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书呆子的大学时期（上）
书呆子的大学时期（上）
－－作者：章文岳
今天我奇怪地发现：为什么我个人的命运总与红色大陆的命运难舍难分？那样的休戚相关！当共产党给国家带来一定的活力和清明，日子便有希望；当国家被折腾、糟蹋或被误导，我便遭殃，身陷泥坑，甚至人间地狱？
拨乱反正不久，又遭“四人帮” 余孽绑架收审和劳教！
这是充满血泪的反思。
历史老人会说：“你，一个草根子弟，太单纯了！你分不清血色和红色。苦命的孩子，直到年近花甲，你的《书呆子传奇 1948 － 1999 》故事面世，才意识个人的命运正是一面镜子。你的出身、经历和知识结构以及与多位顶级民主人士的交往，说明你最能反映时代的本质面貌；它影射了百余年来的民族之魂－－对振兴中华享誉国际的渴求。并展示了时代的轨迹，也是对血红色大陆一次全景式的曝光。它将世代相传！”
与调干生貌合神离
57 年 4 月 13 日，我站在北京政法学院校园内的“阅报栏”前，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目前我国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领导者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社论正如红色中国创建者之一邓小平在中共“八大”说的：“ 1949 年以来党员的缺点是由于中共执政的结果，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提倡群众向官僚主义作斗争，并认真监督领导者。联系到个人多年来要求入团、苦求又专又红却被班内调干生掌控的党支部官气和派性所排斥，向校团委反映，并出示了去年在宁波诚信初中教书被聘为全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聘书。而调干生的职别比团委书记高、资格更老，有的还参加过抗日。我的申告更招来这些调干生的冷眼相对。
基于东欧“共运”发生的动荡和革新，吹来了一股反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的清新的民主和科学之风。毛泽东也应景地说了：“斯大林这种暴戾现象在英美这些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的。”
另一面，他已习惯以最风流人物自恋，这时候他认为七八年来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也镇压得差不多了，老百姓存在的不满是对着地方上素质不好，执行中央政策走偏的干部的。他想不到也不愿想到这根子恰恰在于他急功近利的路线和片面集中及垄断权力的决策，更是那种对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干部的权力缺乏必要监督机制的斯大林模式的照搬。
于是，他作出了开门整风的决定。这比唐太宗纳谏更有无可逾越的风流吧。所谓“开门整风”，就是在发动党内整风同时，也发动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写大字报。这就是说，形式上除了开座谈会口头鸣放，还可以用大字报小字报在本单位广泛张贴。
5 月 1 日，《人民日报》宣布全党整风开始，号召各阶层人士协助共产党整风。社论还竭力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
为重树吃苦在前，礼贤下士、官兵一致的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的形象，为《共同纲领》名副其实。留在大陆的尚未受过点名批判的知识界精英们行动了，他们纷纷在《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鸣放文章。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气息”讲的是个人感受；储安平的“党天下”与张奚若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鄙视既往，迷信未来”，矛头直指中央。张锡华的“三个大老虎，变成大妖魔，奇特的逻辑给人打上烙印”说道：“个别领导人因为职权过大，没有监督，加上过火的保密制度而更滋长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三个为害国家的大老虎，现在变成三头六臂的大妖魔了。不少平时敢于向不合理的事发言的人被扣上反领导的帽子。他们的逻辑是：不同意我的意见，就是反对我，反对我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革命。这种奇特的逻辑制造了多少冤案啊！他们只听“有反必肃”而不听“有错必纠”。当事情已十分清楚的时候，他们还要来个平分秋色：你总有缺点吧，至少态度方法方式不能令人满意。”
5 月 19 日，北大学生受到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激励，开始后来被称为“民主墙”的地方张贴了大字报。学生们认为这次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是春天到来的讯息。长期受压抑的感情、要求、不满和挫折感 ( 我的遭遇和挫折是有普遍性的 ) 犹如暴风雨般的爆发出来；每日贴出成百张大字报。运动的目标不断扩大，党对知识分子政策首当其冲。在这些大字报中，肃反运动中所造成的胡风冤案；高等院校课程的过度政治化；党干部对党外师生的宗派主义态度等等都被提了出来。不久，学生开始讨论那些和他们并非直接相关的问题：党和人民关系以及共产党执政后，人民生活是否有了真正的提高。
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张元勋和沈泽宜用大字报形式发表“是时候了”的诗句：
