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漫漫长夜十里荒
漫漫长夜十里荒
——《赤潮年代》选卅四
作者：章文岳
这是刺刀和枪口下的旅行。整整五辆军用大卡，活象一群出口的毛猪，密密麻麻圈在车厢内，只能站无法坐；一个挨一个，蹲也蹲不下。车队在向浙西荒瘠的红壤粘土带的崎岖山路上行进。
凌晨从临平出发，悄悄地擦过杭州江干区，天才蒙蒙亮。忍受着颠颠簸簸的劳累之苦，饥渴之乏；牲口的困境，奴隶的耻辱，以及全副武装的恐怖。我一路上，尽量闭上眼睛，抛开一切。车队也有意避开富春江秀丽的景区，街市和人群出现的地方；沿途多是穷山恶水，正好是犯人恶劣心境的写照。迎着山谷的劲风，单薄而无肉彩的身躯感到了阵阵的寒意。我把劳改棉帽的耳朵翻下。我的体质显然比多数差，生命的太阳似乎已过了中午。此时听任车队往老百姓最不愿生存的地方去扎根。
坚强的人生在于：遇到致命打击，最黑暗最无出路时，仍应想方设法争取一线光明。而我此时只能蛰伏起来，期待春雷的炸响，或是毛皇驾崩，个人一点也没有作为了。
下午近一点，车队在人迹罕至的盘山公路上扎营了。一排武装看守迅速从一辆军用大卡上跳下，兵分两路，在相距三十米左右的地段荷枪实弹地守住了。
一边是山岩断壁，另一边是沟壑梯田，犯人想逃跑，也只能跳滑至梯田那边去。大家明白这等于引火烧身，枪声连发下，必与死神同往。我随大家下了车，活动一下身子。后来听说《野百合花》作者王实味就被处决于日本飞机轰炸边区延安时，对他的转移途中。为节约一颗子弹，竟用大刀将他砍杀。
二百余名被移送的犯人，多是中老年。劳改服都已破烂不堪，脸色个个死灰，连邵奕功也是灰溜溜的。此去是农场，他将丧失砸石的优势，为自己尚余的十来年刑期忧心忡忡。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石浦佬也来了。新环境将是怎样呢？不妙！那个狼外婆在山崖边撤尿。这是个不祥之物，表明 “省一监”赵党棍的阴影还尾随着。很有军人的正直气概的樊队长和俊俏的萧队长看来是永别了。
我对着沟壑 ( 那是深而狭长的峡谷 ) 悬崖上边蹲下来。也许身旁那枝孤零零的映山红吸引了我。映山红尚未开花，几个红苞在这一片荒凉、萧瑟中多少给我带来一点慰藉。
分发了两个实心馒头和一块酱菜，外加一勺温开水，肠胃便感到踏实些。我的要求早已降至奴隶的要求：能吃饱就行。劳改队你还能有其他要求？不管此去农场怎样，换一个新鲜也是好的。这“老反队”没有生气，没有色彩，毫无活力，对尚是一颗年轻的心来说，会令人窒息得难以忍受的。人们很难相信，上帝给我的心永葆青春。
经过一片荒僻贫瘠，多半是不毛之地，终于我那辆囚车首先进入了一个有武装岗楼、铁丝围墙的劳改营。其它几辆继续前行，送往其它营地。墙圈比“省一监”小得多了。因为这里只是一个中队，有点象远离人间烟火的荒岛。整个中队被安排在一个长方形的大监房里，上下两排统铺，中间留着一个宽阔的场地，用于一百二十来名犯人的集合点名或批斗开会。前世冤家邵奕功，虽不在一个组里，但仍在我眼皮底下出现，想不看也不行。只是在新环境中，他一脸沮丧，情绪低落。他的八字罗圈腿，削肩膀，对于离不开挑担的农活是很不利的。老党棍抛弃了他。大陆的劳改队，口头上说是思想改造为主，可对劳动上没有一手，劳力差的犯人是歧视的。他们有意制造些劳改霸头用来“以毒攻毒”和制服那些暴政的受害者。邵犯再会打小报告，所谓靠拢政府，也吃不开了；他一编组就被撤去了组长职务。
然而，邵犯虽年过半百，却六根未净，内火仍旺。他不甘就此落寞下去，见我对他态度傲然，连看都不想看他，引起反弹。他在农场老犯人中散布我曾“绝食装死”“象死狗一样被我们拖到工地，强迫他劳动。”“这是一个六亲不认的臭货。”等等，他之所以不肯放过我，根子还在于对自己穷途末路的恼怒所诱发的宣泄。我对他残渣余孽的定评，使他一辈子记恨在心。
另一面，人的自然性，一种年老的归宿感又要求他息事宁人。他不再霸气十足，再也听不到他咋咋呼呼之声，而纯粹扮演一个绍兴师爷点鬼火的角色。有一休息天，我靠在高铺上抄写一位狱友那里弄来的一首孟浩然的《留别王侍御维》：
