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宁夏来了外调
宁夏来了外调
——《赤潮年代》选三十
作者：章文岳
开镣后第二天，突然来了两位外调人员，说是要找我了解情况。当时正在全国范围清理阶级队伍，内查外调十分盛行，使人人自危中，更加听命于毛林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67 年 11 月 27 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
“在整党建党过程中，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上，都要逐渐地清理阶级队伍，在党内也有党外。”
大妹章健为了摆脱我右派哥哥的政治影响， 59 年一次知青支农支边的运动中，去了宁夏，表明与哥哥保持遥远的距离。但她在入党申请的填写表格中，没法不记有这样一个社会关系。尽管她一再强调她已大义灭亲，检举了我在 64 年“书写反革命文章”的罪行。但是单位需要核实，于是就有了这次外调之行。
只是在这善恶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我神经质地以为她也出了事。坦白地说：我有点兴奋，而且多少带着一种幸灾乐祸，以为她受了报应。这是一个较为老练的外调员的第一句话引发的，他说：
“我们想从你这里了解章健的一些情况。”
“出事了！？”我想。没有出事，千里迢迢跑来游山玩水么！我神经质地问：“她怎么了？”我兴奋又吃惊。一般说，某人需要清理，既要内查，又要外调。总是有较大问题才需外调的。她们出卖了我，自己却不见得轻松，幸福更是与她们无缘。我冲着两位外调问：“她，怎么了？”无疑也表明我对她在塞外孤军奋斗的关切。如果她有什么冤屈和不幸，归根结蒂，我是不忍心的。我无权干预她去像母亲，我顺其自然是一副父亲的心肠，手足关联。
两位知道我产生了误解，就较为严肃地指明：
“我们是问你 64 年那篇黑文怎么让章健看到的！？”
競競业业的她毕竟没有出事。对此我感到放心，又有一种失落什么似的不满足，我不加思索，把历历在目的 65 年春节发生在家里的事情照说不误：
“我以为她是我的亲妹妹，就向她出示。她没看完，就板起脸说：你这是诬蔑毛主席！说罢她就离开了我。”
“唔，唔。”记录的在点头。
“这篇黑文，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我讨了一场没趣后，将它放在未曾加锁的抽屉里。她回乡探亲的春节，是邀我在父母处一起吃几餐团圆饭的，第二天还不知她已上交公安局。午餐席间她哭了起来，表现反常。我意识到已被她出卖……”
“允许你怎么想，就怎么说。”两位似乎就此得到了所要得到的，说：“你可以回去了。”但我意犹未尽。好多年不知她生活得怎样。那塞外的干寒，荒僻，原使我对她有一种负疚感。在一定程度上是我迫她背井离乡的。现在她受到了清理，一种不平和手足感情，加深我业已存在的想宽恕和谅解她的意向。她在阅读“歧”文时，要是未有不速之客 ____ 邻家的姑娘上访，看到令人惊恐的标题，她也未必被“积极分子”的包袱压榨出大义灭亲来。我突发地说：
“能不能为我带一本《毛主席诗词》给她。我这里有两册。”其中一册原是四川少年战士半夜里偷偷给的。
“不必了！”外调站身起来，以一种不屑的口气教训我：“她那里没有呀！？ ( 真可笑！我们又不是她的同事 ) 。”说着，他们向入监队工作人员打声招呼就离开了提审室。我的心总有点怏怏。内心深处确有一种希望她能关心我一点的愿望。理论上：政治划清界线，作为家属在一般情况下是允许适当接济的。何况是她们将我推入地狱之门的。
然而这位意志坚决的支宁英雄，在我长达十三年的非人生活中，她也把我当成死了一样。也许她也想象不到监狱中的境遇竟会如此令人发指和惨不忍睹。不可否认她的气派决定了只会锦上添花，而不愿雪中送炭或说不愿作无偿奉献。我也决不会向她乞求施舍。
两位外调肯定觉察到我错综复杂和藕断丝连的感情。问题就产生了：那么妹对哥的感情竟是如此地诀绝么？带着这一疑问，回复了他们的使命，从而形成她在毛泽东活着时：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年年被拒在共产党大门外的格局。
关于《毛泽东如何走上歧路》一文
我生性就是如此，
遇事都要穷本清源！
在探索道路时
尤在心灵困惑的瞬间。
追究流逝岁月的实质，
