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回京申诉遭收容
回京申诉遭收容
－－《赤潮年代》选三
作者：章文岳
北京政法学院以我是“章罗联盟大将”钱端升支持下的一个学生为由，打成右派，并开除学籍回老家宁波。失落和彷徨中想到老师是陈毅的外事顾问，并且陈帅关爱大学生，所以一回家就将满肚子冤屈向他倾诉。信中我将自己比作“哭灵”中的梁山伯，说不还给我清白，死了也不闭眼的。
申诉信用双挂号邮发。回信却杳如黄鹤。双挂号的回执是有的，回复期待了一年半，终陷绝望。哪里知道陈外长读了，立即批转。学校掌权的“革大派”头头、党委书记刘镜西顶压着不办。因我是他打倒钱院长的重磅炮弹，一个被他支持的“反动学生”嘛！
就当时见报程度说，我是仅次于林希翎和谭天荣的一个“北京学生界57探花”（反右悍将讽喻）。其实那时我只是个执着追求学问、接近学术权威，一心向往红星闪耀的莫斯科。陈帅理解一个学子的冤屈和不平，将他推向敌对阵营真是荒唐。
在家乡一个所谓先进生产队，一年又半的屈从现实，想以汗血换回大学生的学籍。可是起早贪黑地劳动尚不能衣食自给。家母再也不能容忍我的“剥削”了（文盲的母亲也习惯了这一革命的术语）。先进队的年终分配够我一个月的生活。在宝幢小高炉工地劳动期间，偶尔回家吃一餐便饭，也如坐针毡，遇到她的眼光，似芒刺背。这粮是全家的肉，这油是全家的血。食堂垮了后，寅吃卯粮的日子由各家农户及农跟户自己过。据说老人家还在做他的一大二公的梦，反对朱德彻底解散食堂的主张。
这时候起及至渡过三年困难，母亲的日子实在也不好过。她不得不将以前积蓄的金戒子忍痛拿出一两只，去兑换粮食渡荒。大妹为了摆脱右派哥哥对她的政治上影响，和公社信用社主任小陆一起，作为正副领队带着钱湖公社廿余名知青奔赴“塞外江南”支宁去了。二妹考取了冶金学校，摆脱了农跟户的束缚。大弟考取了戏曲学校，也脱离了农村苦海。所剩的尚有十岁的七弟、八岁的八弟和五岁的九妹。七弟与八弟常绕着火缸，为争刮粥瓶底争吵哭闹。
当我从宝幢那个已熄火散伙了的小高炉工地扛着铺盖回归陶公山，已是深夜时分。母亲拒不开门，也不让弟弟起床开门。她早已在弟妹中开展我是白虎星，害了全家的“思想教育”。她是家中女皇，总是易趋极端，在寄养于她身边的大妹女儿处，也不断教唆别叫我“舅舅”。这种界线分明的断绝行为，虽非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却是对我不听她人生道路安排的泄恨。
我的痛苦是双重的，既被自己一直追随的共产党打成右派，当作敌人，又被自己亲娘痛恨得要一刀两断，世界上再没有比我更可悲的人了！
可我还是求生而不求死，是什么在支持我生的欲望啊？
是对这个社会、党中央还有幻想。并且我是从小为命运拼搏和进击的，我已炼就了顽强的意志。只要你四肢健全，头脑灵清，人生本就是一场拼搏，逃避现实与离开拼搏去自杀才是不正常的。
对于家母来说，这种近乎一刀两断的做法，多半由于生活艰难所迫使，无知和短视更使她易走极端。幼小时候，对我期望太大太切，心上的肉突变成脸上的肿瘤，割掉才干净痛快。
有一次，未进家门，听见父亲一声叹息，母亲见了我冲着直嚷嚷：“你还做什么人呢！胡子快白了，还是光棍一条，干脆去死算了！”痛心与恨心交织。
那晚从散伙的宝幢小高炉回家已过夜半，我带着铺盖在暗黑中伫立良久。不见亮灯，不见动静，我只好跑到父亲的饮食合作商店。刚好羊肉粥已经烧熟，古道热肠的小宝师傅给我满满的盛了一大碗。又鲜！又香！又热辣。让我喝了个饱。然后父亲把我带到家里。但乐又转悲，羊肉粥吃了要发胀，只能吃个八分饱。在床上翻来复去，折腾了好一阵。教训告诉我：不论吃什么，在饿得慌时，更应注意分寸。但是，食欲会让人丢了体面的。
