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恐怖的铁路看守所
恐怖的铁路看守所 ——《赤潮年代》选廿二
----作者：章文岳
到了哈尔滨，他们即将我往铁路看守所一寄。这一寄足足两夜一个大白天。当时客运不怎么紧张，他们准去游历这个东方莫斯科和松花江上的太阳岛了。而我则已饱尝了大陆正宗的铁窗风味。这一带着日本占领时期残酷、森严、阴沉与恐怖气氛的牢狱，实行铁的纪律，兼之饥饿惩罚。伙食供应不能维持人体最低的热量需要;要靠自身的脂肪消耗去延续生命。那些未决犯，一个个象插在庙里的蜡烛，点燃着，慢慢地萎缩下去。
这是利用市内一个旧的大院落改建成的监狱。高墙上环绕着通电的铁丝网，筑着岗楼，有一荷枪实弹的军人居高临下，日夜监视。
该所值班领着我进入院落的大门，转过楼下一个通道，见他打开了原象客厅的一个大间，与打通的厢房相连，成了一个钥匙形的大监房。值班让我进去。我迟疑了一下，忽听得头顶不远的岗楼上枪支“卡嚓”一声。分明是子弹上膛。我脸儿煞白，赶紧进去。我身上那个军大衣可不是防弹的呀。
二、三十个光头囚徒分两排挨次正襟危坐着，也成了「 形，个个噤若寒蝉。当我正为被安插于那个位置犯难时，值班向一个清瘦大眼，闪着喜奇光芒，近乎30岁的囚徒身旁一指;那个囚徒大概是组长，他十分敏捷地起身，挪动了他身后的一叠薄薄方正的囚被，身子同时向旁边一个靠紧，留出了容我入坐的空隙。此时我觉得他们一个个很象公墓里的坟碑。他们身后一叠方正的薄被，则是他们葬身的坟墓。
囚被上是不能坐的，非坐在坚硬光滑的木铺的地板上不可，否则闭门思过就不能触及灵魂，一连几个小时，不准伸腿，不准站立，不准弯腰用手支撑，或做出一些奇形怪状的姿态来。谁违规，轻则警告，重则拉出去一顿鞭打。这位囚徒组长说：“你看看墙上贴的十二条。”字迹很大，很干脆，都是不准。十二个不准，外加附款。我觉得这里头应该变成二百五和三百三才是。但是傻瓜也要吃饱的呀!
“这里头你还得将你的军棉大衣脱下来，折叠方正，放到身后。”组长轻声说。
“谁说话!”外面看守兵在吼叫。门帘窗外一个来往不断的黑影，闪亮的刀光，空气中布满一种严峻肃穆象冰水样的气息。那个组长迅速站立起来，答：
“报告班长，我给新来的讲监规。”
没有回话，显然是准许了。组长其实趁此活动一下身子，大家都以忌羡的眼光瞄着他。谁都渴望放松一下，这是人体肌肉的正常需要。组长主动帮我脱下军棉大衣，为此他又一次站起来。那件宽敞的棉大衣无疑是忻丁映当时对我越境行动的支持。只是我令人失望。然而有一点可以让你放心：书生不会供出你。何况我已成了陈兰桥，与你更无牵连……
组长象野猫般的机警利索，把大衣折叠得方方正正，放在我的身后，象是他们身后的棉被，害我晚上以衣当被，蜷缩着睡了两夜。不到两分钟，他又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了。
他在社会上是干么的?不会干体力活。看他清瘦机警，眼睛因脸上失去肉彩而变大，但还很有点精神。他说他已这样坐了一年有余的班房了。近月来班房内管制更加严格。风闻中央出了赫鲁晓夫，文化要大革命，社会上已经闹起来了。他对当局的驯顺和恭敬，无疑是表面的，无非想求得一个宽大发落。
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固然给人造成灾难和压力，但也表明统治者的日子不好过，从而增强了一些人的信心。
他悄声而并不朝我说道：
“监房内不准喧哗,不准拉扯谈案情。但我忍不住要问你:从哪来?是反对‘文革’么?”其实这二、三十双盯着我的眼睛所表达的是同样的问题。他们在看守人员走了之后，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都在打量我，猜测我，其声贝控制在不传出室外的水平。
