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与算命先生的一场玩笑
与算命先生的一场玩笑 ——《赤潮年代》选十七
炎夏的一个傍晚，几个好事的小青年跑来叫我。他们似发现新大陆似的说阿寿瞎子坐在邮局门前的石阶上给乘凉的人们讲《封神榜》，宣传迷信。有一对机灵大眼睛的阿发神秘地说：“他还收钱!进账可多唻!”
《封神演义》这部旧小说，建国后几次沉浮。对这样一部历史悠久，广为流传的文化遗产，一开始肯定了它的人民性，大肆宣扬“哪咤闹海”的精神，以配合土改，反封建地主。但到了需要服从和纪律的时候，又不需要那种削骨还爹、刮肉还娘的无畏精神了。
公社化时更作为四旧(1)加以扫除，但在民间还是盛传不衰的。几个小青年，包括许永华大弟永德，此时闲着无聊，抓住阿寿讲《封神榜》这一契机，要让乡间平淡的夜生活流程激起嘻闹的浪花，于是选择我当一下戏剧的主角;将阿寿调笑一番，训斥一顿，搬一套大道理。看口若悬河的阿寿如何能对付这政法大学的高材生。
“阿来小鬼不在他身旁，他父母一向不出门，保险不会知道是你跟他开玩笑。”阿发把情势作了番分析，似乎是稳操胜券，以求我放胆前行。
当时我正在为湖塘下村一起婚姻纠纷写着答辩信。永德将它拿进抽斗，催促我：“去吧!去吧。”求中有促，促中带求。我被年轻人的青春活力所感染;也只有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情才得轻松，生活有了欢快的色彩。他们帮我锁了门，前簇后拥的出了碾子弄，去演一场好戏。
邮局门前，一处石板铺成的广场。对面是余家祠堂，这时成了宁波师院的发电所。广场东侧是东钱湖的一角，湖风就是那边来的。我们到达的时候，邮局门口西边沿的两级石阶上已挤满了乘凉听书的人们，站在阿寿面前听书的多半是一些孩子。
阿寿略带沙声的话语正讲到姜太公装出不知文王向他求贤，请他出山，在河边用直钩钓鱼，喊着“愿者上钩”。阿发这机灵鬼蹩进人群，挤在阿寿身边坐下。正当我走上邮局的石步阶时，身后不知哪个小青年，喊叫：
“公社张书记来了!”
一个阶沿上坐着的老头，立即站起来东张西望地说：“哪里?张书记在哪里?我正要问他：别人自留地都收回了，为啥要扣我家一份?”
“你家不是死了人吗?”快嘴阿嫂也挤在人群里听阿寿说书。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最讨厌有人干扰。老头说他老伴是饿死的。但听众打断他：“好了!好了!”
阿发挤眉弄眼地要我和阿寿较量一下。阿寿在村里可说是个理论大家，鼓动如簧之舌，都不是他的对手。这我也有所领教的。阿寿这个人不可等闲视之。我瞪了阿发一眼，意思是右派冒充公社副书记不是玩的。但机灵又调皮的阿发、充满正义感的永德，我可不能扫他们的兴了。我看准阿寿，用宁波普通话，多少带点官腔，说道：
“阿寿!你的市场可不小啊?”
阿寿一愣，中止了说书，脸色也变，再不是抑扬顿挫谈笑自若了。
阿发嘻嘻地说：“张书记，他去外村，每天转一转，比你工资还高呢!”
阿寿堆上笑，结结巴巴地辩称：“哪里哪里!嘻嘻，混口饭，混口饭……”
“那么，”我将双手往背后一放，如此行腔，应该更有点官气：
“你现在干吗?”还有点声色俱厉的成分。
阿发在一旁悄声说：“张书记问你现在在作啥?”
“这，嘻，这，张书记，出来乘乘凉，灵灵市面，几个小滑头缠住我，要我讲什么‘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故事，说一定要讲比‘一天等于二十年’还要雾天海地的事，比放‘卫星’(2)还轰动世界的海外奇谈。你说书记同志，叫我能吹些什么呢?”
