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书呆子的少年时期（七）
书呆子的少年时期（七）
－－作者：章文岳
第七章 高考的风波
奉化江畔有真人，传授武艺跳“龙门”；
疑是闵妖暗放箭，捧读《牛虻》泪涟涟。
54 年 7 月，我在省宁波中学高中毕业了。在宁中，我象是一台真空吸尘器，课堂上、阅览室，书店里，电影院……把包罗万象的有用知识尽量吸了进去，广播体操早晚 2 次天天炼身，循规蹈矩，严守纪律，自以为，成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中毕业生。
读书辛苦吗 ? 比起半夜力不从心磨豆腐，着实轻松，有奔头。
宁波市副市长翁心惠老师对全市高中毕业生作了动员报告。鼓励大家报考北京各高校。这位民盟宁波主任委员报告中有声有色，并郑重其事地说：
“北京，她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人物，有众多的民族精英，是全国的心脏和神经中枢。”
翁老师的话，对奋发向上，追求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理想的青少年，是很有鼓动力的。
建国初期，宁波市著名的民主人士中“三才”，翁心惠是口才，徐季子是文才，钱念文具有伯乐之才。
我在七个专业，廿一所学校的报考表填写中，凡是北京有这些专业的学校，我都填上北京的。第一志愿是外交，第二是新闻，最后是法律。
宁波人是讲实惠的。再说蒋介石也是宁波奉化人，一些家长的怀旧情结影响了子女对专业的选择，报考理工的占绝大多数。这届宁中五十位毕业生，仅我和周庆南报考第三类文史政法方面的专业。由于毕业考的成绩已居全班中上游，在当时生源尚少的情势下，我对跳上“龙门”是满怀信心的。在班主任孙瑞老师的挑选下，我参加了毕业演出，却意味深长地安排了〈〈保尔。柯察金〉〉“筑路”一剧中，一个过往旅客的角色。只是我并不计较角色的主次。我在努力克服怯场心理，抓住机会锻炼口才。在大庭广众中，我不善于表现自己。尽管在这场演出中我是一位匆匆而过，三、二句台词的配角，大学里再比角色的主次吧！
高考入场的日子临近了。全班同学正在埋头复习功课，教室里突然进来了张校医。他的脸色难看，向坐在后排的我招手，示意我出去。我疑惑不安地随他到走廊上。老张一声不响地将一张通知单递交于我，继而说：
“你体检不合格。血液呈康华氏阳性反应。”
“不能高考！”我脑子迅速作出了反应，只是怔在一旁，呆若木鸡。老张一见我丧魂落魄的样子，再不多言，带着事不关己的态度走了。
一个叫小广播的同学跑出来，瞄向我手中的体检单。我本能地垂下手来，自然是不让看。什么康华氏，又是什么阳性反应！到底犯了什么病啊？为什么不能高考？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当我听说这是性病讯号；两个“十”便有梅毒的嫌疑时，我立即作出了反应：复查！
我忍痛再去市第一医院抽血。少年人一点不知道人事关系的复杂，不机智灵活。为什么我不偷偷跑去第二医院呢！第三次，我对一院可以杀人的医生仍然这么轻信、毫不怀疑；再让它抽血化验。结果仍然是这样结论。天真无邪，直到十八、九岁了犹是如此。
我被拒于考场门外了！
直到今天我尚未明白：一个无性病家史，本人又无什么花柳方面的接触或感染，哪来的康华氏阳性反应 ( 最严重的据说是四个“十” ) ？今天从隐蔽竞争角度考虑此往事也许多少能解释这个谜，而那时纯朴的心灵绝难想到会有此不择手段的衣冠禽兽。他们也许以为我连跳两个年级，推迟年把再考大学无关紧要。而这岂止迟早的问题，对一个生性认真的少年书生来说，这是命运交关的。
在这命运交关处，宁中党支部书记闵文起了什么作用呢？且不说他可能对医院同伙 ( 三青团系统 ) 有过授意：调包！与舟山那个有性病家史的郑连赓对调。煞一下这斗过地主参加土改的小土佬的骄气；按正常程序，“招生办”根据两个“十”，未必就此作出了不准高考的决定，他们必然去征求校方的意见。闵书记说了什么呢？我们根据他直至此时还在隐瞒三青团员身分混在共产党内部投机革命的事实，有理由怀疑，他心怀鬼胎，此起高考错案是他在捣鬼。扼杀共产党对工农子弟人才的培养。
他看不起我的出身和门第，更对我这个高傲不靠拢他的学生要耍他的关系命运的大权！今天我回忆这飞来横祸时，就是这样分析的。
