打成右派，家里毫无责任，都怪我一味的读书，遇了上右派老师。其他都无关，她也是说不清的。她不会去想：每次去信哭穷叫苦对一个生性认真的孩子会产生什么影响?对我在外刻意求学的心境会带来何种干扰?
更何况从小的潜移默化，且不说气质性格先天的遗传因子了。孩子的荣辱祸福与家庭影响、父母教育是有关系的!有的甚至有决定性的关系。社会、家庭与个人的交叉作用，决定了人的荣辱祸福。
我母亲见我右派的“刑期”遥遥无期，五年后还是一个又穷又臭的老右，她是完全的绝望了。为了不让我进入她的家门，表明她一刀两断的死心，曾用一把斧头向迈出家门的我脚后跟摔来，使我相信旧戏中《杀子报》亲娘把儿子斩成碎块是发生过的。因为儿子妨碍了她。杏翠嬷嬷那家理想的晚景她没法实现，这一辈子也休想得到满意的回报，而且还不时给她带来“大儿子是右派分子”的耻辱，今天即使给他一点伤残无非让她出口恶气。母亲的种种，由于斩尽杀绝的极端，留在儿子心头的创伤很难消褪，也很难抹去。
陶公山尚有三位被错划的中小学教师。
在生产队，不能自食其力的，不仅是我们几位老右;那些数以百计“可教育好的子女”，也只能“啃老”与父母相依为命。甚至那些非农下放青年，统称为“知青”的，多也无法成家。
63年起，为了平息人民对农村基层干部搞特殊化，多吃多占(入了共产党当上官，怎能要我和老百姓一起吃苦?这是不合中国特色的!我没有本领向大自然索取，也只有向无权者伸手了)、贪污腐化、官僚专横的不满，在部分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毛泽东有一个批示认为：如果不搞阶级斗争，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伟人不愧是超级战略家，每隔几年，发动一场阶级斗争，让不满者、异议人士和反对派来不及整合力量，便予以各个击破。这时候，毛伟人也不愧是个先知先觉者。几年后，中共果真出了“林彪集团”“四人帮”所左右的党，法西斯的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法西斯帮派齐呼他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他也紧紧依靠这些法西斯帮派去清洗和打倒动摇他龙座的人们。
毛泽东用最高指示喊叫：“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他宣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强调“一天不讲不行”。这只有那些暴发戶才具有的坐卧不宁的心态。也真是，要不是日寇大举侵华，他可以祭起一致抗日救国的护身宝，避免了被蒋介石剿灭的命运。再说当时美国政府又不像斯大林全力支持他打江山那样保蒋介石;于是他成了超级政治暴发户，坐上了龙椅。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把扫除异己分子和消灭臆测的敌人的发动机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同时让广大干部和芸芸众生疲于奔命，惟恐远远落在紧跟伟大领袖的奴才、庸才和鹰犬之后。这是登峰造极的权术，中外历史上哪个皇帝能与之相比。
这时候也确实毛与刘、邓的关系持续恶化了。1965年1月，邓小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和总结农村社教运动(即四清)的问题。毛在会议期间身体不适，邓劝他可以不参加。但毛仍抱病前来并发表一篇讲话，其中强调农村问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刘少奇打断毛的话说：“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的矛盾交叉，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说到什么‘走资派’，打击面太广了!”
毛泽东一时语塞，次日带了两本书去，说：“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可是一个人(指邓小平)不让我开会，一个人(指刘少奇)不让我讲话。”
本来首长开会互相插话，是常有的事。但这次不同，问题严重了。周恩来忙劝刘少奇，作了检讨。
刘少奇公子刘源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提到这次思想的交锋，说：
“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那怕最轻微的挑战，平等的讨论就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微顶撞，便勃然大怒。他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刘少奇之所以敢于开始稍微顶撞，是基于共产党的信任危机的严重性。党中央大多数同意他说的。但他并未蓄意取而代毛皇。他怎会料到毛会采用红卫兵非法手段打倒他呢!
