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书呆子的大学时期（下）
书呆子的大学时期（下）
－－作者：章文岳
小少记得唐三藏，西天取经 72 关；
任凭妖魔跑马灯，心中目标不动摇。
钱端升被批为“章罗联盟”的大将
民盟常委、“北政”院长钱端升教授在一次政法学会座谈会上对校内外批评，作出回应，交待他与罗隆基的联系时说：“罗隆基和我同是清华毕业，留美。在清华时认得他。在重庆国民党参政会时期我同他过往较频。到了解放，在华北人民政府时期，据说罗考虑设一机构 ( 平反委员会 ) ，有他也有我。现在追想，显然是在拉拢我。”
谈到同章伯钧的关系时，钱端升说：“今年 3 月 12 日，章伯钧邀请我和曾昭抡、吴景超、费孝通等人吃饭，说民盟是政治组织，要对国家大事加以讨论。我对他很佩服，感到他抓住了形势。这次还谈了两院制的问题。”但不知组织上有无“章罗联盟”，只是“思想上有共同的倾向”，“ ( 我 ) 有野心也没章罗那么大”。
可是，国务院参事李祖荫在政法界座谈会上质问钱端升道：“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杨清源告诉我，章伯钧自己说他请钱端升吃饭时，同钱端升详细商量过‘政治设计院’和‘两院制’的问题。你们是如何策划于密室的？”据费孝通揭露，在 6 月 2 日，正是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钱端升向费表示：“我反正跟着罗副主席走”。 7 月 2 日，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市主委吴晗到北京政法学院作报告，也说钱罗的“无形小组”和“策划于密室”中的人物。
钱老在北京人代会上检讨认罪态度让他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在检讨与章罗关系时说：
“章伯钧是我所瞧不起的马路政客 ( 为自保，岂能不划清界线 ) 。但从我入盟以后，章恭维我是大知识分子，是高教界的重要人物，并说我在盟内应该连升三级。尽管他没有同我谈过他企图破坏我们国家基本制度的所谓“政治设计院”这一阴谋，可是我和章伯钧在政治上没有发生过争论。 3 月 12 日当章说盟今后应多讨论国家大事时，我还表示过赞佩。他谈到我们政协起上院的作用时，我还以为他很有见地。 罗隆基和我受过相同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昆明时早就有过频繁的往来。”
根据我对钱老的认识，他在人权与民主自由的观点，反映了他的政治属性。他是有详尽论述的。由于时代的限制，他并未刻意强调：凡经济发展成功而非畸形 ( 贫富差距悬殊、环保失控 ) 的国家，自由与民主在政治上也不落后。他对中国的集权 ( 不是极权 ) 是迁就的，并乐于参加新专制政权的建设。他与张奚若 ( 任外交学会会长，钱是副会长 ) 、周扬这些官僚知识分子一样贪图名利，渴望御用。但他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论以及对独立思考学生的鼓励，表明他对毛泽东背离《共同纲领》和党包揽一切的不满，本质上他与胡适同类。
对于仕途中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能不在个性与政治之间作出选择，或者为适应或屈服于政治而改变自我，如章伯钧、钱老等等，或者因保持自我而被政治所淹没，如储安平、罗基隆、章乃器……
一天晚上，熄灯铃将响未响之际，我因精神困顿，提早上床就寝。申风虽不同一寝室，却是一直盯牢我的，见我上了高铺，摊被子，待我躺下，他便跳将出来，站到我的铺下，抬着脸一副戏弄的姿容直拉我的被子，喊叫：“起来！起来！还没响铃哩！”
