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越境嫌疑上线上纲
越境嫌疑上线上纲——《赤潮年代》选廿八
作者：章文岳
一到鄞县公安局大门，许二海便似释重负地大叫：
“送到了！”
一些干部纷纷从他们的办公室跑出来。应大祥的手里还拿了一张纸，对我说：
“跟我来！”语气阴沉，却很有点分量。
在提审室，他即把这张纸摊到桌上，说：
“你签字吧。”
我一看，是逮捕证！最坏的设想，终于出现了。我的脑袋一阵轰然，转而觉得又面临一场生死搏斗。
但见得应大祥一挥手，原来他是对在窗外观望的这位大队解差的。叫他退走。我直视着姓应的，突发而激烈地声称：“我不签！”激烈的程度，让他呆了一下。窗外出现了公安干警。
稍顿一会，我脸朝窗口，大声的说：“我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由于生活所迫，产生了投奔社会主义苏联的念头。而且发生在文革之前。那时的政策是怎么处理越境嫌疑的？”
我极为愤懑，又感委屈，觉得上了圈套，受了老娘不吵不闹的麻痹，泪水盈眶。
这个阴阳先生，不能不有所说明了，他老嘴老脸地说：
“你在外面干了什么？和那些学生说些什么？又为什么去象山？有不少检举，连你自己亲娘也说你要逃的！”
好了， 这一句“你娘也说你要逃的”，我即悔不将她枕头下放着的几十元钱抽走。这些日子，三个在外女儿都有钱汇到。我却不忍心偷她富裕的积存！
应大祥的回答是很有份量的，多少使我气馁，有点后悔。但我还是理直气壮，说：
“你不能虚张声势，也不能偏听偏信。反正我没有触犯刑律。过去没有，今天也没有。我拒签！”
我的话比他更有法理。他倒干脆：
“那好，你写下章文岳拒签。”
我不再说话，写下了拒签两字。但是，照样把你重重地关了起来。
原来， 67 年 1 月 13 日有一个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公布的《公安六条》。第一条就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反革命行为，应依法惩办。”
但他们当时并没有说对我依据的就是这条。即使过些日子发下来的判决书上也没有说明根据的是什么条文把我的案件定性为“叛国投敌”。判决书上说我“负隅顽抗”，也令人费解。也许是为了与一十五年的重刑相协调，而用上了这些陈词滥调和套话，反正那时的逮捕法办，不讲什么法律和事实，一切出于派别利益和当前的献忠的需要。可对我还是慎重的：请示了上级部门。
为了别开生面，我在保外期间，曾去设在市委大院内的造反联络站找徐志培。不在。其实找上了，他能为一个批毛亲苏的右派落实一个自食其力的场所么？他能让你积聚力量，再度逃亡国外么？他与应的本质是一样的，现在他没有露面，他同样投了赞成票。此时公检法已经军管，而具体的事务，还是仰仗他们的。
1979 年秋我平反， 80 年夏被鄞法特聘指定为一刑事案作辩护，徐志培随同一位副检察长作为公诉方与我辩方针锋相对。鄞县法院是为了公开审判的程序需要，找上了我坐上辩护席。却让我在县人民大会堂向全县民兵亮相：“章文岳平反了，还当了律师！”
在我人生道路上，这是闪光的标志； 45 岁，尽管来得晚了些。事后徐志培和我谈起 13 年前将我抓捕的事，真真假假地说：
“别怪你母亲。关键在于反对毛主席！”似乎对 13 年前判我重刑的原因作了解释。当时由造反派左右的军管会就是根据 64 年春节，支宁的大妹章健，在老娘的鼓动下将我“毛泽东如何走上歧路”上交公安局的。当时母女的目的送我劳教、留场就业自食其力。但公安局不抓不问。一，只在家里扩散“毒素”；二，性质是批评，说毛在中共八大时还是正确的；三，拥彭德怀、向往莫斯科的言论，在不上线上纲的正常岁月，谈不上反革命。
1967 年 9 月将我收监，怪不怪老娘 ? 正当毛泽东神化与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时刻，批毛就是反毛，反毛是罪该万死的。她说她“不保了！他要逃的。”对抓捕我谈不上作用吗？我只怪我生不逢时，在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年代，你独立思考，追求公平正义，只能头破血流。
