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省“一监”－－鬼门关
省“一监”－－鬼门关
—— 《赤潮年代》廿九
作者：章文岳
十年浩劫絕不是仅仅黄粱一梦，这个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关系。我们要不搞得个水落石出，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待！也愧对下代子孙，可惜我们没有但丁。但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新的《神曲》。
－－巴金
回忆那些在现世阎王殿前，类似“落油锅”、“ 捧火烧柱”般的酷型，所受的煎熬和灾难，发觉许多可怕的场景已经褪色，强烈的感受已经淡化，许多辛酸凄惶与悲惨的细节已经变形，许多出人意料的事件已经模糊，或混淆不清，时序颠倒，空间错位 ; 更令人遗憾的是人物和日子叠合起来，粘成片，撕不开了。
巴金所说的但丁，他超然于酷虐之外，是旁观者，而我投身于灵魂拷打和肉体摧残，是他所未曾体验未曾感受的。
毫无疑问，劳改队中有许多事情已被我忘掉，只是有些还能在梦中改头换面的重演，或在生活中触景生情，使在潜意识中的惨剧喷发。占去我一生中最精华的青壮十二年，这一劳改农场与那一劳改农场彼此相混，过得既缓慢，又无生气。
但丁的幽灵是不即不离的，它未必了解我狂吸书本报刊知识的学生时期，即被灌输西方、港台妖魔化的形象，与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天堂相反相成 ; 只是幼年养成的传统伦理与宁波中学人文主义 ( 含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 ) 藏书的陶冶，共同铸就我的书生意气。在现实中磕磕碰碰，在惊风骇浪搏击中忧患与希望并存。
在受到当代奴隶主训斥、惩罚之后，还要受到劳改霸头的虐待和欺凌。这一切和一切延续和重复的苦难。我都熬着忍受着，直楞楞地一心盼着猖狂的逆流在大陆消退。我从不怀疑这是一场亘古未有的浩劫，是上帝注定让恶魔灭亡之前的疯狂。
我母是在无意中借刀杀子。意大利小说《牛虻》中的神父蒙泰里尼因竭力解救儿子无望，精神崩溃而发疯。
在宁中，在被党支部书记闵文暗算，排除在 54 届高考考场之外的开头几天，我尚在校园彷徨和徘徊，借读了几本俄罗斯和西方名著。屠格涅夫笔下的几个姑娘，优雅、伤感的形象都是我所欣赏的。但最感同身受、最牵扯心肺的一本是《牛虻》。当琼玛读到亚瑟照片后面题辞：“我永远是快乐的大苍蝇”时，我与琼玛一起，泪水不断涌流。我边读边哭，不能自己。
亚瑟当他成年后知道自己私生子的身世，毅然离开了私生他的神父蒙泰里尼，去投身革命，长年累月与刀光剑影相伴，一身伤残，终落王朝设置的陷阱。当时意大利的法律，只要他向红衣主教忏悔即可赦免。蒙泰里尼作为德高望重的红衣主教，解救亚瑟这个私生子，便具有双重意义。他尽心竭力，亲临狱中，苦口婆心，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职责与骨肉之情。却仍被儿子所不屑；正义的事业，何来忏悔？
一场非同寻常的就义景观出现了。临刑时，一排枪声响起，监斩官没有看到他倒地，却听到他嘲笑刽子手枪法拙劣……红衣主教疯了。满脑子沉浸于他儿子的殷红的鲜血之中 ; 他在一次布道时满口尽是有关鲜血话语。他疯了……
西方名著的人文精神，其人道、人性和人情味，在《牛虻》一书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一个文盲，没有文化修养的母亲，她的舐犊之情是易被贫穷暴虐的巨大压力消磨净尽的。
公安局安排了被我赞扬过的两位干警作为我的解差，一位是曾要帮我洗涤汗背心、裤头，个子小巧，常常赤足的干部，另一位便是生相厚道的狱警班长。这样安排，是为了在路上能起些安抚作用，避免因不服判决而引起的跳车逃跑或寻死觅活。或者纯粹是一种心理的倾斜，有些同志肯定希望我想开些，活得洒脱些。那位女记录员，她的眼神，态度，都充满着同情和尊重，十四年后，我几次去找她，打听她的去向。后来竟然听到她已经不在人世的噩耗，令人伤感不已。
