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书呆子的少年时期（五）
书呆子的少年时期（五）
－－作者：章文岳
第五章 奉化江畔的省立宁波中学
流经宁中的奉化江段，江面开阔、浩荡浑黄，她即将与姚江汇合，东流入海了。
江面的气势是平稳的，但也有涨潮落潮的不平。每当台风寒潮肆虐喧闹时，那空旷江堤上一些纤弱的垂杨被袭击得东倒西歪，使我常有干折根断之虑。
虽然一跃成了省立宁中－－当时是宁波地区最高学府，师资一流－－的高中生，学好本领扬眉吐气的前景不再虚幻。由于每次回家母亲面临合作化的喧呼，总是哭丧着脸叹苦经，临走时几叠另打碎卖积聚所得的交付学校的伙食费，还舍不得爽爽快快地放手。
我在校的心情也不怎么舒畅。 54 届高中只一个班， 50 个同学。同学们对我这个自负矜持 ( 在觉得被亏待时即有明显表露 ) ，竞争进取心极强又不洒脱的穷同学是不相融洽的。我曾经主动接近过王文德 ( 富家子弟，大学毕业后去香港经商，小有成就 ) 同学，他文质内向，坐在前排，与老乡宋青宋黃也不怎样来往。百米赛跑在班內名列前茅。我对他抱有好感，还因为他与我已早逝的聪慧异常的大弟同名。我进出教室走过他座前时，常朝着他面带微笑。可是他矜持，没有作出相应的回礼，我也就失去了与他亲近的念头。
再说我是豆腐郎的儿子，我根本想不到新社会没有将旧社会的门第观念、家世背景、等级思想一扫而光。总以为翻身当了主人，谁也不能欺侮小看我了。另一面我对几位家庭成分不好又无魅力的同学也另眼相看，不予交友。有个地主的儿子，叫牛毅，在一次班会活动中，对我虽不刻意的自豪，说自己曾参加过土改时，眼里立刻充满了敌意。此后见面，平时一付冷脸上更添了一层嘲讽味。不仅如此，他还勾结一个叫郑英的走读生，交谈中故意高声说话：“豆腐西施的儿子也当过土改干部，哼！”一声冷笑。我只能当作风吹狗叫。他家在土改中被抄家批斗，为此就迁怒于我了吗 ? 那个叫郑英的纨绔子弟，他一次在校门前濠河中游水，发现他在下沉中挣扎，我不计前嫌地游过去，救他上岸哩！
当时学校政治空气很浓，集会不离对新中国的歌功颂德 ; 政治课总讲蒋介石的腐败和卖国。而实际上，蒋介石北伐成功统一中国后，现代化工商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上海、宁波成了国际有名的都市。文化上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造就了胡适、鲁迅等等世界级大师。他的长时期“训政”或独裁是由于红白军阀的捣乱，以及封建割据。再说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几乎全是国民党军队。日寇几次要与蒋介石和谈，均被他拒绝，不仅如此，他还亲写手谕，严厉警告主和的孔祥熙，说如果再有人想利用汪伪来谈和的话，一概以汉奸论处，杀无赦。迫使姻亲财长孔祥熙去美国当了寓公。而当时幼稚单纯的工农子弟都相信抗日全是共产党，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将很快引导中华民族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看！苏联老大哥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榜样。
为了制造对美帝的仇恨，强化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校党支部书记闵文突在一天起床时作紧急集合，说昨晚宁波吃了美蒋细菌弹。要我们去校园角角落落抓细菌的载体－－各类爬虫。但我们走遍校园也不见什么异常；胡里胡涂捉了几只蜘蛛、蚂蚁混至开早餐。
记得校内比我高二届的毕业班同学柳维长，瘦高个气度高傲，智体一流。据说地主成分，思想反动。有一次竟穿着一件印有“宁中”字号的汗背心，挟着一包旧衣上街去典当！又得到反映说柳维长和其他三位同学 ( 其中一位是我班傻乎乎又高又胖的陈俊毅同学 ) 同宿一个房间，关系密切。闵书记不失时机地发动全校师生在校园内举行游行示威，口号是：“批判柳维长！”“柳维长反动”“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