是时候了，向着我们的明天。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用的是柔和委婉的调子，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唱出心灵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鞭挞死阳光中的黑暗。
5 月 20 日光景，我北京政法学院大礼堂门口上方挂出了同届赵日月同学挥写的“刘昂是党棍，滚出学校去！”横幅标语，于我是有点石破天惊。其实“可以先考虑取消高校党委制”在发动整风时毛泽东说过了。刘昂是正教务长，雷洁琼是副的。这是党领导非党的体现。
刘昂在暑期曾漫步去我埋头写作的礼堂北侧的柳荫处，那是他听从了钱院长的提议，对我这个草根学生应予鼓励。他关切地问我生活和学习，表示学校愿作资助。于我印象，倒是一个平易近人的长者。但他言而未兑。因为政治空气突然变了，钱老将被打倒下岗。他的学生必遭株连，还帮他什么！
5 月下旬的一天，我也适应了那种异乎寻常的斗争气氛，向党内宗派、官僚、主观等主义开火。在本班召开的鸣放会上，我把我平时积压着的不平和愤慨全都抛了出去。我面对面地抨击了以相荫堂为首的调干生他们的山大王作风，同时我批评了学院团委的官僚主义。全班只我一个人鸣放。会后我意犹未尽，激动地写了一张大字报，借用马雅科夫斯基的诗句：“要像火一样烧掉官僚主义者！”福建籍同学郑世贤有一手好书法，他自告奋勇地帮我用毛笔抄好，并去张贴出来。
我觉得又一次响应了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只是这次带着个人的问题与要求投入，也理直气壮。我又一次投身于毛主席倡导的政治运动，表明自己赤子之心，是党外一个无可争议的布尔什维克。但在共产党执政时代，一个拒之于党外的什么克，不免黯然神伤。
5 月 23 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浙江温岭人林希翎在北大的民主广场发表了演讲，断言 42 年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已经过时；中国已出现新的剥削阶层－－特权阶层。最后她概括这次学潮说：“你们北大已经行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北大总是站到时代的最前列。现在，西北、武汉、南京以及其它许多地方的同学正在行动起来……但我们无法互相联系，了解不到情况，存在着新闻封锁。”
5 月 27 日之前，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部分章节已在北大张贴出来。这是从纽约《工人日报》发表的节译本翻译的。尽管北大党委在一两天内搞掉了张贴物，但有关这一报告的内容和新闻已在北京各高校不胫而走。我闻之，震惊不小。我曾在宁波中学于斯大林逝世的追悼大会上，流过真切的泪水。我还写了一篇化悲痛为力量的决心稿投寄上海的《青年报》。
那时苏联是老大哥，是靠山，它的领导人死了，不就似丧考妣吗 ? 可他竟然是个暴君！太令人震惊了。赫鲁晓夫这一果断的举措，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地震，给封建品牌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敲响了丧钟，播下了毛赫对立的种子。但根据时任毛秘书的胡乔木回忆：“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是想避免的。”
可面对当前群众真的发动起来了，像真龙一样张牙舞爪地扑去，他害怕“波匈事件”在中国的重演，他便大谈党内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了。
“六六六”会议 ( 这是由章伯钧主持的文化俱乐部会议 ) 上，与会者曾昭伦、黄药眠、吴景超、叶笃义、陶大庸、钱伟长和费孝通等人为学生的政治热情所感染，他们争相发言，各抒己见。费教授慷慨陈词：“今天我非常激动，完全同情学生－－学生到处在寻找领导。可是党外知识分子无权。我认为这不是个人工作作风所造成，而是制度问题。”
高教部副部长曾昭伦 ( 曾国藩的孙子 ) 说：“当前学生有很多问题，事情已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一旦他们走上街头市民将与他们汇集一起，情况就更糟。因为目前群众对党也很不满……党脱离群众已到了严重的程度。加上波匈事件的影响，形势已十分危急……上海的形势可能比北京还严重。”
清华大学校长钱伟长教授说：“我收到农民来信，要我劝阻他们孩子不要闹事。我这样做了，但学生们决心已下。这正像“五四”前夕的情况，他们不愿听父母的劝告一样。”
在另一场合，粮食部部长民主建国会的章乃器说：
“外行领导的社会主义企业，其效益远不如资本主义企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下，章伯钧的发言独占鳌头。他既是“民盟”常务副主席，又是农工民主党主席。他说：“当前整风运动需要党外人士发表意见，对于这样做的结果，我想，年高德劭的毛泽东是这样估计的：民主党派总是温文尔雅地提出批评。但这种估计不全面。谁也没想到党竟然会犯了这样多错误！”
章伯钧的口气，很有点收拾残局的味道。章伯钧是尊重马克思主义的。他的“农工民主党”与民国时期双棲奇才张君劢的“社会民主党”和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派别相通。他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性的理解。
当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篡改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1961 年时，他怒不可遏地对女儿诒和说：这是“混蛋逻辑”。说“马克思、恩格斯本质上是书生、学者。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性质的，中国文人说法叫书生之见。把它完全政治化，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囊括世间的一切，而且将它工具化，是荒谬的。”
