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渤海湾边的茶淀农场
渤海湾边的茶淀农场
－－《赤潮年代》选四
作者：章文岳
一天黄昏，干活后吃了晚饭，正打算上高铺休息，叫子突地吹响了：命令集合。把一些经过挑选的青少年“盲流”，装上了几辆大卡车，驶离了砂石厂。街灯已经亮了，街面上人群熙熙嚷嚷。过往车辆不断鸣号开道，车速缓慢，包括我们这列装满准奴隶的车队。
街上的行人并不注意我们。在车水马龙和昏黄的夜色中，我们不怎么令人注目。由于麻木不仁，对什么都视而不见，什么都引不起我兴趣。街上的行人当然是自由的，他们或回家，或购物，或闲逛，到他（她）们要到的地方去，我们却象被贩卖的奴隶，在敞篷车上挤成一堆。谁也不知道往哪里送。我闪过跳车逃跑的念头，但何处才能让我安身立命？“扒车”的道儿不懂，关外存在着劳力自由市场也茫然未知。别无糊口之路，我只能任其驱使和摆布。
在砂石厂近四十天的浑浑噩噩的日子里：那有节奏的一俯一仰劳动舒畅了我的心胸；北京九月的天气也分外的爽朗。没有逃跑的念头，也是因为无处可去。甚至我没有向当局发问：我这样令你们满意的劳动，路费还未挣够吗？这些近在本省的青少年路费还没挣够吗？也许他们象我一样不想回家，都有一本难念之经。也许知道说了也无用。三餐燥烤米饭喷喷香，它迷住了大家，使之麻木不仁，与世无争，真象成了能听话的工具。
现在，我们的车队穿过了闹市，沿着外城，向东北方向行驶。微有寒意。谁也没有吱声，谁也不看谁的脸。有一个小青年紧贴我身，抬起头瞧我一会，把我抱紧了。人挤人，我无处闪避，想他不是恶意，昏暗朦胧中也就随他去。他给了温暖。天全黑了，大家愿意靠在一起，并不介意小青年有点过分。
我一向没有观察人表情的习惯，觉得不礼貌，惹人反感。此时也绝无这种心情：观察一番，留下印象，作为后来的创作素材。那时的精神差不多崩溃了。
“听天由命”，只能象牛马一样听凭驱使和服从驾驭。这是会碰到的：有形的吓唬和无形的威慑。同时牧师式的劝导和宗教式的造神让你就范。许愿与哄骗常常是一个银元的两面；象杯掺了糖精的毒酒，毒性发作之前却是甜的。但最省力和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让你蒙在鼓里，不让你看到相异的色彩，听到不同的声音，使你没有一个比较和思考的余地，让你感觉到救世主的安排是唯一的选择，造成举国一致的盲从和认命。然而，这是能持久的吗？
我们的敞篷车队经过整整一夜的颠簸和晃动，于凌晨东方发白时，才让停车稍息和小解。没有武装押送人员，几个便衣也似乎不带枪支。这对我似无所谓。因为不想逃跑。个个晦气头色，脚筋僵硬，默不作声，去迎接和忍受更为严酷的寒冬。这时，车头已经向西了。
这是一片不毛之地，一望无际的荒漠和盐碱，眼面前有几株横向延伸的刺藜蒺和硬茎茅草，稀稀拉拉的蓬藁子散布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我在一条近乎干涸的浅水沟边小解。沟旁有一丛参差不齐的芦苇。水无疑是咸的、苦涩。空气凄凉而沉重。
解毕，转身，却见一小青年温和地望我一下，也前去小解。我估计车上依偎我一整夜的就是这个山东小青年。
领队说到了收容农场，管我们早饭吃，已经联系好了。这时候，突然有人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在死寂的荒漠空间振荡开去：
“我要回家！……”
真有点毛骨悚然和天塌一角。
这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尖而苍白的山羊脸，显然是关瘦少食之故。据说是神经病患者，似乎是家属投送来的。大家看这少年蹲在地上，又一声强烈的嘶喊：
“我要回家！……”
我倒不想毫无体面的回家，我想在场的差不多都无此强烈的冲动。这强烈的呼吁引不起共鸣，充其量是一种狐死兔悲，物伤其类吧。所有经过一夜颠簸困顿的被贩卖的奴隶表情都很呆板，都淡漠地观望直至被催促上车。此时我想，即使当局将我押送到北大荒或什么青海高寒带，我又有何法？