赤足干部于起解前夕，跑来囚室，从监视孔告诉我：明天由他和正班长一起送我去临平“省一监”。那时我已坚定了活下去的意志，我相信我能早日获得自由，见到光明。我更不相信我不能活到毛泽东死后。所以，即使仍让银牙战士当解差，我也会忍受着走向人间地狱的。所以听到我所欣赏的干部亲切地关照，我像得到意外收获似地高兴得趋步上前，面对着监视孔，连说：“好的！好的！”
次日凌晨，一辆三轮车就等在公安局门外。正班长默默地站在一旁，也不见他身上带有枪支。赤足干部说：“我们到南站买吃的给你，管你吃饱。”我说：“从黑龙江带回的，那个有几篇散文的本子，还给我吧！”他为难一阵说：“他们还没有上班呢。要末这样：我给你买两本新的吧。”可是，我要的是本子里的文学作品，我那右派生活的辛酸记实。
三轮车夫进来了，我无可奈何地上了车。赤足干部让班长和我坐一起，他自己去搭公共汽车。他带着公文包。有关我在看守所的鉴定，很可能由应文祥暗箱操作。不可避免的一场罪恶的报复，书呆子何曾想到？
车子拉动了，离开了鄞县看守所。我的凄凄惶惶的经历也就告一个段落，走向另一场漫长的折磨。所以鄞县看守所仅仅是序幕。那位稳重的班长和我挤坐在一起，默无一言，年轻温暖的大腿毫无顾忌，坦然地紧靠一起。他的心目中，我岂是阶级敌人！
到了余杭县城的临平街上，赤脚干部并不食言，为我买了两本中小型的日记本子。我还要求：“将我的卡棉衣卖了吧，我想买套《列宁文选》 ( 两卷集 ) 。”他又犯难了，说：“到哪里卖去呢 ? 谁要你这件棉衣呢 ? ”班长是个内向的青年。但此时开口应付了，说：
“我们找一找。”
“无论如何要卖了它。我要系统地学学列宁的著作。”我再三请求。这件衣服是我唯一的财产。除此，我便一无所有了。我知道劳改场所“天热发单衣，天冷发棉衣，还有三元一月的零用钱。”难怪当时有大量劳动人民宁愿放弃自由，犯法投身于监狱。
我缠着他们不放，请他们注意街两旁有无什么旧衣店或寄售店。这时候我已不去想别人投入劳改，常有丰富的食品和衣物接济，有的拎都拎不动。家属还有眼泪鼻涕送别。而我只有新交的友人黑侠，不可能接济下去。我只能追求精神上的财富，和学问上的探索，这多年的监禁生活，不能在学问上毫无进展呵。
当时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劳改场所：劳动，力所能及；伙食，吃粗吃饱；学习，给一定时间；犯人之间，人人平等，再没有红黑贵贱之分；并且，在围墙内有你个人的自由。这是按教科书推断的模式。
让我这个书毒头惊愕不已的是：一切生活上和精神上的享受都被牛马般劳动和奴隶般的屈辱所代替了，完完全全丧失了一个人的独立自主性。人的肉体和精神，都受着恐怖和惨无人道的摧残。在这里，能够坚持自己信念和人格的，是真正的英雄！
赤脚干部也确实在注意临平镇街上有无收购旧衣的店铺，不用说，我更是一家家的察看。确实没有，只得死了这一至圣至诚，也是可怜可笑的红心。
解送途中将近一个白天的相处，我居然对他们有点依依难舍了。古今中外只记得有一苏联电影《第四十一》，对女红军玛柳特迦与一位白匪青年军官在荒岛相处中产生恋情的描写。不久白匪军有一艘小船向他们开来。这位白匪中尉向小船迎去，女红军的阶级意识克服了人性的缺陷，举起了致命的手枪，两人的爱情随着枪声破灭了。而我与他们的分手，心中充满着惶惑，有点象失去了依傍的孤儿所具有的心态。当他们交了差，赤脚干部拿出了密封的公文，离我而去时，我心理上确有成了这世界弃儿的感觉。
设在临平的“省一监”，犯人主要从事采石砸石劳动，以及与之配套的铁工厂。据说潘恩福就在铁工厂的制钉车间劳改多年。 62 年台湾当局叫嚷反攻大陆时，他因涉嫌参与反革命集团，加刑至无期。 65 年被遣送至不毛之地青海一农场， “美少年的灰暗人生”对他有较详的反映。
人们从杭州开往上海的列车上望去，那座临平小山，打自半山腰下，已被劈削去一大半，一片死灰色。大石块开采下来后，再用手工砸成小石子。与国家需要大加补贴的劳改农场不同，它是一个盈利单位。
