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劳改场所杂色纷呈
劳改场所杂色纷呈 ——《赤潮年代》选卅一
作者：章文岳
送石犯想吃我的糖和肉
邵犯作为组长，给我两只敲石子的小锤。其实他从公家领来的是新锤，调了包，将他用得半截了的小锤让给我。我以为被子旧的，锤子也可能会是旧的。我没有话说，他倒说：“砸石子的坐垫要自己设法。不过我那只草垫可以送给你使用。”这算是他对新狱友的帮忙。然而，旧小锤的竹柄是折了又折的短得很，砸起石块来缺乏弹性和打击力；砸了好久，尽心尽力，还是小小的不起眼的一堆。我回头看看邵犯，他胸部笔挺地，双腿大大地分开，横跨在一大堆已被他砸了的石子上端坐着，戴着风罩镜，嘴角边两条弧形纹，包围着他有点歪斜的，但相当杀风的嘴巴。随着他手中那只很新很有弹跳力的锤子，一下一下的，他的嘴角也相应的一跷又一跷。似乎很加气力，实则轻松自如。他的思想可以远远地离开工地，飞向那已经失去的天堂。他的座上已砸了大大的一堆，超过我两倍还不止。我要争个甲级饭吃，看来十分不容易。
他觉察到我在瞧他。因为工场上一片劈劈拍拍噪声很大，他有点气势汹汹地教训我说：“劳改队里是这样的：给你什么就什么。人家工具好，石子松脆，是人家的本领。砸石还有窍门，苦干加窍干么！”
在炼狱中，一切都感怪异，在物质条件更加贫乏，竞争更加尖锐残酷的犯人世界，不会打架不搞帮派的书呆子难免处处被动，处处吃亏，又处处被捉弄。
送石犯送石来了，弓着身子，木质的轮子顺着平缓的坡地车到了我的摊位。这是一位精瘦的高个子，鹰爪鼻，岁数也过了半百，他的嘴里总在嚼着什么。后来知道他经常反胃，甲级饭也不够吃。他不再为刑期操心，只要能吃饱就行。
“你要不要送些松脆的石块来？”他“哗”地卸了一车石块后，弯腰问我，并含着一种异样的笑：“象邵组长那些一砸就能四分五裂不要吗？”
我说：“他的石头好砸么？”
送石犯有点不耐烦地提起车把，点拨我说：“人家是组长，而且也付了代价的。”
我还是有点弄不灵清。
“跟你讲清楚吧，你家里来接济，糖呀，肉呀都好，整盒的饭都可以。懂了么？唉，你这个大学生，真是书呆子。我们下次再谈。”说罢，他就推着车走向山脚跟去了。
我瞠目了一阵。我那里来的糖呀和肉的！那能省下一盒饭来！每歺都是不够吃。要吃我的糖和肉，太有讽刺意味了。命中注定我该和硬石头打交道下去。
那些硬块哪，简直就是花岗岩，砸一下，溅出几点火星，破了它一点皮。我也命定吃牢乙级饭了，这对只有 33 岁的人来说是可耻的。中队里百分之九十吃甲级饭，每月能多吃六斤粮。
未待送石犯走远，邵犯即老气横秋地大声质问道：“你们劳动时候拉扯什么呀？”
我回过脸去看他。由于他带着眼罩，看不清他的眼光怎样？从他一脸横肉看，表明他是在互相监督了。
邵犯的狗皮垫子
赵指导员的头发已经花白，鼻子甚大，在犯人面前从未见他露笑，象征他是个立场十分坚定的无产阶级老战士。他指定我到西监房里角邵犯组里，又指定我睡在邵犯旁边，可能是因为邵犯铺旁还留着半米光景的空处，叫我填满它。公家发的草席一米十公分宽，就是说我有 60 公分的位置被两旁分割了。
另一边是温州佬，年过花甲，滚园的眼珠，睡熟时也睁着的。原是屠夫，肉店老板。经常哇里哇啦的叫喊我听不灵清的温州话，性格暴躁，但爽气。此时，他跑来把他的铺盖挪动了一点，另外半米左右的位置被邵犯家里带来多年的一条席子占领着，我把我的席子理所当然的压上去，只是他还有一条狗皮垫子。那狗毛已疏稀，气味怪异的垫子紧挨着我的被子使我很不愉快。
原来这张狗皮是他忠义的卫士狼狗的遗皮。它被解放军一枪结了果。他把它剥了皮后埋葬。那张皮在家里当虎皮交椅坐，不久就带到劳改队，夜夜在一起。邵犯他占着监房里最理想的一角，挨着里边的墙壁，尚有 20 公分宽的私有领地。那角落放着自制小型食品箱、文具箱、眼镜盒和针线盒，大大小小四至五只。再看他的被铺，卷叠起来，就是一座小山头。这小山头是他监房内霸主身份的象征。他常把别人刑满释放或病死、老死而留下来的棉花胎蚊帐，以留给小组为名据为已有。实在太多了，他便偷偷摸摸的搞交易，弄些吃的，比如周日的一客猪头肉。
当我俯身把公家发的一双草鞋放在床下鞋架上时，一股破烂的臭味直冲鼻子。架板上已摆满了瓶瓶罐罐，鞋子袜子一些杂物。我要求邵组长给我一鞋之地。他此时靠着他的“小山头”，戴着老花镜，老气横秋地阅读着毛的“语录本”，好久才弯腰去作一点移动。
