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投奔苏联
投奔苏联 ---- 《赤潮年代》选廿
伟大领袖赐予人们一副特制眼镜。我用它观察世界，追求光明。
66年元旦已过，我已超过三十足岁了。“三十而立”，却一事无成。更难熬的是：头戴右派帽子，不能心情舒畅和扬眉吐气的做人，尽管我从未为摘帽去曲意奉迎。不能再继续这遥遥无期的右派改造期了!冲一冲，总有成功的可能。整日为衣食操劳苟且活命，永无成功的希望。忍，如果无休无止的磨砺和伤害着心灵，何不一下子在边防军的枪口下予以解脱?
我开始筹划到达东北的路费。必须一鼓作气地到达中苏边境，不能在中途耽搁或受挫。所以不能用补票改票和逃票“扒车”的老办法，那是提心吊担的旅行。由于“粮草”欠缺，作战行动宜于速战速决。我反复核算了，即便是有去无回的单程，至少也得凑足六、七十元人民币。
去冬做的一件的卡棉衣，尚是新的，值二十余元，但不能卖。因为东北的初夏还是春寒料峭的。我将几十本藏书，连同一部《辞海》卖给了师院师生;将葛兆留给我的书架子卖给了一位木匠;还把一口放衣被的板箱卖给了收旧货的。我将青少年时代的全部照片，连同一些青少年朋友、诚中的学生的照片(除恩福两张已模糊不清放在后窗口火化升华)，还有文稿、诗作以及高中毕业证书、宁波团市委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聘书、茅盾一封亲笔信等最珍贵的文件记念品打成邮包，寄至一直期待他成才的在武义当演员的大弟，这时他满十九岁了。我要求他好好保存，并速速汇款给我。我不告诉他干什么用，这是绝密只我自己知道，他也无需知道和最好暂不知道。我非常明确这是一场命运的决战，或得到了发展的自由，或彻底丧失了自由，甚至整个生命。
等大弟回音，真有点度日如年，足有三个星期。我收到了十四元钱，不是四十元，甚至不足二十的整数。他工资三、四十元，又沾了烟酒，又谈上了恋爱，自然没有积余。
就在我筹划路费的这些日子，林彪、康生和江青又获得了毛泽东的一个新批示，进行了声色俱厉的阶级斗争的总动员：
“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权。社会主义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是共产党员，也反党，实际上是国民党。……《前线》(北京市委机关刊物)也是吴晗、廖沫沙(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吴晗副市长)邓拓(市委书记)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他们叫嚣和煽动：
“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
毛皇在鼓动青少年造反了。刘少奇即将吃到自己吹捧的苦果，因为他是首先高树“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并在59年反彭时再予以肯定，现在，青年人怎不起来响应主席的号召呢?
这时候打倒刘少奇的密谋已经策划了，我们老百姓却一无所知，也根本想不到。说他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
大陆的社会发展远非结束农耕时期，急切需要更多的“走资派”，可毛泽东却要打倒他。毛派的反动本质彻底暴露了。我在四月中旬离家出走，是不是有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没有!是否有一种大动乱即将发生的直觉?没有!
我的瓜已经熟了，瓜蒂已经脱落，用不着什么外加影响。这个“瓜”就是脱离茫茫无边的苦海，奔向光明彼岸的决定。
1966年4月15日凌晨，我环顾了一无所有的，独居了将近三年的小屋，也就是我30年前出生的小屋，看了看昨晚挥洒在内壁上的一首诗词：
屈误书生八年零，偷越边境万里行。
背井离乡谁解意?凌云壮志少年心。
忧国忧己忧如焚，岁月流水忒无情;
青春劫尽迷梦醒，突破铁幕是英雄!