同寝室几个同学，有的坐了被窝，有的还在抄写什么，也有进进出出做就寝前准备的。此时全都集中注意看好戏了。当然，首先看我是否屈服于作息制度，接受同学的监督，那末左派英雄们便在某种意义上占到了上风，一扫一直来相持不下的局面，获得心理上一次满足。然而，偏偏我这个书毒头认为又是没事找事，故意寻衅。何况这小丑作弄得让我最为头痛，正极其鄙夷着他。对他这一次花样翻新的作弄愤恨难制 ; 在与他把被子拉扯了几个回合后，一举夺回好端端盖在身上的被子。随即又趁势用被角拍打一下他的头部，以示惩戒。不料就此闯了大祸，申猴大声呼喊：
“右派打人！右派打人啦！”引起学生宿舍整个楼道的一阵哄乱。
这期间，学院党委对我的坚决抵制和反抗－－他们出一期大字报批判诬陷，我即出一批小字报反击辟谣；他们逼迫我站起来接受批斗，我却挺胸昂首，或者偏过头当他放屁。 ( 那时尚未出现拳打脚踢的武斗场面，至少对我还保持着分寸，对其他同学我不清楚。 ) 凡此种种“恶劣的态度”，已经很不耐烦，又苦于找不到适当办法将我制服。有了这“行凶打人”事件的出现，正好，煞一煞我的“反动气焰”。刘镜西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立即派出一辆小吉普连夜将我押送至海甸拘留所。押送者正是前些日子对我实施暴力的鲁光和院部一名保卫干部。
我被拘留了五天。这是初尝铁窗风味。即便后来尝了又尝，也不能改变我的个性和人生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旗帜已经在我心目中高高飘扬了！并且深信在我有生之年看到正义和真理的胜利。
那时候囚所人满为患。我不知道潘恩福此时因企图与“香港特务联络”也已抓进牢房。由于他不告诉我从部队复员分配到什么工作 ( 他不愿亮他不理想的蓝领职业 ) ，通信也就冷落起来。自然他也不知道我已和老师一起遭殃。
夜已深，我与一些流氓小偷凑到了一块。斜对面一个大囚牢发着“索朗索朗”的脚镣声。我向那里一瞥，见木栅门内通宵不灭的灯光下几双眼睛在瞧刚进来的我这个新犯人。看守所干部命已躺在大炕床的囚徒们空出位子来。一个少年囚徒立即将身子后退，留出不足一市尺的空档。我磨蹭一阵，无可奈何地挤进去了。
我是和衣躺下的。十米长度的坑床挤睡了十五六个囚徒。不能随意翻身，一动就碰着或压着别人。那个少年 ( 多半是小偷 ) 紧贴在我的身后。此是深秋，北方的夜是寒冷的，小偷依偎着我。我感到温暖，又觉着他初春在骚动，令我哭笑不得。
早上九点开饭，分了一个玉米窝头，一块腌菜。我没吃，被同室犯人抢了去。但我也不想绝食进行抗议。我不想摧残自己的健康。觉得用专政手段煞一下我的傲气 ( 或说反动气焰 ) ，不会长久关下去。
这场迫害与阴谋，毫无防备，像有点偶发事件，却是蓄谋已久的。于我而言，绝食需有心理准备，一个酝酿过程，一股锐气的积聚。
只是我今天反省：自己一点也不机灵。几个月来，我的神经折腾得几近崩溃；超级电脑若是经久折腾也不免出现乱码和混帐的。今天我问：这算什么“行凶打人”？行凶打人如无丝毫后果，算什么犯法 ? 我为何不对这位和颜悦色 ( 实质笑我可怜 ) 的提审员说：“请校方出示证据。”难道反右把当时已颁布施行的“拘捕条例”也反掉了！连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检举必须要有事实根据都踢开了吗？虽说提也无用，抗议徒劳，问题是我一点也没想到如何利用这些庄严的规定来保护孤独无援的自己。无疑我已昏头昏脑，觉得任何抗议徒劳了！
和颜悦色的提审员用体贴入微的话语是很能麻痹我的斗志的。他暗示如果我不与校方刀来枪去的对抗，就不会让我尝试一下铁窗风味，见一见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威力。“政法学院是立法司法的摇篮，叫我们拘留一下送来的人，总是大门敞开的。”这可叫我又长了一分见识。但是我仍坚信我的冤屈一定能够伸雪。党中央和毛主席不知情呢！我一直听他老人家的话，总是积极响应号召，参加各项运动。这次整风不也是？