同学们正在紧张地准备跳上“龙门”。我却独自在奉化江边江堤上徘徊和彷徨。那位三青团的投机分子不知去哪里了？这不能用放暑假来搪塞。不过，我这颗单纯的心还没有想到这是被人暗算了。没有断定这是祸起闵墙。阻我前进。
我让痛苦闷在自己胸中作梗。我生命的承受力能否将天大的痛苦消化和融解？
就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牛虻》。我独自坐在宿舍楼的走廊上。同学们在教室高考。当书中女主角琼玛看着亚瑟照片后面“我永远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题辞时，联系他悲壮惨烈的死去，形成了巨大反差。这强烈的反差使我的眼泪与琼玛的眼泪一起滚滚而下。我边朗读边哭泣，久久不能抑制。
只是，亚瑟那种独立不羁的阳刚，他超群的坚毅，每每是截及敌人心脏的锐利笔锋，由此而遭受的磨难、伤残，直至视死似归，让我激动得撕心裂肺。我的命运，难道也如此坎坷，这样残酷吗？
就在校园彷徨的一天，一位领到准考证的舟山同学，他大我几岁，戴着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叫郑连赓的，向我走来，用他一种异乎寻常的庄重和慷慨，递给我一支针剂。他说：“这是很贵的，治你这种毛病的 606 。”全校师生似乎都回避着我，惟独他对我伸出“援手”。
我接受了。三次化验，连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以为毛病可能出在家里。记得母亲在一次吵闹中，质问父亲去宁波配货过夜是否走过花路？为了让听众相信菩萨般的老实人也会玩女人，母亲说这“全是瘸子妹夫带去的”。总之我冥思苦想，竟也怀疑父亲了。可见我接受了“既成的事实”，默认了。我是多么相信三次检验与复查的科学结论啊。
从郑同学的衣著看，他并未摆脱舟山渔民的土气。舟山沈家门在旧社会多性病，因为多码头妓女，以适应四方云集的渔民。但我只被他慷慨庄重的神情语调所打动，根本未发生他哪来 606 的疑忌。也许人在孤苦无援时，是最容易领情的。他与我平时并无什么交往，不来理我关心我倒是正常的。他是同情之神差遣来的吧。我糊里糊涂的接受了这馈赠，看作是奉化江畔丧魂落魄时的惟一同情。宁中党团、行政组织均未派人找我作点善后思想工作，实在异乎寻常。“这是很贵的。”我想，自己用不着，也可转送他人。我不会想到这是阴谋者的伎俩，加强我接受残酷、自认倒霉。或是一种“鳄鱼的眼泪”。这样说也许是对具有四海胸怀的舟山人的亵渎。对不起，这次医案制造者真让我丧魂落魄。
我把这支针剂藏进皮箱的夹层，一个很易遗忘忽略的所在。没有丢弃。后来不知不觉将它带进了大学。在“反右”时被英雄们发现，以为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毒物，拿去校医室鉴定；成了我悲剧性的命运的纽带和见证。因为，要是没有体检事故， 54 年是必进大学的。历史要是这样书写，还会遇到“章罗联盟”的大将钱端升老师吗？至少大多是文化素质很差、当官气特重的众多调干生们是不会狭路相逢的。
44 年后的一天，姓郑的突然找上门来，双方的头发都已花白，而我却一眼相认，因为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但他说已经改名。谈及当时高考体检，说他因肺结核 ( ？ ) 差一点也没赶上这趟车。我说“你是我奉化江畔的惟一同情。”
他默然。我接着问他这针剂哪来的？他却立即矢口否认：
“没有这回事”，还说我搞错了。
我最讨厌白天说瞎 ( 黑 ) 话的人，立即下了逐客令：“出去！”
他迟迟疑疑又悻悻地走的。想不到在宁中毕业 50 周年聚会的日子，他以为我会摊开这件疑案，预先向聚会发起人 ( 原班女团支书沈瑞珍 ) 、也向能与他臭味相投的个别校友颠倒黑白。会场上当我将《赤潮年代》不加歧视地也送他，这位刁钻女人即以主持人姿态兼和事佬口吻，强奸民 ( 我 ) 意，脸对郑说：“好了，章同学已向你表示歉意了。”我愤然立即反弹：
“ ( 赶他出门 ) 是他缺乏诚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不应该赖账！”
最令我可笑可恶的是我与他同车返杭，他在走过我的座位时，竟吓唬说：“你是律师造谣污蔑，我要告状！”真好气好笑。我既没有肯定他什么，书中又没有写上他目前的名字，法院不会受理他的胡闹的。而他那舟山赖皮二流子的遗传，表演得淋漓尽致了。
