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帮派分子入监——“同床异梦”
帮派分子入监——“同床异梦”
——《赤潮年代》选四十一
作者：章文岳
清查“四人帮”爪牙的运动中，我鄞县也送来了一个文教界的帮派分子，曾当上区革委会付主任的忻兴。那天我没有去工具房搓草绳劳改，已处于自觉劳动状态，而坐在监舍门口晒太阳读报。一群新犯送到了我所在的中队，说都是鄞县来的，倍加引起我的关注。从这群新犯人中能否有家乡的某种联系呢？当我正在向皮肤白晰水色很好的高个青年打听来自哪乡，何故落入法网时，另一个个子也高，岁数大不了多少，却头发花白，缺乏水色，鼻子低塌新犯人突然过来对我说：
“你是不是陶公山人？我好象认识你！”我颇有兴味地打量着他。虽然面生，但听熟悉的乡音就知道他是同乡人。只是我被打成右派回家乡，他可能还在念中小学。我不可能一一记得他们，而由于我特殊的身份，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使全陶公山个个知道，人人记得。他才三十出另，头发却白了一半。这使我想起鄞县看守所的饿肚政策。
他可能是个中小学教师。然而想不到他因参于帮派活动而和我殊途同归。
“你是哪里来的 ? ”我不无欢迎地反问。
“我是陶公山人，性忻，哥哥叫忻洁。”
哦 ! 忻洁老师可是在家乡有点名气的中学语文教师，他在莫枝中学还当教导主任。当我不知再说什么好时，他却坦率且有分寸地表白：“我在文革中站错了队。你是很有名的，陶公山人把你当作才子、英雄传颂……”
我怕在一旁的丘八队长干涉，我说：“我们今后慢慢谈。”他去落实小组，安置床位，我仍读我的报。尽管高兴见到家乡来的文化人，但此时来的政治犯，无疑是或曾是“四人帮”的爪牙啊。
他狠狠地打过区委书记一个耳光，那时他成了区校造反派头头。在“批孔”运动中又坐上了区革委会付主任交椅，自然他还向县革委会进军，他有一支很锋利的笔。谁知好景不长，他们的三军统帅遭到了灭顶之灾。揭批，清查，他被揪出来了。真是昨才河东，今又河西。变化之快，使他瞠目。他面对审问人员，口口声声自己是忠于毛主席路线的。
这个家教并不坏但好表现自己的青年教师，一开始是基于对地方上共党干部特权和官僚主义的不满，带着一腔热血，以为“文革”确是反修防修的良方。可是他绑在贼船上想“帮”所想，干“派”所干，反修旗帜下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越陷越深，直到进了劳改队，他的思想还是没有扭转过来。当时一听 到江青被抓，就公然脱口叫道：“这是政变！”
并在日记本上记了下来，成了反革命的一个铁证。按西方刑事观点，也为目前我国理论界所接受的标准，这只能属于不同政见的范畴。可是他成了鄞县文教界的“清查”的重点，教育线上的活靶，接着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判刑七年。
不过，这位性格外向容易冲动的老乡，在他的日记中还写了这些字句，以为是自己的隐私，可以放纵感情，在自己的小天地可以随心所欲：
“……这是对毛主席的背叛。华国锋、汪东兴更是对江青同志的出卖，与那些走资派、老家伙们同流合污了。”一阵搜抄，这些胡言狂语曝了光，他的精神惨遭打击。在鄞县看守所那将近一年的饥饿和不眠之夜，他的头发白了一半。他还是想不通：那些老家伙口口声声忠于毛主席，却把他的学生、战友和夫人抓了起来。他，地方上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对江青同志忠于主席，主席爱护江青深信不疑。
和我交谈时，他仍毫无顾忌说邓小平出尔反尔。说什么“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当年赫鲁晓夫伪称斯大林“是我们的父亲”异曲同工。他在我面前这样无所顾忌的贬斥邓小平，也许认为我对邓小平并不信仰。他不知道我已认定此时此刻要拨乱反正，振兴中国，非邓莫属。邓是欺骗了毛，但这完全可以理解。欺骗，甚至迫使他下台，对国家和人民只有好处。“永不翻案”这句话至今还是一些人批评邓小平的一个口实，说不定也是邓本人的一个心结。因为毛还是被当作一位伟大人物颂扬着。我和这位同乡的分歧是从对这两位大人物的看法不同而产生的。
不过，毛泽东江青不可分割这一点，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他为此指责凡是派和老家伙们对江青的敌对行为，而我却从相反角度指责凡是派和抱怨邓小平对毛的宽容。
邓小平在江西几年，多少看到了大陆人民的苦难，发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呼声。但是寡头政治同样不是社会主义。一党专政，权力不可能得到制约，监督不可能有效，腐败和官僚主义将永远盛行。马克思理念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绝不是现行的一党政治。社会主义多种流派共存共治，互促互进。
忻兴的老婆，一个上海下放的知青，拖带女儿来探监，一见面就哭丧着脸说：“叫我怎么办？怎么办！”
他又怎么办呢？凭良心说他走到这一步，至少一半是认识片面和错误估计。当然也有自我膨胀和个人野心问题。轻信和盲从又常在青年人头脑中作祟……他在老婆面前象只被斗败了的公鸡，但又不甘认输。觉得这样残酷对待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青年教师是不公正的。他打了区委书记一记耳光，表明他敢造反，敢冒尖，敢带头响应“小鬼起来造大人物反”的号召。他根本不主张暴力解决问题。他有一支小有名气的笔头，老婆曾为之而骄傲。此时此刻她却说“怎么办”，这是要求离婚的另一种说法。
“我会经常来接济的。”老婆苦求。流着泪。他同意了，他的思想并不保守。离婚后也可以当作朋友。他理解这个社会对反革命家属会带来什么。
当监视的队长暂离接济室的一个瞬间，他不失时机地把一封早已准备好的翻案材料及时地塞进女人的包里。女人心照不宣。你不用再说：我决不是反革命。我会把此信带给你哥哥处理的。这一切我都能做到，至于能否平反，何年何月平反要靠你哥哥的能量和你本人的运气了。由于他得到家里充分的食品接济，他的脸色不再灰黄，且丰满而红润起来。总之，没有比我有母无亲并推入绝境的人更不幸了。
