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在湖畔逍遥的浙大学生
在湖畔逍遥的浙大学生——《赤潮年代》选廿五
作者：章文岳
这些日子也正好是暑假，同里弄的一位在浙大读了四个年头，刚开始毕业设计就遇到史无前例的这场革命。他与同学一起卷入了红卫兵运动。跟着潮流揪“走资派”，上街扫四旧，进京朝拜毛主席，各地游山玩水搞串连。如今狂热消退，也够累的，约了两位要好的同学，回家乡等候工作的分配，他叫元元。
元元从小受寡母安分守己的影响和教育，颇为胆小。我从母亲新的住家高高墙门步阶下来去湖边，就要经过他母子俩的家。和元元碰面只保持点头打个招呼的关系。但在路过他家门口时，他的母亲总说进去坐坐呵，老乡亲，即使此非常时期，对我这个非常的邻人总也热情相待，进去了，便倒杯茶，谈谈她独养儿子的工作分配。元元也是我开闯草根子弟读书求业门路的后继者之一。
当我发现他家里住进了 2 个大学生，有一个活泼热情的本县同学甚为健谈，看到他们随身带来的传单和小报，我就很难离开他们，而不管元元本人欢不欢迎，成了他家的常客。
另一个是上海同学，还随带一把提琴，内向，有点矜持，也没有拉过什么曲子，至少在我面前如此；小提琴仅起装饰和衬托上海人的优越作用。
我喜爱那个鄞南来的叫小石的同学。在听到我一些独到的见解时，他总有那么一种真挚的火花流露在眼里，而这火花就会使我敞开心扉，毫无顾忌的纵论天下，品评朝中一些热门人物，触及一些敏感问题，甚至吐露我在公安人员面前严加保密的越境过程中的详情细节。
每当我无所顾忌地以轻蔑的口吻谈论毛泽东时，元元就表现了惶惶不安，但碍于邻家世交，不好当面谢客。何况，我多少是他们的长兄师辈。有一次他作了回避。他不希望在他家出事，尤其在他等待分配，即将报答母亲含辛茹苦的培养时刻。只有在和小石单独相处时，我便觉得畅所欲言，无需约束了。
小石他们不仅有我所感兴趣的派报、传单，他们还不断收到在校同学的邮寄宣传品。让我也跟上了运动的进程，使我终生遗憾的是：我错过了混在红卫兵队伍里免费串连，闯南走北的机会：我所搏击的空间与他们相隔了一个时区。我几次和小石在师院东大楼草坪相遇，不约而同地在石坎上坐下，面对广阔的湖水，居高临下、侃侃而谈。
我说：
“我在《歧》文中把刘少奇说成毛的一伙，深感惭愧。我们太不知内情和底细了。”小石说他三年级假期在家装了一个单管收音机，几次摆弄，让他发现了新大陆。从此不被蒙在鼓里。不过，他说：
“必须装上耳机，注意保密，当然也有几个心照不宣的同学。谈起刘少奇在庐山会议是卫护毛的至尊地位的。当时大跃进的惨祸远不及彭德怀清楚。他再树毛旗，打压彭总是不奇怪的。”
小石对我“毛如何走上歧路”一文中“毛刘一伙”的提法，作了上述的辩护。但今天有资料表明刘少奇 3 年后在中央会议上表达了对大跃进的灾难超过彭总的见识，他建议全国每个县衙门口，甚至在中南海大门口都刻上不忘这滔滔人祸的教训，毛听了自然反感。
当他告诉我江青不是浙江书记江华的姐妹，而是旧上海滩上的电影演员蓝苹时，我欣羡他讯息比我灵通，不过我分析说：
“江青的表演肯定出神入化，所以她能迷惑毛皇。”
小石补充一句：“据《美国之音》介绍，她只能评个二流演员。她投奔延安，正说明她在旧上海的影剧界不怎么得志。”
我说：“她目前担当妲己的角色。中国远未摆脱封建帝王的幽灵。”
小石听着这些话是甜滋滋的，他的脸泛着孩子般满意的笑容。这时候，他注意到我手腕背面的一块伤疤。把我的手拉起来说：“你是李向阳式的勇士！”
想来真有点脸红，我连声说：“不不。”因为我并非象勇士那样跳跃和翻滚而下。当我尚未准备纵跃离开全速奔跑的车身时，就被击中额角失去了知觉。
“我总是被迫上梁山的。”面对年轻朋友的敬重，我真是不好意思的说。
小石的个子虽比上海同学小些，但他比较结实，不象元元瘦长。他有手劲，肯定在农家参加过劳动。他的手输送着暖流，尤其他表示：
“欢迎你到我家玩。我父亲会欢迎的。”我感到幸福。
回想了我思想发展的过程，我向他推心置腹地说：
“我在学生时代，和目前许多年轻人一样，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一直认为，大体而论，他是把我从磨担重压下解放出来的恩人，相信他的头上有一圈神圣的光环。他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两篇满嘴仁义道德的文章，使我相信他是大公无私的；为民族，为人类解放事业的。他，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人民的百年苦难中提炼出来的真理。要不是被打成右派霍着命申诉却给予更惨的境遇，我还不能在 59 年庐山会议与三年人祸后认清他的人品；人在逆境长精神，在逆境中会反思，会有一种常人不及的感悟和冷峻。