那个年代，同学们加入青年团的积极性很高，团证和党票是光辉前程的保险单。可我却总在团日活动的圈子外。我很少和同学一起玩，上街往往独自一人。图书馆阅览室我是常客。书本报刊成了我最亲近的朋友，寄托我内心的需求，与小说中人物感同身受。这也是对生长在农村孩子对家乡闭塞的一个释放；内心是充实的，孤独但不寂寞。
每当我打开书刊，翻阅报纸，就象打开一扇扇窗户，让我观看窗外色彩纷呈的一切，加强了我从小就有的一种想通过小说或戏剧形式来展现自己美梦的愿望和追求。
我厌恶磨担生涯，它压抑身心。试想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天性好玩好睡；深更半夜，硬给他压上磨石，稚嫩的身心怎受得了无穷的折腾 ? 叫我怎么不怕这种劳动！文盲又固执的母亲，不知道孩子的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是不宜安排那种超常的成人活的。白天与人交往又时时感受社会地位的屈辱。我的屈辱感受与小人书中英雄豪杰，如哪吒、红孩儿的豪放、天马行空的性格，与母亲她从小培养于我的骄子之心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实在不能容忍磨盘边那种循环反复、故步自封的生活，我几次离家出走，幻想求仙得道，武艺超群。一切为了挣脱磨担的重压和社会给予的歧视，努力争取自由发展的机会，读书是惟一选择。
我视磨石是旧社会，摆脱了，无疑是解放。由于恩福与我的疏离 ( 他家没有估计到我超常的学业进展 ) ，我把这解放归功于毛主席共产党。我欢呼新中国的诞生，怎不听从党和毛主席的话呢！这是感恩知报的传统风尚，也是 “朴素的阶级感情”。我把大佃农家庭出身的毛泽东视同一个阶级了。认为他已脱胎换骨，是无产阶级领袖了。
在宁波中学，我靠自学毫无挑剔地接受了马列主义和毛的思想。那时我读毛著有一种新鲜感和亲切感。我不买零食，而将有限的另化钱去开明街几爿旧书店淘金。那个时候，大本的期刊《学习》，常常刊登毛的文章。如《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论》等等。这些过期刊物都打三折出卖。我看到有粗墨字体印刷的毛文，如获至宝，一一买来。
每逢周末，也去就近的开明街欣赏电影。票价一角二分，承受得了。《光明之路》讲一位纺织女工成为劳动模范的故事，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沛的青春激情，结尾竟是神话般的乘着汽车在空中遨游，并伴唱着扣人心弦的《雁群歌》：
在高高的白云下面 / 在广阔的田野上，
有一行自由的雁群，向着南方飞翔……
我害怕我真害怕，我害怕我不成功。
但我要前进努力 / 向着我那光明之路。
无论冰山无论海洋，无论雨雪风霜，
无论怎样的艰难困苦 / 都不能使我心惊。
这是那位纺织女工的切身体验，也是出身寒微的人生角逐者之成功的必由之路。我对未来的坎坷艰险是有思想准备的。
电影《幸福的生活》《学校》《牛虹》《萨特阔》等等，都有令人难忘的镜头。插曲也十分动听。我的心灵会被芭蕾舞《天鹅湖》的优美舞姿和迷人乐曲所陶醉。……
说实在，八十年代开放前的大陆，对青少年学生，除了马列学说、毛泽东著作可供学习；苏俄文学艺术可供欣赏借鉴，西方古典名著尚未禁阅外，其它大千世界的种种，尤其是西方对世界现状和时代趋势的分析，是无缘接触的。那个时期总把西方的学术思想、艺术流派及其多姿多彩的画面，当成洪水猛兽和有害于大陆青少年的毒物予以抵制、排除和隔绝。五十年代的学生在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上，只知道“资本主义和台湾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国内则年年大丰收，建设事业频传捷报。如果你所接触的现实并非如此，便用这是暂时、局部或个别现象加以搪塞。
伟大领袖“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名言说的是缺点错误只是一个小指头。他的党政干部永远是好的或较好的，不好的是混入我们内部的阶级敌人。党是这样的光辉、正确和伟大，我这个翻身了的苦孩子，怎不跟着走呢 ?
