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第二次绝食斗争
第二次绝食斗争 ——《赤潮年代》选卅二
作者：章文岳
就寝的叫子吹响了。监舍内那支 30 支光的灯泡通宵不灭，表示犯人时刻都在被监视当中。墙角里不见了邵犯的几只八宝箱，狗皮垫子也挪进了一点。然而温佬那边却多了两只箱子！很象是邵犯的东西。更有甚者，一向睡在外头的老屠夫，和我面对面地躺了下来！这屠夫不仅鼾声似雷，而且彻夜圆睁怪眼。可我又不能动员他回归原来的交叉睡法，因为我知道他已被买通了的，说了反被抢白一顿：我高兴睡那头就那头，你管得着么？而我偏偏是最怕无形中将自己推在舞台的中央，让众人看白相。我气鼓鼓的，久久躺不下去。
邵犯装作无关于已的样子在那头躺下了。夜深人静，我倦乏了，才不得不和衣而卧。可是不久，响雷由远而近，一起一伏，不绝于耳。我侧身向着邵犯那边，也许翻动得重了些，邵犯把脚一翘，他的一只臭袜子翻落在我的枕头边。我连忙伸手把它扔在墙角，只是我的手指受到了污染，索性起床，出去水槽边洗一洗。我不想影响大家睡眠，免得成为众矢之的。我拿了小凳子在院子里对着星空发呆。命运残酷地而且是无休止的捉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啊？
有人偷偷地张望了一下，肯定是邵犯，我根本不去理他。对着牢狱中的黑夜，叫我怎么办呢 ?
我尝试再去入睡，看看他们合演的双簧有否终场。然而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命运又把我的苦难史展开了新的一章。需要声明的是，我以为当队部明白了我的所作所为全然无意与当局对抗后，会同意我调组要求的。只是需要付出三、四天不进食的代价吧。倒霉的人儿，做什么事都要付出成倍，甚至十二倍的代价。
奴隶的滋味已经尝够，再不能陷落在奴下奴的境地里了。双重的精神压迫会使我死在牢改队的。
不用看他们吃饭象饿鬼一样狼吞虎咽，空盒子丢在箩筐里乒乒的响，早饭一扫而光，饭菜的气味还在室内飘浮。这诱惑，头遭诱惑还是容易挡住的。这个时候，石浦佬也许还在咀嚼他的鱼片。温佬刚才打开食品箱，取出的是白糖，他放进饭盒拌饭吃。至此我绝对断定他是被收买了。他拿到外面去吃，回避了我。
没有人来督促我起床。谁也不愿管这个账。这是邵组长的事。而邵犯却不来理我。甚至他早上整理床铺显得比平时小心。他还摸不透我究竟是为了什么？温佬假惺惺地在问：“你，你病了么？我给你拿饭盒去！”不管我理不理，他拿来了盒饭。如果我此时抬身起来求他：今晚你还是回到那头睡行么？也许他能接受，但是我从来不求我所厌恶的人。算了，我再霍一次命吧。
复食是肯定的，但我决不在邵犯组里吃牢饭！
在他们忙乱地准备着出工的时候，叽叽咕咕地议论开了。邵犯还爬上床来作了一番察看。这边摸摸，那头拍拍，他知道我今天存心旷工了。队伍已在集合。他当然要向队长汇报，但不知道是谁值班？他如何向队长报告呢？我在监房里听不清楚。无非是说我不吃饭，也不出工，问病了也不理。也许他尚未想到我这是一场矛头对准他的绝食斗争。而通常总是这样认为：犯人绝食，尤其是那些臭老九绝食，其矛头是对准人民政府的。
而我这个社会主义书呆子还认为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党内，政府机关内都有健康力量呢！樊与萧的存在支持着我的这个信念。邵犯们希望监内闹事，乱子越大他越刺激，说不定还能获得机会，在倒霉人物身上捞到稻草。要是队部断定祸起邵墙，他将偷鸡不成蚀把米了。不幸的是，老党棍根据毛的阶级斗争在监内延续的理论，说绝食是抗拒改造，与人民为敌。这时候 , 劳改霸头与老党棍组成了统一战线，局面就是这样的严峻。
“出工！”老赵在带班，在发命令。
我以为这下子总有两个如虎似狼的邵犯进来相逼了。心情不免紧张起来。但只有队伍的起步声，没有邵犯等人的进来。进来的是老赵本人。他在我床前站了一会，不问我为何不吃饭，也不问我让医务犯看病了没有，而生硬地质问：