寂寞竟何待，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索寞，还掩故园扉。
似乎是苏东坡说的：“人生忧患读书始”。叔本华也有此论点：“精神痛苦的程度与知识程度的提高成正比的。”可是人还是越读越上瘾。作为“精神动物”的人，他既有精神陶冶的本能，更有一种强迫自己去构筑自身的精神大厦的愿望与冲动。尽管他明知可能劳而无功，然而他似乎命中注定不会放弃这番心灵的守护和进取。
我偶尔把目光投向大监房的一角。我的宁静和伤感心境立刻受了严重的干扰。邵犯面对着一个号称白面郎君的大扒手，其嘴正向我方向扭来。而那个头上常缠着一块白布巾，形象特殊、身材矮壮的家伙，他那笑里藏刀的目光，正好与我相遇。我的拿笔的右手不免一颤。邵犯肯定在说我又打小报告了。“好汉可勿吃他的亏呢！”
那个扒儿手，面白带笑，心似蛇蝎，又身怀绝技。他能借着两枚大铁钉翻越墙头，又能用一根铅丝打开监内任何一把锁。我不愿招惹这类人。为此，当我想抄写什么时，每每跑至便于不放心者察看的监房外那长着一群已经能够遮荫的檫树所在的场院内。在较“省一监”为宽松和有了色彩的十里丰农场。我发现抄写和阅读古体诗词能调剂精神，缓解内心的焦虑和痛苦。我还开始了仿古体诗的创作，它短小押韵，便于记忆和保存。
在十里丰，新判的重刑犯是不接收的，因为容易逃跑。刑期多在七年以下，且以青壮年居多。那个扒儿手，号称白面郎君的年约二十七、八，他常将额头用白布巾缠起来，象白族的装束，带鼻音的金华腔。我怀疑他又是一个采花大盗。由于犯流氓、小偷、强奸的青壮年居多，打打闹闹的现象增多了，三日两头有流血现象。当局日以为常，麻木不仁，小事罢了。监房内被子、衣服的颜色也不再是土灰一片。随身带来穿在身上的已占多数。那种倒霉的细薄的劳改衣，发下即去场外老百姓处换水果糖吃。一件新劳改单衣，换三两水果糖。
编组那天，大家集合在大监房的中间场地上，一个眼睛滚圆，个子高大，举止迟缓，讲话慢吞的管教队长，大家叫他双口吕，得体地说：
“一切从头开始，过去由于这样那样原因，改造不够好的，我们不记旧账。在新环境中，应有一个新的面貌，希望你们把‘省一监’好的风气带来。你们从城镇转入农村地区，国家供应的虽有减少，但农场直接生产副食品，蔬菜猪肉绝不比‘省一监’少。这里还种甘蔗、瓜果，有我们干部一份，也有你们一份，我们也不限制你们家属的接济，希望你们安心改造。”
围墙外 50 余米处，是队长们居住的一个小村落。附近还有农场的仓库、水泥晒场，一个犯人不插手的小型茶叶加工厂，以及猪栏、牛厩、工具房等简陋建筑。四、五里外有一自然小村。农场水稻田与他们交接或交叉起来，使犯人与老百姓有了接触的机会。
那条从龙游镇通过来的至总场部和巨州方向去的劣等公路不通客车，属劳改农场的基础设施。所以道路两旁的桕子树也属农场所有。冬天桕子成熟，发红，果实虽小而累累、布满枝头，采集它们也是犯人劳动的内容。
逃跑是容易了。我也不是不想逃生，一条遥远的通向天国之熟路铭刻在我脑子里，只身无分文，还是寸步难行。也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熬着过那奴隶和牛马的日子。此时我已 36 岁，离刑满尚有十年余。
也许是种惯性，成名成家的抱负并未全失，象天天避开众人在角落作广播操，非是全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表现，可能是生理上一种惯性。不自暴自弃，也不随波逐流，保持着书生应有的清高和理想。这是心理上的惯性吧。
力气尚剩多少？
第一个双夏，我们犯人就奉命去支援四、五里外的那个自然小村的收割和脱粒。最脏最累的活都让犯人干了。老百姓怎么作为回报，犯人是不得而知的。甚至中饭也由自己生活犯带至田头来。脱粒是陷在泥里用全身力气甩。稻把里的脏水、泥巴一下子就沾满你的头脸和全身，没甩多久，汗水与泥水混合一起，渗透了你身上单薄的劳改衣。