我们一直受着愚弄和无耻的欺骗。请读一下克林顿在他的《我的生活》中的一段话吧：“我拿人民的生活水平来判断我的总统是否称职――成千上万的人有了新的工作、房子和奖学金；孩子们有了健康保险和毕业后的计划；人民有了福利；住在安全小区；所有人都有一段美好的故事；他们过得更好了，空气和水更清新了……这些就是我的记录得分。”
尽善尽美是不可能的，但作为“剥削阶级”或“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美国总统，他怎能在言论开放的国家作如此弥天大谎呢？
那时候，大陆的大门和窗户只有一扇是洞开的，这就是朝向莫斯科。社会主义阵营有一个头，这就是苏联。“一边倒！”我对苏联的感情就这样培养起来了。六十年代中苏交恶，报上宣扬苏修比美帝还坏时，是令没有受过西方影响的一代大惑不解的。对于已被抛弃，打成右派，开始独立思考的赤子，是不会跟着转向了。大跃进的灾难，本国一团糟，不是让人觉得：你愈说它背叛什么，它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和理想；愈是丑化它，愈觉得它金子般闪光吗？莫斯科以它最迷人的色彩和最雄壮的旋律始终诱惑着我，而在“文革”前夕作出了逃亡苏联的天真选择。在宁中，《苏联画报》每期必读，它所显示的幸福和美丽就是我们的明天。
这不是梦。必要时是为之不惜生命去追求的一个理想。王蒙在《访苏心潮》中说：“没有哪个国家能像苏联那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她，但在我心目中已经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了解，那么的惦念她的城市、乡村、湖泊，她的人物、旗帜、标语口号，她的小说、诗、戏剧、电影、绘画、歌曲和舞蹈。”他这话完全表达了我这个学子的心声。
那个时期，对我们懂事伊始、刚刚走上社会的少年人与美国、港台以及整个西方世界严严地隔绝起来了。十五、六岁的孩子是一张白纸，任凭涂抹；那纯洁无邪、天真烂漫的心灵似海绵，政治课所吸收的差不多都是片面、极端，甚至是荒唐的说教。使得我们中年之后还得好好纠偏，补课和吐故纳新。
应该庆幸的是当时宁中尚有民国时期的优良校风和学风，只是混和着浓厚的阶级斗争的空气。她保持着一个让莘莘学子奋发向上的竞争机制。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铺开。且有像校长钱念文 ( 兼教我班历史 ) 、教导主任吕漠野 ( 我班高一语文。次年调到杭州大学任中文系主任 ) 、叶葆汉 ( 我班高二语文。次年去浙师大任教 ) 、化学老师周宏沧、地理老师吴秋舫、物理老师裘阿稼，这些教授级的任课师资。我所以能在三年时间学好五年的中学课程，主要应归功于这个华东地区的重点中学。宁中为我今后的人生走向，为我在法学和文学上有所建树，入选《中国专家大辞典》，完成为史学家高华、法学家江平、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们所欣赏的《赤潮年代》打好了基础。
我的胸襟别上了作为中苏友好标志的，由中苏两面国旗构图的小巧鲜明的友协会徽，觉得漂亮又光彩。那时对“一边倒”的教育法，从不感到欠缺，一点也不想偷眼西方。倒并非害怕清规戒律，而出于一种知足感，一颗社会主义的童心。
我已念上高二了。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我在校园江堤柳树旁读报。内容是关于蔡志康受宁波团市委表扬，号召全市青年向他学习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精神。突然，父亲的身影出现于身后的跑道上。是听惯了他的脚步声还是心灵感应？我身不由己的转过去了。我立即跃下江堤迎上去。父亲是为他生了一个秀才儿子而欣慰的；中学连跳两个年级，这岂是一个省时省费问题。他为儿子自豪，只是不露声色。我递上报纸说：