党的分裂明显了。
在大跃进失败、三年人为灾难、国民经济调整较为务实之后，解决农村基层干部主仆颠倒的社会主义异化问题，提到清醒务实派面前。他们也知道“反右”前的一场半途而废的“整风”，根本一没有触及农村干部的灵魂。上上下下的干部们凭借不受人民监督的权力，一步步由公仆向主人推进。“反右”后，基本已经定型。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社会主义异化”。
毛泽东对工农群众与基层干部的主仆换位心知肚明。于是作出了“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策，即“四清”。“四清运动”，尤其是“小四清”，清工、清账、清财、清库，对解决基层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作风和经营管理混乱，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等方面的问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当时的贪腐，由于计划经济，没有私企老板，尚未形成官商勾结的局面，主要表现在多吃多占，收授数量有限的贿赂。但必须指出：多数人入了党，掌了权便自然而然地搞以权谋私，经营小家庭;谁若挡道，就加以打击报复与陷害。中央对地方党员干部的素质始终没有一个现实的估计，总在强调“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较好的。”不知道正是这些人的贪渎和特殊化在无形中败坏共和国的红色江山。一党专权的斯大林体制，权力不受监督，是他们腐败的温床。四清治标不治本。
建国后的整风也有过几次了，但总是官官相护走过场。这次，老毛称他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但像我大队“四不清分子”蔡阿三，无非是斯大林体制的产物，靠政治运动起家，是以“运动”为生命的忠实工具，走他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不彻底改革这一体制，使权力得到有效的制约，腐败将泛滥下去。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也是治标不治本的。
毛与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大叫“狼来了(走资派)”的意图，是企图把芸芸众生的怨气、怒气都转到对毛伟人不再迷信的干部身上去，从而让斯大林模式的体制及其怪胎──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得以保存。
然而，中央较为清醒务实的领导人还是想通过“四清”，治一治基层的腐败与混乱的，从而改善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他们也应该有所觉察：那些“不清”分子正是极左冒进的社会支柱，清除他们，也能使毛伟人现实一点。我们那些可以信任的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要使社会主义恢复信仰并具有实实在在的吸引力还必须进行对体制的改革、更新和对外开放，共产党更新，实行政治多元化，奉行市场法治经济……当时，这是不可能的。
对地方干部和基层组织好坏的估价，要算1964年9月18日由中共中央名义发的《后十条》修正案最接近现实了。现实主义的领导人(此时由刘少奇挂帅)认为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基层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中，是腐败了的。(毛于1964年2月对来访的金日成也说过：目前中国有一千万坏人。邓小平说那些“干部就是怕整风，怕丢官，而不怕老百姓没饭吃。”
所以修正案要求社教运动不能完全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而要在工作队领导下，私察暗访、扎根串连与放手发动群众相结合，强调首先要解决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的问题。这就是王光美在桃园蹲点，身体力行的经验。
薄一波在他《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123页中说王光美夸大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说桃园大队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政权，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过分了。
什么过分?!这有什么奇怪!今天地方上的官员，大大小小有几个不搞阳奉阴违?基层政权哪一个不是“两面派”?今天有人说中央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其意就是地方官员、学校团体组成帮派一心让自家富贵荣华，他们已认定中央也不过如此，说的官冕堂皇，干的男盗女娼。你薄一波一家果真露马脚了。
当时，陈伯达在天津小站也搞了一个典型，其名为“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并附有三个“反革命集团头子”大事记各一份。这比桃园经验更有阶级斗争的烟火味了。
按“桃园经验”去做，整治一些异化了的基层干部，这势必摧垮极左冒进的社会根基，颠覆了“我们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较好的”金科玉律，也势必遭到毛泽东的制止。他将“桃园经验”定性为“形左实右”，并强调指出：“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至少县级以上，而不是他的兵卒。一箭双雕，也为年后“文化大革命”打下了伏笔。
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一亮相，便有相应的舆论纷至沓来，说为数众多的基层干部被逼得倾家荡产了，死了人了。由此“桃园经验”背上了“左”的黑锅。其实在王光美蹲点的桃园大队，既未开过斗争大会，也无人被抓。而对陈伯达的“天津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经验”的推广，倒放过不管了。
(今天的问题，更是地方一些干部的作怪，随着人治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在浙江省，杜撰了“温州模式”，高利贷泛滥，炒房炒股架空实体经济，官官相护、官商勾结、官学一体(典型的表现是季羡林说的 “教授满街走，讲师多如狗”。官场是“省厅拥博士，研生满处局”)，法官成了官府的忠实卫士，可以撇开明文的法律，公然用“内部规定”办案!