追寻那些内在原因，
查它的本、挖它的根，
一直剥它核心的核心。
时时刻刻在捕抓命运和事件的线索，
为照亮人心、
为新生活的开拓……
《歧》文是对毛泽东走过的道路的一次分析，是对大陆人民为何陷入苦难境地的探讨，也是我 57 年劫难后的一次沉痛反思。文章的立论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批判精神是符合的。决议说他“主观主义和个人专制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歧》文近三千个字，文章列有几个小标题。文章首先肯定他直至 56 年中共八大，还是正确的，肯定建国初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活力。但是他从反右 ( 应该是在背离《共同纲领》，强制合作化 ) 开始后，可悲的滑入了歧路。
张闻天说过：毛泽东熟悉旧社会的一套，书生意气的革命家是不习惯的。虎狼之心和他诗意遐想揉合在一起。他在七千人大会说马克思也犯过错误。他的祸国殃民怎能与马克思文章的败筆相提并论？他所以如此不惜贬低马克思，作为他的陪绑，是为了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能动摇；只要全党全国都听我的话、跟我走，我老毛不相信不能把你们带进天堂去！这是他乌托邦的驱动力与他始皇意识相辅而行。
毛泽东经历了陈独秀离开中央后的争权夺利的混乱局面，深知不搞斯大林式的个人独裁，如不推进对他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他的党派要打下江山、坐稳龙椅是不可能的。他从抗日统一战线使延安小江山得了相对稳定开始就着手推进个人崇拜，将有碍于他个人崇拜的开党功臣一个个的搞丑，有的排挤至国外，如王明，有的降级或削权，如张闻天、周恩来，有的逐出党中央，如张国焘……用整风、锄奸和抢救运动达到他“红太阳升起”。乘着抗日救国的东风，被蒋介石几年围剿，兵员、地盘压缩后，不几年就迅速膨胀起来，党政军及宣传拧成一股绳，蒋介石一方则以为革命基本成功，生活讲究享受，卧薪尝胆让给敌方，使毛泽东夺了天下。日本侵华是关键转折，毛的内心必在吟唱：“天助我也！”
大跃进破产后，迫于困境，尤其在刘邓为代表的党内的压力下，他不得不从此暂退二线。但他甘于二线的落寞吗 ? 他心中仍然满怀激情，江青这个想成为西太后的女人，在身旁不断地给他煽风点火。诗言志，请看他退居二线时写的一首词：
小小寰球 / 嗡嗡叫…蚍蜉撼树…螳臂当车…
四海翻腾云水怒 /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 全无敌！
他要对妄想削弱或取代他至高无上地位的任何人宣战，并消灭它。这实际上也是对已树党内威望，不再无原则崇拜和高举毛的红旗的刘少奇的警告。差不多也在 63 年，在题江青拍摄的一张留影中，写了：“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诗句。
斗争的哲学，冒险的生平，妖妃奸臣的左右，满脑子的乌托邦追求，屈居二线的不平，决定他在晚年还要大干一场的。
《歧》文明确指出，他会坚持他的一套，直至去见“上帝”。
《歧》文把刘少奇写成毛的同伙，错了，文章以为他的国府是毛赏赐的，庐山反彭，刘投了关键性一票。这是封闭和没有透明度的国家，生活在底层的书呆，是无法知道 62 年后刘少奇不再个人崇拜，林彪已取而代之这个事实的。文章最后寄希望以彭总为代表的党内明智派身上，并相信会得到国际共运的援助，强调说：
“人民的心向着莫斯科。”
今天的问题是对这早产怎么办 ? 我们能用简明教科书式的推理术，非此即彼，不该产生的就得推倒吗 ? 不必吧。在资本主义不断演变 ( 注意 1965 年在美国费城召开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发表了借鉴社会主义的《资本家宣言》。 ) ，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对立、阶级矛盾已经缓和，人类基本理想已成共识共求的今天，以人类理想为追求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奉行马克思理念中的社会主义 ? 