“阿爸：看人家谣传蔡同志乱搞妇女，这里澄清了！”父亲有事，将报纸还给我，干咳一声，说：“这是他们土改队内部的事……”
父亲又咳嗽了一下。他的脸颊似乎少了肉彩。表情一向平静、谨慎而慈祥。
“阿爸！”我见到亲人，平时闷着的话匣子打开了。我说：“我们村里的许永华，上两届从这里毕业，现在复旦大学发表了引起国际数学界重视的学术论文，真了不起！”
“读书就要好好读。”父亲回应一句，干咳一声。又说道：“黄豆统购统销后，价格限死，农民不愿多种了。政府要我们用豆饼做豆腐，少鲜味，色泽又黄……”看父亲此时的沉重脸色；爱吃的白嫩豆腐变得黄淡乏味，我的心不禁揪紧了。
父亲没有说店中生意因此而清淡，也没有说家中添了小九妹，又一个吃口。大姐于建国前出嫁本村，已随工人丈夫定居上海。二姐于前些日子出嫁给蔡阿三妻舅，由此又少了一个辅助劳力。他没有说这些。没有像母亲那样见面便唠叨，尽说一些烦人不安的话。母亲不会设身处地给别人想一想。她不知道学习不能分心，为家里生计操心后顾常忧。报纸天天报喜：工农生产频传捷报，思想战线节节胜利。可母亲尽是忧患的宣泄。如果我既勤奋又心情舒畅、开朗活泼，也许能交上几个学友，本班无，别级别也会有。不会这样的孤军一支。我便能进入先进青年组织－－共青团。从而人生道路得以平坦。在人生竞争中老处于不利地位，多是因为我独孤无援……
父亲不说我不愿听又不能不关心挂心和牵心的家里种种难题。最后他还是说出了此行的主题。他平静地说：：
“杭州大阿姑来信了，叫你去学铁路木匠。”口气是商量性的，没有强迫的意味。说实在，父亲也从不强迫人。他不耍什么威严而使子女就范。他总以慈爱和宽容的心境感人。
“阿爸！”我听了要我学木工的话，尽管话语平静似江水，我的心头却又起了波涛－－书海上空阴霾密布了。我说：
“我，我不想半途而废。阿爸，只剩一年半了。中学虽不能全免 ( 班干部去我村了解家境，说村长反映我家“劳苦，但吃得不差”所以不同意人助金甲等 ) ，而大学是一视同仁：全免。还有另花钱：三元、二元、一元三等。少元把是无关大局的。因为连吃饭也由国家包去，让母亲放心好了。”我深知关键还在于母亲。
今天想，要是有几个要好的同学朋友，在评定人助金等级时，帮我说几句，像我这样的家境享受最高等级的人助金是理所当然的。可我不习惯拉关系，笼络感情；交朋友要主动，先给予，付代价，可我从不先开口。班内也实在没有一个像恩福让我一见如故的。
中国社会由于无法可依，历来重视人际关系。一些人热衷于互相利用，搞小团体，拉帮结派，在人生竞争中占到便宜占有优势；在巧取豪夺中名利双收；在各种各样的评定中，如评先进、评等级、评职称、评资格……如愿以偿的总是拉拉扯扯搞不正之风和经营关系网之人。那些孤军一支、孤芳自赏者，难免吃亏与倒霉。
还有一个传统的门第等级观念是我当时幼稚的心灵所无法觉得的，就是我家从事着“低贱”职业，根本不会被政治投机分子闵文所重视。
此时宁中党支部由闵文书记等三个人组成，都无高学历。高学历的教师好几个是民主党派。闵文隐瞒三青团身份混入共产党。他心怀鬼胎，更轻视我的出身，如果他是剥削家庭出身，则必对我参与土改的学生是敌视的。当时他的“三青团员”身分尚未暴露，他不相信共党能统治下去。这分析不是我个人好恶思辨。计较我的初中学历的欠缺可能认为报考高中走了后门。不批我入团，更至毕业高考体检，他通过他在市第一医院的同党，制造建了阳性血液 2 十。不准高考。我不信自己血液不净，第一次乘轮船去上海复查，让钱念文校长认识了我这个非同一般的学子。他安排我任教于民办诚信初中作为补偿。而我怎会放弃大学梦啊！次年即考入了满是调干生的北京政法学院。不幸中有幸，受到国际名家钱端升和严景耀、雷洁琼夫妇的关注和培养。