改朝换代后留在大陆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我老师钱端升、钱念文，十年来，他们也尝够苦头了。可他们为什么不坚持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说真心话 ? 多半是无奈。由于他们还享受着统战的待遇，不如我类每天要为温饱操劳，反思深刻，看透了这个伟大人物。毛的一意孤行和主观战斗精神，已走火入魔，把我们民族拖到绝境。”
“我父亲说过：皇帝的老婆出来指手划脚，这个天下就不太平。他为自留地曾被公社批斗了一场。”
说到这里，小石回头看看大操场上有没有人，几条黄牛放牧在那里。这在正常时期，校工肯定出来干预，而现在师院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与我相交的师生都不见了。我把小石当作久旱的甘霖。向他推心置腹顺乎自然。
“你认为一开始他就为当皇帝而拼搏，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么？”小石怀着一本正经的神态，问我。
我叹口气说：“他有一个我十分理解的青春岁月……可在遵义会议多数拥他为头后，皇灵就向他频传秋波，延安整风清除了党内妨碍他登基的势力，尤是打下大陆江山后，进了中南海，尝了帝王的甜头，在对权力没有制约只有附首贴耳的政治体制下，他怎不堕落变质？何况他从小就有领袖独裁欲。看他报考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入学考试时写的一首《咏蛙诗》，那时他十六岁：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我继续分析说：“家庭教育，尤其是精明干练、家长制传统色彩浓重的父亲的巨大影响，形成了他出人头地的气质与性格。严父没有妨碍他去县城湘潭，赴省诚长沙，直奔京城北京发展。他不象我们这个朝代，充满了阶级斗争的血腥味，动不动就被剥夺人权，被打成二等公民，让家庭雪上加霜。要是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参与议政抨击当局的社团而被开除，又不许他进入适当的就业场所，他父亲能不像我母亲母性变异，丧失人伦之常，赶他出门，不管他死活吗？亲属的非常行为都是打了时代烙印的。
“我母亲是我家中的毛皇，不听她对生活道路的安排，并以为你不能回报她养育之恩了，就要将你逐出家门，甚至死了干净。这与毛皇的父亲气质没有什么不同。有一次他父亲不是追打他，让他跳进池塘逃避皮肉受苦吗 ? 毛泽东对他，母亲倒是很怀念的。但她比不上我父亲的勤朴、善良与大自然一般的胸怀！”
“毛泽东是大佃农、富农家的长子，与你最低层的子弟不同，你成为‘北京学生界 (57) 头头’实不简单！”小石感慨一句。
“那个称呼出自我班反右悍将郭翔之口。他们为反出了这样一个右派探花而得意洋洋。”我说。也就在这红卫兵造反时刻，他，已留校当上教师的郭翔率领了几个红卫兵政院学生抄了钱老的家。
说到这里我俩都感叹嘘唏。我们牵着手，缓缓地走下山岗，相约次日到师院大楼后面松林空地相叙。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么？”次日他在山坡上问我。
“毛也许想继承，但现在看，只能说他断章取义借用了一些，以符合他的打江山坐江山的追求。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专政，而丢弃了人道主义公平正义这个核心。现在地方干部根本不知道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他一味的搞阶级斗争，就不免与人道交恶。”
“为什么他总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呢 ?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被杀、被抓、被降为二等公民呢 ? 批斗、游街示众差不多是自由思想者所共同担心的。坦白说，我也开始担心有朝一日被批斗……”
“他表面说是怕江山变色，而绝大多数人民却处于无权和人身依附状态，单位现象是他政治体制的副产品。这里所说的单位是指组织起来和集权于一身或几人的地方或部门，人们只有依附于本单位的领导，使个人以至家庭赖以生存和些许发展。而基层单位、地方政权头头也必须服从上司，尤其是顶头上司。形成宝塔形的权力结构，无异于昔日皇朝。”