平反自由工作后，我仍如期汇款报答她养育之恩。当然我很难开口，亲热叫一声“妈”！使我终生负疚的，是我没有报答我的父亲。
他们这次把我关在集体囚室，也许怕我勾搭少年狱警，捅出抓捕我的内幕。直至此时，我对他们打算彻底葬送我一生的用心，仍未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根本没有想到不带机密文件也可构成叛国投敌。所以待到情绪稍有稳定，我就开始了上下午各一套的广播体操，不管众狱友的议论讪笑，我行我素。
一位长满胡子但很文弱的中年囚徒问我：
“你曾关在楼上吧？没有真放你。在楼上竞走、跳跃，我们就说这是学校的课间操了。有人骂起来，我说人家很小心，对楼下无甚妨碍，让他去吧！”
这位已关一年多的地主成份的小学教师，是由于将毛泽东的象垫在床铺下；又有一张“毛主席万岁”的标语纸撕碎扔进粪坑怀疑到他头上而被拘留的。他说：
“我们知道有人闹绝食，把他放出去了，也许就是你。”
我能说些什么 ? 我对他们保持距离，只求互不犯界。我对他不讲卫生，身上有味，不以为然。
几天后，关进了一个胖乎乎的老汉，头秃顶，脸红润，气色很好。只是有点哭笑不得的样子。说是务农，单身汉，自给有余。大家对新“客人”总是感兴趣的，不免问长问短，消磨光阴。惟独我态度矜持，自成一体。
一会儿，门又开了，原来是提审员拿纸来叫他写交代。老汉张大眼说：“我一字不识，笔头从来没捏过呀！”提审员指着我说：“你就叫他写吧！”
老汉犹豫一阵，把我拉到窗口边，含糊不清地说他奸了鸡。我以为他犯了“鸡奸”。便问他对方多大岁数？他说两年左右。我吃一惊，“怎么只两岁孩子？”偷听着的众人轰然一阵笑了起来。老汉连声说：“不不”。
他终于说清楚是两只老母鸡后，我还是感到新奇的。他说一只老母鸡不啄食，也不生蛋，拨一拨，动一动，引起了主人家的注意。但主人家怎么找上他算帐的 ? 他没有说，我也无意多问，增添众人的笑料。我觉得是这社会，制造了这位可悲的畸生儿。这种名为有伤风化罪也正是这个封闭的国家的老字号产品。
关在集体囚室可能是防止我和年轻的看守战士的交往。我写的感怀四川少年的一首七律，让元元他们读了。说不定他们也作了汇报。
关在集体笼子，让我备尝定期搜监的滋味。其中总有那位银牙战士，而不会有正班长和四川、湖南两位少年狱警。三、四个人哗拉一声，打开牢门，门外也常有应大祥的身影。他们践踏着囚徒的床铺，一阵翻被抖衣。
如虎似狼的看守连马桶里，墙角缝都光顾了。凡是针尖刀片，香烟火种，有字的纸张等等鸡零狗碎，都被搜括一空。旋风过后，每个人都从面壁的铁窗下转过身去，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损失 ? 然后擦干净自己的床铺，整理好被子。在这群看守眼里，这是操场，由他们随便践踏。而踩踏在我的被褥上，我总有一种被踩在身上的感受。
过一天半日，大家又开始制作起刀片、针头线脑之物来。这并非一定能派上用场，而是因为闲着无聊，那个哭笑不得的老汉把他的一件破衬衫一片片地撕下来，再一线一线地抽，然后把线拧成系条，他并不是什么需要缝补，这老单身汉有一姐妹为他送被送衣。家里的财物也有他姐妹看管。
这时候要是有人说他藏在一件棉衣袖管里的两支香烟尚幸存着，就会引起几个瘾君子的一阵兴奋。他们急忙的撕下被子里的棉絮块，再从窗框边角摸出一块事先藏妥的砖石来，将棉花絮放在水泥壁上搓也搓的。不一会，棉絮冒出烟气来，再拼命地搓几下，轰的一声，着了。于是就有了一场争吃香烟的镜头……
囚徒们消磨光阴还有一些办法。敲墙，可说是最古老又是最有世界性的一种了。我却没有这种心思与我所不屑与之为伍的人们通“电话”，所以关的日子虽长，却对此一窍不通 ( 我学会了不用刀具修剪指甲，就在水泥壁上磨擦好了 ) 。他们之所以知道我绝过食，一度释放，差不多每个囚室都得知，多半借助敲墙传递信息的功能，不能不令人叹服。
无聊啊，人生最能发挥生命效益的时期被白白的糟蹋了，对千百万当时的大陆青年来说，仅仅是因为没有最低档的工作，而走上了与社会对抗或不协调的道路，而一律予之监禁，剥夺光他们的自由。这难道仅仅是对他们个人生命的糟蹋？这个社会就此得以安宁 ? 民族不会因千百万有出息青年的遭难而衰弱下去么？
实在闲得发慌，连报纸也不让读。
