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惟一难舍的狱友
惟一难舍的狱友
——《赤潮年代》终选
作者：章文岳
七月初旬光景，从义乌送来了一个“纵火犯”。我出得我看管的贮藏室一看，却是个颀长又秀气的农村青年。深色皮肤，在好奇的犯群盘问中，面带着一种尴尬的笑容和腼腆。他否认纵火，而不认罪也不出工。第三天晚上中队集会批斗了他。他脸上带着一种苦味的笑，略低着头，神态淡定，站在阶沿上让人说三道四放空炮。
“这小子，漂亮！”一个坐在我并排参加批斗会的，有点耳聋、五十多岁的投机商贩一手遮耳装作认真听取着队长的讲话，一边转过脸来对我说。
是的，这位年轻人站在离队长远一点的地方，身材颀长而匀称，秀气中一脸坦然。我不相信他会干出杀人放火的事。后来他告诉我公安局仅仅根据村长的报案作证，以及现场留下他家使用过的一只煤油箱定的案。
第二天，经过硬斗软劝，他同意和我一起去工具房搓草绳，没有指标的轻便劳动。
他详细地和我谈了自己的冤情。那晚他刚巧和村长的独生女在草厂的仓库附近谈心。待他们回家后草厂就猛烈地燃烧起来了。抢救不及时，工具落后，草料全部烧毁，还殃及就近几户人家。村长一面把不听话的女儿送去金华亲戚家，一面就报案作证说他亲眼看见这小子在仓库附近活动。他不愿把女儿嫁给这个家底不厚的农业户口。要他坐几年牢房，让女儿断了这分情痴。
他被判了五年。他无辩才。也没念完高中，就帮守寡的母亲织土布卖土布，开放后还兼贩一些日杂用品。说他常常“挑灯夜战”。我帮他写了一份申诉材料。
我本可以赖着不出工。有他作伴，我差不多天天去工具房和他一起搓草绳。他是我十二年来惟一让我喜爱的难友。虽不比宝法阳刚，他恰似秀色可餐且秀外慧中。和他相处，为平反而焦虑的情绪转移了，灰暗的生活有了色彩。
但在表面上，我们还得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我从未去他组里找。贮藏室常常只我一人，实在是交友谈心的好所在。只是我小心防止有被当作拉帮结派或关系不正常 ( 那时尚无同性恋旳说法 ) 的嫌疑。他说他在小学时，很会翻跟斗，中学玩单双杠。他在我床上作了三角倒立的表演。体型与我一致，但他满有青春气色。
在他不幸事件上，使我想到粉碎“四人帮”，清查了它的余孽但政治体制、人事制度不改的当时，大陆的“公检法”和所有政府部门基本上还是老的一套，老的办事人员。他们的素质大多是低下的，仅换了一批头头。而有些头头年近花甲，趁着商品经济的“东风”忙于权力投资以实现当初参加“革命”工作时所抱有的当官发财的隐衷了。上行下效，腐败和官僚作风自然是越演越烈。再说，地方官员，十余年来，从批判刘少奇开始，继而批判刘的死敌林彪，现在又在批“四人帮”，万变不离其宗：有权便谋私。
工具房附近有一个水塘，长着芦苇、水草和浮萍。我们常常遛过去抹身擦汗。在四周无人的时候，他便当着我的面赤身露体跳下水去，浮游。这时候他回归于自然了，忘了四周阴森的专政氛围。但这毕竟劳改场所。他没有怎样放纵，没有尽情的嘻笑胡闹。游开十来米，折回来，又游开去，又转身，踏着水，说：“下来啊！”
“算了吧！”我不敢些许放纵。不能排除突然冒出队长或他们的家属来。
他游了回来，站定。露着小肚以上的年轻健美身体，光滑又黝黑；微喘气，含着笑，突然他把手一抖，我身上的那件汗背心和劳改衬裤被泼湿了。他的目标是在我的裤衩中间。
“算算了。”不知道我怎么会口吃起来。当我稳定了情绪，就说：“上来吧。”我欣赏他旁若无人的坦然；当着我面，而毫无在与他犯相处时的拘谨。
真的，他有无可挑剔的形体美。他晃动着男根上岸来了，水珠从他身上纷然滑失，也不用我递给的毛巾。我说：“你有点象电影上的小二黑。只是你和小芹，那个村长的闺女睡觉了？”
“没有的事！”他立即否认，态度认真，使人不能不相信他的保证。说实话，我不希望年轻人未婚同床。少男少女理应保持一种纯洁朝气、新鲜活泼而逗人喜欢。我相信他是纯洁的。