当时我不可能跟年轻人说：高尔基早在十月革命期间，在他主编的一份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提醒那些激进分子：文化和人道主义是超越于革命之上的。当他看到革命不可逆转时，即呼吁革命、政治必须和人道主义、正义相统一，尽快清除新政权不重视文化、排斥知识分子以及正在滋生的官僚主义和腐败，并把混入新生政权的投机分子驱逐出去。他强烈反对过度的镇压、杀戮和流放，呼吁早日展开全面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人道主义最终超越一切现实的手段，超越历史，指向人类生存的最终目的。
凡是真正有学问的知识分子都与独裁政权格格不入的。
没有象小石这时从衣兜里拿出来的一张小报上的一段文字，更能表现当时对毛泽东的崇拜所达到的狂热程度了。这种狂热无疑是与他的高压成正比的。小石朗读起来：
“当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东侧的宽阔的大街上，早已汇集了数十里长的群众队伍。人们迎着朝霞，朗读毛泽东语录，高唱献给毛主席的颂歌：红日在我们面前升起，灿烂光辉照耀了大地，伟大领袖，敬爱的毛主席，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这时，在广场的红卫兵和少先队员，将系着巨幅标语的红气球，迎着“红太阳”冉冉升起。广场南面，十多万人用花球组成了五个大字：毛主席万岁！千千万万只手挥动着毛主席语录，一片红光闪耀。四十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东侧的宽阔大道上群众队伍成了红浪澎湃的海洋。吹呼声、口号声，好象阵阵春雷，相辅相成着澎湃的赤潮滚滚不息，震天动地，波及整个大陆。
“这时，很多人在“毛主席语录”扉页上记下了这个最幸福的时刻： 1966 年 10 月 * 整。
他读罢，对我笑了笑，看我反应。我没笑。当“一致崇拜”达到狂热的时期，一场大灾难、大迫害便注定了。因为“一致崇拜”要求只能有一个上帝，必须用暴力诛灭异端，包括一些萌芽状态的异端。当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四旧扫荡（打砸抢的美称）时，伟大领袖喊：“红卫兵万岁！”千万个红卫兵是他身上拔出的毫毛。然而千千万万的单纯孩子，除了小石他们，什么时候清醒啊。当这个社会都是盲目从命者，当年轻一代都不知道独立思考，不知道创新，我们的社会只能倒退！
小石说：
“还在我大学一、二年级时，我和他们一样，为自己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骄傲，我也曾心甘情愿把自己置于毛泽东高大的背景之下，仿佛那宽厚的背景可以为我们遮住所有迎面而来的风雨。通过近两年的思考，尤其是今天你的精辟见解和启发，他的神像倒了。”
“是的，一直来，他被书报用神话和传说的形式塑造着，我们学生和不识字的老百性一样，宁愿相信这编造的神话，把他作为不可怀疑的象征顶礼膜拜。把一切都交给他也心甘情愿，我是过来人。”
“然而，我总觉得奇怪，你为什么不南下偷渡港台，却舍近就远去苏联呢？说实在，我们那边农民对老大哥一味要我们好吃的，很为不满。”小石说。我答：
“这是信仰。我认为社会主义理想是无可非议的。我不知道还有更好的主义。当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争夺社会主义谁正宗嫡传，，我自然投票于苏联。”
上海同学不无真诚地赞赏我艰苦卓绝、舍生忘死的两夜一日的林海雪山之行，我不禁叹道：“我自小就为摆脱豆腐郎的屈辱和穷困命运而拼搏，这次是为摆脱二等公民的命运而拼死一搏。在我命中注定的轨迹中，这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现象。”
小石说：“你们陶公山不是有好些美国老板、香港老板么？其实多是普通的工人和海员。”
但是我对苏联太痴迷了。学生时代白纸一张，所受的苏联美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欺骗夸张性教育，打下的烙印，如何能轻易抹去？而对西方和港台的真相又一无所知，在年轻人质疑下，很难作出完满的回答。我只能说：“我陷入了不止一个误区，摆脱了对个人迷信的误区，也许还有对西方认识的误区。大陆人民看不到它，听不到它的声音，康生之流用罪恶的铁幕，把我们隔绝开来。”
在元元家，四个人一起时，我今天觉得不应该详细描述了越境的经过，我也要哗众取宠的！而这种把心掏出来给不都是可靠者看的做法，暴露了我“越境未遂”的事实。而案发地鸡东县仅仅肯定我为“越境嫌疑”。我在两地公安人员面前都一口咬定：虽有越境念头，但正在投奔滴道区吴区长的过程中，尚未越境行动。这是构不成什么罪的。