当我们的分歧尚未白热化，争论还不激烈，双方还在努力求同存异、乡情和共同的文学爱好尚在维系的时期，他为了把我的友情从那个皮肤白晰的气色很好的高个青年朱人伟身上吸引到他身上去，他在我面前揭出了他好多劣迹和丑闻。他说：
“他也在闹翻案，申诉书是我给他写的。他至少和七个少女发生过肉体关系，后来有四个咬定是强奸。他与帮派活动也有联系。他的一个弟弟劳改过。他的母亲开小店，很有活动能力，正在说服那些反复无常的姑娘撤回她们的证词。他弟弟知道在这里头最需要什么 ? 最需要的是猪油白糖炒米粉。他有没有给你吃呀？”
“给我吃过。”我答。
“他最近一次接济，他弟弟挑来满满的一担。吃得带鱼变质，汤果粉发霉。”
我对他离间和挑拨，总以为他出于友谊应以他为主的类似争风吃醋心理来解释。所以听了也就一笑了之。并没有传话给朱高个。而他在朱面前，却有一付真诚朋友和合格长兄的面孔。朱对他也就是“忻老师，忻老师”的尊重，给予大量的接济食品。不过，他也回赠他。两个人都是犯人世界的富翁。他们的接济，不仅有吃的，还有一些新的文化期刊。刊载一些反思文章。我在他们那里有幸读到了《西湖》《收获》等杂志，使我见识了一些已经出现的“伤痕文学”。其实，我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写了几篇伤痕文学。只是不让发表罢了。看来，各方面都在解冻，开放。
“你怎么由造反演变成帮派活动的呢？”有一次我不大客气地问他。
“这个介线我也不清楚。反正我出于对主席路线的忠诚。谁更能准确地传达主席的意图，更好地执行主席的路线呢？是江青还是邓小平？……”他态度坚决，意犹未尽。他考虑到了劳改的处境，且又不是同志面前。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的政治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他的立场十分坚定。所表达的文艺观点仗仰江青的鼻息。他说：“革命样板戏是毛主席审定的，是江青精心指导下创作的。在英雄人物的塑造，表演艺术、灯光，道具、色彩、音响各方面都堪称样板。我以为不出十年必将重返中国舞台。”
这无异是为江青的文艺路线扬幡招魂，我立即予以反驳：
“这些远离现实，高调唱尽，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东西，人们早就听厌和看厌了：这些没有生活气息和人情味的样板纯粹是毛江夫妻的梦幻和政治上的需要。”不过，那些样板戏中的某些唱段和某些舞蹈动作还是精彩的。
“你看着吧！”他竟然露出一种自信的微笑，似乎我是冥顽不灵的学生。他教训说：“你离开社会十多年了，你已经可悲地脱离活生生的实际了。”
“作为认真学习过唯物辩证法的书生，一滴水中能照见整个太阳。深信自己的脉膊是和时代一起跳动的。我看过几部样板戏和他们推崇的电影。你一定知道邓小平曾看不下去，拂袖而起。对于这类不真实的公式化、概念化和脸谱化的东西，我高兴邓小平和有艺术鉴赏力的知识分子的感情相通。你说我被关禁了十多年，无疑给我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叫：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你所提的任何问题，我不是都有能经得起推敲的看法吗？”
他能熟练地背诵邓小平给中央的一封检查信。他进而质问：“这永不翻案，该当何解？”接着他还一声冷笑。
不管怎样，我们是合不到一块了。他的话都发自内心。并且和我一样，希望千载难逢的同乡学人是自己的知音。然而我痛苦地承认：失望了。我无法说服这位固执己见的难友，也许因为我是犯人世界的穷人，而且势孤力薄，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对我意见的尊重。在势利的人看，真理是和财大气粗相联的。
从他身上，我也觉得拨乱反正的艰辛，要消除三十年来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流毒，要纠正象我那样存在的对西方和港台的偏见，首先要打开国门，让人们真实的了解世事国情。不能自欺欺人，也不能象留有小金库的企事业单位一样，搞两本帐；一本帐是蒙蔽人民的，只报喜不报忧，另一本是标有绝密两字的内参，给决策层看。让老百姓蒙在鼓里，是不让他们当家作主喽！
只有当人民了解了这三十年来的真实历史，将这十年浩劫的底细全部兜出，所造成的惨重后果全部曝光，我相信他也会扭转对毛泽东的幻梦似的看法。伟大领袖之所以伟大，是他能把我们拥有八万万人民的古老民族拖向绝境，使大陆九百六十余万平方公里国土伤痕累累，民不聊生，这就是毛泽东的无与伦比的伟大。要让全国老百姓认识这个伟大，尤其是让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少年了解毛泽东的全貌，任重而道远。
十多年来的孤独苦斗，含忧茹悲的囚徒生活中，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有文化并有主见的乡亲。我珍惜他的乡情和知识上的交流，实在不愿轻易和他反目。劳改队中，我最恨最怕的是常以暴力相威胁的流氓，和穿上积极改造皇袍马褂又要耍流氓的邵奕功组长之流，而他根本不是这两类人。为此我对他作了较为耐心的争取。我对他说：
“我知道与其说你是‘四人帮’的爪牙，还不如说你是一个牺牲品，个人迷信的牺牲品。要是江青不是毛的老婆，你就不会乘上这只贼船。我对毛的看法，与 64 年写的‘歧’文中相比，虽有较大的发展，但我还是肯定他在起来造旧时代的反时，不仅他的主观动机，而且客观效果都是好的。然而当他掌握了一支武装力量，滋长了占山为王，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观 ( 他把它归结为‘枪杆子里政权’ )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急躁冒进也是情理中的事。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客观上的帮忙，他意外地取得了成功。从此他的脑袋更加膨胀，一味强调个人的主观战斗精神，个人崇拜和迷信愈演愈烈。加上身处皇宫远离实际，他所造成的民族灾难是旷古未有的。由于数千万人被饿死、受管制、坐牢、遭枪决，更多的人被扼杀了创造性和主动精神，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更加拉大了。这不是天大的罪过么？”