政治改革拖延的严重后果越来越明显了。现任的中央领导是否想通过将“大老虎”一个个收拾，以消除“政改”的最大阻力?作者幻梦不绝。)
我给江华的反映蔡阿三、朱国良以权谋私的举报信发自64年10月，鄞县县委回复给一个“右派”，说：“反映很好。”是了不起的。而如此爱管“闲事”，且敢与顶头上司较量的右派，全国怕也只有一个。
为了配合农村的“四清”运动，当时摄制了一部揭露农村“走资派”的影片。片名《夺印》。记得十分清楚的是“走资派”村长夫人提着一碗汤园，忸怩作态，甜牙脆舌打铃响鼓地在街头村口叫喊“贺书记!吃点心来。”这一图解政策的作品的新颖处在于一反文艺作品中坏人总是帝国主义和地富反坏的老模式，出现了一种新的反面角色──走资派，即党内的干部。为了不让西方在伟大的党脸上抹黑，也避免人民对党纯洁性的怀疑，影片中又安排了藏在幕后的老地主。归根结底，大陆十七年的文艺始终脱离不了公式化与图解政策的套路。
不过，当时我看了这部影片，倒很有感触，想望自己村里也来一个贺书记。有这样党性和水平的干部怎会不理解我，不给我作主呢?在他掌舵的村里，在他安慰下，即使我再含辛茹苦一个时期又有何妨?我的致命的天真，我把文艺作品中的形象，当成现实存在的幼稚，促使我写了这样一封长信给江华，反映本村四不清情况，希望有一个贺书记领导。
我村党支书蔡阿三是我二姐夫的姐夫。建国前从黄岩来陶公山朱家一大佃农家当长工，他虽一字不识，可人高力不亏，干活干净利索，有魄力有杀性，很快便成了雇工头。
建国前的陶公山，除了节日会头有戏有庙会有娱乐活动，平时只能夜闲在家，所以小赌场十分普遍，玩麻将，男女老少男女都会一手。阿三就是在赌场与场主婆的女儿相识，野合的。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在于建国后，阿三把赌注下在共产党身上的所作所为。
由于他在土改中自告奋勇，敢狠敢斗，不象本地出身的干部见了地主总有那么一点撕不破的情面，他成了我许村的第一个党员。他斗地主，抓伪保长象缚稻草那样干净利索。他讲话不多，因为没有掌握几个词汇，讲不来新名词，更不善作报告，因而常用行动来表现他的思想和意志;他用顺手牵羊、多吃多占来代替他过去辛勤体力劳动所要追求的物质享受。加上我二姐夫的那位姐姐能写信，会绣花，聪敏伶俐，对乡亲邻里态度和蔼，也规劝丈夫不要动粗，可以发展一个后补党员，让他出面作恶。二姐夫这位姐姐是不可多得的事业上军师和内当家，他家很快成了村里的首富。
长期来，他独占着本村的党票，也就是独占着本村的权力。老婆则是当然的妇女会主任，上面发放的票证、救济物资都经她的手。她从小尝够了早年丧父所带来的贫穷，丈夫也是原本两手空空，一贫如洗。现在两夫妻充分利用共产党给她们带来的“村天下”大权的机会，大搞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甚至通过我二姐放高利贷，发灾荒财。三年困难中，她用几百斤粮票换得了不少红木家具，其中有一宁式凉床是一贫农土改时从地主手里分得，饿肚子时又向她换粮的。至于金货银器，只有她们自己清楚，兑进了多少。
大队会计本是我大妹，她去支宁后，阿三物色和劝员了居士林当家朱国良接替。朱和尚由于被停止宗教带迷信的活动，一些开山婆也不经常来念佛了，也便索性独吞了居士林全部房产和内部设施。但要确认房产权，可不能不得到村里的支持。这时候，一些开山婆正联合起来要告这个号称“诸葛亮”的居士，找我写状子。给我钱。在这压力下，他答应阿三出山，同霸村天下。