在保外相对自由的日子里，开头一个月是心情振奋的。通过变幻风云的观察与系统时事的了解，让我对这个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时在国外工作或留学的一些炎黄子孙，多半还停留在延安时代对中共和毛泽东的看法。爱阿华大学中国同学会会讯反映了这一点：
“文革初，我们相信了大陆电台的弥天大谎。我们相信了被欺骗的外国记者的报导。我们偷听大陆、海外侨胞的广播，暗中为‘文革’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而高兴。我们拒绝一切反面的报导。大家怎么也不会相信一个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人民政权，会做出任何对不起时代，对不起民族的事。
然而，历史无情，血淋淋的现实证明了我们的幼稚，冲动。当美丽的外衣被一层层剥下来后，海外华人的心都凉透了。是幻灭，彻底地幻灭！多么重大的打击！多么心灰意冷的残酷现实。不但失望，而且绝望。”
这正是我这书毒头的心灵历程和写照：幻灭，多么残酷的打击，但我还寄希望于党内的健康力量，应该说，中共内部始终存在着健康力量。但建国以来的健康力量，由于毛泽东的蜕变，使他们处境相当糟 ; 一旦有所动作，就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小脚女人、右倾 ( 现在是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 ) 打下去。邓小平是务实派，他经过下放江西几年的反思，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几年，表现了一位东方政治家的清醒。 ( 关于他，在《后赤潮年代》有专著 )
是的，在人的一生中的一定时期，会突然发觉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变了，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我对毛泽东的看法。好象以前所看到的，突然把他的另一面转向你。而且原来的一面也未必都是真的。人的认识是会全面和正确起来的，对于坚持不懈的追求着真理，身处逆境者更为如此。
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的前进总是曲折的，螺旋式的。这些年不过是一段历史的旋涡险滩，说成插曲也许太轻佻。是对人的一生说，显得太长了，也太难容忍了。那是令人窒息，痛苦不堪的经历。我竭力挣扎，不光出于本能，更因我并未绝望，自信和对世界未来的相信，除了通过黑暗的道路，人们还能有何方法到达希望的黎明呢？
在外百日，身体有所康复，但尚未达到保外就医所应达到的健康指标。这一点后来徐志培向我承认了的。我不想再绝食，代价太大，形势不利。我想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为自己辩护，相信能振振有词。
那位关了一年多的文弱囚徒，不修边幅，身上有味，但他常有独特的见解。有一次他建议我：“当你在吃着苦涩的生籽老茄汤时，你要闭上眼睛，想象着你是在品尝美味的香肠，是皇上贡品，细嚼缓咽，你便能体会到一种宫廷宴会上的乐趣。”
他一本正经说教，毫无玩笑的意味。他还引用某种书上的格言，开导我：
“欢乐与开朗就是武器，比异菸肼对肺结核更有疗效的武器。所以我总是往快乐处想，化腐朽为神奇，竭力抛开眼前的困境和如何度过注定到来的漫漫长夜的苦恼。人活着，不管处何境地，都应洒脱。”
黑侠狐子华也崇尚洒脱，光洁阳刚的身子于夏日使他魅力洋溢。但说只在我面前毫无掩饰，而相信我会掌好他生活的舵盘。可叹 13 年后小楼换了主人，说他为了积聚足够的礼金，娶一个相配的女人，出海去承担最有风险的帆篷操作。一阵暴风，连篷带人侧翻卷入狂风恶浪的海洋里。人力抢救，无异于大海捞针。让我感叹嘘唏。
可是，在囚室的这位先生，洒脱夹着太多的随便、懒惰和不讲卫生。这位 20 多岁就被划为地主的小学老教师，后来被判刑七年，在离开囚室时，他又对我说了一句怪话：“你能笑的。祝你笑得最后。”
他的吹嘘从何而来 ? 看我矜持自重，看我天天作操，志存高远？
我体会了他的善意和至诚，试着也将粗劣的饭菜当成美味佳肴予以细细品尝。分泌了较多的胃液，确实淡化了我对伙食少又差的不满情绪，或说注意力得到了转移。但我毕竟是务实的，不习惯这种精神胜利法。
