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两个傻乎乎的政治犯
两个傻乎乎的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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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潮年代》选卅五
作者：章文岳
人生是艰苦的。在人治又无序的国家，不甘于草根底层的人，那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摸索、碰撞和斗争，往往是事与愿违的。没有舒坦的日子；日常的烦扰，沉重的劳作压在身上，孤独无援，难觅一道心心相印的目光。尽管有不少这样的时代斗士，但他们彼此隔绝，没有互相支持和声援。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痴梦般的信念单打独斗下去。
相对来说，十里丰劳改农场不再是令人窒息得发狂的死水一潭。它不时有新的狱友进来。多数是来自农村的刑事犯。令人惊奇和新鲜的是有一次竟然送来了一个政治犯，而且是个现役军人！使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罪状居然是偷听苏修电台，在听部队首长反修防修报告时，竟然在台下，嘟哝地反诘一句：
“毛主席不是说老大哥么”？
一句话充分又足够地暴露了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立场”。把他禁闭反省仍然还是“坚持”他的观点。部队有了这样一个“反面教材”，正好，判刑三年。
那天中午收工回至监房，大家见他象大姑娘一样坐在统铺上，等待小组长具体安排铺位。小伙子一身军装，只是摘去了帽徽和领章。他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诸如被服、脸盆和茶缸也全是军用品。他是军事法庭审判的，直接从军人看守所押送前来。
犯人们忘了吃饭，围绕着他问长问短。他低着眉眼，童声柔气，应答慢吞而简单。他皮肤白晰，发育良好，是个刚刚成人的大孩子。他的神情呆板，一老一实，是由于环境的陌生和恶劣，一时难以复苏，活泼不起来了。
我没有夹在犯群中打量他，这个那个地探究他。我打算找个机会，个别谈谈心。有人在问他为什么要听苏修电台？他答：“想听京剧。”
其实他根本不是反对什么，探索什么或坚持什么信仰，而是一种不愿人云亦云的倔脾气；不做墙头草，与人顶牛而已。然而弄到劳改地步，他是作梦也想不到的，他傻了眼，似乎成了听人指挥，随从大流的机械人。
他的童声柔气、文静举止和偶尔瞧你一下的眼神都带有劫难中的沉郁和迷茫。我是要找个机会和他谈谈的，我要开导他。五、六年来，这是我遇到的唯一的同志和难友。然而他只待了一个星期！
那天早上出工，带班队长叫他留下。中午我们回来，人去铺空，他竟再不来了。但愿这种猜测成为事实：他家乡革委会保他回去了。那我没有和他交上朋友也就有了补偿。让我孤独吧，我能忍受。
我的罪名是叛国投敌。这个国如果是极左的王国，背叛了它，倒还有点说得通。至于“投敌”，这个“敌”如果说是赫鲁晓夫式的社会主义，我也未必不会接受。换句话说：如果毛泽东搞的是真社会主义，那我也罪有应得。然而贫穷和个人独裁是社会主义吗？
在他规定的政策界线上也是乱套的。鄞县公检法军管会将我“文革”之前发生的事放至文革高潮时处理，即使如此，我也无非是个政治犯，或用西方人说法：一个不同政见者。
在十里丰，我遇到两名纯粹政治犯，除了刚才介绍的那位傻乎乎的小伙子。他虽冒天下之大不韪，仍说苏联是老大哥，而他对毛泽东依然随着大家高呼万岁。他并不知道毛的主义及其作为与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不可调和，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更相差十万八千里。在政治上，他实是一个远未成熟的大孩子。
另一个我要介绍的是：因认准毛泽东是祸国殃民的民族大罪人，而骂他“是东方最大暴君”的一位温州青年。
他叫魏青，爱绘画，高中毕业后因无适当职业而在街头写生并给人描头像，过着自在的生活。他听《美国之音》，这重视客观报导和科学分析的传媒虽非句句真理，然而却常常透露了极左所要竭力掩盖的真相；尽管她不以导师自居，却往往无意中为中国人指点迷津。她是极左愚民政策的克星，一切独裁政权都害怕她、仇恨她，发现谁听她，就予以取缔。 ( 今天开放了这一讯息渠道，并批准她在北京设立信箱 ) 。这位温州青年面对“文革”出现的动荡和混乱，百姓生活水深火热，他提出谁是祸国殃民的罪魁这个关键性问题。并大声疾呼：“毛泽东是东方最大的暴君！”口号。
他且写成标语，沿着温州 - —丽水— - 金华路线广为张贴。这下子乱了极左的阵脚，把此案列为省级大案要案，动员了大量人力物力，到处侦查，终于在他小画室抓住了他。判刑 20 年。
这位青年，高高的个子，圆而肥的脑袋，后脑壳上留着伤疤，可能受了酷刑造成后遗。谈吐中常觉得他思维不大活跃，理论也不完整。林彪鼓吹毛泽东“四个伟大”，他却高喊“毛泽东是东方最大的暴君”，真是个不知厉害的傻瓜。