“省一监”的大门，象一座古代的城堡。进入这个大门，阴森森的通道，真有身临鬼域之感。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一种表示希望消逝、自由灭絕的氛围。
从此，我百分之百地丧失生气和活力了。有专著揭示说中国监狱是从佛教传说中的地狱借鉴而成的。与西方模式重视人权有根本的区别。大陆监狱“改造”是受尽折磨、吃足苦头和慢性虐杀的代名。
从此，我进入了悲惨之城的境界
从此，我陷入了永恆痛苦的深渊
从此，我进入了永劫的人群的队伍 ――但丁《神曲》
林语堂先生有言：“有本领、有骨气的人，能将遭受的打击，激起更大的力量，象海蚌能将恼它的沙砾，化成珍珠一样。”可是长达 15 年的砥砺，那种耗尽元气，几近丧生的搏击，谁能坚持？
《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是后来为了对付咬住不放的西方舆论，对大陆蹂躏和践踏人权的指责而编制发表的。今天读了我感到恶心。
大陆几位理想型的领导人，如周恩来夫妇，确是真的希望大陆狱所、劳改队就象白皮书所说的那样运作。对于弄虚作假的统计数字和资料的上报正合乎他们的理想与要求。于是上当受骗，以讹传讹，在白皮书中让世人看到的大陆苦役营，简直是人道的楷模，归化的典范，囚犯的天堂。
《白皮书》说：“中国监狱、劳改场内的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依法文明管理，即在管理活动中尊重罪犯人格，给他以人道主义待遇，坚决禁止有辱于人格的做法，充分发挥管理在改造罪犯中的约束、矫治、激励和引导作用。”“为了让新入狱的罪犯详细了解其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熟悉监区环境，为服刑改造奠定基础，新收押的罪犯都要送往入监队，进行一至二个月的监规纪律和有关法律法规学习，以消除新犯通常的消极对抗和恐惧心理，让其能够自然地与监管工作人员接触并交流思想。”
这白皮书的发表，并未声明说：“文革时期除外”。而我所经历的几个劳改队的生活，为什么如此恐怖和惨无人道呢？
入监队—吊打流血带镣逼认罪
一进入“入监队”，当局就严厉地告诫说：要过好认罪服法关。我既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字，又拒收判决书，但我无法拒绝犯人的处境。为了活下去，必须面对现实，要争取狱所监管人员对我的理解，多一些赤足干部和四川少年，甚至尚存有翻案的幻想。
几天来，对姓张的那个入监队指导员留下了好感，觉得他话语不多 ( 不说套话、空话和大话 ) 爽气，健康又洒脱。我主动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对判决书中“书写反革命文章”的提法作出辩白。我说我是相信社会主义的，相信周总理。但是大跃进带来了三年困难，这是由于毛主席不懂经济规律。说了‘八大’之前还是正确的。我 64 年书写的那篇文章就是这样的基调。请重新审查：定我反革命是否合法，叛国是否有根据？
谁知在我把汇报送上的第二天下午，就对我刮起了一场批斗的风暴。 ( 不排除鄞县公安局对我有恶劣的鉴定 )
入监狱管教队长讲话是带着瓮声的，但底气不足，脸色枯黄，衣着陈旧，大概是地方转入劳改机关的干部。他先把各组犯人组长召集在杂务间兼教育室，象谈家常，可以想象他面授机宜似地对他们说：今天批斗的罪犯不同一般，是懂法律有理论的臭老九。对付他狡辩和拒不认罪的办法，一样是革命，是专政。毛主席教导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样的温良恭俭让，不能因为他是北京政法大学生而不敢对他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手段。接着他宣布全体犯人到中间大宿舍集合。