在劳改队中，有什么感情、信念或希望，都会成为自我折磨。近十三年来就是这样折磨着我，除了短暂的与宝法相处，三百六十五天，差不多没有一天是温馨的。这时候又多了一种温馨感情的折磨。曾是那样的迷醉可又无法宣泄或象是一种找不到出路的困扰。现在小蒋就在我身边，我不敢叫他晚上来贮藏室幽会拥抱，让我取代宝法的角色。我此时的体内有所冲动了。结婚，过夫妻生活，是今后自由天地的议程要务。
无追求、一派浑沌，如果能在这种以生为死，以死为生，生死相融的状态中活到出狱的那一天；要是连冤都不觉得冤，这才叫真正的超脱，日子也过得顺溜了。而上帝偏偏给我一颗躁动不安的心，追求完美的灵魂。感情、信念、希望，种种七情六欲未尝有何淡化。在劳动不至于消耗我全部的体力和精力，在精力不至于无穷地折磨在忧虑中的时候，钟情怀春也是不奇怪的了。
当然，爱同性，不能与同性恋划上等号。一个多年生活在男性世界，身体发育正常的未婚男子，懂得美而且爱美，其性爱倾向会不会转移到同性身上？美感要是能诱发同性之间的性爱，这种性爱算不算变态，还是正常的现象？
无可否认：性欲也能在同性之间涌动。有异性可供择偶，却在同性之间迷失，该说是性变态吗？可这绝非病态，与异性恋对照，不妨说它左撇子吧。在劳改队，军队或海员中间，在同性聚居的群体中，这种同性倾向有了显然的增加；性爱的冲动往往不在乎对方是男是女，而着眼于对方爽心悦目的美感和情投意合的升温。 就在他水塘中戏水的那晚，全队就寝叫子吹毕，我关了贮藏室的门，插上门锁，停止取物存物，上高铺躺下一刻。敲门声响了。悄声叫着：
“老师！…大哥！”
我立即起身，跳下床去，知道他来了。
这是夏夜，他是光了上身的。他孩子般的灵活，爬上高铺。不容我说什么。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下意识的把门锁插了。可同时浮起了这是牢狱的阴影。毕竟，十多年的磨难，我比年轻人有更严重的心理障碍。
等我在他身边坐下，他睁开期盼的眼神。我俯首悄声说：
“现在对我来说，与自由相比，你帅气、青春魅惑只能视而不见了……”
他坐起来看我一眼，眼睛是水灵灵的，说：“我理解。我想放松一下。我更想让我们都放在心里，不忘。”
秀外慧中的小蒋说他只想紧紧拥抱一会，像家乡年轻人那样无伤大雅的吹拂一阵男风，与西方男男放浪模式是不同的。西方承载了原始野人的自由和放纵，应为现代文明或儒教所不取。中国农村未婚的青少年的男风，即使将自已的男根插进对方大腿夹缝按摩，只可说是自慰的变种。而偶尔悄悄自慰是普遍认可的青春岁月的人性。
当我发现他低垂的脸蛋滴下一颗泪珠，我心不忍地伸手捧起他的泪脸，眉清目秀的脸蛋，我吻了他，舔干了他的泪水，说：
“我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来，立刻奔向广阔的天地……”
尽管他是如此可亲可爱和可怜惜。此时此地，只能克制情欲，让爱神离去。
母校派人来了
又挨了一个多月，希望与忧虑交织的日子。
近三个月我已没有剪发，缺乏光泽的很有一些是白了的头发篷乱得显眼。不过，不管是丘八还是马缺角没有强制我剃光。说实在，整个围墙内不止我一人为自己在重见天日时有一个新的形象作好准备而不愿光着头皮出去。当局容忍这一违纪现象的存在，说明他们对这些难友即将平反心里多少有数。这实在也是一个种令人鼓舞的迹象。
那天天气睛朗而不炎热，准是上午，满面春风的沈大队长，又一次找上了我，说：
“随我来。”
我也不问什么，反正他总给我带来好事。他把我带进外面挂着信箱的大队办公室。里面坐着两位很有风度的陌生人。有一个较年轻的，不到五十，是认得我的。我却想不起来了。他叫徐杰。另一个胖乎乎的，五十开外，很象法院院长，不过态度比较随和，叫钱骅。吩当时他已经是副教授了。原来他们是曹院长派来的。徐杰现在是中国政法大经济法系主任教授，在中国经济法学界也算是一个权威。但当时他很严肃地看着我，不带什么感情色彩。二十二年了，他由一名助教成为年富力强的骨干教师，而我从一个执着追求上进的混沌初开的学生成了满头乱发的囚徒。在他看来，平反尽管在即，但黄金时代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你，钱老雷老们一度关心过的学生，还有多大的作为呢 ?