只是这次我带了个人入团问题参与的。如果党风整顿好了，班支部的宗派主义克服了，他们的主观主义、官僚作风收敛了，我的入团继而入党的夙愿也就实现了。可是历史开了如此天大的玩笑，你拥戴它，它却把你关进牢房。并使我无法拒绝冥冥中为我安排的命运。
我本拒绝在拘留证上签字，但说不签不是五天的事了。无奈只得签。但在拘留的原因上，这位微笑着的提审人员要我本人写，说：“这是结案程序，写了便可放你回去。”他像一位幼儿班的阿姨循循善诱。我想光是写上“用被角拍打人”还不够拘留条件呀！天下哪有因拍打一下就应坐班房的天方夜谭？于是，我顺理成章地也是贸然地写了：
“因右派推打人”字样。这样，这个拘留便说得过去了，合法又合理了；尽管有点勉强，将被角拍打自供认推打，我的脑神经肯定中邪了！许是滚热的群众运动有这个让人昏头转向的功能。半年多来的批斗折磨，书呆子的脑袋肯定容易中邪入魔。今天看来这真叫昏头转向。十足的笨蛋！
回校后我把有限的零用钱买了一小瓶鱼肝油丸，以弥补这五天营养的严重不足，今天想来这又是可怜的认真。让专门盯着我的申老弟又一阵嘲笑。这鬼东西既嘲笑我昏昏然中自认了“右派”，又嘲笑我用一小瓶丸子想“大补身体”，次次拿我的痛苦和失误取乐。我固然混帐得可笑，但更表明那个反右干将参与政治斗争本无道德和严肃可言。本是一场不择手段的权利角逐，一场投机啊！只是鱼肝油丸事件表明我的精神尚未搞垮。本能地执拗地抵抗这颠倒黑白，灭天理毁人性的反我为右。我仍然注意身体健康。广播体操一如既往天天进行，偶尔去大操场荡漾千秋，翻几下双杠。于是他们又来了花招。
“这是为什么 ? 请告诉我。”我忍不住对一个比较友善的南京籍青年学生发问。他背着我伏在书桌上读什么书，头也不抬回答我：
“管你自己睡好了，有什么好问的。”
原来他们组织一批人，轮流值班，彻夜监视。我习惯睡上铺，可在彻夜不熄的灯光下，更使我辗转反侧，夜不成眠，莫明其妙！
他们不许我再写小字报反击，写什么都被抢夺而去。除非到厕所，他们还不到耍流氓的程度。是否防我连夜出走，去中南海喊冤？可我并不明确反右对我会招致何等后果。记过？退学？开除？劳教？判罪？我什么都没想过。劳教、判罪更想不到。我不知道陈光中先生发言在 < 《光明日报》上的传播，加上“右派行凶殴打积极分子”，这种彻夜监视决非装装样子的心理战，而往往是即将逮捕的征兆。
是的，这些日子，暗无天日。每当早晨醒来，心头总觉沉重，十分苦涩，常常禁不住一声痛苦的呻吟或叹息。
在这血泪交织时期白天虽也上课，但谁都难以专心致志。教师应付，学生过场。每天上午，严景耀、雷洁琼夫妇来校上班或上课，我多次看俩老紧紧靠在一起，匆匆走过。
有一次我在过道边的“阅报栏”阅报，扭头见两老走近，我转身叫：“严老师！雷老师！”严老师回应一声“嗯！”雷老师沉郁地看我一下，就匆匆而过。
可我毫无依靠。我为什么要，硬要开辟与章家门庭完全脱节的新天地呢 ? 我是跳到半空中脱离母亲大地的安泰。没有依托，重心不稳，而人世间的竞斗又是这般残酷，这般不择手段。我的身心满是创伤，可没有一个后方基地，休整场所，连倾诉衷肠、吐苦水的地方都没有。
北京离我而去……
在北京政法学院这泯灭人性、摧残莘莘学子的时日，我几次梦见毛主席。有一次他老人家竟打着雨伞进得碾子弄，整条里弄都亮堂了。他向我家走来。他头上有光环，红光满面……我在一张大字报上呼吁：“毛主席救我！”我的神经近乎错乱。只在习惯性的生活和运转，表面平静。广播体操天天做。本能使我仍以岿然不动的形象与他们周旋。
在这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日子，有一次我梦回迎接解放的小少年岁月。这梦境反映了我渴求第二次解放的心情－－