我回答说我在边境地区迷了路，没有通行证，说要送我回老家。我当然继续我的冒名顶替，不说我是江南人。我不能肯定他是同志，得提防告密。一些犯人为了立功自赎，常以丧失别人自由来换取自身的解脱。
我象他们盘腿坐不惯，也许我腿长了点，灵魂又不安耽，从小就练不好打佛坐。然而在此境地，为减少体耗，最佳选择还是闭目佛坐，静心养气。当我实在不耐烦时，自恃是过路寄监的“客人”该卖点人情吧。在座的难友也不至于太过认真，当场检举，给我难堪。于是我小心翼翼地伸直了腿。一会儿又抱膝而坐，换着花样，打发我的难耐的光阴。
这个看守所户外放风是没有的，大概因为室外院落小。但上下午各一次室内竞走，一圈接一圈，十分快速，跑得我晕头转向，上气不接下气，我决然地退了出来。可他们一本正经照样跑。看那个组长，竞走使他的眼睛闪闪发光。
这里头自然也是一日两餐，“九四”饭。但作为主食的窝窝头，其分量只有鸡东的一半，一勺青菜汤，有几片叶子飘浮在那里。怪不得他们个个皮包骨头，面呈菜色了。
令我惊奇的是那个组长，饭后擦抹地板，跪下来，爬行着，动作快速，且又角角落落十分卖力。接着是等待下午四时的一个窝窝头和一勺青菜白滚汤。……我想，要是也关我一年多，准会发狂闹事的。幸而这是临时性的寄监。我暗下决心，拼死也得在途中脱逃。
第三天一早，两位河北战士笑容可掬地取“行包”( 我)来了。他们玩过了太阳岛，而所寄的“行包”又完整无损。我的心头也居然一阵轻快。然而，带我前去的地方，难道不是另一个炼狱?
跳火车魂飞魄散
这是一列三棵树开往济南的普快，离河北只三十个小时的行程了。上车前，在哈市街道上，我东张西望，寻找突破口。可他们一前一后，将我夹在其中。在一家小馆子用早点。我一边抱怨这两天饿得慌，一边却在扫瞄这家饭馆的后门。
吃了一碗面条，我鼓足勇气站起来，离开饭桌，说要洗手，不容他们分说，就往里走。一位赶紧跟着我，我的心在猛跳。后门有一个，但是关着的。我不敢冒险，在水龙头前用冷水抹了脸，就回。心还在跳跃。他俩早候在一旁，催着开路了。他们默不作声，态度平和，但在内心不忘“敌情”。
在候车室，我说要小便。他俩就候在便所外面，为我站岗放哨。我恨不得从排污口钻将出去，真是上天无门，入地无路。我在上车前是黔驴技穷了。
我想焦急不得，先让他们失去警惕，要让他们的神经松弛下来。这时我已有了跳车的打算，因为站在站台上，我发现火车车厢的窗口差不多在我的胸部。如果我攀着窗口，手和脚都伸直，脚尖与地面相差肯定是微不足道的。跳吧，没有第二条逃生的路了。
我们三人坐在车厢1、2和9号位置，占着车厢的一角。我是1号位置靠窗，背靠厕所。正班长坐2号位，守着我的出路。那个较嫩面一点的班副坐9号位，在我的对面。7号8号没人来坐，不愿与枪支手铐沾边吧。反正车厢有空位。随着车声隆隆，使我联想起一匹奔腾不停的骏马。我共鸣了，唱起《马儿啊，你慢点走》那支当时相当流行的歌曲来。
合着列车轰隆轰隆的节奏，我唱得动了真情。
“马儿呀你慢点走”，不是象歌词中所说的要把“大好的风光看个够”，也不是对东北这块黑土地有什么留恋，而是我害怕进“山海关”到了河北，成了阶下囚。这一囚绝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啊!为免惹整个车厢的注目，我控制着自身的音量。
夜来了，车厢的壁灯齐明。我无心去注意周围的反映，管自己的内心的宣泄。一切听天由命，跳车的决心是下定了。两位战士十分安静。也许以为我因能很快与妻儿团聚而歌唱，他们都合上了眼睛。班副还在车桌上靠着睡下了。在封闭的车厢，在他俩的夹持下，一个文弱书生，又能逃脱吗?于是在车声和歌声的催眠中，班长的脑袋软塌了，一下子倒在那边，一下子挨着我的肩上。他们的灵魂快要出窍，让它们再去太阳岛上空游荡吧。