那时朱居士已讨老婆，生了两个儿子。但他还坚持吃素，以期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重建他的居士林佛国。
而老蔡看中他，除了他在宁波素食馆当过会计，精通算盘和书法，还在于他为了与开山婆争夺居士林房产不得不投靠他，今后不怕这个秀才不在他的掌握之中。三年困难中，村民们都挨饿，惟有蔡、朱两家酒肉不断。只是和尚吃的是素肉，从上海、宁波购买的罐头笋和罐头烤麸。
大跃进时，为了完成上级布置再三的发展新党员计划，在夫人参谋下，发展了全村闻名的戆大加文盲石运为候补党员，于是老蔡有时可以不出面作恶了。因为石运大糊只要有风头可出，有蝇头小利可得，就勇于打出面炮，斗争“四类分子”而成为阿三的工具。这位同样一字不识的乃兄乃弟，可爱之处就在于不怕作恶招怪。
蔡阿三之流，既在土改中大显身手，又在公社化“大跃进”中如鱼得水，这类人视政治运动为生命，真是没有运动便没有生命。斗人搜身抄家是所有政治运动积极分子人生的最大乐趣，看到别人的财产被充“公”，名气扫地，他们就高人一头了。所以五类分子是越多越好，多到周围都是，不就可以独霸一方了吗?他们在运动中兴高彩烈，跑在运动前面，踩在五类分子身上，喊着打倒打倒，万岁万岁。他们竭力推进运动，宁左勿右，使运动加温、升级至于血火狼籍，便可混水摸鱼。对他们来说，共产党是好，好就好在本社本队公家财产都可以在他们少数几个人掌管之下;人民公社就是好，好就好在便于刮他们的共产风、命令风和不懂科学办事的浮夸风。正是他们从左的方面来糟塌新中国。建国以来，危险多是从这方向来的，并且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试问，从右的方向来的危险造成了恶果没有?没有!“三自一包”是当时最右的表现了，它不仅不是坏事，而且是救国救党的良策。
极左嘴里的右，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真身。分析阿三他们的阶级出身确是无产者无疑。极左是不考虑他们的社会因素和文化教养的，把他们当作群众的代表，情报的来源，借以依靠，老毛和浮在上面的官老爷们会不上当乎?“四清运动”与整风都是明智之举，只是在一党专权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总是演变扭曲为反右，走向反面。可谓不治之症。
在给江华的长信中，我还利用了张贴在生产队办公室的一张历年来生产每年递减的统计表。最后我声明我是一名被打成右派的学生(未提钱端升)。
一个月后，鄞县县委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我给省委的信“反映很好”。可在我后来去“讨赏”时，县委一个秘书模样的人告诫我：“不要乱写信!” 是知道我母妹合伙将我“毛泽东如何走上歧路”一文上缴公安局了。(下面会向读者交待)
不几日以邱隘区王区长为首的三人小组进驻我村，进行小四清。这是六四年秋收后的事。王区长没有找我，但我似乎见过面，五十左右，老成持重。他住在尚是单身、家有瞎眼母亲的治保主任复员军人许二海家。
许二海对阿三不吸收他入党怀着一股难解的愤恨。在他积极配合下，工作没有几天，不仅核实了我所反映的，还发现一些我所有没有反映的种种以权谋私和假公济私的劣迹。蔡家夫妇自认晦气，丢了书记大队长和妇女会主任的职务，经济上退赔了三百元现金。许二海竭力要求把他清除出党，但由于态度较好，党籍保留了。那时候，阿三确实老实巴巴，有人形容他象瘟鸡缩头。披着玄青色棉大衣，昂首阔步，一副军官的派头，不见了;运动中不可一世的扬脚舞手态势就此成了历史。但公社还让他去管柴场的果园、当山林队队长。
