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算命先生浩叹书呆子
算命先生浩叹书呆子
－－《赤潮年代》选二
作者：章文岳
我家的斜对面，横巷那头，有个叫阿寿的瞎子，比我早出世两年，只是比我矮了一截，而且面目丑陋，是那双胎里带来的暴突的瞎眼珠子，象两只蒸熟的田螺肉一样，浑浊不清，看了可怜。
他父亲是个富裕中农，很怪他不发“七日瘟”死掉。但他有一位极善良、通情达理的奶奶，使他象棵路边的野草，顽强地活了下来。孩子到一定的年龄，就业问题就挂到父母的口里。不能养他一辈子呀！可阿寿能学什么？区社举办的盲人草包厂，草屑尘灰，设在破庙，那来的财神？精明的他爸不高兴让他去。学卖唱吗？这小子，噪子沙哑，卖不了多少座。还是放个老本，拿出二十块银洋钱拜师，包吃包学，去号称鬼谷子的阿炳家，学算命吧。
可是算命这行当自公社化对“四旧”的一次扫荡，已成了到处躲藏、避风头的麻雀。但灾难深重的中国农民并不因为一两次强制扫荡而不去求神问卜，在广袤的中国农村，贫困的人们难以把握自身的命运，总是把无穷的希冀寄托在千百种神灵的保护和昭示中。生老病死、灾祸寿福，甚至生儿育女无不打上神巫虚幻的烙印；随着大跃进带来了“三年困难”，算命这行当又有了广阔的市场。
阿寿去学算命的时候，我正好进城读书。这次开除回家，他早已满师赚钱了。在山村角落，田头河边，在深巷弄尾，在一切避开公社干部的地方，都有他的市场。他父亲为他配备了一付墨色眼镜、一把号着“铁口算命”的纸摺扇，一套玄色长衫，倒也风度，非同昔日可比。他彻底告别了少时的一付腊蹋相。弟弟阿来是他的挡囝。
我读高中起，就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菩萨或上帝都不信，而信毛泽东。自然也不相信算命这一套。算命瞎子无非说些好话，奉承话满足一下人的虚荣心。他们总先问你一些什么。当他摸到你存在的难题和心态后，才套话好话一气。所云“算命不说好，命金不好讨”。算命先生是套话大师。但也有几句击中你要害的实在话和符合你经历的教训，使你同感和共鸣，从而称他为半仙。有个别骗取钱财的，还对一些老实巴巴的愚夫俗妇说些吓人捣鬼的胡话。不过，阿寿非此流。他依从奶奶的教导，一不骗人钱财，二要增强困境者生活的信心，帮人探索一条可行的道路。
阿寿还能说书，弹三弦。那些无所事事的有闲阶层女流，常常叫他弹唱消闲。后来我还认识到阿寿是个对社会现实具有深入了解的同代人。
据说母亲在我求读北京时，曾请瞎子算过命。瞎子简直说我是文曲星君下凡，章门差不多要出状元了。当我划为右派，跌落下来，母亲背着我又算了命，说是白虎星投的胎，命定害爹害娘的。这使我对算命由不信发展到讨厌，包括从事该行业的阿寿。
不料，有一次傍晚，我和他在村外后庙湾相遇的时候，他竟肉麻地唤叫我的小名来：“阿峰，阿峰”的。他是胎里瞎，百分之百的失明。他眼前该是一片漆黑，无所谓色彩和不同的人物。他之知道我远远的无声无息地来了，是他的弟弟，引路的档囝－－阿来阴阳怪气的提示于他。阿寿大概去湖塘村弹三弦说书，搞付业。
我气鼓鼓地不理他们，阿寿却一声声地唤叫至我跟前。在这空湾野外，夜幕降临时分，很有点阴森森的气氛。好象山妖期待着被点名者应声而可得手似的。我赶紧避开他们，紧挨山崖而过。而让他两兄弟沿着湖岸边的大路走。大概阿来小鬼告诉他，我是如何的厌恶和傲慢，他没有再叫下去。
谁知第二天又在同一地方狭路相逢。只是这次是顺向而行。我扛着锄头，锄头竿上挂着空饭篓从有劳模的生产队田间回来。阿寿两兄弟这次也从外村算命回来，三个人走在同一条沿山靠湖的归途上。我急步紧步地回家，他们慢条斯理地走在前面。当我在凉亭边即将越过他们时，这小阿来突然回过脸，嘻嘻地一笑。我态度严肃，却是一身泥巴，一双赤足草鞋。我越过了他们，闻到了阿寿身上的一阵香风，看样子准是满载而归。突然，他叫：“阿峰！”
这是很有份量、庄严肃穆的一声唤叫，不是无聊玩笑。是一本正经！不是鬼气，而是神威。我不由自主地止住了脚步，停顿了一切。
但当我在他深色镜片后见到暴突的眼珠时，我又忽视了他的庄重和真诚。我回身继续走我的路，分明听到了他“唉”的一声感叹。而阿来翻脸骂我：“书大糊！”