“省一监”的监房建筑都呈凹形，中间是大监舍，两排上下铺的竹木架床，能容纳五十来人，两边监舍较小，总共也能接纳七、八十位。这些日子自然人满为患。凹形的缺口是一场院，用围墙和铁门封锁起来。批斗会多在晚上进行，但“入监队”下午不出去劳改，我这场批头就在下午大白天进行。
一百余名犯人已挤坐在下层统铺上了。大监舍的进口处放了一张平板桌，瓮鼻队长就坐在那里，他清了清喉头，宣布说：
“今天，我们批斗章文岳！”我的心猛地揪缩了。刚才组长叫去开会时，瓮鼻队长还斜视了我一眼，心里就打鼓，果真成了现实。我坐在一角落，脸色无疑已经惨白：欲求他们的理解和复查我的案件，结果反招来一场风暴。回想五七年反右时被批斗，他们无非是当众让我亮相出丑，口头上诬陷一番，羞辱一阵，今天可在一群伤枪的野猪中间呀！
瓮队长见大家已经在肃然恭听，就开始把我问题揭开了：
“正同判决书告诉我们的那样，章犯还在负隅顽抗，拒不认罪。我们要帮章犯过这个关，人人都必须过好认罪服法关。我们不是对所有犯人都采取大会批斗的手段。你们在场的不一定都要拉上来批斗。我们今天所以批斗章犯，是因为他在一份名为思想汇报，实则继续放毒，继续在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站出来！！！”一阵震天怒吼突地从地底下爆发了出来。我没有动弹。瓮队长向我那边一瞥，但目光未达到我的身上。他鼓足底气，声音却仍不粗壮，说：
“章文岳，你站到前面来！”我不能不站出来了。
快！不是请客吃饭！站直！双脚并拢！把头低下来……一片叫嚷，杂七杂八的叫嚷。
瓮队长接着说：
“反革命修正主义，苏修反革命总想砍倒三面红旗。今天他还要胡说大跃进是错的。更不能容忍的是 ( 他提高了声音 ) ，竟然污蔑伟大领袖不懂经济”
“砸烂他的狗头！”有一个犯人突然振臂一呼。我的心又是一阵紧缩。与此同时，我所好感的张指导员的壮实洒脱的身影在门外一闪。他候在门外，使我幻想一点安全感。
“还有，”瓮队长作一停顿，回首门外，大概看指导员来了没有。接着回过来说：
“章犯别有用心地说他相信周总理，这是企图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好，批斗会由指导员主持。”
我想，指导员大概不惯讲这些时兴的派言派语，也是不愿讲这些无限上纲，火药味十足的极左语言的。就让瓮队长来一个开场白。
指导员他坐端正了，发达的胸肌很明显地隆起在一件干净的旧军衣上，黝黑健康的肤色，那双壮实的手掌放在平板桌面上，摆弄着一支用以记录的钢笔，我就站在离他不到两米的木架床前。可是他不来看我，是因为他单纯、读书不多？他说：
“现在，谁上来发言。”他左右环顾一下，然后继续摆弄他手指中的笔，看着这支笔，但想的是什么呢 ( 什么也没想，他只待戏文上演 ) ？
一个瘦高个子的白眼说声“报告”就跳下床铺，走近我，质问：
“诬蔑毛主席，有没有罪？”他的架势很象：你不承认，就给你一记巴掌。本来想回
答：“批评不一定是诬蔑”就卡在声带上了。这种场合，人们可以象踏灭丢在地上一根燃着的火柴棍那样来践踏真理。我还有什么必要来为真理和为自己辩护？于是我沉默，侧脸不语。
“他妈的！你装聋作哑，想蒙混过关么？”这位中年犯人，讲话缓慢，扬起手，但却不曾往下掴：“将他吊起来！” ( 这是例行公事 )
“吊起来！吊起来！”一浪接着一浪。我紧张地盯住指导员，好象他的人格就是我的安
全屏障。他纹丝不动，一反他平时温和朴实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手指头再也不摆弄那支笔管子。一个组长犯人在床铺下抽出一条麻绳来，新的，大概是近年来专在批斗时使用的。有两个早就配备的犯人奋勇出来帮忙，对我结结实实地捆缚着。犯人与管教干部之间似乎早已形成了默契：只要干部不公然制止，摧残人体的暴行可以借手于犯人，光天化日下进行。
我不加反抗，而把眼睛直楞楞地盯牢指导员。他似乎故意避而不见，灵魂出窍，思想停止，眼神茫然。他听不到我内心呼吁、求救和质问：你能让那些对这个社会刻骨仇恨的社会渣滓在书生身上胡乱发泄么 ? 不能让暴行继续下去，你必须作出决断。