是的是的，成名成家似乎成了泡影。然而，这二十二年的坎坷经历，与整个民族同遭劫难的印迹和教训。不就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么？有一天把它挖掘出来，存之档案，搬上银幕，对我们民族和后来之人不就是一份厚礼么？当时在苛刻的目光面前，我多少有着这种反弹。
先哲有言：“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欲穷天地之秘、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
钱骅老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后 , 对我作了一些安抚，说：
“我们高兴听到你在这里表现很好。”我不禁回过头去，看了沈大一眼。他正一旁含笑。我说：
“两位老师，自从钱老告诉我已将我的申诉转给学校后，我一直盼着你们。请你们去一趟宁波法院吧，求你们啦！”
“是的，宁波还有别的任务。”骅老师说。他有搜集宁波港海事用于教学和科研的任务。
我强调说：“我的越境嫌疑发生在文革还未开始的时候，那时的政策与后来的政策有原则性的不同。说我叛国投敌，恰恰是我对社会主义的执着追求。作为罪证的我一篇评论毛主席的文章中，也有足够的反映。最多是认识上的差异和路线上的分歧吧。”
“你的申诉材料我们也看了，我们会转告有关部门。你放心，望保重。”
定心丸吃下了。从此开始了新的等待期。读者呀，所有等待对分秒必争，急于求成的人来说，都是难耐的，更因这是地狱中的等待，还不免常常有一些意外的变数。我早不是乐天派了。沈大队长在送我回监狱大门的路上，还吓唬我说：
“你的头发养得这么长，违反监规，我叫你中队剃了它！”
我回过身去看他，见他还是脸带微笑，也不免诙谐起来，说：
“大队长，高抬贵手，别让我光着头皮去见父老乡亲啊！”
到了围墙大门口，他严肃地说：“报告进去。”
我朝岗楼上的武装看守，喊道：“报告！一名犯人进去。”
“去！”
说来奇怪，这次毕恭毕敬的报告，不感到有什么屈辱了。这有点玩世不恭，大概也是对沈国强同志的回报和尊重吧。
光明临近了。作为政法教学的最高学府所派的两位特使的意向无疑是值得尊重的。这是我当时的乐观分析，事实上后来徐杰先生告诉我：他个人没有去宁波。宁波中级法院给我平反多半还是根据中央政策和步骤，相当自觉地纠正了当时形势下的无限上纲的判处。那时中央对平反工作的决心不亚于“三反”、“五反”的雷厉风行。这样拨乱反正的运动还应再来一个：彻底清算毛。他的功绩已经谈得过多，过分了，而他过错，作为对封建专制政治的最后决绝，和作为对我们下一代的启蒙纠偏是至关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也许历史会告诉人们：邓小平对这个运动是未必办的。
我不担心今后没有工作。但我还很想重温一年大学的幻梦。旧知要复习，新知要汲取。我的心还象一个小伙子。
对不甘平庸，和希望正直地度过一生的人说，新的繁重战斗在等待着。现在，我祈求上帝，监狱大门快快为我打开吧！
在足足三个星期的期待中，我几次重复了这样的梦境：放回去了，可又被抓了回来。没有审判程序，也没有法律文书，只让我日复一日的等待，等待出监。心情是这样的焦虑，这样的受压抑，醒来时嘴里还含有那么一股苦味。
八月三十一日我又发了一信，如下：
收到七月五日的复信，我高兴。较早收到了钱端升教授从北京发来的信。他说已把我情况转告北京政法学院现任曹海波院长请他处理了。老师还是 22 年前的老师，他希望我“得到澄清平反，”希望我“向前看，不计较往事”，还告诉我家住北京太平桥大街××号。我受到你们两封信的鼓舞，更奋发地作着参加新长征的准备，主要是整理一些小说散文稿、诗作。我期望至迟八月底把你们“具体结论告知于”我。但今天已八月三十一日了，还有什么疑难和阻力呢 ?