这是一所刚开办的收容农场。不远处尚有几个劳改和劳教农场。那时候，劳教没有期限，真是可怕。怕的是青春都被吞噬了。听说梅葆玖就在附近劳教，还演戏，他是不会永久的吧。后来，我才知道这里也叫清河农场，有许多分场。那么，林希翎、赵日月（北政闹得最出色的学生，低我一届）都在附近了！毫无疑问，十年大庆前夕强制收容我，是庐山会议决议精神的贯彻，与北京政法学院当局肯定作了联系。所长不是“哼”的一声么？“到北京告状来了！……”
收容农场并没有收起“挣路费回家”的幌子。这真是滑稽非凡。它一批又一批地接收来自华中、华北各地的青少年。水稻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房子也不断出现在平地。作为慈善的点缀，这里也收容几个精神病患者，安置一些老残病弱而又无家可归的刑满人员或解教人员。这里头尚有几个留场就业人员，从事套车搞运输，较为自由的劳动。
一个“精神病”员，年约四十余，独关一室，看见人便声言他不是精神病，他总是那样的激动，眼神确乎异常，有那么一种逼人的光：
“解救我！我是冤屈的，遭迫害的！”这眼神正和他激烈的言词一样：“我没有神经病，会读报、写字，你看你看……把我当正常人，给我以正常人待遇吧！”
可谁管他神经不神经，冤枉不冤枉？“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但对当局来说，你越叫得凶，越表明你有神经病，应越加受到“迫害”。古今中外的精神病疗法莫不如此。标榜体现划时代优越的社会主义场所也竟如此！
“我要回家……”住在他隔壁的少年，每晚都在嚎叫。
神经病人员都独居一室，不关门，没有床，屋里角有一草堆的地铺。一地粪尿，怜悯心常触动我于晚饭后去看望 “要回家”的少年。由于臭气外溢，我只能站在门口稍远一点的地方。他有时眼神似乎在辩认他的亲人；在瞪你的一刹那，飘忽中又显得视而不见。孤苦无助，举目无亲，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他的神魂只有飘向他记忆中的故乡和老家去。我敢断定他是存在一种朦胧的记忆的。可我却没有发狂的喊：我要回家。我的痛苦比他还小吗？
在寂静的深夜，在这空旷的荒漠上空，还偶尔飘来一列凄厉而悠远的火车嘶鸣，那是从通向关外的京山线上传过来的。
近千米见方的土城内，中间是一条南北向的通道。从正北大门沿着通道走过一块开 阔的场地，居中两旁便是三排平行的东西向的红瓦平房建筑。这就是我们的宿舍群。大门进口的右侧设有马房和打铁铺。那一厢似乎还有一间小小的禁闭室，用来惩戒逃跑的。靠近我们右侧宿舍群的还有大伙房和锅炉房、左侧的三排平房建筑住着几个不事劳动的老残人员、神经病患者。生重病得送到别的农场去。左侧的大部分房子空着。
土城内没有树木，没有绿化地，见不到花草，只有几大堆蓬藁干柴高高地叠放在南北两段空旷的场地上。看来一切都是原始简陋的，和起家伊始的。管教人员住在土城外正北约两百米的一排平房内，沿着平房门前已植下一行沙柳，略透绿色。
土城的西南角设有了望台，与大门口的岗亭互相呼应。不过那上面从未见到哨兵的影子。也许夜里才有。土城外围有浅沟，形同护城河，那是垒筑城墙时取土留下的。与其说护城，还不如说是为排水。大门口岗哨日夜值班。那是两个东北大汉，虽是便衣装束，却佩枪支武器。我的昭雪和复学梦彻底破灭了！
这里头，我遇到了好几个和我一样被开除学籍流返北京的大学生“右派”，其中一个四川籍的石油学院学生，还是新婚不久的。此生已是玩世不恭，嘻皮笑脸，乐于充当组长，传达队长意旨，分配生产任务，汇报小组情况，随大流识时务，飘到那算那里吧。
一位先期到达的财经学院学生，已脱产当了大队统计，发放被服、生产工具。这是有文化的收容人员都青睐的美差。这位置也是管理人员与收容者之间的桥梁，能独占一个整洁的房间。他对我真挚，交谈中常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我不知他们是否真的犯了右派错误。他们没有告诉我是来京申诉的。他们大多出身不好，也许就此比我头脑要现实，问题看得全面看得透。