解放大军进驻了陶公山。出于渡海作战需要，北方士兵开始在东钱湖上练习驾船技术并熟悉水性。为此好些临湖的墙门院落及宽敞厅堂都被战士安营扎寨。为了尝鲜，他们也自费向我买几分钱的白嫩豆腐。我那时帮爸营生挑豆腐担子做着买卖。我觉得他们是和蔼可亲的。老实说，建国初期共产党颇得民心，解放军的人民子弟兵形象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后来共产党的形象主要靠地方干部来体现，而标榜为人民服务而文化浅薄的地方干部表现怎样呢 ? 对此如果没有一个清醒求实的估计，共产党想重得民心是困难的。无权的百姓靠才能追求温饱和富裕，而没有才能的干部只能仗权追逐名利发家的。当前的地方，单位和部门，尤其在高校和官场差不多都具有高中级职称了，都是知识分子了，但多是冒牌的！他们搞关系互相利用的本领是高级的，而学识和才能远比不上民国评上的逻辑学杜汝楫讲师。
小少年时记忆萦绕梦中，碾子弄内大屋里的忻乡长出逃了。后来我去市内上中学时，亲眼看见他蓄起花白的羊角胡子，在宁波城隍庙背着行囊卖印泥。原本财大气粗的地主、伪保长之流都成了惊弓之鸟。尤其是将我大姐，为抽姐夫壮丁，抓去当人质以便敲我家竹杠的郑保长惶惶不可终日。这使我尚不知改朝换代为何物的心里有一种并无把握的兴奋和犹未落实的奔头。歧视性的“豆腐郎”称呼少了，其含义变了。可是有一天，为了摊派支援渡海去解放舟山的费用，又要我家一大笔钱！为保释大姐被伪保长敲去一大笔竹杠沥沥在目，已在我心里埋下了反抗的种子，新社会的村长竟然接过伪保长的衣钵：欺侮外来户，仍不将“豆腐郎”平等相看！我在碾子弄口众多的闲散人员中，顶撞了那位职员出身的临时村长。我抬脸冲着他质问：“为啥又要我家出介多钞票 ? ”我不知改朝并不一定换代。习惯势力改头换面，大模大样出现了。
我是想说：我家不也解放翻身了吗 ? 但我那稚嫩的心跳动得厉害。父母离开偏僻山村客居他乡，又从事历来被歧视的行业，事事让人，处处吃亏。在这解放翻身的日子，我下一代再也容忍不了那种被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了。又谁知习惯势力是不会随着旧政权消灭而消失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对当官的反抗，对不公正不合理现象的异议。这村长板起脸孔看我一会，不屑答理地走了。
我不甘心，跑去一个解放军朋友驻地，那是个刚满十八的小伙子，苏北人。他将我带到连部。文书答应找村长谈。他走近我，双手亲切地搭上肩，说：“新社会不分本地人外来户，更不得欺侮什么豆腐郎、剃头郎。劳动都光荣，都是国家的主人嘛！”我感动得向解放军同志兜出了在旧社会曾经寻死觅话的绝密。我还两次离家出走，在野外荒庙过夜，想望求仙习艺。这些我都从不外传，怕人笑话。解放军说：你大难不死，前途远大啊！由于驻军的过问，对我家的摊派一视同仁了。不料当我兴冲冲前去找恩人，他们已一早开拔去渡海作战了。我不知道他们还存活不 ? 尤其那苏北小伙子。我在痛苦的怀念中梦醒了过来。监视我的那个反右战士正打着呵欠看着我哩……
揭批钱端升场面的和风细雨 ( 也许有陈外长的指示。钱老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副会长之职，该协会是外交部的智囊机构 ) 与传闻中的《人民日报》社内对刘宾雁杀气腾腾的批斗，形成了反差。刘宾雁的追随者戚学毅为了抗议民主和自由的倒退，当场跳楼自杀。
无独有偶，我邻室二班一个同学，半夜用刀片割破了自己的喉管，血流如注，自可惨痛。经连夜送医院抢救，没死成。只是他不同于戚学毅为了民族的振兴为了朋友的情义，而是为了表白自己不是右派。为了表明自己与右派泾渭分明，他参加了我班对我的批斗，作了无限上纲的发言，着实令我生气令我鄙夷。会后我当面羞辱他；我将自己的喉头一抹，并狠瞪了他一眼。他想抗议，欲言又止。叫他说什么好呢？他不是不知道同是受害者。只是在他的喉头上留下了一个自杀未遂的永久性伤疤。
我不能不提我这个被班内捧为“北京学生界右派头头”之一的由来。按理头头必有一批追随者，而我全然是孤芳自赏，要不就顾影自怜。我拒绝校内“自由论坛”的相邀，又与闹得风风火火的河北人赵日月保持着距离。反右悍将硬把我宁中校友、北大新闻系学生卢贤军算作我的追随者，加上校内对我有同情言论的师生，后来知道为数不少，但多半甚至无一面之交，如安徽的张云生，为说我“也是贫农出身，不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划中右。悍将们之所以如此捕风捉影、草木皆兵，是要夸耀他们反“右”战果，捞取政治稻草罢了。