“马儿啊，你慢些走喂……”，歌声中的祈祷与激情，正是我面临地狱大门的焦虑和烦躁不安。
火车开始在夜色深沉中运行。这趟只停靠大站的夜行车，在过小镇站头时，便一闪一闪地照亮了车厢，很快又陷入轰隆轰隆的黑暗运行之中。不过壁灯只关灭了一半，车厢内尚有朦胧的亮色。
我停止了歌唱。紧张地期待即将作出的孤注一掷。刚才过长春时，我们去餐车用了饭。我从叁元另一点的剩钱中，化了两元买了一客回锅肉，我诚心诚意地请他们一起吃。因为他们只买一客木须汤下饭，如此俭朴的生活，令我好感。他们推让不过，就各吃了一块肉。用餐后，我去厕所侦察，发现车窗的铁栅是锈烂的。我认为这是老天对我亮着的绿灯。
旅客们不再走动，在有节奏的火车隆隆声中，多半已进入了梦乡。车过沈阳后，我的眼皮也沉重起来，但我时闭时开的眼睛，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我必须制服睡神，保证自己的神智清醒。正班长虽已瞌睡得颠来倒去，而他的一条腿却热乎乎地和我的大腿紧贴着，叫我如何在不惊动他们的情况下抽出身来?
一个瘦长的男性中年列车员走过去时，向我一瞥，样子凶狠。我下意识地感到他的凶狠是冲我而发的。
不知道是否过了夜半。小站闪光着一个接着一个的过去，偶尔一声凄厉的汽笛长鸣，似乎警告我：再不行动就要把你带进山海关了。这时候，突然那个幽灵再次映入我的眼帘，触动我的已经悬着的心灵。这位瘦长的列车员已经逡巡好几回了。每一次从我们三人身边经过，他总留下敌意很深的一瞥。
他也许以为我是通缉犯，敌情观念，或说阶级斗争意识，因“文革”的开展而强化，他深怪两位年轻的董超、薛霸如此的高枕无忧!有一次，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彪形的东北大汉，手握锤子，是个检修工。他俩的目光都是那样的逼人和凶险。那个列车员还用手肘碰了正班长的肩头，班长吃惊地睁开了眼，瞧那碰一下即过去的列车员，又回过来瞧我。我立即闭上眼睛，装出一副睡相。
我在茶几上的一角伏了下来，表示我已有点坐不住。可不能碰着对面早已伏睡的班副。我的心在煎油了。飞奔的夜行快车，每越过一个站头，车厢内便是一阵闪亮;每越过一个站便意味着我对河北景县的接近。夜行快车无情地把我送往毁灭一生的关口。这山海关就是虎口，它要把我吃掉的。
“我要大便”我把班长的腿一碰，说，他睁开眼来，看我，坐端正了。我说：“我两天没大便了，现在急起来……”他端枪站起来，让出一条路。
我将身上的军棉大衣脱下，留在座位上，象是“金蝉脱壳”。然后我才转入厕所。可是他不让我关门，与小便一样，大便也不让关，而半开半闭着。正班长就在门外监视，班副该也醒了。
我试了一下铁栅的牢固度——我的心猛地跳动起来，血液往脑门冲。生死在此一举。我急速地转身将厕所门关死，又旋转身扑向窗口，只一下就扳脱了锈烂的铁栅，窗口洞开，车风扑面，但是门外大声咋呼，门板被砸得震天价的响。以致于压倒了列车的轰隆隆的狂奔声。门板又裂裂发响，他们在拼命挤压。眼看即要破门，我不得不回身，赶紧前去抵挡。门板渐渐膨胀……我还要压住正在旋动的插梢。插梢的旋力十分强劲，门板又在不断的膨胀——即将破裂，我挡抵不住了，便慌忙转身往窗外爬。极度紧张使我除了逃生念头，其它任何感觉、意识;破门而入声，颅脑被铁锤一下敲击，都成了一片麻木和空白--
这时，我已将双脚伸出窗外，同时用双手攀住窗框，脑袋被击中，身子下堕已无感。这过程只几秒钟时间，知觉全失。一切成了虚无、那么缥渺，恰象一股无形的龙卷风疾速地往黄泉路上卷去。