“为什么不出工？”
我不得不坐起来，看他一眼，垂头说：“给我调一个组吧！”没有人更能比我感受到：那种强迫人与豺狼的结合，吃睡一起的痛苦和违背常理了。
“你不出工，算你旷工！”他说了这句，竟然走了。
这表示：队部已经决定的事，犯人只有绝对服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许他不了解我走上了的路也决无回头的习惯。不知道我就此开始了一场绝食斗争，只是斗争所要达到的目标仅仅是调一个仍在你控制下的组。谈到矛头，不过与一个犯人组长过不去，这有点象杀死一只蚂蚁，用的是猛烈的拳击，而且击在岩石上。读者，后果怎样惨，你会看到的。
整个上午，只有生活犯傅铁文进来看了看，那个戴着老花眼镜，个子结实嘴有点瘪，寡言，外貌已经找不到军人的痕迹。他进来是为了饭盒子，其他似无兴趣。他根本没有和我搭讪，他仍保持着严肃的脸容。这个环境中沉默是金。
我起来喝了点水，三元一月工资 ( 也叫另用钱 ) ，积聚起来买了热水瓶，还有一把指甲钳。为买指甲钳，曾和老傅计较了一番，因为刀口有一细小的缺口。我要求拿回去调一个正品。他眼睛不屑一顾地，不声不响就走。我缠着他说：“我将存折中所有零用钱都买光了。家里又没接济，不能买件废品啊 ? ”他猛地转过身来，用手指指着我的脑门开口道：“你这个人就是没有自知之明。”扬长而去。
我想了好久才悟到：作为犯人，商品的挑选权也是失去了的。这个上午，我还作了例行的大便。因为明天后天就拉不出了。我不愿让脏物留在自己肚内。“洁本洁来还洁去。”我虽不是女性，却常想起林黛玉的孤独、寂寞和伤心落泪。她那纯洁的身子和她高洁的灵魂一起，年纪轻轻的就告别了世界。而我己活到 34 岁了。
上午的肚子还不是怎么过不去。我坐起来又写了一张报告，准备面交樊中，作最后的争取。
报告
我不是不想劳动，更不是不想吃饭。但这只能在调离邵犯小组的时侯，照顾照顾吧。
我己把话说清楚了，完了。接下去是命运的裁决。
中午收工，象往常一样，他们虽不象别中队较为年轻的犯人一窝风地冲撞进来，至少也是争先恐后地进了监房。他们的全部希望就在于能打到浮在青菜羹上面飘浮着的一层油水，惟一的目标就是尽快解决己经饥饿了的肚子。组内一些人先往我的床铺一看，饭菜还凉在一旁，人一动不动的的躺着。谁也没吱声。他们忙着打菜吃饭。几个文明点的，先拿毛巾去洗手洗脸，以去掉手脸上的灰土。邵犯和温佬该知道我想干什么了吧！
“入×的……”温佬在骂邵犯。他觉得上了“绍兴师爷”的贼船了。他将那只装着白糖的小板箱，“嘭”的一下扔回了墙角，那邵犯的领地，还哇里哇啦地发着谁也听不灵清的温州脏话。
靠近门口吃着饭的诸几佬，说：“年纪轻轻打不过他么？我们判了无期也不愿作践自己的身体。肯定是恶讼师在捉弄这书呆子。”
恶讼师打小报告也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但没有指名道姓，邵犯吃着饭也不好发作，兼之他腿脚不灵，打不过诸几佬。温佬吃了饭，就对我说：“我把冷的倒在盆子里，空饭盒蒸晚饭。中午是萝卜羹哩，有油水，你不闻有股香嘛？这就去打。”我没理他。
一会儿，他嚷嚷着进来了：“入娘×！那个不要脸的大肚趁火打劫，把你的一客冒打去了。傅铁文说，热饭也有，热羹也有，要你自己去！说你又没病假，想吃，自己会去打；不想吃，打来也不吃。别人用不着狗捉耗子多管闲账，他妈的，我跑来跑去成了老狗啦！”
少时听安泰老先生说书：“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常在耳边回响。这豪气是不会被磨灭的。然而后来越来越意识到：人生绝非直线运行。总是在迂回中进取，走回头在所难免，问题是掌握火候。这就需要要有正确的判断。正确判断光靠书本知识是不行的。说实在，这次绝食的深层根源还是与上次一样是对命运的反抗。