从乌托邦式的封建社会主义退至脚踏实地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类似欧洲风行的民主社会主义 ) ，才有可能走上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有必要指出，邓小平提倡的初级阶段在今天实践中，并不包含政治！“四个原则”即一党专政将初级阶段的经济与政治割裂了。胡耀邦与赵紫阳意图经政不分，推进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遭受了废黜；邓小平将他 1980 年 8.18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报告，实为迫使华国峰让位的！取消终身制确是他一生的闪光点。但他的家属在他推进的市场经济改革中都“先富起来了”。他的孙子在美国出生，门庭显赫。政治改革，若将财产和收入公示，无疑会革到权贵们的头上。但邓小平是现实主义政治家，“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走。他死时也许留言：与毛泽东的最终评价一样，“政改”可让孙子的儿子去谋划。
由于不重视政治改革，不抛弃毛的封建遗产，那种兵营式的举国体制的政治，则由盲目服从上司的学养欠缺的官僚所掌握，渗透了阳奉阴违和对下不负责。做官发财、飞黄腾达最好的途径就是找个靠山，盲目服从，绝对迷信，加以官官相护搞关系网。于是理智成为异端，愚昧成为美德，革新遭到贬斥，因循平步青云。
中国腐败在单位制度的温床上滋生，单位领导班子以集体或代表单位名义向上投靠，横向勾结进行钱权交易，中饱私囊，人身依附于单位领导的老百姓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还拍马奉承以讨更多的残羹。在“集体共犯”的态势下，对之更是无可奈何。
76 年 9 月，确立这一领导体制的毛泽东终于强不过无常的索命绳，魂归地府。消息传来，章健在校内设置的毛泽东灵堂里哭昏倒地。真使我感慨不已。只有我能理解她当时的悲痛和哀伤。那时，她是小学教导主任，但还是非党身份！与其说这是对毛泽东的过度哀悼引起的虚脱，还不如说，这是她对自己付出的沉重代价未得到回报的强烈反差所导致的休克。
健妹送上《歧》文之后，公安局当时却未抓我，对我家庭送我劳教的真实迫切的要求，并未作出回应。妹妹真是自私自信得可怜而愚蠢。首先，我成了反毛的真右派，再不能喊冤枉闹申诉了，要想在毛泽东有生之年摘去帽子无异是异想天开。促成了我千里迢迢，投奔社会主义“天堂”之行。
可怕又悲惨的是，这篇批毛文章现在成了我叛国投敌的主要据证。因为文章对“苏修”寄于重望，明明白白地写着：“人民心向莫斯科。”越境行动不过是文章的实践。
这篇《歧》文今天尚在鄞县法院档案室， 79 年 9 月承办我平反工作的一位副院长拒绝还我这篇文章。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
“谁知道今后是什么样的政策！”出自一个不是老粗模样，年龄五十左右的副院长之口，真使我惊讶不已。我这个刚从乔司农场平反释放出来的书毒头，激动地回答他：
“不可能再反复了！”我的确切意思是：不可能反复到我再被抓进牢狱的地步了。当时“凡是派”刚刚下台，地方上成千上万的跟风者追随者并未作出什么清理，只作一些离退吧。与后来官商勾结形成的权贵集团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制约了中央有亲民倾向的领导。
清一色的老反革命中队
“省一监”是一个庞大的采石场。海拔七百余米的临平山，那东南面长达两千米的山脚，高至二、三百米的山腰已被炸得山岩嶙峋、千疮百孔。经过共产党建国以来十七年劳改犯的开采挖掘，山脚已成一片广阔的平地。平地上支撑着上千面的竹遮栏，夏日顶阳，冬天挡风。遮拦下是穿着破烂不堪、满脸灰土的砸石犯人，清一色的中老年犯，有的还带着防风眼罩，以防碎片、灰砂的侵袭。劈劈拍拍的砸石声，在几百米外就成哗然一片，再远一点虽不闻锤子敲击石头的嘈杂，但能见到一片灰雾的笼罩。每到下午五点，收工后的一刻，更能看到一阵冲天的火光，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然后是岩石翻滚，尘土飞扬；不生眼睛的石片呼啸地飞来，踪迹可在几百米以外。