我大队的这次小“四清”是对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最好的诠释。不过，阿三在“文革”狂潮中沉渣泛起，声言我与省内最大的走资派江华是一路货。
“诸葛亮”居士(乡人习惯称他为朱和尚)也在劫难逃，他所占据的居士林五百米平方的房产，被钉上了一块公产牌子。但他的算盘和书法在陶公山是一流的。村里又无适当人选，会计还是留任了。这于我无疑留下了隐患。接下来秋收私分，我未参与，也要我赔250余元，记在他的会计簿上。
关于“毛泽东如何走上歧路”及被大妹举报
6 3年国庆前夕我书写的《歧》文的基本观点，以反右、大跃进、成批饿死人和反彭德怀为论据，批毛拥彭亲苏，除了亲苏(文内有一句“人民心向莫斯科”)，有争议，基本上得到了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认可。说明28岁的赤子对社会主义已作了有意义的探索，意义在于知识化了的一个工农子弟首次对毛泽东的人民领袖称号提出异议;他走上歧路是通向帝化的逆时代潮流。当时有哪个工农子弟大学生能彻底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呢?这一反思是痛切心肺的。然而，当时是一篇公开不得的反毛黑文。
这样一篇深沉痛切的反思文章，被64年春节探亲回家的宁夏妹妹偷偷地上交了。让我在64年秋本村小“四清”所立之功全成泡影，一次突破困境的努力又归失败。
如果当时已得知58年春给陈毅副总理的申诉，批示北京政法学院当局对我右派结论“予以复查”，小“四清”立功后我一定找“小四清”组长王区长陈情。让公社“证明”可以复学。大陆百姓都被蒙在鼓中生活，没有知情权，命运都掌在权贵手中。那时刘镜西是竭力不给钱端升申雪武器的，肯定当时也茫然无知我写信给陈副总理。就这样让我在农村耗尽青春岁月，苦难不见尽头了。
我是主动把文章出示给64春节回家，并叫我在父母处团聚吃年夜饭的大妹阅读的。这时候她就是会养家的长子。我尊重她，对她并有着同胞手足、利害一致的感情。我希望她能共鸣，至少受到启发，认清我们国家苦难的原因。然而我又一次犯了一厢情愿之毛病了。
我尊重她，是因为她生活严谨。发扬刻苦创业的家风。她在每月只四十余元的工资下，每月寄家十元，孩子送来寄养后，增至2 5元。这次回家肯定有更多的钱交出来。她能作主让我回家吃个春节。丈夫性格随和，由她当家，他折服于她的江南人吃粗粮、迎吹西北寒风的精神。
我将《歧》文给她阅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却是与她姐妹相称的邻居阿琴，这位随便串门与大妹闲谈的客人，象在自家一样，拿过《歧》文便读。我免见外，不好意思加以拦阻。在我的印象中，阿琴是位朴实的姑娘，见了我也叫阿哥，叫了后她那纯朴的圆黑脸上就会有一阵红。我不相信她看了后会去举报。然而，有无第三者知情，情况往往会有不同的发展。大妹是个背着进步包袱的姑娘，十分重视自己一名优秀共青团员和先进教师的形象。正在她深锁眉头，“越看越不象话”时，已念上小学三年级的九妹，也来凑热闹，并作自我表现——抽去大妹已阅了的一页，结结巴巴地念着“毛泽东如何——”
大妹听了立即圆睁杏眼，狠盯九妹，厉严而又轻轻的喝一声：
“别读!”
阿琴识相不阅了。大妹的脸色此时已似冬日的严霜，眉
尖促在一起。最后她未全读完，就把文章向我一推，说：
“你这是诬蔑毛主席!”