“阿拉喜欢听他讲书!”一个放牛娃因为我妨碍了他的听书甚为不高兴。他不知道和半仙阿寿开玩笑会有更滑稽的场面，更大的乐趣。
但我的孤僻和内向，视一些玩笑为庸俗无聊，因对人生追求遭遇到致命挫折和为一日三餐苦于奔波而更甚，况且，我根本不是一个当官的料;哗众取宠或装腔作势，我是不习惯的。既然有人不欣赏我们的玩笑，我就可以趁势转向，继续我的卖文营生吧。何况，捉弄阿寿，我总觉得是对善良的亵渎。
可是阿发他们拼命地向我挤眉弄眼。邮局门口的一盏照明电灯已经亮了起来，清楚地显示着他们脸上那种可爱的顽皮劲，恳求着我，我也顺乎惯性，继续我的扮演。但我决定收场，此是尾声：
“余阿寿!听说你说书也收费啊?”
“嘻嘻，随意乐助，多少勿论。”阿寿回答。
“多少勿论?说的好听。这是剥削!走资本道路!”我村首任治保石运突地冒将出来。虽他的官职早被当过志愿军的二海所取代，但爱出风头的本性没变。他站在不远地方以可管可不管(表现在脸上似笑非笑)的姿态训斥着阿寿。而对我冒充公社书记却不见在意。这是因为他也喜热闹爱开玩笑;不过这位仁兄喜怒无常，须防着点。正当我抽身欲走，却见阿发立即抓起阿寿的袖管，打圆场地说：
“站起来，承认一下错误，不就过门了?”
这时候的阿寿，还堕在五里雾中，他不着行业时的长衫，不戴墨镜，手中的纸褶扇换成了随时可拍打蚊子的芭蕉扇，突着一双田螺肉似的眼睛，迟迟疑疑地站了起来。有人忍俊不禁，失声而笑。阿寿的眼睛突然地一亮……
他灵机一动，索性来个假戏真做，以期反败为胜。阿寿是不甘失败的。他用芭蕉拍拍自家脑袋，说道：
“我检讨!”他干咳一声，一个停顿：
“我有罪过!”
“什么罪恶?”石运呆大咧着大嘴高声质问。场内有窃笑声。
阿寿竭力装着一本正经说：
“我不劳而获过日子，磨嘴皮子吃饭，走资本道路，与社会主义不劳动者不得食唱对台戏。”他搔一搔头皮，“我不参加体力劳动，却多吃多占。我东游西荡，指手划脚，大话空话连篇。什么时辰八字、天堂地狱。我哄吓骗拐，让众人受我摆布，胡说跑步进入共堂--”
“什么!什么共堂!”一个村干部加入了这场玩笑：“阿寿!你是不是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这是报上说的，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愿啊。”
石运呆大挨将过来说：“阿寿!这你可要说清楚呢!”但仍然是笑嘻嘻的。
“是天堂!天堂。”阿寿把露出马脚掩盖了一下。但是“跑步进入”还是一条露在外面的尾巴。敏感的听众还是能心领神会阿寿所指的。显然他挖苦公社干部，嘲笑报纸上的大话空话。是摆着和尚骂贼秃。这是百分之百的污蔑攻讦，如果玩笑成真，事情就大了。我必须立即走。玩笑的场合变成了是非之地;轻松愉快的凉乘晚会很可能演变成对“白旗分子”的批斗。广场充满杀气了。
此时“大跃进”虽已结束，造神运动可没有完蛋啊!追究阿寿，势必牵连到我，冒充公社书记，恐怕比私划公社公章更难放我过门，于是我赶紧溜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不禁暗自发笑。觉得阿发他们获得了辉煌的成功。
第二天，我从湖塘下交付辩论信稿回来，吃惊地发现我小屋的锁着的板门满是泥浆。一塌塌的，上上下下，不下十余塌之多。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侮辱，是严重的挑畔。但是谁与我过不去呢?我懵了。斜弄里的农嫂遥对着我说：“是阿来小鬼刚干的!”我恍然大悟：是弟弟为瞎眼的哥哥报仇来了。出了人家洋相，人家会不记恨吗?不报复多半是没有力量而已。我何尝不是如此?农嫂还告诉我：“小鬼还去搬石头砸门，但被摸进弄子来的阿寿喝止住了。还骂他弟弟：“耍啥流氓!人家阿发他们不是再三道歉了吗?!”
