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满腹苦水找谁吐

1989-06-04 作者: 章文岳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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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腹苦水找谁吐

--《赤潮年代》选一

作者:章文岳

你永远消失了吗,坦荡侠义的少年?
你永远逝去了吗,无垢的友情?
你不再回来了,读书求业的引航人?
不,我想回来,
但我再也回不来了!
不信,到时候你数数我额上的鸿沟吧,
还有我被打落的一颗门牙;
那是恐怖、残暴、冷酷、谎言、欺骗
构成的血腥的狂潮岁月,
所刻下的一道道路障和沟壑……

那是个冷雾蔽日的早晨。我挑着行李、书箱,踏上了宁波的江北岸。街上除了匆忙上岸的旅客,行人稀少。个体代销店有一家刚刚开门。沿街的梧桐树叶在寒气中索索抖动。不远处灵桥象道失色的彩虹伏贴在奉化江上。故乡啊,你的一个拼搏在外,想为你争光的孩子回来了,又谁知与给台州带来屈辱的林希翎一样,使你的脸容无有光彩。

从我懂事起,就在自觉地和不自觉地为摆脱屈辱和低下的社会地位拼搏着。我究竟损害了谁?把我的书舟掀翻,篷帆打烂,让我落到比少时挑豆腐担沿街叫卖还不幸的境地!如果说正当的拼搏和竞争,妨碍和威慑了某些人,而遭到惩罚和镇压,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公正和希望可言?

现在,我不是大学生回家过春节那样的潇洒。现在我更无功成名就的书生显得风度翩翩和光彩照人。而是惊魂未定和彷徨无着。

我是拼搏在书海上的一叶孤舟,即使在风平浪静的日子,也在担心家庭需要长子得力的催迫,它似同洋面上时隐时现的暗礁和不断涌来的逆流。这些年来,也不无乘风扬帆的时刻,但都留下了我搏斗的汗血。眼看理想的彼岸已在招手,何来的阵阵狂潮,摧折了我的桅杆,掀翻了我的小舟?等待我的是比父亲更低下更屈辱的命运。……

不!我决不顺命!决不相信是永久的。不然这多年来所鼓吹的制度优越、社会公正、机会均等,岂不骗人?这天下还有什么希望可言?

是的,这风暴狂潮带有封建的腐臭,它容不得科学和社会主义民主,害怕开放和提高透明度。它搞实用主义和封建式的株连,鼓吹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实质上是通过不断的清洗和排除异已,及至过河拆桥,让自己独霸。打下江山的历代农民革命运动,不都是这种结局吗?坐上皇帝宝座的农民领袖没有不背叛农民的!这次不仅要他们拚命打江山,所谓翻身当主人,更要他们组成社队,便于榨取和听令。这是后来的认识,而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沌一片,头破血流还不知怎么搞的。我没有意识到根子是政体及革命领袖露出真面目的问题。而北政“革大派”的刘镜西、调干生鲁申之流是一些不择手段的竞争对手或工具而已。

灵桥呀!你作为五口通商口岸的宁波港标志,虽几经沧桑,伤痕斑驳,但仍然雍容大方、凝重而壮观。可你又是这么冷淡和无动于衷,你是历史的见证吗?

右拐湾便是乘航船回家的码头了。可我向左街面作了凝望,痴痴地对着《公私合营新华理发店》横体照牌。它的门面扩大了一倍,那个我经常随着美少年潘恩福进出的地方。我决定将行李去码头寄放了,以减少我的一副狼狈。本来我可以去姨母家稍息,喝一杯暖热的豆浆,但我已用自己检举了从象山老家潜逃的她的小叔,那种“大义灭亲”行为,而无颜面上门,自扎苦果自己尝。反右英雄啊,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想一想,右派分子会是这样责无旁贷的响应政府号召吗?想起姨父一付厌恶触心相,他甚至会挖苦:“你当了多年的共产党鹰犬,怎么,一脚踢开了?”……

我推开了新华理发店的玻璃大门。大年初四,没有什么顾客,时间也早。没有扑面而来的水蒸气,没有丝丝不休的电吹风、油光和香气,也没有掼抖毛巾时发出清脆的拍拍声。楼下空荡荡的,于是我迈步上楼。

正在给一年底不及烫发的女顾客卸着发夹的潘老板职业性地回脸笑迎--突然,他那明显衰老了的常露一颗金牙的面容,先是惊愕,尔后是一阵断断续续的欢迎:

“喔喔,文岳!你,放假了。坐,坐……”

好象热情,可又觉冷落,对一个不速之客所常抱有的冷淡。因为就近是没有坐处的,而且他一发表了欢迎词后即掉头去继续他的劳作和手艺,把我撇在一边。只是他的手指在抖动,明显地心神不宁。

“恩福呢?”我开门见山地说“伯伯。他不是老早复员,从哈尔滨回来了吗?”