没有什么可留恋了，那就背起行包。
勇气，是你在黑夜和孤独中的护身符;对理想的执著追求是驱散幽灵的法宝;冒险精神，是在黑暗中指路明灯;幻想，是抵御疲劳的精神武器。父亲，今天我再次跪下来，如果天上有灵，保佑备受折腾的儿子逢凶化吉、一路风顺吧。随即，我吹灭了美孚灯，锁上小屋的板门，摸黑出发。
还缺少一枚指北针，宁波买不着。我问了一个青年外海渔民，他们船上所使用的太大。我只得路过上海时，到文化用品商店找。在南京东路，我发现了它。很小很便宜，我买了两枚。这是孩子玩的，我还是如获至宝。为了怕其中一枚失灵，我就买了两枚。两枚总比一枚管用。其实无用的东西，再多也是无用的。不过当时商品的质量问题，还未发展到今天严重，我没有产生它们不能辩别方向的担心。得手后，试也不试，付了钱就跑，怕上海人对我产生逃亡国外的怀疑。
至此，万事俱备，再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
一个人为自己的一生定音定调定位定向，要经过千磨百折的摸索和体会。多少人仗着年少气盛，横一横心，向生我养我的家乡父老告别，千里迢迢，去寻找理想的天堂。闯世界——这是一首朦胧诗，不!在我却是生离死别的情怀，一种成功率只百分之几的冒险。
我把车票买到三棵树，因为我还要去看看参军已经复员分配在哈尔滨一机械厂当工人的忻映。离上车尚有五、六小时。我不去姐姐家，“久病无孝子”，亲家婆和大姐夫对我冷淡了。我也无颜去见爱爱。她在我打成右派后还为我订了一年的“文艺月报”，现在她已经结婚成家。如向她借几十元，她会慷慨解囊的，但我单程已够。祝愿有朝一日能体体面面地会见她。
这半天时间，我独独去了外白渡桥桥畔，对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作了观望和凭吊。这时，这幢典雅的别墅建筑，似乎进驻了什么文化单位，看到的不再是个头很大的白种人了。
忻映的厂在哈市北郊，找见他时，天已黑了。他是一个新工人，住集体宿舍，睡大炕床。不知怎的，那天没有看到什么人。他说附近没有什么店铺(这我在厂外已看到荒凉景象了)，只好带我到食堂去吃点剩菜、冷馒头。我说能见到你已够高兴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呀!有啥吃啥，一切从实际出发。
他一向诚挚地叫我“文岳哥”。此时更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情感。这一去不知是何年何月才得相聚。我俩在大炕床并头而眠，同盖一条被头。我禁不住向他透露了秘密。我的心都坦露在他面前了。他问道：
“哥，到那边有好的工作吗?”
凭我的自信，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作了如此的回答：
“我还在做读书的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似玉’的梦，我几次梦回高楼深院。在课堂上，聆听严景耀老师娓娓动听的讲授，接受他停顿瞬间的青睐和会意一笑。弟，要知道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懂好几国语言的名教授呢!”
忻映又象孩子般的问：“哥有苏联朋友吗?”
“一位叫克依里洛娃的女专家一定能想起我，今天她定能帮我。”我十分肯定的回答。“千万别忘了我啊!哥……”他向我靠得很紧。
第二天一早，忻映拿出一件九成新的军棉大衣，很宽大，他嫌大了些，我却刚合身。他就送了我。我说：“这真叫如虎添翼了。抵得上半张边境通行证的作用，你真是我的好兄弟。”我留下那件的卡棉衣给他。两个紧紧地握手而别。这位年轻人的脸容一直是庄重的，我喜欢这种脸容。
我斗志昂扬地继续我的征程，于次日到了已阔别四年的鸡西市。这是我第三次到达鸡西。自从第一次盲流到此，想不到命运就和它不可分割了。作为煤城象征的，不知经过几十年风雨侵蚀的那块巨大乌亮的煤王还傲然地矗立在站台上。在我来的江南水乡，早是桃红柳绿、草长莺飞的世界，可这里竟然还是积雪处处，山头皑皑的自然风貌。据当地老乡说，几天前刚下了一场大雪。道道沟沟、密林深处满是一片银装素裹;整个儿边境要塞全被大雪封锁了。
天公是在阻拦我，也许还有父亲在天之灵向我警告。然而，要知道我的追求和决定，并非一时的冲动，绝不是心血来潮的即兴之举。我的这场命运决战是酝酿已久，权衡再三的;这是思想发展的必然，也是苦难生活的逻辑。在谨慎从事上，我流着父亲的血液，完全可以作为诸葛亮的学生。由于不甘屈辱一辈子，不甘埋没一辈子，而去冒风险，学一学魏延，偷渡陈仓小道。
人生的轨迹，不是你随心所欲的产物，而是自然法则与人类生存发展竞争中的选择。这种选择往往是无奈和被迫的。
我穿着忻映送我的那件军棉大衣，很添我的一点洒脱风度。肩上挂了个军用挎包，内藏着手电筒、指北针和干粮，以及一个抄写着十来篇反映我右派生活和心情的散文作品的日记本。这些现实生活中的不平和充满伤感情调的作品，有我独特的感受和风格，相信是能得到苏联同志的欣赏和重视的。
我向着山沟山岙和山岭走，象在体育运动会上的竞走，竞技状态极好，信心盲目的十足。我按地图书上的比例尺计算：到边境线算它六十公里的直径。我就走它天昏地黑的一百五十公里吧。至多两天一夜就能见到光明了。然而，要翻越不止20个大小山头，更是大雪封山。这是不可逾越的难关，可江南逃亡者，掉以轻心。
我尽量走着本地老乡已经踏出来的通道，凹凸不平，吱吱有声。遇到几个高大身躯的东北汉子穿着雪亮的高统靴，他们避开已踩实的却是不平的通道，在边沿松软的积雪上如履平地，速度超过我一倍以上。我试着学走了几次，都以失败告终。我的每一脚，都陷进雪里去了。拨脚出来，差一点那只胶鞋埋入雪里。大概雪遇到脚底的热，融化又结冰，将胶鞋粘住了。我怀疑东北汉子有轻功，自叹勿如，只好一老一实在路中间前进。
深达三、四米的雪沟一路即是，跌进去是难以自拔的。也是无人看见的。我不时取出两个小小的指北针。它们在不断地摆动。不大安宁。象在跟我捣蛋。但总的来说，它们没有偏离我所要的大方向。这样拼力的走，很易干渴，就取路边雪团解渴;饿了吃挎包里的米糕。军用挎包很小，只藏了三斤米糕。尿出来的小便是红色的!确切地说是茶红色，映在雪地上，分外的显眼。但我断定不是尿血。尽管，臀部与大腿骨交接处有点酸痛，我还是一个劲儿的疾走。这样从太阳东升走起，直走到太阳西沉。
太阳在山头密林处西沉了。我还是一脚陷一脚地往一处山坡上走。那是人迹不到的地方。越走，积雪越厚;越往上，积雪越不易融化。松软的白雪没及了我的脚踝头。一心想超越这一山坡，毫不虑及饿狼或东北猛虎。但冷静地一想：即使翻过山坡，那社会主义的天国就此显现了吗?