当我定了位，靠在被铺上，正在闭目伤感时，邵犯说了这么一句：
“铺位一经指定，好似定了终身。犯人嘛，什么都由不得自己。”
作为过来人，他在开导新来的，我伤感的是原先想象的犯人之间的平等乌子虚有。在社会上虽是右派身分，却从未受过什么监督，现在在劳改队反而感到自己成了犯人的童养媳和偏房，处处受到约束。邵犯此时摆的是一付管家婆的架子。
劳改犯多半是作着生命透支的。长年累月受着精神上的强压，体力的支出还在其次，精神和体力上的消耗远超过监内提供的营养弥补。从而使青壮年时期已出现了老相。老年显得风烛飘摇。只有邵犯极少几个人，经过开头几年的困兽犹斗，胸腔中的复仇之火转化成巫婆的毒汁，上下左右已被摆平，必然中得到了自由；既骗取了队部一把手的信任，又拉拢团伙作后盾，成了劳改一霸头。这种地位的取得，不是象力大的犯人靠拳头，只是必要时他也可以使用拳头。随着岁数的增大，头添白发，他越来越借重于捏造汇报与煽阴风点鬼火来对付挑战者。
他对一般的队长，已可以顶撞两下，而不必奴性十足；在不失奴隶身份的基础上，进行强词夺理的狡辩和抵赖。
他利用送石犯车来的脆石和量方折算时的精心布局与设计，使产量名列前茅。这给了永远不会明白犯情的管教人员们一种积极劳改，用汗水洗刷自己灵魂的错觉。为了使不合格的石子渗透在统计犯所看不见的深处，为了让高度恰好插量在地表面的凹陷处，每次做方时，他狡尽脑汁，施出浑身解数，满头大汗。整日的体力消耗，还不值就此一举。
他决不容忍揭开他阴违的一面。一旦觉察对他残渣余孽的鄙夷，他更凶相毕露，给你一点霸头的厉害。
犯人的“三忠于”晨祷
每天一早起来，天才蒙蒙亮，犯人们得放下一切，几个还在便桶边提着裤腰的，急急忙忙奔向“忠字牌楼”集中，做“三忠于”晨祷。这是从社会上移植的。
值班队长带着大家高举“语录本” ( 也叫“红宝书” ) 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值班中算赵指导员最一本正经，最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忠贞不二了。他在领喊万岁之前，先要虔诚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连连三次。此时他很象个教堂里的牧师。不管在雪花飞舞的冬晨，他的头发变白了，也照祝不误。相对来说，小萧队长领呼时甚为洒脱。自己不祝倒也非是个别，有时他迟到十分一刻，叫大家向毛主席鞠上三躬就喝声解散了事。
萧队长有一个悦耳的语调，绍兴口音。我相信他能唱动听的歌，只是不可能在犯人面前表现。有一次，天热，我坐在监房外面通风遮阴的墙脚跟吃中饭。他出现了，从我面前过。看到我吃饭用筷子，喝汤用调羹。他边走边转过他的俊俏的脸儿来，说：
“你在吃西餐么？”
象是批评，其实反映了他对我的关注。他遗憾我不是当指挥的料儿，政法系大学生在这里一点也没用。老犯中，形影孑立，是为了坚持某种理想，而鹤立鸡群么？
在我向樊、萧队长递呈的条子中，始终贯穿着与这些老反革命泾渭分明的立场。据一些老犯反映这个苏修反革命，天天坚持着广播体操，表明他信念不死。说真的，小萧在小学期间一样受苏联老大哥的教育。莫斯科雄伟又美丽……年轻队长不愿想得太多。也帮不了我的忙。队长内部也分两派，有时斗争也充满火药味。但对犯人，他们至少在表面上讲求一致。
在生存竞争激烈斗争的大陆，其犯人世界更因活动空间的极大受限制，所能获取的物质和精神食粮的极端贫乏而使碰撞和磨擦系数十倍百倍于大墙之外。处处都有怒火和毒焰，每每为鸡毛蒜皮争吵斗殴。在这个中队，由于年龄关系，血腥的殴斗很少了，而隐蔽的较量天天存在。这里头赤裸裸地奉行着弱肉强食的原则。
管教人员只看你劳动是否拿得出来，有没有逃跑事件发生。只要表面服从，其它不管，也管不过来。在这里拉帮结派，吵吵嚷嚷，打打闹闹，无非想多分一点猪头肉，或为了少打了一点菜汤，或多占了几公分床位。他们生活中的永恒主题是如何混过这牛马般的晚年，而绝不是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犯人的小报告