他无疑觉察到了我无声的逼人目光。然而，这是阶级斗争在狱中的烈火，制止和扑灭它，合适么 ? 我估计与指导员内心激烈冲突的同时，犯人们已将我捆个结结实实，并把绳子的一端吊到了床头柱上。这与鄞县看守所战士对我装装样子的捆绑全然两样。我的手臂很快麻木，掌上失去了血色，象死了似的。
一个个上前来揭发批判，一如但丁笔下的鬼魂，互相咬啮撕扯，鲜血淋漓。
有个脸儿白嫩的年轻刑事犯人，走上前来，他的脸微带笑容。他和我素昧平生，也不见得对这个社会素怀不共戴天之仇，无非想表示自己政治上对毛皇的忠，显一下身手 ; 他在质问我：“你还不认罪”的话声未落，就猛地掴来一个耳光。被紧缚在床柱上的我，只能偏转脸去，却好击到了我的鼻梁。刹那间，酸痛热辣一齐涌起，眼睛溅泪，鼻孔汨汨地流出血来。
这类恶行是不经过思考的，把他个人命运完全同化于体制与形势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行为 ; 即便事后良心有点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残暴行为提供道德豁免的辩护。社会上的打砸抢分子也正是“手持心中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的 ( 伏尔泰语 )
我依然沉默着，眼睛因愤怒而睁大了，严厉的目光直逼指导员，正对面死死地盯牢他，非透视他的灵魂不可似的。突然，他举起巴掌，猛地一掌击在平板桌上——“砰”的一声，抽身走了。全场为之诧木。
毫无疑问，他反对这样的批斗，但是他管不了，掌握不了。这样壮实的一个转业军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战斗面前，打了退堂鼓。
直至瓮鼻队长前来收拾残局，给我松绑，我的双手已经全然失去知觉。然而比刀砍还要难受的是手臂恢复知觉，血液重新流动，那是一种把心一点点掏空，又一针针地缝扎上去的疼痛。我真想叫：你们干脆把它们砍了吧。
搞医务的犯人过来把我那个流血的鼻孔用棉花团堵住了。
这是突如其来的一场风暴和肉体摧残，使我久久缓不过气来，傻楞了好久。这是阳间世界的“捆抱火烧铜柱”酷刑。但肉体摧残是为了精神上的屈服，因之仅仅是一个开头。在我手臂刚刚恢复触觉和一般的功能，一位队长接着来叫我，说：
“跟我来！”
这是没有二话的。我随着他到了入监队队部办公室，有一个工人 ( 留场人员 ) 模样的人盯着我，象盯一个猎物似的盯着我进去。他手里有一把铁榔头，还发现地上放着一副脚镣。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带镣反省，这是预先策划好的，可以追溯到鄞县看守所预审科长应大祥身上。要我认罪服法，看来也只能使出这一酷招。
只是指导员不在。他受不了我锐利目光的拷问。
瓮队长说：“你坐下来。”意思是让我坐在地上。简直难以置信：我一下子成了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得用重镣钉起来了！过分的震惊或新奇会使人脑海里一片空虚。但在下意识中明白反抗是无济于事的。徒增专政的苦头，这我很清楚，在炼狱的森罗殿前，在无常、夜叉狰狞的威慑下，我默默地坐到地上，接下了这一毕生难忘的摧残与耻辱。我的双脚被“嘭嘭”钉上了 12 斤重的一副铁镣。
“嘭嘭”的敲击声，声声敲进骨髓，钻入我的脑壳。没有眼泪，没有悲哀；心情反被激荡得亢奋起来，连钻心透骨的痛苦也不觉得了。活下去气势直冲斗牛，这是一种逆反。
“批斗是触及灵魂，带镣要你反省。”一位镶嵌着一只假眼的队长走近我说，但对已经失常的耳膜听他的规劝好象来自地府，幽幽的，颇似巫婆的祝福：
“认罪服法，用汗水洗刷自己罪恶的灵魂，脱胎换骨，做一个新人吧。”
回到监舍。我的床位已移至下铺，稍有点冷静下来，那被铁镣箍着的脚腕却隐隐地作痛起来，俯身看去，袜子已映着殷红的血迹，与皮肉黏在一起了。是这样：一路上回来，铁链拖在地上，那镣箍随着脚步一次接着一次的晃动，在皮肉上磨擦 ; 钢铁与皮肉不断较量的结果，会是怎样的一副惨状呢 ?