造神运动的成绩非凡，在我胞妹身上也打上烙印了。
“这些难道不是事实?”我委婉地为自己辩解，至少那位己涨红了脸儿的阿琴知道这些有目共睹的人为灾难。这些可悲的事实，极左可以把责任推向天老爷和苏修，我大妹怎么看的呢?可能象她已把个人命运与迷信毛泽东英明领导紧密相连的青年来说，她只能盲从下去，而绝不愿与哥哥相连，产生什么异己思想。
“是因为把你打成右派，所以反对他!”她毫不让步，咄咄逼人。尽管这句话是小看了我，中伤和刺痛了我。把我正直的追求，沉痛的反思，说成是个人恩怨和感情用事。但我保持着平心静气，以对亲妹应抱的耐心(也许“吃了她的酒菜口软了”)，开导并争取对我的理解，我招架着说：
“这不是我个人的恩怨，远不是我个人的事。国家的命运决定了我们个人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往往反映了整个国家的面貌。难道这个极左对我家、对你、对所有劳动人民是公正的吗?”她一时语塞。我继续表明自己的心迹，说：
“把我错打成右派，没有尽头的苦难，促使我反思，检查我个人，同时反思毛泽东的伟大。不公正是反思的温床，苦难让人的灵魂升华和觉醒。我开始成熟了!”
她呆了一会，干脆出门走了。这可是父母的大家，春节是她叫我来吃团园饭。阿琴、九妹也跟着出去了。我也只得收起我的文章，回自己的小屋，觉得碰了钉子，讨了一场没趣。我随便将文章往书桌抽斗一放，就去东大楼东侧，环山路独步解闷。
可贵的妹妹，父母拼搏创业精神同样强烈地感染了她，从小自强不息。十岁上学，十四岁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南安完小。在学校里，一直担任少先队大队长，臂上别着令人刮目相看的三道红杠。四年的暑寒假期一样与二姐抬上一桶豆芽走街穿巷叫卖。52年，在她十五岁时，还去上海在一户有钱人家擦地板、抱孩子赚钱，那时我正在念高中，写信给爱爱请她前去看望她、照应她。爱爱是没有不乐意助人的。两人还合影留念。作为哥哥做到了使她在上海不至孤苦无助。不久，她又进了殷湾的大昌布厂，由于日班夜班的操劳，班班与棉纱灰尘为伍，她发了肺结核病。在如何防止在家里传染扩散这一点上，我用书本上的要求去教导她，这使她非常痛苦。这在农村是苛求，是异乎寻常。
我去北京求学不久，她就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练就了一笔整齐划一的书法，也完善了她的精明头脑。
这时候，农跟户的社会阶层从非农居民中分出来了。凡是有几亩自己不耕种的田地的非农居民，都划归农跟户这一阶层，政府不负责粮油、副食品的供应。我家的情况，土改后才在陶公山购置了五亩出租田，再说饮食合作店就是在我家豆腐店基础上产生的。本可以全部跟着父亲成国家供应户，但是由于大妹当了生产队的内当家，称口粮，分副产品有诸多方便。她作主说就跟着她入社吧。开头二、三年农跟户的享受不比居民户差，可后来及至今天大妹面对最小三个弟妹的 “三农”境况，深感内疚，部分承担了小弟妹赡养老母的责任。
她当上会计不久，就加入共青团。那时候，哥哥是北京政法大学的大学生，给她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更添了一番光彩。她那时是以哥哥为荣的。她的女友都尊我为哥哥。
谁想到哥哥跌落了下来，给她脸上抹了黑。她的入党、晋升，变团支部书记为团委书记，受到了严重的妨碍。为了摆脱我的影响，她先离开生产队，去当公社信用社会计，觉得还没有摆脱，不能放开手脚，进行人生的角逐，就索性报名支宁。相隔近万里，还不能摆脱吗?
然而她对老家的关心是切切实实的。我衷心地感佩她，从心底里赞美她的坚强。我本身受苦受难，坚强不屈似乎是正常的，已不当回事。而当看到别人苦难，我却十分敏感，常常感同身受。我对她对我的不公正指责和瞪眼相看，都予以宽容。
就在她读了《歧》文的当天的晚餐桌上，气氛沉闷异常，我发觉她吃饭下咽十分困难。她喉管似梗着什么，不一会又抑抑郁郁地哭出声来，泪水不断地难以抑制的涌流。抑抑郁郁的哭声越来越急促激烈。最后她放下碗筷，离开餐桌上楼去了。
父亲垂着眼皮，不声不响，闷头喝着掺了白酒的黄酒。母亲则用她变成了三角形状的凶眼，狠盯了我一下，好象已横下了什么心似的。我莫明其妙，无论如何想不到我己被亲人算计了。
我十分费解大妹这强烈而又抑制着的冲动。为我而发，这是肯定的。究竟为什么，一头雾水。恨我还不汲取教训，打成右派害家害己后，从此小心言行，战战兢兢做人，反而直批最高领导，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帝王——为此而发吧?我绝不会再进一步推想：在她和母亲商量下已将我举报并出卖，让我进人间地狱了!