呵，好个眼瞎心亮的阿寿。我还有什么可说的!默默地，我将门板上耻辱自己洗刷干净了。
当天，我在饮食店见着父亲，商店里的几位师傅都知道昨晚这场危险的政治性玩笑，运动中肯定难逃过门。父亲教诲道：
“开玩笑只可开半场，开到底没有不出事的。”
小宝师傅笑着说：“开到一定火候，玩笑得差不多了，就赶紧亮相打园场，算你本事。”
这自然是人生处世的经验，可我与父亲都从不去寻人家的开心，是小青年们缠住我，演了这场戏。与一本正经的书生逗着玩，常是农村小青年的一大乐事。
那天我给湖塘下送去的是这样一封信：一位叫秀秀的19岁姑娘，已订了婚，收了财礼，价值三百元，但男方要求解约，并索还财礼。其理由是女方是大佃农家庭成份，影响他中学副教导主任的转正，并影响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来信还扬言，如不肯解约，不退财礼他就去找女方的生产队，让生产队替他说话。
秀秀的父亲曾在土改时挨过斗。老人家不愿再找什么麻烦，对小女儿说：“你哥在上海每月有钱寄来。我家又不缺吃穿，你若同意解约，就退了算了。”
小女儿民办高中毕业，自尊心或说面子上使她过不去。她吃气不过，说：
“他提出解约，人家总以为我配不上他，我的面子还要不要?解约可以，东西不还。”
她与继母也没有可商量的，于是她跑去湖塘下姐姐处。姐姐是一个有主见的、有魄力的女性。二姐想到了我这个“北京政法学院的高材生”，就这样让我开辟了又一条的生财之道，糊口办法。
我答应由我起草答复对方无法理的要求，由秀秀自己誊清。她有一手明快的书法。我们在答辩信中首先摆出事实表明对方不是事先不知道女方的家庭成份，女方从未有什么欺瞒行为。这是问题的关键。这种先吃透案情抓住要害，加上严密的逻辑，尖利措词的风格成了我律师工作传统。
其次，我们在答辩信中指出，《婚姻法》不提倡下财礼，禁止变相买卖，政府对此是不予保护的。最后说若男方诉诸法律，女方奉陪。
附注：解约可以，财礼不退。
这样只两个来回，那位民办中学的教导主任败下阵来，认了晦气。中人取走了合摄照相的男方部分，了结纠纷。这是我学了法律后首次应用，也算是旗开得胜。
事成之后，秀秀的姐姐安排我跟着她两个儿子，去下水村打柴。下水村与柴场山隔着两个山岭，在湖的东南角，一处依山傍水的村落，该村有纪念王安石的庙宇。
我们三个青少年住在她的一户孤老舅公家。下水安石岭下的柴草可比生产队的柴场茂盛多了。我真可谓如鱼得水。与两位小青年白天往山上打柴，晚上点上幽淡的煤油灯听老舅公讲山海经。这是愉快的一周，物质与精神双丰收。
那位老人不会写信做文章，牙齿多也掉了，却善对“对子”讲故事。
比如老人结合我们的打柴生活，出了上联：
此木为柴山山出。
他不想出我大学生洋相，谦让一会就自对下联：
因火成烟夕夕多。
天衣无缝，小山村的傍晚景色户户因炊成烟，可谓绝对。
有一晚，他讲了一位才华横溢、卓尔不群的书生，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自署一联，聊以解嘲：
鼠因粮绝潜踪去，犬为家贫放胆眠。
这似乎针对我这个落难书生的。只是我连一只狗都养不起。
又两对：其一，螺园蚌扁鳖头尖，满盘皆壳;
鳅短鳝长鲶嘴阔，一篓无鳞。
其二，一条大路通南北，
两边小店卖东西。
经老人点拨，雅俗共赏，妙趣横生。我们都拍手大笑。虽然讲故事的人一本正经，却常使我这个不大嘻笑的书生开怀大笑，保留在老人身上的传统文明和中国的民间文学，能在这山野小村发现，真有如获至宝之感。