一位曾下海投台的温州青年把医务犯叫了来。这位地主身分，表情严肃的老人，背了十字箱到了我的床前。他说：“你必须把镣箍用布条缠上，缠得厚实些，以减少铁的磨擦和碰撞。再用一条细麻绳吊在链条中间，走路时用手提起来，以减少铁镣的压力。”他说着把我的血迹洗了，伤口消毒，并用纱布包好。他已见怪不怪，干毕就走。
一好心人为我找来了一条细绳子，他说：“如果你想让双手空出来，不妨将绳子套在头颈上，吊着。”说罢就走，其神情很有点与戴镣反省者保持距离的意味。
我知道戴镣分子便是反改造分子，要想成为积极改造的犯人，必须予以划清界线，犹是社会上的五类分子，人人得注意不能臭味相投。想不到犯人世界，也分出红与黑来，这正是伟大导师的哲学思想的体现：一分为二是绝对的，是普遍存在的。
我那颗不算脆弱的心灵，经过这场暴风骤雨的洗礼，很有点疲惫不堪，就仰天翻倒在床上。双脚垂地，却不时发抖。心也在发抖。
犯人组长过来说：“你得把铁箍用破布缠好呢！明天如命你出工，看你寸步难行。”
我没有答理，布条，毫无准备。这接二连三的致命横祸简直从天而降，太意外了。曾几何时，我还敢于指责一个实权人物应大祥为阴阳怪气。就说我这是估计失误而盲目反抗，但赤足干部要为我洗衣，并和让我好感的看守班长“陪送”我来省一监，一路上平等相处则是不可否认的吧 ? 也许是每个单位都存在两派。有善恶之分。善的也管不了范围之外，你好自为之吧。偏我是一个毫无城府，不识世故的书呆子。所认定的好人也未必真好！
现在，省一监真是个人间地狱，是血腥的魔窟，对我如此的疯狂和凶残，这是否仅仅为了让我“认罪服法”？不！他们在我身上大捞政治资本。他们丧心病狂地表明着对毛泽东的无限忠心；他们是保卫毛泽东的无畏战士。除此之外，他们不允许犯人自称公民，决不让你们和他们平起平坐。奴隶想与主子讲平等，这是犯上作乱！
然而，我能认罪么？我有什么罪？讲真话和追求真理何罪之有？要求生存和发展，实现人的基本权利有什么罪？
但我要活下去，就不能不屈从现实，将自己处于犯人地位，服从管教，听从指挥。这是无可奈何的。今后凡写什么报告或呈条，姑且具上“罪人”字眼，决不具“罪犯”，也不能具“公民”了。不能不作此折中，极左正在疯狂当儿，非妥协让步不可。“罪人”语意双关。人们可以理解为有罪，而我的用意却在于“受”罪。“罪人”，多么可悲的字眼。
人的一生中，总有不少后悔的感受。在愚民政策支配着的国度里，善良的人必定有更多意外，更多失算。伤心的是：事情多已无法挽回。在我保外相当自由的暑期，为什么不调动每一根神经细胞，比如千方百计地筹集路费，作一个熟门熟路的第三次偷越呢？还不到火烧眉睫！那是因为我被蒙在鼓里。母亲愚蠢地 ( 她却自以聪明 ) 与公安人员合伙计算自己的亲骨肉 ( 她却认为永世不得翻身的讨债鬼 ) 。不能说我毫无预感，不能说我没有逃生意识。但是并不紧迫，甚至有一种强不过命运的悲观色彩。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是：我还未想到极左控制下的监狱的疯狂和惨无人道。极左是无法无天的一伙。它们的社会基础就是文盲半文盲以及建军初期混入的强盗，土匪、兵痞、流氓和娼妓。那时，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收编了他们。打下江山后，都是有功之臣，他们的习性能改吗 ? 虽是少数干部，可他们当官发财弄权腐化是有传染性的。
想一想吧，毛泽东坐上江山之后，究竟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在他“领导”下，我们的民族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还是更加落后了？这二十八年究竟饿死、杀死、关死了几千万人 ? 扼杀了多少民族的精英和优秀苗子？学术凋蔽，文坛荒芜，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鲁迅、胡适、郭沫若和林语堂？不要忘记他们的成就都在民国时期。当时我身受酷刑却仍惯性地在马列框框中寻求真理，在东方阵营中探索未来，对西方和港台的民主繁荣茫然不清，对同室的下海投台的那个温州青年保持距离。