也许尚有五十里如此艰险的旅程，也许一百里，甚至在茫茫的林海雪原兜圈子，夜幕渐渐降临，无异是陷入绝境了。
该勒马，悬崖勒马!急流勇退，要学会急流勇退。先人说：要允许自己走点弯路，甚至是几年、几十年走了的弯路，切忌一味的进击。“欲速则不达”，懂吗?
想罢，我即转过身去，面对白茫茫一片的回头路和下山坡——
日暮乡关何处是，冰雪迷漫压心头……我颓伤极了。
我颓伤地走着回头路。约摸五华里远的山坡下，在雪丘和雪原包围中，有一村庄，依傍在银装素裹的林海边。景象是这样的萧杀，似乎是断了人烟的。
昏暗中，我借着雪光，进入了这一山村，却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外出串门的汉子。他可能村干部，愕然之下，把我带到民兵值班室。我说是到恒山煤矿找正在搞“四清”的吴区长(这吴区长任恒山矿“四清”团团长的信息是我在偶然的场合得到的)，而迷了路了。其实，我正是从恒山站出来进行越境活动的。那个恒山站，清晰地标明在全国地图。就黑龙江的东南角来说，它是最靠近苏联的一个火车站了。
他们不加怀疑。说真的，谁会去想在这大雪封山的日子，竟有人傻乎乎地和执迷地去偷越一百里以外国境，除非是疯了。
有时我自己也在怀疑：横遭这么多的精神折磨和迫害，是不是在那根神经上出了毛病?要不然，为什么几次干出荒唐的事。比如“三年困难”时期，拿着一张拾斤面额的废粮票，象个夜游神似的，在宁波几家饮食店买吃食，一家挨一家的碰壁，连续三、四家还不肯罢休。这时候，我的理智和自重哪里去了?现在，又干出人们难以想象的蠢事。
由此，我联想到我学生时代崇拜和迷信过，并视为恩人的毛泽东，当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国内外夹击时，他的神经系统的中枢由于频繁的路线斗争和对敌较量的结果，由于长期紧张而易于过敏吧。他那超常的理智同样也会走火入魔。他是人，而不是神。不能以神去迷信崇拜，也不要对神一样过高的要求他。这样受他错误路线和决策之害的人们可以心平气和了些。
只是最不可原谅的是他玩弄权术与愚民政策，他后来承认是当今秦皇，却又披上马克思的外衣，并在他暴君的真面目上戴着“为人民服务”的慈善面具;他愚弄和欺骗了我们所有的青少年的岁月!现在，我由于不甘心天长日久的屈辱的处境，为了自由发展也达到了近乎迷狂的地步，确定了一鼓作气的方针，有进无退。即使是刀山火海出现，也会闯它一下的。何况遇到的是水凝结成的雪，有何惧哉!
然而，他究竟为了什么?毫无疑问，自打下大陆的江山，他的一切作为，全是为了他个人至高无上的地位。振兴中华，为了苦难的同胞，花样百出的许诺，到头来原是大话、空话、套话和假话!
人类历史上，有过这样的领袖，他蔑视、践踏一切神圣的东西，而把自己的意志看得高于一切。这类超级英雄自以为握有绝对真理，自以为是人类救世主，于是便强制性地残暴地实现自己的意志，不管这意志多么荒唐，却不惜一切代价付诸实践。而黑格尔这样说的：“一个历史巨人，不会那样有节制地去愿望这样那样的事情。他不会有许多顾虑，他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可以不很重视其他伟大的甚至神圣的利益。这种行为当然要招来道德上非难。同时这样魁梧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难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西。”
那话能套上毛泽东吗?他所摧残的是数亿人民!他的目的是唯我独尊，他蛮横荒诞地要把中国的历史车轮推回农奴制时代!我的行径恰恰与他背道而驰!