他没有组织，单枪匹马，图的是什么？这岂是一时冲动？从他家乡张贴起，过丽水，至金华，风尘仆仆无疑出于满腔义愤。这位脸容和善、神情已经安祥的青年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且固执已见：“毛泽东是东方最大的暴君。”
我也告诉他：我在三年困难后就认准了毛已走上歧路。但我们的交往并未过热。他视野不甚开阔，没有理论修养，无法和他深入地探讨问题。这也许是他的脑筋受了损伤、文化知识有限所至。我仍然是孤独的。后来我调离十里丰，他因刑期尚长而未同行。粉碎四人帮后，不知他自由了没有。
他曾是一个县级造反派头头
他叫傅可，长兴县人， 25 岁，未成家，带点男女关系问题的政治犯。对立派利用他已不再交往的女友，抓住了政治辫子：诬蔑中央首长、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伟大旗手江青。
他在这位女友枕边漫不经心地说过江青在旧上海的多名相好，判了七年刑。他 63 年高中毕业，到县办水泥预品厂工作，文娱活跃分子，任该厂共青团书记。办厂报，编排节日的节目演出，他差不多成了脱产干部。
“文革”的风云乍起，他很自然成了该厂的造反派头头，并进入了县级班子。我很爱听他对苏联歌曲《遥远的地方》的清唱，音量开阔，略带沙声，但唱出了韵味，引起了我的共鸣和遐想。他的到来，使人耳目一新，有文化又有劳力，很快成了学习组长。大眼吕管教很赏识他。他在春节会演期间，快板、舞蹈、唱歌总是出尽风头。
一个休息日，他爬上我的铺位，说：“我们合唱一首苏联歌曲！”
我说：“你定调。”他拿出口琴，吹奏起來，还是那首《遥远的地方》。每唱这首歌，我想的是少年恩福。他当然也有寄托。歌词情景交融，旋律优美缠绵，足够宣泄歌唱者的怀旧之情了：
在遥远的地方，那里云雾在飘荡。
微风轻轻吹来，卷起一片麦浪。
在亲爱的故乡，在草原的小河旁
( 我唱成：在钱湖的堤岸上 ) 。
你同从前一样，时刻在怀念我，
你是每日每夜里，永远不断的盼望；
盼望远方的友人，寄来珍贵的信息。……
他唱得动情，略带沙声的歌喉音量开阔，响彻大监房。床铺下人头渐多，他的抒怀音色，虽不如我清亮，但也没有我带着沉郁的韵味。
刚唱毕，傅可真要口琴伴奏让我重唱一遍，大监房突然起了一阵骚动，还听到邵奕功一声尖叫。我们抬身往下瞧，原来邵师爷吃了大扒手一脚头，跌倒在地，坐在地上不断按摩哇哇叫痛。后来知道大扒手是对他一贯煽风点火已经讨厌，在这场合给他一脚头，似有对我伤害的悔恨和弥补。此后邵犯的八字腿完全失去了原有的霸气和张扬了。。
傅可家里有很好的接济，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妹妹多次前来看望他。他是犯人中的富裕阶层，接济食品不断。相比于我等穷犯，他充满了优裕之感。因而看不到他有愁眉苦脸的日子，在我面前总是面带笑容，洒脱。谁也不会欺侮他。和谁都合得来。缺乏远大目标，没有什么执着的追求，走到哪里，算到哪里吧。我与他个性不同，但有共同的爱好和语言。
冬日的一天。寒气充斥天空，晨霜铺满大地。整个中队混合着在野外削草皮泥以积土杂肥。在成排成行的桕子树下、公路边、田埂上、荒地里，两人搭挡，一个装，一个运，四处都是。但都在武装看守的视野之内。带班队长倒往往不在劳动场地，谁知他去了哪里。这些天劳改是最轻松自在的，尤其是对前些天已经削下的草皮泥装运至田头的那天。
我与傅可搭档。他年轻力壮，主动挑担，运往稻田。我可以靠着铁耙，半休半干。 ( 我的体内一直缺乏劲头 ) 当他松松垮垮地回来时，我们便谈一阵。
傅可白晰结实，胸肌发达，圆胖的脸型，下巴稍短，配着一副明朗的眼睛，自由活泼，令人想起大水缸里一尾活泼好动的金鱼。他谈笑风生说昨天妹妹来看他了。吃的不用说，他还向妹妹要来了胸口上的毛主席像章，大眼吕特别开恩，没有阻止，只关照说：“你可要保存好哩！”他妹妹应他要求还准备寄《唐诗宋词》来。他相信队长不会退他的邮包。
“这像章现在我带在身上呢！”他告诫我：“要背着人看，人家以为你在照镜子。等我这担回来后，还我。保你大开眼界！”
原来那个像章是仿金镀铝质，闪闪发光，象一面小圆镜，我就象照镜一样掌握在手心。上边是毛泽东头像，下边是一艘乘风破浪的大轮船。“大海航行靠舵手”嘛。背景是大红太阳，涂帽徽漆，锃光瓦亮。这无疑是精品，比我大弟女友胸口上的那枚珍贵多了，也大多了。他回来后，我马上让他藏进衣兜。他说：“这里所有干警见了都会羡慕。不过比它大的，还有，象烧饼，越大越忠嘛！只是我无非当它是件工艺品。我也看透了他。”显然他指的是毛。
我问：“人们为什么热衷于政治斗争呢 ? ”他说：“这是最能获暴利的生意！希望花最少的气力，获得最好的工作，于是坐上铁交椅，喝茶、读报、闲谈过日子。有人要我办事，得请我客，送我礼。你一毛不拔么？我就拖在那里，管你什么死和活，反正没有给当官的规定具体职责，不办照样拿工资。”我感慨说：
“但是这一切都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烟幕下混着过日子的。”
极左还不遗余力地肯定：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较好的。这一句千古不变的套话，很象宝玉胸前的“通灵宝石”，万万不可丢。傅可一笑，按他原来的思路，说道：
“当上官或参与政治斗争后获得了好的工作，就意味着较好的生活和较高的收入 ( 包括接受贿赂、礼物 ) 。埋头生产，劳动致富，这是空话。毛是最善于搞政治的，在这上面，他确是个伟大的天才。”