全校仅有三位宁波籍老乡，两男一女。班外那个男同学象山石浦人仅有几次交往，后来听他说：由于有同情我的言论，毕业分配流放到新疆。同班的那个男同学毕业流放至青海。女的老家宁波镇海说和我拉过同乡而划为右派，后流放到宁夏。这里我要对卢贤军作一番介绍：
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学子，清秀文质。比我低一届，宁中黑板报编辑。家在诚信中学附近，从小父亲就离弃了家，他跟随祖父，与瘦削伶仃的母亲长大。他不像我自恃工农子弟自来红，又自以为一贯听从主席的话；为事物的本真，也为免遭厄运，而进行着殊死抵抗。他虽没有什么右派言论，但已委曲求全，默认了是我这个右派头头的好友，划他右派就右派。说实在当时并不明确打成右派意味着整个青春的毁灭。“右派”在中国民间是个陌生名词。在十九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议会中有左中右派别的议员，他们不都在趾高气扬的参政议政？国民党内也有左派右派，他们不也活跃于政坛上？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将右派搞得如此狼狈：内部处理的敌人，五类分子！所以卢贤军为此而不在乎右不右吧！
而我已经养成了十分顶真的性格，我坚决抵制这种指鹿为马，黑白颠倒的做法。当然也为了我的入团入党的不懈追求。家教在仕途上是一片空白，有一点文化的父亲也没有告诉我：共产党对认罪的今后老实听话的知识分子，一般可以宽大处理，不赶尽杀绝。卢贤军可能受到善意的劝告，默认了对他右派的批判，并交上了我寄去的全部信件。至于信件，我们都正大光明，没有不可告人的内容。正因为如此，他给我的全是明信片。这或许有节约四分邮资的考虑。他每封信如赠诗一首，内容简洁，字体工整，措辞含蓄，不乏幽默。所以我都珍藏起来，谁知落入摧残优秀学子之手。
整风鸣放期间，我去北大与他相聚。他陪伴我参观了他们的“民主墙”，和我们一起的似乎还有力学系的陈其能 ( 他在杭科技学院退休 ) 。北大的大字报可说是铺天盖地，让人目不暇接。只好择要浏览。其中物理系一学生谭天荣，口出狂言说郭沫若也不在话下。我是不以为然的 ( 后来知道他并不狂妄自大目空一切，是反右悍卒肆意丑化也 ) 。但林希翎在同学们心目中的位置当之以大姐和领头雁是无愧的！林希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前是一名抗美援朝战士。建国初期像她父亲定居台湾，子女参军入伍倒无妨，往后则越发强调阶级出身。光从这点也可看出：左的势头是愈演愈烈的。这在后面引用储安平的“党天下”文章中有充分的论证，这里不多赘述。
在《中国青年报》上，我看过林姐的一篇采访玉门油矿的报导。她在学生期已被聘为特约记者，令人羡慕。在文学和法学上，看来我们有相同的追求。只是我出身寒微，先天不足。她才是够格的学生领袖。毛伟人在一次会议上谈她，说她隐瞒了年龄， 29 岁骗成 21 岁。这许是作为诗人惯用的夸张和幽默。不过要老人家亲自出马，对付一个女学生，也够表明她的能量有多大了。
当钱院长在北京八月初召开的一次大会上，被迫作了“我的检讨”，提到我的名字时，北大内部文学刊物《红楼》也发表了新闻系批卢贤军的文章。内容鸡毛蒜皮，但突出他与我这个“北京学生界右派头头”互相取热的密切关系。这是鲁光申风前去北大点火炮制的。
当我经鲁仁兄指点：北大《红楼》也有我右派大名时，我又一下愕然。我径直越过校园的铁丝网，步行近二十里去找贤军，问这是怎么回事 ? 他垂头无语。我说把我名字冠以“右派分子”我抗议。他也不吱一声。我对他的软弱，真有恨铁不成钢的焦急。我当然希望他和我一起声辩我们仅仅是老乡、校友、文学的共同爱好者，岂有他哉。和他分手时，他才吐露衷肠：“他们到我家创根问底去了。知道我父还在，国民党军官，和第二房同居上海。我爷爷是破落地主……”