他们在吃晚饭了。我挣扎起来，看到床沿一叠碎布条，多半是这个不声不响的老医犯给的。从医务和保健角度讲，他有责任这样做，而不须担心与反改造分子勾搭的指责。
我把镣箍包扎起来，用细绳提起铁链，打算下床行走。谁知脚底刚一着力，就有一阵心涨肺肿的剧痛。脚腕的红肿已经扩及到脚面。
活下去的内心呼喊促使我跨出了艰难的第二步。越艰险，越能显示英雄的本色。顾准说要保存自己。要战斗，而这战斗不会是白费的，至少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以经验教训。组长说：“你明天可以不出工，刚才队长进来说了，留在监舍反省，晚上还要接受小组帮助。”
什么“帮助”！批斗的别名。于是，对我折腾，由大会转为小组，由于已经负伤，免去了动手动脚，这样继续了三天。
晚上只能和衣而睡，但有人说：戴着镣也可以换裤头，单薄的棉毛裤也能添换。至于天冷时穿棉裤，不妨将裤档拆开，变成棉裙，这是政府允许的。男子汉穿着棉裙生活，不伦不类，还成何体统 ? 然而这是腐儒之见。极左控制下的劳改不仅扭曲你的人性，成爬虫，成野兽，还要让你的外表不成体统。
听说还有一种“关禁闭”的惩罚。把你放进一个棺材般的小间，不能直立，只能整日躺卧或席地而坐。一天开两次门，放风、吃饭、大小便都必须在半个小时内进行完毕，这惩罚也常常对付那些不认罪的政治犯。
要活下去，再残酷的处境也要活下去。这是结论。这百日的自由有助我鼓起生活的勇气，正如应大祥说的：“给你了解 ( 形势 ) 了嘛！”所以他们狠狠地砍下了毁坏我一生的一刀。觉醒的奴隶是危险分子，最可怕的啊。
戴着铁镣睡觉，那是一种怎样的滋味呢 ? 冷酷的铁制刑具贴着肉体；夜里翻身转侧时一阵铁链的索朗之声，加之脚腕的隐隐作痛。进入梦乡之前，首先你得用自身的体温融暖铁娘子，而你的心总被什么吊着似的，那样的被牵制，那样的压抑。第一天晚上我是昏昏沉沉地听到搞生活的犯人推开铁门去大伙房装运早餐饭菜时才入睡的。但一些难以入睡的犯人于此时也点点拨拨地起床了。他们搞得盆架叮叮冬冬的响。一忽儿，起床的叫子吹响了，我从飞檐走壁的梦境中滑了下来，感到无比的沉重和累乏，如果要我出工，我也只有赖在床上了。
大伙儿被拉出去上工地了。从起床到整队出工一阵蜂窝似的忙乱，嘈嘈声停止时，监房内
便是坟墓般的死静。我吃了半盒饭就放在一边，大概有点发烧，影响了胃口，剩下的饭菜自有人来拿去吃掉。如果你家里有接济，有多余的饭菜，便有人为你跑腿，甚至代替你干活，完成生产定额。遣憾的是，平时我总感不够吃，家属又无接济，这时我省下一点来，是因为我伤痛的脚，行走不便，报答为我跑腿的。
一连几夜都睡不贴实，每翻一次身，伸一下腿，都需要付出相当的力气和时间，迷迷糊糊的睡去了，醒过来总是一声沉重的叹惜或痛苦的呻吟。脚镣，这是一种把人当成兽类的羞辱，是肉体加精神的施压 ; 在重累中，损耗你的斗志和精神。
小组批斗会上，组长告诫说：“你可别把脚镣带去中队啊，要是冬天到来还带着脚镣，那可够你受的！”我只得写了这样的书面保证：
“遵守监规，服从管教，劳动尽力，未经同意不提申诉。罪人某某”
第二天，全队集合点名，那位假眼队长口齿清晰底气十足地说：
“有的犯人不认罪，但服法，羞羞答答。不过，政府也考虑到脱胎换骨需要有一个过程。对改造道路上的有所进步，我们还是予以肯定。”
大概在分配去中队正式劳改的前三天，假眼队长带我去开镣，他说：“你随我来。”
我拎着 12 斤重的铁链和镣箍，蹒跚地走着。这五百余米长，三十余米宽的开阔地带，中队的监房－－座落其间，将近十座之多。每一中队的监房门前新建着忠字牌坊和带来一定活力的建国初期所设置的花坛。只是花坛随着忠字牌坊兴起而凋落，那些资产阶级性质的芍药所剩已经无几。一路上想：我就这样通过了认罪服法关了么？入监队阎王殿前的整训，为期两月，即将转去中队劳改了。