在这里，生存竞争多已脱去文饰和面具，常常露着原始的兽性和狠毒。只是小报告或汇报条作为犯人之间竞争和斗争的武器，却多是暗中进行着的。它们通过管教人员发生着作用并达到自己的目的。邵犯利用他组长的身份，天天在动笔头。这是监狱当局的要求，而一般犯人往往偷偷摸摸的写，免成众矢之的。即使那些没干坏事的，也担心人家在翻他的老账，在算计他，更不用说一些胡作非为者了。因而为小报告而起风波实非少见。这时候，那纸报告被抢夺去撕了，手被抓破，脸被打肿，一场热闹。当然打小报告有作为防卫和抗衡武器的。几个常被欺侮剥削的老弱狱友，用笔头来反击流氓霸头的拳头，多少起点平衡作用。
其实，监狱当局是希望每个犯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个犯人都是被告密者的。那才便于掌握每个犯人的情况。这是了解犯情的重要渠道。告密的普遍存在，便没有一个犯人觉得自身是安全的。互相提防，互相猜忌，既妨碍了同病相怜之间的交往，更妨碍了志同道合难友之间的沟通。
对于邵犯的小报告，赵指导员颇为欣赏。而樊中队长有一次大会点名，不指名地批评了这个绍兴师爷。他说：
“个别组长，装底盖面，将不合格的大石子，甚至沙泥堆在底里，以次充好，当作成绩。组内组外都有揭发。他所写的汇报呢？一样要弄虚作假。我就不采纳他的造话！”“造话”是绍兴土语，捏造出来的语话也。
当樊中批评邵犯“装底盖面”弄虚作假的时候，我瞥见他的嘴巴歪斜了一下，似乎说：我是从你们共产党身上学的。不是吗 ? 每次监狱的主管部门来查监，犯人可以不去强劳，而留在监房轻轻松松搞卫生，搞表面化，伙食也大为改善。所以在查监官看来大陆的劳改场所永远是整洁人道的典范。直至今天，全国范围的形象工程、名目繁多的文化节……都在掩盖广大地区的贫穷和落后。
然而在赵指导员主持的晚间点名集会上，我却感到他黑着脸在不指名道姓的警告我。严重的是把我汇报条中贬骂邵犯为残渣余孽的话语也兜出来了！这老党棍的严厉口气，着实使我心有余悸。他底气十足地说：
“个别犯人，年纪不老，劳动还不如老儿，反说人家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你自己不对人民政府刻骨仇恨么？”
这一下，不仅使邵犯彻底看清了我对他的蔑视，也使全中队老反革命对我怀上了深深的敌意，打从这次点名后，我感觉到一些老犯瞧我的目光是逼人的。而那晚集会后回到小组学习，邵犯首先在他墙角边那条有一个竹枕头垫高的小凳上坐了。他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地拿着《语录本》，他这个位置西监房内三个小组的犯人都能看到，谁进谁出也一目了然。一旦看到队长进来，他就老起嘴脸关照小组成员“队长来了！” ( 停止一切小动作，坐好了。 ) 自己则拿起《语录本》，戴上老花眼镜一本正经地读起来……
这次没见队长进来，也叫“坐好了！”煞有介事。是他一张汇报起了作用，有点摩拳擦掌。目光向靠着被铺的我横扫一下。继续说：“现在我们学一段语录。”他停顿一下，看看大家有否准备好语录本。
接着他戴上了老花镜，念了起来：“第 102 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 ( 也就在这个时候，老赵踱步进来，直至我组地界 ) 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已志气，灭敌人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
念了后，他迅速从小高凳上站立起来，扎下眼镜，毕恭毕敬地报告：“报告指导员！我们小组全体到齐，已经开始学习。”老赵心里满意，嘴上说：
“队部没有另外布置，你们就可以从《语录》中针对性的选几条，结合本组实际。必须指出：你们都是反动派。只是反改造分子是没有交械投降的反动派，敦促其投降，首先是认罪服法，才能接受改造。你们学习吧！”
他说了就走。我却在想：我的认罪服法关没有混过么？老赵还不放过我。这对奴隶主型的管教人员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不认罪，你就不可能甘心当奴隶。当然，你不甘心，也得当。话虽如此说，但必须抓一抓，敲敲其警钟。至于樊，萧队长为什么能放我过关 ? 如果有什么条子我总交给他俩。而对老赵总有点敬而远之，和格格不入。