在政治斗争此起彼伏，一浪接着一浪的大陆，青少年的当官意识强化了，埋头生产向大自然索取财富认为是傻瓜。正如林彪鼓吹：有权便有一切。
傅友运走一担，回来后便横肩着那根扁挑，谈上一阵。说一个人闷着受不了。无疑在他内心深处有着和我一样的痛苦，只是程度不等吧。
他告诉我：“文革开始时，地方上抄家打人都是各单位文革小组干的！他们是当权派暗中组建的 -- ”“是么？”我不禁吃惊地发问，但很快又觉无可怀疑，说：“你说你说下去。”
“他们受当权派支使；为保自己过关，避免走资派的厄运，把罪恶的矛头再一次转至五类分子身上去。我们那里有一个右派工程师。那时名义上是工人，拿工人工资而技术问题，还是要他一一解决。他这样无偿贡献足足八年。然而一阵清理阶级队伍，要他跪下来，戴上高帽，游街，还抄了他的家，把他管制起来，成了管制反革命。”
关于“走资派”将“五类分子”当作替罪羊的卑劣行径，对我思想是一个冲击。我一直认为：凡是被毛林派打成“走资派”或靠边的干部，都是健康力量。所以从中央到地方揪出这么多的走资派，既使我担心，又使我鼓舞。经他一说，使我联想到鄞县公安局长王元兴，他靠边后我曾请求过他什么。他不仅不能解决我的读报问题，还眼睁睁看我被打成“叛国投敌”犯。我从未怪他，体谅人家的处境。但我从未去想他为了自己，组织保皇派。成立“文革小组”对“五类分子”来了个大清理时，绝不会想他在我案件的定性上表了敌我处理、从重量刑的态。
“四人帮”粉碎，这些人官复原职后，干了什么呢？他们绝大多数已到了退休年龄。他们能甘心在没有足够票子，没有宽敞房子，在不安排好儿子高人一等工作的情况下让权下台吗？为此他们组织关系网，大搞钱权交易、以权谋私，但当时我若不认定他们是健康力量，我便少了精神支柱，黑暗便更浓厚了。
傅友挑了一担回来又说：
“有些官僚分子，为避免跟着一把手倒台，奴颜婢膝地向林江帮派效忠，和一些下流文人一样，他们都在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幌子下粉墨登场，结合在领导班子，成为所谓“三结合”中革命老干部。风派人物很有应变能力，说不定有朝一日，又变了颜色，成为新时代的追求者了。我看不到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我问：
“你是怎样造起反来的？”
“等一会，我把这担挑去后再谈。”他说罢，轻松地走了。
我望望天空，阳光已照射在渠道西坡。有几对搭档已随着太阳转移了场地，劳动没有指标，大家都在闲谈，松松垮垮地劳改。队长也不知哪里去了。两位看守兵在看得见大家的有利角度上。他们也在晒太阳谈天。农闲季节放松监管，这是十里丰的明智之举。
傅友一回来就坦诚相告：
“我跟你说吧，开始投入这场文革，我多少也带着神圣光环的。地方上那些入党做官、投机革命的各级领导，开大会作报告总是大话、空话和套话连篇，在发展经济、弘扬民族文化，改善人民生活多是低能儿。只要自己有酒有肉，就不怕老百姓挨饿受欺，老毛说党和国家正在改变颜色－－其实这是老毛的一个遁词，他也不可能明白老百姓为什么贫困、无权和怨恨，他所不能容忍的是卧榻之旁的鼾声耳。
“而广大青少年学生，以一种虔诚的心，跟着伟大领袖去干，去进行一场反修防修的斗争。我的妹妹就是这样的青少年。可是随着一月风暴，全国出现所谓一片红。红卫兵小将们面临无书可读，无业可就的局面。最后统统被赶到边疆、农村。他们才逐渐省悟：他们上当了。革命原来是肮脏的争权夺利。我妹妹很坚强，她在农村学会了针炙，当上了赤脚医生。那些没有被三结合的造反派，不甘心过无权无势的苦日子，再闹，使这场革命无法收场，内乱不止。”
当时，林彪集团在九大取得了第一副主席伟大成果的基础上，觊觎着国家主席的宝座是顺乎自然的。江青集团除了掌握文化、宣传领域中的阵地，还积极地向军事 ( 民兵武装 ) 、外交领域进军。周恩来受到了一而再的冲击，大陆从中央到地方，继续动乱着。另外，极左也能讲出堂而皇之令人敬佩的话，比如消灭什么资产阶级法权，实现百分之百的平等啦。可在他们的逻辑中，无产阶级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更令人可恶的是：他们将自己糜烂的资产阶级享受和作威作福的生活当作国家机密加以掩盖。
“你听到过么？你是听不到的。”他装出神秘莫测。我笑笑说：
“你是一份活的文革报。”
“社会上流传着毛泽东不许人老珠黄的江青随便进出他的卧室。不是因为她的政见过火，她基本上并没有违反他的旨意。她在肉体上已经失去了魅力。伟大领袖选了许多美女，轮流值班，日夜陪伴……”
“很难相信。”我说。当时傅可也不可能知道伟大领袖那种荒淫的帝王生活的详细资料。他又推论说，为了摆平江青，不干扰他的“私生活”，同意她撕毁延安订立的对她婚姻上的约法三章，频频亮相于政治舞台。他说：
“这是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先管戏剧界，文革开始后更是飞黄腾达飞扬跋扈了。”
“什么采阴补阳，旁门邪道，很难相信！”我说。