一个湖南籍的北京财经学院学生，姓刘，说贫民子弟。他大个子，其口音和慢条斯理的谈吐，平时沉着、固执和不大灵活的举止，常使我想起他的老乡毛泽东。他与老母亲相依为命，但也受不了“三面红旗”的聒噪和社会的歧视外流出来了。他喜欢找我谈时局和政治，但也不知道庐山会议毛泽东扭转乾坤的巨掌。他对社会不公似乎司空见惯，不再惊奇，抨击世道的言论尖锐又大胆。我对他既欢迎又害怕。实际上，大会已点了他的名，他肯定在那个石油学院学生面前也说了什么。但他似乎不怎么介意而我觉得有必要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惯性地保持着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尽管我对毛泽东的伟大和英明已有疑虑，当时也不知道中苏已有分歧。彭德怀和赫鲁晓夫尚未取代毛泽东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对斯大林不再崇拜。但毛泽东神像未倒；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彭总，由于愚民政策，新闻封锁，其光辉形象尚未家喻户晓。
当时，我不说反右整个错了。如果认定这一点，就势必进而推断中国党的路线对不对。错打我几个学生（谁都能检查出自己有那么几句对党不利的话，好些书生就想党所想，狠批了自己，忍辱负重地背着黑锅，因为毛泽东伟大形象还在心中存在，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想还在他们心中闪烁。说是善良，也不妨说有点奴性），这是十个指头一个小指头的问题。毛泽东伟大形象还树立在那里，只是根基已暗暗开裂。裂缝在现实中发生，并在现实中扩大。现实使人作出归纳：把悲惨和专制的，特权和异化以及缺乏理智和狂热的种种与毛泽东的领导相联系，加以必要的理论分析，晚年毛泽东的失去民心是生活的必然逻辑。今天倡导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邓小平，以《共同纲领》为载体，本可成为亿万人民的希望。遗憾的是，实践中经济和政治隔裂；以为经济上去了，政治基本上可以老一套。
然而，经济发展如果不以创新和法治市场为载体，而是利用共产党举国体制的优势，挖肉补疮式的坑农，先吃后空般污染自然生态，加上“独生子女政策”，诸如此类短视行为，所出现的世界第二高的大厦无异于海市蜃楼！
星转斗移，当有机会接触了一些难得的材料认清了全局后，我对反右的实质才有了明确的认识。
有没有耸人听闻的“章罗联盟”？我没请教钱老。这时候为了洁身自好，双方都避免互相接触。当时我觉得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决不会信口开河，不负责任地捕风捉影。然而，这是千古奇冤。章罗之间是文人相轻的。当“章罗联盟”在报上出现时，罗隆基正在印度访问。他感到突然，便气呼呼地挂电话到国内章伯钧家。他大声质问：“喂，章伯钧！我什么时候同你结成联盟？请你说清楚！”
章伯钧在电话里支支吾吾。罗还不肯甘休，回国后立即驱车章家。尽管章夫人热情招待，端茶倒水，罗仍怒气不消，面对老章劈头就问：
“我们一直在吵，你凭什么承认我们联盟了？”
最后他把手杖在大腿上一折两断，以示与章伯钧的诀绝。
罗隆基性格开朗，恃才傲物，每每臧否人物；直言无隐，难免伤人。（在大学，我有了此类雏型）《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著名女记者浦熙修最佩服他能言善辩，也佩服他的见解和文字功力。直至反右风暴袭来，《人民日报》社论点了她俩的名，俩人为避免说成搞串连，订立攻守同盟，才一刀斩断了拖了已达十年亲密友谊，形同陌路之人。
钱端升被批为章罗联盟的大将。罗隆基器重钱老在政法界的地位，整风中增加了联系，也是自然的。
同样，54－55年的胡风问题也纯属冤案，那时我正在诚中当民办教师。反胡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是继思想改造运动后又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深化和突进。分发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学习材料。毛主席亲抓这一运动，每份材料都有他的圣旨圣口，报上天天都有揭批文章。