而我在大学生们面前吐露了真相后，案情的性质就变了！我之所以这样不管命运交关的轻率，是和我不清楚我这次自由，仅仅是保外有关。那个时候，也真的抓人如抓鸡，根本无需什么法律程序。然而我得不让他们抓住辫子才好呀！
也许我太感孤独了，太想找些知音。为此我总首先坦诚相见，等待共鸣。当我向他们感叹在崇山峻岭、林海雪原整整跑一天两夜，却以一个山头之隔前功尽弃，去叩响地狱的大门时，也确实博得了上海同学的一声惋惜，说：
“干粮带足就好了。”我承认我不是将才。小石却偏爱我，说：“我在一本书中读到：大腿坚实的人，必定也有一颗强壮的心脏，反之大腿肌肉松弛者，心脏也是软弱的。”
一旦眼线向公安局汇报我的活动情况，公安局就有可能找上他们。而交代越境过程，他们还以为对案情无关紧要的呢！
但决定我长期坐牢命运的，是章健偷去送交的“毛如何走上歧路”一文。这一证据是客观存在的。应大祥一派可以轻易翻找出来。家母说她不保了，是次要原因，但也是必要条件。如果她像一般的母亲，十月怀胎，又显示过才子般的光彩，她不仅不会对大队说：“他还要逃的。”而信誓旦旦含泪力保儿子。在公安局存在理解和同情我的氛围下，我的劳改劫难是能躲过的。
杏翠嬷嬷曾对我感叹：“你娘若生你一个儿子就好了。子女九个，实在也太多，少你一个不心疼！”
同村一个上海下放的公司职员，叫许明福，他这时严肃地告诫我：
“别书生气十足，要搞好和你母亲的关系呢！”
我母亲是外向型的，她有时会忍不住向一些她认为有见识并能理解她的人坦露心迹：“人民政府把讨债鬼放在我家里。我没法呵！可我气起来，他也没法……”
可悲呀，我的命运。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的所谓书生气，我的做人原则，我的人格！…… 13 年，最富活力的人生期都葬送在劳改农场了。
关于红卫兵
1966 年 8 月的这一场 " 破四旧 " 的红色恐怖，使远在太平洋彼岸的联合国也震惊了。美国首席代表惊叹：“那种在红卫兵超乎常情、难以理解的制造恐慌的活动中发泄的憎恨外国人的情绪，以及中国官方助长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颠覆的政策和教条，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动乱、纷扰的现象了。”
同月 24 日那天，几十万红卫兵在苏联使馆附近示威，“打倒勃列日涅夫”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荡九霄。红卫兵当场将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
红卫兵运动最具辉煌意义是以姚文元为团长，北师大造反学生头头谭厚兰为副的红卫兵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了。江青、陈伯达等文革领班们亲到机场送行。代表团受到霍查党政要人的热烈欢迎和高规格的接待。姚文元一行大肆煽风点火，大放世界革命即将来临的厥词。号召中阿联合共同将红卫兵运动推向全球。
且听他们关于红卫兵的以身说法，小石说：“一开始在我们头上也有圣洁的光环。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保卫红色的江山永不变色。”但是，有人不参加红卫兵组织，不造走资派的反，不扫四旧，就说他不革命。毛主席说过：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这样，谁都想参加了。我们有一个战友，他私下说：“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热泪盈眶，霍着命高喊 ` 誓死保卫’ 不少是装给周边人看的。那时候，累得很，谁都失去了充沛的激情。不是装，也得装一下。当然周边的人也不甘落后，于是大家一起装，一起喊，未恐人家不领情，也就掉下了几滴眼泪。不化钱到北京，当然也能激动得流泪。实际上，我们内心深处潜在着一种恐惧。这恐惧或说担心，不光是受了父辈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与耳提面授的教育，而且有你们我们小学时代的优秀老师前车之鉴。我们这一代吮吸政治运动的奶汁长大的一代，十分明白：不当红卫兵，就得一辈子去修地球！”