我一怔。这底细，我不周详。贤军内向而寡言，他又何必把家丑兜出来呢 ? 于是，我开导他：“你从小和父断了亲，可以声明的！”
“声明何用？”他反问我，但仍然避开我的率直的目光。他自始至终神情淡漠，差一点没有埋怨交上我这个倒霉的朋友。那时候，为了凑足中央内定的右派百分比，不少像贤军那样虽无右派言行，但因社会关系，或因家庭成分而被划为右派。
鲁光骂我“右派头头”又一依据大概是由钱老“我的检讨”而来。钱老在“人代”大会上的发言，由新华社发至海内外。接着，《光明日报》署名记者、《中国青年报》的本报通讯，都对我作了曝光，我成为仅次于林希翎、谭天荣的新闻人物。但对我“右派言行”的报导实在勉为其难。但记者们可以根据学校炮制的大量加工的我的言论，实可以装钉成册。我这头头的帽子也就不大不小了。然而，即使是记者的妙笔生花。比如农民生活困难，解放后提高不多；又比如“火烧官僚主义者”，火烧与“烧死”毕竟还有距离吧！难怪鲁大哥不止一次强调：
“你的右派情节并不怎么，但你的态度特别特别的恶劣！”为了扣上“头头”的高帽子，也只能以所谓影响严重和本人对待运动的态度来顶替情节了。
同贤军的家底被查被刨一样，鲁大哥他们也去我宁波老家了。得知我家曾有土地出租的情节，还有宁波中学闵书记的分析，闵书记对我“划为右派毫不惊奇，这个学生在宁中就有靠拢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而对我们共产党保持距离。”大学里依然尊重非党的钱某，而不是刘书记。凭这两点，就不虚此行了。何况这是海军班长的故地重游，回来后酒醉饭饱似的对我说：
“你那个当生产队会计的妹子倒不差。”他几次有意无意的透露口风，如告诉我北大《红楼》有我的名字。这不能说他总是敌我分明针锋相对。毫无疑问，他是了解我冤屈的！内心中不免常有良心发现。只是形势及个人利益要求他们昧着良心，干着丧天害理的事情。我怒骂他为“现代陈世美”也有失理智。不必说今天八、九十年代，当时如果他能妥善安排好对方母子的生活；双方感情不合，提出离婚也不是不道德的事。
我尊重并靠拢非党人士不假，但他们有学问啊！你闵文或刘镜西懂得多少呢？我实在无法崇拜。
由于贤军态度老实，听任宰割，再说他班全是高分录取的应届生，较为纯洁，容易沟通，不像我落在阶级斗争里手行家的圈子里，不流血是不可能的。贤军后被改为“中右”。次年与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去“人大”就读。毕业后流放至青海人民广播电台。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再度会面。直至他“文革”跳楼自杀。真是“头颅抛处血斑斑”呵。所幸他是结了婚的，愿他有子接班。
长期的精神折磨，日复一日的身心摧残；由于每早醒来禁不住一声痛苦的呻吟，我对奋力搏取和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涯竟至厌倦了。将近三年没见乡亲父老，没闻水波粼粼的东钱湖清爽温和的空气又使我离愁难释。闵旭肯定知道了我目前的窘境和危局，可已不在乎他窃笑不窃笑了。如何过上作为一个人的正常生活，能与周围融洽相处，成了压倒一切的心愿。
这是放寒假的前一天，白日惨淡。我在教学大楼的中厅发现，校方为配合反右取得的辉煌业绩而编写了校史，赫然公布：“以章文岳、赵日月为首的学生右派，猖狂向党进攻……”而赵日月已于昨天由校车押送去清河农场劳教了。对我呢 ? 我是“为首”之首呀！其他近两百位难友同学也必惴惴不安地等待命运的判决。
就在下午三点光景，班支书相荫堂把我叫到一间大教室。党支部三个成员都坐在一张书桌后面，十来个尚未回家的同班同学环立在他们左右。桌面上放着空白纸。班长赵儒基倒不在场。这位“保姆”式班长，平时文明大度，非必要他绝不赤膊上阵。他肯定还在校内，是问心有愧回避了，还是像校方，身居幕后 ?
