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偷寄信件
偷寄信件
——《赤潮年代》选四十二
作者：章文岳
由于我所在中队惟一可以信赖的队长的死，我加强了自己偷寄信件的念头。大队大楼办公室外有一信箱，但出工收工路线距离它有二十米远。这二十米恰似二千公里的不便，离开行进的队伍，众目睽睽下，越轨擅投信件，是会视作逃跑的，这个风险我不敢冒。出工收工，经过这一信箱附近的道儿，我的心情总引发一种伴随着心跳的骚乱。
当我接到要去十里外的乔司镇医院 X 光胸透的通知时，一阵兴奋，觉得命运之神给我机会了。我悄悄地准备了厚厚一叠信件，打算偷偷把它投入路上街上可以发现的邮筒或邮箱，叫大弟转寄给钱端升老师。
带我们十来个病犯步行去乔司镇的是医治我眼睛的那位国家医师，温文尔雅，话语不多，话声柔和。有一次他似乎在兴头上，对我说：
“我看了你的《监内的赤脚医生》 ( 初稿 ) 。提到了我们干部。我认为处世诚实的人，免不了要得罪人，但当他赞赏他人 ( 指他和宝法，初稿不写宝法的性行为 ) 时，就具有一种诚恳的魅力；他的话能打动人，引人共鸣。这也是我对你文章的评价。我个人的评价，不要传扬我的话。”
他的话让我感激了久久。不过在公开场合，他的话常用反问、驳诘来表达，还时不时耶谕你一下；知道犯人讨好他，但他必须与你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也提醒某些人，别忘了自己犯人身分，我可是国家医师呢！
我们这批人无逃跑记录，劳改多年，身体有病 ( 我肺结核基本钙化，十余年来未有咳血发病记录。场部却指定我也去，这其中奥秘，我模糊不清 ) ，在人道主义光环下，他不担心我们逃跑，而任凭我们的队伍，零乱而三三二二。我常常落在他们后面，期待邮筒的出现。想不到医院在镇头的边缘，远离街道，贴近稻田和棉地，象是一座废弃的旧寺院基地上的建筑。我的图谋几乎落空。
然而当我们穿过一排不很整齐的树木，进入医院的“山门”时，却意外地发现，就在传达室门口外的侧墙上，挂着一个绿色的邮政信箱。我的心跳了，怀里的那叠厚信，似乎就要弹将出来。但是不能冒失，门房里肯定有人，肯定注意我们这群不同寻常的求医者。所以我不能有任何冒失的举动，只能随着大家继续往前走。
医院大楼离门房有八、九十米之遥，也许还要长些，隔着一个小山丘。我们沿着山脚，弯入了一座大楼面前。这就是门诊大楼。那天大概是星期日，医院非急诊不挂号，而犯人也就趁这空档，享受一点医疗保障。
是的，医院三层建筑，原是大雄宝殿所在。那传达室或门房，正是寺院的山门，故而有此距离，其环境就有此荒僻。那过来的山丘上和弧形的山脚边沿本是树木成林，郁郁葱葱的，经过大跃进和这次大浩劫，所剩无几了。
当我在二楼 X 光透视室出来后，也不问胸透的结果怎样，小心翼翼地潜下楼来。过道上，大楼门厅全无人影，也不知国家医师到哪里去了。
这真叫天助我也。
我立即沿着弧形山脚小道往传达室方向走。这时候要是有人发现，比如从楼上窗口瞧见，那就完了。犯人单独行动，且是往大门外跑，这不是逃跑是什么？尽管我可以用这叠信作证，虽不至于加刑，而批斗几场也够你受的了。但总算命运之神这次发了慈悲。当我转过山丘弯道，即抢时间，赶速度的急行。路上无人，门房外也无人。我从怀里取出这封皱巴巴的信件，一下子塞入信箱。真是神不知，鬼不觉，赶紧往回走。谢天谢地，没有撞见任何人。 ( 这封超重的信，没被拦下，是个谜团。 )
当我回到大楼，走上二楼，见透视室门外尚有几个等候在那里，接受胸透。一切正常，什么都不曾发生过。我的心定了，而且充满了成功的喜悦。书呆子，草根子弟，具有农民狡猾的基因。
但静心想来还有点心酸，有机会逃离炼狱，也不逃跑了。竟忍心留着当奴隶作牛马。是失去了为自由敢冒风险的青春激情 ? 当然话得说回来，这时候通过正常的申诉程序获得自由和恢复做人尊严的可能，明显地增加。逃跑的意义大不如前了。
在病房里
就在检查团来了之后第二天，沈大队长带着我和别个中队两名囚徒去杭州进行肺部拍片。这距离去乔司镇医院透视不到廿天，但如果大弟有回信也应该到了。当时我还不知道大弟将我写给钱老的一封信托他的同事直接送去北京。这位同事在剧团工作的文化人，在京有亲戚，通过亲戚找到了西城区钱老的家。偷寄百分之百取得了成功！