邵犯吃罢饭，从小高凳上直身起来，对着全室犯人，老着嘴脸说道：“你们谁也不能吃他的饭，要考虑考虑后果。”说着便迈上八字腿蹬蹬地出去了。
我以为下午出工时，管教人员会进来的。谁知整个下午都置之不理。我打好的给樊队长的报告只能藏在兜里。这时，还未立夏，劳改棉衣尚未回收拆洗。我将它当作枕头，出工时和大家一样，披在身上。劳改棉裤也穿着出工。这是为了节约脆薄的单衣单裤，而管不得臃肿，不成人样。
温佬见我晚饭也不吃，就抬起他的一对怪眼朝着上铺两位犯人，装腔作势咆哮说：“入娘×！晚上下来小便，谁要是毛手毛脚，碰醒老子，老子捅死你们！”这表明晚上他睡到外头了。而我的生命轨迹只能按日前决定的方向继续运行。一日的沉重代价交付了，明天队部该有动作了吧。
夜晚，受饥饿的折磨，但在无甚打扰的情况下，我迷迷糊糊睡去了。充分考虑了后果，心情也就平静了下来。相信达到这点可怜的要求，不致于彻底失败告终。鄞县看守所的成功很有点鼓舞斗志。
劳改队的犯人专政
第二天一早，饭菜在加强挥发它们的香味了，尽管与平日一样是青菜和烂饭。我必须有比昨天更强的意志挡住其诱惑。我的胃酸在急想跟饭菜融为一体。一阵阵翻肠榨胃般的难受，比独关一室，毫无引诱的上次为甚。口中不时的发苦，只好忍到他们出工，用开水稍求缓解。我还期待樊队长进来，或萧队长进来将条子递上去。这是最后的呼吁和请求。如能调动，这四餐损失还是划算的。
大家都冷眼旁观的静待队部的动作，连外向风头型的老屠夫都让我自个儿躺着，犯人的心态是：天天能看热闹，最好能热火朝天，把牢房烧个精光。他们都出去整队了。我期待着值班是樊队长。却听到赵党棍赫然一声命令：
“把章文岳拉到工地去！”
这一突然转折，真有点心惊肉跳。死板教条的党棍与朝气求实型的中队长不一样啊，而我却被老烟鬼咬住了。他被香烟熏焦了的指甲象征着阶级斗争的烈焰充满了他的内心。
邵犯和送石犯磨拳擦掌地进来了。他们的后面还跟着东监房，外号叫狼外婆的黄金财。他是上海滩上的青红帮，老流氓。他的一双老沙眼总在淌泪，而嘴半张着，总在歪笑；身材高大，佝偻着背，他笑嘻嘻地跟着来了。由于年过六十，他只能在弱小者的痛苦中寻乐。他主动地参与制服抗拒劳改的行列中了。
这个时候，他已脱去了一件剪掉袖管的旧棉袍，拦腰缚棉袍的布条子此时被他用来束住身上的一件黑色的补了又补的棉背心。未进监房前，他即在扬言，说：“十多年中，我已拖了两次。嘻嘻，我自己也被拖了一次，嘻嘻。”
指导员明明说“拉出去”，他们怎么变成“拖”了呢？是这样：你不起床，他们也只能拖。于是，我赶紧穿上棉衣棉裤，盖上被子，准备他们动手。
“我看，还是你自己下床走吧！”黄犯说：“嘻嘻。”他们已经到了我床前。
“走不走？”邵犯站在最前面，靠着他自己的床位。
“他才不来理你呢，拖！”送石犯一把掀去了我身上的被子。他的脸上泛着一种幸灾乐祸的笑。
就在拉扯被子的同时，我迅速地坐了起来。无疑这是我一种对抗的表示，不高兴让他们脏手碰到我身上任何一部分的表示。面对这些惟恐天下不乱的夜叉恶鬼，严阵以待。
“走啊？”邵犯不用亲自动手。
“不走？哈，”狼外婆伸出刺有青红帮标记的手臂来，说：“拖抗拒劳动我是有经验的。”送石犯说：“且慢，让这些饭菜放边些，倒坏了可惜”。狼外婆也闹不够吃，也是有奶便是娘的角色。两人把我昨天未吃的凉饭菜放过一边。送石犯对狼外婆说：
“有一个被拖得背脊皮破血流……”狼外婆接口说：“头上起血泡。”邵犯概括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大家动手！追上队伍。”
这些原对毛共不共戴天之仇的刑事反革命，此时被老党棍授权掌握了专政的刀把子。记得在北京政法学院开学典礼上，党委书记讲话说：“党信任你们，培养你们如何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用好这刀把子。”
今天我就在刀把子下实践，而且由三个被专政的犯人执行，一切都颠倒过来了。