这位携手带我进城,为我读书、就业铺路搭桥的小英雄,在我去京就读不久,就因父亲对抗“五反”运动从北国灰溜溜地回了江南。我们又是天南地北的相隔,现在他不知长得怎样了?处境如何?也不知他会怎样对待我的劫难和跌落?

“他?他不在。他……”老头子吞吞吐吐,似乎想回过头来把问题说清楚,但为了手中的活计,无可分心似的。此时顾客头上的发夹,一个接着一个地从他颤抖着的手指上卸下来;象是得了老年痉挛症,但又不象是病症。街上一辆警车尖叫着飞驶而过,我发现他的脸色十分的惊恐和苍白,是年老力衰胆小虚弱了吗?昔日为不捐飞机大砲,怒斥学徒的架势呢?

而我心中只有美少年,我紧紧追问:“他在修配厂是不是?”

他的汽车修配厂就在南门外宁波中学附近。

“他不在厂,不在……”他连连否定,连连摇头。但又不说究竟他在哪里。

对了!他横下心,不让我们见面了。我是一个政治上患有传染病的人。这种病不是一般的感冒,简直是政治梅毒。谁都害怕和避开为妙。无疑钱老“我的检讨”公布全国性大报上,他们读到了,理发店原就有一份《解放日报》。他家对我拉开了距离,还因为“五反”时,我在理发店职工们怂恿下写信要他儿子批评这个顽固爸爸。从而他生了气,中断了联系……

“我们差不多七年,没有见面了。他……不认得我这个朋友了。”我哀伤而自语地说:

“哪里!哪里!”老头子立即回过头来,从眼镜上边困惑地瞧了我一会。女顾客也转脸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大概是我流露的不渝的友情,触动了老头子。他竭力保持感情上的平静,说:“他到亲戚家去,需要好些日子。……”

我想这又是搪塞、推诿之词。他家亲戚我可以如数家珍。潘老板只身从黄岩来开发屋起家,续娶了陶公山忻氏之女。黄岩从无亲戚来往。老头子想用笨拙的谎话,以掩盖他势利的商人本心,象愚弄小孩子一样愚弄人。

而我,一定要与他儿子会面,而且就在今天!一定要找见他,我所有的旧痛和新伤,不管社会强加的还是个人有关的,都要向他坦陈。如果因此而使我心中的窟窿有所弥补,双方之间的疙瘩得以消除,那我的心头才会宽松,今后的流放般的生活才会有点色彩。可他也是23岁的青年了。他会不会对小少时期的依恋一笑了之?对我目前的劫难和跌落视同他家之瓦霜?或甚至嘲笑我这个受命于工人阶级的“五反”积极分子,为啥不去他店堂里的职工诉苦!可是我一定要见见他!打定主意后,就对老头子说“我去见嬷嬷。”

太阳已经映现了,在这淡淡的雾天上,似同十五的月亮,这是团聚的象征吗?

我从理发店后街,弯进一条浅短的弄堂。弄底就是他围着篱笆,内有菜园子的家。我推开虚掩的篱笆门,菜地上尚有几颗留种的包心菜。菜的外叶已经干枯,但湿泣泣地沾着雾珠。我一眼瞧见一位头发斑白、梳着香蕉发式的老年妇女和一位长着两条长长辫子的姑娘,同在廊檐下,在惨淡的阳光下,翻缝被头。我瞄着这熟悉的香蕉头和她微胖的背影,叫了声:“嬷嬷!”

当然是她。这位虔诚的宗教徒,直起腰,回过身来。一副木然的神情和滞钝的目光,她半响才回答:“文岳,是你。”

奇怪,她的声音,差不多似同哭喊。她那可怕的眼神和头上浓密的白发,只有精神上受了突然打击,忧愁过度,才可能产生的现象。难道为了我?这不是太过份了吗?这少女是陌生的,端庄的脸容,沉郁的眼神,象熟人似的看了我一眼之后,就低下头去,继续她的翻缝。她那乌黑的长辫梢碰着了那条印花的老布被面,象是捷生和我一起盖过的那条。少女灵巧的手指虽在继续,但明显放慢了速度。我瞧着她问:“嬷嬷,恩福呢?”

此时,我差不多屏住了呼吸,等待回答。市井的尘嚣触动了我的听觉神经,这位宗教徒面对着我,双手绞成十字,嘴角微微扭曲,突然叫道:

“阿福?我阿福进公安局了,主啊!”少女已停止了针线活儿,她那长辫子在被面上躺了起来。我猛地说:“什么?他,怎么回事?什么时候?”