“新华社”老记者李普在“《开国大典》釆写回顾”一文中说：“老记者应当知道，不仅我们党特别重视大检阅大游行，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党都如此，因为这是培养领袖崇拜，即培养个人崇拜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领袖高高在上，万千群众远远在下面仰望着高呼万岁，领袖也就越发显得伟大威风而且带着几分神秘感、越发叫人觉得高深莫测、与常人不同。即便像季羡林这位在德国吃了多年洋面包的高知，在这盛大又群情鼎沸的场合，也如痴如醉地喊出“毛主席万岁”来。
上海同学说：“有了红卫兵袖标，对初中生来说，等于得到了毕业证书，进入重点中学，对于高中毕业生来说，如果当上了头头，就能保送到重点大学。”
元元不善言辞，他只在一旁笑笑，以表示同意。
小石接着说：“我们三人都没有什么野心，没想当头头，和结合在革委会。蒯大富、韩爱晶直接受中央首长支持，他们的私心就容易变成野心。我们多数年轻人离不开好玩的本性，看新奇，寻求刺激。大串连最对我们胃口了！”
我插问：“钱呢？”
元元立即答：“不要钱，到处有接待站，凭着红卫兵证明，乘车不要钱，吃饭、住宿不要钱。”
“哦！”我一声意味深长的惊叹。
上海同学说：“游山玩水，熟识各地的乡土风情，大、中学生没有不高兴大串连的。到了北京，没有一个不激动的。”
“要是化钱，最多只能串连到你家里。”元元在看一本书，他摘下近视眼镜，用布擦了擦。说：“天安门广场还集合不了一千人。”
而实际上，毛泽东在城楼上八次检阅，每次都是几十万，上百万。
小石说：“大家说最傻的莫过于去大寨串连了，我们浙大去了一个小分队，回来都私下说：悔气。”
“现在还串连么？”我装着不经意，拿过他们的一本杂志就看。上海人回答了我，说：“停止了！”小石补充：“接待站都停办，上车要查票。”
我心里不好受，觉得机会总是错过，看形势，毛泽东是会成功地独霸江山的，这些年我的日子怎么过？所以逃往苏联的心并未死，问题是身无分文，成了一条没有水的鱼。
“不过”，小石看我情绪低落，说：“还有一种叫徒步长征大串连，一开始热情很高，走不了几天，腰痛背酸，脚底起泡，于是偃旗息鼓，拦截火车强行上车，到了北京站，再把红旗展开，整队到天安门广场：装出跋涉千山万水的样子。”他们笑了，我却未笑。因为我目前的体质，很难长途跋涉的。
红卫兵大串连是 66 年下半年的风潮，正是我身陷鄞县看守所的时候。到同年十一月底，中央就紧急通告：体谅心疼毛主席的健康，暂缓进京，也体谅中央接待的困难，就地闹革命吧，四旧扫了，走资派也揪斗得差不多了，除了参与两派斗争，多半也就走三飞四，象元元他们一样，当逍遥派。
1967 年第一期“人民日报”社论说：“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连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形成的革命高潮的两个标志。”
梁晓声《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对红卫兵的心态有很入微的剖析，摘录如下： ( 会场上 ) 大家喊“毛主席万岁”当儿，居然有人敢骂他妈的！骂谁？……狗胆包天啊！
“查出来！”“一定要查出来！”“查出来打死！”“打死无罪！”红卫兵、红外围们群情激怒。真正激怒因为那句话里，包含着更多的成分，显然是对众人喊毛主席万岁时那种虔诚的亵渎、轻蔑和侮辱！也许绝大多数人内心并不虔诚，不是也许，甚至可以肯定不虔诚，但决不能让人揭开后面的不虔诚面目。故而形成了一群情激怒的场面。“打死他！！！”
67 年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联，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联的计划。撤各地接待站，重申乘车要买票。此决定作为通知在全国张贴。然而，尚有因这样那样原因未进行免费旅游的红卫兵小将们，他们的革命意犹未尽，不到长城非好汉啊，于是有卧轨阻挠不听劝阻的红卫兵进京事件，以表示自己心疼毛主席。也真是：心疼比热爱更忠呀！
实际上，正象小石他们所说的：“大串联”已经演变成免费的旅游（今天又演变成开会旅游，出差旅游，出国考察旅游，反正都化国家钱）。对于千百万人来说，大串联是一次获得大功利的机会。吃、住、行不化一分钱，乃是建国以来最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美事。“开开眼界，见见世面”这是今天出国人员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已经有点玩世不恭。可当年红卫兵绝不说这种带有消闲情调的话，尽管这是他们真正的目的，甚至于压倒抽象的革命目的之目的。至于新闻镜头中那些热泪横流，那些口呼万岁，抬头仰望天安门城楼的动人场面，这该如何解释呢 ?