沈大队长是否已经知道钱老对我的冤案已采取了措施，我不清楚。但他亲自带几个犯人去杭州医院检查绝非例行公事。然而这仅是一种感觉。事实怎样，不可捉摸。这是我十多年来第一次在杭城街头迈步。拍了 X 照片。中午在 < 知味观 > 吃了一碗肉丝面，随后回场。
次日一早，我打算出工时，却通知我进病房治疗肺结核，据说肺部有空洞。但我胃口一直不差，常感不够吃。由于胃口好，我也不甚介意肺部有没有空洞 ( 其实在鄞县看守所发病的小范围的肺结核已经钙化，谈不上有空洞。天天广播操弥补了营养不良与对精神抑郁的化解 ) ，也不深思这是平反前的一种对知识分子的安抚、补偿，以忘掉在劳改场的种种不快。我只想能够离开卫坤夫、胡赖这些流氓无赖一阵子也是一种幸福。
小时曾听说，肺结核病到了第三期，有空洞就没法恢复健康了，只能慢慢的向黄泉路上走去，向阎王爷报到。可我的自我感觉并非如此。尽管“有空洞”是个坏消息，是一声霹雳。不过这霹雳不在晴空发生。自由都丧失了，还会为寿命问题寝食不安吗？何况胃口好的人，什么病痛都不用怕。
从此我开始了一个犯人应该享受的人权及温饱。这时右派帽子已由中央通过政令全部摘掉，右派错划的改正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79 年二月，我在报上看到了钱老的右派问题，经北京市委审批已得改正。约在三月中旬吧，沈大队长给我送来了钱老的复信，说把我申诉信转给现任北京政法学院院长曹海波处理了。我的兴奋是不用说的，老师没有忘记，他在援救我，运用他在政法界的影响和力量，曹院长是不会不重视的。
我把他的信与几张邮票当作宝贝、护身符带在身上，不时取出来阅读它。然而后来竟然不翼而飞，角角落落、里里外外都找遍了。可能是胡赖之流的作弄。他常常窜到病房来讨取病人吃剩的饭菜。由于他们的卑劣行径，让我魂不守舍了好几天。我等待学校对我呼吁的反应。
在病房我结识了一位浙江黄岩来的国民党上尉级军官。面容清癯，谈吐平和，似乎不再有什么激情，看透了一切吧。只是在见到我时，总是面带微笑。他在工具房搞检修。休息总在自己床铺，少事省非，抱残守缺。解放初曾被宽大处理，在老家一所机械厂工作。文革中老账新算。刑期快满了，他也得到在病房疗养的安抚。我给他读了我的一些狱中文作。他虽缺乏艺术细胞，但完全理会我文中表达的思想感情。于是他对我也就推心置腹了。他谈到自己被抓，平静地说：
“那时抓人是没错的，无需什么证据、手续、人好比他们家养的小鸡小猫，抓起来，不会错。其实呵，无法无天，草菅人命不是从文革始。共产党打天下初，就搞这一套。毛泽东一开始与盘据在井岗山上的土匪部队王佐和袁文才结盟，未几就把两位盟友诱杀了。迄今为止，书报上把这场天无两日的火拼王伦还说得毛泽东不知其情。”
“对于农民起义的队伍来说，这是正常的。不过，贺子珍如果是袁文才、王佐协同贺子珍兄弟介绍给毛泽东当第二任夫人，这就显得太不近人情和难以理解了。”我说。
紧接着一连串内部火拚事件，表明毛泽东确已成为鲁迅说过的山大王了： 1930 － 1931 年，在江西苏区发生的整肃“ AB 团”的冤案和“富田事变”一支开创了横断江西半壁江山、纵横 700 公里，人口 400 余万的赣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廿军，从军长、军政委到副排长以上干部，除个别幸存外，都被自己人处决了。仅在革命根据地中心－－永新县，被打成“ AB 团”遭错杀的便有 1890 人。朱德夫人康克清于 84 年回忆当时红色恐怖时说：
“只要你胸前插着一支钢笔，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受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