我给他们割稻，我把邵犯和狼外婆远远地抛到了后面。但拖烂稻草，狼外婆发挥了他个高力大的优势，在村妇和孩子面前，喜咧着嘴充分调动了他的积极性。而邵犯在队长巡视过来时，他才拼命地拖一阵。
当田里留下的烂稻草所剩无几，而满箩的湿谷多半还陷在烂田不能自拔时，我突然想试试自己到底还剩多少气力？这种小箩头，每箩至多七十斤，一担也不过一百三十左右，于是我从一个孩子手里要来了扁挑，说：
“让我试试。”在一旁正候着老百姓送扁挑来的组长，在农村是十分劳力，他自然不加反对。有人代劳，他乐得再休息一会。带班的吕队长饶有兴趣地徒步过来。平时劳动没有多大劲头的老大学生，今天的表现不差啊！
我把两箩湿谷肩起来了，可是赤裸的一双腿脚深陷泥地，起步颇不容易，真是步履维艰。在烂田里蹒跚地跋涉了一阵，终于登上了田岸。接着是往村子晒场上送。而晒场设在村子的高墩，小路弯曲又崎岖，杂草碎石覆盖，但能脚踏实地。只是四年多来的肉体摧残和精神上的深深忧伤以及营养不良，我的元气已经大损。挑担走道的样子是摇摇晃晃的，只差一点功亏一篑，给人留下耻笑。我的气力已经丧失了一百余斤，这是吕管教他们所想不到的。
大陆的劳改农场，作物的产量和质量是特低的。其原因无不在于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劳动态度。由于强迫劳动的致命伤，又兼管理上的大呼隆，凡能贪懒的就磨洋工；凡可以破坏的，就毫不犹豫的暗中捣乱。农业生产的项目要算水稻耘田最能混水摸鱼。尤在春播刚毕，田水尚寒。十里丰的田土多砂粒，又易板结，绝不可跪下来面面俱到的耘，你的足膝头和手指头没法与板结的砂土较量。
犯人在耘田前，首先将田水放大，便于混水摸鱼。组长总是排在边上。那里的土稍为松软些，耘得认真些，除草、翻泥以应付站在田岸上队长的检查。其他人仅仅是走过场，把水弄混而已。更有不少人，“耘”至中间队长目力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就故意将秧苗踩进泥里，更不理浮于水面的苗儿。所以每到收割时分，田块中间往往是杂草丛生，一片空白。
一个漂亮的娃娃兵
相对来说，劳改农场管教干部比起封闭式的劳改工场的干部较为实际，讲点人情味。有时他们还能与你平等交谈一会，凑合着劳动一下。年轻的看守兵也从岗楼下到平地。每次出工去野外劳动，他们尾随着，远远地看着你们劳动、休息和交谈。收工了跟着你们，直至看你们进了大墙。虽保持着一定距离，毕竟已处在同一地平线上。
那些干警面对近些年来骤然增多的犯人－－有些犯人昨天还跟他们生活一起，一起说笑的，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在枪口下度着牛马岁月。也许归结为命运，内心中不免存在着某种同情。但表面上必须与之保持距离，免得自己也遭劫难。
在这较为宽松的氛围和环境中，生活多少有了色彩，美感产生了，诗情画意也就复苏。出工收工，天天对着两位形影相随的年轻战士，想象着第二个四川少年来到我的跟前。这是 71 年 3 月 18 日写的一首诗：
“鱼水之情”
是那些阴雨连绵的日子，
使我难觅你春光明媚的身影。
但今天中午，难得的雨止云散，
我侥幸地见到了你。
比起执勤时全副武装的英姿，
你另有一派自然和洒脱－－
齐整的游泳发式、天庭饱满，
脸儿、颈脖与裸露的臂膀，
全是美玉雕琢的一般；
整个身姿无不漾溢着青春活力。
那时我恰在水池边擦身 ( 他来归还一担水桶 ) ，
靠得近近的，使我尴尬极了。
我象失落了珍贵的什么；
伤感自身的瘦弱、天大不幸与劫难。
深刻的痛苦虽少有额上的痕迹，
却象脾气固执的幽灵在脸面上投下了阴影。
但我难以抑制见到你时所生的喜悦。
这时，大墙、铁丝网、岗楼、监舍……
所有违背人性违背自然的一切
全让你明媚的春光抹去了。
阴影不再存在，
你成了我心中的太阳。
你能想象我是怎样一种心情吗 ? 年轻人呵，
当你在我跟前放下桶担时，
为什么不抬头看看我的神色呢 ?