怪不得近年来邵犯心广体胖起来，脸色是红润的。自从“文革”开始，他看到了共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互相残杀。今天这个书毒头正是互相残杀在他面前的展现。他很明确我不是他的一路，他是另一个共党的追随者，赫鲁晓夫和彭德怀的信徒，一样是不共戴天的。
“拖！”他发出了命令。
牛头马面各自握住我的脚，狼外婆手脚笨重，岁数较大，邵犯帮他拖。我被重重地摔到在泥地上了。脚是赤着的，但不碰地。他们企图扯下我的棉裤，但我早有准备，布带缚得很紧。他们将我的双脚提得很高，因为牛头马面都是高个子。我尽力将头抬高，只让背部在地上磨擦。他们原想跟上队伍，但拼着命拖到铁门外面，远远地，只见到队伍的一个尾巴，气喘吁吁地，他们停歇了一阵。
“我们只好另行报告出 ( 监狱 ) 后大门了。”邵犯喘着气说。
狼外婆却提起了那天早上做“三忠于”的事，他先嘻的一笑，露出一种媚态，说：“老邵师爷，你那天也太不够朋友了点，我把“语录本”举反，你当场揭发。指导员让小组斗了好几夜，在毛主席牌楼下跪了好几夜。”
送石犯说：“唉，过去了还提啥！邵组长也不知道指导员这么认真。”
“指导员说，难为你不识字，否则加一年刑期。”
“好了好了，我们再拖！要触及他的灵魂。快！”邵犯使出了狠劲，我的后脑差一点“崩”地落在坚硬的砂土地上。我的臀部、背部不时地冲撞在隆起的小块硬石上。我闭起双眼由不得自己了。
其实，邵犯他们这样“拖死狗” ( 后来他常常提到这件事来搞臭我，就说我象死狗一样被他们拖到工地 ) 的做法，主要还是在于人格上的侮辱。我也将这起经历当作终生难忘的一件耻辱。他们不追求我皮肉上受苦，也许他们还残存着人性。所以没有将我身上的棉衣剥掉。
“他妈的！让太舒服了！”当他们又一次停下来休息时，送石犯说了这句话。这也正是邵犯要说的，狼外婆说：“嘻，这回我是跑龙套的。听你们的。”邵犯说：“你去报告指导员，要一部牛车来，让牛来拖他！”
不愧有绍兴师爷之称，送石犯欣然地跑去了。
光天化日。这是四月初头的一个早晨。我一声不响地躺在砂土地上，局面是何等的严峻。用牛车拖到工地，几个凶神恶煞在后面不绝的抽打，让牛狂奔。邵犯说××中队有先例。邵犯打算亲手试一试。在他当地主的时候，也不见得如此出足风头啊。
整个监狱死样的寂静。工地上的一片敲石声尚未传来，两人等得有点不耐烦。狼外婆讨好地说：“我和你先拖一阵 ? ”正要伸出魔爪，邵犯说：“来了！怎么样？”问声很大，显然是对着姗姗来迟的送石犯的。
“指导员找不到！”他老远回答。及至快步走近才丧气地说：“还是要用人工，他妈的。”
“拖嘛！”邵犯有点恼怒，说：“我们轮流拖，不相信拖他不到，让全‘省一监’都看到抗拒劳动改造的下场！”
“来！”狼外婆和邵奕功抓起了我的脚，齐叫“拖——呀”。“沙沙沙，沙沙沙”地尚未拖上三、五米，忽听得背地里一声大喝：
“停——下——来！”
这是樊中队长。他赶上来了。是从队部办公室来，也许从场部狱政管理处请示来的。他大声说道：
“让他回监舍，反省！晚上批斗。你们有文化的，可以不出工，写批判稿。”
我暂松了一口气。但我还摸不透队部的意图和樊中的态度。要是在批斗中又被打得鼻血直流，再钉上脚镣，是折腾不起的呵。
他坐着你们难道不批斗了
批斗在院墙外开阔的场地上进行。铁门上顶挂起了一支雪亮的灯泡，看上去有点刺目。铁门口放了一张平板桌。当我被逼着出来看到端坐在桌子后面正是樊队长时，一颗心轻轻落了地。我的脑子还未麻木到如此程度，以致不觉得早上是他解救了我。我装着被饥饿已折磨得连走路都东倒西歪的样子，扶着院墙，沿着铁门栅；一旦出了门就扑的跌倒在樊队长身边了。我在他身边坐了起来，垂着头，哼哼地喘息。因饥饿的两天折腾，确实乏力。而意识是清楚的，装着哼哼喘息。全中队犯人就坐在我面前各自小凳子上，形成一个方阵，批斗的方阵。
“站起来！”一个犯人突然叫喊起来。跟着一片“站好”“站起来”之声。
“站好。”樊中队长转脸过来短促地命令。我反而向他挨近一点坐着。决不站立！除非把我吊在铁门口。我愿将铁门当成十字架。这群残渣余孽就是传说中的犹大。我要维护人格和尊严，决不向邪恶和暴政低头。人格和尊严啊，你们从没有离开我。你们就是我的上帝。