今天才觉得，为了保护自己，对这种党棍型的干部何不耍点手腕呢！丢掉书生意气，假装靠拢他敬重他，将小报告都送给他，他肯定改善对我的态度，然而我没有这种本领，始终学不会两面手法。
对抗劳改霸头
我与邵犯正面冲突发生在学习一篇叫“斗私批修”的社论时，全组 12 名犯人大部坐在床上，背靠着铺盖。有几个坐在床前挨墙的小凳上，大致形成一个园圈。劳改犯都被剃成光头。虽觉得这是一种耻辱的标记和不习惯，都得接受。邵犯的头颅滚圆，脸庞方正，只是一脸横肉，微秃，在幽淡的灯光下他的秃顶还有点闪光。不免使人想起野寺荒庙不安分的贼秃。他念完这篇社论，随即发挥，特别强调“修正主义是比国民党反动派更为恶毒，更有现实危险的敌人。”这一论调报纸上见过几次，这不是邵犯的发明。邵犯的发挥在于接着的一句话：
“苏修比美帝国主义还坏！刘少奇比蒋介石还坏！”
说这话时，他显得很激动，近乎怒气冲冲。并且他立即从小高凳上起身扑到床铺来，我还以为他向我伸出了拳头。还不到时候吧－－他是见我一只脚碰到了他的狗皮垫子，猛然间将它卷起，使我迅速地扭转身来，避免受到狗气的直接冲击。原来近几夜我与他已经不事张扬地冲突了两次。有一次我用脚尖踢了他的臀部。因为他将半个身子滚到我并不宽裕的床铺上了。如果是一个不令我厌恶的人，我可以用手轻轻推开，而对他我毫不客气地用了脚。他还打呼噜，虽不是雷鸣，与另一边温州老屠夫一唱一和，此起彼伏，实是烦得让人难以入睡。于是我把他弄醒了一次。早上起床他整理被铺，就故意用力地翻拍，将他床上的灰尘、臭味都向我那边飞扬。意犹未尽，晚上学习，冲突公开化了。
这是正式的宣战，从此他将浑身解数，一向认真的我，偏容不得苏修比美帝更坏，刘少奇比蒋还要坏的结论。我不管处境的孤独，为捍卫我的信念和所追求的真理，我行我素说：
“不要忘记，打成走资派的一些中央领导人，过去曾是毛主席的战友和同志，今后不一定不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而蒋介石能和毛主席同志相称么？美帝能说它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么？”其实这话也不是由衷的表达。所谓毛的革命路线我早已深恶痛绝。
当时，邵犯哑口，组内其他人也无话可说，多半是害怕。只是那个温佬，他因为要跑进跑出而不靠床铺，坐在小凳上。他对着我的滚圆的眼珠，充满血丝却欣然有光。似乎为我敢于还击邵霸深表赞赏，觉得有戏可看了吧。可惜老了，满脸满身是老年瘢，年轻时横行乡里，至今杀风犹存，邵犯也要让他三分。他还有一个生活习惯，就是每晚临睡必用冷水洗擦下身，说是防止半夜滑精。
那晚学习会上，邵犯没有和我针锋对阵，温佬颇感失望。但邵犯岂肯善罢甘休，当晚就写了汇报，他要用人民政府的力量收拾我。
从此之后，我每晚都睡不好。每当邵犯半醒时，总要暗中捣一下鬼，比如把腿翘起来透一透臭气。或用脚头敲一下床铺。当我抬起身来注意他时，他却又装得呼呼大睡。我觉得非换一个环境不可，以为调一个小组是不难的。于是我打了报告。
队长：
分配在中队将近半年来，我深切地感到在邵奕功组里，是“改造”不好的！由于组内车给我的石块大都坚硬，器具又不利，我的产量总是落在大家后面，问心有愧。年老得多的由于石子敲得多，吃上甲级饭。而我年轻得多，却只能评个乙级，真使我万分惭愧。睡在邵犯旁边，由于他的无赖流氓行为，总是睡不好。总是拖着疲弱的身子走上工地。这种局面不想再继续了。为了好好改造，请求调组。调一个组，仅此而已。罪人。
我不敢提调中队的要求。在劳改成精的残渣余孽包围中，我快被窒息死了！我的心仍很年轻，我不愿被同化和老化。新的政治犯、知识分子、偶然失足的年轻刑事犯，以及象我一样被错打成反革命的，肯定在其他各个中队。命运为什么把我弄到劳改成精厉鬼成堆的地方来呢？我悲惨的命运啊！
这一天然合理的要求，使人较能安心改造的提议，竟然遭到了拒绝。并又被老党棍嘲弄和斥责了一通。他说：
“有些犯人由于没过好认罪关，坚持着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立场，改造中挑肥拣瘦，意图逃避积极改造的犯人强有力的监督。队部能迁就这种人么？”
