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书呆子的少年时期（四）
书呆子的少年时期（四）
－－作者：章文岳
第四章 碾子弄的变迁
蒋介石的败于毛泽东根子就在不重视或无暇收买亿万的农民的民心。毛泽东让农民帮他打下江山，赏赐土地浮财；往后，你们听天由命吧。
这时候，陶公山和浙江各地农村一样，轰轰烈烈地闹着土地改革，贫雇农忙于分胜利果实—土地和浮财。碾子弄也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首先是作为陶公乡的政治中心－－大屋里的衰落。忻乡长逃跑了。其家属，连同他教书的儿子－－元泰老师夫妇都迁走了。忻元泰进了宁波市一家派出所当文书。
弄内变化最大一户是我陶公中心小学校长忻元华。他是乡长的堂侄，有一个国民党区党部书记的头衔。这是他被抓走后传开的。不像今天，一个生产队书记就妇孺皆知名扬全村。原是我们的干部在文山会海中泡熟了，更是因为百姓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离不开他们的管理。俗话说：放个屁也要登记。
中国乡村管理组织形式，共产党以前的朝代不论如何变化，基本是大同小异，都是以家庭为基础单位，按户编组而成的。以治安、税收、息讼、教化为任务，带有自治性质的。乡长地保大都由当地人充任，囿于乡里关系，一般不敢随意肆虐鱼肉乡里。这些乡村管事人员，都是“庶人在官”，不享受俸禄，连九品官都沾不上边。一般都是一长负责，机构简单，人员不脱离生产，不吃国家“财政”。忻乡长身边就只有一个不脱产的文书。
古代县一级的“七品芝麻官”才是最基层的官府衙门的主政官员，所以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道德教育、庙会节庆，甚至修路造桥，历代由宗族、行帮中德高望重者出面负责。传播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始终是农村基层管理的核心信条。所以说中国在农村行政管理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经验，人员少，效率高，节省国家开支。这些朝代当然也有土豪劣绅的横行霸道，遇见这种情况，我家是外来户，父母更要赔尽小心，没有任何靠山，也不会拉帮结派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到了共产党朝代官本位确立至今天市场经济下的钱权交易泛滥，跑官要官，卖官发财，政府机构不断膨胀，县乡吃国家财政的行政事业人员已占全国供养的 56%( 全国由财政供养的行政事业人员达四千五百万之巨 ) 。而 1950 年自己的加上收编国民党机关人员才 900 万！难怪朱镕基一当上总理就惊呼“国库都被我们吃穷了！”而靠诚实劳动的父母日子越过越难过。
忻元华是陶公中心的校长，校内很少见面，在他家里，我却可以天天见面。高高个子，高度近视，躺在摇椅里看书，不管我与他的子女玩耍。在暑期常见他拖着夫人为他制作的绣花鞋，穿着紫红色的短裤头，从与我家仅相隔三十来米的大屋里漫步出来，到湖边散步。他对邻里视而不见，但和颜悦色，可亲不可近。要是我母亲此时正巧坐在家门口边做针线边管店做买卖，必然抬起脸笑迎他并尊称一声：“校长先生！”他总是点点头走了过去，悠闲地一副潇洒。他在学校也不大训话作报告，大概缺乏口才。他有一个半公开的小老婆，同校教书。乡人以为就这点不规吧，于土改前夕就被抓走了。后送内蒙劳改，不久传来了死讯。尸体埋在茫茫的荒原上。
