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咯血与绝食斗争
咯血与绝食斗争
－－《赤潮年代》选廿四
作者：章文岳
与鸡东县相比，鄞县看守所的伙食令人发指。质与量均远不够格，许是与“文革”开展，阶级斗争升级有关。而且那个刑满留下来就业的炊事员极不讲卫生。这个满脸胡子的不声不响的汉子，不自重，也不把囚徒当人看。
他的工作似乎是在猪场 , 他的任务是烧猪食，饲猪及打扫猪厩（倒便桶）。这种饥饿策略，对那些短期光顾的小偷、流氓，惩罚一下，加强教训，尚有可原。而对于长期拘禁，悬而不决的政治犯，无异是在作慢性杀害。
尤其象我经过大出血，不送医院监护治疗或保外就医，健康势必恶化，我对阴阳怪气、小家子气的应大祥的厌恶由于他奉行饥饿政策而更甚。
扣克犯人节日副食品和平时的鱼肉、食油，用于干部套购私分是当时大陆看守所、劳改营的见怪不怪现象。因为这些干部的低工资，应付不了阔气生活。顺手牵羊，向奴隶型的犯人进行持久的秘而不宣战。这是一种残酷的生存竞争，是丧尽天良的剥夺。而这些干部用毛泽东“对敌人不能心慈手软”来平衡他们失控的心态。
那个刑满留监的炊事员自身倒是很胖的，矮而胖，衣衫不整，胡子满腮，好像他从不擦身洗脸，皮黑且有股难闻的味。一双小眼睛从不正面看人，偶尔看到他露出的目光倒是锐利的。他从不与囚犯拉扯说话，在上司面前只是低头工作和唯唯是从。
他从不洗米，烧菜不放食油，老茄清水汤，却常有草屑和菜虫发现，使饥不择食者也倒胃口。我这书毒头终于忍不住，向他提了建议。他认为是批评，老子不吃你犯人这一套。第二天早餐一缸子地瓜汤中，泱泱地浮着一颗浓痰，看你吃也不吃 ?
我毕竟吃够了提意见遭报复苦头了。何况报复一个囚徒，轻而易举。我克制了抗议的念头，又不愿饿上一顿。于是将缸内的汤水倒了，选择不曾沾污的一些地瓜块充饥。
胡子每旬回乡下休息一天。就在这一天，使囚徒吃到喷香的米饭。替代他的是一位干部家属吧，清清爽爽的打扮，洁净白晰的肤色，配以认真的面容。她烧的油焖茄油气足，鲜味浓，耐人咀嚼，我又禁不住提起笔头，从草纸上写了由衷感谢的话，递给她。
由于饥饿的不断折磨，既不放，又不办逮捕手续的阴阳怪气，我的焦躁日甚一日。我的忧患难排心胸。我不知道我的面容多么苍白和消瘦。站身起来，总是一阵晕眩。夏去秋来，夜里一着凉，就开始咳嗽，不断的吐痰，这情景，使我想起了鸡东那个患肺结核的流浪汉。
饥饿策略固然促使一些囚徒“认罪服法”，高喊：“判下来好了 ! 老子饿煞啦。”但也会引起另一些人的满腔怒火的。摔缸子，骂山门，屡禁不绝。作为书毒头，当我发现一个戴眼镜、讲普通话，知识分子模样的造反派干部取代了应大祥，误以为应已靠边时，我即向应大祥开了炮。我将批评书交给这位叫徐子培的造反派，以迎合应的对手的需要。
这实际上是在玩火。因为我仅仅根据我主观的印象和判断。在外表上，徐动作敏捷，比应干脆爽气，他接替鲍副提审了我。无非是过场认识一下而已。我觉得我的案件由他承办了。我确实够大胆了。在我意见和批评中，不仅指责应大祥阴阳怪气和伪善，而且我质问他为什么在提到“毛刘一伙”时，冷笑一声，即便反毛错了，而反刘不是反对了吗 ? “他的笑是意味深长的 ! ”
如果应大祥真被打成保皇派而靠边，这火才可能不致烧及自身。然而我仅凭猜测。而作如此冒险，表明当时我心情的狂躁而失控。
但从己经形成的性格而论，我从小在陶公山感受的社会地位的屈辱，与在建国后的宁中、政大所受的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公平正义的教育相结合，铸就了我这个书呆子不平则鸣和知恩必报的性格。这种不平则鸣的表现，让我在特权社会里吃尽苦头。
公安局长王元兴看来也靠边了。因为他也给囚犯开饭。记得是 67 年的元旦早餐。他红光满面地打开了我的牢门。我对着他呆了一下。我接着提出要报纸阅读，他身着海虎绒领头的军棉大衣，戴着绒皮帽，神采奕奕，对我的极低要求，却爱理不理。
毫无疑问，他也被打成走资派，公安局即将被军管。然而他可以组织造反派，明斗暗保。他一样可以逍遥自在。而我这个书呆子，还以为他们成了同志，可以关照我了呢。当时我确实这样想，只是他爱理不理。