回小屋时，一翻抽斗，我才惊呆了，才摸着了头脑。好个妹妹，我最器重的同胞手足，竟然在我背上狠狠地扎了一刀!《歧》文不翼而飞，一阵无以复加的剧痛，一夜未曾合眼。
文章并非没有让别人看过，我让看的乡友或熟人，相信他们会有同感，或正是他们所说过的，所想的。看了后，有的受到启发，尚能借题发挥，证实我的论点。在双方不交恶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出卖我的。今天，我却被我所器重的胞妹出卖了。
她似乎是第二天走的。我没有想找她问个究竟，我不会主动找人吵架，任凭命运摆布。让公安局找上我吧，抓进地狱吧。当时不知道这人间地狱的腐败和可怕，按报上宣传的，除了没有自由，这里头似乎是最公正最有秩序、吃饱穿暖的天堂。
她在回宁夏途中，给我发来了一封信，完全证实了我的担心。她在饭桌上的啜泣，原来是把哥哥的青春、前途彻底埋葬的宣告。这与鳄鱼吞噬猎物时流出的眼泪有什么区别呢?这是她痛苦抉择后的一次放松。但哭鼻子有损于她共青团员与先进教师的大义灭亲的形象，于是上楼去了。她信中为自己的行为作了说明：这是为了全家的太平，也为了让你有一个稳定的自食其力的地方，一条日后的就业出路，她还要我争取主动，去公安局报案报到劳动教养。
然而，可怜的妹呀，你也许没意识到再给兄长套上一顶劳教分子的帽子对你和家属将会带来什么影响?你不是又成了劳教分子的妹妹吗?日后哥哥成了劳教释放分子，除了留场就业成为二等公民，还会有什么再好的出路?在这唯成分论的世界，“两劳”释放分子招工、就业处处受到歧视，结婚成家只待来世了。且不说劳改场所的非人生活，有些所谓老队长，十足的奴隶主!拿着皮鞭的包工头。这是一些善良人们所想不到的。如果家属没有物质的接济，你自己又没有什么劳力，不仅这些队长看不起你，同犯同教们也要欺侮你。
这里头，除了上级来参观或检查时装点门面，其余三百六十天，处处是装假、仇恨、慢性杀害和自甘堕落的温床。母亲早就叫嚷了：“让人民政府去管!没有这讨债鬼，我的日子会好过一点。”她这样一推了事，至于她原来肚里的一块肉从此打在十八层地狱，更受炼狱的煎熬，她是不去考虑的。也许她以为如同对外宣传的那样：劳改犯固然失去自由，但有自盛茶饭吃;吃粗但饿勿死。她们根本想不到这里头真正是一个饿鬼的地狱，也是枪伤野猪的囚笼，一个迂腐气十足的穷书生怎么吃得消和适应得了?人际的仇恨、争斗因饥饿而加剧。人类的兽性在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那些文化低、素质差的管理人员总让劳改霸头当组长，使老弱的和“不认罪”的清白良民吃尽苦中苦，成为奴下奴，还美其名为以毒攻毒。
而作为亲娘，竟然认为将儿子交给“人民政府”，就可以万事大吉。她有没有想到她不仅是右派的亲属，而且又是反革命或劳教分子的亲属?儿子升级，老娘怎不光荣!只是她的思路是为她眼前私利(春节吃了她几餐好菜)、为发泄、为她的虚荣服务的。她在邻家面前吹什么“我就会讲自己儿子坏，我不护短!”所以她竭力怂恿大妹揭发我，多少也出于为自己头上出现“大义灭亲”光环的需要。她自以为有了这一幻光，而不算右派或反革命的家属了。
单纯幼稚，抱着一腔热血的青少年时期，怎会想到这个强调全国一盘棋的高度统一的国家，总是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中央与地方、表面与内在严重脱节的情况;形式主义、阳奉阴违及假大空现象与生俱来，是白手起家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本质属性。