中南海里的风云
让我的三魂六魄，在东北夜空中飘荡一阵吧，且看一下“文革”的进程和势头。
“五一”节庆祝活动中，彭真没有露面。“文革”的第一大标志便是彭真的沉沦。毛泽东严厉批评彭真，说北京6市委“一针也插不进，一水也滴不进”。“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它的反面发展的。他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历史的教训并不是人人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捣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保那些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蔽了三十年。”
五月四日至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酝酿并决定推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问题。谁能知道就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由刘少奇主持批判了朱德对“彭罗陆杨”的温情，还联系到对林彪的“政变经”的冷漠。在这批朱(已80高龄)会议上，据传陈毅、薄一波、周恩来这几位党国领导人，都对老帅作了无情的攻讦。有人为此对中共彻底绝了望，以为洪洞县中无好人了。
而我却更清楚地看清了对毛的个人祟拜已达登峰造极，整个大陆完全笼罩在独裁皇帝的幽灵中了。为了保护自己过关，一个个地向朱老总头上开刀。刘少奇也许意识到“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可能是自己。毛皇啊，我顺着你的战略步骤，主持了对朱德的批判，你放过我吧。然而，兵营式共产主义是无人性的和血淋淋的。
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改组，陈伯达代表中央撤了吴冷西总编辑的职务。六月一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发表。第二天又以头版头条用“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同时还发表了陈伯达参予泡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将陆平、彭佩云所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中共中央机关报公开号召踢开党委，反领导，这可与五七年大不一样。情况截然相反。反领导成了左派，保领导成了保皇派和右派。而很多人对九年前的反右运动是记忆犹新的。
但由于舆论工具的不断煽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领导班子已于65年12月改组，加强了军队的保卫，并在北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毛泽东的几次披挂上阵。要想捧牢铁饭碗的人不能不有所动作了;对党内的腐败和官僚主义，以及十七年来的贫困落后，早已无法容忍的人，两股思路汇合成造反高潮。矛头对着伟人所指的上上下下的“走资派”，而保护了伟人所仗恃的一党一派一人的独裁制度。北京当时五十五所大专院校都在揪斗党委第一、二把手。可以想象校园会是一个怎样的狂热场面。多半学生被煽动起来了。