一顿专政的拳脚
就在我向徐子培递上条子的一个星期天，当我享受了那位干部家属烧出来的满罐的热气腾腾的大米稀饭和油炒萝卜条早餐，正得到暂时的心满意足时，突然 , 我的牢门打开了。一下子闯进了三、四个看守兵。“银牙战士”避开了我严厉目光，一把将我拉出门外，并不断推推撵撵至后院场地上。公安局有一道偏门开在那里，让我看见应大祥的影子一闪。
“跪下！”三个战士齐声命令我。我书气十足，又正气凛然，不跪。此时，看守所大楼的那端，犯人的伙房门口，女炊事探出头来。她脸色紧张，但很快缩了回去。
“跪不跪？”银牙将他手中的军用皮带一扬。他的脸好象永远是铁板着的。我不理。于是三个人开始搡我，踢我，硬要我跪倒地上；象走马灯似的，一阵踩踏。坚实的砂泥地一片沙沙之声。我抵制，愤怒，竭力保持躯体的平衡与正直。高墙内没有人声，只有场地持续的沙沙声，急促地，我终于跌倒了。
正当银牙扬起皮带，狰狞地下挞的紧要关头，只听得大楼、囚徒伙房那头，“啊……”的一声尖叫。恰似惊雷闪电，下挞的皮带成了强弩之末，只触及我的头皮。这一叫使银牙胆怯，锐气丢了一大半。
他们的指导员出来了。我闭眼躺在地上，但听到指导员的严厉命令：
“让他进去！”
银牙还不大解恨地踢我一脚说：“起来！”
我慢吞吞地坐立起来，拍掉身上的砂土，回了囚室。
我明白这是煞煞我对干部指手画脚的“反动气焰”。即使算你是一个公民，身陷囚牢，即使看到不平，也不致于动辄口诛笔伐呀？真是狂士书呆子！
我在囚室坐定了。一场风暴刚过，而脑袋尚是惶惶然而静不下来。雷声大，来势凶，雨点却很小。不！腥风血雨被大嫂的保护伞顶住了。人性战胜了兽性。这种专政的手段是屡屡出现的，我在囚室内多次听到场地上阵阵的惨叫。
传说社会上打斗“四类分子”已成家常便饭；打残打死的屡有所闻。大嫂呀，你决非因为害怕。你的喊叫是充满勇气的。在推来搡去侵犯人身和人格尊严过程中，我坚决予以抵制，不叫喊。叫喊表示我软弱，而说服他们等于对牛弹琴。彭真都被游街批斗了，我，一只囚笼中劳燕算得了什么！政策从来不说体罚囚徒为合法，但毛朝的监狱，体罚从不间断。
地板被刚才三位不速之客糟蹋。我细心地擦干净了。这是我栖身之地。
活着，就是使人生尽可能完美。这已确立的人生观。可上帝给我的处境太苛刻了，太糟了。当我的头脑冷静下来，我便担心这许是即将逮捕的前奏。
然而即使不判罪，放回家，仍是五类分子，日子也难过呀。
战士们的早晚表忠以及开饭前的语录歌唱开始飘入囚牢了。没多久，一些语录歌我也会哼。如「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三忠于”“四无限”和“四个伟大”的口号每天都要叫喊几遍。正象我，一个社会主义追求者被标榜社会主义政府拘禁一样，整个社会都乱了套。
8 月 5 日毛泽东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 12 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开了中国赫鲁晓夫是谁之谜，使老百姓震惊不已。邓小平后来说：“文革是内战”。当时大陆因中共内讧而搞得烽火四起，难找一块净土。
造反派左右了公安局没多久，军管开始。没有一个能够为我命运拍板的掌权者。今天知道他们让上级下结论－－请示。偷越社会主义国家边境该作敌我处理的政策尚未出笼。上司部门同样为派性斗争闹得不可开交。我的案件就拖搁在那里。应大祥一派正在我这篇由章健偷偷上交的批毛拥彭亲赫鲁晓夫的文章中动脑筋，断章取义找罪证。
哀伤和忧虑是比营养不良更能毁坏人的健康的。至阴历十月，我父亲逝世已届周年，悲痛难耐，倾注于笔墨。那篇回忆，记叙了我十七岁那年一次回家要学费，对正在劳作中的父亲的逼求。语言上多有冲撞，强调作为家长的责任。我一边写，一边流着泪，自谴自责。我自问：我何尝有一丁点儿尽起作儿子的责任 ? 反而“害爹害娘害全家”。何不早早听从父亲实打实的规劝：“跟我一起磨豆腐算了。”你的命也只是一口苦饭。跳龙门，当官吃文饭，你可是出身寒微，哪有这等幸运……