从他身上，让我发现世上还有这样念过大学会几句外语的人，他们认为只要大声嚷嚷，将谎话坚持到底，就会消除人家的蔑视和怀疑。而他不仅不老实，在我面前，简直是个恶少！他在 50 年后歇斯底里的表演，大大增强了求靠闵“调包” 的可能性。
当同学们在考场为跳上龙门而还在展开角逐时，我独自卷起铺盖灰溜溜地悄悄地离开了勤读三年的奉化江畔的宁中。
一回家，我就冲着父亲质问：
“我们章家有没有这种可耻的家史？”
父亲戴着老花眼镜在房里记账。他抬起头，从镜片上边注视我一阵，回答我：
“你阿爷是生痨病死的。我也感染过。没有别的。”
“那我哪来的这种耻辱呢！”我恨声地说。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也为了驱散笼罩在家里的一种尴尬气氛，更为了继续我在书海上成名成家的航行。我决计到中国的医学中心－－上海复查。
“我看，还是跟我一起，磨豆腐吧。”父亲淡漠地竟如此说。老实巴巴的父亲与世无争，逆来顺受的风格，我可无法继承或接受。我体内流着母亲冲动反抗的血液。我的气质与父亲不一。父亲的潜台词似乎是章家历来靠手勤脚勤吃口苦饭：认命吧。
当然，凡事不宜强求，而顺乎自然，也是人生的要义。
但我已是十九岁的成年人了。尽管忧心忡忡，而鼓足勇气，毅然踏上了停泊在宁波江北岸的民主三号轮的跳板。……
次日拂晓，我见到了童年时期梦牵魂绕的花花世界－－上海，跨上了十六铺码头。姐夫在当时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杨树浦发电厂当检修工。在车水马龙、千街万巷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大姐家。那时尚在一个狭窄的里弄口，老式房子的楼上。第二天，姐夫就陪我至上海第二劳工医抽血检验。在等待检验报告单的两天中，我想起了在上海生活和工作多年，已是十七、八了的爱爱。青梅竹马时期双方父母都曾相当热忱地表示了联姻的意向。高三时，看到有同学在给女朋友写情书，自己正苦于现实中没有一个情投意合的朋友。于是试着给她写了封信问她一家的好。互赠了照片。照片中她戴着八角布帽子，工人装束，太朴实了；外表引不起我进一步追求的欲望。现实中的长相究竟如何呢？大姐说：“爱爱的大姐和我碰面，总提到你两几时让人吃喜糖。我看她妹子再好没有了。”
爱爱差不多天天伏在狭窄的工作台上磨制缝纫针，十三岁就开始了。厂房设在房屋拥挤又狭窄的里弄中；设备简陋，噪声刺耳，空气不洁，光照欠缺。大白天也得用电照明。这是旧上海遗留下来的众多私营小厂之一，亟待更新改造。叫我出来学“生意”当“铜匠”，也许就是这种厂，多半是这个厂！那太出乎意料，出乎所望了！不过这里工人，逄年过节，尤在回乡探亲的日子，油头粉面、西装革履，无异于衣锦还乡。乡下人称他们为上海老板，令人羡慕。
爱爱的脸色不佳，一见之下，甚为失落。遥想当年，打著蝴蝶发结、鲜艳夺目的童年形象已成过去。但我想是否对我倾心，不信我有这种毛病，我会忽略她外貌不怎样的。
根据她厂职工的指点，我走近她的工作台。在她身后，我默默观看了她专心致志的劳作。“嗤”的一枚，“嗤”的一枚……建国前就那么干了。她猛的侧脸发现了我，傻了眼。随即迸发出喜悦的火花来，连刹车停机的工序都忘了。她站起来，转过身，想和我说什么，却又连忙转身去刹车。
出了她的厂，走在狭小的弯曲的里弄中。我的神态凝重，毫无笑容。童年时那种活泼纯真的形象也成了过去。但也许她以为是正常的。长大成熟，有大人气了嘛！她根本不会想到我的天空正阴霾密布，而她阳光灿烂，眼神羞涩又温和。她带点抱怨的口吻说：“也不来信关照……到我家去吧。”
在途中，她告诉我：目前只妈妈在家。父亲在无锡与兄长、姐姐一起。她轻盈地在前头带路，行经不少胡同。每每回首看我，似怕丢失我。她温情、诚挚，步履轻松。
但我的性格不象里弄那样弯曲，直说道：“爱爱，这次高考体检，宁波医院说我有－－”我不禁噎了口气，说：“有什么嫌疑梅毒。”“梅毒”毕竟难以出口，语法颠倒了。
她以为自己听错了，也许没有听清我说的，立即收住脚步，回盼我。但见我严肃郑重，无玩笑意味。这正反映了我内心的忧郁。梅毒！她迈出的步子随即显得沉重起来。梅毒，说了，似乎嘴巴也脏了的。那是十分难治又遗害无穷的。各种性病谈虎色变，曾在旧上海流行－－她几乎被迎面而来的一辆自行车所撞。