当我的攸攸魂魄徘徊在地府门前的时候，毛泽东正在工作组问题上和刘少奇摊牌。7月18日，毛泽东回京，尖锐地批评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路线错误。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接着，由“文革”付组长江青安排了一次中央全会，将刘少奇、邓小平放到七、八的地位。
阎王拒收“右派”书呆子冤魂
东方的微曦已经淡化了辽河平原的夜幕，近处一座小型的铁路桥梁，桥梁边的养路工小屋，小屋边的交通标记都渐渐显露了面目;不远处的成排林木，晨雾缥缈的村庄都清晰起来了。
六月下旬的辽河清晨，已经少有寒意。空气清新而凉爽。碎石铺砌的路基上两行黑色的铁轨显眼地伸延着，越过那座铁桥，是铺向关内的。
长时间没有来车，一片宁静与和平。一个清秀颀长的青年人刚被一位手提路灯的护路工从一大滩血泊中扶起来，坐在那里。他的头还低垂着，眼睛尚未睁开，神智尚未清醒。他的额角头有一口子，浓密的头发沾满了鲜血，血流已经停止。大概在一小时前，一列去济南的三棵树直快，把他连拖带摔的丢了下来，倒在路轨边的人行道上。他的左边脸颊至左手背部，凡身体左侧外露部分，全被石子严重擦伤，血迹斑斑。
显然，他被摔落后，又被强劲的车风拖带了好几米。然而，额角右上方的流血口子是怎样出现的呢?附近没有碰撞物。离桥梁尚有几十米。那身边直径足有两市尺的一大摊鲜血，就是从这一口子汩汩外流的。将近一公斤的血液吧，已经凝结在辽河平原上，见了叫人不寒而栗。
肯定是列车上发报给附近车站，说有一个逃犯跳车。就在这铁路沿线，可能已经死了。(因头部已被铁锤子击中)。这位中年扳道工，提着红灯，奉命而来。就在一座桥梁附近发现了这个青年逃犯。要是迟几秒从火车上摔下去，这倒霉鬼不在桥柱上粉身碎骨，也该淹死在辽河的一条支流中了。
脉搏微弱，但心脏尚在有规律的跳动。血流已止，因为头部靠上路基，身体倒在人行小道上，才使体内保存了心脏赖以启动的血液。他休克了，似同睡死的样子。扳道工把他搀扶起来，让他坐着。他仍昏迷，低垂着头。于是扳道工去打电话，安排就近一列货车去锦州装货时搭上他。这倒运的逃犯需要医院急救。
扳道工回到青年人身边，看他仍然昏迷不醒。胸口衣袋里插着一支亮闪闪的金笔。他将它抽出一看：“英雄”!他放进自己口袋。救你一命，这点回报算得了什么?何况，死神并没有离你而去，留作记念吧。
然而，就在那位扳道工抽出金笔，触及了我的心脏，使我的心跳得以加强，脑子有了最低限度的用于思维的营养，苏醒了!或说还魂了。觉得有什么在触摸我的敏感部位;同时在一列救护我的空货车在铁轨上的运行振动，启开我思维的大门。我微微地张开了眼睛。
然而，我的思索仍然迟钝，神情呆板。脑袋空空荡荡，见了什么都不惊不怪。这与往常睡眠后一觉醒来大不一样;睡眠中思维并未完全停止，而我刚才是完全休克了的。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大难鲜血，呈圆盘形。这么大一摊鲜血，平时见人流血就寒心而此时却无动于衷。这是血，是我的血，我明白。但我对自己怎么会坐在铁轨边感到费解。我勉力思索——哦!哦，我跳车了。
我想起当我紧紧攀附在车窗，伸直身子一刹那，就失去了知觉。连从车厢外壁滑下去的记忆也毫无。这有点像武侠小说中吃了剪径强盗一下闷棍，不痛不痒、不知不觉地掉进了万丈深渊一样。