父亲见我激动得脸红了，再不提不要我读书的话，只是又一声干咳。为了回答我疑问的目光，说他老是牙痛；从脸颊瘪陷看，他的大牙已拔去了好几颗。他们这一代农民根本没有刷牙漱口的习惯。我是从进城念中学开始的，为时也晚。父亲宽和、平静而又舒心地我坎坷命运第一道关口是他按键的。看我一会，干咳一声，转身便走。看着他微躬的背影，发现他平头上明显的白发，我在跑道上目送了好久，呆了好久。
父亲呀，由于儿子孤傲，不会交友结帮，就遭受了两位家教不良的奉化籍宋青宋黄合伙的欺侮，而无人为我抱不平。今天我也不想说，以免你老人家多操一份心。这欺侮发生在餐桌上。八人一桌，中间两大碗菜肴是八人轮流分的。轮到宋青分菜，宋黄必定多我三分之一左右 ( 自然是荤菜或高档类的菜肴 ) 。轮到宋黄分菜，投桃报李，我碗里同样少了三分之一，而宋青碗里多了三分之一。我只能忍气吞声，怕被同学讥笑为斤斤计较，气派小。我也不能报复，以免招来更残忍的剥削。 ( 五十年后在宁中聚会，宋黄不无歉意地作了解释：“我家里也是很穷的，常为交伙食费而烦难，差一点休了学业。”但扣剋一个毫无接济的同学的营养，即便不是天天，也是够狠心的了。高三体检，我的身形瘦长超一米七，体重偏低，不足六十公斤，结论是营养不良 )
校党支部书记闵文，此公未必高中毕业，讲政治课，他咬文嚼字，结结巴巴照本宣科，枯燥乏味。倒不如我花上十分种看一遍课文解决问题。所以在他上课时，我便读毛著或读屠格涅夫小说。不是我学会了不老实，而是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对时间开始有了财富，甚至是生命的观念。一年修完三年中学课程是快马加鞭的开始，今后也应加速前进，我是多么争分夺秒和急于求成。
那个闵先生，他倒也是亲苏的，只是他这是随风倒，表面化，而不像我们少年人纯真，发自内心。他模仿苏联高校考试的模式，改笔试为口试。原是为了随心所欲看亲疏关系给分。我答得有所发挥，他却只给七十分。我读了多本毛著马列书，没有一个同学比得上我对政治的兴趣和好学。他知道我在他结结巴巴讲课时，并不听他的，而是书下有书。
但他表面对我也有一付诚恳的嘴脸。有一次在大操场，他胡子刮得光光的，身穿苏联花布衬衫，与我结对跳起“找呀找”舞蹈来。由于只他一人穿着花衬衫，十分显眼，十分突出，使我那只与他勾搭过的手臂长时期感到不自在。他的装腔作势让我更不想靠拢他，请他解决入团的不公正对待。我从未产生找他一谈的念头。
那个时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十分响亮。宁中有两个留苏预备生的名额，闵书记把宝悉数压在我班的沈家姐弟身上。姐是团支书，弟是团支委。姐大我二、三岁，当过小学教师，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骄而刁，一脸小家子气。她常用一双尖刻的目光审视我， ( 对我多次殷切的入团申请 ) 却不吱一声，我像被哑蚊子叮咬似的不好受。不吸收我入团，无疑是闵文的态度。那时他的三青团身分尚未暴露，五五年反胡风运动后期他露出了马脚。当时误传为胡风分子。
在奉化江畔，不管我喜不喜欢，他是宁中的第一把手。我们这类人的坎坷命运，多半是由于这些革命投机分子和文化素质差的干部所造成。斯大林政治体制和极左路线培植和包容了这些人。
只是闵先生押宝押了个空门，沈家姐弟年近古稀尚无创新意义上的成就，倒是被打倒的柳维长成了北京市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我所在的班比沈家姐弟业绩出色的也有三位：张和祺 (54 年毕业照中在我旁边的那个高个子 )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发现了一颗新星，受过美国总统福特接见的天文学家、清华大学毕业后去香港创业，德泽故里的王文德 ( 在我前排偏右的一位 ) 、女同学孙淑清，科研上有创新，与张和祺一起，事迹陈列在宁波中学校史室。投机“三青团”不成，加上对学生们潜能估计的失误，作为中共基层党组的代表闵先生的素质实难恭维。