书大糊是当地土话，与书呆子、书毒头是一个意思，是对习惯按照书本和成规去看待处理复杂多变世界的一种人的浑号。这种人从小起就读书，由于没有事先的生活斗争经验被灌满了第二手知识而思想变得僵化。书呆子诚有一种不随波逐流的人格和原则，但在实践中常碰钉子，不知道这世界总是把原则和人格抛在一边。我行我素的书呆子能不头破血流？当人家，尤其是腐败泛滥的今天，当官的将党性异化为派性、人性堕落成兽性、潜规则盛行，而把公正与廉耻统统撇在一边，而你还在遵循什么人类的道德规范，你就非死不可。
次日，天气转阴，下午落起毛毛秋雨来。我从田头提早回家。未进家门（这时全家已迁至余家岙底有高高石阶的一幢楼房里，与多阶下阿寿家斜斜相对），在屋檐下，我便听到家里有人说话。
“阿寿！”这是我母亲的声音。
我听到是阿寿在家，便习惯性地避开他，站在屋外廓檐下，想待他走后，再进去。天空是灰蒙蒙的一片，江南已是晚秋。
“我拉对门对户的。”母亲说着，“你说实话，我家大骨头是不是白虎星？”
“对门对户的，阿婶，我不好造话。我多年来以耳代目，格外用心，世情民风也算关心多想得多了。我觉得阿峰老弟多年来已被书迷了心窍，成了书毒头了。”这是阿寿的回答。今天他可能没有出村。至于到我家，是自己摸上门，还是母亲请他来？
母亲又道：“叫他到上海去学生意，定下亲来，他不要。”一阵寒风，使我身上的汗毛根根竖起，毛毛雨已飘湿我裸露的小腿部了。我真想出口，我小时挑豆腐担苦恼不堪时，为什么不来叫我？惟独恩福一付侠义豪情。
母亲接着说：“杭州姑丈叫他去学铁路木匠，他也不去，死要读书。高中毕业了，有了工作，倒也人人称赞，多少也为家里分挑了担子。可只一年，又考什么大学，去读书，一味的读书，读书，读得今天跌进了烂泥田里，害爹害娘。”
其实，母亲对我的恨，还应追溯到我小学毕业十三、四岁的时候。她知道父亲半夜起身磨豆腐体力消耗很大，需要助手推磨，就不管我开始发育夜半贪睡的少年生理，夜夜叫醒我逼着我到对街豆腐坊帮爸推磨。她说尽了好话，允许黄豆磨完，可以回来睡觉。可一早还得担上几板水豆腐去巷街里弄叫卖。实在难以适应。
我勉强应付了几次，半夜叫我起来，多次予以拒绝。她无可奈何，只得敞着刚喂了弟弟的奶水，自己去干活。她能心情舒畅？
阿寿说：“一个打成右派的人了，是五类分子。贤棣、鸿勋都在本队劳动，受邻里照顾。他却要求到什么先进队向什么劳模学习。人地生疏，人心不古。阿婶！先进队那个劳模队长，有一次见阿峰老弟给黄牛身上除粪，用水冲洗，竟遭到一顿臭骂，大耍他新地主老爷的威风。北京大学生当了他的牧童，威风极了！还乱扣高帽，说这是让耕牛拉稀，故意破坏春耕。好心受亵渎，我看难忘一辈子。春种拔秧，几个老农照顾他，叫他给临时雇来的妇女、孩子拔秧计数。他一本正经，发现有个孩子以次充好、以小充大。他便毫无情面的打他折扣。岂知这孩子是劳模的亲戚。第二天就叫他去放牛了。
每次评分，总把他当成半劳力。廿多岁的人了，老婆也该讨了，家小该负责养育了，还把他当作半劳力加以剥削。有社员同情他，但谁给主持公道？”
这瞎子把我在先进队的受歧视，遭欺压，被剥削的情况，如数家珍地兜在母亲面前了。我算佩服他的摸底功夫，而我是羞于摊出这一切的。
母亲分明地气愤了，她大声嚷嚷起来：
“整整十个月了！中饭天天送他到田头，他却没有一分钱、一根草拿回家。人家有春播预支、双夏预支、他支个屁呀？说秋后一总分红，这点点工分，又能分到多少？够他自己吃吗？啊啊，长子不得力，前生前世作了孽哪！呵呵……”
母亲捶胸跌足地大哭大嚎起来，但幸而没有抢天呼地扑出门来。我突然觉得冷气逼人和毛骨悚然。我身上全被毛毛细雨渗透了。
“阿婶，依我看，还是叫他现实点，回本村！另想办法，另找出路。”
“回本村介便当？阿大书记早说了：他嫌这里落后，让他在先进队呆一辈子好了！”
其实我也羞于走回头路，更觉得哪个队都不是我的归宿。说到本队落后，我也只是听当本队会计的大妹关照。她不愿我右派哥哥在同一队，是觉得有碍她这位当了乡团副总支书的面子，和怕人说闲话。她希望我到别队去。她认为先进队产量高，分红多，而未想到对外来知青与“改造”人员的歧视和剥削。
“唉，阿婶：阿峰思想一向是很积极的，参加土改斗坏人，对四类分子介线分明。竟被打成右派，乡邻很难相信，我也一头雾水。”
“说是老师连带的！”母亲叹口气说：“有些事情让人家听了是很难相信的。他一读上中学就中了邪，检举、检举。宁波姨爹的兄弟被他害死了，还让象山小姑丈坐了牢。报应啊！”
屋檐头已滴下了大颗的雨珠。雨珠滴进身旁一只大水缸里，叮咚有声。身子发冷，觉得不能不进去添换衣衫了。况且，偷听是不正大光明的。于是我脱了草鞋，转身进屋，径直上楼。
“喔？”阿寿似乎霍地站起，说：“我也该回家了。”听他摸摸索索地走到门口，踏在队沿石上发出石板与石板碰撞之声。我在添换衣服，他在仰天长叹：