你对我保持了距离啊 ;
你转身走了，轻捷洒脱的身影。
我赶紧说一声：“再见！”
自然不敢大声。
犹如心灵感应，你忽地回过鲜花般的脸来，
象太阳重又在云雾中露面，
淡雅的，眼角边飘说着：“再见！”
我呆了好久，云雾加浓，
今天的阳光肯定不再照耀了。
我后悔，为什么不坦然地和他拉上几句？
这大岁数了，犹是如此的拘谨。
也许是理智，要求我克制。
在这萧杀的境地，感情决不可泛滥，
“再见”的出声已经突破常规了。
年复一年，岁月的暴风雪，无情地侵蚀着我那满头浓密的黑发。似乎光头皮更能呈现一根根的变黄变白。惩罚性的简单劳动蹂躏着我执著追求真善美的心灵。照照镜子，我的目光灼灼逼人，毫无掩饰地盯着自己，连自己也心寒。这是一种复仇的光刺，也是满怀不灭希望的火花。我是倾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的。希望终在一天善恶必报，而追求着人世间的公正。要是作恶者多得善终，这世界就该灭亡！
失去了青春的外貌，心灵却仍年青；希望依然，追求如昨。对生活中的青春闪光仍是那样的敏感和兴奋。
我们这群囚犯，出工走在坑坑洼洼的砂土公路上，总是不成队形。三五成群，稀稀拉拉。带班队长不止一次说：“马路多宽，你们队伍也就多阔！”听后稍微注意了一下。但过不久，又象江河里的游鱼三三四四了。队长也懒得再管教，反正后面有武装看守跟随，注意他们不逃跑就是。
队伍后面约 20 米左右的公路上，跟着两个看守兵。我常常回头去注意是否是我心目中的美少年。我决心找个机会接近他。和他谈上几句，以重温我与四川少年的交往梦。
然而，这全是镜中花、水中月。
那是双夏末期耘田补秧苗的一天。骄阳似火，大地冒烟。多数犯人只穿一条裤衩，赤裸着上身，而我没有赤膊，只将单裤腿卷起下田劳动。头顶烈日，双脚泡在发烫的田水中，浑身逼出汗来。
在跟随大伙儿胡乱地耘完了一块，转移去另一块土里滚、泥里爬的途中，我突然发现前面渠道上，正一本正经地站立着那个漂亮的娃娃兵。象心头吹到了一股凉爽的清风，炎热难熬的感觉消失了。我故意落在小组十来个犯人后面。我们就是在与渠道并行的路面上通过的。娃娃兵见犯人们过去，就往后纵身跳至渠道的另一坡，以保持对犯人的必要距离。但他那漂亮的脸儿依然对着我们，及至我走近。少年人显现了和气的眼神，似乎是说“再见”。那是几天前在水池边我洗澡半裸时的眼神。
我发现他浑身都湿透了！可他的风纪扣仍扣得严严的，军帽戴得好好的，只是他那黑宝石般的眼睛似乎要冒火了，见我走近才变成和美；而红润的嘴唇被烈日烤得干枯了。我不知道我身后不远处已出现了他的战友，身上挂着四、五只军用水壶的供水员，当我走过了他面前，还一往情深地回头看他；欣赏他英俊的外貌，严谨的军纪和忠于职守的红心。着了迷的书呆全然忘了自己犯人的身分，可悲的处境；忘了尘世间无处不有的人为的分裂和阶级斗争，而超脱于自然。当我魂不守舍再一次回头去欣赏他时，他的眼睛突然冒出火光来。似一道电击，我的心一阵剧痛，被炙伤了。
我这样几次三番恋恋不舍看他，分明让他光火－－送水战友注意你了呢！我负荷着伤痛赶紧跟上小组。在我陷入水稻田匐伏着耘田时，远远地带着伤痛的心第四次看望他。他正仰起脸喝着战友刚刚送达的凉饮。虽是迟到的浇灌，他已洋溢出甜美的微笑；象一时脱水的鲜花迅速恢复了勃勃的生机，又变得艳丽夺目了。尽管我心头尚在隐隐作痛，被猛射过来的阶级斗争烈焰所炙伤，但我不怪他。
毛泽东靠军队起家，这是农民革命的传统，抓住了旧中国革命的真谛。今天这支军队又被极左用来维持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甚至被极左身上脱胎出来的“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暴政。于是乎人妖颠倒，黑白混淆，师友隔绝，同胞反目，骨肉相残；当牛作奴的悲痛难道仅仅体现在大墙内我这个书呆子身上吗？
真是可悲，令人痛惜，那些年轻人往往成了盲从的工具。“四人帮”驱使他们杀戮民族的精英，校园的学子，他们不会不举枪的。要他们成为两派交战的炮灰，他们也只能冲杀上去。但我不想计较他们为谁所用，而着眼于年轻人的自然属性和少受污染的身心。