这是痴!有人也许会这样说。在他人眼里看来毫无意义的执著;也只有“痴”可以无视世俗的褒贬，无怨无悔，死了也不足惜。
后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老舍舍身投湖，不都痴于人格的尊严和对人民领袖的幻灭吗?“痴”可以佯狂，“痴”往往离经叛道。然而我的“痴”更是对平等竞争和自由发展追求的极致。
由于路径不熟，对征途中会遇到什么又远远估计不足;根本没有想到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天公还能在我追求光明的道路上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布满了雪的陷阱和迷茫。
第二天，我回到了恒山站，耗尽了元气，也丧失了锐气。我不能不去滴道镇找我的熟人。求靠他们。我需要休息，并期待冰雪融化，以图再次进击。
我在一个矿工朋友家，看到了来自河北省的他的一个妻舅，叫陈兰桥。那是个粗壮身材、脸色粗黑的庄稼汉，动作迟钝，沉默寡言。这是他老家景县连续两年干旱，妻儿家小拖累了他的反映。他逃荒出来，以妹夫家为依托，在矿里拣煤过日子，每天带上手拉车，一车碎煤卖上三四元，过一天算一天。他的境遇告诉我要在东北“大跃进”时那样容易找工作已成了历史。国民经济是否尚在调整?这期间，恐怕吴区长也难破例帮我忙。何况，人家已上了不知你右派身分的当。尽管这里很少抓政治运动，他不能再冒救助右派的风险。
矿工之妻年轻且友善，和他哥哥粗壮相比，她显得细巧而秀气。我在她家炕桌边，凑合着吃了两天。虽粗粮咸菜，但吃得暖热，有一餐还改善了“生活”，餐桌上增添了一盆咸小鱼干。主妇说我还象五年前在柳毛沟时那样的年轻。我带着几斤全国粮票，给他们，说啥也不收。最后一餐在住家，一位老矿工家吃的。
我向赵矿长爱人刘素英借了拾元钱。因为已身无分文。我对刘大姐说：“找不到工作，只得回江南老家。”刘大姐慷慨地拿出钱来;看她一副并不考虑能否偿还的豪放侠气，北方女子能出十三妹，看来不假。
积雪已化尽，天气分外睛朗，东北的太阳已显示了它初夏的威力和热量，当地人脱了他们的皮帽子了。我一向不惯戴帽，一来没有六十公分以上的帽子买，二来浓密粗硬的头发抵得上一顶单帽。但这次考虑北国春暖之来迟，就买了一顶自行放大的呢帽来。肩上挂了一只小小的军用挎包，外面披了一件军棉大衣，脚踏一双军用胶鞋，一付转业的军人干部打扮。但挎包实在太小，里面还塞了一套旧衣服，还舍不得丢掉，而排挤了重要万倍的干粮。我在饭馆里买了两斤粮票的馒头，就装得鼓鼓的了。市场上设有压缩饼干，连江南那种实心的糕点都没有。我就急匆匆地上阵了。似乎我已做了应做的一切。而且做得不能再好了。
第一次失败的教训在于大雪封山，饥饿问题不存在，我就这样对粮草掉以轻心。既然一切就绪，那就拔脚走吧。
于是，我再度投入一场命运的决战。我在化了积雪的山道上疾走，在道道沟沟间跨越，一次又一次在深山老林中穿行。老林中的积叶厚达半尺，人过处，嗦嗦有声。我的心力集中在方向和路线的选择上，一心扑在光明的投奔上，头上那顶呢帽，不知在那座山林的穿越中被树枝勾去了。这些百年大树盘根错节，枝枝相连;或枝条如鬼爪向天，或树须修然如长发垂地。更有些大枝，好似巨指，形状怪异。我的灵魂已然出窍，只机械地疾走，及至一次坐在山坡空地休息时才发觉帽子被树枝勾去了。
尽量避开村庄，以免人家的疑心和山村守护人的查问，在认定的方向上非过去不可时，就闯过去。白天守候在村庄山口的往往是小孩子。有一次一个开朗活泼的问我：“带不带火柴?”火柴是严禁带入山林的。我边对孩子笑笑，边回答说：“没有!”就扬长而过。
孩子是天国门前的小天使吧。
天空是这样的湛蓝、晴朗，空气是那样的清新、舒畅，道路又是这样的畅通无阻，虽有一些成年男子，干部模样的人迎面而来，我走我的，轻快而洒脱，忽的我耳畔响起一支很伤感，又是坚贞不屈、执着追求的苏联歌曲，杜那耶也夫斯基的《小路》：
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糊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好象一群美丽的姑娘随着迎面吹来的和风在我耳畔歌唱。但这首歌还不能足够表达我追求的自主和冒险性。少了一束视死如归的音符。这些年我在偷听莫斯科电台时，偶尔也飘进了台湾中央电台的结束曲《风雨里的玫瑰》。这首歌竟也在耳畔共鸣，许是我心灵歌唱所引起的共鸣。
白天过去了。那条蜿蜒弯曲的山径小路，象根带子，在眼前飘摇，在脚下伸延……有时被荒草切断，被树木阻挡，最后被夜色淹没。在满天星斗的映照下，我不时的掉头寻找我的北斗。我背着北斗星，让北斗星成为我头上的光环。此时此刻，在这地球上，还有谁象我那样，似夸父追日，昼夜不停?世界上还有谁在出生入死地追求着光明，那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呢?