只可叹“反右”让我命运作了 180 度的改变，作为国际上学术权威的老师，本可让我跳上龙门，反而跌落在苦难的深渊，更惨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公安局一些干部见了这泪写的交待，按我的意愿，寄往富春江冶炼厂二妹工作处。总算收到了她回家探亲时自炒自磨的五、六斤炒米粉。铁皮饼干箱装的，底部一张派报垫着，并暗藏了三元人民币。既有物质，又有精神食粮，使我的孤苦局面稍得缓解。然而，与表弟大毛一样，也是下不为例。对不起，仁兄，管自己要紧。你自生自灭吧。
对于那个在宁夏教学的大妹，自从她背着我向公安局告密后，一直未予联系。我想日子再难过，也不能向背上插我一刀的亲人求接济。
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这份派报。字字都经过我眼睛。炒米粉细水长流地吃了差不多二十天之久，而这份派报，虽也细细品味，只半天就“吃”光了。这份派报是否抄监而去，已无记忆。它反映了上海的“一月风暴”，造反派已夺取了陈丕显、曹荻秋的权。这两位华东头面人物还被游街批斗。派报上的每只消息，每个口号，都是社会动乱的折光与两种势力的较量。
直白的民意民心是没有的，反右后就陷入了夹缝，多半在地下交流。你死我活地进行斗争的两派，都标榜为保卫毛泽东而战，以忠于毛泽东为荣。
据说当时这样一份派报，弄至西方，便价值千金。西方和港台都在竭力刺透大陆的情报，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奇特逻辑，他们可以一语道破：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但他们对事件的具体进程与结局 ; 有什么反复曲折、国民经济破坏程度等内幕是模糊的。由于闭关锁国和严密的新闻检查，也由于只报喜，报假喜，兼之大话空话，海外的中国通们是迷惘的。
关在囚牢中的书生同样迷惘，只觉得极左受到了比庐山会议上更强大的反抗而作着孤注一掷。
陈毅在 67 年 2 月一次中央会议上严正发言：“‘抢救’运动搞错了多少人！现在不能重复这些错误了！”。谭震林会后找总理，抱怨“总理总是说耐心等待，等待到什么时候？难道等到都被他们整垮为止！”今天想：为什么总理不与朱老总结成联合阵线呢？两位开国元勋一起向走火入魔了的伟大领袖施压，不惜以分道扬镳为要挟，文革的进程和结局将是另一个样的！他们认为分裂后果是引敌攻入大陆，都遭灭顶之灾。还是仰毛鼻息为上。再看时机扭转航道吧。
对于“二月逆流”。毛伟人听了汇报就蹩了一肚子气。尤其是陈毅挖了他延安时期的疮疤，回敬道：“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要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吗 ? ……我和林彪上井岗山去打游击！”
毛在碰头会上强调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入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谁反对它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呀！有人要夺他的权，让他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拉出去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 ”
康生一离会场，就兴高采烈地说：
“无产阶级震怒了！”
林彪于第三日宣布：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事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于是，林彪在这次军长级以上干部会上宣称：“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大胜利，人类大胜利。这场斗争，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胜利最大最大最大！”