“还必须重申，你们犯人之间，应以同犯相称，那个犯人在书面汇报中，老是地主、恶霸、老反、残渣余孽一套，这是翻老账，挖烂疮疤，是不利改造的！诋毁伟大领袖劳改政策的威力！我们能让战犯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还改造不了地主、恶霸吗？”
一字一句都重重敲在我的脑门上。而且他还在有意无意挑动老犯们的情绪，使我更受到敌意的包围。不仅邵组难待，恐怕整个中队都待不住了。
送石犯也知道指导员在批评我，这个有奶便是娘的老色鬼，故意走过我的面前装了一下鬼脸。邵犯点名后更是神气活现，在小组学习时，念了这条语录：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他还摸着了我怕打闹、怕伤残，怕脏的弱点，更多地耍出了流氓手段。比如夜里，你稍微推他一下，让他回归自己的铺上，他即猛地捣来了脚头。深更半夜我忍了。他肯定以为让一个有点来头的大学生屈服，更能使他高人一头。可他在我眼里永远是个残渣余孽，由于他的霸道和流氓作风，更不会给他好脸色看了。矛盾发展着。
其实，老犯对新犯的欺侮和当学徒支配是有传统的。一进这个世界就要孝敬劳改霸头。在共党治下的监狱是否根治和失传了呢？书呆子总是错误估计现实。所以我的高傲和洁身自好以及我的独立不羁是犯忌的，势必招来这样那样的制裁。《神曲》中阴魂们不是被如此这般折磨拷打的吗？
自从被他捣了一脚后，夜夜睡不安贴，思前想后，觉得非用异乎寻常的手段不可，否则便不能摆脱这窒人的困境。这使我想起了鄞县看守所的一场成功的绝食斗争，而对于时过境迁的变化，我无法作出科学的分析。首先是在鄞县时期，我没被拘捕，法律上仍是公民。其次，鄞县一些人十分了解我，存在着理解和同情，这是“省一监”所不存在的有利因素。但是，一个犯人为了仅仅是调动一个小组的可怜要求而付出绝食几天的代价，无论如何也得满足一下的吧！想不到那些现代奴隶主所需要你的是绝对的服从，服从第一。老党棍神经质地或故意认为你在对抗和威胁“政府”。
那是仲春的一个凌晨，当生活犯傅铁文从大伙房拉来饭菜时，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了一会；浑身没劲，真想赖倒算了。但觉得直接向樊中队长请求一下是必要的。起身后，也来不及去大便，就往“忠”字牌坊跑。待到去水池盆架处洗脸刷牙，发现牙刷被丢进水沟了。我直想将旁边邵犯的牙刷也丢进去。但我怕引发一场吵闹和新一轮的报复。再说我也不能绝对断定是邵犯所为。我的周围有的是穷凶极恶的鬼怪，不是因为你对他有所触犯，仅仅因为看不惯你的一言一行，而给你一点或明或暗的厉害。比如，我天天在围墙外做广播操，早就有嘲骂声入耳了。有好些天，我只漱口，而无法刷牙。我忍了。
我只有忍着待在工地上，边敲石子边等待这位转业军人的出现。然而，值班的是萧队长。我也离开窝棚，不管一切地跑过去。他侧着脸听取了我的申述与请求。这位很有个性的年轻人回答说：
“邵奕功没有立地成佛，反动派的本性是难改的，这我们怎么不知道？”他说了就走。但又大声添一句：“你跟他斗嘛！”
我呆了一阵。我的内心在呼喊：我单枪匹马哪！而且他得到指导员的支持。我没有大树可遮荫哪……
犯人除了看不惯别人打小报告，还常对别人找队长谈话指指划划，尽管有时自己也难免要“靠拢人民政府”。我这样放下工具找上队长，尤其会引起一些劳改霸头、流氓习性不改的人的猜忌，准使我的安全系数又减少了几个百分点。这些人不知道我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因为是个弱者，人犯我也未必去犯人。人的地位处于最惨，或最无力量，连公道的拥有者那些管教干部们也不保证你的人身权利和安全；那些流氓不怕你小报告时，那就是奴下奴了。
中午出工整队前，樊中队长来带班了。我赶紧上去把他挡在无人处，几乎是一种哀声的请求：“给我换个组吧……”
他横扫我一眼，没有说管教队长前些天晚上点名时说过针对我请调报告时说过的话：改造就需要互相监督，想逃避监督，以图松松垮垮混刑期，这是不行的！樊队长没说这套话，不唱高调，他当然也不说这是指导员的态度。他只干脆两个字：“不行！”
不过他走近监房大门时，添了一句：“现在不行。”
可是我连一天都难以忍受了。我觉得能办到的事，应该立竿见影。