与我省悟到我曾爬出车窗准备跳车情节同时，我又发现我身旁傍着一个工人。我恢复了知觉。痛感倒无，麻木有点，那就在三个扭曲的左手指和左手背上。左手腕背面还剜去了一块肉。总之，身体左侧，未被衣服保护的裸露部分，都留有创伤和血迹，并沾满砂土。只是左边脸上的伤痕、右额角上的口子，均尚未为我自己所感知。
由于失血严重，导致感觉迟钝，脑袋空空。然而不知怎的，对胸口那支金笔的不翼而飞倒提出了疑问:
“笔?我的笔!……”似乎不是自己所发的声音，极微弱。像是自言自语，实际是对守候在我身边的那个中年人而发。我确有一种潜意识：这支笔是他抽走的。这是家乡一位姑娘所赠，一直随身佩带。彬彬有礼有礼的鸡东看守所干警没有碰过她。
“操!”他不好意思地轻轻骂一声。其实这是口头禅;不高兴或是高兴都可以用此词语表达。这位东北汉子本质无疑是善良的。他毫不犹豫送还给我。我也颤悠悠地伸出手去。没有意识到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对于一个强烈地追求生存发展的青年来说，这位工人将难忘终生。尽管他出于职责和人性本能;由于把我从血泊中扶起，那清晨凉爽的空气因此得能较为顺畅地沁入肺腑，使我增强脉搏的启动力，从而苏醒过来。而我却不客气地要回了这支笔，说明我脑子还很不灵清。
一列空车“咔嚓…咔…嚓……咔……”地在我身边缓缓停下了。几个装卸工从车厢上跳下来，将我架上去，靠住车厢板壁坐落。我的头颅无力地低垂着。“匡当”一声，装货的火车开动了。迷迷糊糊地，似乎不一会便至锦州站。铁路医院的一辆救护车已等候在那里。
医务人员用担架把我抬上了二楼一间会诊室。一阵会诊。先将右边额角下面的一缕头发剪了，大出血的伤口就在那里。缝上好几针吧，接着是清洗左边脸部。脸颊被路基碎石严重擦伤，包括耳朵，全用纱布包起来。
事情远未完结。会诊重点在于x光全身透视。医生们让我躺在手术台上。一种居高临下的透视，腰部尤为关注。结果他们大感意外：什么异常都没有!既无任何骨折或挫位，也无一点内出血的痕迹。
他们还将我的裤衩脱下，倒向我透露了一摊精液。男女都在观察。这时候也管不得有什么不好意思，任它摆布和观察吧。今天想这摊精液体内藏匿已久，肯定是重重摔倒在路基上时泄射的。当场没有人吱声，什么也没说。
当然，医生们背着我会说：怪例!怪例!没有内伤。由于是逃犯，输液也免了。
把我安顿在病房之后，开始喂我数量有限，却很可口的面食，如馄饨之类的点心。两小时一次。当天喂了四、五次。没有小便。身体亟需输液，没有小便是正常的。
喂食由一个十七、八岁的护士进行。她是一位穿着白衣的北方农村姑娘。脸容饱满庄重，也许是对九死一生的幸存者的同情，在她眉眼中表露着一种令我信赖和怜爱的神情。她举止温文，语调真挚，问我：
“哪里还痛吗?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是她真挚让人爱怜，还是由于两颗纯黄色药片的作用，我在她面前完全解除了武装，敞开了胸怀。我向她献出了真心——其实我本不善于掩盖自己。我对她说：
“我除了乏力，说不上有什么不舒服。只是一种’人将死，其言亦善’ 的心态支配着我。我愿意说出最后要说的话，在你面前;在这异地他乡，我没有一个亲人。”
由于气力不加，我稍作停顿。姑娘温存地握上我那只受伤的手，观察着并按摩起来。我三个手指头严重扭曲。她说道：
“你慢慢说。明天也可以说。你的医例，老师说是罕见的。这样的情况，存活简直没有。”
她没有点破我脑袋上的口子是由于锤子的一击。很长日子没有意识我的颅脑被铁器打击了一下。但拿着检修工具的幽灵，多次在梦中凶险地闪现。
在姑娘面前躺卧着，我此时的心情甚为亢奋。
我说：“我不是河北人。直接送我回宁波老家吧!”