然而坐地批斗，监内监外，尚无先例。还是那个看透我是一个毫无家属接济又穷又酸的大学生的送石犯，不紧不慢地上来拉扯：“起来！起来！”“别装死了！”我挣脱着离中队长稍远一点的地方又坐下了。
当邵犯几个人跃跃欲助他一臂之力时，中队长一声令下：
“大家坐好了！他坐着，你们难道不批了？……”一阵间歇，“坐着更要批！批臭批倒为止。谁第一个发言？”
这时候，萧队长和其他队长都来了。生活杂务犯忙着去教育室搬凳子。萧队长自在地站在犯群后面，一副洒脱。
“报告！”邵奕功肃然站立。下午他没出工，在自己床前写批斗稿，一面监视我。他喊：“我要求发言。”
“上来吧！”樊队长并不看他说。
邵犯摇摆着他的八字腿，虎着脸上来站在我身旁，斜对众人。不慌不忙地戴上老花眼镜，干咳一声，带着尖刻的绍兴腔，念他的批斗稿：
“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最高指示：不劳者，不得食！”接着他就东拉西扯鸡毛蒜皮，少不了添油加醋，关键处他便无限上纲。他最拿手，也是最恶毒的一招，就是挑动犯群的情绪。他口吐飞沫地说：“章犯把我们都骂成恶霸加流氓，都是残渣余孽。他自己是清白无罪的。他到这里来不是改造，那是什么？是打小报告，当特务！坑害大家！”他激动得差一点掉了眼镜。他将它扶端正了。口气缓和，煞有介事地：“在这里我要揭发这样个事实，此事我曾向队部作了汇报，送石犯可以作证。他在小组会上传言：队长也分两派，他们内部也有斗争。这个队长支持这个，那个队长帮另一个犯人－－”
“邵奕功！”萧队长突然在后面一声喝叫。他的声音如掷在地上的银铃。他也是绍兴腔，却对邵犯毫无乡亲感情。也许萧队长更了解他在乡里胡作非为和横行霸道。萧说：
“不许议论政府工作人员，这是放毒！”
邵犯懵了一下，接着“是是”连声。他猛地转身对着我道：“罪犯章文岳你听清了没有？人民政府当场指示：不许你议论队长。这是放毒！今后如果你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当场把你揪到队部。报告，行不行？”他面对中队长作请示状。樊中端坐不理。其实议论队长正是犯人的日常课题。对“文革”后出现的监狱内部分裂，有点头脑的犯人不会不觉察。奸刁的是：邵犯把自己对某些队长的不满和自己不便公开的想法，借别人的名义加以传播和宣扬，并达到嫁祸于人的目的。而我决不会与不友好的人谈这些敏感或禁忌话题的。邵犯倒霉的是今天遇到了机灵的萧队长，向樊中讨好又得了个冷面。
然而他的脸皮是贼厚的。他沉着应付这尴尬的局面。要是诸几佬不在下面座上大声地空打一个喷嚏加以嘲笑，他的方寸未必乱到语无伦次的地步。他实难摆脱这次上场原想偷鸡，结果蚀米的懊恼。他是怎样收场的呢？真有办法，他猛然举臂高呼：
“同犯们！我们把抗拒劳动的反改造分子斗倒斗臭，有没有决心啊？！”
“有！”座上有不少响应者。
“把他吊起来！”有谁在喊。
“吊起来！吊起来！”好些人起哄了。但毕竟邵犯第一炮打得很不响亮，更因樊、萧队长压阵，我觉得我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看樊中的脸色，邵犯见不对路，夹着尾巴回到了座上。
“谁接下去发言？”樊中开口问大家。
傅铁文上来了。
傅犯平时也戴老花镜，有文化，但他没有写批斗稿，也许忙于生活杂务。他发言竟不先念语录。这种不随波逐流，富有个性的行径，给我留下了印象。他如同拉家常似的批起我来：