老人对这个超越现实、轻视传统的社会主义敬而远之，避而不谈。对我寄予深切同情还可以从他每天下午为我们准备好晚餐、热水感受到。其实秀秀的姐姐这样的安排，与其说是对我法律代书的答谢，还不如说是对我别有一番苦心。她还动员婆母对我作了无息贷款，虽只拾元，但等于白送。我至今还记不清我是否还了这笔债。
在人生交往中，有些朋友为什么由热变冷了呢?对我来说，是由于我右派的“刑期”遥遥无期，正象“久病无孝子”一样，人家不可能无限期地对你接济帮助。台湾当局嚷嚷要反攻大陆的那些日子，农民多想变一变天，一些冤屈也许能得澄清。但“三年困难”挨过去了，世界还是一个样。“右派”分子还是被压迫在社会低层。有什么办法?管自己要紧，秀秀姐妹则因我在婚事上的冷淡也不再往来。
说真的，秀秀和她的姐姐还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示双方联姻的意向。秀秀将我的手抄本《逆子》(B本)拿去阅读，读后包上封面，藏在自己的箱子里，期望日后的发表吧。她多次邀我去她家吃点心，和她一家认识。家里只有亲父和继母，生活来源是她早年大学毕业，在上海工作的哥哥。她姐夫也是上海一家公司的职员，家属都可以在乡下悠闲过日子。她姐姐曾在饮食店对我父亲说：
“我看哪，才根哥!文岳和阿秀配对算了。”
她会抽烟，有男子气，可以为自己妹妹的终身大事作主。她讲话直来直去，常怪共产党管得太多、管死了。老百姓在精神上总是站在贴近一些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东西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毛派割断历史，否定传统，一概斥之为封资修和腐朽没落，以此来突出自己最最革命最最先进。其实他们的所谓发展马列和创新，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而臣服于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也就是说他们在创新发展的外衣下，进行赤裸裸的独裁统治，回归于农奴制王朝。
至于我国封建时代，不乏“山高皇帝远”的境界，着实比毛伟人朝代自由和开放，这就不难理解中国会有人民性的如此灿烂文化与辉煌巨著留传下来。
我父亲对秀姐的提议，半晌才回复这样的话：
“我大儿子的墨水是吃饱了的。”
但要正式算数，那非找我深藏着一笔防老金的母亲不可;没有她的支持小屋成不了新房。父亲作不了主，也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人们很难理解对勤奋好学、“寒门学子，一表人才”(秀秀舅公当秀姐面对我评语)的儿子竟然有如此绝情的母亲。《爱的艺术》(德人E.弗罗姆著)也许能解释这反常。他在谈到母爱时，指出它的无条件、无私和伟大的同时，还分析到有些母亲由于自恋、支配欲、占有欲统摄了她们，使之只能充当年幼弱小的慈母。一旦儿子成人，走自己的道路，她失去掌管，而且还常有失她名利的遭遇，就不惜一刀两断。一字不识的文盲因素，凝固了她的断绝行为。
书中说，唯有那些真正怀有爱心的女性，视给予比索取为更大乐事的女性，坚定地驻足于母爱本性存在的女性，才可在孩子自立成人后依旧保持慈母的本色。
就在当天晚上,我合拢师院一位女教师方谦为我从图书馆借得的车尔尼舍夫斯基《怎么办?》，正在思考美赫拉托夫那种奇特的革命利己主义，与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或一心为公是一回事吗?实是风马牛不相及。人们须剥去毛及其鹰犬的外衣，反面理解它……她突然闯了进来。