他是德国留学四年学哲学的，说读了德文本的马恩全集，而不是读俄译本或从俄本转译的中译本，就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遗憾的是章伯钧最早屈服于中共的压力，承认了乌有的“章罗联盟”而被章乃器批评为“没有骨气”。而中共对他的处理也最为宽大，保留了原王府式的四合院，轿车、司机、警卫、秘书、保姆、杂工和厨师。他自然还不断思考中国的出路。“文革”狂澜升起，他对女儿说：“中国最黑暗时期开始了！……马克思万万想不到他的哲学被糟蹋成这样”“只有一个主义欢迎它，那就是法西斯。”他死于 1969 年。
七君子之一、时任司法部部长史良还受托向周恩来进言：高校动荡的局面让他们民主党派去接管。当即被周拒绝。接着伟大领袖又听说有人要与共产党争三权：人事调动权、财务支配权和行政管理权。他说：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死了这么多的人，才从国民党手里夺得这三权，他们要争这三权谈何容易！
长期战争中，以深沉坚定著称的毛泽东，在整风不到一月中，对国内形势估计，发生了三次急剧的变化。从风起吹皱春水，变成’’山雨欲来风满楼’’，更至“黑云压城城欲摧”了！当他听到龙云和张奚若异口同声批评他“好大喜功”，即愤慨地说“我们就是好六万万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不久伟大领袖更以“大跃进”“公社化”进行空前的好大喜功。只是结果饿死了三千余万百姓。遗憾的是今天各级党政要员还在好大喜功，竭泽而渔式的繁荣经济。个人的空想和私欲被披上冠冕堂皇的或最最革命的外衣。
根据当时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的回忆，他于 5 月 10 日曾向主席汇报。当他说到“罗隆基攻讦现在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他就下了反击的决心。毛泽东于 15 日写了一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部通报。这封信把共产党人分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分为左、中、右三派，并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在这有意识地搞了引蛇出洞的“阳谋”的三周中，不知就里的知识分子 ( 除了沈钧儒和胡愈之几个 ) ，继续他们的大鸣大放。尤其在整风开展较晚的地方上，知识分子纷纷上钩，这当中有与我保持通信联系的宁中校长钱念文老师。
面对以“民盟”为主的要求共产党遵循《共同纲领》建国与施政的呼声，即要求分享权力的挑战，共产党于 5 月 15 日，在邓小平、刘少奇合谋下，毛写了“内部通报”，下决心反“右”了。至此，打江山坐江山的农民造反领袖的本质暴露无遗了。本来嘛，为了打倒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宣扬新民主主义，搞一下“联合政府”，将自己独裁的面目伪装起来，这时面具撕下了。
我校风向的改变，在 6 月 10 日。标志是大礼堂门上的悬挂物，换成了“声讨北京政法界右派头子钱端升的反党罪行！”比叫刘昂滚蛋那幅平添了几分火药味。真叫我触目惊心。钱院长与我超乎一般的师生关系：同在一个学校，却有书信往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的大字报被拍照。可他们只照“火烧”和我署名的末尾两行，并与下面一张反对党委官僚主义的大字报衔接一起。真是移花接木，掐头去尾、无中生有 ; 反右一开始就充斥一种报复和不择手段的气焰。
与钱老一起遭劫
1957 年 6 月 8 日，反右派开始了。《人民日报》吹动了战斗的号角。第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据说国务院一个参事，叫卢郁文的非党人士收到了一封恐吓信，对他鸣放整党时还在为党护短表示厌恶，说他没有好下场。由此成了一次中国历史的转折，反右的导火线。
接着 , “工人说话了”“农民说话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天天有反击文章。
7 月 1 日的“文汇报……”这篇是伟大领袖亲自审定的，其中有他几句圣口，在将文汇报定性为右派喉舌同时，说民盟和农工党“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而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 后改为联盟 ) ”。
罗隆基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 5 月 22 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说：
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的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
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
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能够传到北京，就是“下情上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 至于没有地方申诉。