每组有一个劳力稍强的犯人，推着独轮木制车，从山脚跟将炸落然后砸小一点的石块一车车送至本组各个摊位。让他们加工成可以用来铺路或砌墙的石子。一天劳动下来，统计犯给每个摊位量方。按石子砸得多少，作为评吃饭等级和劳动好差的依据。
年轻力壮的犯人多被抽到打炮队。他们有的在半山腰的岩石上，一锤一锤地打炮洞；有的在山脚下将爆炸下来的巨石砸开。远远望去，肌肉强健的这群囚徒，个个成了小不点儿。尽管山背后是广阔的自由天地，他们是逃跑不了的。山顶上有武装看守的营房，有电线杆，有探照灯，有山下看不清楚的铁丝网。
我被分配在砸石一中队，清一色的反革命。都是“文革”前判刑的，而且多是五十年代开始劳改的，这当中少数是没有进行过刑事活动的政治犯；只有这几个国民党内的政工人员，多少还能显露固有的道德准则，和正直风貌。
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的犯人。他们差不多都已与社会隔绝了十年以上，有一些已从无期徒刑改判为二十年。尽管他们已年过不惑之年或已届花甲，但他们在劳改队里尚有漫长路途要走。好些人肯定要劳改到死。他们当中怀着不解的仇恨是毫不奇怪的。
然而，在表面上或口头上，他们都是认罪服法的。为了应付奴隶主型的管教队长，一些人耍尽了两面手法，阳奉阴违，弄虚作假，骗取主子的信任，再拉拢几个犯人称霸一方。我的组长邵奕功已经达到炉火纯青地步。
宁夏外调的第二天，我即被分配至这一老反队敲石子。
邵犯奕功，此时已经五十多岁。绍兴人，恶霸地主，因纵火焚烧村办公室，被抓，判了无期徒刑，在监狱中已渡过 14 个春秋。 65 年一次大范围的改判，使他减到 20 年刑期。三个年头过去了，尚有 17 个春去冬来。不过他不再去想它，重要的是如何混得顺溜些。
他进过几年私塾，有点古文基础，练过毛笔头，有人也称他为“绍兴师爷”。经过入监开头几年的消瘦，这时候已显得矮胖，一脸横肉，肤色黑里透红。一双八字腿，急步行走时显得头重脚轻，这是他动肝火时。不过，在队长面前，他已学会了隐忍和克制。在那位很有军人气概的樊中队长面前，我不止一次看到他毕恭毕敬熊样子。他的双脚并不拢，这是生理关系而非心理的抗衡。我看他张着满布红丝的双眼，并不正视队长，因为他清楚他的眼睛里的秘密与他所说的不一样。对于樊队长的质问，他总是嘟嘟哝哝地在否认，抵赖和狡辩。一口咬定自己是服从队长的，积极改造的，绝不是阳奉阴违，不搞小动作，有某某可以作证。其实某某根本不在现场。他已摸熟了队长们的共性和个性，知道这些浮在表面的人并不清楚犯人世界的底细，只要花言巧语软顶硬磨，加上组长身分，赵指导员所依靠的耳目，事情也就马虎过去。
在他受到樊中队长或小萧队长严厉批评时，他还会装出一副委屈忠顺的嘴脸，嗯嗯着接过队长的话茬，扭曲至自己需要的方向，如：“嗯嗯，我本就是这样想 ( 说、做 ) 的嘛！”脸皮贼厚，令在一旁的知情者好气又好笑。
然而，他在老弱可欺的犯人面前，则是另一副架势，另一张面孔，那是当年对待欠租到了年关的佃农。日常生活中蛮横和霸道，只能让他说了算。他在我面前摆着头儿的姿态。可是他在我眼里只是个残渣余孽，与你同床共组我是迫不得已的。姓赵的中队指导员，有个一本正经的脸容，是个老烟鬼。他将我带至他床边，在他身旁落了户，用意是让我受这位积极改造，能经常汇报组内犯人情况的组长监督，当然可以互相监督。
劳改队最欢迎你们互相监督，首先你要石子砸得多，劳动拿得出来，如果你又写汇报，能反映情况准是组长的料。邵犯合乎老赵的要求，深得老赵的青睐，而不知道他砸石做方和汇报犯情往往弄虚作假。弄虚作假和阳奉阴违是这类犯人对抗政府的变相形式。
邵犯的老婆已经嫁人，没有子女。也许子女跟着娘了。地主家毕竟有点祖产，有一侄女负责对他的接济。只是十多年来，所谓坐吃山空，近年来接济已很有限，每年两次吧。和多数老犯一样，他身上的衣衫，床上的用品都是补了又补，缝上加缝的。那些单衣单裤都成了厚实的盔甲，不过不象舞台上的盔甲，色彩缤纷，闪闪有光，那些官方发下来的劳改衣裤，一片灰色。那是一种质地极薄极差的布料，经不起几次洗擦和汗水的腐蚀，所以劳改犯总是衣衫褴褛，灰头灰脑。这个中队的犯人都是清一色的土灰，看不到一丁点儿的色彩，毫无新鲜之感，没有丝毫欢愉轻快的气息，是一座污浊发臭的池塘。
我没有忘记进入这个中队当晚集合点名的情景。所谓点名，很少一个一个的将全中队百余名犯人的姓名都叫遍，那太花时间，一般都是问一下各组组长：你组里的人到齐了没有 ? 然后就讲他们要讲的话。多是批评一些违反监规纪律的情况或布置一些生产任务。讲了就散会，回去监舍各组学习。