“我不同意你对毛主席的看法！全国人民都热爱他！”他坚决反对。
“是因为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当今皇帝，大家怕他，也就敬畏他。用你们的话说：‘热爱他！天哪，这是因为你们跪在地上。又不明真相。”我感叹，连连摇头。
“为什么他们还把毛主席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连邓小平也不敢取消它，民心不可违，众怒不可犯。”他振振有词。
可叹今天，借口稳定，竭力维持他的“伟大”。担心百姓经不起动乱是个颇能镇住人们的借口，但我不相信不要毛的封建遗产，全国便不稳定了！我说：“我认为邓小平没有必要让它挂在这神圣的所在。”
“嘻嘻！”他一声奸笑。这是他头脑热了，极端不满的表示。
也许我不该用“爪牙”“贼船”这些词语去刺激他。不过我不怕他告密，因为粉碎“四人帮”，拥护邓小平出来掌舵是我衷心的愿望。当时我还认为邓小平会把毛的画象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
那个时候，无可置疑，国内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思想活跃局面，积极因素开始调动。同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的呼声，在思想上实现多元化，认为这是实现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必要举措。一些人上街闹事，各地都有类似“西单民主墙”作为呼吁的阵地。那时候，我的思想还跟不上整个世界的潮流，钻入了健康力量主宰中国命运和重整国际共运的牛角尖。而这个健康力量也似乎只在中共党内。有一次，忻兴找我说：“目前社会上很乱，对我们有好处。”他之这个“我们”并不包括我。因为他的口气是炫耀自己，要我尊重他。我感情用事地回复说：
“这是前进中的乱。你的好处，无非是想望凡是派与‘四人帮’重新结合喽？”
他讨了一场没趣，说我“危险”扭头而走。自此之后，他对我开始了冷战，被他掌握隐私的朱高个鹦鹉学舌也说我危险。不能排除他暗中拿起笔头，把我的言论向中队作了片面性的汇报。但我当时认为他不至于这样引火烧身，头脑发热到如此地步。因为他在我处所发的议论，着实比我危险得多。然而当时我不曾意识到：队长当中如那个丘八中队长，说不定与他同属一个思想体系。对毛江夫妻都五体投地，他会汇报我还在诬蔑伟大领袖的。他的卑劣之处还在于我把卫犯和胡赖的可恶的话，传了过去，致使两条恶狗又向我这个穷人狂叫和折磨了一阵。他再也不给我享受他家里接济的食品了，但朱高个还是来对我雪中送炭。
有一次我在和朱高个闲谈时，他过来对朱说“《作品》中“叫我怎么办 ? ”是比“坟场和鲜花”还精彩的小说，真感人，你说是不是 ? ”他在吊我胃口，要我向他求借。而我的高傲偏偏不卖他的帐。要借也决不向你本人。有什么办法，打成右派，推入社会底层十多年，加上“改造”十多年，我还是老脾气。
原来“坟场与鲜花”是发表在《西湖》月刊上的作品，是他借我阅读过的。那时我们的分歧还未不可调和，以至于都不愿主动向对方打招呼 ; 每每碰面又互不理睬。今天他这样前来吊我胃口，是希望我放下架子与他和解。“坟”文给我一种亲切又清新感，无愧于 78 年的得奖之作。不仅有思想深度，也不乏一些哲理性的警句。我说：“不可能吧！”
“就是要比‘坟场和鲜花’好。”他继续吊我胃口。念过高中的朱高个也随声附和，他说：“忻老师的看法，我同意，爱情描写得很大胆。”
“‘留下深深的一吻’。”忻兴脸带笑容，以为男女之间的性感表演会引诱我非借阅到这本杂志不可。是的，我非鉴赏、评比一下不可，但我决不带着讨好求情的口气向他借。我以老大的口气，又不无亲切的语调说：“那末，小朱，你拿来给我看！”忻兴听了，立即说：“小朱看完，我自己还要看一遍。”说罢他就把小朱拉走了。
这样一来，我就非提醒小朱不可了：你所尊重的“忻老师”究竟怎样在背后说你。他是否值得你的信任。然而，我是一个穷人。犯人世界决非“四海之内皆兄弟”，势利的风气不亚于大墙外的世俗社会。他俩都是富人。尽管朱表面对我说：“对你们俩，我保持等距离关系。”而实际上，他们朝夕相处，无话不谈，以至于我传给他的话，他都向他兜了出来。后来我给他修改了申诉书，合乎规范后，很少来找我了。不过我理解他，他的隐私全掌握在他手中。
这本《作品》小朱是拿了来的。有阅读能力的犯人，包括卫犯都已翻阅过，封面已经沾污，折角、撕裂现象充斥，朱高个觉得不借我一阅实在太说不过去吧。
我浏览了这篇“叫我怎么办”后，禁不住发了一通议论，我在小说后面写上：“比之“坟场与鲜花”的情节曲折动人，又合于生活常规来说，它是单薄多了，与‘总工程师的故事’，相差也远。”
我在忻、朱面前大摆起老资格和权威来。
第二天晚饭排队打菜，朱前来板着脸批评我说：
“老章，”你这种做法不对，在人家借来的书上乱涂。我有意见。”
忻兴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来，说：“老章，你这在人家刊物上乱涂，我也有意见！”
我冷冷地说：“恐怕是对我的意见有意见吧。这本本子传到我的手里，早已陈旧破损了。”“岂有此理！”忻怒气冲冲。
“对不起，今后干脆不借我好了！”我淡淡地说。说实在，在流氓面前，我连回避都来不及，那该有此倚老卖老的表现。他吃不了也只能兜着走。
他也确实悻悻地走开了。稍后，朱告诉我，是忻鼓动他打出面炮的，以为能让我当众认输，却又让自己碰了钉子。对我这样的臭书呆子，只有象卫犯那样动用拳脚了。但忻兴根本不是流氓，学生时代对我的尊敬更排除了他对我的暴力相加。但他用十倍于我的文字，写在我的评论后面，让朱高个拿来给我过目。此文说我“狂妄自大，竟敢连“坟场与鲜花”这个得奖作品也贬之为‘轻薄’ ( 他把单改为轻 ) 。我愤怒！我抗议！”区革委会副主任和我打起了派仗，使用了帮派的歪曲对方本意再加以上纲上线的伎俩。我有时也怀疑这个青年老乡是否会冲动得连原文的本意都无法正确理解的地步。可以肯定的是：他是真正被激怒了。