我面对他们站立着，听相荫堂对我宣判。他一板一眼地读毕，平时古板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温和相，向我摊开一张空白纸，轻微地一推，说：“你签字。”
我记不得他念了什么。这些重复了千百次的套活和诬陷不实之词，我的耳膜已经生茧，很难再听进去了。反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听得，不记得都无所谓。也许我已麻木不仁失去敏感 ( 当然如果他们读出“赞扬暴动分子为英雄”诬陷，我也会猛然跳将起来的 ) 。
只是“开除学籍，遣送回家”一句，犹如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既清晰，又明确。我不惊慌，不抵制，倒像是一种期待有日的解脱。
“签字吧！”平时不大开口的组织委员老赵催促说。他的口气和神色表示：不能有更好的结局了！不签吗？赵日月的命运在等待你。可我从未意识到还有比开除回家更不幸、更惨的结局。
我走向书桌，拿上他们准备好的笔，伏下来；空荡荡的大教室里一片沉寂，围观的众人都屏息敛气伸长脖子看我写：“可以同意。”
“同意就是同意嘛！还附加‘可以’干吗？”毕竟申猴机灵，摸着我内心的隐秘。他眉飞色舞，得意姿态，嘲弄口味。只是我看都不看他一眼，保持我的傲气。我对面前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关键时刻，我没有糊涂。我要为日后翻案留下余地。早在高中阶段，我已遵循了“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的人格；不食言，也不随便许诺。
鲁光熬不住开口了。他是外向风头型的人物。他劝我说：
“你已是新闻界公认的学生头头了。‘中国人民大学’出书有你的一章。情节虽不怎么，可态度特别特别的恶劣。让你回宁波老家，是敌我矛盾内部处理。开除学籍又非最高行政处分，对你够宽的了。干脆点吧！”这位老兄，批判人家或是课堂讨论发言一向斩钉截铁的有力，锋头十足，此时却温和了。而申风，当他认为抓住了时机和猎物，总是那么一付咄咄逼人的气势。他颇有一种犹太商人夏洛克的冷酷，进行着无情的人生角逐。他的词语中没有“后悔”两字。他的信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申鲁两位，反右中活像《封神榜》里的哼哈两将。
比较起来毕竟鲁老兄能够转寰。他在“文革”中不轻易反皇，也不公开保皇，只一味扫四旧斗五类。他率领政院一批红卫兵抄了钱老的家，将师母陈公蕙穿过的旗袍、美国邮寄的书刊、洋罐头统统抄出来，甩向院子，一地狼藉。粉碎“四人帮”后摇身一变，在政院的学报上撰文，东拼西凑地为刘少奇冤案充当事后诸葛亮。而申风，误以为“文革”是又一次反右，是再度捞取政治稻草的机会。第一次反右立功与鲁光一起留校当上了大学教师，这次他必定进入院部领导班子。于是上跳下窜组织保皇派。结果偷鸡不着蚀把米，被打成反革命达两年之久。应该有所反省了。……
此时，我僵立着，含泪回答他们：
“你们，还不够吗？”在一张空白纸上签了“可以同意”四个字，谁知道校方是否将它粘连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罪状上，我是决不违心承认自己是右派的。我与师辈章乃器并无联系，但我们的气质是一致的。
这是我第一次在他们面前显现哀伤。思前想后，人生的旅途竟如此的险峻多灾和难以把握，真叫人悲哀。大家再不说话。有几个悄悄离场。老赵用肘臂触一下相荫堂。言一堂迟疑一下，拿起“可以同意”的签字复命去了。其余也作鸟兽散。
“可以同意”并非真的接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或对这诬陷的认可，而是为了整整八个月，日以继夜的折磨和摧残的解脱所作的痛苦的诀择。
去食堂吃饭时，已见不到同学的影子，夜色渗入了校园。饭菜已凉，炊事员让我自己动手，不加限制。没有人说话。恍惚已处身于寒冬又无声的世界。
这是最后的晚餐。一个人凄凄惨惨戚戚。明天就要拖曳着我那破碎的孤帆回江南老家，结束我解放翻身后七年又半的书海上拚搏和浮沉。这是无可挽救的吗？
次日一早，王元德给了我一张直达上海的火车票。他们知道我没有北京落脚处，便让我自个儿走，没人押送。我没有虑及：光一张车票能到宁波的家吗？我口袋中的钱币，不足以买一张上海去宁波的船票。痛苦和忧伤已丧失了我对旅费不足的反馈；我的神经此时确实发烧，乱麻一团。在整理行装时，还让相荫堂拿走了全部法学讲义。这似乎表明你与政法队伍彻底分手。
我背上铺盖，手提沉重的书箱和拎包，自个儿一步一步地走向校外三百米以远的汽车停靠站。作为一个穷家学子，珍惜一针一线，我将个人的东西都带上了，包括用了多年的旧褥子，穿了多年打过补丁的衣服。拖累沉重，虽不便叫人相帮，也根本没有想耍一下无赖，让他们送我上车。我是这样的拘谨和书呆气。那天正是寒假开始，同学们经过整整一学期思想战线上革命的大洗礼，都已匆匆回老家。谁也没有主动帮我一帮，助一臂之力，谁也不敢相帮。
道上两旁枫树早已光秃了，剩下的几片枯叶子在惨淡的冬日下簌簌地抖动。一位图书馆工作人员迎面而来，她说：“我们不同情你，但为你可惜！”说了走了。
近旁没有人，当时不会去想她是不期而遇，或是故意绕道过来和我惜别，无非是过眼烟云。她们认得我是图书馆和阅览室的常客，兴趣广泛，常常借阅一般同学不大问津与涉猎的书报资料。有一次埃及法官代表团来访，参观阅览室，走近我的座前，向我伸出手来。这是我首次跟外国人握手。这位来自尼罗河畔的客人还亲切地捏捏我的上臂的肌肉。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中国学生是注意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然而，我被开除了。
我沮丧地走着我的路，一步一步地，被清扫出校门 ; 虽不致飘零无着，而在陶公山尴尬和屈辱自不待言。我究竟有什么罪 ? 我究竟损害了谁 ? 这世界还有公正清明吗 ?