说穿了，无非是大串联达到了开眼界，见世面的感激之情的喷发。何况，眼泪和狂热情绪是有感染性的。谁都有制造泪水的生理功能。“别人哭，我也哭，自己也不知道眼泪是怎么出来的。”
当年的红卫兵梁晓声所见略同，说：“仅仅认为‘大串联’是崇拜心理和热爱心情的必然结果。实在是过于浪漫化的评价：倘若吃、住、行需自己破钞，当年到北京的红卫兵，可能连大会堂还坐不满。”
西方人 R. 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也谈到了红卫兵。他说：“红卫兵在造反中得到自我满足自有其原因。他们是被忽视的一代。突然有了一种被人发现的荣幸。他们上了高中，但被撩起来的希望不能得到满足，既没有大学可进，也没有城市工作在等待他们。
“这一代人从来未有机会无拘无束地生活，现在可以好好地发泄一下了。高中的学生，就是把资本主义摆在面前，他们也不一定认得出来，却指责那些和资本主义战斗了几十年的老革命是走资派或黑爪牙。”
心理学家认为“从众行为”（或随大流现象）并不一定是由某个人来号召指挥形成的，而在于群体环境中的一种心理默契和群体经验。它所给予个体的经验是：用不着费心考虑，人家怎么办我就怎么办，错也是大家错，好歹人人有份，何况是伟大领袖、当今皇上的圣旨（最高指示）。这种分析是符合文化知识欠缺少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中国老百姓现状的。
另有一些西方人从表面现象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是拥护毛泽东的，对他是无限忠心的，其实这是很大的误区。在这建国初期还可说通，幻想他是真命天子，能使国家繁荣富强，给他们带来安居乐业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但经过合作化高潮、反右、公社化大跃进，伟大领袖所给的恰恰是贫穷、落后和专制，带来的是当官的以权谋私、官僚主义和腐败。人民能不觉醒起来？但由于高压，又不能不在表面顺着他的统治，戴上面具做人。毛泽东发动“文革”给了老百姓造反的机会，但在口号上，还是保卫他，而且誓死保卫。
对毛泽东来说，还以为红卫兵、造反派的扫四旧、大鸣放大批斗以及打砸抢是中国最辉煌最直接的民主。殊不知这当中成千上万的红头苍蝇是没有独立思考灵魂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他们只能成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东方独裁主义的载体。
既是独裁，就必然强调个人形象、个人影响、个人威望，而这种形象、影响、威望并非唾手可得，于是就需要制造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个人光环，而实施这样的“工程”必需文过饰非，隐恶扬善，移花接木，凌空蹈虚，涂脂抹粉，重塑金身之类的手法。毛泽东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功。
有造反目的的人们眼看他们打倒刘少奇后什么都没有得到。不仅未得，而且更加处于节衣缩食的境地，把他们的生活质量糟塌得更不成样子。他们是不愿轻易收兵的。
这时候，在台湾卧薪尝胆的蒋介石怎么样呢 ? 他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利用从大陆掳掠去的黄金财富，经济开始繁荣。当他收到大陆发生大动乱，中共发生了窝里斗，刘少奇等一批毛的战友已被打倒或靠边的情报，他的反应从 1967 年新年致词中看：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不再是军事反攻大陆如何取得胜利的问题了。因为自从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以来，以及随着红卫兵的出现，不仅毛泽东的神经已经崩溃，而且中共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与不和，今天反攻大陆的问题是如何收拾毛泽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如何反攻大陆以及如何埋葬毛泽东已成为次要的问题了。但是，这个所谓次要问题并不意味着从现在起我们军事反攻大陆的准备可以松弛一下，并同时坐等毛泽东自取灭亡。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反毛斗争中，政治手段显得更为重要了。”
看来，他也倾向了和平统一。只是有生之年他是又一次失望了。中共自理自疗能力非同一般。依靠举国体制，利用庞大的人口红利与广阔的国土及自然资源，更有国际无暇制裁的战略机遇（用奥巴马总统的话：所谓给大陆拣了 30 年外快），国民党现任主席又不敢公然与新党主席郁慕明合唱：“中共要统战我们，难道我们不能统战他们？”。马英九缺乏应有的魄力。剩下 2 年不到的总统任期，若不另辟蹊径，他的历史将是无可圈点的空白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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