二、可以更好地做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是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的公式。过去有许多大运动有了极大的成绩，但的确也有偏差，伤害了一些人。因此造成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
三、在鸣放中，就没有有顾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对“鸣”与“放”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
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了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仅是个建议，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当……
这就是政法学家罗隆基的所谓的“平反委员会”。
今天， 50 余年后的今天，更需要这一机构！
未几报上出现了惊人之笔：“葛佩奇要杀共产党！
6 月 28 日，《光明日报》那篇报导说：“章乃器顽强坚持反对社会主义，竟在国务会议上反抗批判，对党进行诬蔑”。
对于出尔反尔，伟大领袖如何自园其说的呢？他否认自己搞了阴谋，说是“阳谋”。他是善于自我解嘲的。反正这样做了，谁也无可奈何。枪杆子在我手里。他篡改了自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增添了区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平添了诸如“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期的，有时是很激烈的。”“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今天的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修正主义者”等等。这篇引起海内外高度重视的讲话，由大陆民主化纲领，一下子成了引“蛇”出洞的反右宣言。正如教我逻辑学的杜汝楫资深讲师幽默地说：辩证法能变戏法。为这句话，他成了右派。
接着我被勒令交出师友的信件，取走了钱老和北大新闻系卢贤军的十来封信。其中钱老引用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信件被肆意歪曲了。
六月中旬的几天，班党支部联合四个“兄弟”班对我进行了揭批，绕来绕去是我与钱院长的关系。这无疑是刘镜西布置下来的：穷追钱老对我讲了什么。我的命运一开始便被注定，由他们说了算。申辩是多余的：老师鼓动学生反党，“你就胆大包天要放火，要烧死官僚主义者。这不是要杀人吗 ? 告诉你反动分子：我们要救火灭火。你想不想烧死我们 ? ”个子瘦小却能口吐莲花的申风跑到我鼻子底下手插腰侧仰着脸质问。我知道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但并未明确班级学生间的批斗是刘书记与钱院长争霸的外延。不知道这是一种先定案后找证据的极左整人手法。我与他们唇枪舌剑，拚命反抗。不管枝节还是原则，我都严阵以待。我坚决守住自身的社会主义阵地，将泼到身上的“资产阶级”的脏水污物统统顶了回去。我不知圆滑和策略，不管方式方法，而力求返朴归真，力求公正和口径一致。他们持续半年的对我批斗，却没有提到我给钱老信中对广大匈牙利青年上街游行表示的同情。而当时一位青年讲师叫陈光中的，他在一次首都法学界座谈会上，却将我“同情”歪曲成“赞扬”；并将“广大青年”变为“暴动分子”。我是天天读报的，但不可能所有的报纸都读。我没有注意《光明日报》这篇对我命运攸关的报导，致使我一直蒙在鼓里。无疑我之定性为“右派” ( 有人透露为“极右” ) 这是决定性的根据。作为定案的证据可以不和本人见面核实，使你掉了脑袋，犹不知怎么掉的，这是不学无术的极左看家本领。直至九十年代初，一本叫《中国百名大右派》告慰我们的书籍出版，我才知道陈光中的这个发言。难怪 79 年在改正我的问题上有过争论，更因我被认为是北京学生界右派头头而去北京市委审批。
在反右悍将“老实交待，争取宽大处理”不断诱逼下，我搜遍枯肠，交待了“毛主席文章或讲话，什么刊物、报纸都登，比如体育杂志也登他农业集体化的论述，这未免有个人崇拜之嫌了。”又说“毛主席的诗词，除‘沁园春’《咏雪》，其它都一般，他的伟大不在写诗。”后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书，书中将我的言论加以润色拔高，让我成了学生界反对个人崇拜的旗手。直至 2010 年 5 月 7 日，还有人在《杂文报》发长文“赤子之言，岁月无法湮没”。只是一反“人大”的批判，而是歌颂。
在刘记“革大”派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不象陈光中那样看风转舵的钱氏“学院”派的追随者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呢？校园内出现了几幅针对我的漫画。有一幅叠罗汉图，把我画成“章罗联盟”中手执令旗的小喽喽。他们居然将我抬举到那几个国内数一数二的大知识分子头上，不怕折死我。
漫画作者也许不知道我原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乡下豆腐郎的儿子，虚荣心理应导致我不胜荣幸。但我只有焦急和气愤，本能地进行抗议。陈光中的暗箭难防，而这明枪易躲。我立即写了小字报，声明自己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与“章罗”亳不沾边。另一面我打听是谁的恶作剧。班内班外我两面应战。班内是没有画画的。院长办公室老主任透露：这是党委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搞的。我说我要和他辩论。老主任开导说：“他是哑巴，不过奉命而已。这些画无非凑点热闹。年轻人，要害不在这里……”