披上社会主义外衣的中国封建余孽，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中的垂死挣扎和东方超级大帝的晚年定型，既造成了民族一场空前大浩劫，也将促使被愚弄三十年的中国人民觉醒起来。
痰中发现了血丝
整个大陆上空寒流滚滚，中南海成了冰冻世界。
我瘦弱的身体怎能抵御北风侵袭的冬寒，几斤炒米粉的营养，似同杯水车薪。三元人民币都让四川少年战士买糖果了。他再三耳语关照：“别把糖纸丢在便桶里……”那个胡子要告密的。善良聪明的兄弟啊，我将一辈子怀念你。到时候我来找你，即便我在长江之首，你在长江之尾。
多次书面陈述几次被迫外流，我全是为求生存糊口。我有充分证据说明越境企图也是为了生存发展的基本人权，而且坚持了社会主义理想。家乡人民对我道德品质方面的反映，经过拘留部门取证，连应大祥都说：只在玩扑克时下过一分二分的赌注。可他们还不放我！
咳嗽吐痰一直不止。由于都吐入便桶，搞不清血痰始于何日。有一次觉得痰味异常，带腥味，才引起惊觉，把下口痰吐于纸上。让我看到了痰中的血丝。我立即大喊：
“报告”！
这时候完全象个惊慌失措的孩子。正在值勤的湖南籍少年战士倒象一个老阿哥，带着训斥的口气说：“慌什么！下班后给你说去。”
四川少年啊，你知道了也爱莫能助呵。
第二天应大祥和善地带我去附近江东联合诊所作 x 光透视，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患了肺结核。我的命运，似雪上加霜。生命之火花呀，你还能燃烧多久呢？
1967 年春节来了。第一次在牢房过汉民族最隆重盛大的节日。这并没有带给我过多的伤感。还有什么比人身自由最宝贵呢？又因与父母一家分居几年来，每逢节日，也无多大喜庆气氛和团聚机会……只是牢房外那枝高大挺拔的玉兰树又将吐出洁雅的芬芳了，尽管囚牢内没有春天。
光阴都在忧虑和焦急中度过。咳痰不止，痰中的丝丝不久变成点点，肺叶上的血管裂痕扩大了。一天三颗异於井如何阻止得了结核杆菌在肺叶上的破坏？读者也许难以置信：我的人生态度仍然积极。急于想结束这种于世隔绝的状态，置身于大墙外的动乱世界，把热闹瞧个够，瞧个透。我决定绝食，对剩下的一点活力下赌注！
自从念上中学起，我的饮食起居尽量遵循规律。天天作广播操。因为这是增强免疫力、健康和长寿的需要。现在我决计打破常规。为了健康，必须先损害健康；为了自由，必须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一场大赌博。
6 月上旬的一个早上，我摔掉了胡子递进来的一罐泡饭和一撮什锦菜，宣告绝食开始。
开头几天，尤从当晚起，饥肠辘辘，胃液翻腾，腹内象有几十条胃虫在蠕动抽搐；它们在榨取所剩无几的脂肪。这同时在折磨脑神经。头晕目眩，五脏六腑也被揪扯。第三第四天，它们尚在竭力进行搜刮。饮水不可放弃，水是生命磨盘的滑润剂；一旦失水，磨盘停止运作，生命也就完了。
一罐又一罐的牢饭堆积在一旁。它们本身就无诱人的香味，我理也不理。第四天晚上，肠胃的抽搐减少了，痉挛的力度趋向和缓。痛苦，肉体上的痛苦，渐渐麻痹。神志恍惚。一种昏沉感开始支配人的身心，昏沉中带点迷恋。头上一支幽淡的灯光，使我想象小时听过的故事中弥留老人脚跟放置的长明灯。
长夜中整个看守所一片寂静。只是心里兀自一团明天的希望。希望从不变成一枚针落入渺茫的大洋；在广漠澎湃的暗黑岸边，一点莹火似地自照着。
朦胧中轻轻移动着监视孔上的小板门。这种熟识的轻轻的节奏，夹进了微微的颤动－－我猛然地扭头去看：是他！我不由自主地挺了挺身子，一只手企图支起身来。但我还是放弃了努力，觉得徒劳无功。我依然静静地躺着，但流出泪来。听少年缓缓地闭了监视孔。
第五天是大嫂代工。她为我开了小灶，煮了一罐喷喷香的鱼肉面，并走近铺旁，放到我的床头边。我由衷的感谢，但向她摇头，表示：再不吃牢饭了！
这时候，琼浆玉液也不能吃，什么山珍海味都补偿不了我已付出的代价。无论如何要坚持。虽说绝食非为死，而这不是个人愿望所能决定的。这场大赌博不排除以丧失整个生命划上句号。