我的问题是很清楚的。文革前夕，我有“越境嫌疑”，和书写批评毛主席的文章，而拘留审查，最后再三命我家属保外，这样处理是可以的，合乎政策的。但在保外之后，我在四个浙大学生面前议论了文化大革命，攻击了江青和林彪，尊重和拥护了周总理而遭到逮捕是完全错误的。本应迅速得到彻底平反，可是至今未获通知！
请你们看看六九年五月一次对我的外调提审记录吧。这次提审，我重申了我对林、江一伙的看法，并且我强调“毛泽东的接班人应该是周总理。”当时林的接班地位已明文于党章，我心口如一地表达了立场和爱憎。
你们也可以看看六八年底，一位昆明部队先进工作者和一位朴实和善的同志对我提问 ( 与忻礼楣的关系 ) 时，我的书面交待吧。我写了我思想发展过程。我相信你们终能抓住我的主流和本质：对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痛苦的追求和探索。我有认识上的幼稚和错误，对党内斗争不清，一度寄幻想于莫斯科，相信能谅解我的。
以上申述，供你们参考。也许对我的公正结论已经下定了，我日夜盼着呢！
申诉人 8 月 31 日 ( 此信原件尚在 )
重见天日
79 年 9 月 7 日一早，马缺角队长带来了我的平反决定书。他把我从我所居住的贮藏室叫到隔壁那间杂务兼教育室，让我在他对面坐定。之后就把一张打印了几行字的白纸递给我，说：“这是你的平反决定书。你自己看吧。”
我接过一看，很简单，说是错案，予以纠正，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我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保持了举止和语调的平静，起身说：“我回去整理一下。”我想起步离开他。
“慢一点。”他说。我以为他又要罗索了。真有点讨厌。然而这次倒是非说不可。他说：“本月份的伙食费、粮票给你算去。第四季度开始由当地鄞县供应。由于国家财政困难，平反的又很多，据我了解，赔偿费是没有的。由原判单位发一点生活补助费。还有户口粮油关系，等会他们出工后，我带你去大队办理。路费也由大队给付。……现在，好，你去整理东西。”
我从教育杂务室出来时，大伙儿已在整队准备出工了，三三二二的就往教育室门口集中。最后一组还对着我所住的贮藏室。丘八队长在带班，装作没有看见我。也许他的思想还是不通，以为多半是北京老师的力量吧。他可不知道什么叫钱端升大教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主要草拟者。不是曾被称为臭老九么？
我在丘八身边走过，从教育室走向隔壁的贮藏室。大伙儿的目光都射到我的身上来。这当中，有忻兴和朱高个，他们无疑觉得自己失误了，后悔不迭；胡赖则在避免和我的目光接触。然而我根本无暇去观察他们的反应。尽管我的目光向他们巡视了一下，是在找我有着温馨感情的难友。没有瞥见他，直到此时我还不敢放纵我的感情，在大庭广众中找他出来。何必又何苦呢？是心理障碍重重未能随着自由的到来立即消除。我匆匆进了劳改队中我最后的栖息地。我开始忙乱地整理那些破烂的家当。
我先将一些狱中记实文字：小说、诗词、散文以及笔记，不少于五万字，塞进已经很旧的卡棉衣的破袖里，以防万一的检查。那些刑满出去的人是禁带私人信件的。不过，我是平反，惯例是不受检查的。这时候心潮澎湃，难以抑制。虽希望自己能够照常思考，完成我在狱中该清理和丢弃的，给这慢性杀人的生活打个到此为止的句号。
……他不断在我脑海中出现。……丘八还在讲话，只能等他讲完话去叫他，匆匆地谈几句，信誓旦旦地告别他。那些蚊帐、被褥等破烂都留给他。今后一定要找见他。然而，我压根儿忘了和忽略了最实际最珍贵的纪念是留下双方的家庭地址，不是什么物质而是感情的一个落实点。要知道我，作为一度的“狱友”去信当局很可能不给他的，光知道这劳改队的信箱号码是没有用的。
听见队伍已经走动，我赶紧放下未完全整理好的行装，迎出去看他。他已离开队伍，向贮藏室走来。见了我，在门口停住了，绽开了玫瑰般的笑容。这个笑容是为我的。我大胆地叫道：“进来呀！”
丘八队长放我们一马，没来阻拦，也不吭一声，就候在门口的阶沿上。
受够了几十年，尤其在劳改队的物质匮乏之苦，在我眼里简直是没有废物的。我被这些破烂束缚住了思路，我不问他家庭通讯处，而是指一些劳改犯或乞丐才拥有的日用品和衣着破烂说：“那些我都不要了，有你用得着的，你都拿去好了。”
他的眼皮垂了下来，既表示接受，又流露了分离的难受。