我决计返回北京。59年阴历七月中旬，我满24岁那天。闷热得叫人难以安睡。这是风暴频发的季节。庐山会议因彭德怀的“意见书”而延长会期。会后大反右倾。岂是芸芸众生，包括我这个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书呆子所能及时知道的。申诉实在不是时候，如同灯蛾扑火。
宁波到北京，远隔长江、黄河，其间还有钱塘江、淮河和海河等几条名河。这当间虽谈不上千座高山，却确实有万水之遥。这时候，萧甬线刚刚修复，宁波已用铁路把自己和北京联系起来。可是乘车的费用呢？
这是一个路面还不甚清楚的清晨，我趁母亲去楼下早炊的机会（可以想象我一夜未曾深睡），偷偷地潜入她的房间。我打开向未上锁的衣橱门，取出沉甸甸的一包银元。我早侦察过，但不知它有多少。我明白的是它是父母汗血换得的多年积蓄。这样半公开放着，多半是即将拿去兑换黑市米的。得手后，我留下昨夜写好的条纸：
“父亲：如果我不能报答你，我准死在外面了。”
天已蒙蒙亮，我越过尚无行人的黄泥岭，宁波市几位知识精英，如原副市长翁心惠老师、宁中校长钱念文老师白天都在这里挑石子。我向后庙湾方向疾走……
我在上海北站隔着马路的银楼兑换了小黄袋里的银元。一块兑一元，刚好是20元人民币。那位中年的银行职员把头两块银元还叮的碰了一下，碰了第三块即迅速地点数，迅速地收下，又迅速地数给我人民纸币，未问什么，未发一言，其效率之高，堪称楷模。
上海至北京的慢车票是19元另一点，看来到北京是不用愁了。只是我身上减去了银元的负担，心头却未觉有丝毫的轻松。说真的，是在隐隐作痛，后又变成了难以消除的负疚。父母亲起五更，落半夜的多年积蓄一下子成了几张纸币，几分钟后，又将变成一张拇指般大小的车票。一位三十来岁的男子尾随着我，悄声说：
“还有吧？两元兑你一块！”
他的行踪尽管鬼祟，而脸部却是一片至诚。我一边向繁忙的人行横道走，一边回答他说：“金银都是国家收购的。”我懒得说这是《银行金融条例》的神圣规定，更无意显露自己曾是政法系大学生的身份。这位男子紧跟不舍，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我没有再答理他，迳自越过了横隔在银楼和北站之间的宽阔的天目路。他在车流和人流的那一边，在喧闹的市嚣声中，高叫：
“四元兑一块，傻小子！”
其实吃过倒车、等车苦头的慢车旅客，是极愿交付一笔加快费的。慢车既费时，又要多支一些吃喝费用。可我只有这么一点钱，我只得忍受小站一站一站的停靠。我在南京长江码头摆渡轮，在济南站倒换了车次。吃的是干冷的面包，饮的是温开水，住的是车站候车室。我在车站广场逡巡，用忧郁的目光观察着蚂蚁般的芸芸众生。在候车厅楼上，我站在窗口边俯视下面的广场；嘈嘈之人声隐隐入耳。我悲天悯人，但无从嗟叹，因为自己并非超脱于劫数之外。
我终于回到了北京。
这是第二次到北京。这神圣的帝都。我说：不惜倾家荡产赴京告御状的老百姓，都是被损害，受屈辱，而对我们这个国家还抱着希望的公民。对他（她）们是应该热情接待与负责到底的。可是多年来，我们的一些信访人员往往是在推开矛盾和激化矛盾，往往让受害者无可奈何地吞下苦果或含冤死去……
我在新北京站下了车。北京的面貌是年年有变化的，年年有宏伟美丽的建筑出现。因为它是大陆的橱窗。我又记起翁老师的话：“北京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人物。”可此时，他，宁波优秀知识分子的最杰出的代表，也被打成右派，在黄泥岭上挑石子。北京，少年时代，曾怀着一颗纯真的童心，向你顶礼膜拜；现在我带着深伤巨痛，期望你对我抚慰和解脱。
我申诉我给钱老信中同情的是广大匈牙利青年，白纸黑字而不是“赞扬暴动分子”；其次，钱老复信用孟子的话就谈不上“鼓励学生章文岳反党”了。
可是，我先在学校吃了闭门羹，被挡在传达室不让进去。迎出来的组织部干事含着一种不是庄重，也不是郑重的笑容说：