“你这个书毒头！为了主席的万寿无疆，革命人民什么不能贡献一切呢？男女性交是互补的，可采阴补阳，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傅友的神情似有变化，也许想到了被女友出卖。从他的经历中可以想到：当时青少年一个狂热的原因，是文化生活的单调乏味，又不许公开谈情说爱。他们就投身政治，在运动中录求刺激。这也可以说是红卫兵波澜状阔地形成声势的一个原因。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政局稳定，学生不再游行示威，除了慑于高压，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性开放，和色情泛滥，青少年过早世俗化了……
“我们变换一下工种，你装，我来运。这五、六十斤担子，我尚能对付。”我说。他也不加谦让。列宁说过：工作的变化就是休息嘛。回想自己从显赫一时的指挥台上跌进炼狱，总是有点失落的。不过当我挑着空担回来时，他又说开了：“文革也给一帮人机会，往上爬，将另一些人垫背。即使前世无冤，今生无仇，也会狠狠地整你。置你于死地，这与搞经济，关系钱财多少不一样，政治是你死我活。什么大公无私，舍已为人，传统的道德，古朴的民风，这次被彻底的扫荡了。”
“你是思想家。”我由衷地赞同他，“我在‘省一监’血的体验可以作证。”
“进了与人间烟火隔绝的看守所和劳改队，排除一切声色的诱惑和干扰，让我作了一些反思。我不象你能整日冥思苦想。我本是个万金油干部的料儿，是好说好动的草包。”
“不不，你能文能武，和你相处，获益匪浅。”我很真诚地说：“这几年，我远离人间烟火，只能凭我以往积累的知识，用三段论法对事件进行演绎和推理。难免干瘪，缺乏底气。据你看中下层的大多数走资派，决非是书呆子幻想的健康力量。这使我有点茫然。我曾长期生活在农村，我了解基层干部素质的低下，而对县以上的干部还惯性地怀着信任和尊敬。比如 64 年冬，我曾写信给江华，省委批到县委，县委组织了四清小组，来我大队进行了一场很得民心的‘小四清’，所以当我听说江华被打倒，他夫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仲廉上吊自杀，我是痛惜的。我觉得他们是好同志。”
“人们往往从自身最方便，最有利的角度去看问题，但科学要求我们换几个角度，至少换一个角度看看，也许认识会更全面些。”他这话富有哲理。
“但是如果周恩来也不是健康力量，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陈毅、彭德怀他们肯定是民族的脊梁。”我发誓地说：“并且在地方官群中也有他们的追随者。”比如我的丹城母亲，周联娥县长。
“惨哪，刘少奇已被迫害死了。疏散至开封后，单独囚禁，身心交瘁，得不到有效的心病治疗，死了。”他不无感慨。
他叹口气说：“在劳改队，你的长处无法发挥。谁也不重视你有何潜在的价值。那些队长倒注意你犯了当今时代最犯忌的亲苏反毛两个吓人的罪行；你的老师是世界级的政法学家，可他们说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你的劳改生活注定是艰辛的。”
“省一监的萧队长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真有点想他。”
“但是他最终还是放弃了顾及你的计划啊。我不相信邵奕功对你流言蜚语，倒同意你对他残渣余孽，蛮横又阴险的分析。他有笼络人的本领，比如对我就很好，对年轻组长都好。你没有这本领，只伸不屈。他多次对我说你要打小报告害人。尽管你很孤立，我还是相信你。你决不会汇报我今天谈的，当然你对我也坦诚相见，也相信我决不捞你的稻草。我还要告诉你：彭总差不多快完了，周总理保不了他。陈毅是力保的，但处境困难，决不让他掌握外交口了。”
“唉！”我一声长叹：“国际共运此时不帮，更待何时呵。”
“你真是书毒头，受毒太深。你的思想钻进了社会主义的牛角尖，必须转过来看看，现在太阳在什么地方？”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到太阳快落山了。该收工了 ? 这话好象出自“省一监”香港神父之口，有独立思想者之口啊。
“你呀！大家都向着西方，偏偏你总在东方找你的光明。好，我们不谈了。队长已和武装班长在一起，快收工了。你快把这担挑走，老话说：勤力多一担，馋老多一筷。”我身不由已，听他指挥。虽然我坚信党内有健康力量的格局未变。即使后来对西方有了正确的认识，我仍然相信中共内部存在理想型干部。建国初期起过主导作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定的活力，粉碎四人帮后那些日子，健康力量也占了上风的。
不甘平庸地过活
一个有着执着追求、怀着不灭希望的书生，信念已潜移默化在血液中，随着脉搏的跳动生发着追求未来的力量。他是不会让时间白白浪费的。他总在见缝插针的学点什么或干些什么。他总在不断的思考和探索。
在大陆，实质上以扭曲人性、扼杀和剥夺人的创造精神为宗旨的，极左所控制的劳改场所，其手段与境况只能让你智能退化，头脑简单，道德沦丧和人性变异。
在这明火执仗地毁灭人性和人们良知的岁月，在这禁止你有任何自由和特色的劳改营，我常为知识无所积累而忧心。人从他不甘平庸的一刻起，就意味着痛苦的开始。才与命原本是对立的，而酒囊饭袋之辈，则无忧无虑、脑满肠肥，我却要抵制这年复一年的年华虚度，要在这里找到人生坐标的最佳点来。
除了有规律的劳改作息，我确确实实坚持了天天两套的广播操习惯。我为失去宁海的王院长教授而叹惜，他该是我认识西方、港台以及学习英语的教师。在没有师资，没有书籍的情况下，我只有挖掘与提炼自身的库存，开始写些便于保存的短小诗篇和反思心得。在“省一监”未留下任何文字上的东西，可见那里境况的恶劣，诗情画意寸草不长的地方。