而这自相残杀的土匪恶行，根据俄罗斯解密的材料，有一封毛泽东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信件表明是他发动的。当时他任苏区前总委，可是原在江西打游击的红军干部对他并不祟拜，往往偏离他的指挥，他就起了杀性，以巩固和树立他的权威。这期间将近十分之一的红军干部被杀了。
42 年延安整风中搞了一个“ 抢救” 运动，这是康生在毛的支持下一次肃反。小小一个延安出了数千名特务。承认了奖赏一碗面，却从此背上黑锅。这些国统区投奔张闻天还掌党第一把手的延安的青年人，便络络绎绎被抓被杀害，其中有浙江省首任省长沙文汉的五弟沙季同。
谈到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日本的侵略，张学良在史学家唐德刚访谈中一再强调并无此令，还作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渭不抵抗命令，是 ( 根据当时的形势与情报 ) 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避开他。”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说蒋公给你指令呢。”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
谈到“西安事变”张学良受毛共的蛊惑 ( 唐德刚在记录张学良口述传记时，张直言他“上了周恩来的当” ) ：斯大林大力援助他们三角联盟 ( 另一是杨虎城 ) ，并推举张学良为主帅，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民党。
不久，斯大林却来电指示中共要他释放蒋介石，悔恨交加的张学良带罪陪蒋回南京。于是，毛泽东十分害怕被蒋、张联合剿灭，立即派周恩来常驻南京，并发表“中共中央宣言” (1937 年 7 月 15 日 ) ：
1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本党为之奋斗到底。
2 ，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
3 ，取消苏维埃政权，以期国家政权之统一。
4 ，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蒋委员长统一指挥。
同年 8 月 20 日洛川会议，毛泽东公然坦承：这是为了摆脱围剿，而灌以迷魂汤也。
毛泽东这一套着合作的面具，暗中竭力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从后来为写陈毅悼词所作的指示也得到佐证。周恩来说：
“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 ( 陈毅 ) 坚决执行毛主窜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发展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这就承认了皖南事变是毛共违反国共第二次合作协议所造成的。
其实，确认“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早在 1927 年 4 月 5 日的《汪 ( 精卫 ) 陈 ( 独秀 ) 宣言》中明示了。陈独秀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决不像毛泽东言而无信。 7 天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向不愿缴械的不服从蒋介石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开刀，大批共产党员被杀，他的借口就是掌握武装的共产党 ( 包括周恩来 ) 违反《汪陈宣言》，破坏国民革命。当时斯大林及第三国际是倾向蒋介石的。认为他是孙中山的信徒。