要害是什么？他没有点拨。而我只知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以小字报反击大字报一次次的围剿和诬陷。我的反抗始终落不到实处。这个实处或要害便是陈光中在座谈会上诬告我“称赞匈牙利暴动分子为英雄。”而钱端升居然用孟子的话给予鼓励和打气。主管部门就此片面地予以认定和批准。
我曾想找刘镜西书记，质问他知不知道一个社会主义赤子在你这里受到了迫害 ? 说实在，当时我还认为院党委是能代表中央的。可哑巴是党委的工具，于是我张贴了“什么是悲剧 ? 悲剧就是你爱她，她不爱你。甚至恨你！”的小字报。
我已感到了深深的悲哀。尽管一次次反击和辩白性的小字报，是引起多数师生同情的，问题是谁也不敢公然直白的站出来支持。
在我声称“我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二天，哑巴又炮制了一幅漫画。他将我画成一个倒骑着驴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张果老－－驴背上的人是面朝社会主义方向的，驴子却低着头一心一意地朝资本主义路标走去。后来又一幅漫画，把我丑化为管理店铺的学徒，而店铺的照牌是“章罗黑店”。对一个生平认真的学子，这种缠绕不休的无稽之谈岂以一笑了之？
直到此时我还不大明确：刘镜西为了搞垮或为了让钱老服帖依附于他而不放过我这个工农子弟的醉翁之意。我不知道我的筹码有多大分量。今天才明白：如果放过我，说我仅仅是对学校官僚主义不满，仅仅是同情上街游行示威的匈牙利青年，便无法给钱老扣上支持反动学生反党的高帽了。历次政治运动总让一些权欲熏心的干部提供打倒竞争对手或扫除不满者的机会。所以批判总是主观臆断无限上纲，或肆意歪曲，造成肃反扩大化，坑害无辜。
我找过金东，希望他了解我是翻身上大学的工农子弟。没有新中国，我连进中学都不可能，也许你尚未了解吧。但我又没有勇气敲响他的办公室门。对他有疑惧。朦胧中感到校内所谓左与右的斗争，实质上是“革大”派与“学院”派在新形势下的较量，是刘、钱之间的争霸。找他何用！
后来钱老的大儿子钱大都在一篇回忆中揭露刘镜西三次跑到北京市委，坚决要将钱老打成右派，胡说他是章罗得力干将。尽管周总理与陈毅外长是需要这位美国通的，但市委不请示周陈的情况下，批了 “北政”的报告。
事实也正好如此，每当我用小字报反击班内围剿我的大字报，为自己辩白或辟谣时，刘镜西总在他的办公室遥控发出一个书面批示：反动！就这一个词，大笔一挥封杀了我。他根本不是以理服人，因为他胸中没有多少道理，只好以势压人，以权整人，求助于封建统治，贯彻执行兵营式的共产主义。
他给相荫堂他们打气：不能放过他。只要抓住这个右派学生，其余指标完不成无所谓。按大学生右派占百分之八指标计算，我班该划上二三个。实际上这些调干生们只紧紧的抓牢我一个人。
我的满腹苦水何处倾诉呵！我的彷徨和忧虑谁人体会 ? 谁又能给予指点迷津呀！严景耀夫妇避开我了－－路上相遇我站住叫他们，夫妻总是边应声边匆匆而过。
总怪自己不知道《光明日报》 6 月 21 日已报导了陈光中在首都法学界座谈会上的发言。我成了暴乱分子的吹鼓手……夫妻俩避开我是情理中的事。而我不知就里，只茫然地感到世态炎凉，人情淡薄。
我找过余叔通资深讲师。他有口才文才，给《工人日报》写过社论，作为科研成果作过展览。我想取得他的安慰，带了几首小诗去见他。我敲响了他的房门。他在里面应声：
“请进！”他伏在案桌上书写着什么，回头见是我，脸孔沉下来。他生硬地问：“你干什么？”我说：“有几首小诗请你指点。”
“去去去！”一迭连声的驱逐我。我不知道党内也在反右划右，他或许正写着交待材料，不好过关哩！我还呆着没走，一脸绝望吧。他戴着一副很气派的黑边玳瑁镜转过圈椅来，质问：“你的诗比流沙河 ( 的《草木篇》 ) 如何？你没在报上看到他正在挨批吗？”
我吃了余老师的闭门羹 ( 八十年代初期，他当上了共和国司法部教育司长，为介绍我进高校法律系任教作过许诺 ) 后，再无信心去找一些曾青睐过我的教授讲师了。
我开始对自己作些检查，多少也得承认自己有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客观上一度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了。以求他们的宽容。并且对钱老也作了反思：人家毕竟是旧时代过来的，与国民党几个要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外交部长王世杰和他一起对中国现代政治学进行过开拓性的研究；据校内“党办”出笼的大字报揭露：他曾要求蒋介石任命他为驻澳大利亚大使；他曾是作为驻美大使胡适的左右手；他还与美国“文化特务”费正清联系不断；建国后还在美国出版他的《比较宪法》。
该书说：“在‘极权国家’中，人民的权利根据于法律，而统治者又有无限制的立法权；故人民只有无限制的义务，而无基本权利可言。即令关于权利义务的规定，仍在宪法之中，其效力也等于零。”这不是在“摆着和尚骂贼秃”吗？只不过在表达上比储安平“民主多少有无”含蓄而不直率而已。尽管他在民主与集权的学术争论中曾与主张民主的胡适针锋相对。他毕竟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应该和他划清介线，为自身的平安和自来红。
为了表明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是忠于共产党的，撇开我苦求入团入党的经历不谈，我今天用小字报形式响应主席反右号召，质问我一直怀有亲切感的严景耀老师：“你在一次整风座谈会上提议联合国内八个民主党派成立一个命名为“社会主义”的政党，这个派党是不是西方式样的社会 ( 民主 ) 党？”这一质问，似乎无损于严老 ( 他被中央内定为右派 ) ，但我至今仍有羞愧感和遗憾。
那时候被愚弄的青少年根本不知道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党派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斯毛的社会主义是兵营式的共产主义，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真谛的。