认真而难得糊涂，清高而不洒脱的书呆子是不重视人际矛盾的随时化解的。如充当公社书记出了算命瞎子洋相的当年。他不屑园滑，不和稀泥。只要生活表面上还正常的轨道上运行，他总是任凭关系越来越僵和矛盾悄悄地加剧，他犹浑然不觉。生活中确有这样的书呆子！
忻兴虽不会对我拳脚相加，但他会象邵奕功那样摇动笔杆子的，进行告密的。苦难生活磨练了这么多年，秉性依然。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呵。屯
幸亏我不久即平反出狱，矛盾尚未发展到你死我活地步。当然不致于到达这个地步，一方面我会理智地退避，如在卫坤夫面前；另一面他毕竟搞过政治斗争的，不妨暗地里放箭了却明斗。表面结局是不了了之。他向中队告我反毛，而平反已在场部实施当中，这对中队是保密的。他后来说“真想不到你平反了！”
后来我在家乡见到他，说他也是平反出狱的，我也无意深究他这笔账。只是铁窗滋味也尝得差不多了。他说：“我想不到你能平反。那个丘八队长说你不可能 ( 可想而知，他向丘八靠拢，对我告密 ) 。在他们理解中，以为反毛仍是最凶恶的敌人。”
不过他的坦诚大有对当时的冲动、闹别扭深感抱歉之意。我说：“过去我只批毛。并且苏联也是欢迎邓小平上台的。中苏关系同样在改善当中。”
后来他在商品大潮中，在乡校负责校办工厂，离弃政治了。
犯人的通讯权
76 年 12 月 10 日起，中共中央陆续批发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三批材料。 ( 请注意此时尚称“反党”而非“反革命” ) 。全国人民自觉地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高潮。郭老也挥笔写诗词愤怒声讨，见之于报端。人们迫切希望五十年代已当上了中共总书记的邓小平和其他一些老干部复出。让邓掌舵，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人们还迫切要求为“天安门广场”事件平反，并迅速纠正被文革颠倒了的是非。
大墙内，那些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满腹冤屈的一些囚徒，在被强迫劳动之后的晚上或休息日，拿起了笔杆子，写他们的申诉材料，不会使笔的央求别人代书。
下面是一篇争取实现犯人通讯权的记实，是在 77 年写的，题为《盼望》。
“老张……”一阵揪紧人心的哭喊声，从办公大楼那边飘过来。大家在行进的收工队伍中望去，我的眼泪已经盈盈于眶了。在两个苗圃园地的林荫夹道尽头，停着一辆军用吉普卡。张队长已火化，骨灰从杭州运回来了。据说还要往山东老家运，这也是落叶归根吧。
张师母从车上迎下来的不是年过五十，胖乎乎身材，有着一付从容不迫风度，迈着稳健步子的张队长；不是相处多年的好丈夫，孩子的好爸爸，劳改队称职的干部，而是凉冰冰和死沉沉的一盒骨灰！他是为了搞家务早炊，生电灶，汤水外冒，用湿布拎起铝锅时，被电击倒的。她已经去五金厂上班了，就这样让他一个人倒在地上，直至邻居发现……怎不叫人肝肠寸断，悲痛欲绝呢！
“老张……”
我认识张队长是他安排小周环的床铺开始的，接近他就是从请他寄信。那天我见带班是能体谅犯人心情的他，具有长者风度，就在中午赶写了一封给大弟的信，下午出工途中，离开队伍亲手交于他。但他说：“你的情况我不了解。你们来往信件我不负责检查，你给管教队长吧。”他说了转身就往监狱大门外走。我也不惯饶舌、纠缠别人，拿着待发的信，有所失地，看着他比我们出工队伍更快地出了大门。
张队长不是中队第一把手。他不是中队长，也不是管教队长。文化也不见得高，但他自有一种令我放心的气度。他资格老，在处事中，敢下结论，担干系，态度明朗。有一次，他在点名集合讲话中，大灭了流氓霸头的威风，狠煞了行凶打人的邪气。使我对他益发好感，希望能取得他对我的了解，得到他的保护。他说：
“凡是行凶打人的，不是流氓，就是土匪！”
这与五中队的王胡子队长唆使犯人打犯人的伎俩多不一样，与一些队长对犯人之间的斗殴隔岸观火，继而一一收拾又有多大距离！他接着说：
“专政的工具，绳子、镣铐是对付那些乱说乱动，不听劝阻者的。”所以凡有张队长在场，我总有一种安全感。
他讲这种话时态度固然不比寻常，严正而激烈，但他毫无“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用意。他从不摆“你们犯人的利益、前途掌握在我手中”的架势。冯管教就有这种架势。他越这样，我越不高兴向他提请求。我不愿把我有关翻案的信件交他投邮。尽管我知道他主管犯人的来往信件的检查。
张队长虽也长期受着犯群阿谀奉承的包围，常常在奴颜婢膝的烘托中带班，但他保持了一个劳动者的本色，共产党员应有的正直。他有一次对犯人谈到诸几的枫桥经验，说：“普遍推广，劳改队全部取消。我不担心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岗位。”
77 年 10 月，《人民日报》针对凡是派拖延阻挠平反历史上冤错假案的错误，在胡耀邦和一大批同志支持下，发表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我觉得公开的名正言顺的翻案日子到了，写了一式三份的申诉材料。其中一份我夹在给弟弟的信中，再找张队长，要求他负责寄发。那时，他正在队部教育室听取杂务犯的汇报。问我：“你干么不交给冯队长寄呢？”
“我不相信他！”我直截了当地答。在张面前，我似乎什么都不顾忌了。“他总是刁难人，以显示他的权威。上次那封信是交给他了的，肯定被他扣没了。”
“扣了？你怎么知道的？”他一边说一边把我的信装进口袋。
“队长，这不光是直觉，还有弟弟毫无回音的推理。”
“好吧。这封信由我来寄。”
巴金翻译的《狱中二十年》谈到了犯人的通讯权。那是帝俄时代，犯人信件统一由警察总署检查而不在监所。这就排除了检查人员因对犯人的好恶而感情用事。帝俄监狱管教人员没有拆信的权利，而在大陆，随便那个管教队长可以随便决定信件的死活。
在这封信中，我强调亲人关心我的必要，如果得到平反，也就洗雪了蒙在亲人身上的屈辱，今后参军、入党种种好处就不会被剥夺。那个文盲老娘的死脑筋，光想到当时眼前不受我的一点点“剥削”，更由于儿右派失去了为娘的面子。甚至连有点文化的大妹以为检举了胞兄的批毛言论就可以入党当领导，可是这些年来，她们得到了什么呢 ? 老母不是次次来信都在咒骂我害着弟妹亲戚，使他们处处吃亏，处处受到歧视，人生的竞争总是让人占先么 ? 弟弟呀，你是有高中文化的人，今天你已快近三十岁了，应该知道受过名家教授关心的大学尖子生可能具有的潜在价值。过去我是从不推销自己，夸耀自己的。信中最后还要求他与钱老联系。