这两首小诗是十里丰写的：
煤
地下多年黑，未发热和光；
奇素存其中，化处一身宝。
这首诗是由对滴道生活的怀念所引发，是怀才不遇的感慨。那时潘恩福一张在南京摄的照片尚未褪尽颜色，为之题诗：
玄武湖水清，留下兄弟影。
狂风吹不散，眷眷波难平。
往事历历到了装不下脑袋的地步。这也是一种忘却的纪念吧。
这些惹事生非，常常带来灭顶之灾的文字，早为毛泽东批胡风时“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这句话敲响警钟了。所谓射影××，所谓借古讽今，而胡乱挂钩，无限上纲，使“文革”中的文字狱之多也空前绝后。自然犯人更得防范搜查，在劳改农场一般都在年关搞卫生时搜查一次，那时候大家心照不宣，把需要藏匿的违禁品，比如现金，刀具，铁器以及可以造成文字狱的东西出工时带走。精明的队长往往在收工时还要站队搜身，不过当局关注的是刀具，铁器。所以有那些家伙的犯人常常在工具房藏它几天，风头一过取回。平时也有突击搜查的，那是在出现逃跑事故或有什么重大失窃时。十里丰农场对我文字上的东西却不甚介意。
少年逃跑犯
继傅可入监之后，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一位才十八岁的诸几少年赵芳。面如满月，乌溜溜的杏眼，皮肤光滑，健康漂亮，只是带着一副粗野和稚气。他被安排在狼外婆黄锦财所在的一个组，铺位就在他旁边。狼外婆玩世不恭，作恶成性；捉弄人已成了他的嗜好和本能，不然便使他的日子不好打发。他的一双老沙眼总是红糊糊的，因畏光而流泪；平时总是咧着嘴，含着打人坏主意的奸笑。年过六旬，手脚不灵活，弯腰转身都有点迟钝；可他躯体大，力气仍不小。他打起架来仍有一股冲劲和杀性。上次南瓜菜事件，他打来后，趁着尚未大亮的晨色，忙忙地吃落肚里，转身再排队去打。象他这样多吃多占的自有几个。但都是会反扑打架，让揭发者得不到好处的。我就成了偷去萝卜地里的拉屙者；偷萝卜者却大喊捉贼。这种咄咄怪事，在劳改队并不鲜见。
一天下午收工回来，洗澡冲身后的小赵正跳在床铺上换裤头，露出了丰满白嫩的屁股，老流氓坐在一旁流着口水，嘻皮笑脸地逗他：
“你这条鸡巴倒蛮粗壮的呢，可惜要玩女人还得五年啊！我在你这样的岁月早已尝鲜喽！可惜可惜。”
“你咋晓得我没尝过味道？”小子立刻转过身，他不服气。他光着身子，湿裤头尚在他的脚板面上挂着。看来他好胜逞强，浑是傻劲，而不管是不是场合和该不该针锋相对。
“你？嘻嘻，你这个娃娃头。”老流氓觉得小子已进圈套，他的红糊眼眯成了缝。“想吹牛么？哪个女人会上你钩 ? 给你毫无经验的娃娃玩？对了，是你自家妹妹吧！”
“娘卖×！是你妈！”他象受到了侮辱，生了气。他迅速换上裤头，拎着那条湿的，跳下床来：“是你妈多次给我喝酒吃鸡肉，要我弄×！”他突然涨红了脸，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联想到表婶家干过的风流事。他一下子就逃出监房，去外面水池边了。
“哈哈！”狼外婆站起来，遥对着小赵，大声地叫道：“我的妈早死了。可是你的婶妈！”在场的一些人都劲头实足地大笑了起来。这样一个棒小子原来被他的不正经表婶娘勾引了。傻小子确实上了钩，尝了女人的味道，骚女人一再缠住他。他不知道自己已被玷污，不光是身子，连他那颗年轻的心灵，偷盗耕牛，连夜摸黑地赶至几百里外的宁海出卖，这样胆大妄为的事就发生了。
但初来乍到，坐在自己高铺上，十分的文静，很象一个认真读书的高中学生。他还不知劳改农场的底细，而在窥测方向。他内心一团火，看他那双乌黑有神、机灵生动的杏眼，实在并不企求安宁。他的人生价值似乎只在暴风雨中得到体现。他表情率真，语句爽朗，谁也觉得他不会搞阴谋脆计。唯有自由，他要想尽办法。
就在狼外婆跟他开玩笑说笑那天夜里，我被他的尖叫声惊醒了。随即有人在问：“啥事 ? 啥事 ? ”“小鬼你抱着被单坐着干什么？”我从高铺远远看去，在幽淡的灯光下，小子的上身在阴影中似乎是光光的。他的一只手明显地护着下身，靠着墙，一双杏眼对着邻铺的老流氓在闪闪发光。旁边的老流氓黄锦财蜷缩着庞大的身躯似乎在熟睡当中。大家见小赵再不声响，也就各睡各的了。但第二晚，这小子的铺位与老流氓已经错开。我的心中也就有了底。据傅可悄悄告诉我：是老流氓见小子的鸡巴勃发在一旁，就用嘴悄然地含起来，隔着一层薄薄的裤头。小子的裤头被老流氓的口水渗透了一片，这是同组犯人一早发现的。
一早那个狼外婆就悄悄答应休息天那客红烧猪头肉让他享受，只要求小子别把此事张扬了。小子高兴，并确实断然否认昨夜发生过什么。
我对正在看书的傅可说：“小赵很有阳刚之气，确实可爱。调在你组，帮他提高文化素养吧。”傅可答：
“我看这小子心不在焉，准是被这位骚婶妈勾引得魂不守舍了。”我问：
“老流氓这样又不能吸精，倒赔了一客对他来说也是颇为宝贵的红烧肉。很难令人理解。”傅笑我：
“你真混。老流氓这是一种试探！要是小芳任其摆弄，他会不剥掉小子的裤头？啊，我们不谈这种事。这种事宜谈粗不宜谈细。在都是青壮年的犯人世界，要是身心不被拖垮，肛交，口交，西方称之为同性恋的现象肯定比社会上多。”
“苏联认肛交、口交为犯罪，不管双方是否自愿。而我国…”我以一个法律系出来的资格告诉傅可。傅说：
“我们不谈这种事，令人心烦。”一会儿他又放下书本说：