在爱爱家尚未迁入碾子弄之前，大概在我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或更早一点我就常在他家玩了。他的夫人欢迎我。偶尔被他撞见，他也总是和颜悦色，亳不介意我这个来自低层的孩子。几次后我便放心和他子女一起玩了。他总是自管自躺到皮制的摇椅上看书。听说他夫人有狐臭，但倒是贤妻良母，一位热忱而很让我这个下层子弟信任的保姆式的妇女。她知道丈夫有外遇但宽容。婆母有权威但通情达理。老人家常夸我聪明灵秀。这是一个和谐的传统家庭。他家有好多洋式小人书、有五彩的积木和玻璃弹子跳棋。这我在学校里见过，而只在他家可以玩得尽兴。他夫人常在我身后进行指导，使我沾光。
丈夫被抓后，为谋生她常去上海。上海有亲戚，她帮人缝纫，挣钱养活未成年的三个子女。每次从上海回来，总要去我家与母亲拉家常。在神情谈吐上未见她有什么怨天尤人。眼神总是那么坦诚宽和，对我依然热忱爱护。
只是我读了几个月中学，接受了新旧社会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对她的到来很有些戒意和抵触了。我青少年时期，包括自己也被错划错打时期，总以片面阶级斗争观看人，而不知人首先是社会人；人的阶级性与社会性并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时时处处都是阶级斗争；一切都以阶级成份、派性山头为取舍，这是政治暴发户的神经质表现。
有一次来我家，我正在折叠城里买来的一件西式衬衫，用中式折叠着。厚薄不匀，参差不齐。她见了马上从我母亲那边过来，豪爽地说：“我帮你。你看！”她以行家里手的熟练，三下五除二地把它折叠好了。看起来又平整又爽心悦目，让人舒服。可我态度仍然冷冷的，从鼻子勉强哼声“悟”算是领情了。
对我这种幼稚表现，她也不怎么介意，继续去与母亲拉家常。母亲总是热情谦恭地对待那些体面家庭出来的人。后来这位校长夫人给婆母送了终，携带子女去武汉投奔亲戚，再也没有回陶公山来。
碾子弄里再一户较大变化的就是大谈吊死鬼找替身故事的阿娥姑姑了。我不能说我活到共产党取得政权全靠她的故事以毒解毒；是她无意中的点化冲淡了孩子易变的决心。说实在，当时如不出现加强我死绝的契机或说因素，我是上不了吊的。因为我认为自杀需要一种忘我和不管一切的心态。
阿娥姑姑的丈夫在海外当水手一直没有音汛，几年后才得知他所属的轮船公司已在台湾注册。他定居在台湾了。阿娥以给上海白领阶层家帮佣来维持婆母、儿子三口之家。儿子美国的名字有强烈媚外色彩，受不了同学们笑话和奚落，吵嚷着叫母亲请老师改了为建国。那是合乎时宜的了。当美国生活能自理，她婆母便来陶公山定居。这位视美国为心肝宝贝的老人死于大跃进吃食堂末期。
弄内除了二十来户分进田地房屋的贫雇农，最得这场改朝换代好处的是弄底那户墙门人家。户主忻贤棣本在外地做单帮生意，高中文化。解放战争时期与四明山游击队挂了钩，参加了革命。他为游击队操办物资。宁波解放，他衣锦还乡；腰别枪支，荣宗耀祖了。谁知五七年反右，他在省商业厅被打成右派。公子哥儿般出身、个子瘦弱的老忻便这样跌落下来；拖儿带女，全家八口，回到碾子弄当农民。亏得有点家底加上打了七折八扣的工资，还不至挨饿。但这是后话。
这时公开的宗教活动停止了。设在碾子弄内的陶公山佛教居士林和耶稣教堂的大门半开半闭。
母亲采用强硬手段不让我在城里读书后，继续我力不能及的生产劳动，以为一辈子与父亲亦步亦趋了。谁知没过十来天，出现了可能带来转机的人生际遇。
一家八口正吃晚饭，进来了一位叫蔡志康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干部。他身披一件八成新的绿呢大衣，一对含笑的大眼，园盘脸，二十五、六岁光景。他嘴巴老是含着孩子吃的棒头糖，好似别个干部嘴上的香烟。他很洒脱，有点孩子气。他口含棒头糖跨进了我家隔有阳沟的并有几级步阶的门槛。