67 年 8 月 7 日，在武汉出过洋相的王力，毫不理会世心民情，可说权欲熏心，利令智昏地窜到北京外语学院，煽动师生们夺外交部陈毅的权。第二天，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红卫兵押上北京街头。传真照片很快在纽约、巴黎和莫斯科出现。这一次，周恩来跳起来了，实在无法容忍，立即叫杨成武赶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毛觉得天平一端翘得太高了点，他需要摆平。指示总理将“王 ( 力 ) 关 ( 锋 ) 戚 ( 本禹 ) ”抓起来。从此，周更忠贞不二矣。对周的笼络是至关重要的。老人家决不含糊，宁可让极左损兵折将，不能失去我们的总理。
10 月 1 日的国庆祝会上，林彪讲话指出：
“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运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第一次大革命，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天才的创造性的划时代的新发展。”什么创新 ? 还不是为保卫和强化封建独裁而玩弄的花样。毛此时听之舒服，受之无愧。极左势头有此理论根据，自然还在发展，牺牲几个干将不影响大局。
毛林之所以肆无忌惮地浩劫大陆，是有其国际形势考量的。 1966 年 4 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宣布了对大陆政府的政策十点声明，其中包括：保证不攻击大陆；继续在华沙作直接的外交接触等。同年 10 月，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仿问亚太地区六国，有意不安排访台，这使蒋介石武力反攻大陆信心完全丧失，因为他估计再也遇不到武力复国的絕好机遇了。于是针对大陆“文革”的狂澜，发表了积极等待大陆內溃的文告。
“文革”的实质及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妨表述如下：极左的倒行逆施使大陆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西方、港台及周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老百姓因长期贫困而民怨鼎沸，使较为务实的刘邓彭 ( 真 ) 越来越自行其事，以图改善共产党的统治。然而，毛不相信自己的一套已经失灵，更无意成为庙堂中供奉着的祖宗。他需要踢开他们，再闹一场革命。在 7 年前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声言：你们要是跟着彭德怀走，我就重上井岗山，另起炉灶。今天他果真非另辟蹊径不可了。文化上革命，这是幌子，也是策略。有点书卷气的刘少奇摸不透毛君这个革命战友的阴险毒辣的用心，直至彻底丧失了自由，才搞清这是怎么回事。然而，晚了，也完了。
“越境嫌疑”上纲
一天傍晚，我正对着窗口仰望天空。这是一片楼屋夹缝中的天空。营房内那枝高大挺拔、枝叶繁茂的玉兰树起了一阵飒飒之声，洁白的花朵多已枯萎了；萧瑟的秋风吹进了铁窗，一阵寒意穿透了我那单薄的身子。
就在这时，一群看守兵在窗下走过，听得出他们是从公安局办公处那里出来回营房的。象是正班长文静的话语：“明天公判大会，你们几个都要去值勤。”湖南小战士，发现新大陆似的说：“我数了公告上的照片， 15 个，其中有那个跳火车的大学生。”另一声音：“我看我看……”说着争看恢复了原有的寂静。小战士故意把这不幸向我作了通报。让我早一天清醒呢！可我惊呆了。“跳火车的大学生”，还能是谁？不经开庭审判就这样劈头劈脑地砍下来了。在明天公判大会上我要高喊：社会主义万岁！看他们把我怎样！
入夜，阴郁的空气尤觉浓厚，天仿佛比往常压低了许多许多，呼吸也愈感费力。
一阵陡然而起的西北风，猛烈吹刮着，怒吼着，摇撼那些贴近水泥钢筋囚牢之公安局古老院落的窗户格格地响。那颗高大玉兰，枝枝叶叶都在空中疯狂地曳荡着，檐角上发出索命无常的啸声。……