不准我入团，犹如不准我革命一样是最使我愤慨不平的和痛心的。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我没有资格进入，那就说明我不先进！这是多大的屈辱。我向校团委、团市委反映并请求。两个女干部分别找我，可都是不解决问题的空话套话。因为决定权操在校党部闵文手里，而我茫无所知。如果尚是稚嫩的我，这时明白了党领导一切是关系我入团的，也许在闵文找我跳友谊舞试探我想不想投靠他时，我就会找他解决入团问题了。
高二作文《我的一日》，这是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名作的模仿，这是一篇自我表现和自我推销的文章。有一种“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鸣”的辛酸味。
理解我的，既会说这是一种不能稳坐钓鱼船的表现，自然也是一种反抗，是对宁中党团组织轻视和刁难我的不满。父亲从不自吹自捧，我也决不爱出风头。但当有人看不起我排挤我，到一定程度我便要自卫，以求人际的公正和平等参与。这种心理谁予认同？在现实生活中，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他人，更从组织那里寻找自身的存在价值，其内心深处都有被重视、被肯定、被尊敬的渴望，我自不例外。
《贝加尔湖之歌》成了我最爱放声歌唱的名曲，唱的是一个为争自由的革命者，被帝俄放逐流浪在贝加尔湖边的苦难。独自一人在教室，或在江堤上，甚至在一次全校的文艺会演舞台上我鼓起勇气作自我宣泄。在正式表演的场合我老是怯场，放不开喉咙，那是期望值过高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演唱得很糟。作为音乐教师的李平之老师即兴登台为大家重唱了一遍。我遗憾在演唱艺术上不成功，而我更在乎为自由公正、为参与平等竞争而感受着的心灵痛苦的宣泄。我的孤独无援，那种流浪汉般的处境谁予理解谁予关心？
在苦恼得不可开交时刻，我在阅览室读到了如下一段话：
“如果你尽所能想使每个人对自己都喜欢的话，反会使自己变得一文不值，缺乏个性 ; 要是你很善于安排自己一个人要做的事，别人会意识到你强劲的力量。”然而个人的智能与力量有限，要是没有朋友商量并相帮，毕竟是不幸和尴尬的。
高三年级时，班主任换了个女的。她是市民盟成员，兼教我班语文。教课虽比不上高一年级的风度优雅胸有成竹的吕漠野老师，也比不上用语简练深入浅出的高二语文授课老师叶葆汉，但她以母亲般特具的细心多少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王国。她的表情谈吐令我好感。只是我的拘谨和孤僻没向她提出帮助入团的请求。也许当时已负气不想求靠闵书记。一年后大学里见分晓。我将入团的希望寄托于年后大学里。
我将孤独的痛苦带进书本报刊予以淡化消解。这是良策妙方，基本上保证了我的身心健康以至向理想境界迈进的势头。
羞于写信和恩福谈入团问题，也不去问他政治生命怎样？自负矜持是我俩通病。家庭包袱妨碍他前进的步伐。估计他也未入团。我们相互回避这一能触及自尊心的问题，引起痛苦是的问题，至少我是如此。
由于从小经过劳动锻炼，我的臂膀和腿脚劲都比一般同学强；在双杠上，我能做出几个有难度的动作。比如倒立杠上，从脚尖至头顶线条，差不多可与运动员比美；交腿滑杠下，也是干净利索的。但我不惯在篮球场上角逐，因为我不习惯与人吵嚷抢夺，厌弃打架；怕流血。既怕自己流血，也怕别人伤残。这似与我父亲一脉相承。我也不愿汗水与尘土交融，而有了洁好。书刊告诉我：空气中、物件上到处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病菌而必须搞好清洁卫生；进入口里的食物与饮水尤要严加选择。我一直没学会打兰球，体育老师倒看中我，常常拉出队列与之做配合动作示范，使我孤寂的心田通过一股暖流。