“再见……了”一阵伤感袭上了心头。他默默无言，欲言又止。我们都考虑到门外的丘八。
他忽地举起手揉了揉眼，脸面泪痕显然，说：“你什么时候给我来信呢 ? 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 ”
我立即回答：“待我工作一落实，即和你联系。”
我见丘八过来瞧一瞧，大概这是催他出工的表示。如果是已故的张队长值班，不管他会不会同意，我一定提出来让他送我到大门口。但这时候我却说：
“现在你就出工吧。”
这时候 , 队伍已经走光了。我们相对而视。他的沉默无疑是对人生悲离的无奈和接受。年轻人终于离开了我，去跟上队伍。犯人的队伍。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被我称呼为小二黑的义乌青年。他是否得到昭雪，恢复名誉不得而知。但听回乡后的忻兴提起他，说我走后不久，他又遭到批斗，而且带铐反省。我由于忙于为落实政策，为工作和专业对口，还为事业上的成名成家，一直疲于奔命和超负荷的运作，分不出身心来顾及这位狱中难友。那天毕竟是激动得沉着不下来，又在丘八监视当中，只能匆匆而别。连双方的家庭通讯址都忘了交换。真是罪过，我连他的名字都忘了。只记得姓蒋。这绝非我少情无义，而是自身有太多的负荷，活得太不潇洒了。我还是想找到他的！尽管他不再青春年少。怕的是他会被玷污，会象恩福一样被糟塌得面目皆非。我对这个“净化灵魂”“重新做人”的场所太清楚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清算大陆极左统治的里程碑。可惜清算到毛泽东的“伟大”就被弹了回来，他的封建遗产多半被保存下来，为今天形形色色的官僚特权行为涂上了保护色。所以清算极左很不彻底，不时反复和还潮。切记苏共垮台的教训在于：它的政治模式所具有的高度封闭性和集权，这既是它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获得成功的基本要素，又导致它执政后逐步变质并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即兵营式共产主义终结的深层次根源。这说明强大的民主化、公开化和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潮，你不变也得变，你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争得一席之地，必须适应这个世界。
我高兴地听到了这个“与国际接轨”，那个“与国际接轨”的说法；经济上可以多元化，惟独政治体制可以不接轨 ( 不是照搬 ) 。这可能吗？为鲁迅尊为师辈的梁启超先生早在他小说《新中国的未来》中说了：“讲那振兴工商的政策，但专制政体不除，任凭你君相怎地苦心经营，民力断不能发达的。生当今日，那民力不发达的国家，能够称雄吗？”“主权在民”“分权制衡”“多党政治”等思想虽然是资产阶级历史发现，但并不是它的“专利”。这些思想在历史上曾经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武器，而它的思想则渊源于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民主自由的长期奋斗的结晶。
与经济多元、经济管理模式、生产经营方法一样，政治层面这些也是全人类的共同思想财富！试想，如果不坚定而切实地推进政治体改，不解决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正直的才识之士执掌权力的问题 ( 今天地方官场、高校充斥了冒牌的博士、研究员… ) ，不建立权力的授予、监督、制衡的体制和机制，我们能够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运转顺畅”、繁荣经济的现代产权制度吗 ? 我们能够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异化吗？我们能够遏制为人民深恶痛绝，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吗？