黄岩难友当过一位少将师长的参谋。这位师长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他的师长曾对他谈到国家工业化和训政、宪政的问题。师长说北伐成功后，中国现代工业发展迅猛，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面目焕然一新。蒋介石还推行了地方自治，宪政就此迈出重要的一步。不过，我说：
“我对保甲制度倒有深刻的印象。保长郑和贵欺诈我家。因为我家是陶公山的外来戶。爸爸又老实，被诈去一笔壮丁费。当时陶公山还不是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是有冲突的。地方自治由百姓作主，保甲长却由官府指定，为统治阶级效劳。不过难友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在苏联支持下造反打天下，蒋介石也不会长搞独裁了。三民主义只能实施宪政。可今天大陆政权还以稳定为借口，大搞一党专政，这比训政还落后，而接近封建军政制。
我奇怪美国杜鲁门政府为什么在国共内战，南京为毛军占领时刻，让他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下不随民国政府撤退至广州，而苏使却反其道而行？
难友叹道：
“蒋介石失算了！在杜鲁门与胡佛竞赛美国总统的日子，也正是共军向长江进发的时候，美国民意调查，杜鲁门多次大大落后于胡佛，蒋介石就偷偷向胡佛献了一大笔竞赛资金，结果表明他的宝押错了，造成美国放弃对蒋关键时刻的支持，任凭毛泽东席卷江南，打下中国的江山。这一以个别政客好恶为转移的政策至朝鲜战争才得扭转，而蒋介石已失去了神州大地。”
有一次，我这位黄岩难友愤然地说：“强制改造！又是什么改造生活。然而生活不是钢材、木料，无需去强制加工。我以为，生活是个不断自我更新，总在自我加工的因素。它从来就是自己改造自己。人为的强制，无非是中世纪的一种回光。”
我说：“需要强制的是那些与顺天应人对着干的暴徒。可极左统治，最害怕的恰恰是那些手无寸铁的书生。他们本身就是暴力和战争的信徒。”
改造，罗隆基说穿它：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不仅说明是把知识分子排除在人民之外，而且还是一种思想控制的法宝。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和思想改造运动，使知识分子只有招架遷就之功而失去了还手之力。运动中，知识分子互相揭“短”，一个个地让人收拾。
“他们灭绝人性的行为被当成神奇的阶级觉悟。”
“他们的蛮横残忍，成了无产阶级坚定性和革命的本能。”
普通老百姓何止百万遭杀害和监禁。有一个统计：“文革”前，全国共有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 1253 人，“文革”中受到冲击的 1011 人，占百分之八十一。其中被诬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司令部代理人”“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有 453 人，占总数百分之三十六。尚有中央专案组直接审查的不下百人。不用说普通百姓了。
在病房将近一个月。大概见我胃口好，马缺角和丘八就叫我回中队轻便劳动。根据大队的意见是放在贮藏室，看管犯人的物件，不用出工了。可是中队的马缺角管教和丘八中队长为了冲淡我一定能平反的信念和意志，防止我“翘尾巴”，而叫我半工半休，半天出去干轻便活儿。
当时我的体质究竟怎样呢？
吃了丽水鸭司令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狗肉，脸色红润了二天。这时气色恢复不大好的常态，缺乏耐力，这些都留着较深的印象。为了全面反映一下我的身体素质，不妨描述一番于 77 年晚秋我在秋收时的劳动场面。