他的整个纯洁的灵魂都反映在他那漂亮迷人的外貌上了。他见到送水战友时所流露出来的甘美微笑是那么天真无邪。他那双扑闪着的黑宝石般的眼睛是那么的生动柔和。年轻人哪，你眼里突发的电击与光火，在送水战友面前不露痕迹了。你情绪上的瞬间变化，又多象一个撒娇孩子的喜怒无常呵。后来虽有几次远远相遇，他都若无其事，态度一样的从容随和。但我再无非分之想，茶淀的刘云，四川的少年狱警啊。
劳改队的四大名菜
由于从浙东北调至浙西，离老家浙东远了不少，与在武义当演员的大弟倒近了些。我试着给他写信，但无回复。我不知道他已经离婚，孩子交由老母领养，后又在陶公山上小学。与此同时，当地武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新的。他们根本不管我的死活，更是把我当作死了的。
我也给老母去了求援信，要求食品接济。四、五年了，书本上歌颂的母爱和母性的伟大能否回归呢？请读一下她叫人写就的回信：
“自你去劳改，我大病了一场，拉血不止。也没有去宁波看医生。孙子要养。我把话说死了：前世欠你的债早已还清了。一分钱也不给！一口炒米粉也没有！你也不要东写信西写信去害亲戚了。”
读到她“大病一场，拉血不止”的话，心头骤地一股绞痛。过后是气愤，对她冷酷，更是无可奈何。复杂的感情很难说个清楚。她的话究竟有几分真实性 ? 我非常清楚，她根据需要，认为可以骗你，就造话。然而，她这次大病一场，拉血，怕是真的，不会临时编造出来的。问题是：她为什么会大病一场 ? 是拉血而不是吐血？“自你去劳改，我大病……”似乎可以理解为：为我牢狱受苦而难过得生病。然而，我是最能理解她内心的隐秘：由于二儿子也不理想 ( 生了孩子，媳妇就走人，扶养费常拖欠，而赡养她的费用更难按期了 ) ，三、四儿子是农民，她为最终失去早在我孩童时期对我寄予的近乎命根子般的厚望而痛心疾首。她对大儿子斩尽杀绝的做法，是否对头？
可她就是一位易从这一极端走向另一极端的妇女。从她身上人们可以看到文盲和无知的可悲，自以为是和刚愎自用的可悲。事情还在于不光是她个人的可悲，而且造成了儿子的悲剧，至少是促成了儿子的悲剧，加深了儿子的不幸。
稍后一封来信是对我上海大姐处去信的咒骂：
“你一次两次去害阿姐，永利已和她离婚了！外甥因有你这个娘舅而不得参军，当教师的大外甥女有你而不能入党！你害了在乡下的，又要害上海的，你为什么还不死啊！”不仅要不到吃的反而让我吐口血。在“省一监”有一度我确实吐的是带血的痰。见了这样的家信，血痰又在酝酿当中。
有一封主动来信是通知我，说我于 65 年欠生产队的一笔赔产费一百六十七元，统统扣在两个参加农业生产的弟弟名下了。一年到头做马做牛全给“你”白做了。八弟在生产队办公室哭闹了一场，有啥用？祸水全是“你”起的。
生产队这做法，确实既非法，又不合理，这笔账，原是农民大私分所造成，惟我没有参予私分，却一样要赔产。这件事曾迫使我去公安局抗议了一夜，现在全扣在我有母无亲的家属身上，原是这个家日子不比农民过得差。
过些天，农民又以小队名义说退还我六元钱，后来得知是红卫大队会计忻福堂不好出面接济，而借小队名义对我的深切同情。
我回想起开除回家后的第二周，正月十五日，村里几个年轻农民邀我一起去天童寺游春进香。我起了一个早烧了一斤糯米饭，就趁他们的农船出发了。我们越过前堰坝，双支橹，一路上摇得飞快。不到两小时，便在小白河头靠岸。步行十余里山路，进入了“东南佛国”的境界。那时长达三五华里的莲花石板是古色古香的，即将开始的公社化运动把它们统统挖走了。今天才又铺上了不大典雅的新货。
两旁高耸入云的古松，苍劲肃穆，把我们引入了环境幽美、翠竹满潇的放生池畔和大雄宝殷。同行们拜佛求签，讨一个好兆头吧。阿根怂恿我求上一签。我不无真诚地跪拜了 ---- 反映了我在邪恶的人治势力面前承认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弱者心态，而抱着侥幸心求助于自己早不相信的神灵。我的精神无疑处在低谷。但求得的签语是针对我的！菩萨对我打气，要我拼搏下去：
山河大地荒连片，几经浩劫少人烟；
有志男儿勤耕耘，世外桃源终显现。
父亲，读了又读，最后将它珍藏了起来。