“章文岳这个人一来我们中队就很计较个人的权利，很不象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没有气派。 ( 我听着心想：你要我生存的基本保障都丢弃吗？ ) 说给他的那个小板凳不是凳子，是三段木头的组合。我们中队几年未进新同犯，中队长久没领凳子了，用这工地上的，暂时的嘛。每年都有死去的同犯，死不带去，你可以换他的嘛。他又发牢骚说发给他的棉衣棉裤都是旧的，你自己不是有一件的卡棉袄吗？为买指甲钳，说有缺口，是次品，硬要我跑出监狱去商店调换，我也是犯人哪，那能直进直出！今天你为调组闹绝食，同样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什么身分。现在知道家里不给你接济，我们这里头，离家这么多年，尚有接济的已经很少。多数无甚接济，有的连家属都没有了。人穷志也短么？志不短就不要斤斤计较，过得去就行……”
听毕傅的话，觉得他还有点人样，基本是说理的。我确实还远未学会处世，太直来直去。不知从何时起，让我养成了凡事追求完美的性格，也许是父亲从小谆谆教导：“事情要末不做，做了就要做好”。而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和事物。也许少时看了太多才子佳人的越剧戏、读了太多英雄豪杰的小说。然而，人生求其完美，是一件永远完不成的希望工程 ; 希望是一匹很难驾驭的野马，方向和进程以至于目的地总难遂人愿。
傅发言的主旨是要我适应环境，屈从命运摆布，当奴隶又有何法？而我却在拒绝命运的强予，拚着青春和热血使命运有所改变或彻底改变。
未待傅铁文下去，送石犯便一边“报告”一边大步流星的走上前来。他不会写，怕人家占先，自己想好要讲的话忘个精光。这种人心猿意马，见异思迁，不会集中精力思考一个问题。他指点着我的脑袋，“这个，这个”突然又记起什么似的从他的口袋摸出”语录”本说：“我不识字。我就高举红宝书，喊一声“毛主席万寿无疆”作开场。这个这个大学生－－唉唉，这个章犯 ( 有笑声 ) 。”他停顿起来，原来胃里冒上一股菜汤来。他咀嚼一下，噎下去了。原来晚餐时人家倒给他的几碗菜汤都吃喝了。他的狼狈相又引起犯群的一阵哄笑。他抓紧发言批斗，说：“章犯这个完全要造谣呐！我送石有软有硬，块头有大有小，一向老少无欺，新犯老犯不分厚薄，一律平等。章犯说我有奶便是娘。我说对呀，谁送我吃，我就对他好。邵奕功笑我说要是狗奶呢？－－他妈的，我上了这个反改造分子的当啦。今天我要踏上你一脚。”他说着果真提起脚来。我立即闪避，他却没有踩到我的身上。因为他看到樊中威严地一瞥了吧。
残酷的吊打场面是不再出现了，批斗成了真正的文斗。石浦佬正好弓着背走了上来。他在座上已举手“报告”，显得按部就班、有板有眼。他戴上老花镜，不慌不忙地展开一张晚饭后临时写就的稿子。他下午不拣个不在工地劳改的外快，此时一本正经地念了起来：
“最高指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咳了一声。“林副统帅说：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他停顿一下。“章犯文岳由于不认罪服法，无视自己是犯人身分，为调组，闹绝食。上周日我在院墙角翻晒东西，他见到我的邮包布，说他也是象山人。我由于多年离家，不知不觉问了好多象山消息。他说邵奕功弄得他难以生活。邵奕功是怎样一个人，队部是清楚的，同犯也有公论。你要考虑的是自己如何适应环境，趋利避害也有一个过程。何况改造不能没有互相监督，并需互相促进，一团和气，你好我好，人民政府是不允许的。有句老话：识时务为俊杰。要改变命运就应改变个性……总之，用绝食这种极端手段很难说仅仅是对付一个犯人组长，你应该明白把你安排在邵犯组里，正是为了更好的改造你。这样，你绝食的矛头不是对抗政府了 ? 我劝章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他恭恭敬敬地把批判稿呈给樊中，就弓着背下去了。樊中点点头，接过稿纸。接着上来的是黄金财，上海老流氓，日本占领军狗腿子。他双脚一并，喊：“报告！”