初冬的阳光照在一片高低不平，差参不齐的稻田上。劳改农场的稻田远离城镇和村落，望不到尽头的金巨丘陵黄土带。露珠闪光，空气清新而带着一种寒冷的刺激。我穿着一双胶鞋，跳下早已放干了渠水的田坂。在组长安排，由我单独“承包”的一块稻田上，二排九株，二排九株的开镰收割起来。比起双夏头顶烈日，脚陷滚烫的泥浆，又得时刻提防蚂蝗叮咬；一种犹在油锅里煎熬的感受，心情自然较为舒坦。晚稻收割真可说劳改的黄金季节，地瓜也成熟了，让你吃个饱。我还把人家送的，切片晒干。没有接济的我便将这地瓜干用作饥饿时一点补充。
我愿单独承包一两块稻田。这是当局许可的。混在一起收割，我的成绩总是让流氓、刁徒占去便宜。明明是他割的株行，却老留着让我擦屁股。站在田坎上的丘八队长看来，我又落在众人之后。所以，尽管组长指定给我田块，长势较好，需要多花力气，我也乐于接受。
四十三岁了，也许天天弯腰做广播操吧，我的腰腿尚算灵便，我一口气可割下二、三十回次的两排九株。然后直一下腰，换一口气或喘息一阵，再干。割至中间，稻株稀疏起来，三棱草，粑草丛生。组长说也要割倒，免得大家挨批评。劳改农场的年产量，每亩不超过三百斤，总是亏损的答案多半在这里了。
常说我劳动死样怪气，出工不出力 ( 汗 ) ，可是承包田上，却总是名列前茅。难怪后来邓胡体制下对农村实行承包制，使大陆的农业生产出现了生机。弱势群体总希望办事透明而有章程，这样就不致于无形中吃亏。我割稻因速度快总有站立喘息的习惯，站立时间往往较长。如果混着干，我常常挨骂，受侮辱，尽管我并不比他们割得少。这样的日子难道要等到 82 年刑满为止么？
母亲探监来了
79 年 4 月下旬，沈大队长进围墙又来找我，给了我一张右派改正书，是北京政法学院发的，说估计我家属已由当地政府转发了。还说：
“你的右派改正是经北京市委审批的。一般只需学校单位决定了就行。看来你这个人还有点复杂呢！”他未必知道我被北京政法学院批成一个“北京学生界头头” 哩！
他面带笑容，话语逗人。他那平易近人的姿态，很有点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氛围了。
错划为右派，开始了我坎坷和颠沛流离的人生，受尽了精神上的屈辱和物质上匮乏之苦。十年浩劫中，更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成了奴下奴，吃尽了苦中苦，整整的二十二年了！人生的黄金岁月几被葬送。现在北京说：把你划错了。而我的善后工作怎样 ? 沈没有说。他没法说。改正了，可我仍在监房里，仍然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奴隶，一头身子单薄、正在半工半休的囚徒。不过，沈大队长提醒我说：
“你可以写封信，让家属来接济一次，信我给你发出去！”这一切虽觉得都是顺理成章，但毕竟让我有点激动，光明临近了。
不过我这个人已经习惯于往坏处和难处想。我想：右派改正，如果反革命帽子仍然压在头上，这改正又有什么意义 ? 有人还会这么说：谁叫你犯了新的罪行呢？人家忻贤棣、鸿勋老老实实当右派，自然能得到工作安排。至于你，看来要等刑事问解决再说了！
仍然是希望与忧患并存。
1979 年六月三十日中午，刚吃完饭，丘八队长突然找我，说有接济。谁来看我呢 ? 十二年来这是头遭。我忙忙地换上一件上海大姐寄的旧黑色丝质短袖衫，下身没有体面的，只能仍是那条土灰色的劳改裤。关了十二年多，终于有来探监的了，这也是有希望的证明，心情不免激动。兼之一些犯人都以新奇的羡慕的眼光看我，其中一人叫着：“这下子大学生可以请客了”的加油，真有点心潮澎湃。谁来接济我呢？
可能是母亲。这是沈大队长批示的效应。希望她以右派改正为契机，认识到不是儿子犯了什么罪错，造成长子不得力，苦了父母一家人。章才根的儿子怎么会是坏孩子呢！从此该为全家的荣辱和幸福共同奋斗，这首先要你老母去法院奔走：
“我儿子一直是不相信美蒋而相信社会主义的呵。我让他坐牢是无奈的啊……”
从此我也会谅解你文盲短视而又性情急躁在时代魔影下合成的残忍。这是最后一次母子和解的机会了。在天的父亲之灵是否在冥冥中牵线？看到我快步地向大墙外接见室走去了么？