我又回忆起开除回家的第一天，母亲一见面就说我脸颊消失了丰满，说眼神也变了；在众乡亲的叹惜和劝慰中，她的话表示了她的骨肉之情。她为我送田头饭达三个月之久。悔之悔我当初愚蠢地要求到先进队去劳动，为了我那种天真烂漫的打算：可以体验劳动模范的生活，积累创作素材，写出所谓“高于生活，”鼓舞人心的文学作品来。我以为中止了法学的学习，政法工作成了泡影，而通向文学的道路却依然广阔。高尔基，俄国伟大的作家，竟出身底层，未进大学。这是鼓舞人心的例子。在政法学院，北大新闻系卢贤军 ( 宁中校友 ) 为我提供了文学理论教材，我作了系统的课外阅读。我还知道作家搞创作，常下乡体验生活，而落户在有先进人物的地方。这不是机会吗？
然而，在公开场合，我也不得不说：要求去先进队是为了更好的改造自己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从不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当时“兴无灭资”的标语随处可见。
乡政府答应了我的要求，但告诫我可勿反悔。这时，忠厚可信的戴乡长已经调走。新任的书记是年轻而雷厉风行的。他是解放后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产物。有人背后叫他胡白眼，一只眼睛里有白点，但他毫不掩饰它，敢于直视对方。他给我的印象是正直，有话直说，和此时当着本村生产队会计的我的大妹，有很好的同志式关系。
乡亲们说：本队的会计是胞妹，队长是我二姐夫的姐夫；不在本队劳动和“改造”，却毫无亲友关系的外队经受冷风凄雨，没有比我更不懂人情世故、更脱离实际的书呆子了。
走向社会即进了校门的人，此后就一心扑在书本上的书生，往往是不知道阶级斗争社会复杂险恶得难以想象的。开拓性的人生道路充满着种种风险，派性的书报又常常予以误导；理论与实际始终存在距离。
政策规定：右派分子，敌我矛盾，内部处理；参加劳动，同工同酬；经济一视同仁。我和这个先进队青壮农民一起挑河泥积肥，肩上同样压着一百四、五十斤重担，肩与肩相传相递，流水作业，在狭窄的田埂上跑，有时也得在坚硬的石板地上跑。割起稻来，甚至超过他们，跑在前面。可那个人面兽心的新地主老爷，所谓的劳动模范 ( 不过产量高了两年，对地主大胆粗暴 ) 评我劳动工分只有他们的一半！当然这用不着他出口，因为我是慕名而去他的生产队，他总不好意思带头剥削我。评分次次是这样。那时对居民下放青年差不多也是这样露骨的剥削 ( 似乎是想将政府繁重的税收转嫁 ) 。我是这样的相信党对先进队和劳动模范的宣传，而他们却这样毫无通融地接待一本正经投靠他们的书呆。歧视和榨取的苦味，叫我如何能体验下去？起步走错，注定我的“右派”生活将是艰辛和坎坷的。……
愚昧固执的老母啊，你自以为聪明能干的顶级女人，可农民对你的惩罚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要知道一百六七十元价值十石大米呢。说实在，我对农民欺老压少是不满的。他们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多分一点红。政治上可以与你称兄道弟，经济上毫不客气。
由于生活尚过得去的亲娘都拒绝接济，所有亲友都不回信。象山都是穷苦的多，我没有理由埋怨他们。我的生命在不断的透支。
十里丰劳改队春吃老芥菜，夏吃长蕻的老软菜，秋吃生籽的老茄子，冬吃萝卜茵菜，那是从萝卜地里删下来的萝卜菜苗，农家是用作饲料或肥田的，灾荒年口也用来充饥。三老一小，犯人戏称为四大名菜。长年当头，翻来覆去吃的多是这四种当家菜，吃得你饱了还觉得有一种什么不满足。这些以粗纤维成份为主的，且带着特殊气味的菜肴，你不能不吃，因无别的充饥。只是长年累月，便会面带菜色，骨瘦似柴。我只能用多注意休息，尽量减少体力和精力的消耗来对付营养不良和无人接济的局面。而有一些犯人则以收拾甘蔗梢头、偷挖萝卜、抓蛤蟆等等来解决生理上的一种不满足。逢到吃冬瓜、菩瓜或南瓜菜，无异于生活的改善。轮到打这些菜另头，那便是吉星高照了。
每月二两菜子油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了。休息日的二两半红烧猪头肉则是有目共睹的。只是农场的休息日，每月只有三次。 92 年的劳改白皮书说：
“政府保证对犯人副食品供应其数量与一般公民一样。”但一些劳改场所的干部深受低薪和副食品匮乏的苦恼，在犯人头上刮皮和榨油早成惯例，公开的秘密，大家心照不宣。要是上级部门来检查劳改情况，那天犯人的伙食肯定是改善的。而那天招待检查团的烟鱼肉，也都是犯人身上刮下来的。