“我想你……怎么会呢？”她迟疑地说。而我需要的是：明朗、坚定和毫不含糊的支持。只是她多年来，私营小厂恶劣的劳动条件影响了身体美美成长。少女看来不大健康，而身体健康恰恰是一个人漂亮的基础。她那时长得令我失望。这也许读了太多的屠格涅夫模式的女子，幼时观看了太多的才子佳人戏剧有关。她的外表不能吸引我，而她的善良、质朴和助人为乐的家风，我又尚未感知。那时只有青梅竹马的怀旧情结，使我随着她去拜访嬷嬷。
在嬷嬷面前，我们面对面地吃着糖煮酒酿鸡蛋时相互避免目光的接触。当时我盘算已定，不管是否苛求，将问题摊到桌面；我瓮声瓮气地说：
“如果上海和宁波一样结论，我只有一辈子呆在乡下打－－孤独一个了。”我不好意思说“打光棍”这自我解嘲，也是粗俗的话，所以挑一个较为书气和含蓄的“孤独”。爱爱低头不语，咀嚼着几丝肉松。嬷嬷的头发已经花白，眼睛依然明亮。此时在一旁，她精明有礼地，也似乎为了打破这尴尬的静场，笑了笑说：
“啥闲话，规规矩矩人家，怎会有这种毛病……”但听尾音，又非肯定和明白无误。也许是我将这两个“十”，一种苗头，当作无可抗拒的不治之症了。自信心已经动摇，对陈年故交的忠诚也引起了怀疑。说实在，分别这多年，双方都已长大成人；在这青春妙龄期，见花遇柳中，能保证不出一点轨道吗 ? 也许她们不知道我是完全沉浸在书本报刊当中，成了书呆子。五十年代学子不少是书生气和理想追求型的。
我觉得我该走了。难题已提出，答案不理想。临别老人家殷切关照早传佳音。爱爱不知为啥没出来送行。
当我走上大街，在长宁影院附近搭上一辆电车时，人流中似乎看到爱爱手拎一袋水果，上气不接下气的追别。也许是幻觉。电车已经开动了。……
自然，上海以全国医学中心的权威结论推翻了宁波一院的胡说八道。我立即发信给钱念文校长，激动之情跃然于通报中，对这个著名的宁波民主人士是有感染的。
诚然，上海宏伟又美丽，气象万千，是令一个渴求知识，向往现代文明的五十年代的农村青少年倾心、爱慕和留恋的。但是为了升大学，实现成名成家的追求，我连夜乘火车到杭州。那时宁波未通火车。一早到达杭州后，得知开往宁波长途汽车在上午十点。我想何不跑去杭州医院，再作一次检验！这并非对自己的纯洁和健康尚有疑问，而是我要用两个大城市的权威来压倒一个中等城市庸医那种可以杀人的体检！他们见了这样两纸证明，还能强调：三次比两次可靠吗？难道还要抽我的血吗？
这是一起疑案，一个未解的谜。我曾向法院起诉，法院却劝我息讼。说一些医生一只脚在医院，一只脚在法院，似乎这起体检事件乃区区小事，工作也给安排了，包涵包涵吧。问题是三次抽血化验，为何一而再三的差错？而别个考生却不错！然而法院承办人不想追究。我受到如此巨大的精神伤害，为什么不坚持搞个水落石出呢？
我太稚嫩了！那时看到法官，无异于母亲碰见旧日的乡保长；在权威面前，习惯于唯唯从命。根本不知道怎样去维护自身的权利。那时法制尚未正式起步，以言代法上下通行；官官相护，约定俗成。即便八、九十年代大量的法律出台，习惯于人治的那些上上下下当官的，又何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啊！
况且质朴的少年书生并没有难填的欲壑。他们在顺境中往往豁达大度、宽以待人的。钱念文校长积极为我联系安置了工作，当上了市内民办中学教师，得到了一定的补偿 (1) 。那时我似乎为走通读书就业之路而陶醉，便默许了法官不弄清底细的息讼劝告。
这里我得感谢杭州市人民医院，他们应我的请求，立即作出了检验报告，使我赶上了十点去宁波的班次，下午赶到了学校，一心为了进入 54 届的大学生行列。
然而，统一招考制度不能为一个被损害的学子破格。谁也没有理解你的奋发向上。一个严格地按照道德标准进行人生角逐的青少年，国家没有法律予以保护。我终于被排除在 54 届大学生的行列之外，对我今后的人生际遇作了不同的安排。使我走上了坎坷又残酷的生活之路。这是天意还是人为 ?
(1) 月薪 39 元，并被宁波市团委聘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民办诚信中学大队辅导员，挂上了绸制的红领巾。优秀青年、先进分子的荣誉感得到了满足。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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