但究竟是北斗的柄，还是北斗的斗，指着北极，我没有作过研究。常识到了应用时方知少了;此时此刻，才觉得该注意的而被忽略了。原来星座不是固定不动的。星转斗移，把我搞糊涂了。
在判断北斗星的柄与斗的方向问题上，几乎使我晕头转向。我不时的打亮电筒，看那两个小小的指北针，疑神疑鬼地作着没有十分把握的冲刺。被超越的有几座山林地带阴暗潮湿，黑气弥漫，枯枝败叶瑟缩有声。幽深的夜色使这里的一切都改变了模样。独树、土墩、草丛，或化为成团的、成条的、成片的奇形怪状的黑影。夜游的禽鸟出人不意发出令人心悸的怪叫;受惊的小兽就在前方几步之遥丛林中横窜过去。只是在确定北斗星星在我身后照耀，大方向不错的心情下，连惊带悸地走完了第一个黑夜。迎来了第二天的曙光，和黎明。
晨曦被山头薄雾所挡。肚子饿了。没有大便。不感觉便急。吃到肠胃里的东西被最大限度地消化吸收，大便就不急了。我坐在一处山岙沼泽地中央的土墩上吃了最后一个馒头。深山老林边缘，海拔很高的地方竟然也有广阔的沼泽地倾斜下去，看不到尽头，大概是河流的一个源头。
局面严峻的是：干粮已经吃完，而国境线尚无踪影。一本伤痕性的散文集是该带着的，也占不了包内的多少空间。而那套旧的、质地低档的衣服干么不舍弃?从小养成的节约习惯这次可害苦我了。
我幻想着越过眼前山头就是，有时指北针似乎失去了磁性，什么方向都指。我估计的是这一方向，它却调皮捣蛋，指着一个大相迳庭的地方。两个本身也不一样;他们也不完全一致。但我坚信我是向我所追求的天国接近。为了证实自己的估计，在太阳第二次偏西的时候，我在一条弯曲盘旋的山岭小道边爬上了一棵大树。
眼前遍地苦涩的干叶，象是永久无援的孤独。我向我过来的连绵起伏的群山望去;站在树叉之中，一手攀握着树枝，极目远眺。迷迷朦朦的天的尽头，清晰地冒着一缕缥缈的烟气。这也许就是恒山矿。我久久凝望这人迹罕至野兽出没的连绵起伏的群山。无边无际，一股莫可名状的凄凉和伤感涌上心头：
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这是中学里读到的宋词大家、爱国恋乡的辛弃疾将军的诗句，在我脑海里涌现。
(巴金后来在《随想录》中说道：“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饥饿使我放慢了进击的势头，脚步不再强劲有力了，尽管还在努力地在高山密林通道中迂回前进。图上咫尺的桃花源，行程竟然是没完没了。这种空间迷茫和“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时间差落，是一样的吧。
我的灵魂象已升华。生与死，苦与乐不是绝对的。能不能就在自己的身边，就在上帝为你安排的地方找到人生的乐处呢?要是口口声声为人民的政府，给你吃饱穿暖的保障，你还付出整个青春的代价去探求天国的温馨，结果未叩开天国的大门就倒下了，那就有自作孽之嫌了。
肚子是十分现实的，它愠怒地提醒我：有可能在这高山老林倒下或坐下起不来，爬一阵子……积雪刚融，深山中找不到吃的，说不定你倒成了饿虎的一顿美餐---突然闪现和见你咆哮的东北猛虎倒未虑及，好象这仅仅是书本上的神话。
我带着这套陈旧的衣服何用?留着五元又另的人民币干啥?也许在我潜意识中尚存在此次进击也不能进入天国的担心，即存在越境再度失败的潜意识。但我不能不承认：我是临阵紧张，眼高手低的书呆。
然而，经过长达36小时连续不停地疾走、穿行和翻越，当第二个“白日依山尽”的时候，奇迹出现了----
横卧在我面前的是一条深浅一米，宽阔也是一米的山沟，越过这条山沟便是一条坡度很陡通向山下的宽阔的卵石铺砌的山路。这样宽阔能交叉通行手拉车的山路在整个偷越行动中未曾出现过。这在高山深处确有奇迹之感，山沟向左右密林深处伸延，而沟的右延我未意识到这正是我血心追求的方向。
可夜幕渐渐降临了。幽冥中有一种诱惑和幻化：眼前那条横沟正是兴凯湖西缘的中苏国境线。不是国境线要这颇费人工的漫长又深阔的山沟何用?只是，国境线该有一定的界牌和标志呀?也许标志不在这里。至于边防岗哨，在这视线放不开的深山密林，只能巡逻而不会守株待兔式的值班站岗。这多半是我的阴阳界了!