于是,老人家断断续续、如泣如诉地、东拉西扯地对我和盘托出。

原来,他复员后好不容易落实的工作,很不理想。他在空军部队地勤检修处,与少年时一样自负,不输人。他的复员,自然与部队对他的政治鉴定有关。可人们总觉得他年纪这么轻、体质又这么好,且有文化而得不到组织的重视与培养是很不正常的。他的汽车修配工又脏又累。当时农村形势紧张,城市中的党群关系也不协调,西方、港台又加紧了它的宣传和渗透,其中耶酥教会是一个重要的渠道。整风开始,大鸣大放放出了民众许许多多的不满和积怨。

恩福以为被压制的日子即将过去,便与工作岗位上新交的两个朋友:一位是货车司机,温州人;另一位同厂的青工教友,企图组织反共集团。他们觉得先要经费,便企图与香港特务机关挂钩,要求活动经费。真是好梦!信件还在草稿,即有一个因向银行保险慌报挂失,而遭搜查,发现了这两个企图。他被缉拿归案已近半年,看守告诉这位慈母:你的爱子是为首分子,十分顽固,拒不低头认罪。……

事情就是这样,司法机关并不因为你没有行动而不抓;极左认为“思想犯”也是罪犯。何况你已经有了团伙,信件已在草拟……

老人家说着、倾诉着,眼珠子活动起来,滴下了泪水。她的心情也似乎稍得轻松,进屋去为我端椅、泡茶。最后拿出一盒糖果来。

这时候,我才理解潘老板的反常和苦心了。他怎能在顾客面前亮出家里这种不幸和灾难?何况老头子认为儿子没有啥了不起的事,不至于有几年以上的牢狱之灾,更无杀身之祸。他以为教育一阵就能回家了,现在不免真正的慌了神。而嬷嬷,一种强烈寻求支持和安慰的愿望,使她将满肚子的苦水一吐为快。

我发呆地静听着老人家的述说,心情却很释然。她谈他报考过大学(他瞒着我)。他不甘落后,想一鸣惊人。他的好胜和优越感就该有实在的内容;总想和我比个高低吧……他母亲说他认为考得很好,可就是不取他。做父母的为儿子的不幸承担了家庭责任,这是他比我为幸。做父母的毫不想儿子有一日借以养老,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俩老廿四年如一日地在物质予以接济,精神上予以安慰。体现了中国人传统道德中的慈父和母爱的伟大。

但我想,他毕竟长在红旗下,十五岁就投笔从戎,先在“华东革大”受训,又到人民空军部队参军,整整五年吧。并且我以为铤而走险绝不是中国人的天性,那为何他又企图投向敌人的怀抱呢?

“文岳,你读法律书,懂法,不好去看看他吗?”老人家委婉地请求我。

“我?”我颓然地倒在一把竹椅上。真叫祸不单行,有偶不独呀!

“阿福常说你了不起,聪明又能刻苦,眼睛一霎,就成了大学生……”嬷嬷说到这里,少女抬眼看我。她那真诚的眼神是红的,她哭过了,还表示老人说的是真的。

我怎么不想见他呢?可我现在怎能去见他?显然,她们还不知道我已跌落下来,与美少年不过是一板之隔。林希翎不是被判了十五年吗?

老人家不见我回答,也不再说去看他的话。她去廊檐角落,将一只母鸡放出窝来,鸡窝墙边还弃置着美少年长久不使的石锁。他在我的脑海中始终是一个少年英雄的形象。

“这只下蛋的母鸡是阿芹从乡下带来的。”老人家以一种不无欣慰的口气说:“她是阿福的女朋友。是昨天从林校来为阿福送被子的。她说要等他。”

“喔!”我想,他毕竟比我早了一步,但少女的爱情能和我的友情一样是永恒的吗?我和老人家一起看着她时断时续的翻缝。我点点头,似赞许,又伤感。

“真的,”老人家转脸对我说:“文岳,你也该有对象了。”

我又哑然,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我似坐针毡。我也会发狂,如果难题再向我提出来,再刺激我神经。我站立起来,借口行李已在航船,不能不溜了。

不容分说,我向着篱笆门走去,说:“嬷嬷,今天只能告辞,我会去看他的,您多保重……”

“什么?行李?带着行李?啊啊,主啊……”一片困惑之声。

她肯定是看着我逃出篱笆门的。可我差点与提着一瓶葡萄酒的潘老板撞个满怀。他抬头想喊住我,让我去见他儿子吧。可我跑出了短巷,不敢见他了。我的旧痛和新伤;满肚子委屈和不幸,只能带去陶公山。可一直反对读书升学的母亲面前,我又能得到什么呢?

我终于没能亲眼见见青年时期的恩福,81年的所见到的恩福,已经面目全非,白了头发,神韵皆异,看透了社会,信念不变。但是一个掉了门牙的坚毅的老汉。这是何等的残酷和可悲。

我的心在流血,我知道,一种美破碎之后,它割伤的,是人的心灵,是岁月的残酷,是赤潮不断翻滚的罪恶。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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