小便尚未断绝，因为喝水在继续。挣扎着支撑起来，垂着沉重昏迷的脑袋，喘息着，一步一步地走到牢门旁的便桶边，扑的，扒在墙壁上，解松扣子便尿。尿色病黄……
中午开饭时，一个干部进来很温和地说：
“吃吧！明天一早你家里来接你了。”
我不相信。哄骗恫吓是素质低下的公安司法人员的惯技，是惯用的伎俩。使真的也令人怀疑。但是他走后我还是偷偷吃了一片鱼肉，又吃了几根面条。肠胃不再恐慌，只昏沉而已。
绝食第六天的早上，牢门打开了，是徐志培。他身边是已 17 岁了的二弟。二弟天一亮就赶到宁波来的。与他进来搀扶我出监的同时，我也挣扎着坐了起来。脑袋尽管晕眩，但在内心喊着：
“胜利了！”
我醉心于获得的自由，着眼于放，殊不知出牢门时对我一无交待的徐志培胸中只有一个保字。我高兴实在有点过头。至于家属保我就医或取保回家，读者肯定不会觉得反常，哪有对从小到大一向循规蹈矩的亲生儿见死不救之理！然而令人感叹和愤然的是，我母亲取保按指印竟是公安局协同大队硬压出来的。
公安人员于我绝食第四天便驱车去陶公山，通知她：快去保领回家，迟两天就没命了。而这老娘认为这是人民政府把灾难往她身上推，坚决拒绝。大队书记、象山老乡马阿来，公安局驻陶公山特派员郑忠都在一旁规劝。
当时 58 岁的老娘早就铁了心，自家温饱要紧。为了自身生活的安稳饱暖，而不管儿子死活，这种母亲是极少的，但也可悲地存在着。自我中心、自恋情结、文盲、短视，看不到儿子潜在的价值，兼之一贯不听话，拒走她所安排好的人生道路；自己寻死，能怪我老娘么 ? 她不会检讨自己是她迫儿子走上冒险之路的。
第二天，公安干部再奔东钱湖畔，把老娘再度传唤至大队办公室，话不投机，公安干部猛地把桌子一拍说了“你不保也要签字！”
“啪”的一声，一张保单就放在文盲面前。
在一旁的马阿来书记说了：
“才根嫂！先把他的病养好，大队一起想办法，给他找条出路。”
她再不吱声，心肺在翻腾。特派员说：
“他的病养得差不多时，人民政府保证负责他的出路。可不能让他走跑，尤其不能让他往上海方向跑。”
老娘此时刷地流出了一泡泪水。她想的是又要被剥削去百把元钱哪。她想说：“这个讨债鬼我是绝望了的。在共产党天下，不会有出头的日子。我是不可能吃他的了。”但她没说，尤其那句“共产党天下”带着牢骚性质的话，在公安局巡捕面前，更不能说。她在预先准备就绪的保单上，按一个指印。
二弟已长成一个小青年了，但不壮实。小学毕业后，开始接替在饮食店顶父亲的职的母亲。由于力气还小，在文革开始时竟被裁了员。那个缺乏人性的戴姓会计不想想这饮食店就是我父亲的豆腐作坊改建的，投入了整个店房场地及大部生财。
总怪我长子是五类分子，使老母幼弟眼睁睁的被人欺。让两个弟弟坐上“天下牢监”（农业生产队）。
小时二弟长得十分漂亮又可爱，有一次拿了伙食费，我要回宁中读书，那种依恋不舍之情，紧随不止，从许家村跟到余家村，最后又不得不以哭开分手。可是正当他开始发育成长时，遇到了大跃进带来的三年灾荒，常以草根树皮果腹，妨碍了发育成长。这次，得到保我回家的消息，他主动要求去宁波接我。老母忍痛化了叁元钱雇了一只小渔船。弟为船主许老汉拉牵纤绳。老汉把舵，一早出发，一鼓作气，八点许就到了宁波新河头。
二弟进得牢房搀扶我从地铺上起来，除了随身那件军棉大衣，及小挎包内的毛巾、牙膏，可说一无所有。我倾斜着身子，装着站不稳的样子，搭着弟肩头一步一步出了牢房。经过后院，下意识地瞥了犯人伙房一眼，然后出了看守所围墙后门。一到公安局的视野之外，我就直起身子，叫二弟不用着力搀扶，只让我搭上肩头就行。即使这一点依靠，也是为防公安人员的冷眼啊 !
“先让我吃点东西。”我欣然提出来。
弟说：“我带来了饼干。”我用家乡话说：
“燥八念三，还是买碗面条吧。”
弟一口答应说：“好！”随后的许老汉一本正经地关照我说：“少吃一点，多喝点汤。肚子慢慢放大。”我回脸报以微笑，说：“是。我知道。”
老许说他去新河头侍候着：“你们慢慢来好了。”
我正想去大街上瞧瞧大字报的热闹呢！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