七月中旬，一个闷热的上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来我院对批判钱端升的大会进行实况录音报道。院党委要我上台去揭发钱老。
大礼堂黑压压的人群，座无虚席。前右两排是司法部和北京市委的代表人员。这批干部由刘镜西、刘昂陪同，其余座位都为校内师生员工所占。我站立在台上的话筒前，心情的紧张使我的脑袋既混乱又空虚，不知如何开场白。那时我身上穿了卷起袖管的白衬衫，米色的西式短裤。我将双腿分开点，以稳定我的身体。然而话筒低了些，我又将腿脚分开点，身姿不折不扣成了大写的“人”字－－我哀伤得连把话筒拉高的气魄都丧失了，连这点点机灵都失却了。
台下全神灌注，我终于抓住话筒带着浓重的宁波口音开始发言。我万分痛苦地说：“钱院长 ( 他此时也坐在前右两排 ) 对我说，他们“民盟”也要发展。他的意思也许是说不参加共产党一样革命。我不知他还有别的用心。至于他用孟夫子的话，以书信方式向学生表达，我只觉得老师在教导我应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根本没有想到是鼓励我反党。我曾告诉他我出身寒微，他用贫穷不移，富贵不淫似乎很合适－－没有党，没有新中国，我是不可能成为大学生的，请相信我……”我的腿脚开始发酸。我将双脚收拢站直了，却开始发抖。
揭批大会因我这个用大字报声言要“火烧官僚主义者”的学生文质哀伤而鸦雀无声，而陷入深沉思索吧。然而金东为首的原华北革大一批人马有既定的方针，是铁了心的。阶级斗争就要刺刀见红 ; 眼泪鼻涕，婆婆妈妈，怎能打倒右派，如何清除潜在的反对派？然而此时的场面是和风细雨的。没有呼喊口号也无质问或追究；一片沉默。我停顿良久，情绪稍微稳定，开始用求援的目光向台下投射。突然想起一件事，我说：
“钱院长还对我说，”我又作停顿，非卖什么关子，而是斟酌字句。此时全场肃静得连录音机运作的声音都能听到了。我说“他的一个儿子是留苏预备生，我羡慕。我向往苏联！”说罢，我就不管三七廿一的往台下跑，觉得无限伤感又无地自容。
会场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一位青年教师在礼堂中间站立起来说话了。他的话大意如此：“章文岳对我们党委是不满的。他以为在我们学校得不到重视，有亏于他！”
我至今不清楚他究竟是谁。他自然是全校师生自发的代言人。祝愿他就是陈光中。他在首都法学界座谈会上的发言，所根据的无非是党委办公室介绍的材料，而并未读到原信件。今天他认识了我，觉得我不像一个鼓吹暴力的学生，于是良知发现，作了如此的转环和补救。这是我今天的祝愿。循规蹈矩、目不邪视的习性没有让我回首一睹他正直的风采。这位老师理解我，对我作了深刻入情的分析。然而他们对我也只能保持距离。正因与我从不交往，所以敢于在这非常的场合说了公正话。对党委不满，我承认。
我院教师除了陈光中，尚有曾炳钧也对钱老进行了揭批。曾教授激昂地表态：“我爱老师，我更爱真理。钱端升是我老师，今天我要揭露他……”陈光中同样腔调：“今天我也要抛弃对老师的热爱”云云。我不能不指出当时尚年轻的陈光中先生无意之间犯了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这一错导致他将广大的匈牙利青年统统诬陷为暴乱分子了。 ( 今“中政大”也将陈光中与江平一志封为“终身教授”。 )
极左的一个毒辣之处，是让知识分子互相攻击，最后由它一一收拾。甚至个别颇有建树的学者也会抛弃文人的矜持，做人的尊严，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向极权讨好卖情，为极权吹喇叭，造声势，以保全自己。这当是我们时代的悲哀。
对于广大不明真相的芸芸众生，极左制造仇恨，圈定目标，让他们的视线、精力和激情都消耗在各自敌手的一举一动中，结果连自身的利益对当局诉求，连想的时间都没有了。
当时有一个广东籍同学，叫杨晓峰。他父亲似乎是军区一个首长。他私下告诉我，他有一张未署名的大字报张贴在教学大楼的一个角落，提出：“右派是不是太多了！”的呼声。他强调说“是为你写的。”这位同学平时读书并不认真，而这时的脸容十分的真诚。他崇尚自由，不高兴化力气去争取入团。我却为了入团，毁了自己。
为了缓解我内心的哀伤，我更频频地参加了周末的一场舞会，几乎一次不漏。我本是舞场的旁观者，不精舞术，不会带人。帮我抄写大字报的郑世贤同学，很有主见和胆魄。他是从海军部队转业的，个性豪爽，线条粗犷，像大哥一样毫无顾忌的带我跳。
他有海外关系，亲哥就在台湾经商。他少时也去过台湾，这就使他能较为客观地看待共产党历次发动的政治斗争。而我由于家庭出身的限制，总是一边倒，一往情深的跟着共产党跑，还拼命地想挤进党团的行列。结果被推来搡去，一拳倒地，汩汩地流着血了。
福建来的郑同学精于毛笔书写又善跳交谊舞。有一种我不知名堂的两人靠得很紧又不断旋转的舞蹈，使我心情十分的舒畅；此时此刻什么烦恼什么不幸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也许是老郑对我一种最为恰当的同情和慰藉。当然这无疑也是对反右的勇敢的抗议。
这种形式的抗议在这恶梦般的日子里，我深受感染。这种深刻的同情事后常常使我回味，这当中有高达二米的河南籍同学，有漂亮的维尔吾人，有低一届长着娃娃脸的同学。他们活泼可爱，或真挚友善，在带我跳舞时都有足够的流露。今天我在总结自己时，最可记取的教训是：为什么在交际上如此的被动和自恃？兼之内向和腼腆。我的吃亏，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朋友。中学如此，大学如此。我这个人无能实施“一个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处世要义。
有一次，苏联女专家克依里洛娃在翻译陪同下，出现在舞场的座椅上。我在同学的帮带下跳着慢四步。只见翻译，那位莫斯科大学留学两年回来的江平瞄着我对专家说了什么。我沉浸在《灯光》的伤感又依恋的旋律里。苏联的抒情歌曲总是这样扣人心弦。
鸣放期间，江平联合几个青年教师向党委提出管理上的意见，稍后被划上右派。他去西山劳动时，不慎被一辆小火车轧断一条腿。 1977 年 6 月他写了一首《反右 20 年感怀》：
莫道系铃已解铃，风吹时闻旧时腥。
忧握笔管悲难禁，长闭喉舌心欲鸣。
鬼域犹得诉罗殿，圣朝无处哭昭陵。