对他来说，在能左右他命运的上司面前，如此装腔作势已成习惯；反过来，对于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则便要骑上来拉屎撒尿了。他站到我的面前，象见到猎获物似的咧嘴一笑，说：“你这个破坏改造的分子，手中一支笔，专打小报告，造谣，暗箭伤人，要使大家不得安心改造，我恨不得当场夺下你的笔，撕毁你的纸。好了，今天是你的报应。我们报告中队长，要求给他钉上镣铐！－－”
“黄金财！”樊中叫他。
“是！”他慌忙站立端正，听樊中训话。樊中说：“除了发现写反动传单、标语，其它一律不准干预任何人动笔头。向人民政府汇报，也可以口头，你的汇报谁来禁止你啦？”原来，这狗腿子也在打小报告讨好队长。今天樊中似乎故意出他洋相，悻悻地下去了。
樊队长的耿直和正气凛然，常使心怀鬼胎的犯人望而却步。邵犯这样一个劳改霸头和精怪，也不敢正视他。邪不胜正，樊队长能直觉谁较老实，谁心怀鬼胎。但他也很难掌握具体材料。他管生产，老赵抓思想，好多事他不便插手。自形成两派组织后，对犯人出事怎么处理，常常意见不一，而过左的决定，总被执行，而使无辜的生灵屡屡遭殃。
老樊见黄犯下去后，再无上来者，便作总结：
“有的发言值得章文岳深思。回去写出检查来。队部根据你的认识，再作处理。”
这场批斗总算和风细雨地过去了，是因为磨难远未结束。我想置人死地也非老党棍的意图。对一个饿了两天的俘虏，你还能怎样惩罚呢？不对，这又是迂腐之论，要不是樊中挂帅，萧队长压阵，把你吊在铁门上批斗，并不是不可能的。
写检查，这是必经的程序。但我有什么可检查的！作一个虚假检查，敷衍塞责，也未必调组。我决定将尚未交给樊中的那份呼吁充数吧。这是最后的誓言：决不在邵犯组里复食。
绝食进入第三天，肠胃受尽了煎熬。根据上次在鄞县看守所的体验，三、四两天是最难过的日子。第三天下午出工时，我照旧躺在床上。石浦佬故意滞留在床上整理铺盖，待等众犯出去，他“刷”的一下，向我扔来了一小包象山炒薯干。待我转身去看，他已爬下床铺，匆忙走了。
我悄悄地一条一条地往嘴里放，唾液迅速地包围了它们，一个一个地被粉糊，不用甚么咀嚼，吞进了食道。这恰能延长绝食的痛苦期，如果不立即调动。因为是：绝食到第五天，只感到昏沉，而不感痛苦，安乐死就此开始。问题在于我不想死，绝食是为了更好的活。所以在无常夜叉不知的情况下，不致让肠胃损伤太过而吃点什么是可取的。石浦佬也知道我不是想死。
这些天，谁也没来打扰我，包括身边的邵犯。都在静观其变，看队部怎样处理这个大学生苏修分子。我躺着，也尽量保持心境的宁静，喝水、小便尽可以在他们出工走光之后。想如此决心，又是如此大代价，换一个组该是不成问题的吧。
那时候要集中思想，进行复杂深奥的推理已不可能。浮想常在梦境之中联翩。躺在温和的大海中非凡的惬意和甜蜜。有一回变成了单飞的孤雁，天空无有边际，尽力的飞，力不从心，猝然间摔了下来，跌落尘埃。翅膀犹在不断的，接着是间歇地颤动。这是电影“天鹅之死”。这出芭蕾舞剧，观后心头沉重，怪怜惜的。那是学生时期的事了。
生活的残酷和极其意外的遭遇，想入团、入党，强烈地追求社会主义，公正和平等，反被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掌权者一再的打击，头破血流，打成二等公民，直至人间地狱。这咄咄怪事，说明了什么，反映了什么呢 ? 纯洁的心怎么会被蹂躏和肆意糟蹋呢？他们，一切极左分子所追求的真是社会主义吗 ? 而我也应自省，这样一个生存发展竞争激烈的社会，你一味进取，尽管是循规蹈矩的进取，行吗？社会发展迂回曲折，你个人却要直线前进！不碰壁才怪哩。这就是说要注意让步、谦逊，而不做作。