我倒在自己的铺位上，竭力将自己封闭起来。其它几个囚徒，多少也听到了风声鹤唳，不会少于七年的。早知会有此毒手，有这样残酷的安排，我还有什么不忍心窃取老娘的私蓄 ? 她的枕头下，就有几十元钱。我翻看过，但我下不了手。如果当时已经明确自己的亲娘与刽子手已有交易和默契：不管你们对这讨债鬼怎么处置，送上献忠心的祭台也罢，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也罢，只要不再 “剥削”她就行。一辈子不吃他也无所谓。何况，他一辈子不会有出山的日子了！
作为亲娘，她似乎有权决定亲子的命运，有权搞这笔交易。
如果我从高傲的牛角尖钻出来，淡化原则性，园滑一点，在向老母下跪的同时，恳切地说明：儿已找到了去苏联的山径小路，这次只要给我一百元的路费，偷越一定成功。生身的母亲啊，你厌弃我，对我表示厌恶，无非是因为我没有钱可以报答你养育之恩。要是我到了国外，凭着我在大报上多次被报道，被点名，我一定能得到生存发展，一定能给章家扬眉吐气！母亲啊，你再放一次本吧……然而我没有这样灵清的头脑。我常常当场昏，那天我跪下来，头就发昏。除了生硬地叫声“阿姆，救我！”再也说不出什么。高傲的气质，原则性的伦理观念又使我双腿直立起来。要是早知今天的厉害，我的腰会不向自己的亲娘弯倒一点，口气和软一点么？
老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唉，根本原因在于没估计今天的厉害。我太不机灵。我被蒙在鼓里了！
什么国际著名法学家的学生，于她是个“零”！什么北京学生界 57 名人，“零”！什么六年中学课程四年念完即当上中学教师，“零”！什么“吃饱了墨水，陶公乡工农子弟知识化的带头人。“零”……对这位文盲短视的家庭霸主来说这都是空头支票。加上时代的烙印打得她昏头转向。那天我说得天花乱坠也软化不了她铁石心肠的。她只问你有钱给她没有？……
第二天凌晨，朦胧中我发现老祖母垂着头坐在碾子弄湖埠头阶石上，等候渡船，她要回象山老家。二姐站在一旁有心无意的劝说着。夜幕下沉，寒气逼人，老人家坚持要走……醒来后心沉如坠。这梦正是老祖母再也看不到长孙的演绎。后来得知她是在莫枝堰家门外步階上摔了一跤卧病不起，魂归象山故里的。
老人家隔月来陶公山取 6 元赡养费，次次被我这位母亲数落，翻她当新媳妇时受“管束”的老账……
老祖母曾耳语说：“我藏着六元银洋钱，等你娶亲！”现在老祖母觉得反正看不到长孙结婚办喜事了。她走了……
牢门打开了。不错，叫我。到一个空房内，而不是捆绑起来，押向大校场公判会场。一个陌生干部，无疑是法院系统的，早就候在那里。他见了我，就拿起判决书。不过，他又把判决书放下，说：“你坐下。”
他怕我听了反抗。我就让他放心，坐在他面前一条板凳上，看他胡诌些什么？他的脸却很平静，宣判似同读报。
门口有一群人围观。他读道：“…系右派分子，私刻公章，书写反革命文章…叛国投敌…负隅顽抗…有期徒刑，十五年。”我立即跳起来，吼道：
“你们为什么不开庭审理？为什么不听听我的辩护意见？…你们是用今天的政策翻了过去的案。我的事是在文革前发生的……决不签字。我上诉！”昨晚彻夜未眠，此时眼睛发红。气急败坏。
然而，法院干部安之若素，依然用他平静的声调说：
“现在军管了。这一判决也就是中级法院的判决，你上诉有什么用呢？”
“不！我要上诉。我要求开庭！你们不开庭就判，是非法的！！”我猛地回首，却看到室外那个温柔而不忘原则的书记员，她失色地关注着最后一场法律游戏，一见我回首，就迅速地退避而去。我大叫：
“郑忠，那个陶公山特派员在哪里？把我的母亲叫来！我有权见她一面！郑忠！……”几位门外的旁观者一个一个退避了。没有回答。整个公安局都躲起来了。而我的声音已经嘶哑。我的脑袋发晕，只差一点没有倒在地上。
他们又将我单独关了起来，那间靠近大楼的进出口。判决的或释放的都在这里过渡。留在集体囚室内的毛巾、牙膏，以及公家发给我的陈旧被子，都给我拿了过来。只是这个囚室满是积灰。养成洁癖的书呆子，即使明天要离开这个世界，今天还是要把它打扫一番的。何况我还不想死。只是狂乱的心情像关在屋子里的野兽，真想把墙壁狠命地撞、抓、打，但毫无出路。同时又觉得再绝食未必奏效，而且付出的代价太大。