“有公社证明才可复学。”以此来回答我：“我要读书”的呼声。
他的态度并不可恶，先前看到过他，印象是温和的，但似乎含有应付孩子的哄骗。那时我也没有想到有一个公社证明即可复学的途径，更不知道陈帅对学校已有批示。故此出现了公社批示复学的可能。我只凭我的悲观心情判断：他是对我千里迢迢的申诉予以温和的否定，婉转拒绝。
然而，这是书呆子被蒙在鼓里的错觉。让自己作茧自缚杀不出一条出路来。就此注定了我的九死一生的命运。如果我那时得知陈帅有批示，我会要求这位和颜悦色的干部，用书面答复我。我拿了这个许诺，可以让父母去恳请二姐夫的姐夫――本大队支书找公社书记。有了校方的许诺，更强调国家一位领导人批示，那个公社书记会撒除左的面具的。然而24岁的我，尚是稚嫩和木讷的！
确实我做过无数次重温大学生活的梦。有两次竟也知道自己在做梦－－梦中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真是妙不可言，真是悲不胜悲吧。我面对着组织干事，觉得再说也无用，甚怪他（由于他态度温和，使我恨不不起来）以漫不经心的态度来对待我的一次命运的挣扎。叫公社打证明，我觉得绝无可能。那个公社书记对“五类”分子严厉又粗暴，对我还有一种嘲弄的意味。好多人都在嘲笑我的幼稚和书生气，可我毫无所觉。但要是这位公社老板得知中央领导人对我有了关怀，他能不换上另一付面孔吗？蒙在鼓里的书呆子只是悻悻地离开了北京政法学院。
我次去高教部。高教条例有言：学生开除学籍由高教部审批备案。当时部长叶圣陶。副部长曾昭伦已被打成右派。我读过叶老的几篇作品，留着好印象。我相信他能理解我，说不定能帮忙。但我不知道他也是有职无权的，只是民主的点缀和统战的摆设。我在高教部大厅里的传达室等候良久。这是一幢深藏在弯卷曲弄里的高大典雅的建筑，远离闹街和西单商场。大门口有高高的半园形的花岗石般的台阶，四根粗大光滑的园柱顶着用以遮阳避雨的廊檐。将近下午四点半，一位秘书模样的人出来了。他站在我面前，也不叫我进接待室坐，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说：
“高教部不受理右派学生开除事宜。这是市委的事。”
我听了呆若木鸡，我对学校的主管部门差不多寄予了全部的希望。它不管说是市委管，思想上毫无准备。而那位秘书看我毫无反应，又看看他的手表，就回身走了。传达室老大爷过来提醒我：他们下班了，他要关大门。
我站在大门外的台阶上发呆，周围却是静寂的。此时已很少有过往行人，更无来往车辆。天色渐渐黑下来，才过立秋，尚无凉意，也不觉肚饿。身边己无投宿费用。我把随身带来的被单从挎包取出来，摊在廊下的里角，靠窗又不起眼的地方，席地而坐。愣着。天己全黑，见无干扰，枕着挎包，躺了下来。想起生平第一场观看的电影《三毛流浪记》，凄惨之情，自不必说。只是没有哭，没有流泪。等待天明后的一场生死之搏。
第二天一早，我不等教育部开门，就往东长安街那边跑。市接待室一位干部听了我的来意后问我昨夜住在那里。我照实说了。我还强调说：
“市委不解决我的问题，我（愧对江东父老）只好死在外面了。”
他听了也不惊慌，一样温和地说：
“这样吧，先解决你的吃饭住宿问题。我这就给开介绍，找民政局去。”
我想要人家纠正平反，确非一朝一夕的事。就把这封口的介绍信装进口袋。疑惑心虽在引诱我去拆看，但怕留下痕迹，坏了事。又觉得人家好心，偷看它是种亵渎。我怀着不无感激的心情，找上民政局。
民政局又开了介绍信，叫我找第一收容所。天真无知的我，那时以为收容，顾名思义无疑是慈善机构，万万想不到它就此剥夺了我的自由！这是不庭审不宣判的剥夺。这种无法无天只有与中世纪毫无透明度的专制政治相仿佛。反抗吗？冲出去吗？两个彪形大汉把住了大门。而冲出去我又能在什么地方安身？反正我离家时就准备把一条命甩给政府了。这个政府如果是清明的，是人民的，怎会不解救我呢？