师院大楼虽尚未响铃熄灯，可已是夜渐深，人已静的时候了。一个妙龄女郎来到落难书生的独居，思想上总要想到男女那个问题上去的。何况，白天有她姐姐的预告。
她随手把门掩了。
我退到床的一角，靠窗，坐了下来。我稳定了情绪后，就象一位长兄和年轻老师，指着一把椅子，请她坐。她却在我床的另一头一屁股坐下了。小屋由美孚灯照明。那时候发电厂只给路灯供电，居民尚未用上电灯。《怎么办?》的书面映进我的眼帘，屋后的蟋蟀在有气无力的幽鸣。她的呼吸很重，我局促不安。
“给你!”她从淡蓝色印花的上衣口袋拔出一支自来水笔，放在《怎么办?》上面，说：“英雄金笔，是哥哥买给我的，我就用这支笔写信练字。书写流利，没有磨损。不相信你可以试试。”
“这是我的律师报酬吗?”我不无幽默对她开言。
“随你怎么说。”她春风满面。
她很活泼、很开讲，性格外露与姐姐一样。有一次，我与她外甥走象棋，她在旁观战，我的子若被外甥吃了，她就会“啊”的惊叫;要是我吃了她的外甥的子或背了“将帅”，她就会高兴地拍手大笑。她皮肤白嫩，脸似桃花，只是有颗门牙在上唇内微有点点凸。身高一米六，外表是不差的。
她放了笔说了话后就靠在我的床那头，似乎在斜看我的反应。我背斜对着她，拿着这支超过美国派克紫红色笔杆的“英雄”。银白色的笔套在灯光跳跃下闪着光。她这样躺着，正象她那颗门牙，虽无伤大雅，但总觉得有点浮。身后举手可及的她比上海爱爱漂亮。但她和她的姐姐如果知道我与母亲那种近乎敌对的关系，她们是要后悔的。当然她们会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成全长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伦理。
人们都无法理解我母亲真的会抛弃象我这样个亲骨肉，并且还怀着一种对“啃老”的恨。乡人们还以为我母亲的日子尚能过得去，对外界又是那样的谦和和礼让(用她在家里叹苦：“我是紧着脚趾头做人的啦”)。所以决不会想到我讨老婆会没有母亲的大力支持。
乡亲们对这类母亲见得太少了。作为儿子的我，当时也无法理解有这样失去伦常的母亲，而使长了傲骨的儿子不愿见她，不愿低声下气的恳求她。
于是，我将珍贵的心物递还给她，我感到拿笔的右手分外的沉重。她不动弹，毫无反应，我就以不易觉察的抖动，插进了她上衣的口袋。与此同时，我闻到一种十分舒服的清香，自然是来自姑娘的身上。
我恢复了原来的坐向，但低下头来，自言自语地说：
“谢谢，你们姐妹对我的帮助已经使我感念不尽了。”
我生来就是象熬雪的松柏，而她的花朵只能在春夏开放。
我俩僵坐良久。屋后残墙下的虫鸣间歇地打破这尴尬的静寂。灯头结起了灯花，不是那么明亮了。她翻身坐起来，接着又站起来。我闭着眼一动不动。最后她嘟哝着走了：
“祝你好运……”她打开门走了。我却还是呆着。一阵凉风吹灭了已经断油的美孚灯。一股气味不好闻，灯芯红了一阵。煤油还在小店里，不过摸黑我也能摊被上床躺。我关了门。
当我躺下来的时候，我的大腿却压着一个冰凉的小物件。用手摸得，无疑是支自来水笔，也肯定是“英雄”。惟有她，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忠实地伴我至“文革”浩劫。
宁波师院有一我理想女郎，中文系一位讲师，叫方谦。她已结婚，并已生育。孩儿尚在襁褓之中。丈夫远在北京新闻媒体，每年难得相处几天，她仍不失鲜花盛开时的艳丽和魅力。她雍容大方，也许她是有了孩子的母亲;不象我，虽与她同龄，还脱离不了一股稚气和差涩。她谈吐自如，气质高雅;我是土生土长，在知识化了的风度中总难免还有一种村野的质朴。她外祖父曾在国民党外交部任职，而我出身白丁家庭，却被这样女郎所吸引。这正是屠格涅夫笔下的女郎!