我要来纸笔写上诉。文革没有明文革除上诉权。通过我完整的雄辩地书面诉陈，认为尚存有改判的一线希望，是因为我尚幼稚，沒有看透这个世道。为此我少见了将近一个月的太阳，多挨了将近一个月的饿，赤脚干部倒是劝我：
“早日送去农场，能早日使身体好起来的。”
虽允我写上诉，然而那份印有我相片的决判公告，即在全县范围内公布张贴了。这次十五名已决犯独我是政治犯。这么大的一个县，在阶级斗争最为激烈尖锐的文革初期，要是没有一个反革命重刑犯揪出来做典型，这不是给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开玩笑么？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鄞县公检法军管会就将我作为向伟大领袖献忠的祭品，“清理”就是利用军管和进驻工宣队的模式，把文革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法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来一次大清查。
他们为何不把我拉到大会场公判呢？这让读者去分析吧。
当时在大陆，当你一旦成为囚徒，你的任何人身权利就会丧失净尽。被宰被割向谁诉说？兼之亲娘都置我于死地，还有谁能帮我求得一个公正的处理？我给蔡志康写求援信，并求托四川少年狱警投邮出去，说明我已经象一个快要在大江大潮中淹死的人，发狂地去抓一根飘浮在水面的稻草。如果我那时候能冷静地想一想：作为宁波一个最大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即使收到了我这封只贴了四分从明信片撕扯下来的邮票的信件，他能为多年以前，印象也许不再存在的农村少年被判为攻讦伟大领袖和投靠苏修的，这两件当时最为忌讳的罪行插手干预么？简直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
少年伸手从监视孔内拿走了我的信。我没有封口，对少年表示了绝对的信任。殷切地等待下轮值班时听他的回话。然而不见他的身影。三天后还见不到他，我的心揪紧了。一次偶然的往窗口外探望，却发现他挑着一担空便桶回进他的营房去。我敏感到他是否受了处分，不让他看守犯人了 ? 这是害了他呀！我毫不考虑他是交给指导员处理了。
接着，发生的突然叫我出去，用麻绳将我吊起来的事件，更喻示着我的神智不清行径，已经东窗事发。几个看守战士也不问长短黑白，将我推出去到门外，把我的手反背缚了。我毫无反抗，一声不吭，想起四川少年还不知道会受到何种处罚，我的内心万分痛苦。我那任凭处置，痛苦的脸容也许对年轻人起了作用。绳子缚得宽松，毫无痛感，也不麻木。他们将我推回囚室，将绳子的一端放到窗外去。我以为他们要将我吊起来，这可是受不了的。然而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那条绳子还是松垮地躺在窗框上。我不禁舒了一口气。
绳子在外面被拉了一下，是试试另一端是否还缚在我的手上。不一会，年轻人进来，将绳子解了去，说一声：“老实点！”就走了。
年轻人啊，我是爱你们的，我关心四川少年的命运，这都是建立在老老实实的基础上的。
就在我凄凄惶惶的这些天，大弟回陶公山完了婚。吹吹打打也许不再时兴而没有举办，放阵鞭炮，办几桌酒席，是少不了的。象山的几户亲戚会来吃喜酒的，还有上海的大姐，一定送了贺礼。母亲受着四邻八舍“早抱孙子”的祝福。她是双喜临门：一是爱子结婚，二是“逆子”终被政府收拾。这个讨债鬼再也不会上门了。
接下去是上诉驳回。在准备起解送去“省一监”劳改的前夕，按惯例有一次不加限制地家属接济。为了给一点衣物食品，公安局确实给大队打了两次长途电话，叫老娘好好的接济一次。局外人都不会相信真有衣食无忧的母亲铁石心肠，置亲生儿子于死地不管！但赤脚干部开门递给我一包衣物，说：
“有一个穿黑衣青年，把这包东西丢在传达室就走。里面写了你的名字。局里估计是你陶公山的朋友。照顾你，收下吧。”
心头由冷转和，我打开见字条上五个字：章文岳—黑侠。十包豆酥糖、十只茶叶蛋。一条裤衩、一件汗背心都是新的。……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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