大陆犯人有没有这样那样的法定的权利，犯人自己是不清楚的。他们从来没有公然为实现自己的权利而进行过交涉和斗争。有的被管教人员打死，甚至反诬死者进行阶级报复。一般伤残多是内部通报警告了事。即使有些政策上规定的权利，也从不向犯人宣布。今天那个“白皮书”我不知道是否让犯人见了面。“白皮书”上规定对法院判决有申诉的权利。可我在入监队的申诉，就遭残酷的武斗，被打得鼻血直流，更被钉上脚镣。这是“任何情况下人格不受侮辱，人身不受侵犯”么？
在劳改队，不认罪就不可能得到减刑和假释，甚至连通信和接济都被取消。群犯乘机打骂侮辱你，那些素质低劣的管教干部决不会保护“反改造分子”的人身权利。因为在他们眼里，你已经成了奴隶和牛马。
什么“有维持正常生活的权利”，什么“罪犯人均生活设施面积在 5 平方米以上”，什么“对监狱、劳改场所的管理工作有提合理化建议的权利”。我连调一个小组，以利安心“改造”都不许。我奇怪为什么我的肺结核经过重新被抓、逮捕、判重刑，直至入监队的血与铁的洗礼，还不复发。我的身体是瘦弱的，气色是不好的，但基本上已经没有咳嗽，吐痰不多。在这里，除非咯血不断，才有可能让你送进病房。
我决定过了星期天，休息一天，吃了一点荤腥后，星期一再闹绝食。读者一定已清楚我不是一个莽汉，甚至可以说我的胆魄不大，考虑问题很细。所以决定绝食，糟塌自己健康，绝不是心血来潮。如果我惨败，严重损害了健康，我自己有什么可后悔的呢？是那些党棍太无人心，太不讲人道了；书呆子对他们的凶狠和阴险还远远估计不足罢了。他们是极左体制孳生的毒瘤。在这个体制中，一些本质较纯的干部必然受到压制或不得不与之同流合污。
犯人的休息日
“省一监”在文革期间总算保留了周日的休息制。据说几个造反派曾提出取消它，不让阶级敌人有一天的舒服。然而，他们能不来带班么？他们也需要休息啊！在劳改农场，采用旬日休息制，那倒是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和需要。
休息天，起床可以懒散了。早上出工前的将近一个小时的忙乱和紧张，那种在螺壳中忙乱和做道场的现象不见了。除了要与个别中队犯人搞名堂，如交换或变卖来路不明的物件，必须乘少有冷眼之际活动者，多还懒在床上。有哥儿们相帮或有奴下奴奉承的，则可赖到开饭之后。中午那客二、三两的红烧猪头肉是交换的标物。比如一客猪头肉换一件八成新的洁白的汗背心，那是在劳改队很使人想起在社会上的自由日子的服饰。有的则把猪头肉换成三盒子饭，也常被新犯作为对劳改霸头兼组长的孝敬物。只是多年来这个老反队仅我一个新犯。
这一天，天气甚好。当中午才显热力的阳光洒在监房院墙内外时，不少老犯已从贮藏室 ( 休息日开放 ) 里搬出了积年的箱子、箱包内的物件进行翻晒。有的开始洗洗补补。有的在制作刀片，或敲钉板凳，一切显得平日所没有的从容和闲散。而我则还在反复考虑这会引起轰动效应的绝食所产生的后果。
昨晚临睡前，樊中队长踱步进来。他身材魁梧，军容庄严，显然是有目标的。他一进到底，在我和邵犯的床前站住。我靠在自己床铺欠了一下身，并苦脑地望着他。邵犯正在翻查他食品箱、文具箱内的东西。一见身后的中队长，慌忙爬下床去侍候：
“樊队长，有事？”横肉上添了媚态。
中队长并不答理他，而在察看我们的床铺。突然，他威严地说：
“邵奕功！你的被铺怎么这等阔大啊？看你又是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箱子，这些木板、洋钉那儿搞来的啊！”
“报告，报告樊队长：我从来不钉箱子，这是刑满人员留下来的。”他不说有的是用两盒饭调进的，有的则是有人拍他马屁送他的。
“留下的？为什么留给你？搞了什么名堂 ? 明天都放进贮藏室去！没检查卫生时，你就不讲整洁卫生。我看你在社会上强占人家地皮的霸道风带到劳改队来了。你的铺位足有两米阔！”樊队长瞥了一下我的铺位，确实成了夹缝中求生存的局面。
这时在一旁的温佬见形势有变，他悄悄爬上来将他的被铺挪开了一些。邵犯虽已把队长的训斥当成家常便饭，脸皮贼厚。然而这一次却是猝不及防。除了连声“是是”再也想不出什么花招来为自己脸上贴金，说是自己不错的了。而我本还有好多好多情况要当扬揭发，但是考虑队长走后自己的势孤力薄，而且我看看邵犯没有向我让步的意味。他尚有一股有恃无恐的霸气，使我想到中队长的后面还有一个姓赵的。他这次站立的八字腿不是笔直，而是抗拒性地挪开了一点。我真想叫一声“队长，待你一转背，他又是老样子的。”我不敢打尚未落水的恶狗。我只哀伤地看着他踱步出去。