那时夕阳即将西下，弄内已有几家升起了炊烟。我在山脚下那口池塘边提吃水(湖水已有污染)，她夹着讲义正从师院东大楼姗姗而下，到了池塘上方。我不禁抬头瞧她;在涂着一抹金光的大树荫下，她婷婷玉立，简直像是圣母。爱她美丽，仰慕中是没有亲热的冲动的。她一本正经对着我说：“我想给孩儿买个摇床，请你帮忙……”
她目光坦然，脸上却飞起了红云。我有点不知所措。她说她就住在东大楼的西口底层房里。我便欣然而往了。
她以少妇特有的柔和温馨氛围迎接我的每次光临，冲一杯热咖啡。这里有不少书刊，有摇篮里的孩子，有定时进来服务的保姆。她知道我一度是钱端升的学生，看到过我在全国各大报披露的名字。说在同事中早有传闻。她看了由张芸同学转交的手抄本《逆子》《算命先生》等文作，她感叹唏嘘，要我放宽心，不正常终归是暂时的。但当时知识分子谁也估计不到，极左会来更大的疯狂，在“右派分子”快要回归的时候(62年有着手解决“反右“扩大化的文件)，一下子又被抛到敌对的营垒。那时她希望我们有巩固的友谊，常常真挚地问我需要借什么书。难以理解的是她出示了少女时期的心愿，她寻找这样的侣伴：
…既有清贫的书香之气，又有寒门天才的质朴无华。
说实在，我在她面前总觉得矮了些。因为她才貌双全，光彩夺目。我显不出才高学富的气度，我甘当她的一名兄弟。我亲热地怀抱了她的孩子，想起来不止一次;怀抱着孩子，想的是她。
我们交往中断不是“文革”的开始，我们冷落是由于对我们产生了流言蜚语，政治性与男女私情的混合物。本大队会计原居士林当家朱国良就当面探测我与她的关系。为了不给在异乡执教、丈夫亲属都不在的身边的女子造成麻烦，我一看她不象当初的热忱时，就识相地不去她的宿舍了。
16年后，我去师院新址三官堂拜访她。她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而我刚经过长期监禁的折磨，元气大损，再不是潇洒青年了。她落落大方地接待了我，却明显地拉开了距离，也许已经老练了，控制了感情;也许早已把过去淡忘。再说过去没有打下烙印的交往，她不会象我那样的认真，那样的孤军一支。当然应该为我新生而祝贺，只是一杯清茶。
陈茶味淡，不能甘心。那往日被一种玫瑰色面纱掩盖着的柔情，消逝了。
在被浩劫的岁月，她是我唯一想念的女性，尽管这可能是情癡的反映。
我不死心，我在寻找笔友文友，于临走时留下了我的几篇狱中纪实文学和诗稿，表示了和她合作的愿望。十天后，她复了一封很长的信，并寄还了我的手稿。信中说：
周围对她存在着“流短飞长”，过去如此，今还如此!我与你经历不同，对生活的体验，对社会的认识深度和范围都很不一样。“谈到合作，真使我诚恐诚惶……到此为止吧。”
这时，她已正式任命为讲师，也耽误她漫长的岁月了。她是拨乱反正后的首批任命的讲师，她是绰绰有余的。其后的职称评定越来越滥，不是凭才学，而是靠关系或互相吹捧。有些单位纯乎成了提级加资和装点门面的手段，习惯于人治的社会，公正和平等竞争总是被挤在一边的。
不久，她调回北京去了。也算是落叶归根。至于“流短飞长”，就我所知的是这样一个传闻：在师院的周末舞会上，她总是作为年轻时被称为风流才子副院长徐季子的舞伴，徐季子在宁波文艺界、民主党派中都有名气。她们应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和共同爱好。少见多怪的中国人对她便流短飞长起来。要是在我和她的关系上也有什么“流短飞长”的话，真是神经过敏了。我为她叶落归根而庆幸。后来徐季子先生在接受我的两套《赤潮年代》一书馈赠时，说她移民美国了。
这位副院长的文学修养和文笔在宁波是出了名的。但他的理论修养，哲学、史学知识难与钱念文、翁心惠比肩。反右中，与钱、翁左右分明。他是保密的共产党员吧，安放在宁波民主同盟中，我曾当面企图证实，他并未否认。由于名利的牵制，他对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在文章中流露出一种晚景的迷茫。
张芸回剧团前夜，跑下来告别。他习惯在周末晚上与我盘桓，将头依恋在我园实的肩上。我不是不愿与他进一步亲热，几次蠢动。但拘谨让我与风流少年交往中并不主动，去碰明显的突出处。他想必我年长，理该主动，相互期待，终成镜花水月，幻梦一场。那天，我还了他20元欠债的，他推延一会收下了。学生是消费者，自已不生钱。
杏妹处至今找不到机会。她健康地度着退休之年吧。
在人际交往中，我有很多可以反省和后悔的例子。与64届师院学生葛兆是最难忘却的。我对热忱诚挚的阿兆待之以后来回想，是深感不可思议的轻忽，说明我被推到社会底层，还是自视其高，总希冀自己是天上星星，而非沧海一粟。没有应有的谦卑。