可怜的妹妹，在人地生疏的荒凉大西北在初恋的对象作了逃兵，与她分道扬镳之后，她所能依靠和寄托的就是党组织。她把个人前途、命运和迷信、崇拜毛泽东绑在一起，是可以理解的。为此，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忠诚并未得极左的肯定，极左始终不相信能与大教授的得意门生哥哥诀绝。稍为有头脑的亲人决不会来真的，没有必要做这种断绝行为。组织上认为她是理智的，不象是个极端的人。不知道她身上流着母亲的血液，有着类似的气质。只是大义灭亲后，她还是入不了党——年年评为先进，年年望在党的门口。只有在哥哥平反恢复名誉成了大学教师后，她才入了党，当上了小学校长。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修正稿。可是，全会对彭德怀在六月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的一封长信和他在八月写的一封短信，申诉他在党内没有搞“反党小集团”，和企图篡党的野心，也没有“里通外国”，在中国“搞颠覆活动”，要求组织审查。这种按党组织原则向党中央陈述个人意见，认为是闹翻案，并立案审查。这再次表明晚年毛泽东在林、柯、陈伯达、康生等坏蛋的影响下为了个人威信而表现的冷酷。他不顾法律和政策，将组织原则踢开，只凭个人的意志和好斗。这种对“翻案风”的错误批判，使正在进行的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打击的同志的平反工作中断了。曾提出为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工作，基本上没有进行。刘镜西是彭真系统的，可以对陈毅的批示，派人去鄞县应付一下，结论可能是不在生产队老实劳动或成了“盲流”，加上这次全会左的色彩，他们便可以高枕无忧了!
6 4年秋收后，生产队普遍进行稻谷大私分，这是继承60年集体抛荒的中国农民又一次对极左的斗争，尤以我村为烈。小“四清”王区长被蒙住了。为了肚子农民来了一个变相的抗租运动。抗租抗税历代都有，只是共产党统治下出现新形式——将国家征购的稻谷私分掉。政策规定：完不成征购任务的赔产，要交现金。农民早就计算好了：平价赔，议价分(把私分的一部分用议价出售，肯定能占便宜。)高和尚私下说：“何乐而不为也。”据传他家几只七石缸都装满了稻谷。我没有参与私分。二姐是私分大户，她总算想到手足关系，要来叫我，但被她丈夫喝止了。说：“你还要叫他向江华告状?!”私分后，二姐一厢情愿地说：“你一根稻草都没私分，不用赔产了。”然而，在和尚制作的赔产帐上，我仍赫然有名，赔产二百五十余元。忻贤棣有人通知他，全家动员扛呀抬呀，他得了三百余斤，赔了三百余元，不算亏本(议价谷一元五角一斤)，待到年终分红，我不仅未得分文，连口粮还得拿现金去买。我哪有购粮的钱?朱和尚他们不要我活了!我索性响应了妹妹的年初号召，背上铺盖，去公安局投案报到过65年年春节。
我不无真意地要求坐牢，确切地说要求象炼土高炉钢铁那样集训。当晚，我在无人接见(局内在请示研究)的情况下，摊开被头在接待室过了一夜。第二天，一个胖乎乎面带笑容的干部劝我回家，说他负责促使生产队发周转粮票给我，一有钱随时都可去粮站购买，也不论你买多买少。
“赔产这笔钱呢?不私分，也要赔，这是生产队的土政策!”我说。
他还是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挂起来吧，你不妨到县府反映反映。只是，”他作了停顿，态度一本正经起来，说：“我们早去生产队、公社了解了。特派员老郑就常驻陶公山，对你是很了解的，不偷、不赌、不干缺德的事。只是你的思想很危险。毛主席是代表党和社会主义的，也是代表新中国的。反对他意味着什么呢?不要有这样的一天：你和陶公山几个蠢蠢欲动的青年走到一起去了。”
我听了他有点语重心长的规劝，不作声。心里想：永远和帝国主义反动派划清界线，永远追求马克思的人道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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