生活辅导老师程斌令我难忘。他传授的脚后保暖法记忆犹新。那时尽管校园很大，环境幽静，但校舍陈旧，床位欠缺。男生多在楼板上打地铺。像我们几个身高的学生，脚后盖不严实。冬夜冷，影响入睡。程老师见了说：将脚后的被子缚起来，管用！这个保暖法在囚牢更为实用。在他筹划下，全校学生早餐吃上了豆浆稀饭，既使豆渣得到充分利用，而味道并不比大米稀饭逊色。然而这位一心扑在青少年健康上的身材矮胖的忠厚长者，据说曾是国民党军官，留用人员。他对我们悉心照料是一种赎罪吧。那时绝不会想到这是师德和人性本质使然。在我幼稚的心灵中，已有了国民党是一伙坏人组成的元件。又谁知我们伟大领袖也入过国民党，而且还是个要员呢。
那个时候，我尚未开始捉摸不让看到的东西，包括铁幕那边的世界。这是到了一定文化层次去探讨和追求真理的必然；身处逆境的忧国忧民的文人更会如此。任何封闭社会都禁绝不了的。那时在宁中阅览室，我只能翻阅公开发行的《世界知识》《保卫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等刊物。在许可的范围内，我的视野和思考已从乡土国界展翅于全球了。读书已不是单纯为了求业，开始有了精神方面的追求。
尽管，“报纸很少着意于新闻，《人民日报》不是报导，而是吹擂并告诫，除了只报喜不报忧，便是毛泽东教义的每日阐释，其新闻性质是把具体的道德说教牢牢扎根于永恒不变的真理之中。”西方学者这种对康生、陈伯达为代表的我国极左报纸的看法，那时我是不会接受的。我们那单纯的海绵般的心灵，只想汲取知识，开阔眼界，而完全相信报纸上所说。根本想不到新闻报导都经过刻意选择，或是扭曲或经粉饰而失去了本色本相。当时有一位《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连云山，由于工作需要，大量接触了西方国家的原始材料和数据。他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并非像苏联和国内一直宣传的那样，好象马上要完蛋了，而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不是说资本主义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吗 ? 他写出了一本《苏美德日百年比较经济史》。作为学术著作，当然是客观求实的。《人民日报》保密车间印了几十本，送廿本让中央政治局审阅。结果由周恩来秘书打电话给这位资深记者：“你送阅的书总理看过了。总理交待四个字：适、可、而、止。”“不要再提，也不要扩散。”这自然不是总理个人的意见。他总是顾全大局。只是我们这一代渴求科学知识、追求真理的学子一直受着可悲的蒙蔽和愚弄。
同样对于西方文学作品，就连英国史蒂文森那部脍炙人口的传世名作儿童文学《金银岛》，仅仅因为书中有一地主身分的人物没有被写成反面角色而取消了引进译著计划。剥夺了我们与斯蒂文森笔下的少年一起心跳的那份快乐。
后来极左疯狂时期及姚文元控制新闻出版的岁月，报纸更是说尽了谎话、大话和吓人话。我也读，我有了自己的见解。我需要的是报上透露的讯息，它们多少透露了世事国情。在宁中期间，读报就上了瘾，像父亲吸烟，不读不放心。我们个人的命运和追求，怎能不考虑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呢 ? 然而读书报上瘾的结果，使我成了不折不扣的书呆子。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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