师院一些师生对我的尊重，是由于我是钱端升的学生，“北京日报”各大报亮过相的。而葛兆要去了我这首诗对我更为同情和不平吧：
悲叹1963.12
寒窗苦读十年另，强制下放操锄柄。
社队落后分红少，生产划一成赤贫;
无视肚内墨水饱，不问心头书气盛。
量才录用何日有?头顶右帽苦文彬。
葛兆是台州地区来的，他课余常去陶公山巅写生作画。他的画技还未到引起我的欣赏喜欢的水平，他大概是作为一种消遣或寻找知己的手段。从他言谈中，我觉得他不合这个社会，也不合他的群体。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脸容严肃，愤世嫉俗;对我却十分友善和尊重。我后悔和他没有深交，交谈不深，连他的籍贯和家庭都没想弄清楚。我只从碾子弄口的缝纫店主那里听到对他不恭的话。店主说他有神经病。
历史上或小说中那些有独特思维逻辑，不落俗套的狂士，在世俗眼光中，不也往往认为神经病吗?可我当时没有如此深思。也许他没有什么地方能吸引我那种苛刻的眼光。首先他长得普通，外表不帅。当我觉悟到他对我的真诚之可贵后，他已毕业分配走了。我不机灵，常作事后诸葛亮，从这点也足以说明：我想在青年期获得事业的成功，不可能。
由于一直处于艰辛的生存挣扎中，必须正视冷酷的现实。葛兆在师院是被当作后进生看待的。师院的教务主任又是我所疑忌的原宁中党支部负责人闵文，此公貌似诚恳，
毕业分配葛兆一人被拖延了几天。临走那一天，他把我叫到他已是单人的宿舍，一个却十足的伪善。我考虑自己是众所周知的“右派”，密切交往对双方都不相宜。主客观原因使我对葛兆的冷淡和轻视持续到他毕业分配离开陶公山为止。从居民那里征用来的老式屋子。他赠我照片，并签了名。他说：他已被分配到仙居县，那是一个山区县，也是省里有名的贫穷县，还不让他教学，估计是什么事业单位。他边说边忙于将他画册、书籍从一木制的书架取下。当大书架空无一物时，他豁达地说：
“你把书架背走好了。”
他知道我一贫如洗，以此表示对我物质的支援。我也不问他自己购买的，还是公家的，抑或是学生们从木工处搞来的，尚未经过油漆，我将它扛走了。
然而，我既未回赠照片，也未帮他一起打包，整理行装。连送他一阵都不曾!我真有何了不起?他曾预言我将是出类拨萃的一个。(心比天高命似纸薄吧)。当他走后，我才人觉悟到朋友的真诚和热忱的可贵。他对被打倒在地，一贫如洗的人尚能如此友好，至少说明他有一种尚侠的气质，也许还想得远。而我却是如此的近视，和心胸不四海。
仅可自慰的是：从我念上中学起，我没有觉得终日无事可做的时期。从学校开除回家后，在为糊口劳碌中，我总在见缝插针的读书看报，或写些什么随感文稿。总在充实自己，很少让时光白白的浪费。老母亲为此多次辱骂我：“你这本讨饭书不要再捏了!”“老爷派头，讨饭的命!”但是我要了解这世界和这人生，我要继续不断地获取谋事的知识，即使到头来一场幻梦，一场空，也会惯性地运行的。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佛斯，永远想把巨石推向理想的山顶，一次次的滚回原地。尽管可能永远不得成功。也真是
生命是一根劳苦棍
集忧患困厄于一身
赶压着我前行。
上帝给我安排的是这样一条道路，那我也只有走到底。
人生本无平坦之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天”“长安多歧路，人世尽尘烟”“熊罴对我蹲，虎狼夹路吼”不是说：人走的多了，自然有了路。但这也未必是坦途;那人为的障碍，阴谋和陷阱，让所谓“金光大道”比无人走的路更难走得多。
这时候，我得知新疆塔城、裕民、霍城几十万居民逃离了破烂的公社化家园和多灾多难的民族“炼狱”，投奔了苏联，作了移民。这一事件，更坚定了我对苏联的向往，证明自己对国际共运的分析是对的。
当时新疆不通火车，几千里的沙漠，我无法前往。伊犁地区少数民族还发生了暴乱。这都是极左自己搞垄断和特权酿成的苦酒。为欺世盗名，说这是苏修的诱骗和策动。
注：(1)四旧指封、资、修、迷信。(2)57年，举世无双的苏造卫星上天，中国也将其大大宣扬了一番，以表明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后来大跃进把追求高产说成放“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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