然而，我在接见室门外站住了。我听到如下的对话：
“唉！要是听阿哥话，在家挑豆腐担，而后当个饮食合作店会计，孙子也抱了。”
“甭说了！叫他去上海学生意，当上海工人，上海姑娘送上门，他都不听。读其断命书！阿爹已被其害死，作孽呵……”
要是丘八队长不催促，我真不想进去了。
那是满地灰土和烟蒂的场所。内外两间。外间放有两条长凳，站着两位老人。想不到丹城的姑母陪她来的，太有讽刺意味了！想起当年我检举了逃避上海的地主姑丈，使她曾来乔司多次探监。
“阿姑！阿妈！”阿姑的脸儿黄而虚胖。我对她有种负疚感。后来知道她长期受着胆囊炎的折磨，回去不久就死的。她是否亲眼见我所受到的报应而闭去了眼睛呢 ? 也许这是小人之心。七十岁了的母亲尽管清瘦一点，看起来负着一肚气，还满有精神。
姑母认真又安祥地应了声：“嗯。”丘八队长盯在一旁。我并不在意她们随身带来了什么。她们身边一条长凳上放有一只黑色的小小提包，即便全装上食品，也吸引不了我。当然也许将接济食物放在内间，由队长决定给不给被接见的人。按理十二、三年来，这头遭接济，姑妈又深谙劳改队的门道，而且是两个人来，东西决不会只有提包内那么一点的。但此时此刻 “卖火柴女孩”中背上插刀的香喷喷热气腾腾的烧鹅并未出现在脑海。我所关注的是：反革命平反，出狱和自由。
十多年了，岁月留给母亲的老相不见有什么增加，只是清癯些。那脸容显然有一种摸底，看我还有无出息的意味。我说：
“妈！右派已经改正了，学校错而不是我错。可错划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比如把我打成右派反革命或苏修反革命，还需要家属配合去争取解决。我求母亲去法院讲一讲。”是她将我推入地狱的，此去定有作用。
母亲这时转脸去看一旁的“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一定知道我值不值得为他跑腿。想不到站在一旁的“人民政府”－－丘八队长老起嘴，竟然说：
“你们章文岳表现不好，还在说毛主席坏话！”
象遭受了雷击，我的脑子轰然一响。稍后愤然地掉头去看丘八一眼。心里想他定是“四人帮”爪牙！ ( 当时还不叫凡是派 ) 我的目光也不敢在他脸上过多的停留，因为我尚是他的奴隶。无疑，这是塌鼻梁老乡放冷箭起了作用。
我转过来看老娘，老娘似听到了我永无出头日子的宣判；她那满是灰土的一双小脚僵直在那里，似乎好久好久 -- 不用你同志提醒我，这讨债鬼我早就看死了。上车落船，长途跋涉，又赔上了我好几十元啊！
读者呀，如果认为这位老母亲仅仅是为物质利益、还能否“报养育之恩”去考虑问题并决定其取舍，那对她认识是有点片面了。她从小养成了争胜好强、视面子为第二生命的人生观。她的大义灭亲，将儿子推入人间地狱有她无知愚昧的因素，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她更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与五类分子划清界线，保持自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虚无缥缈的光环，多少也满足了她虚荣心的。这是与她往往表面上迎合强权、恶势力以避免自己遭难的生存诀窍相辅相成的。
这次母子思潮的碰撞，从潮头上让我发现，当年她枕头下一叠十元面额的钱，原是“人民政府”与她的交易！
“我们回去！”她干脆地对呆在一旁的姑母说，转身向着门外。姑母迟疑了一下，然后去小提包里取东西。她拿出一包饼干，转过身来对我说：“也没有带什么来，这包饼干买给你。”
“不要给他！”老娘突然转过身来，似乎要从姑母手里夺下这包天字第一号的接济品，说：“我们中午饭还没吃呢！”这倒是真的。两位老人到了杭州，在大姑母处过了一夜。第二天，又是搭车，又是徒步，附近又无饮食店。而她不会去想，也不管我这十多年来，经常受着饥饿的折磨。我的脸色，和消瘦的身体不正反映了这可悲的处境么？
“给他！给他！”姑母可是见过世面、有主见的老人。她绝不至于把丘八队长的信口开河当作死刑的判决。何况作为一个人总有点人道精神吧。她把这包饼干塞到我手边。