邓小平未曾吹嘘他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取代“华盛顿模式”。他说他是“摸着石头过河。”今天的困境，是因为这位缺乏理论修修养而实践经验丰富的中国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从中国优势国情 -- 人口红利与广袤的自然环境着手；作为经济繁荣的两根支撑，汲取大量外资和技术，生产了竞争力很强的商品，积累进了巨额外汇。然而， 20 余年的支撑，这两根支柱已快断裂。光是治理污染，老实说用尽这些外汇还差远哩！
出路在于创新改变发展模式。可是真理和权力垄断下的国家是很难创新的。当年苏联军工发达，尖端部门是从欧洲先进国家窃取和收买，或从战败的德国攫得。真理垄断的结果，轻工制造业与服务业大大落后于西方。给中国的教训是，仿造不是创新，黑客剽窃、高价收买更非创新。有省分当家提倡“机器换人”。这机器是进口的，能算创新？
只有政改放弃真理和权力垄断才能发挥百姓的创造精神。地方对中央的阳奉阴违，是权力不受人民监督的不治之症，也必使这次依法治国的宏文成为空话。
政改可与两岸国共合作一起进行。领导还是共产党，是大哥式的领导，而不是老子党儿子党。合作与竞争中，整顿自己，清洗贪渎、不学无术的地方官员和学界政客。经济不难解困。
剩下的时间不会超过 10 年了！
只是我们这一代走上社会，进入学校就被蒙蔽愚弄以至吃尽苦头，丧失青春，差一点赔了性命的书呆子，能够翱翔的日子是不会太多了。口口声声为工农打天下的毛泽东政治，对一个走上读书求业的工农子弟，竟至如此残酷对待与毁灭性打击，原是我没有对独裁和暴政俯首贴耳罢了。
专制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思想、封建残余等很难清除干净，“专制”滋生的土壤仍然存在，独裁者对专制政治情有独钟，专制与民主的博弈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血雨腥风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不过，这时并没有想得这么灵清。对于刚刚获得自由和新生的书呆子，他在急于奔向玫瑰色的日子。乡亲们将会笑脸相迎。尚未看到西方景象的书呆子想的是通过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大陆的天空开阔明朗起来，党内以邓小平和胡耀邦为代表的健康力量将重新与苏共携手，共同为实现人类的理想世界而奋斗。
当时我头脑中的西方和港台仍留着毛派灌输的妖魔化形象，并不知道它也在演变，它的演变也是朝着人类理想境界的。暴政中的多年磨难，让我深深感慨斯大林模式的祸国殃民，但对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尚停留在朦胧向往的层次。
尾声
当我离开高墙铁网刚出得大门，沈国强场长正潇洒地向我走来，面带笑容迎着我说：“回到社会后，请你给农场多提意见。”我却用了套话：“谢谢，谢谢！”再没有什么表达对他好感之情。
别了！我激动又吃力地登上已经哒哒作响的三卡 ( 此去杭州，尚有二、三十里不通公共汽车的机耕路要走 ) ，送我到清泰门的司机犯人坐在前面大声地关照：“当心！”车子突然的开动，如不扶住铁栏就会有跌下车去的危险。机耕路面满是坑坑洼洼。风雨把道路的面貌改变了，岁月把人的青春带走了。我被颠簸得有点晕眩，加以冷风迎面，想吐。过了一阵，才适应下来。书呆子根本没有想到此去人生路上还有一段坎坷的路程，甚至不排除翻车的危险。
早上的空气带着清凉，兜着风很有点寒意，是因为我的身子相当单薄。但心情是兴奋的，充满着光明和希望。三卡驰过渠汊交错的田野，块块浅绿嫩黄的秋田，杨柳桑槐点缀其间，尚是单调的平原必将被装饰得丰富多彩。
“哒哒”的三卡噪音此时成了新生的欢乐。不见天日的岁月终于结束了。十三年，不！二十二年的漫漫长夜。别了！冷酷阴森的炼狱。别了，人性最丑恶、最被扭曲的场所；奴隶般的忍气吞声，可诅咒的牛马生活。
我贪婪地呼吸着新鲜和温存起来的空气。尚未散尽的晨雾给东海那边的太阳蒙上了一层薄纱。一切是飘缈的，若即若离的，象是梦幻。道路两旁那已经欣欣向荣的晚稻青苗和成片开着红花的棉田接踵而来；成群的麻雀从电线杆飞离开去。车后扬起的灰尘掩盖了过去的一切。但我是无法忘掉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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