那个身穿缝补得象战士盔甲一样的劳改衣的温州老屠夫，常常圆睁着一双佈满血丝的怪眼盯住我。他虽识字不多，却是个看风驶舵的老手。他趁邵犯出去的片刻，将他的光头探进来，控制着嗓音献计献策地说：
“这个绍兴师爷很坏很坏。他耍流氓，你更耍流氓，他就不会骑到你的头上来了。”其实，这也是他经验之谈，他就是用针锋相对的办法，与邵犯保持着均势。
但他也要欺侮人的。新犯对老犯的让路他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不止一次吓唬我说：“入×的东西，你要是汇报老子，老子要你的命！”当年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杀风重现了出来，我可不管他小组学习时跑进跑出。他可以随便到哪个组七搭八搭，搞点小动作，邵犯不会去监督他。他在中队的范围内已做到了充分的自在。我自然更不敢去冒犯他。何况，邵犯一人已使我穷于应付。
范中踱步出去后，邻组一个叫郑岩梅的瘤着一条腿走了过来。对我是惯常的一付和而不同的笑容。他连笑带嘲地问邵奕功：
“这张狗皮夜夜体贴着你，它的肉你不会吃了吧？”
郑岩梅那条瘸腿原是 50 年代初在温州丽水山区与共产党打游击时留下的。他是救国军浙南支队长，高个儿，身残志不残，对我显露理解和同情的脸容和眼神，但精神上有点师辈的意味。一条腿瘸了，砸石劳动还是一流。后来他也调到十里丰农场，在野外工地上劳动，大便时跑远一点，将手中的锄柄横在地上，利用锄头的高度，以弥补一条腿的残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他是国民党军官，我这个还未解毒的书呆子对他敬而远之。他比老屠夫更有威信。所以，邵犯对他“你不会吃掉这条狼狗的肉”讽嘲语也有问必答：
“那里那里，他的整条肉身埋在祖坟旁了，让它在阴间卫护我的一家。这个苏修反革命肯定不孝，做娘的便让他坐牢！”
“你可真是孝子！”郑岩梅对我瞥来认同的目光，对他却不屑再理地瘸中稳踱而去。
他曾是石浦镇镇长
那天休息，在惨淡的晨光下，我认识了建国初期还留任在象山石浦镇的镇长陈家贤。这位老年人在同一西监房，但他小心安份，从不与人拉扯。所以天天见，却等于视而不见。他近六十岁了，背微弓，脸形长，有肉彩，气色不差。因为他有两个女儿，都是工人。一在上海，一在老家石浦，不时有邮包接济。那天在院墙外的阳光地上，他独处一隅，翻晒着鱼干和虾皮，就是他女儿接济物。这个老年人平时也总在自己床上戴上老花镜瞌睡似地看《毛主席语录》，连吃饭也独处一隅。我那时踱步至他的一隅所在，猛然间发现他箱子上的一块邮包布号着“象山石浦”字样。所有儿时美好的回忆都飘浮起来了。我又联想到他与我交臂而过的时候总有一种温和的同病相怜的眼神。我不管他是否残渣余孽，决定与他拉扯了。
“你是象山人？”我带着发现新大陆似的惊喜问。
老头儿用饱经风沧桑的目光抬起头来看我一下，点点头，并且他还朝有人的地方小心地一瞄。在整顿监规纪律的时候，两个人如背着大家小声交谈是犯忌的。人家有权监督：“你们搞什么名堂？”
“我也是象山人呢！”我一阵心热，觉得找到了一个狱友。当我了解到他也是一起牵强附会的错案后，他是不可多得的难友了。
原来，错案远非从“反右”“文革”始，建国初期就存在了。这个谨小慎微的老人怎么会发电报招来舟山的国民党的空军，轰炸在石浦港的海上练兵呢？他虽识字，但根本不熟悉机电的发报业务，象山军管会给他扣上了特务的帽子，判了无期徒刑。惟一的证据是他家有一台国民党撤退时留下的发报机。当我听他充满乡音的诉述时，我已不由自主地蹲下来，而对着坐在小凳子上的同是天涯沦落人了。
象山民风朴实，谦恭好客，在我地主姑父那里已见一斑。这个老镇长循规蹈矩，不管是那个朝代，谁当皇帝，他都照章办事。极左的派性和愚化教育会给青少年多么多的误区！说到地主，我们不是就联想到黄世仁和南霸天吗？又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说的是地主都是坏人。为此错关错杀了多少经过民族文化和传统道德薰陶的炎黄子孙！
他是全中队惟一丙级劳力，但他尚有多余的饭菜可以送人。我组的送石犯受惠不小，尽管老人没有要他送什么松脆的石块。他不妨碍任何人，常常让在一旁。相对来说也就平安无事，默默地度着他的老奴生涯。