母亲吃饭坐在下横头，以便于出门至对面店铺。她见有贵宾上门，立即放下饭碗起身端椅让坐。父亲坐在上横头，也早放下酒杯，以示礼貌。全家吃饭的座位是母亲按长幼礼数的，而且父亲盛饭叫子女代劳，还不许在父亲未干完活时开饭。
“你们吃，你们吃！”来人拿出口含的捧头糖连连回礼。一副随乡入俗的姿态。然后他对着我含笑说：“我是动员你家小秀才出山的。让他参加土改。说白点：开会作记录，没收地主反革命家浮财登登记。好不好？”父母做梦也想不到。一时反应不过来。但喜还是忧、好事坏事，明摆着的了。蔡同志进一步动员说 ( 他又把棒头糖从嘴里拿出来 ) ：“土改胜利后，农民富了，你家豆腐生意能不好吗？”他说罢又潇洒地将那支棒头糖往嘴巴送。不苟小节不摆架子，他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的。
母亲见蔡同志不坐，她便站在一旁恭候。她当然听从。何况未成年儿子已受青睐受重视；而且这又是进入翻身当家作主人行列的肯定，明摆着是大喜大好事，也就不在乎一个辅助劳力的有无了。而我想的是至少能摆脱一个时期的磨担重压。只听母亲堆笑回答说：
“我家大骨头，怕做不来吧？”心想三、四个月的读书本钱没有白放。转而她对父亲来个真主意假商量，说：“老头！蔡同志这么说，让去吧？”
乐了的母亲在外人面前更注意三从四德、在家从夫的礼教。她的那双小脚就是三从四德的标本。但母亲那壮实的双手挺直的腰板，表明她能像男人一样主宰全家的。父亲连连点头，对我说：“你就跟蔡同志学吧。”
也许这是柳暗花明的转折。我感激地看着蔡志康，并“噢”了一声。
这位蔡同志后来也有不平常的经历。他从陶公山回去不久便被打成坏分子。其中一条是与我村石筑厂老板、国民党员的一个女儿，此时管着一爿烟酒小店的阿兰有勾搭。据说常含在嘴里的棒头糖就是她那里白拿的。
蔡志康作风洒脱，有孩子气，但丧失立场，乱搞妇女，村民们不大相信。他有主见，不免也爱出风头。那件披在身上的绿呢大衣是他从地主家抄来要求一位南下大干部给挡寒的。他却日夜在身，到处亮相，使同事们看不惯，发展到勾心斗角，诬告他为坏分子。蔡志康一直告状到华东团委，由于对手有更严重的立场问题，他反败为胜。上海《青年报》表扬他向坏人坏事斗争的精神。宁波团市委号召青年们向他学习。“文革”开始时，他却成了宁波工总司的造反派头头。
当时，村里念过中学的贫下中农是没有的，其子弟也至多念完高小。十五岁的我便被看中，可说滥竽充数了。蔡志康对我人生意义是必须大书一笔的。他这一举措，使我明确了自己翻身成为社会主人的地位，从此在人生道路上凡遇到不公平的对待或任何歧视都会难以容忍，不知谦让，耐心等待机会，急于求成。这是灾难人生的主观因素。
然而，对待根正苗红，一心向上，循规蹈矩竞争的青少年，后来竟被逐出人民的行列一而再，再而三受到惨重的打击，这种现象出现的时代，该何定性？
青春和家庭幸福多被剥夺；只是志存高远，矢志不移，健康地活着的苦孩子，有人早已说了：终成正果，流传于世。
随着农民叔伯和兄弟们开会闹土改，其实不一定要我做什么记录。回村传达什么也无需我插嘴。我尚稚嫩，缺乏魄力。这些日子场面是热闹的，风风火火的；上面有什么布置，下面像赶庙会一样闹腾腾又是闹哄哄。有两次我跟随土改积极分子们去区上参加了镇压土匪和反革命大会。这是对阶级斗争、工农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取经和实践。那时陶公山属横溪区，横溪镇历来是鄞县、奉化县与象山县一个集市中心，每逢一、六大市，人头攒动，土产、山货、海鲜，日用百货齐集，从凌晨一直热闹至午后。