姑娘瞪大了眼睛。也许辨别了我的口音与河北人大相径庭。
“我不想去景县周转折腾了。……”我把什么都告诉她了：籍贯、姓名、北京出过名的大学生右派。若非右派身份，我是不会跳火车送死的。我说我因为摆脱右派命运而不辞万里之行。但可惜我尚未正式偷越国境，而遭嫌疑拘留。
看来为保护自己，我尚有关子：“尚未正式”云云。
姑娘垂着眼皮默然地抚弄着自身的衣带。我鼓励她钻研业务，成为行业的专家。我说：“未来是属于知识分子的。中外古今历来如此。毛派的作为太不正常了……外行领导内行将使我国落后下去，并走向绝境。”
这是坚定了的认识加信念。要是我难免一死，权当遗言吧。
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用梁漱溟的诗《咏“臭老九”》，是最贴切、冷隽而酸辛的了。大师用的是春秋笔法：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命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
姑娘默默地走了。
真是一吐为快。也真是：到死未消兰气息，他生犹护玉精神。
回老家!我不愿别扭地继续着我的扮演，只要求安稳地给我疗养几天。可是就在第二天，刚吃完早点，两位河北战士突然闯进病房，两双眼睛一通扫视，径直向我走来。那个班副咄咄逼人，站在床前命令我：“走!”
我看站在一旁，手臂弯着我那件军棉大衣和小挎包的班长。他一言不发，而其神情也在说：走吧!这使我太为难了，也太意外了!我四处扫视医生、护士。病房门口有一年长护士，她的身后还躲着那位姑娘。她们自然爱莫能助的。
我也可以赖在床上不起，死赖着不起身。然而这有失书生体统。几十个病友都在注目，你应有英雄的豪爽和姑娘面前表现过的语重心长的智者形象。我提出了先决条件：
“把我送回浙江吧!我不是河北陈兰桥。你们知道了吧?”我用请求的口气。
“不行!”平时一声不响，内向的班副，口气斩钉截铁，此时独唱主角。
“我们无权这样做。”正班长动一动他勾搭着军棉大衣的臂膀，说：“我把它们带来了。”
我说：“班长，认我再疗养一天。你们发电请示，送我回老家，好不好?”我的口气，充满着一个病危客地的游子的归宿感。
“不行不行!谁来看管你?要我们把你铐起来吗?”班副态度毫无挽回余地。
我怀着一种视死如归的心情，毅然地伸腿下床。我不愿出现拖拉推搡的尴尬场面，这是有失书生的自尊的。今天想，多在病房疗养一天，对身体康复是至关重要的。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抗争，赖倒不走。尽管他们归心似箭，尽可能避免挨批和被上司指责。但总没有拖上一个刚刚死去活来严重失血的人上路之理。清高自尊，是一种精神的满足，却往往招致物质方面的损失，这当中也许有健康，甚至生命。
我拖着尚是十分虚弱的身子，一步一步地走在锦州街上。头部、脸部和手上都缠绕着纱布，身上披着一件军大衣，跟随着两个看押兵，很象被俘的军官吧。一群孩子好奇又惊讶地尾随在后面。为减少轰动效应，他们把我带去车站仓库一个后院僻静处。但孩子们还是兴致盎然地围住坐在一块大石上休息的败军之将。
孩子们是可爱的，他们眼光中没有恶意和奸诈，有的是新奇、揣测和天真。这次也没有铐上我，因为我走路都乏力，何谈逃跑!河北战士乐得续做人情。
我们在河北一个小站下了车，去景县县城还得步行十余里光景。时间是上午九点许。班长去附近要过车。什么手推车、马拉车都要不到。天气则是从春天一下子跳到夏天，只隔开一个山海关，便换了一个季节，我也从一个“坐天下牢监”的准农民变为枪杆子下的囚犯了。