大作家巴金当然也得从命。在他后来《怀念胡风》一文中说：“老实说，这个运动对我来说是个晴天霹雳。我一向认为他是一位进步作家，至少比我进步……这个冤案的来龙去脉并未公布，我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没法知道更多的详情细节，在关了多年之后，他们夫妇回到了四川，听说文革期间又坐了牢，判了无期。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一个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诗人战士变成了神情木然生气毫无的老人。我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我差一点流出了眼泪。”
当时报上说他骂鲁迅已是死人，他懒得去参加一年又一年的追悼会。使我认定胡风确是坏人。因为那时我已读了鲁迅不少小说散文，对他所描写的农村少年和风土人情倍感亲切，我是十分崇敬鲁迅的，至今仍有一帧他的照像映衬在书橱上。所以在“诚中”小组会上我就这一点作了批判发言。
然而，这位著名度仅在郭沫若、茅盾之下的胡风，原是上了三十万言关于文艺问题的进谏，触犯了毛伟人的。因为它贬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这部文艺圣经。胡风无非要求放开题材和创作方法多样化，做到百花齐放而言。他爱才，团结了不少有才华的年轻作家如《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的作者路翎与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 “反胡风运动”，可以说是５７年反右的真枪实弹的序幕。
在反右运动中，要算“党天下”的言论最令人瞩目了。“章罗联盟”和“党天下”两个词组反反复复出现在读者面前。那么，“党天下”究竟讲了些什么呢？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于6月1日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发言（略）
说实在，储老谈的党政不分，党国混淆，党员干部的素质差和不称职几个问题，是击中时弊又击中要害的。干部的素质一直是共产党国家的致命伤。这些不学无术的干部如何能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发挥呢？他们无才致富，也只能以权谋私发家，这是自然而然的！
他们既把坏事办坏，也把好事办坏。现今多数党干部已成了研究生、博士类高知，一样是不爱读书的群体。他们已把党看成扩大化了的帮派和小团体，借党派的力量来作威作福。
收容农场有一个姓王的大队长，年轻、高个子、清瘦。他对我总是和颜悦色，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予我以另眼相看，或说对我不加干预，实施自觉收容劳动和无为而治。他告诉我：庐山会议后，中央有文件，对于“右派”的申诉，一概拒理；对于盲流的右派强制收容并劳教。“对于你的问题，我们认为不是来京无理取闹。陈毅副总理对你……但现在形势又变了，你要正确对待。组织上对你也不强制劳教。”
“陈帅！他”我听了十分激动说：“怎样？”我没能抓住这一命运之机，被逆流抛到这里来了。他红了脸，说不清楚。显然他觉得多了嘴，而劝我“既来之，则安之”。可是这里与劳教形式上是差不多的：不能擅离围墙，逃跑一样坐禁闭。王队长决不会说可以不关，少几天而已。
陈副总理对他的外事顾问钱端升在北京“人大”所作“我的检讨”发言中提到的那个学生章文岳是有印象的。见了我的申诉信结合57年10月15日根据八届十三中全会的下发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文件，就批示《北京政法学院》对我进行复查，只是这时过左派迟至我上京申诉又流浪在黑龙江打工后才去我家乡了解情况，这是陶公山大队长蔡阿三（我二姊夫的姊夫）告诉过我父亲的。这一文件的原文是：