建国前，横溪镇也是四明山中共三五支队秘密联络点，军需生活物资的采购地。共产党建国后，随着东海舰队在象山港的扩展，从宁波至象山县城的东西两条公路的开通，横溪镇逐渐边缘化而衰落，这是 58 年以后的情形了。 50 年土改时，鄞东南各乡村的镇反大会就在横溪镇上正始中学操场召开。正始中学是开鄞县新式教育先河的表率，鄞县一些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不少受过这里山清水秀的陶冶 (1980 年我曾任教于该校 ) 。然而正始中学的创始人、受过高等教育、致力于教育兴邦的王兴邦先生竟也被绑着枪决了。
事后有一段时期，一些学生每天临睡前偷偷地前去他倒下的地方凭吊，堆土，插朵时新的山花。我曾看到过他的遗照，那是一个英气勃勃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他的地主成分，县参议员，没有组织学生去欢迎解放吗 ? 或者在他乡长任上，清除了一个“国共协议”新四军应撤离江南，而奉命保存起来的三五支队秘密联络点 ? 地方干部多是“土包子”，根本不知道知识分子精英人物是民族文化的承传者，外国先进事物的引进者和时代的良心，而把他枪杀了。毛泽东依靠这些“土包子”维护他刚刚打下的江山，又想依靠他们建设起乌托邦式共产主义天堂。他无疑是用人制度上所谓阶级路线的首批牺牲品。
追随毛泽东打天下坐江山是哪些人呢 ? 苏联首任首席顾问科瓦廖夫在给斯大林的密信中说：“中共党员和广大干部是农民出身，缺乏无产阶级意识，文化低。”
作为根正苗红，一心向上的工农子弟，我要说，中共建国以来的路线政策，用心良心，但被素质低下的干部贯彻和执行，无不各取所需，偏向以权谋私。因为他们没有才华，只有利用权力进行人生角逐了。让他们掌权下去，尽管都拥有各种高知职称，富贵气色，正是腐败的标志，党败，是败在他们手里的！
其实，毛泽东对知识精英，只要你坚持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不管你的学术成就是世界级的，总以软禁或灭绝为天下太平。比如在它宣布的战犯名单上，竟有双棲奇才张君劢。胡适也差一点有名。
当时想共产党杀的一定是坏人。这个时期，在阶级斗争舞台上引起我惊讶和不平的是：用脚头将我父亲踢伤的邻村豆腐店主阿于的儿子竟摇身一变也成了共产党干部，披挂着一件土黄色棉大衣在台上扬脚舞手。阿于也是象山人，比我父亲迟来陶公山忻家村谋生。然而同行成冤家，阿于父子认为他家生意多被我父亲抢夺去了。父亲以他娴熟的制作豆腐手艺，鲜嫩可口的产品，有口皆碑的诚实买卖，赢得陶公山顾客的欢迎。她们不去就近的阿于店里买，而等待父亲豆腐担子的前去。虽然父亲出担不早，但他仍能将满担七、八十斤的水豆腐卖个精光，天天如此 ( 以此来养活我们，使我感佩终生 ) 。阿于儿子纠集几个赌客打手 ( 他店夜夜聚赌，以笼络当地不三不四的村民保护 ) ，砸了父亲的豆腐担子，阿于儿子还猛踢了父亲的小肚，蹲倒了。留下了小肠气发作的后遗。今天他居然成了共产党联社干部！这种赶潮流的二流子最易混入新的乡村政权了。
有一次，大家在乡政府听一位山东南下干部腔调怪异的报告。我忘了内容。只记得在会间休息，一个长我岁把的放牛娃，叫凯生的，维妙维肖地学着山东话。他将贫雇农叫做“屁股农” ( 谐音 ) ，把“妇女筹备大会”谐化为“妇女操 x 大会”令大家忍俊不禁，哄堂大笑。开生他们土改时期是兴高采烈的。也有一些老成保守的农民犹自顾虑奉化蒋介石卷土重来。不过面对家具浮财、土地房产证这些胜利果实，谁都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住进刚分得的宽敞房屋谁都喜形于色。几位脚长手快的干部，对铜件玉器自是眼红，多次不翼而飞。是我登记的东西，我自然清楚。我也知道那几位手伸得最长。这首推我未来的二姐夫的姐夫、大队书记蔡阿三，一字不识。而他们都是响当当的贫雇农。