“老天爷流泪了。老天爷是有眼睛的……谁说没有天呢？”
楼下母亲突然冲着楼上嚷嚷道：“我养不起你，24岁了！我看你还是住到先进队去！”
我受不了母亲指桑骂槐、打鸡骂狗的天天吵闹，便向公社、公安局要求一个自食其力的场所。恰值大跃进如火似荼地地开展起来。1958年8月17日至30日的北戴河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大跃进在全国范围正式开展的标志。河南最早，浙江约莫在晚秋之后。我被派去郭家峙柴基水库工地造水库。那时，郭家峙西山脚下已造起了一所省级的海军医院。东钱湖与象山港隔山相望，东舰司令部也在修建当中。
大跃进、公社化和吃食堂同时开始。
大跃进最突出的标志是大炼钢铁，公社集原乡政权和财权于一身，成为政经合一的基层政府。它一声令下便将家家户户灶头上的铁锅，灶口里的火钳、火铲，衡器上的称码及门窗上的铁条都共产去炼铁了。
当时，芸芸众生不明白这些铁制品，为那么好端端的当废铁回收还炉？大概国家制造枪炮和机器的钢铁原料不够吧。他们已习惯了服从，期待共产主义天堂早日在地上出现。即使是梦呓，是乌托邦，你能不把家里的锅铲交出来？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上级高压出来的炼铁指标，有的为了出风头、造政绩，便用这种挖肉补疮的办法。这种全国性的败家行为，实际上是在败坏共和国江山。那种搞大兵团作战，以求经济上跃进、翻番，是把战争的规律和经济规律等同起来。几十年来的游击习气、短期化行为很难根除。他们喋喋不休地宣扬他们建成了多少多少“伟大”的工程，生产了多少多少的钢铁。姑且不论它们的质量，极左是不会把老百姓巨大牺牲、大自然付出的惨重代价算一算账的。
由于打了封建印记的左派，依靠的地方干部多是不学无术的非知识分子，不懂科学，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由于他们游击性的短期化行为，致使神州大地自然生态的平衡失控，社会难题和纠纷层出不穷。无能加专横，干什么都得不偿失。倒霉自然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和芸芸众生。中国老百姓多是听天由命的，皇帝和官僚容易摆布他们。当然，离不开夸口许愿和欺骗及重点安抚。
水库工地离陶公山十里光景。民工的吃和住都在工地下面的一个小自然村里。我参加了挖土和运土；推着木制的独轮车，一车一车的往大坝上送。看着大坝一层层的堆高，一层层的打夯，一天天的消磨青春。
我们民工还多次在晚上被拉去突击种油菜，为菜田平整碎土。由于白天己劳累了，此时只能应付磨洋工。再强定指标，也不能劳动过半夜吧？即使有汽灯照明，毕竟是黑夜，活儿粗，不讲质量是可以混过去的。造水库更是经常挑灯夜战。“老年赛黄忠”“少年比罗成”“妇女象个穆桂英”的标语这里那里张贴。“人民公社好”“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有多大劲，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到处都有。
那时侯，报纸更是大喊：“十五年赶上英国”“农业超日本”及“有粮有钢，万事兴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做得到。”
我亲眼看到先进队干部为了树立样板田，弄虚作假；为了应付上级的验收，连夜将各处成熟的水稻集中在一块田坂，进行收割脱粒，于是亩产三千五百斤就出来了。“人民日报”58.8.13说湖北麻城建国一社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福建英湖社花生亩产13240斤；湖北某社小麦亩产3530斤。上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央不信宁可信；他们知道一旦失去自信，江山就会雪崩了。
但是正象俗话所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长此以往，假大空盛行，党和社会主义的威信也会丧失的！离心力会发展的。可是极左为了保护那种似真非真的干群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始终未能根治这种自欺欺人的假大空现象。所以更多的是未经验收而层层加码，伟大领袖乐而忘形：“粮食多了怎么办？”简直扮演了一丝不挂，却让国人欣赏自己身上华贵无比的“新衣”的皇帝的角色。