是的，我不相信我的冤屈澄清不了。我需要休整，需要一个摆脱了魔爪的安全港，于是我“可以同意”。……我发现后面尾随着两个人，同班两位同学，与我保持相当距离，一直尾随着。见我上车后，就折向北去越过马路和土城的残垣。最后消失在一片荒凉疏林中了。他们是奉命监视，还是默默送行？两人，一个叫胡明坤，浙江慈溪人，是校内为数甚寥的宁波老乡；另一位杨允习，青年学生，比我小一岁，河南人，有北方汉子的耿直，有勇气为我说过公道话，而被划为中右，并被开除了团籍。毕业后，都流放至青海。九十年代起，小杨已任青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胡已调宁波大学任教。阔别了三十余年，几经浩劫，世事沧桑，庆幸尚能在律师界举杯相逢。他谈到我曾向反右英雄举证：“胡明坤同情我。”害得他被鉴定为思想落后，亏他也是调干生，与班长他们关系过得去，没进一步受迫害。即使他俩奉命监视我是否上车，我也宁愿认为是一种老乡的亲情，一种惜别。
在前门上火车时，我身边不足五元钱，无法偿还向鲁直老师、严景耀老师所借的钱。后来听说鲁老师为了这贰拾元钱，在院党委会议上，一次又一次的作检查。
上车后，我开始为旅费欠缺而发愁。但在同一车厢我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院党委组织部女干部。我对除了班内几个反右悍将外，对他人都抱争取态度。我走过去向她讨取路费的不足部分；凭直觉认为她出现在同一车厢决非偶然。向她讨取是顺理成章的。发足开除回家路费是有规定的。
“我又没有钱！”她瞥了我一下，板着脸，一副小家子气。
“你总了解我的吧。”我有点可怜巴巴，讨她同情。她又瞥了我一下，仍板着脸说：“我怎么不了解你 ? ”
不管她口气如何生硬，左的立场如何坚定，我坚持要她解决回家路费的不足部分。
“我找列车长谈谈，看能不能帮你，你现在回去坐好。”她口气和缓，似乎有所行动了。其实她心里在骂：“如果你真的没钱，该在校内提，笨蛋！”
但是她根本没有来通报与列车长商谈的结果。实际上，列车决不会管上海以远的事。我的一只拎包倒差一点被一个妇女顺手牵羊而去。事情是这样的，上车拥挤，拎包从我麻木发胀的手中掉在站台上，我央求身后的一个妇女帮我带上车来。谁知那妇女不知转到哪节车厢去了。好不容易找了回来。
列车徐徐开动了。我任凭列车开动，眼看前门车站离我而去，北京离我而去，那心情是一种说不出的痛苦、迷惘与彷徨……
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反右具有“文革”的实质，也是一次历史的反动。当时现代工业已有相当基础的中国，小农经济也再不举足轻重。客观上已有让一些有科学头脑和现代化心理素质的知识分子来当领导的要求。在体制上应在“联合政府”多党竞争的机制上发展，而不是向独裁政治演变。这对那些不学无术、入党为官和靠政治运动起家的干部的地位，无疑是个威胁。“内行与外行”的矛盾在经过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在开始重点转移的 56 、 57 年之后，是十分突出的了。
“内行”与“外行”的对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新形态。根本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就软弱单薄，成不了气候。它不可能与所谓国际一股反共反华逆流相呼应。极左为了既得利益，也为了掩饰自已无能，惯造这种舆论。我们认为这种矛盾的新形态的社会表现是管理者与生产工作者之间的矛盾，是官僚主义和瞎指挥，是急躁冒进。所谓“右派”进攻，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体现。这场所谓思想战线上革命的完成，使中国的方向远离了民主社会主义，滑向贫穷、专制和浩劫整个民族的“文革”。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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