身子燥热难耐，我将披在身上的军棉大衣卸下，但我的手臂无力负担它。还是那个班长将它取去，抱在自己怀里。我看到车站门口一两个零星摊贩，有卖熟鸡蛋的。我考虑到囚所内伙食的粗劣与短缺，而自己又急需补充营养。于是我提出将内藏的一元三角钱统统买鸡蛋。班长说可以，还十分欣然。
我把廿来只小鸡蛋放进挎包，扛上肩，开始慢慢步行。
华北黄土平原的道路，因长期干旱变得灰土蓬松了。被手推独轮车，双轮手拉车和牛拉马拉大车辗压过的土质路面，呈现着无数条很不规则的斑斑痕迹。徒步行走这道路似同涉水过溪涧，灰土象水波在你脚面激扬。一路上没遇上车辆，无有代步，只能憩憩停停。
班长偶尔发出一两句，无疑是向我介绍他们苦难的家乡，他说：
“将近一年中，没下过一场通透的雨了。路上碰不见车辆行人，青壮年大多去闯关外打工。鸡东公安局向我们发来三份催送的电报。……本来打算一解到就让你家属取保回家，现在……”
他话语不多，只是他的脸色神情和目光都在表明他的友善。班长啊，今天我要遥告你：即使我的脑袋是你敲破的，考虑到你对书呆子求生存发展的理解，而不怪你，并难忘你一路上的照顾。(几年后我才省悟这伤口是铁锤子敲破的，百分之百是检修工所为)
田野上难觅一片绿色的庄稼，光秃秃的零星又瘦削的树木毫无生气，灰溜溜的几个村落见不到人影。家畜家禽也不知去了何方;既无狗吠又无鸡鸣，死沉沉的一片。
这就是毛伟人英明领导下的北方农村。
只是刚才车站上有一幅标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倒是新奇事，文化也遭受了灭顶之灾。
我被带进一处拥挤不堪的囚所。连便桶边也躺人，歪七缠八，踏脚处都难找。不过这里可以随便讲话、自由走动，以至于整日躺在地上。总之，方寸之地，有你自由。这与哈市铁路看守所的森严、恐怖大不一样。
哈市那里惟一好处就在于清洁卫生，与这里的脏乱也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在地铺前通道上安顿躺了下来。因为铺面上已无空档。这群饿鬼都在注意我那个沉甸甸的小挎包。有一个还爬过来探摸了一下。
他们是因为饥荒到看守所求生存的。
这一侦察不打紧，当我合上眼睛养神时，十来个鸡蛋连同挎包都被一个小子偷抢了去。我无力交涉，眼巴巴看他带壳吞食。但是不少难友为我打了不平，前去阻止、责骂。其中一个老成的农民冲去一把夺了过来，放到我的怀中。
由于长年灾荒、饥饿，除了象陈兰桥以亲戚家为依托去关外逃荒，不少人以自由和廉耻为代价来换取牢房个一份粗劣的口粮。对于他们来说，还讲什么人格、尊严?
囚室空气污浊、燥热，我只有静静地躺着，等待鄞县公安局前来押解。只在开饭时，我才坐起来。一站起便头晕，常使我求靠墙壁的支持。这是严重病血的现象。
粗劣的饭菜简直无法下咽。两个掺杂霉变豆粉的窝头，加上几根咸得发苦的腌芥菜，据说还是南方的救济品。即便如此无味的口粮，有几次还不能到我之手。如果关我十天半月，我不被窒息至死，也会饿死的。但说当天就发电报给鄞县了。
度日如年，我横躺在靠近门边的地铺前，整日等待、闭目养神，倒也没有打扰。我自然要活下去，看这个大革命如何发展，结局怎样?毛泽东如何去见阎罗王?即便个人事业无所建树，做个明白人，留些话给世人，也不枉生存一场了。
然而有可能活不下去，流血过多，营养不济，生存环境恶劣;只是一种生的渴望和强烈的人生追求让死神望而生畏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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