几个比较耿直的农民（其中有生产队长）象天真无邪的孩子说：皇帝是光身的！就被打成白旗分子，成了农民中的右派。只是他们跌落在原来的农田上，不象知识分子从高楼大厦跌下来，未免伤势惨重。农民中也不乏有头脑能分析之士的，他们认为形式主义和装装样子可恶，一天等于20年是笑话。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公社化和大跃进，后来逐渐觉得：这不单是头脑发热，简直是大胡闹，把六、七亿人民的命运当儿戏。可当时我也是浑浑噩噩地听凭驱使的。
这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在“理论月刊”上发表了歌颂供给制的文章，伟大领袖大加赞赏。他们不看国家生产落后，几亿人的温饱都成问题，好象餐风饮露、赤身裸体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民工们都是临时向各公社抽调来的，是无偿的摊派，这叫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贫富摊平，一起进共产主义天堂。
柴基水库是小小型水库，搞了几个月人海战术后，也就草草收场。民工们纷纷卷起铺盖回老家。我可不愿回家吃老娘，再次向公安局请求。公安局此时正好有一个办土高炉炼铁的任务。它无需与别机关单位合办，可以集中全县不够条件判刑的小偷小摸分子和二流子。既然我有此迫切要求，也就把我集中去了。
但名义上还是叫集训的。小高炉修建在一所建筑面积颇为宏大的大地主院落里。与宝幢村相近，上街只需步行一里，去育王寺三四里。育王寺与天童寺齐名，都是浙东游览胜地。育王寺规模较小，也没有占到深山幽谷的风光，但它有佛祖舍利子这稀世珍宝而闻名遐迩。我作了长期打算，去街上邮局订了一份《文汇报》，希望通过这次集训扎去右派帽子。
我认真劳动，严守纪律。带手枪的年轻公安干警邱正德对我十分真诚。也许是同情我的不幸，又得不到家庭的理解，也可怜我书生气和天真吧。我的处世幼稚和书生气在与十来个同道们相处表现得最为明显了。我把他们看作小偷和二流子，而认为自己是高洁的（后来在文革劳改中也秉性未移）。我就不知道如何与他们和平相处，在相处中带着应有的人情味。而我却避开他们，看不起他们；他们自然不会亲近我，对我这位不会动武的右派大学生甚至敢于欺侮。幸亏正德和工地负责干部都保护我，一发现这种情况，就对他们严加训斥。负责人还叫我担任小组长，读报。知道我会撑运输船，就让我搞运输。
那是一只足有两吨水位的大木船，装载高炉配套的器材、劳动工具及炼铁原料，行驶在宁波至宝幢的水路上。我从不懈怠，往往日以继夜，按时完成任务。这时候，当生产队会计的大妹脸容严肃地要我抓住领导关心的机遇，积极争取摘帽。
工地负责干部还叫我写一篇宝幢小高炉通讯，不几日在当时的《鄞县日报》发表了。但没有署上我的名。我去交涉过，一个女编辑是陶公山出身的，她也知道我这位“大右派”的学生。她说：公安局送去时就没有名字。她没有说得更多。我也识相，没有再问什么。看来我的发表权是没有的。与“右派”演员不准上台，游泳选手禁止入水一样。所以，这些日子，我也未试投什么稿件。我只希望早日摘去帽子，还我本来的面目，抬起头，重新做人。
可是，由于小高炉炼出的铁，与全国各地所有土高炉一样，都是马蜂窝似的氧化铁，完全无用。宝幢小高炉同样接到闭炉息火的通知。土高炉纷纷下马，这对干部是一种解脱，可以回机关正常上班，对我则又产生回老家吃老娘的麻烦。人家巴望落叶归根，我却不愿。我成了随风飘卷的篷草，把握不住究竟到哪里才能安身立命，图一个生存。摘帽之事提也不提，我找正德吐露心曲。他答应为我去搞一个积极改造的鉴定，也不晓得成与不成。他们没有摘帽的权，这似乎由中央统一部署。此时正是兴起三风时候，摘帽的步骤还在人们的梦中呢。但正德对我的真诚和友善，很难忘怀。我记得他有一双诚实正直的大眼睛，话语不多。家里有一个老母，我去找过他。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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