“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而只是对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和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然而，中央的政策在地方总是不易落实，暗箱操作的传统和惯性助长了地方和部门中的利益集团阳奉阴违的风气。
队长中，我发现了一个同届不同班的同学，刚毕业分配来此工作的。他姓刘。我没有叫他什么队长。但 也不能叫他同学或校友。他身材和我差不多，气质儒雅，性格也内向。他对我的目光是理解和忧郁的，也许不高兴分配在这荒漠萧杀的地方，也许他也被划为中右，甚至右派。为此，他更要与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找我谈话，只以忧郁和理解的目光和我交流的缘由。他的脸型有点象刘少奇，但鼻子比老刘匀称。他那忧郁的目光和儒雅的气质至今犹存印象。对于孤苦无告的当时的我，他的气质和目光时时在引诱我去注意他、总想向他吐吐心曲，启动他的话匣子，让我孤苦的心田洒上一阵甘霖。然而我也是一个不善于主动启口的腼腆的书呆。尤其对于十分好感的同龄人，不知为何要产生羞涩感，变得口重如山。
一个形象得体的人肯定能更容易与陌生人接触和交谈，而缺乏自信的人则往往难以启口，这是因为害怕被拒绝。这个时候，身份和地位的差异（他目光中也有保持距离的意味）使我更无开口的勇气。然而他的气质、仪态和目光，总叫我难以忘怀。
有一天，他带班外出劳动，是开挖渠道吧。趁劳动的间隙，我向一旁略高处席地而坐的他走去，递给他我预先写好的一纸纸条。他双手抱膝，并不伸手。我一扔就转身回劳动场地。我看他看着我的纸条，眉头皱上，塞进衣袋，维持他庄重、不苟言笑的面容。我的条子上写了一句“请指点迷津”的话。可他还是不找我交谈，保持着原有的距离。
要不是反右，我也毕业分配了，完成了读书仕进的目标，但我自知不是当领导的料。鲁迅先生所说的当领导敢于驱使别人走向牺牲的胆魄我也没有；先生说他不配，我颇有同感。那么，根据我的学习成绩，在名家教授关心下，很可能留校登上大学讲坛，而今已被哼哈两将（指沈国峰、郭翔两同班同学）占据，自己却在向同学要求指点迷津。真是不胜伤感。
死，不甘心。所以不会去考虑怎么个死法；活，肯定要活，可近乎阶下囚，咋活法？
与其说，我是要求刘生指点迷津，还不如说，我在寻求他的友谊和帮助。我太孤独了。
我很少与几个同病相怜的大学生“盲流”来往。自以为是左派，而不知道他们也不是右派。兼之他们大都缺乏刘生那种儒雅、含蕴的魅力。但我的孤独被一个活泼调皮，长着红扑扑的娃娃脸的山东小青年打破了。他有魅力闯进我作茧自缚的一角，给灰暗单调的生活增添了色彩。注入了活力。产生了一种被淹没和被抑制了的青春的骚动。
我们不在一个宿舍，却都占着组长靠窗的铺位，炕床的一角，进门的第一铺。这一角或一席就是流浪汉的家和私有领地。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引起小伙子注意的。早在芦沟桥砂石厂？是的，所以在深夜押送途中与我紧紧依靠一起。
有一天晚饭后，一个年轻鲜活的眼脸突然冒进室来，一见我又迅速地缩了回去。同室叫：“刘云！”
与他正式开始交往是在几天后一次打柴草劳动。按打回多少发多少饭票，我并非由此而鼓足了干劲。我是由于天气晴朗，冬阳灿烂，空气清新而心情舒畅。这里的打柴与家乡上山砍柴不同。这里无需砍刀，而是徒手连根拔起那生长在砂土表层枯了的藁子。我专找藁子密集处拔，动作迅速，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地广，藁子分散，自己也不知道拔了多少。待到红彤彤的太阳已经偏西，眼看别人已在捆缚，打算收工时，我才发了慌。因为我所准备的绳索，有一半是霉了的，经不起使劲捆缚。产量数一数二，且甚分散，人家已装了担，有的回去了，可我还得寻找缚头，比如藤条、茅草之类。可在盐碱砂土地上是不长有韧性的草木的。正在觉得前功将弃，事倍功半时，那红扑扑的小伙子过来了。他看着两堆小山似的蓬松藁子一笑，二话没说，先整理拼凑好缚头；毫不犹豫地将缚在自己身上的公家棉袄上的一条紫红色的旧纱围巾取下，又把这件棉袄脱了，扔在地上，裸着光洁匀称的上身。他是把围巾接上了一条较短的缚头，然后打虎似地将那些藁子捆成了结结实实的一担。我痴痴地站在一旁，他也未发一言，用他敏捷和虎劲，显示了他的健美和友情。