只是，回想从小对我们的愚弄和欺骗，最荒唐的是将西方和港台说成是如何的腐朽没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他们维护地主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台湾街头还有卖儿卖女的现象……象我这样出身于寒微家庭小时受过屈辱记忆的学生是很易盲从和轻信的。所以大学时，我讨厌母亲每封来信中的诉苦叫穷。即使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和罪恶，我总以最善良的愿望为这个社会辩护；用毛泽东教我的局部与整体，支流与主流，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之比为它隐恶扬善。当被打成右派，我还不接受蒋介石比毛泽东好的乡亲们的观点。我不愿接近对这个社会不满的家乡一群青少年。最后实在忍受不了遥遥无期的右派改造期，来一个冒险殊死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投奔。判了十五年重刑后，我一如既往坚持了社会主义理想，相信以苏共为首的国际共运，相信中共党内的健康力量。极左血口喷人，说我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这恰恰暴露了极左封建帮派的本质。这个时期，还没有这样可能：让我对今天的资本主义作出反思，对苏联来一个再认识。
当我临近花甲之年，为自己大彻大悟感到欣慰时，我要特别指出：如果没有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前期和中期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时期，我是写不出《赤潮年代》的。
绝食第六天，也许是第五天，当我的昏沉已引起死神的注意时，在早上，大伙儿出工后不久，不清楚是哪个队长，带着监狱医院的几个人将神志恍惚闭着眼睛的我用担架送入了病房。昏沉感主宰着头脑，但明白自己的处境有了改变。
医务人员慌不忙地为我吊了盐水。我听之任之，本来就是为了更好活的呀！才吊了片刻，口鼻就出现一股清冽的香甜，象是干枯快死的禾苗，一经滋润，渐显生机。
一会儿又为我送来了香气扑鼻，油水十足的面条。我不理，却诱得我口水咕咕作响，口水直向喉咙涌上。但我决意拒吃。在一旁的医务犯吓唬说：“你不吃，把你的嘴挠着灌下去。这种人看得多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另一个说：“你吃了，有了力气，你们队部是会考虑你的要求的。”
我仍不吱声。但我害怕挠伤牙齿，戳破舌根的苦中苦，灾上灾。思想处在交战当中。他们又说了：
“不几天，打炮队一个青年犯人，他连盐水针都拒绝吊。结果捆上手脚，将他绑在床上，用钢叉硬将他的嘴巴挠开，灌肠，你挡得住吗？”
当局是不让你死的，但也不让你活好；反复折腾，怎么经受得起 ? 人生的完美，需要灵与肉的配套。我一贯追求两者的结合，而日日作健身操和洗澡。我为什么不与人打架斗殴 ? 就怕肉体受到伤残，失去完美嘛！
“队部同意调……组，我才……”我别转脸，呐呐地说。我觉得我不能不复食了。而在病房复食后，要在组内立即绝食是困难的。因为绝食有一种斗志，这不是很快能形成的。反复酝酿，不断加温，满腔蓄积了视死似归之气，终于霍了出去……我这书呆子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有这么残暴的强制复食招数；简直是要你死就休想活，要你活，你就休想死了。连自杀的权利也剥夺了。他们还会把我当作典型，宣扬说：极左多么人道。
我当然不想死。这时死去岂非白白的苦斗至今吗？死，在跳火车的东北大地上，尚不失为一种解脱，现在去走黄泉路，太不值得，太对不起已经付出的高昂又惨重的代价了。
我复食了，因为我不愿被灌肠。我只毫无信心他说一句：“不调动，，我还要绝食。”
一旦复食，他们也就停止了盐水针的注射。第三天就赶回中队，回到老组，只是错开了几个床位。这有点只许分居而不准离婚的味道。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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