为何三纪用兵者，却怕书生纸上兵！
2001 年，他在《江平文集》赠书上写了“文岳难友留念”字样，却又劝我融入他已如鱼得水的由权贵主宰的浙帮圈子。他成了左右逢源的高手。
那场舞会边上，这位女专家听了江平介绍，直起她一双迷惑又疑忌的目光盯了我一阵。这目光与《灯光》柔和伤感的调子不相融洽，与我舞伴肢体的友善接触不能协调。当时苏联对中共反右不见反对。由此，也许她认为中国右派的鸣放，多半是波匈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回响。
我的反抗还表现在对邻班一位天津女同学的追求上。我写了一封要求交友的情书偷偷递送于她。不善交际，内向又腼腆的书生，常常以这种方式表示自己的爱慕，尽管被认为是愚蠢的。因为女人家往往拿了你的情书向她的同伴夸耀。当时我多半出于这样的反抗心理；我要验证一下：此时此刻我这个人是香是臭 ? 希望答案能给申风之流多次辱骂二我“是一块又臭又硬的茅坑石”一记响亮的耳光，而顾不得被认为是傻瓜了。
那个时候，确有女同学向我频送秋波。可惜我在舞场上不带人跳舞，如果我精于舞术，我定能结识更多朋友。邻班有个梅姓女同学，落落大方，且有口才。唐山人，学生会干部，文笔也好。就在我被批斗期间，和我交换文稿，带我跳舞。我这个人的致命伤就是要从书本上衡量一切，恋爱的对象则是小说描写中的美人。梅同学由于给我的印象太过老练，使我望而却步。再说有一个高个调干生在追求她。在她带着我跳舞时，他总盯在一旁。一场刚完，便忙不迭的上去邀请她。另有一个镇海女同学，今天她说曾找我拉过同乡，可我实在记不起在这神经绷紧、终日惶惑的日子还有多少一般的试探性交往。为什么在公开的场面上，我不仅没有被搞臭被孤立，反而结识了这么多的舞伴书友呢？大家对反右的结局，对右派的处理还不清楚，从我被揭发的材料看，实在没有什么缺德反整个共产党的内容。倒是作为大教授、国际著名法学家的门生令人刮目相看。我的名字又频频见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多种大报或作专门报导，或在批钱老的文章中提上一笔。
现实中的和他们生活学习在一起的我身高一米七五，又是那样的“文质、清秀和一副认真执著的风貌” ( 一位中年女图书馆馆员当面的赞美，图书馆阅览室我是天天在场的 ) 。而另一个校内的风云人物赵日月同学已被搞得狼狈不堪，说他在河北农村当小学教师时奸污了一名女学生。这无疑是诬陷，只是连我也不想与之交往。
我对姓梅的同学一直被动，对其他女同学也没留心。可天津那位觉得她十分美丽。年纪轻轻，却有一种端庄的古典美。她那双晶莹明亮的眼睛，又有点害羞，常惹得我心神不定。外表漂亮的三要素：五官、肤色、身材，她都齐备。她的名字－－兰洁和她的美丽交相辉映。如果评什么校花，她肯定当选。我班长老宋恰好也是天津人，他对邻班的美女乡亲自然当仁不让，成了她的保护人。所以老宋对我在批臭批倒期间，居然还要“寻花问柳”，而且居然去找比他爱人漂亮又年轻得多的姑娘，十分恼怒。无疑这是猖狂的挑衅。他的脸色在我面前似严霜打劫过一样的了。但一时也无从发作。
就在我送去“情书”的一周光景，美丽的少女托付她的一位也很年轻且憨厚的女同学来我宿舍庄重地递给我一封回信。送信人刚出房门，我还来不及启封，我们的宋班长即闯将进来。二话没说对着我的脸面“呸”的一口唾沫。平时文明有度热忱漾溢的保姆刹那间成了《海的女儿》中的巫婆；共产党员表演了天津码头上流氓的一绝。
如何搞臭并孤立我，从而制服我，也着实伤透了这几个调干生的脑筋。他们也许已受了金书记的责备。于是，鲁光出了点子，并且自己出头执行。那是课外活动时间。他强要我去清洗厕所。我无可奈何去清扫了一下。他命我用水全面冲洗，硬拉着我去“返工”。我怒不可遏地挣脱了他。在二楼走廊上又推又搡了一阵。他的手劲和爪子也够狠的，我的衬衣袖管被撕裂。我禁不住骂道：“你这个现代陈世美！”这下子，触及了他的烂疮疤。他恶从胆边生，立即撩起巴掌狠狠的两记耳光。
走廊上没有别人，我不退让，也不叫喊。我似乎并不企求有人出来制止共产党员的行凶。我不喊叫，似乎对这些革命左派的本质还想验证一下。我只怒目而视，逼视着他。结果又迎来了一记沉闷的耳光。我仍岿然不动，死盯住他。他后退了，自我解嘲地骂一声：“死硬的右派”，溜了。
我的下颌甚为疼痛，吃饭咀嚼困难。我暗自流着泪，向谁说去？当然可以去医务室，做个见证，但有甚意义？我已意识到公正、法律已被强奸，局面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我更没去党委办公室，要求主持公道。我已经认清 2 刘的政客面目，他是不择手段不讲良心的！然而我忘了还有暗中同情我的广大师生。我应该大喊大叫，对这些左派英雄们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减少或遏止他们今后的为所欲为。不大机灵的书呆子光以为院党委已不可信赖，以为他们会用群众运动难免过火的领袖思想来对付我的控告。我还以为我拒绝干管制分子清洗厕所那类丢人的事，是维护了尊严。
说真的，我对鲁光离弃山东老家的妻子，是否属于喜新厌旧的缺德行为并无多大把握，或说没有确凿证据在手。他可以反咬一口：诬蔑。打几下耳光也是白白挨打。总之，不大喊大叫是失误，而不告状是理智的。
他们十分嫉妒我在班外受到的善待和礼遇。于是加紧寻衅，没事找事。知道我不会动武还击，就常将我推来撵去，突然对准我拍照，拍照时还用手指对准我的脑门，恣意进行侮辱。上海来的那个商人儿子申风，原是和我同一火车赴京求学的，应届生，小我一岁。在旅途中的一日一夜，他七搭八搭的搭上了我。他个子小，既活跃又滑脱。打听到我和他录取在同一学校，就说自己一半是宁波人。“我外婆住在宁波！”眉飞色舞和我握手交朋友，提议：“阿啦一道去宁波！”现在他却拚命在我身上捞稻草。他不仅借此表榜自己左派面目，革命立场，更是为了踩在我身上往上爬。
他智商甚高，卖弄自己一孔之见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早就认准我是他学问上的惟一对手，一直嫉妒名家教授对我的关注培养。可他不照一照镜子，看看自己油嘴滑脱的丑角形象，做学问的教授会青睐他吗？他心胸狭窄，却又善于自我解嘲，上跳下窜，左搭右拎，自以为出足风头，自我感觉极好。他趁钱老承受着巨大压力之际，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跑向被一群研究生簇拥着的钱老，讨好卖情地说：“钱院长！你那封有孟夫子名言的信件，是章文岳主动上交支部的！”钱老听了，直摇头叹气。这信本来就不成问题的啊！