陶公山都是小地主，有的还兼工商，没有什么血债，谈不上什么民愤。所以开斗争会要有坏分子陪斗，以加强斗争的火药味。陶公中心小学的祠堂戏台多次作为斗争地主坏分子的场所。这原是一座庙宇格式的祠堂，天井有一高大的石柱戏台，斗拱飞檐，相当气派。学期中是教师校长训话作报告的讲坛。假期常作为乡民举办庙会的戏台。土改期间多次用来作为斗争阶级敌人的会场。
有一次那里召开斗争大会，记得是先斗争一批抢劫犯。这些由赌徒、酒鬼和二流子趁改朝换代社会混乱之际，混水摸鱼，进行蒙面夜抢。我家黄豆整袋的被抢。那时候，我家是珍藏几只金戒指的。爱虚荣面子的母亲常常充阔张扬，招致了这群不速之客。但在抢犯们翻箱倒柜手忙脚乱了际，突然在我家屋瓦上有人高喊“救火！火喽！！豆腐店火喽！”呼救声。所以只抢走一麻袋黄豆。而这爬出小阁楼窗口，在屋顶上呼救的不是什么英雄，正是被母亲歧视，常挨打受骂已是十六岁的二姐。蔡志康叫我上台去揭发斗争这群抢劫犯。我面对台下黑压压的村民，在他们口号声鼓动下只说了几句套话，根本不会从容不迫地控诉他们。
那晚我与几个小弟妹跟着母亲睡在大间，二姐大妹在上面阁楼。父亲已被隔绝在对街豆腐作坊里。我是被外间板门“哗啦”一声倒地惊醒的。此时接近年终，气温零度左右。江南农村的木结构民居，室内外气温差不多是一样的。被子盖得严实。我抬头看到一群蒙面强盗一拥而入，就赶紧将被子蒙上了头。这是十四岁孩子的本能。接下去表现——懦怯还是勇敢要看局面的发展变化了。
我蜷缩着身子隔被听着房内动静。抢犯们重浊慌乱的脚步声、翻箱倒柜声又夹进了母亲“哼、哼”“哼哼”的痛苦呻吟声。我露出头去瞧，只见一个蒙面强盗已将母亲反绑着坐在床上，嘴上还堵塞着一团什么，一把明晃晃的剌刀犹在不断的威胁。我自知无能为力，仍然蒙起头来。是识时务还是胆怯 ? 比较二姐站上屋顶大喊救“火”，我是弱小了。我未在大会上讲这些经过情形。我的胆魄不大也不善言辞。
斗了抢劫犯斗地主。地主竟是我小学同学许生娜。原来她是代爸爸受过的。老地主吐血卧病不起，母亲又去上海哥哥家避风头了。她就被一个叫石荣呆大的土改积极分子拉来并拉上了斗争舞台。石荣戏耍地吓令她：“跪下！”
生娜倒不惊不慌，在他粉红色的脸蛋上，依然挂着平时常见的笑容。面对黑压压的群众，她从容不迫，满不在乎，视同家常的儿戏。此时大家的注意力全被她小天使般的形象所吸引、所迷惑了；不解、诧异、脸上更多的是同情。整个会场凝固了；呼喊和口号，连人们的呼吸也差不多停止了。蔡志康对石荣呆大瞪眼说：“将她押回去！”真是“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当春暖花开，春耕大忙临近时，我村土改也告结束。我决心重返学校。虽先后脱节了近两个月的授课，倒不担心跟不上大家。经过两月有余的社会和政治实践，觉得自己已经成人；胆气大了，主意多了。我将乡长戴纪华请来家中。我似乎掌握了借助当地权威人士，让母亲就范的法宝。大堰村人老戴成人之美，很有调解民间纠纷的能耐和长辈的风度。他说服了文盲又自以为聪明不过的母亲，答允读完预科再说，充其量不足四个月费用了。
如果不算在元泰老师处三、四个月《古文观止》陶冶，我仅花六、七个月时间即以良好的成绩修完了初中三年的主要课程。史地、音乐、绘画在高中阶段补上或课外自学之。只是书法，由于没有基本功，往后也没有安静闲散的日子加以弥补，至今仍然不漂亮。
我不想继续在不包分配工作、即将停办的私立无线电学校升读正科。放远目光，我要求父母给智力以更多的投资，上高中、进大学。让儿子进行高级职业的竞争。再说求学过程中不断考试、各类比赛，养成了学子的竞争意识。这竞争意识是使自己有出息，以至于出类拔萃所必不可少的。