“人在感情冲动的高潮是会把法律置于脑后的，尤其是性的冲动。如果小芳子任其摆弄，他准会一口吞下它。当你有朝一日安乐闲散的时候，你一样会需要淫欲。你爱美，爱鲜花盛开的世界，你没有接触过女性，不知道或无法深切体会女人的价值。当心你会将性爱转移到芳子这类人身上。你不能保证你对他没有一种亲热，甚至是性的要求。”
他息一下继续宏论：“看你老是小芳小芳的。”
我不想为自己辩白，想我冲动只在丹城与小学一位少年体教一起过夜时，我不拒绝按摩，而我对他抚摸转为按摩，放任冲流了。这是对积久的生活压力的释放，我不以为耻。但我说：“我们不谈这一套吧。”
“你也说不谈了！你在此时此地当然是一个君子，可是我看出了你已形成的性倾向。你那首《鱼水之情》把少年战士看作鲜花，让你倾心，让你爱煞。说不定你做梦也想得到他，拥抱他。”
傅是含笑着说的，一种理解的笑容。可我说：“少年儿童不是常被比喻为祖国的花朵么？我向往自然，渴望美，渴望真和善。这些多半体现在他们身上。我在丑恶老朽的地方待得太久了，人性扭曲的现象已经使我窒息，青春的闪光、青春色彩或春的气息能让我得到缓解……。”
一些人只知道同性恋不是正道，但并不清楚同性恋的具体行为。我不认为未婚同性，互相亲热、拥抱、抚摸对方男根是可耻的；这种引发性神经兴奋的活动，对缓解生活压力，有益而无害，对增加双方的感情也有好处。如果不沉缅其间。只是如何做到抚摸不按摩 ( 手淫 ) ，抑制过分冲动，常人很难做到的。不过时代发展到今天，只有极少数封闭小国，还视同性恋为犯法，所以严格区分是否同性爱还是“同性恋”已无意义。
一个月后，赵芳策划了一次逃跑，他自告奋勇独自去工具房扛全组铁耙。狼外婆说：“好啊，我们就在工地上等你。”大家贪图休息，也就让他去了。谁知坐等了一个钟头还不见他的影子。中午收工回来，大家才看到他没逃走多远，碰巧被邻队一位队长查扣了下来。这一次逃跑只给他一个警告处分。难为他年轻盲撞，可塑性强吧。但在一个星期后，他越狱成功，晚上他的铺位空空如也，使得全中队犯人到了半夜还在议论纷纷。我祝他成功，只担心没有一个安身之处，迟早得被抓回。
第二天晚上他被押回来了。据说是在金华站落的网，被本队一个队长认出来了。当晚就钉上了一副十六斤重的脚镣。当局还宣布明晚大会批斗。这叫再犯从严。
我在当局动员下，与傅可一起留在监房写批斗稿。我用了三个小时写就了它。整个下午便在监内消闲。傅可读了我的稿子，表示佩服……
小赵第二次逃跑，是乘自己单独在田里施肥的机会，扔了便勺，落荒而逃。也许在甘蔗地青纱帐里躲了一阵，避过紧风头，摸黑夜奔。当局在他逃跑一小时后，审问了和他搭挡施肥的黄锦财这个狼外婆，然后赶紧向附近各乡镇及龙游车站拨了电话，无非是说年才十七八岁。上身着北京蓝制服，黑色西式裤，脚穿军用胶鞋，象个高中学生。要不再加上皮肤白，乌溜溜一双杏眼等外貌特征。
第二个措施是派出几名队长分赴小赵家乡和亲友处及一切可能的落脚点。狱方人员可说是倾巢出动了。他们还动员一些组长以及在外看管作物的犯人，对附近可以藏匿的地方，如甘蔗林用拉网滚地毯式的搜查了一遍。下午出工，加强了警卫，比平时多了一次点名。大眼吕一反平时慢条斯理的腔调，突出一双金鱼眼，点名点错的次数比平时增加了一倍。整个监狱乱成了一锅粥。
与此同时，犯人们都处在另外一种焦急不安之中。全部犯人在中午收工时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从内心感到振奋，虽说会加强对大家的管制，还是激动了大家的心弦。逃跑事件立即打破了劳改场所单调而死气沉沉的生活。它挑起了一种类似希望和勇敢无畏的东西，一种对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的渴望，至少在我心灵中不断翻腾。
啊，烟气缭绕的恒山矿，架着天梯似的山寨边村，那条天梯正是通往天堂的，幸福曾是这样的近，可是倒运人却从天梯上滑了下来。过了而立之年还是很不成熟，只有一些书本知识，而且受着长期的愚弄，我根本不是一个聪明人。 18 岁的小赵重新被抓是不奇怪的，因为他比我年少了一倍。
我本不想参与批斗，批斗逃跑等于打自己耳光，我也不能贪图半天的清静而不管原则。我着意于指桑骂槐：老流氓对我已欠债累累，不报复更待何时？这篇题为“在赵芳逃跑的背后”内容如下：
“赵芳刚来时看样子很老实，穿着素净的北京兰上装，很象一个稚气未褪的中学生。没过几天，他交上朋友，常常串组坐在戴铐的张理坚铺上拉扯。张犯强调他还是个中学生，因去宁海贩卖耕牛而判刑。宁海是张的老家，以此为缘由，两人拉上了关系。张犯是因为队长退回他的邮包不满顶撞队长而带铐反省。他不是刑事犯罪，我们没有证据说他对赵芳教唆了什么，他只为赵芳鸣不平。赵芳为什么敢偷吃别人的饭盒，而且将饭盒扔出墙外呢？是他同组黄锦财常常偷打多打瓜菜的影响。黄犯和赵芳的铺位是相邻的。
第一次逃跑，谁支持他单独去工具房呢？这次施肥又是谁和他搭挡？他的搭挡者为什么赖在便池边，又让赵芳去几百米外施肥独来独往呢？
“赵芳逃跑的背后有黑手！
“这黑手就是上海滩上曾出过风头的黄犯！黄锦财！
“黄犯与赵芳搭档给油菜施肥。黄犯把肥料从粪池中打上来，装满便桶，由赵芳挑至油菜地，好几百米，隔着工具房，桔园，理该跟在一起，互相监督。这对改造二十年的黄犯应该已成常识，可是他眼睁睁地任其一个人施肥，任其整个小时不回，才装模作样地跑去向队部报告。我这里要问黄锦财：赵芳一个小时能跑多远 ? ”
我站在上面发言，有人在下面叫：“黄锦财站出来回答！”
主持批斗会的吕管教睁着他的大眼珠，以平时少有的厉声喊：
“黄锦财站上来！”双口呂有点向我还债的味道。