逢到秋收挖地瓜、收花生、割甘蔗，便是犯人心满意足的日子。你看他们收工的一刻，个个都是带着泥色的嘴巴。带班队长也只能开只眼，闭上一只眼；法不罚众，叫他处理哪个好 ? 至多吓唬一下：“要是当场抓住，他妈的，吊起来！”大家反而咧嘴一笑，知道落肚的东西已经做肉了。
坦白地说，钻在甘蔗地里，也就是隐蔽在青纱帐里，我也偷尝了甘蔗汁的鲜美与甘甜，看准一枝最成熟的，向它开刀，去叶啃去表皮，再清洁卫生也没有了。这是最富营养最长肉的。可惜只一天而已。在这里头，文明的知识分子与大老粗一个样，都有一个肚子问题。区别的是有些犯人乱砍乱吃，满地狼藉，这有何必？发泄对四大名菜的不满吧。
队长们在分到大量收获同时，也给奴隶们十支半捆的，整个大监房也便成了甘蔗市场，但是更多更多的日子是在四大名菜的果腹当中，明明吃得不少，却总有一种不足，那就是馋，土话叫“肚子骚得很”，一年三百二十天，都在馋中度过。
犯人起哄，又吃苦中苦
忆及某些事常会触及隐痛，但为了忠于史实，我无权绕过它，不能不告诉读者。
由于经常的营养欠缺和饥饿感，犯人对生活犯打菜十分关注和敏感 ; 尤其对四大名菜之外的细菜，如青菜粉丝条，冬南瓜，菩羹之类，是否不分亲疏，打得公道进行监督。生活犯则对一些肚子大，又不讲脸皮的狼外婆之流特别注意他们的多打一次。事情发生在批斗一个装病留在房内休息，却趁生活犯不注意的时候偷吃了一个盒饭，并将空盒子扔到墙外，还偷打了一勺菜之后。该犯平时也有重复排队多打菜的现象。于是对他组织了一场批斗。吕管教说写批斗稿可以留半天在监房，免去劳动。三四年来，我虽写些犯情汇报，以对付邵奕功、狼外婆之流，上场当面批斗尚未参与。这次大眼吕倒在我整队出工时对我说：“你不是能写么？留下来吧。”我就奉命了。谁知邵犯见我留下，他就去出工，也好，可以少见他半天。
就在批斗会后的第二天清早，大家打的是南瓜菜，心头不免欣然，关心哪一个组能领到另头菜，一天的肚子就舒服了。我想起石浦佬是从不打另头菜的，鬼使神差就让我坐在水池边吃。他正在对面墙脚跟吃。我问他：
“你组的另头菜这次能领到不？”
他用透人灵魂的目光看我一下，说：“另头菜早就有预约了，不是组长，便是狼外婆。今天我的正菜就打给你吧。”
说罢他起身去把南瓜菜打了来。他的饭盒里蒸有女儿邮寄来的虾皮。我说一半就行，他说南瓜不爱吃。我就不客气接过来。吃不了多少，就放进水池边的盆架上，心满意足地回到监房整理床铺，准备出工。
谁知场院一角围绕着菜桶，生活犯正穷于应付一群闹事的犯人。说他们尚未打到正菜，另头更是落了空。肯定有一些人趁天色尚未大亮，偷打去了。生活犯是老鬼。老鬼打菜，决不失辟，这时却有一帮子人敲着菜盆，迫着他要南瓜吃。生活犯去大伙房弄来了咸菜，并保证今后补南瓜菜。接着一场搜查开始，去盆架翻查。
“这是谁的？”生活犯乒乒乓乓翻了一阵，拿着“赃物”转到场院，大声质问。
他身边自然是一大帮子人。有出于气愤的，有起哄寻求热闹的，也有象狼婆阿鼠式的人物。其中说：“我因大便迟了一步，打了个空，他却吃不光！”我听这话不免警觉，就忙从高铺下来。又听到了狼外婆的一声狞笑，说：
“菜盆是大学生的！”更使我有点心惊肉跳，倒霉的事不要又轮到我吧。
我正要出大门瞧个究竟，作个说明，谁知猛地里窜来了大扒手。他一把就将我拽倒在地上，随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一脚头，踢在我的嘴角边，不仅有口开不得，连眼都睁不开了。在一阵脚头的捣踢蹂躏中，我听到邵犯幸灾乐祸地说：
“不教训内奸还教训谁呀！白面郎君干脆痛快。”
昨晚遭批斗的犯人在说：“他妈的，昨晚正人君子，今天自己也鸡另狗碎。真想也踢你一脚。”当石浦佬分开众犯，喊叫：
“是我给他的！”我已经被侮辱摧残得差不多了。
我的半边脸已肿胀，一只眼只能睁条缝，且淌泪，说话困难，我就索性躺着不起来，知道早上出工时间到了，看政府怎么处理吧。最不能忘记的是一个犯人这样一句咒骂：“你家里不接济，你就在犯人身上打起主意来。这是喝大家的血！我就踏上你一脚。”这是一个打砸抢而判刑的反革命犯，巨县人，平时以为我有点来头的大学生，曾给我一点家里好吃的。邵犯从中挑拨离间，这回就在我肚上狠狠踏了一脚，真有点让我永世不得翻身的味道。