我告诉他我容忍不了邵犯的欺侮，他使我日夜不得安宁，调组不成，我要绝食。他听着紧张地看有没有人注意我们长时期的谈话。他说他看到邵犯往铁门外眈眈地虎视了两次。他说：
“我也和他同过组，受过他的气。他的恶霸作风，在劳改队畸形发展着。我好不容易在第二个年终重新编组时摆脱了他。三组那个诸几佬，当过国民党中尉军官，性耿直，被他捉弄得批斗为止。后来狠狠揍了他一顿，戴上了铐子反省。由于诸几佬扬言，开了铐还要揍他，才把他调开了事。”
他翻晒了一遍鱼干，看了看周围说：“昨夜中队长不是训他一顿吗？”
“是。昨夜他规矩了些。如果夜里我能休息好，我也不想用极端手段来争取摆脱目前的困境了。绝食的代价，它的痛苦，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他是有名的绍兴师爷，诡计多端，早饭时我看他与温佬交头接耳。老屠夫为人豪爽，但是草包，我见他连连点头，说不定合伙作弄你。我说你呀，得随和洒脱点，想开点，不能太清高。你在这里所有优势已经丧失，连打拍子领唱都不会。在现实面前还有什么可骄傲的？未来， 15 年后的未来，差不多都死了，谁稀罕这种不可捉摸的未来？如何学会与狼共舞－－是的，多数是堕落的。你得改变你的个性。”
我站了起来，不是因为他说了不中听的话。蹲久了腿脚酸。冷酷的现实要求你想一想自己的一套是否需要调整 ? 改变个性，也许仍可坚持理想和追求。权宜之计或折中妥协常常出现在力不从心的时候。何况我的一套未必全是金科玉律。我的知识实际上还很有限，片面，甚至错误。这一点，我尚无自知之明，或正在作脱胎换骨的阵痛。
老人继续开导：“这就叫‘狼窝’里得学会狼叫。同时我要提醒你：新犯臣服老犯历来如此，并不因为改朝换代有所改变。共产党朝代的监狱突出了劳动生产，老弱的如你我是受队长歧视和苛待的。我是处处让人求得安宁。”
但是要改变自己已经定型或养成了的习惯，要改变个性，是不容易的。这正象全身楞角的石子放在沙滩上，让海浪磨砺至园至少得需千万年的冲击滚打。在这里，最大的需要就是装假，其次是不要脸皮，书呆子做得到么？
“我认为再没有比邵奕功这个罪犯更恶劣了！可是竟得老赵的支持！”我说出了这一句。
“这倒不假，我还不知道另有一个心怀刻骨仇恨而贴牢了靠拢政府、积极改造标签的犯人，赵党棍需要犯人之间也闹革命吧。。”
“可惜樊中不是第一把手！”我想回监房了。我有了一个深明事理的老乡，能与他同组就好了，说：“再见！我总觉得调组是不难的。”老人也站起身来，说：“不要作践自己已经瘦弱的身子了。忍耐到年底再打报告请调吧，每年总要调整一次的。”
再忍耐几个月？我那有此等耐性。好坏就看今晚怎样了。
自从得识石浦佬后，我改变了监狱里都是残渣余孽的看法。生活犯傅和徐统计犯都不是道德败坏的人。问题是除了关押战犯和外国人的监狱，配备了较好的设施和较高素质的管理人员，极左猖狂时期大陆成千上万的监狱和劳改场所都是让人堕落的污染缸！人间地狱！毛泽东本人和中央一些人是不清楚这染缸所散发出来的毒气对整个社会负面影响的。
休息闲散了一天。中午按常规吃了二两半的红烧猪头肉。这不是全中队排着长队，挨次打菜；那不能不锱铢必较，一点一滴都差不得。这里，它的味道胜比山珍海味。每周就这点点油水，恰如久旱的甘霖，相差一点一滴都可能引发一场流血的争斗。不论那个生活犯都担待不起的。于是叫各组准备一只或中队专备一只干净的脸盆，用称按人头称开，再由各组自行分到菜盆，然后抽签。这是一个隆重的仪式，一个严肃认真的课题。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霸头组长：他为了多吃几块肉，拉拢流氓，不让抽签，就是由他们几个人分了算！
那天整日有阳光，该洗的洗了，该补的补了。大家的精神面貌也有起色，吵架比平时为少。但接下去的是明天，开始又一轮的与石子作战；劈劈啪啪的噪音，飞扬的尘土，乱溅的碎片。整日坐在石堆上，腿脚为之麻木，站身起来时的一阵晕眩，一时难以直起腰板。一些老犯的背弓起来了……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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