推诚相见或光明磊落，只能在善良的人们面前；而对这些乡愿型反右悍将实在需要狡诈或装蒜。后来钱老谈到这封命运攸关的信件时，感慨备至地说：“建国后我这是第一次给在校在读的学生写信，想不到成了绝唱。”当时日本影片《绝唱》风行国内。一个是终身相许，至死不变；一个是爱情至上，死也娶来，葬礼成了婚礼。
而钱老的“绝唱”是在一本正经学生面前的幽默，脸上露出一丝凄然的笑容。他后来在《钱端升学术著作自选集》中惨痛地写着：“检讨不起作用，实事不求是，呼吁不获同情，妻儿 ( 学生 ) 不能幸免的多灾多难岁月”他多次违心地不惜借用极左一贯无限上纲上线的手法表忠 ( 是冯友兰对他的影响 ) ：“解放前，我有过长期反共反苏拥护国民党反动派、亲美崇美的罪恶活动。解放后，党和人民不念旧恶给我以很大的信任和很重要的工作……但我仍站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上，心怀不满，不忠于党。” ( 见《人民日报》 1957.8.4) 长达 22 年的沉沦 ( 于我是浩劫 ) ，这给在校在读学生的绝笔，显得沉重又悲哀。
请看这封影响我一生的信件吧：
亲爱的钱院长：
我并不怀疑党的伟大，这次开展大规模的空前的整风就是伟大的明证，我并不隐瞒，我是坚决跟着党走的，因为只有她有力量把我们带到人类的理想境界。
我很早就想：我既被生到世界上来了，我就要做一个正直的有知识的人，应该为我们父老兄弟救急解困，我们的同胞生活的太苦了。解放后，改善的不多。
我不逃避磨难，斗争着哀伤着、眷恋着和愤慨着。很多问题令人费解，我还在摸索着前进，是需要长者指导的。我的知识还很贫乏，认识还很有限，很多东西都在等我去学。我是需要长者指导的。
我承认，某些时候，我表现得很不虚心，很暴躁并且我还存在着一种脱离群众的孤芳自赏的情绪。尽管这一半是由我班党员幹部 ( 我班 30 人，其中调干生就有 26 位，他们带薪读书。党支部书记家里已有了 2 个孩子，把我也当成孩子听话 ) 强使我如此的。他们为了威信压制我，向上汇报着不确实的材料，说我“不务正业”。在考试成绩优良的情况下，多跑图书馆阅览室，搞些业务创作，这些调干生党支部是怕我成功，怕阻止不了我加入共青团组织，怕我毕业分配有他们一样的竞争力。党委是不重视非党团员的。
钱院长，我不排斥先人的和他人有益的东西，但我决不受教条的束缚，我厌恶个人崇拜。我以为一个人的好坏他的道德上的强大与否，不决定于他是否是个党员，经验告诉我，一个人的好坏决定于他对人民的贡献，决定于他的学问和清白的历史。我看得很清楚，很多人都借着“党员”牌子在作威作福，要人唯唯诺诺。我鄙视这些人，这些人沾污了党的纯洁。我是决不会向这些小人逢迎的。
我决不受教条的束缚，我没向权威者阿谀奉承。我不认为拉科西、格罗之流是正直的。而广大的匈牙利青年，在“ 10 月事件”英勇地斗争着的人倒是值得同情的。尽管他们被反动的霍尔蒂分子利用了。但他们仍是自由与真理的热烈的和勇敢的追求者。他们要比逆来忍受的唯唯呐呐的人好的多了。
宗派主义者往往侮辱一些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地主阶级而实在是好的人，比如对尼赫鲁总理。我尊敬他，他是强有力的和平保卫者，他为印度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着。不真诚地对待这类人是错误和有害的。
粉饰现实，掩盖缺点，只报喜不报忧，同样为我所厌恶。某些幹部以为暴露了新社会内部的缺点和错误，就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动摇，他们的头脑太简单了。他们把人类解放事业看成是一党一派的私事。
我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正直的有学问的人，象鲁迅那样的人，严酷的生活塑造我，使我对个人享乐主义不感兴趣，我不奢望今后过舒适悠闲的生活。
钱院长，我已告诉过您，我的中篇《母与子》将要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这是《人民文学》编辑涂光群同志对我说的，他要推荐《母与子》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喜爱这一中篇，认为富有人情味，富有生活气息，和革命浪浸主义，并创造了可爱生动的儿子水生的形象；母亲阿兰的形象也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他要我们侭快写出《母与子》的续集。他还建议我把《母与子》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我不多写了，可说是拉杂得很，原谅我一个孩子。随信附一些材料，供你参用。
祝
您身体好！ 学生文岳 5 ， 20(1957)
附：钱端升给章文岳的信
文岳同学：你送给我的信和附件已收阅，我已转请党委注意你申说的事，作出适当的处理，我相信会有这样的处理的。
一个要做富贵不能淫，贫溅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必要的。此外还要不因感觉委曲而消极或失去正常的态度，要同不合理的事情作斗争，也要随时警惕自己的缺点，我上次已同你说过，要虚心，不要自高自大，或孤芳自赏，这也是该留意的。
总之，希望你努力成为三好的学生。祝你
进步
钱端升
22/5/57 〔《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 3 》 ( 北京政法学院， 1957 年 10 月 ) 〕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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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