大伙儿出工后，医务犯把我扶进了教育室，大眼吕坐在那里。医务犯为我的脸部作了消毒处理，将嘴边的血迹抹了，给几颗消炎片就背着十字箱上工地了。
我坐在吕管教对面的椅子上艰难地说：“这全是邵奕功、黄金财等人的策划和起哄……”吕说：“我们都知道了。你也不必说了。你休息两天。你存折里有没有钱？给你去买瓶奶粉，一斤水果糖，怎么样 ? 这可是从文革开始来，尚无先例的呢！”
“队长，我坚决要求惩办凶犯！”我张口说话十分费力，腹部隐隐作痛。“知道知道，该办就办。”“他们对我动笔头不满，以为总在打小报告。昨晚参予批斗，让我付出了代价。他们又知道我不会动武，就敢于欺侮我。”
“可是你还没有认罪呢。改造五六年了，尚未改变你的苏修立场。现在苏修才危险呢！”
我为了使他重视我潜在的价值吧，情不自禁地扬言：“中苏总有一天会重新团结的！”他领会我的话中含义，不高兴地站身起来，说：“即使到了那一天，你也沾不了光！”他走了。“毫无关系”么？这很伤我的自信心。
大扒手他们根本未得处理，只是奶粉和水果糖都买给我了。生活犯说我的存折尚余二分钱。每月三元工资，肥皂牙膏占去壹元，即使开恩准你买点食品，比如买瓶五元钱的奶粉，你得等到半年后。要知道甘蔗瓜果也不是白吃的，早在存折中悄悄扣去了。
几天后，脸上肿胀消退，肠胃也照常运转。然而这耻辱，这留在心头的创伤，这政府不予严肃处理的“犯人专政”，留在记忆里是一辈子抹去不了的。
总场王副场长蹲点
记得一个胖乎乎、气度不凡的老干部，人称王场长的，曾来我所在的中队蹲点带班。小道消息说，他在生活上犯了一点错误，让他下放一个时期。看惯了警棍式或奴隶主型的队长，老王确实给人耳目一新。崇拜名师，尊重首长，是我孩童时期就已开始的心理，这上面不乏父母耳提面授的谆谆教导。而王场长的一言一笑，也够让人靠近并吐露自己长久积存的苦水的。
老王一口山东话，从容大方，态度随和，对犯人如对知青农场里的下放人员，这与一味要求犯人服从和听话的基层管教干部常常声色俱厉形成了显明的反差。犯人有什么信件总托他投邮，批买什么食品总也向他提出来。凡他带班，总是迟出工，早收工。也许他仍住总场，路上的时间便宜了犯人。更是工间十五分钟时休息，他因有人找他谈话，常常延长至半个小时以上。他一看表，说：“哟，大家还休息在那里！”便摸出叫子，吹了两下。一付满不在乎的姿态。在他面前，劳动失去了强迫性，犯人觉得轻松自在。
他在管教上的大少爷作风。毫不担心基层的反感，表明他在总场仍有稳固的地位。他生活上对犯人的关心可从提议大家买味精调味来证明，味精正是对付四大名菜的良方，使之不倒胃口。我多次在教育室找上他，我把他看成是党在劳改队的健康力量，比省一监的樊、萧队长具有更大能量的健康力量。我和他谈了我的身世和冤情，向他表白了一颗社会主义的赤子之心。他听着，但心不在焉。最后，他避重就轻地，却是爽气地说：“我给批上几句话，你写信叫你大姐寄邮包来！”
我不能强人所难，尤其对待能理解我的干部，对他不再提翻案的要求。
果然，大姐来了一个小邮包，没有食品，但有 5 元钱。由老母转寄。信中说毛巾两条，结果只有一条。这位老娘雁过拔毛，她毫不手软，而且理直气壮：这还是减轻我欠她养育的巨债呢。
我气愤地写信通报了姐姐。姐来信打园场说她可能只放了一条。大姐是背着婆母和丈夫回乡下时邮寄的。对长久被亲属厌弃恨透的人来说，其意义远超过邮包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使邵犯之流无法借有母无亲境况对我进行贬低和攻讦了。
我自然不相信大姐已经被迫离婚，不过邮包的附信，那个老娘总是“讨债鬼”“白虎星”斩尽杀绝地要我别再写信去上海了。这位老妇竟然是个常说假话以满足她虚荣，适应她乖张性格和防范自己利益遭受损害的文盲。这当然是子女的不幸。也许世上没有理想的母亲，人们都是在温情的面纱中，无视自己亲人的劣迹和缺陷而已。象我这样的母亲当然是极少的，儿子这样无情地予以解剖也是没有的。我并不以贬低自己母亲或宣扬家丑为乐事，在她种种反常和极端行为的背后，读者难道看不见这个时代的魔影和黑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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