然而，我的头上似乎出现了一圈圣洁的光环。那是叔齐伯夷头上出现过的光环。不要它！我傲然走出了接见室。丘八队长似乎也呆了一阵。
她的母爱早被极左的高压榨干了，她的心灵是扭曲的，加上她农民本身的狭隘、无知和自私以及易走极端的气质；人伦之常已经脱轨，骨肉相联之情结，势必变异……
我也未经什么报告就进入了监狱大门，把什么都置之度外了。骨气、强烈的失望和愤懑，痛苦和颓丧，象钱江大潮一排排激浪似的猛扑猛涌。我的血液冲动得什么都不能思考，脑子一片空白。
这就是我十二年有余的囚徒生活中，惟一的一次家属接见，等于没有接见。等于没有家属，死了肯定也不来管。丘八队长是半老粗，是看不惯我这个从不向他靠拢的臭老九的。他说了：“表现不好”的话。他要煞一煞日益喧闹的翻案风，就在我头上开了刀。事情往往这样：如果某人可以平反或即将平反，即便表现真不好，也会说你很好的。他可不买账！
于是乎，希望变的模糊起来，忧虑又压上了心胸。今天我想，当时我是否在小朱他们面前“一定平反”的话说得太过自信了呢？传到丘八队长他们的耳里，引起了极大的反感，从而给你难堪。更是忻兴汇报了我仍然在对伟大领袖进行攻讦……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他明知我可以平反，还不至于如此鲁莽、如此和我过不去。反正这丘八的话，使我几天睡不好觉。虽我再三祈求脑子不要再想了，但过来几十年的人生路上刻着这样那样伤痕的记忆如不速之客，又不请而至，躲不开，逃不脱。忧思无用，罢又不能，萦萦绕绕，乱麻似的缠住了……
当我看到疯狗卫坤夫洋洋自得地平反出监时，我的焦虑更难以言传：
月呀，我们常常见面，
可对我海天般的愁思，你却默无一言。
你是什么都明白的，透彻的了解我；
犹如一面高悬的明镜。
可你熟视无睹，冷若霜冰。
只是为什么时圆时缺，你时隐时现；
象我的眼睛因惊愕、难受，因困惑、愤怒
而时睁时闭 ?
当夜空墨黑，全然望不到你；
我惆怅地躺在囚房内，
听得淅淅沥沥的响声一片，
恰如我心胸中的无限楚凄。
月呵，你的光亮不断显示：
明天是光辉灿烂的。
可谁又知道明天的光辉
角角落落都能照遍？
( 咏月 )79 年 7 月
有一种心灵感应：平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很有声势地可以说大规模地进行着。继我所在中队的卫坤夫自由后，其它中队又有几个出去了。我真担心平反运动也似一阵风。当别的任务出台时，或把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时，而你还在劳改队苦苦挣扎，受着丘八、马缺角队长们的封锁压制；那个时候，谁还会用心来听取你的呼吁和申诉呢 ? 我实在害怕错过了这次平反运动的航班，到不了明天。这个念头虽不剧烈，却象牙痛一样持续着。
我怜梅花有原因，风刀霜剑感受深。
点点珠光映瘦生，悠悠香气显洁身；
谁知幽谷独风流，安得鸿雁传佳音？
冰融雪化春风来，百花争妍无尔影！ ( 咏梅 )
心灵的创伤太多，一种痛苦接替着另一种痛苦；忧患的意识，没完没了。这就是当时的我。
北京政法学院在不要法的“文革”中没法再办下去。在校的教职员工，被驱赶到安徽办了五七农场。说真的，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关人杀人根本不用法律，还要你培养什么立法、司法和执法人才 ?78 年迁到了北京，准备复校。但校舍已经被市文化局、京剧团等几个单位分割了。校产和教学设备以及图书资料都大量散失。复校的任务是艰巨的，几百名的师生的改正和平反工作也是胡耀邦规定的硬任务。我的申诉信由钱老直接转给了新任院长曹海波。想不至于象陈毅转去的信被冷落搁置起来吧。因为形势不同，从反右倾变成声势浩大的反左了。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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