我在费正清教授随同尼克松第一次来华时就有估计：老师的出山。何况我已看到他去机场迎接程思远回国定居的电影新闻镜头了。只是我还不知道他的通讯址。
三天后，在大豆播种地上，我一眼瞧见了坐在防风林下看着信件的冯管教。好几张，这明明是我给大弟的信！又落在他的手里了！他对着我方向摊阅，戴上了老花镜，一种惟他独尊的姿态。分明是挑战：任何犯人的信都 跳不出我的手掌。谁也不敢违背这一原则性的分工。他不过五十岁，头微秃，走路总是跳跃式的，似乎随时都在准备与周围比高低，向周围挑战，也表示他敢管、敢抓的劲头。这种风头十足的形相令我厌恶，绝不会真心实意地靠拢这种队长。靠拢队长美其名为“靠拢政府”。我更讨厌他充满火药味的语调，讨厌他制订合他胃口的土政策。说什么表现不好的犯人，我们不仅可以停止他接见，还可以停止他的通信。他振振有词地为他土政策辩解说：“规章制度 ( 我 ) 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因人而异！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我们不是国民党《六法全书》，只能死搬硬套。”
他要表明他看了好多书，知道有《六法全书》。中队里任何队长，哪个比得上他？而你姓章的偏偏向别个队长靠拢！他尤其爱讲：
“反革命帽子，坏分子帽子，统统放在 ( 我的 ) 仓库里。你们刑满了，要不要戴帽子回去啊？”语气平和，稍带俏皮，却把大家镇住了。他自然觉得自己很有水平，不仅是讲话带着艺术性。然而他在收工时每每的劳叨，翻来复去，尽炒冷饭，而且“嗯嗯啊啊”结结巴巴；大家劳累了半天、一天，急于回去休息、填肚子。而他还要叫大家留在工地别走，让他讲一讲，他开头总是说：“我讲一讲。”“某某站好了！我讲一讲。”他嘴尖皮厚，一讲就是半个钟头，讲得大家的肚子咕咕叫，有的直蹬脚。而我真想上去给他几个巴掌。让他清醒一点，稍稍顾及囚徒们此时此刻的情绪。也许他知道犯人讨厌他这样“讲一讲”，但他偏要显显自己的权威，爱怎样就怎样。他究竟讲些什么呢？他讲的尽是鸡毛蒜皮，比如走路不要三三两两呀；路上不要拣东西吃；不要和老百姓搞交换呀；今天某某消极怠工呀；等等。所以他的带班出工，对大家简直是一场灾难。
我几次看到他把一条有过枪伤的腿搁在自行车上倚立着。他为什么要展览这一伤疤呢？他说他去过朝鲜，和美国鬼子较量过。这是他战斗的和光荣的标志喽！这时候，他坐在防风林下，遮阳荫凉处审阅犯人们的信件，他的姿态告诉我：“哼！你的信件还得通过我，什么张三李四，他们敢超越权限么？”
我怀着失望和痛苦的心情，放眼在整个大豆播种的工地上，找找是否有老张。这样大面积的大豆播种，往往不止一个队长带班。可不是，我看到了他，在最远的一方工地上，指导着播籽。我急切地不顾卫坤夫、胡赖叫骂跑了过去，把手中的活儿暂置一边，我不管冯管教看到了会更加刁难我；不管其他犯人会有什么猜测和议论，迳自跑到张队长跟前，压低语调说：“你怎么又交给他了？这封信又完了！”
他拍一拍手中的灰土，露着一脸的难色，边答复边避我而走说：
“哪一个队长都可以看……让他了解了解也好嘛。”
跟着或盯牢他是不妥的。我站着呆了一会。也只有怏怏地回组。也许他光明磊落，照章办事，可是对方不搞两面手法才好啊。冯队长之流欺骗犯人是家常便饭，差不多所有队长都在搞蒙蔽和欺骗，程度不等，这可说是劳改国策，与全国的愚民政策相配套。姓冯的会说：“寄出了。”或奸刁地说：“我们按政策办，有什么可问的。”而这种政策或制度，他曾不止一次地说是可以改变的。
这时，姓冯的避开阳光，稳坐在防风林下，很有点悠哉游哉的味道。拿着一叠信件，看我怎么办吧。而今天，我非要让这只信鸽放飞不可。
按规定：犯人信件是要经过队部审查的，只要不涉及串通案情，不谈劳改队的内容，就有充分的通信权，只是土政策还加上本人表现好坏这一条带有队长主观随意性的限制，而且不会通知你信件是否投邮。为了不让他们制造借口，我写的信一直未敢畅所欲言，有时还写上语录，唱些高调，但总是有去无回。这次我决心找上他，尽管厌恶他，避免与他目光相碰。但有一种与获得自由和光明维系着的力量，驱使我走近他，并正视着他，一字千钧地说：
“冯队长：这封信如果让我弟弟看到了，我感谢。我将认为是对我最大的照顾。”
“嗯…”他读着信，并不看我，语调显得温和和平静，说：“那么，你要好好劳动。”
我的心松放了。觉得他不是我想象的刁钻和敌视于我。他应该认识到我与一般犯人的不同。他是个风头外向型人物，对知识分子的顺从与否尤为敏感。为什么你不能顺从一点，向我靠拢呢！可是我不惯趋炎附势，宁受孤高带来的无援和被亏待之苦。
次日中午，出工途中，在田间的林荫道上，当我走过老张面前时，他倚着自行车轻声告诉我：“已经给你寄去了。”
我开始还不清楚他跟我讲什么，因为出工队伍稀稀拉拉，人声嘈杂。我停下来连问三下，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我兴奋得把他的自行车拉了拉，他差一点站不稳。我说：“ 有好多话要跟队长讲呢！”说了就跟上队伍，离开了他。我完全象个孩子，一个没有结过婚的 42 岁的孩子，“现在劳动去”。我回头还说了一句。他领情地点了点头。那天下午，我光着臂膀，顶着太阳，汗水淋淋，翻地整畦，特别卖劲，那是在 51 号工地上。
但是过一周后，疑团象乌云一样开始上升。该回信了吧，怎么还不回信呢 ? 这样的信件怎能没有一点回音呢 ? 他在十里丰还寄过照片。 30 岁了，又在文艺界，怎会没有相通之处呢 ? 所以我认为老张是否亲自投邮，是问题的关键。但他参加了大队举办的学习班，这些天一直没来带班。大弟越没回音，我就越盼望学习班快快收场。
整整五十余天，他才露面了。我写了一张条子递给他，说：“叫人好等。”接着我委婉地问：“这信是你亲手寄的么？”
他生气地答“什么亲不亲自，给你寄，不就完了么 ? ”
可这次我缠住他不放，说：“这么长的日子，弟弟毫无回音，说明这封信根本无寄出！……”我极其难受，常常被扣原是意料中的事，所以我找了有长者之风的张队长，结果还是冲不破罗网。我的心总处在忧郁痛苦当中。痛苦一定反映在我缺乏血色的脸上。我委屈地说“或许他在我信里批了表现不好的话，家属就不想改变对我原有的态度了。”他瞥了我一眼，才低声说：“这封信是他统一处理的 ( 寄不寄，批不批，我就不清楚了 ) 。”