这突然的变故与飞天横祸，并非一进入“牢笼”就充分意识到的。而是在看到院子里、破旧的大厅房里众多的“盲流”和听到不准走出大门后，才感到中了圈套和大上其当。它爱关多长就多长。这是比上次海甸拘留五天还要可怕的牺牲。在登记时，那个所谓民政系统的干部对我此行的申诉衷曲毫不听取，只叫我老老实实和群盲们待在一起。说“会给答复的。”
这里头有成百个“盲流”，并在不断的新陈代谢。只是我感到厌恶，真愿筑一道篱笆，和他们隔开，以表明自己的纯洁和显示我强烈的抗议。
这时，庐山会议已经收场。会议由反左被毛泽东扭成反右，彭总削去了兵权，北京更早一步掀起的反右倾的高潮，我来得正是时候啊。
然而，被关进没有自由的收容所，失去了人身自由，对一个还相信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伟大而向他申诉和哀告的书呆子或学生，毕竟是石破天惊的。
在我理解中的收容所是人道的慈善机构。市委接待室那个干部也许也是书生型的，他的初衷也许非投井下石，而是乐善好施，从他的神态上看很难想象他是城府特深的人面兽心之徒。可在阶级斗争不断制造和不断扩大深化中，面对不断涌来的不领“人民公社好”之情的盲流群，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只能习惯于简单粗暴和欺骗的方法。中国人的人身自由历来是不值钱的。这时的收容所已变成饥饿、肮脏、暴力，类同猪狗的场所了。我在里头深切感受了失去人的尊严和糟踏人的起码生活需求的滋味。法律上并未剥夺什么，而实际上已被剥夺得一丝不挂。这与管理人员虎狼之心、骄横和克扣有重大的关系。
诚然，这里头多是一些在法网边缘徘徊的闯关外，打零工的“盲流”，但他们是被迫的。他们为了生存，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他们不应该受到猪狗或牛马般的对待，或当成奴隶。
我竟也能被当成盲流处理，一周后说要押送到庐沟桥畔的一爿砂石厂挣路费回家。这是变相的奴隶买卖，路费是卖身钱一部分，没有明确的期限，随生产的需要和管理人员的高兴。所以往往是长年累月，日子难熬的。
当管理人员把我们青壮年统统集中起来，在两辆大卡车前排成一列横队时，所长出来训话说送我们去劳动，吃饱饭，挣路费回家。“你们这批已经审查完毕了！”我大惊失色，冲他质问：“这是不是市委决定？我的结论……”
所长以不屑一顾的姿态，嘲讽地说：“我们只知道你是民政局送来，对你已审查完毕。有劳力的收容人员都这么办。别的我们就说不准了。”说罢他把手一挥，命令：“上车！”
两个彪形大汉又推又举地将我推上了车。车上装满了一群到京城碰运气或借道京都闯关外淘金的青少年。随着汽车引擎的发动，隆隆声中，这所长哼的一声：
“到北京告状来了，（没门）！”
这次回京申诉，我却没有去外交部的计划。这是因为不知道陈帅对我的申诉已有批示。陈帅我既感亲切，又觉得高不可攀，而高不可攀已把亲切之感全部吞没。但如果北京市不请君入瓮，如果换上简单粗暴的接待人员说：“右派申诉一律不受理。”把我推开之后，下一站也许是外交部了。
至少我可问一下一年多之前的申诉信的处理意见。答复必然是：陈帅早有批示，你找学校去吧。这样的话，我就能鼓起勇气与学校交涉，学校就不能这样轻而易举的支开我。我的人生将展开新的一页。而我却被囊无分文缚住了手脚。我该到的站头未到，人生是多不容易测度，机遇又是难于掌握的啊！
记得入学之初，我给外交部去信，说我的第一志愿是外交，而未取（听说高干子弟包去了），我政法系毕业后能否分配去外交部？答复是可以，并祝我成功。56年秋，陈外长陪同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清华大学时，我刚在清华园玩。只见得成百上千的学生纷纷向陈外长一行拥去，层层包围起来。大家争着伸手，要求握手和签名留念。一批又一批，陈老总不耐烦了。工作人员尽力阻止，也无济于事。陈帅发脾气了。他是这样的令大学生亲切，又是这样的高不可攀。