小伙才十八岁，看起来青春焕发，干起活来虎虎生气。中农父亲，只让他念一学期初中，就要他下地干活了。家乡久旱，食堂自发散伙，他流浪出来了。他说关外有一个堂叔，在煤矿多年，他想去碰碰运气。他也是背着父母出来的！只是他带了被子，在一家北京馆子，先吃后未惠钞出了洋相，被送进了收容所。他觉得不该在帝都停留，但也不甚介意，随遇而安，等待好运。对这样一个活泼开朗又结实的小伙子来说，机遇总是存在的。有什么可发愁的！愁有什么用呢？他不惯忧愁。
冬天，他只穿一件公家棉袄，而且敞开胸怀。刮风时，才把那条紫红旧纱巾从腰部移围到脖子上，映得他的娃娃脸更是红红的。平常敞开胸怀，这不是因为北方多晴天，而是不受束缚的性格。他想去关外发展，却失去了自由。不过他不耿耿于怀，不象我那样国事、家事，事事操心。刘云总在寻找生活中快乐，在沙漠上挖掘甘甜的水源。
自那天在野外打了柴草后，每晚集合点名，他不管队长在前面说些什么，趁着黄昏的夜色，遛到我后面站立的地方来。收容所毕竟不是劳教或劳改队，纪律较为松弛，站队点名时总有一些人在走动、谈话，要管也管不过来。刘云就每每遛到我的跟前，两手交叉笼在袖管里，微仰那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笑脸，默然相对。突然他肚子一挺，正碰着了我下身的保密处，使我顿觉躁热。他也脸儿飞红，目光调皮、大胆又挑逗。在一本正经的书生面前调皮，常是某些小青年取乐的一种门迳，在家乡我已遇见了几个。
这也许是对单调乏味的收容生活，试图突破和反抗吧。还有那种看似粗野、“下流”的对下身的探摸与玩弄，实是受压抑的青少年一种自我戓互相疏通、调侃、减压和放松的方式。这种男风在电视未普及，缺少娱乐活动的农村是相当普遍的。对纪律的蔑视也正是流浪少年的秉性。刘云无疑也沾上了。但在充满活力的小伙子面前，我只感到惶惑让他触动了快感。
在某种意义上，他还是我的老师呢！是他使我相信有一个不要户粮关系而可立足的自由王国。也是他告诉我无钱一样可以乘车，一样可走遍天下。他从别个流浪汉那里向我传授了种种逃票的办法。“扒车”原是无票乘车的别名。扒车不能顾名思义，它已失去了本来的含义。真是茅塞顿开，相见恨晚了，不然，我怎会傻乎乎的将父母积聚的20块银洋换成一张火车票？又怎么会落入圈套，自投罗网，最后跌入这混沌洪荒的盐碱地上来？
我感到书本知识的不足了；光钻进书报是成不了完善的知识分子的。毛泽东曾说书本只有一半的知识。书本无法应付复杂严峻和层出不穷的社会生活问题。山东小伙子比我年少六岁，却比我有更多应付当前面临的种种困惑的招儿。
在我决计摆脱这遥遥无期的青春损耗去闯关外时，约不约他一起逃跑着实伤我脑筋。出围墙这一关是关键。我自信能大模大样的找个借口出去，但也只能管住自己。两人一起行动，只有在打柴那种场合，而这种机会待等下一个冬天了。这无法忍受！
还使我无法忍受的是越来越差的伙食。“三年困难”首先从囚犯及我们身上表现了出来。“困难”首先向被奴役的人们转嫁。一周一次的大米饭也不能保证了。尽吃粗粮杂食，那种发霉带壳的高梁面窝窝头，苦涩得难以下咽。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临走的一刻，我把他叫到墙角边，拿出我的剩余饭菜票塞进他的怀里。不用再说什么，什么都在昨日白天和半夜表达得够清楚了（详情见：选六“东北的东北边陲”）。这时，他的眼皮似乎跳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什么也不在乎的常态。而我强忍泪水，几乎是一种永别了的情绪支配着。
“再见，保重！”我相信那时我的声气是低沉和哀伤的。他别过脸去。也许以为我不够朋友，反正他对我已不抱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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