我轻轻地吁了口气，我觉得我的复仇之剑刺中了对手。老家伙象只狗熊一样佝偻着背跌匆匆地上来了，说良心话，他对政府工作人员有着对当年日本主子那样的服从性。队长面前总是毕恭毕敬的，有一种对靠山那样的忠诚；而邵奕功则表示出他的服从是被迫的，和有代价的。黄犯尽管负着一股不服之气，但不能不和赵芳子站到一起，陪斗。
“把头低下来！”这下子吆喝的人多了。这种场合，怕报复的也可以混水摸鱼，事后可以装作他并不参与打落水狗。黄犯不得不低下他的老狗头。而芳小子只是听之任之，不时抬眼骨碌碌地看人。我继续发言：
“赵芳抓回来戴镣后表现怎样呢？表明他既任性又狂野，很有点破罐破摔的味道，眼睛也发红了。当他被一些流氓、扒手抬上桥吹吹拍拍时，他更嚣张得了不得。脚上的一副特重镣，索朗朗，索朗朗闹得大监房震天价的响，直进直出，床铺上跳上跳下。这时候，他以为自己是英雄好汉，比哪吒罗成还了不起的样子。有一次与胡炎洪打架，是由于黄犯挑拨说胡在打小报告，准是说你赵芳不老实反省。赵芳就索朗索朗地跑去，扑到胡的床上，一把就将正在书写的纸条夺去。看也不看，他就交给黄犯撕碎扔进了便桶，自己转回去与胡犯大打出手。这哪里象个中学生，完完全全成了小流氓。打架时，那个脚镣声啊，真个是沸天盈地，监房成了舞台，小子豁出去了。有人提醒他：这是要丧命的。黄犯却在一旁鼓吹：打死犯人不会抵命。说‘你戴着脚镣还能把他打倒，今后谁也不敢欺侮你了！”他就这样挑动监内武斗和行凶的。这个老流氓曾说：“无期不无期无所谓，苦也能过惯，只要苦中作乐就行。’他的苦中作乐的人生哲学贯穿了他已经过来的改造日子。他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身上，他对年轻同犯，看似关怀，有时还能让出红烧猪头肉笼络人，然而狼外婆安的是什么心？有一篇寓言，他是要吃小孩子啊！”
我发言一完，下面座上犯群就纷纷揭露了黄犯种种丑恶行为，诸如偷打多打瓜菜啦，耘田专门踩坏稻苗啦，那天晚上企图吸精啦。但小赵否认有这回事，说自己做恶梦惊叫起来。有人追问，裤裆湿了一片作何解释？小子想了一想，红着脸低声地说：“那夜我逃阳了。”有人不知什么叫逃阳。小子抬起头大声地回答：“逃阳就是逃阳嘛！还什么叫逃阳。”引起了一阵哄笑。
批斗结束后，张理坚手上的铐子让给了老流氓，看他还怎么能“苦中作乐”，杀鸡儆猴，邵奕功进一步萎缩了下来，常靠在自己床铺前练习书法来消磨余闲。在“省一监”那种强横霸道的日子再也不复返了。
赵芳对我的发言，反映如何呢？会后相遇，那对乌溜溜的杏眼扑闪扑闪的，揣摸我好一会儿。善意还是恶意？是否伤害他的自尊自信 ? 最后他眼睛顺落了，转身就走。索朗朗，索朗朗地，这种令人心碎的声响又使我揪心。我不相信在更深夜静的时候，他会没有沉重的拖累之感。
尽管年轻人可以不承认这是一种耻辱，而想着“红灯记”中的李玉和。他无疑是聪明的，不会不觉察到我对他脸色的真诚和眼神的爱护。我真想跑上去说：“好兄弟，你该提高文化，养成读书的习惯，使多余的精力找到合适的出路。”
然而，他是难以静下来的。尽管他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但总觉得自己这么点罪错和偶然的失足，不致于到这样的境地来受罪和受折磨。脚镣刺耳的索朗索朗声，正反映了他的不满和困扰。这种声音决不是赞歌，而在刺激他的神经，加强他的反抗。一脸稚气和粗野，他的形象，至今犹新。
傅可事后又谈到我的批斗发言，说能顺藤摸瓜，揪出一个大坏蛋，使这场批斗别开生面，佩服佩服。同时他认为有的发言通篇是牧师式的规劝，完全是浪费时间。对于有些青年犯人来说：“要末是“小车桥”，要末是小桥车。”他问我知道不知杭州有一个叫小车桥的看守所？那是从清朝起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他们宁愿去追求千分，甚至是万分之一可能的小桥车，而不管有九千九百九十可能关进小车桥。当然这些青年冒险分子往往把事情想得简单化，而且总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本领。傅说：“这与造反投机政治一样，也有成功的例子，比如王洪文，从一个国棉工厂的保卫科干部，乘上直升机进中南海，成了国家领导人。”
我又回到了芳子的话题上，说：“这小子的质地是好的，只是落进了污水缸。”
“真善美都将毁灭。”傅可似答非答。
犯人装病现象
十里丰水稻是从酸性、粘性都很强的红土丘陵地改造过来的。一块一块，有高有低，面积不大，差参不齐。要是在田里陷久了，人想换上一个脚支撑，得化一点力气。每年从开耕至播种，经过三次耘田，施肥，最后收割脱粒，完全得依靠人力和畜力。初春，把牛翻耕过的大块板结的粘土平整敲碎，得先将田水放满；靠着水的溶解力，固执的粘土才能听从人力的安排。为防冰水溅湿裤子，那阵子就得把臃肿的劳改棉裤脱下，将单裤的裤脚卷起。为防泥水溅污裤子的里面，避免接触皮肉，我常常就地取上两根稻草，把裤脚筒扎起来。就这样，上身依然穿着臃肿的劳改棉衣，上冬下夏地干了起来。
别看这么薄薄的一层冰，浮在稻田的表面，下边连泥带水，赤脚下去扎得慌。想不赤脚下去么？即便队长不骂，那鞋袜陷入泥里会使你不能自拔。脚在泥里，不是冰扎得慌，而是凉水砭的。时间一长，脚板面都麻木了；被什么尖刺划破了皮，流了血，而你浑然无觉。当铁耙下去，泥水溅到脸上，又有一番寒碜的滋味。拿风一吹，浑身索索发抖。干了，成了斑驳的麻点。要是被爱咋呼的队长看到了，还会骂一声：“改造这么多年，还怕劳动。”他是吃饱了饭，站在田岸上尽可以唱出高调来。