后来知道我给陈外长的申诉，尽管被政院书记刘镜东压下，未能惠及我当事人，却给钱老大大减轻了压力。陈外长了解了钱所支持鼓励的学生不是政院定性的反动，而是解放翻身进大学深造的工农子弟。于是一次政协会议的间隙才有周总理对钱老握手，说“保重”的慰借。
说实在，死，是闭不了眼睛的。但此时此地，确实想到了死。解放后，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活，实在没有作为一个人的立足之地。在收容所将近一周的日子，我独处一隅，很少答理人家天南地北或愤恨牢骚的乱谈。这所不关妇女，哭声倒没有，而咒骂不断。公然反抗的都吃了专政的铁拳头。这些来自山东、河南、河北……一批又一批的“盲流”，原是公社化和大跃进的副产品。光北京一地，59年至62年期间，每天要收容头二千个。他们大多去东北找工做。这有历史渊源。叫：“闯关东。”历来黑龙江省、边远地区网开一面，给求生存者以立足之地。此时一些公社和街道举办的工矿企业广开招工门路，凡有劳力的青壮年可说来者不拒。他们胸怀宽阔，五湖四海，为你按上临时户口，供应足够的粮油。这是江南人所未闻的。由于我无知，以为盲流顾名思义就是盲目外流，是与二流子类似的群体。谁又能知道他们为生存被迫去冒风险；过了今日，不知道明天。他们辛酸、拼搏，有的玩世不恭、自暴自弃而堕落。
我既然不理解他们，把自己从他们那里区分开来，保持着距离，以维持自身的高洁。而他们正是今天遍布沿海省份的农民工呀！我被打倒在地，并且一无所有，却还清高，自然不屑去打听他们怎么无票乘车，以及种种逃票的办法。当我听到“扒车”的词儿时，我还以为扒在火车车厢顶上，随着火车狂奔。这种冒险事儿，想都不敢去想。
我只有毫无反抗的被套上牛轭，在庐沟桥畔永定河沙滩的砂石厂干起来了。
我光着膀子跳进坑道般的砂坑里一俯一仰（一铲一扬）地翻来复去，什么也不想。吃了饭，出工，收了工，吃饭。“做日和尚撞日钟”。胃口倒挺好，大米饭也挺香，比家母“三年烂饭买头牛”的米饭香得多了。果真随吃饱，吃饱了晚饭就可休息，躺在高铺自己的位置，无所思想。这是一间十分宽敞的大宿舍，分上下铺，成百个“盲流”济济一室。有的小伙子是光着身子睡觉，赤条条的，毫无掩饰，神态自然，江南人见所未见。
我天天挖砂，上身只着一件汗背心，胸部以上的身体露出坑道，肩膀是圆实光滑的。有一天，一个干部跑过来，蹲在我面前，含着温和的笑，欣赏我那很有节奏、效率很高的劳动。我也报以和悦的脸色。
谁知道他是在物色劳动力，作着送往荒漠的盐碱地区去开辟新农场的打算。这位干部出于职责，对我无个人恩怨可言。只是我既不知道笑里可以藏刀，又何尝想到来京申诉会落得一个卖身当奴隶的下场！
砂石厂附近有驻军，是守卫庐沟桥和京都西南大门的。驻军的周未电影允许我们整队去观看。《柳堡的故事》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英俊文雅的年轻战士，大概是部队文书，和驻地一个少女（陶玉玲饰）含情脉脉、眉来眼去地接触，很合我当时的情怀和审美观。后来战士由于随部队开拔上前线，而不得不作也许是永别的，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十分美丽而又十分伤感的回忆。“九九艳阳天”那首歌，充满着依恋，充满着惜别；少女的山誓海盟的歌唱，不知怎的，更增加了我观后的伤感的深度和强度。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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