我再次请求戴乡长为我开张证明，证明我是参加过土改工作的工农子弟。希望“招生办”放低学历要求，让我破格报考高中，即参加一九五一年度宁波市高中部统一招生考试。市“招生办”主任何忠凯老师基于新中国急需工农子弟的培养，亲笔审批，同意报考。
八月上旬，期待的一天终于来临。《宁波报》上有我录取在浙江省立宁波中学高中部的名字。我立刻拿报让父亲看了，看儿子一年便修完了三年课程并得到国家的认可和肯定。
父亲如同往常，感情不外露。也许想及母亲的打算和态度，认为我高兴过头过早了。我向在哈尔滨空军部队服役的恩福报喜，他回信祝贺，恢复了中断半年有余的联系。
岂料童年时期朋友爱爱的母亲早不来，偏偏这时候来了信，问我想不想去上海学“生意”，跟爱爱是一个厂 ? 大人们的用意是清楚的。母亲又说：“人家王善质灵性会介多！能管家里困难。考上财经学校，国家包了样样费用。你呢？总是伸手要钱。家里有九口人了。长子不得力，咋结煞呵！”
她说死也不让我上普通高中，僵持了几天。真叫我走投无路。我进城去元泰老师家。他爱人说下乡了。跑去无线电校，同学告诉我团市委正在招收社会青年去抗美援朝。这倒也是一条出路。我差不多已成了一匹野马，父母拴不住了。上海去当学徒已不对胃口，失去了童年时期那诱人的魅力，觉得自己能有一个更美好的前途。或许成名成家；虽朦胧，但似乎有所意识了。参军去朝鲜打仗，是走投无路的的一种冲动，是对母亲的一种要挟。她怕我去送死，白养了我十六年。
我跑去团市委报过名填了表。其中一栏：父母是否同意。我直白地写上未经同意，年龄也照实奉告。那时根本不多生心眼，单纯、诚实地进行着人生的拼搏。何况恩福十五岁都革命了，我十六岁能不收？岂料参军不是参干；这是赴朝作战与枪炮作伴，和与流弹碎片打交道，而不是去苏州学习和军训。再说我又不是市民。招考人员当即答复：不够条件。
我怏怏回家，觉得只有绝食抗争了，赖床不起。这次钢壳闹钟砸来也要顶住，决不做棍棒下的孝子。“棍棒下面出孝子”她是说了多次的。
当时我不去上海学工有一个考虑：不去高中读书注册，社会能承认我初中毕业的学历吗 ? 只有去宁中读上了，哪怕只一学期，有那么一张成绩报告单，我就是响当当的高中生了。
那时陶公山六七千人口，高中学历数不上廿个。在学的，初中以上不足十位。只是学历在当时并不强调，大多数当官的都没有多少文化。已当上了村长支书的我村蔡阿三就是一个文盲。所以我没有想用学历去说服母亲，也不善于言辞，尚稚嫩。父亲有一手古朴体面的毛笔字，还会弄算盘子，还不是几十年如一日地挑担子磨豆腐！我无能说服母亲只有躺在床上装死，一整天不吃不喝不起来。这是我第二次绝食。
尚未正式走上社会就遇到这样那样磨难，此起彼伏的碰撞。难道我非步随父辈的后尘，不能开拓自己的道路 ? 《宁波报》上中榜的讯号，表明自己是可以在人生大舞台上角逐一番的。我要声明的是：我的拼搏或说人生角逐很难说是为了出人头地有野心，而往往是为了摆脱屈辱的和不公正的现状和困境。显赫门第，荣宗耀祖实在是梦想。
我生平尽在作此可悲的和无可非议的斗争。如果这个人生拼搏恰恰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时代的要求，那是我的荣幸。然而人生的进取不是直线的。必定有迂回，允许有退让；不可一味进击。要容忍，即便在丧失时机太多的情况下，也不可操之过急。在人治又常常无序的社会，一个出身寒微、循规蹈矩的赤子，力求生存发展，能有顺水顺势的命运吗？
这时候，我应该承认：我是有了抱负了。不是要像岳飞、诸葛亮那样建功立业，尽管从小就崇拜就仰慕；当一个作家或进入白领阶层那可不是梦了。但抱负是一种代价不菲的冲动，需要人们投入巨大的感情资本。与任何投资一样，它的回报不一定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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