犯人装病请假休息是经常现象，一些开明的队长也常常利用批假的权力，作为笼络一些犯人的手段。他们知道对营养不良，心情不佳的犯人，专政的绳索也不能缚得太紧。要让他们在改造期间，基本上不失再生产的能力。犯人多半处在半病不病的状态，浑身没劲。对于这些人的偶然请假，也只能皇恩浩荡准于休息。但装病也有学问，出工前到医犯面前说自己不舒服，头晕，吃饭无胃口。吃不下饭，对于处在半饥饿状态的犯人来说，可是真病了。量体温是病假的主要参数。体温 38 度，保你可以留在监房里睡大觉。那末你得先喝杯热开水，体温准在 38 度以上。
当然这种窍门只能适度而行。
有人将手指划破，把血滴在粪便上，让医犯去察看，说他拉血，也许能休息两天，有肺结核病史的，则把牙血充作咳血，也能骗得几天休息。据说有吞下硬币的，那是为保外就医了。总之为保存自己的生命活力和抵制强迫劳动以及自由的剥夺，反抗形式是五花八门的。有时代价也够惨的。
有一年春季，我好象害了热病似的，怎么也睡不着。你自己也觉得不是在睡觉，只是心烦意乱地躺着；越是担心睡不好，它就越难入睡。至黎明时分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跳蚤也似乎休息了，自个儿卫生搞得再好也难免有邻铺的不速之客光顾。在劳改队，冬春和你亲热是跳蚤，夏秋是蚊蝇和臭虫。
微带寒意的晨风从无遮拦的窗户口渗透进来，在凉爽中迷迷糊糊地睡去了一会。可是突然围墙大门口那边吹响了叫子，嘘嘘无情地吹叫着。那是大眼吕，慢条斯理，一板一眼，却咬住不放，闹个不停。大眼吕有一口头禅：“毛主席说，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改造就要抓得紧紧的。”
他带班，批假还是松的。不过要是有二、三名在监房休息，其余一百多名犯人便晦气了，至少要延迟收工一刻钟。这是他怀柔个别，紧抓绝大多数，即“抓大放小”的方针。所以别以为他讲话慢吞吞，反映迟钝，举止呆板，他的心计却是到家的，算盘打得很精。然而延迟收工的做法，只能使犯人怨声载道。别以为犯人没有手表，不知道准确的时辰；他们每个人配备着比任何进口表都准时的肚子。每个人的肚子都会及时提醒脑子：到吃饭时候了。一人的肚子也许会错递信息，一百多人的肚子，你大眼吕怎能骗得过？于是大家靠着锄头不干活，他也只有干瞪眼。大家都怠工了，你抓谁去？只是他照样挨到自定的收工时间，照样奉行“松小头，紧大头”的管教方针。
叫子尚在不死不活的吹，也许是幻听。我把头蒙上，骂一声：狗东西！这是我唯一的骂人语句。这三个字集中了我的所有不满、厌恶和愤怒。但不一定是骂谁，往往还包含一种自怨自艾。为什么老是国家个人的想个没完没了呢！有时觉得非把这一问题想个水落石出不可，而结论偏偏游离在逻辑之外。所以睡了也不放心，不放心就很难舒坦地入睡。叫子一声又一声地往脑子里钻，烦死了！……突然，脑子又钻出一个念头：明天，后天…仍是如此，年复一年，直到年近半百出监，这样折磨到刑期届满，恐怕根根白发，连走路都不行了。真是烦死了。
然而该起床了，无形中有股强大的压力，迫使你非得起床不可。人们早在走动。盆架上乒乓作响，有谁将一只脸盆滑在水泥地上，发出泼啦啦的震闹声。拿饭盒，打菜时菜盆的叮叮当当，以及狼吞虎咽的声响……这是即将整队出工前的杂乱无章的交响曲。我决心装病，因为失眠不算病。不吃早饭，这该真病了吧。我拖着鞋爿，不扣衣服，跑去医犯处请假。老医犯瞥了我的脸色。我有一种不准也赖倒算的气势。他量了我的体温，也不细看，就说：“我给你请假！”我连忙将青菜打来，放在床头，等他们出工后再起床吃，慢慢吃，心里很感激那个医务犯。
中午大伙儿一阵风似的收工回来，我半天的和平与宁静已经到手。我多少能适应这个环境了。下午，我写了一首歌德派的诗，以掩盖我已为数不少的伤怀之作。
大寨花
梅兰竹菊常先夸，时人传颂大寨花。
天南海北举红旗，千社万队动人马。
整山治水斗自然，机耕电犁现代化。
阶级斗争总是纲，三年五载处处花。
在政治上习惯用大话空话骗人，他们要求在文艺诗歌上也是大话空话虚张声势，还赞之为：革命浪漫主义。毛泽东本人一首词中有句“不须放屁”，大概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典范了。
有人或许会问我：要是你进大学后一帆风顺，极左没有将你一再的错打，你不会是歌德派和保皇派么？我不能说不会，也许我会湖涂一世。问题是作为一个农民党很难不蜕变的。其内部也摆不平，光靠祖宗的遗产，又不善于向大自然索取财富，对我们老百性来说，更是一种僧多粥少的局面。象我这样个人奋斗，用正当手段竞争，肯定是步履维艰。虽说注意谦让，减少磨擦，但你原本一无所有，还能放弃什么？所以蓝领要成白领，命定艰辛，付出倍增的。
当你竞争中一次次地被排挤、打击，直至跌倒还被狠狠踩上一脚，似乎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可以肯定地说：在极左天下，不存在我人生道路的一帆风顺。不甘平庸又想正直地度过一生的注定在劫难逃。反过来，那千锤百炼的经历，九死一生的感受，也许能使你成为精神上的亿万富翁，举世瞩目。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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