而且，沿着这通道直下，肯定有个山村，肯定有人间烟火，也肯定有我吃的。至于是不是我所追求的世外桃源呢?如果还是“炼狱”的烟火为我烧制饭食，我能吃得下吗?这一切我已没有心思去考虑。老林中的夜幕下垂得甚快，路面的卵石已经模糊，周围的气氛十分阴森，已经无力咕叫的肚子用沉默来表示它最大的抗议。于是我纵身一跳，越过沟去。当时我并不明确这条沟是用来防火和作为鸡西市与鸡东县的分界。我缺乏这一知识，致使我做了可能此是国境线的美梦，促成了命运攸关的失误。
我顺着陡削的坡势，飞步而下。路面固然不甚分明，但两旁高耸的老林象排山倒海似的往我身后速退，兀在我的眼帘映演。我没有观赏，也顾不得观察空中是否有星星或已经是满天星斗，当务之急是解决饥饿。
可是，方向越来越不对头。这条卵石路总是向西北方扭，越来越偏离我所需要的方向。不对!我必须立即止步。也正在此时，隐约的，前面出现了一条也相当宽阔的叉路，与我直冲下来的坡道成30度左右的锐角，那才是我所需的方向。
然而它是通往山上的，荆棘丛生，密密层层。我用手电筒探索和测度，想不到电筒不亮了!大概是由于一路震动，坏了电珠，这也是使我陷入罗网的要素。我努力用肉眼观察，用手摸索，都是些齐人高的坚硬的柴木。我硬挤了两步，才灰心丧气地默认：这是一条被柴草封锁多年的死路。也许多年前这确是通向社会主义样板的金光大道。
我退了出来，也就是退了下来。饿死的恐怖袭上心头。于是，继续向有人间烟火的山下滑。下意识地拣起横卧在路旁的一根青柴棍，拿着这条齐胸高的棍子，顺乎自然和听凭命运地循着那条坡道向下冲走。坡度很大，用的是惯性，不费力气。
我已完全丧失了转身上坡的气力，匆匆地往下冲走简直似腾云驾雾，不由自主。即便是十八层地狱的最低层，我也滑下去了。惯性是这样的强大，生理上的需要，对活命的渴求，使我无法制止这种惯性，也懒得抗拒冥冥中已为我安排的命运。我的战斗力和意志全部被饥饿所剥夺。
我连向上爬的力气都丧失了!我的运动完全由于惯性。饿死魂归地府与人间炼狱之间，已无个性的我作了后者的选择。好死不如恶活的懦夫哲学支配了我。也许这样的死去，不会瞑目，象父亲眼睛始终是微张着的。或许山下就是世外桃源呢!不知有楚汉之争、世代和睦的纯朴山民都欢迎我去他家做客!我滑下去了，两条腿机械交替地弹跳着，无需一点力气;虽是跌匆匆的，却保持重心的稳定。这有赖于我多年来体操的锻练，连持在手中的对付摔跌或野兽的拐棍也无需利用。
这简直是一场梦游，而我的躯体仍睡在碾子弄小屋里。也似乎没有灵魂，不会思维的我之外壳靠着地心引力和惯性在向下运行;也象是腾云驾雾，在下临凡尘，而这条陡削的卵石路是一架肉眼看不见的天梯，高耸入云，我从云端冉冉而降。
这就是走火入魔吧?
我在“梦游”中调整了体内各种器官的功能，融合了心、思、气、身四个方面，使我保持了平衡，维持着下意识的控制。脑子的营养不再需要，下肢的功能得到了充实。和谐舒心，这是我脚踩陡岭下的平地时的自我感觉。我立即转向我所既定的方向，隐隐的，前面有个村庄。
我发现有一所孤零零的小屋，它距离村子约有五百来米。这所茅屋并不破败，门窗完整而紧闭。听不出里面有声音，鼾声也没有，但我直觉里面有人。深夜过半，肯定睡着了。我竭力窥探门上有无什么门牌标记。门牌上是不是天国的文字，还是多灾多难的尘世的方块?看不清，肉眼不管用。电珠坏了，真糟!为什么不备用一个?茅屋四周，我蹑手蹑脚地绕了一圈，希望有所发现，让我作出或天或地的判断。
今天我回想当时最佳的对策，理应“笃笃”敲门，来一个“投石问路”。中华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富的人生斗争经验，连这样极为普通的一计都忘了运用。我“笃笃”敲了两下之后，要是里面有人作出了反应。听到了问声或讲话声;是汉语，我不是可不必盲目进村了吗?也许这时的大脑功能已不能从容计议，还处于惰性状态，缺乏机灵。要是无人，我可以破窗而入，找点什么吃的，并可断定我究竟是否越过了国境。这样我人生的道路也许别开生面了。然而，我因饥饿而缺乏机灵，也无足够的魄力，作投石问路。
人们不要肯定我这是免得打草惊蛇的谨慎，这是我脑子不机灵。既谨慎，又有必要的胆魄和灵活性，才是独挡一面的将才。在这场命运的决战中，饥饿让我成了蠢才。
我手持一条齐胸高的青柴棍，披着那件军棉大衣，大跨步地往村庄逼近，突然一声喊，是和平的，于我无异是晴空霹雳。
“谁?……××!”