好了，无需老张作进一步说明了。这个姓冯的，不仅欺骗犯人而且蒙蔽同事。他竟还能尖着嘴，出口“道德”，闭口“人格”；当拨乱反正的口号提出后，也曾煞有介事地说，“我们也在改造，也要进步。”
我郑重地要求再寄一封，亲自邮寄。他点头并俏皮地说“这次不成，就给你寄双挂号。”
而犯人寄双挂号信是绝无先例的。他的话语总是让人宽心，使我紧绷的心弦得到宽松，难怪总有一些犯人围着他，谈这谈那。他总是一副不慌不忙、随和洒脱的风度。
在第三次给弟弟的信中，我是畅所欲言的了。我记不清这十年来写了多少家信和申诉信。
申诉信总是有去无回，放进了档案，作为不认罪服法的佐证。我没有给宁夏的妹妹去信，二妹处似乎去过一信，但不理我。她们都竭力回避我，调动工作成了她们摆脱我的最佳选择。而我对大弟还是寄于希望的。配合我的翻案，尽早冲出这黑暗冰封的地狱。
老张拿着这一封厚实的信说：
“我们也希望你弟来，和他谈谈。而你无非要他帮你翻案喽。有错必纠，现在又重申这一政策，祝走运。”他含着笑走了。于是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等待。盼望弟弟请假前来。
继大队之后，总场也举办了学习班，想不到又有老张的份，只进来三、四天又无影踪了。这是不是他们内部分歧重重，需要办学习班再求解决？
孤独啊，单枪匹马，看不到自己人。犹如《岳传》中的英雄高冲，身陷敌阵，山头上的铁滑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向他滚压下来，又后无退路。看不到救兵。他只有奋力用枪尖挑，一辆一辆的不知挑掉了多少，他仍有神威，但是坐骑倒下了。人和马都被碾成了肉浆……
一天晚饭后，我在大操场边沿那个中队墙报栏前阅报。只听大铁门铛的一声被推开，我转脸眺望，恰恰是老张进来。他手臂夹着一包衣料，去犯人缝纫组加工的。他看到了我，我不好意思一见他就提令他为难的寄信事，重复我的老问题。不能紧紧盯牢他，他会厌烦的。这也是文明礼貌，我不能给他的可能存在的对立派别以阶级立场不稳的攻讦口实，只能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对他远远地露着一丝欢迎的笑容，而站着并未迎上去，见他匆匆的身影消失在对排的两幢房屋间。我收敛了那丝悲苦的笑，怏怏地走向空旷的大操场散步。直到暮色苍茫，整个监狱一片死沉。我似乎下意识地在等他从缝纫组出来，在操场上会他一面。然而学习的时间快到。我正准备回组，他却腋下夹着加工好的衣料出来了。不待我开口，他先声夺人，老远就喊叫，问道：“你弟弟回信了没有呀！？”
我受宠若惊，赶紧跑前几步，大声地惟恐他听不清似地回答：“没有呀！”
要是他停下，我肯定会跑到他的眼前，象泪水一样，滔滔不绝地诉说我已望断了秋水凝成冰雪了。可他没有止步，且很匆匆，迳直走向大铁门之处。而对囚徒来说，那是不可超越的雷池。我看他加速离去的身影，泪水只能往肚里咽。 ( 读到这里，明智的读者肯定会论我政治幼稚得可悲，书呆子可怜。 )
想不到这竟是他和我最后一次的对话，他的这声招呼竟是留给我的一笔“人道”遗产！十余年来，我对人道、人性和人情味极感饥渴，我珍重这宝贵的一声招呼。这声音表明我是人，不是奴隶，更不是奴下奴。能有几多犯人得到张队关切招呼呢！
在这冷酷和残忍的监狱里，极难让我享受这一缕人情味的温馨。我绝对不认为这是他给我一服最末的迷魂药。我始终将他当作劳改中队的健康力量的一个代表，相信他的主流和本质。也许他欺骗了我，作践了一个书呆子的真诚和童心，而上帝给他一个横死。不，上帝是不存在的！
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此次对话后三、四天。在防风林下，秋风已起，黄叶斑驳，他与姓冯的谈着话，我更不能靠近他。我想反正第二天早上会重新进来带班的。到时候，个别地再跟他交涉、商量或请求。谁知第二天早上，囚徒们正在整队出工时，大队医务室医犯们匆匆跑出大门，说是前去抢救张队长，触电倒下了。我还想不到就是我企盼中的那个张队长，我绝不愿联想到他。因而也不会断定是他遭了灭顶之灾。当大家纷纷说张就是我们中队的唯一张队长时，我还婉惜当天决不可能进来带班，待抢救过来，又得休息几天啊！
待出工队伍出得大门，又有消息说：张队长送去杭州抢救了。才感到事情的非同一般。然而我仍未想到他的死。对他梦幻似的盼望，处心积虑要他寄双挂号的打算，排除了这个“死”字。直至中午收工回来吃饭，噩耗传开，我才感到一种灰飞烟灭的失落。他是永远不会进来了。
囚徒们边吃饭边议论纷纷，有无所谓，也有感叹的，不是对于多数队长死了有一种幸灾乐祸的说笑。惟我的伤痛最深切，默默地咀嚼着无油水无滋味的饭菜，心头隐隐作痛。自然不宜说出我的难受和对他的日夜盼望，盼望他进来放飞我的信鸽。我总是那样的孤苦无援，总是这样的命运坎坷与灾难深重，泪水和粗菜淡饭一起往肚里咽……
正本清源
“四人帮”欺骗人民说，你们眼前苦一点不要紧，我们为你们长远利益着想。你们饿肚子么？毛主席说那是为了不出修正主义呀！你们觉得精神生活贫乏么 ? 那是为了净化你们的灵魂呀！你们感到受压制，没处说话么！你们完全不用说什么，毛主席的话一句顶过万句……他们就在革命词句和个人迷信的烟幕下，剥夺了人民的一切基本权利。似乎人民利益之上，还有一个更崇高的目的。为了这“目的”，人们必须牺牲现世的幸福，受苦受难，那怕作牛作马也无不可。这是比任何宣扬来世幸福的宗教更伪善更可恶。
社会主义这部好经，全被一些歪头和尚念歪了。
传统的或真正的知识分子力图按照自己的意向成为主人。法西斯头目之一戈培尔却说：“我一听到文化这个字眼，就要抓手枪。”这并非偶然。这是要迫使知识分子臣服或被奴役，来建设一个按照由上面发布的命令和节拍行进的极权社会。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告诉人们：
“寡头的习惯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知识分子的。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寡头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必定加以排斥和打击。”