“省一监”的生产已有固定的模式，队长只听取统计犯汇报完成情况无需重复布置。我不敢说那晚的集会是对“文革”以来第一个新犯人入队的欢迎，想给死水一潭的中队带来了活力与生气。我看那位年轻俊俏的萧队长许是这样想的。
大会在铁门外的宽阔场地上进行，一百二十来个犯人各自携带着一条小板凳依次入座，末尾一位靠近了已经凋蔽的花坛。邵犯是学习组长，坐在末尾。我则坐在他的前面一位。生活杂务犯，一个戴着老花眼镜，个子结实，五十开外，据说当过国民党部队一个独立营的营长，金华人。他从自己单独住宿的贮藏兼教育室里搬出了一张平板桌，一把有背椅及两条长凳，以便队长们点名时入座。
全中队差不多所有队长都到了，其中一个才复员回到地方，即转入劳改队工作的，就是萧队长。他个子不象樊中队长 ( 此时他已端坐在正中的有背椅上，翻阅几个组长递上的条子 ) 魁梧，但脸俏嘴巧，面带微笑。我见他潇洒地竟向我走来，而且瞧着我说：
“你上来！给大家领唱一支歌。”
这可为难我了。我一向是个独来独往，自我追求、自我保护型的书呆子，不善于与群众相处，也不惯抛头露面，更不用说去命令和指挥大家了。有时表现一下自己，那是为了让人们知道我的存在，得到自己该得的一份权益。不过，老话说：羊癫病也要学三分。
我既会唱歌，也该学会打拍子指挥；然而我不知道人家的双手是怎么摆弄的。越是急于求成，想做得十全十美，越是学不好；一向不敢上台去献丑，怕丢脸。但是这次我意识到非同一般，这是器重和鼓励，虽是被利用，却是柳暗花明的迹象。
队长们谁不清楚：三天前我的脚上还戴着一副沉重的脚镣，那边的张指导员一直避而不见，但是我深信他对本派队长们对我作了特殊的介绍，其意是：这个书呆子与老反革命有区别，我们不妨予以利用，工农出身，标榜社会主义。我们看着办吧。于是对我的大政方针确定了。年轻萧队长带头贯彻，首先要我去给大家领唱。
我这书呆子在百日自由期对“文革”的观察，动乱中存在两派，对毛皇表忠一致，但在斗争方向所指或重点可分激进和温和路线。温和的较有教养，重视文化知识。
何况在这里，队长的话就是命令。我无论如何要上去试一试了。樊队长宽和地坐在上面，我就站到他的身旁面对大家。唱什么歌？这是当务之急呀。还算机灵，脑海中很快跳出个《大海航行靠舵手》来。我看一看樊队长，遥对着站在犯群后面的小萧队长，平和的命令：
“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
这确是最佳选择，在漫长的劳改岁月，孤苦无告的书生尤其需要依傍呵。我也只有在队长当中选择。年轻萧队长一见如故的姿态，樊中队长温和的长者风度，他们多半就是我赖以游动的水，和生长的阳光了。但是我的心胸被抑制已久，受入监队的惨重打击尚未缓过气来；哀伤未愈；心理的障碍重重，我的声音放不开，嗓子太细弱了。雄壮的颂歌唱得没有气势，歌颂的调子唱得哀沉。我的手虽在上下左右来回反复，但觉得全是胡摆乱放。
在座的一百余个中老年犯人，哼着的寥寥可数。多半嘴在动，这是为了应付管教人员。虽是没有声音，可他们却用尖刻的眼光在审视我，看看这个年纪较轻的新狱友可能是个怎样的人。他们的心神并不在歌词上打转。
当唱到“鱼儿离不开水，革命人民离不开共产党”时，尽管我鼓足底气，双手也放得更开和更高些。向抬举我的队长显示。但终究挽救不了败局。未待唱完最后一句“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我即匆匆地下台了。
我心中不承认自己是犯人，成不了劳改头儿是自然而然的。
只是我不是不想适应劳改生活，要活下去，要抚平铁镣在我心灵中的创伤，要让身体康复，你不能改变环境，那只能去适应环境迁就环境了。可我不是劳改队里的弄潮儿，哀伤得连混刑期完成生产任务都难。让樊、萧眼里成了扶不起的阿斗。
萧队长见我下来，还是面带笑容地对大家说：“你们怎么唱得七另八落，有气没力的。这支歌不是学过的么？徐兆民！你带他们再唱一支。”
徐兆民是统计犯，左腿被四明山共党游击队打中了一颗子弹，成了瘸子。他当过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劳改也有十多年了。中队领唱，一向是叫他干的。现在他得到队长重新肯定，踊跃之极，迅速从座上跳起，一瘸一拐地走上台去，高声叫道：
“同犯们！我们唱支语录歌：《世界是你们的》。”他就指挥和领唱起来了。当然歌声比我指挥领唱时要响亮得多。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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