其实，入监队的无常夜叉也有上面压来的任务的。这就是必须让新人过认罪服法关，要是有人还是公然不服，你就是一个不称职的干部。所以必须在这两个月内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动用刑具加以制服，对我这个书呆更是及时下了毒手 ; 无产阶级专政和犯人专政双管齐下，总算让他服了法。实质上也就认了罪，可以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每一个阎王爷交帐了。
开镣该是件轻松痛快的事吧！其实我也想错了。我所经历的开镣比钉镣的疼痛何止厉害八倍、十倍，简直是无法衡量的。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意外和不幸！
问题出在操作上，出在如何让铁箍固定，而在凿截铁插梢时不致蹦跳撞击在脚腕骨突上。负责开镣的那个夜叉是个失去人性的魔鬼，他毫无表情地叫我坐在泥地上，把脚一只一只地放上铁凳。他一手掌握凿子，一手抡起铁锤一锤又一锤地砸下来。他只认准箍眼中铁梢的渐渐断裂，而不管或不考虑铁箍在猛烈地反弹。每一锤下去，就引起一次反弹；每一次反弹便拚死命地撞击在我脚腕的骨突上。这是具有致命冲撞力的钢铁与人体骨肉连及神经脉络的拳击。我咬着牙，闭上眼，忍住眼泪，忍住钻心透骨的酸麻和疾痛。
心，又象是在烤肉架子上慢慢翻转，流着滋滋作响的汁液。夜叉们似乎用解脱双脚之名，行其剥夺我整个生命之实。我的骨髓快要被砸出来了。
这些造反派的极端分子具有暴虐的天性，在镇压机关或权力机关中，他们的变态心理有机会得到宣泄；这时候，他们作为鹰犬的自卑情绪得到补偿 ; 通过给别人制造痛苦和不幸而使自己得到心理上的平衡。
好容易截断了一枚铁插梢。夜叉弯腰提起了我另一脚上的铁箍，想往铁凳上放置。我慌忙摆手，连说：“慢点慢点，让我缓口气……”我的一颗泪水掉到了地上，夜叉不耐烦地直起身来。假眼队长在一旁没有话说。
“怎么样？”夜叉以不屑一顾的口气问我。意思是你想不想开去另一只啊！
我缓缓地把脚放了上去，闭上眼，把一切都交给他了。
第二枚梢头截得较为有些分寸些，震动和弹跳没有刚才那样猛烈。总算解脱了，我的走遍大半个中国的大腿。
当我站立起来后，一种摆脱束缚的轻松自如感，从绞心剔骨的痛楚中缓缓地冒了出来。我情性难抑地吐出了这句话：“这是教训啊……”
假眼队长听了，用他特有的语调接口：“今后好好改造吧。”又象是来自另一个世界阴间地狱的声音，是由于我的脑神经振动得听力失常，尚未恢复。
其实，这既是教训，更是血海深仇，在极左猖狂期，千百万善良无辜的人民都有一本血泪史，只是他们无能表述而已。亲娘啊，你如果亲眼目睹这一切，你会痛心么 ? 你不会想到这一切，这我可以肯定。你会回心转意么 ? 这一切是不能写信告诉任何人的。不会给寄出去。反会招来新一轮的摧残，我也从未想告诉任何亲友，因为这是耻辱。人家也未必都能理解。高傲的心记住它，可以源源本本说清楚，也需要说的时候再说吧。
我也想起了在宁夏的大妹，“书写反革命文章”的证据就是她提供的。当时她的用心是送我去劳教，让政府控制起来，以免干扰她们的安宁和幸福。同时给自己挂上了“大义灭亲”和忠于毛主席的光环。她也不会去想今天致命的后果。只是她对家庭有责任心，部分挑起了长子失职的担子，我差不多宽恕了她。
然而，此时此刻我要问你：你能想到胞兄，正在受到炼狱中的“落油锅”般的煎熬么 ? 你能想得到这狰狞兽性的政治迫害和惨烈的人生遭遇吗 ? 今后的十余年还不知是怎样的摧残和不幸，使心灵蒙受一次次的烙炙。这是恶魔对书生的灵魂拷打：今后你还不当个老老实实的顺民么？
她的对胞兄的没有远见，与老母一样短视，有文化不高，认识水平的限制的因素。但根本之点还在于对毛泽东的畏惧和个人崇拜，以及由此而来的人身依附；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这个天子支配，并要亲属也服从这个支配，以求得自身的安宁和可怜的幸福。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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