杜春和李银河合写的一篇文章说：
“我国封建意识形态的遗毒如此顽强，不仅在于它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不仅在于皇权没有象欧州那样遭到亵渎和僭越；也不仅在于新的社会制度直接脱胎于一个生产力极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更主要原因在于现实社会中依然存在着它得以存在的条件。主要依靠手工劳动万事不求人的人民公社被宣传成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那种一听到民主、自由等字眼就噤若寒蝉，视为异端的情况仍普遍地存在于人们意识中。因此，需要兴起一个新的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对封建的传统和意识形态作一次彻底的决裂和清算。”
但思想变化与“转向”不一样，不屈服于权威、取媚于权势，或趋承上意或随波逐流，而是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出自内心的反省。今天留在大陆的尚活着的几个知识精英开始反思。反思是痛苦的，但又是不可回避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自己曾经那么真诚相信过的东西，在历史的实践中已露出明显的破绽。反思，良知上的责任，反思，出于一种严肃又深刻的忧患意识。
李普的反思：
“我们从 1953 年起就误入歧途。整整糟蹋了四分之一世纪。”在这一点上，李普不仅是记者，而且是历史学家。不过，他的这个重要的历史学结论，不是研究史料得出来的，、而是实地采访和亲身观察和体验得来的。
他见证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那时他作为报道开国大典的记者，住进了中南海的勤政殿。 10 月 1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读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李普就从他手里接过了讲话稿和一张纸条上写的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单。李普从名单上看到了“联合政府”的阵容：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非共产党人， 56 位委员中有 27 位非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中有四分之一的非共产党员。作为临时根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的灵魂是新民主主义，把搞社会主义当作将来的事。这个共同纲领还“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李普很赞赏这个纲领。
在中华帝国，有一种叫“集体认识”，是指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权威政治条件下，相当多的人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有着共同的是非观、善恶观、荣辱观、审美观。“集体认识”一旦形成，就会出现一股横扫一切的潮流，一切与这股潮流不同的都会受到冲击甚至被消灭。“集体认识”有一个最高的权威，通常是最高政治领袖。政治领袖垄断了权力，也垄断了信息，垄断了舆论，垄断了真理。只要政治权威发出什么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清白无辜的人会遭受“广大群众”的残酷迫害；正派廉洁的人会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撒下弥天大谎被认为是对党的忠诚；滥杀无辜被认为是解放全人类……”“集体认识”是强大的，也是可怕的。
人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如果你处的时代正好是中华帝国的回光返照，如果你处的环境正好被某种“集体意识”所笼罩，你会怎样？你是像林昭、张志新、王申酉等那样，将生命化作夜空的闪电，还是乖乖就范，坠入历史的陷阱呢？纵观历史，前者只是极少数殉道的烈士，多数人只能是后者的命运。
从粉碎“四人帮”到“实践是检验真理是惟一标准”的讨论，是一场震动我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论争。它是 1949 年以来，大陆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的主将应该说是胡耀邦。
恩格斯说：“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被批评呢？同样也不能禁止争论。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么？”
“四人帮”和极左分子之所以能够把那些敢于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民族精英投入监狱，正因为人民还没有众志成城和保卫自己思想自由的意识和权利。
“伟大人物看起来之所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地上跪着。”中国人站起来吧！跪着虽然不会跌倒，可在独裁政权下，人们难免遭践踏的命运。
那时，胡耀邦已经出任中共组织部长，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已经开始。继贺哉孝出狱送回台湾与结发妻子团聚后，也有个别有亲人在外面奔走而得自由的。胡耀邦针对凡是派的阻力，强调，凡是不实之词，不正确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案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简言之：