原来，前面离我20米光景的三叉路口，有一岗哨。这是我猝不及防的。这是道地的东北话，持枪的中国民兵依稀可辨。只是他错以为我是本村干部，直呼其名，而我却爽朗地回答：
“不是!”
并且我大踏步地靠近了他。这民兵似乎慌了起来，端正了手中的步枪。我赶紧将手中的青柴棍扔了。就这样投降了!
我说：“我是过路的，迷路了。”
我心里想的是：这下准完蛋了(终于又归失败)!
明知是罗网，罗网为监狱开张，我却欣欣然地投入。这又是令人费解的了。我的神经到底有无毛病呀?
是自首?“迷路”的声称否定了它：是上前排除隐患，扫清障碍?我一向没有武斗和刺刀见红的本领。这点完全象我的父亲，看见有人流血，惨不忍睹。何况，我已解除了武装，扔掉了可被认为武器或凶器的青柴棍。在荷枪实弹的民兵面前已手无寸铁。该怎样理解我这反常的表现呢?
是这样吧，我的本能使我觉得躲开罗网已无力气，也不知道离开国境究竟还有多远(向南翻越一个山头就是了)，失败已成定局。但是，象第一次借口迷路那样滑过去，倒不是绝不可能。走着瞧吧!我装作一位迷途的关内游子，跟着并不问话的民兵往村里走。他把我带进了村长的家。
这是一户窗明几净、灯光雪亮的人家，我进门第一句话就是：
“我饿了!”
穿着干净，举止大方，三十岁左右的村长夫人为我煮了一碗新鲜喷香的高梁米饭，并炒了一盘十分可口的豆油作料的土豆丝来。夜半三更了，却有满屋子的瞧新奇、赶热闹的山民。也许少见多怪，我冒冒失失地打破了边村的固有的宁静。他们从未见过这等模样的不速之客。今天回想这群男女老少，他们的气色都很健康，衣着都干净，比滴道我的一些熟人整洁得多了。当时，我可没有观察得这么仔细，坐下干净的炕头，吃饭要紧。但我不狼狈，显示着一种不亢不卑的姿态。说真的，当时我还多少有点宾至如归的心情。
是的，民以食为天，吃饭满足生理需要第一，其它都置之度外了。一切由命运去安排，去决定吧。我强不过你，心头也居然相当的轻松。
“你是江苏人吧?”站在一旁观察我良久，象是跑过码头，见过世面，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问我。我边吃边支支吾吾地答道：
“不，是……从河北省到这里恒山矿找吴区长的。”我不停地咀嚼着香喷的和松软可口的饭菜，那三大两粗的陈兰桥闪过我的脑海。
“恒山属鸡西市，离这里老远的哩!”一个青年用奇疑的目光不断地打量我。我用咀嚼声代替回答。
“你从哪条道上来的?”又一个青年问，好象是带我进村的那个站岗民兵，对于这，我毫不含糊地说：
“就从那山边一条很高很陡的山岭上来的。”面对着站在我身边的几个天真的孩子，我将筷子高举，带上神秘的口气，似乎是说：
“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哦!”有人发出一声惊讶。一个干部却很严肃地告诉我：
“那上面，是绵延几百里的深山老林，有东北虎哩!算你命大，能活着下来。”
村长见我吃饱了肚子，过来说：
“你有通行证吗?这里是鸡东县，边境地区，有通行证才得进来。”
我瞠目结舌，我竟跑到鸡东县来了!
村长夫人边收拾盘子、碗筷，边插话说：
“公安局长来我们村子，也带上通行证的。”不冷不热的口吻。
事后知道这个山村是紧贴着中苏国境线的。它在山之北。山南使是苏联太平洋沿岸的远东地区。这个边村的东面，那个中苏共有的兴凯湖，估计相差也不会太远了。迷路的借口实在难以令人信服，没有通行证倒是被扣留下来，送交公安局审查的充分理由。
我从挎包里掏出了手电筒，对着不冷不热的村长夫人说：
“实在不好意思，这电筒和里面的电池都是新的，只是电珠坏了，权当饭资吧。”村长夫人听了，连说“不要不要”。究竟嫌我气派小，还是他们的好客，我可不知道了。但他们的脸容并非是热情和开朗，而是板起来了。
热面贴不上她的冷脸，宾至如归的幻觉顿然丧失，让我感到处境是多么不妙。
气氛和局面都严峻了。我也只得横下心来，悉听尊便。我把手电筒放回挎包，那草绿色的军用小挎包内，看来这一套旧衣服不是多余的了。
“这里是不准打手电筒的。”村长板着脸说。至于为什么不能打，我至今仍不甚明白。
几个兵民、村干部陪伴着我睡在一个大炕上。我披盖着忻映交换的那件军棉大衣倒头便睡。睡得贴实、挺沉、挺死。啥也没想，啥想也没用。“命似纸薄”，“心比天高”又有何用?志大才疏，能有什么建树和成功呢!
当时我差不多整整两夜没有睡觉了。说得确切些，是整整四十余小时全身都处于运动的状态，机体各部分已极度的疲乏，经过下岭将近一个小时的调整，肠内积聚的脂肪差不多都转化为热能消耗了，现在急需吸收刚落肚的营养，血液为此而奔忙。平时没有假日的脑子，你就好好的休息吧。
我睡得很死。有什么办法?请读者不要过多地责怪我无能。我说了我不是一个武士，我不惯刺刀见红，从不打打闹闹，连要抢要夺、碰碰撞撞的篮球场也很少问津。我无意乘他们鼾声大起的时候，突围而走。因为我不知道这是苦难中国的最后一个边村了。
我从未入睡得这么快，这么死过。
次日一早，山头晨雾弥漫。高山边村(寨)很有点寒意，我穿上军棉大衣，很有点愧对江东父老与兄弟之感。忻映呀，你在为我祈祷吗?
在彬彬有礼的两位青年民兵伴送下(气氛和态度决难说是押送)，我踏上了新的“征途”。历史将展开新的一页。用不着问：此去何往?用不着他们对我宣布：这是天堂的反面。但丁在冥冥中说道：进不了天堂的，得下地狱了。
我们一行三人，走的都是下坡道，但甚平缓，且坦荡。我们不慌不忙的走，很有点象郊游、远足的味道。也确实有很长很长的通向鸡东县城的道路要走，需要走上一整天。他们不打算当天回还，难得到县城，趁机逛逛，并购买点什么，给人捎带些什么。然而，对我来说，可不是轻松闲散的事。我的自由将被彻底的剥夺，我的青春将在这边远山道中最后埋葬。我未经些许享受的青春欢乐，永远不会出现了。
“水向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走向高处，追求生存发展，本是人的天性与本能，是天赋人权。这十七年一直为此而奋斗，并与追求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相联。我没有一丁一点干出对社会、对人们不利的事，我进行的人生“竞争”是正当的和遵循道德规范的，为什么我总要受到打击和伤害，总是受到残酷的惩罚?
红色江山打下之初，“联合政府”和《共同纲领》运作那两年，我不想否定。从一个推磨挑担的孩子成长为一个良知的青年，并有高尚和执着的追求，这是引以为荣的。但是，打从毛泽东瓦解联合政府，追求他个人的独裁，搞封建复辟，让正直的书生付出了整个青春的欢乐以及做人尊严的代价，得失相抵吗?
像《海的女儿》中的美人鱼，为了爱情和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她固然有了美丽的人的形体，却同意让巫婆割掉舌头，成为哑巴;她能跳优美绝伦的舞蹈，每一舞步却如扎针尖，而且王子对她的爱情始终保持着距离。这是值得的吗?
我们一行三人在平缓的山坡道上款款而行，右边是连绵的高山，长着密密的枞杉和栎树，还夹着不同寻常的白桦。一只山鸡在山窝林深处“咕咕……”“咕咕……”地鸣叫起来，空谷传音，分外的凄清。当鸣声象游丝般的在空气中消失时，山道上又恢复了原始森林般的寂寥。全程不下六、七十里，我们默默而又款款行进，惨淡的阳光从右面渐渐转向左面。
没有交谈，他俩之间也没有什么交谈。执意地带着我去天堂的反面。然而我竟这样认命，而毫无挣扎了吗?
我为如同第一次那样滑过去，做了我应做的一切了吗?
哦!有可做的。
我在一丛小草边停下来，他们也停了下来。我敞着军棉大衣就地撤尿。他们转过眼去。在系我裤带时，我故意慢吞吞地，但我迅速地取出了两枚指北针就地一抛。可是没有逃过两位年轻人的眼睛。两位不约而同的趋步过来，从草丛中拣起了它们，放进了他们的口袋。不说一句难堪的话，没有呵斥，连一声都未啃。他们自始至终都彬彬有礼，但忠于职守。
在长达八、九小时“远足”中，作了两次休息。一次在边民家。我在该户泥砌的墙上，看到了一份《爱国公约》，其中一条就是：“不越境打柴”。至此，我才悟到：我昨晚过夜的山村距国境线决不会超过三华里的。第二次休息在公社办公室，吃了过午的中饭---两个馍馍，一碟咸菜。我在张挂于墙上的《鸡东县行政图》上，看到沿着鸡东和鸡西的分界，就是我所跨越的那条防火沟。那山沟向东南方伸延过去，不几里就出现了两条平行的山沟，与我跨越的那条相交接。这无疑是国境线，这就是我当时的阴阳界。天哪!……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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