“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
这位文革前就当上了共青团最高领袖，经过深刻反思成了中共民主派的中坚，在邓小平支持下，表现了非凡的魄力和勇气。他说：
“始自 1957 年，一个接一个的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没有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当白痴。”
78 年 4 月 5 日，他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帽子。 9 月 17 日，中央还通过了一个方案；两个月内全部摘完。总数五十万有余。
78 年 11 月 19 日报上发表了《平反冤狱的历史借鉴》，其中指出：
“那种对人民的痛苦漠不关心，采取能拖则拖，能推则推的态度；那种拖泥带水，给人留“尾巴”的做法，是对林彪、‘四人帮’没有义愤，对人民缺乏感情的表现，是对党对人民严重失职。有的人在一个一个铁的事实面前，被事实一再证明，他是错上加错。但是，他仍装着正确，或者装着不知道，死不吭声，死不认错，人民群众对他们不放心，不满意，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权贵阶层对揭发他们以权谋私的报复打击，即使推翻了他们的诬陷，仗恃官官相护的关系网，依然逍遥法外。权力不受监督，法院是他们的卫士，公平正义永远是空话
有些人怕平反冤案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贬低毛主席伟大，摆出一付杞人忧天的样子。其实他们真正担心的是怕否定了自己，丧失了个人的威信。因为他们过去在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影响下，主持或参予了一些错案，欠了债，现在又毫无纠错的勇气和决心。
应该说，这时候健康力量已在大陆占了上风，以凡是派为代表的保守力量处于守势而潜伏下来。他们是决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及交出种种封建特权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他的本质属性是民主社会主义，但他与欧洲社会民主党未有切实的沟通，未能全方位突破兵营式共产主义羁绊；时代限制他列入人类政治文明的哲人行列，开创一个新的中华。
这期间，我的心境是希望与忧虑并存，希望是远的，只可望，尚未及也未必及；而忧虑缠着你的心胸。象暴风雨频临钱塘江平原的那晚，窗外光明与黑暗交替。暮色朦胧，无遮拦的窗户被不可捉摸的闪电照亮，四壁被不祥的雷声震撼着，囚徒们都卷缩在自己的床上。呼哨的大风突然刮了进来。于是又陷入黑暗之中，信心似乎也就失去。我联想到中美关系改善，中苏关系相对恶化。我的案件怎能回避投奔苏联的问题？
我说我是投奔社会主义的苏联，列宁的苏联，凡是派说你是投靠苏修和社会帝国主义，辩得清么 ? 虽然是受了五十年代初期强化的亲苏教育而中“毒”特深，多半责任就在当局，这时候，当局能承担误导的责任么？毫无疑问，我的越境行动，正是我对社会主义执着追求的最高体现。身陷极左的囚牢十年有余，心却盼望不与毛泽东基本决裂的邓小平早日出来掌舵，早日重振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雄风……那夜我又失眠了。
党内对毛泽东的评价的争论过程是拨乱反正的艰难跋涉。随着“凡是派”的失势，人们理所当然地看到晚年毛泽东的一个个英明观点被驳正，他所定的一个个铁案被平反。毛泽东思想被注入了党内的集体智慧。说不是他个人的思想，以图与他的晚年荒唐和谬误划清界线。 78 年岁末那次转折性会议上，邓小平有分寸地说：“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今天只能以三七开为上。” 这与 73 年毛对邓下的评语如出一辙。可说投桃报李。
美国著名学者，钱老的好友费正清说：“文革是当代历史悲剧中最深刻的一幕。它也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同情的故事。……纳粹德国消灭犹太人当然是最残酷的，但范围毕竟要小得多，它不象文革那样伤害了几千万人。”
“文革”的文化模式是什么呢？我同意这一分析：为了维护基于人身依附和身份等级制的家长官僚专制政治、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和忠孝为本的文化思想的统制，对于能于家长、长于家长，高明于家长就是威胁、动摇和破坏这一模式的稳定，对一切这样的人和事，都须绝灭。这就是“文革”客观涵义和社会变迁背景。“文革”是一次以现代形式进行的规模空前的维护家庭奴隶制型社会文化模式的保卫战。“文革”更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以专政的强制手段，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所进行的大树个人迷信、无与伦比的造神运动。
用翻译家草婴的话是说：“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封建意识和习俗根深蒂固。历代皇帝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总是运用权术，铲除异己，愚弄百姓，奴役人民。‘文革’发动者深得其中奥秘，而且权欲熏心。当他认为个人的权威受到威胁时，就对政敌加以无情的镇压，于是在神州大地上制造了这场名曰‘文化大革命’的稀世浩劫。”迄今为止，还没有比这更入木三分的分析了。
令人欣慰的是，刘少奇公子刘源对毛泽东也有类似的看法。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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