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逃奔关外
逃奔关外
－－《赤潮年代》选五
作者：章文岳
我在收容农场干了将近半年的活，已是春二、三月了。不要它什么路费，不告而别，“逃跑”，在法理和公道上，我问心无愧，无可指责；因而，光明正大，心里充满侠胆浩然之气。
吃了中饭，乘大家尚在室内休息之际，我走出宿舍，转上南北通道，从容不迫地向大门口岗亭前进。随身似乎不带什么，两手空空地有规律的摆动；添换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了；贴肉的裤衩小口袋尚装有三元人民币，平时是舍不得花的；一只军用的小挎包和手稿本《逆子》扣在贴肉的裤腰上。步步向岗哨走去。
我不慌不忙地到了土城北大门的岗亭下，仰起脸，庄重地请求：“我找王队长去！”。
我从未喊过象征自身卑下的“报告”。这次也不。这在务实的人看来，更显得自然、真诚些。那位五十开外的大汉，在岗哨上，早就注意我从里面出来了。那不是心神不宁、鬼头鬼脑的行径，也不是一个形象猥琐，小偷小摸之流；庄重又文质。也许将近半年来，他已摸熟了大家的底细。也许有过队部的关照。他严中有宽地朝我点了点头。这一关通过了。
我不慌不忙地到了二百米外的一排管教人员的宿舍跟前，可并不敲响这间或那间的房门。队长们都在午休。我也不知道王队长在哪个宿舍。我对所有房间都不感兴趣。而绕到了东侧，落荒而逃。
一开始还是慢条斯理的走，内心是紧张的；背后似有一双眼睛盯着我、怀疑我是逃跑的。这眼睛似乎变成了瞄准的枪口，随时准备向我射击。但我还是从容不迫，压制着心跳，硬挺着往前走。我既不后看，也不左右顾盼，听凭命运的裁决。
当我肯定背后的枪口是幻觉，我身影已在冥冥中的雷达荧光屏上消失时，我才放开脚步，匆匆似漏网之鱼了。
后面没有骑兵的马蹄答答，没有摩托的车声隆隆，只有我的脚步声，在荒漠的盐碱地上沙沙响。
脑海中一下子涌现敞篷车上相拥着流放一起到这荒滩的山东少年，本应珍惜和厮守长久的感情，却变成内心解不开的负疚。面对失去的残酷，却只能化成永远逝去的现实，昨夜这象征最伤感的私下告白，就已承受永别了。
太阳在天空中淡淡地看着我的一切，无动于衷。没有谁在为我的前途、命运动着感情。投在地上的身影渐渐伸长，只有这影子，也只有我自身的影子始终伴随着我，引导我朝着东北的方向。这是自由和光明的方向吧。充满机遇的关外，对年轻有劳力者是敞开大门的。
我的身影引导着我，总超我一头，忠心耿耿，认真负责。它使我浑身是劲，自信、自强、进击不息。
挣脱屈辱的枷锁，我反抗命运的捉弄；
决不当牛作马，宁愿一生颠沛。
护着我，或前或后；
困境中，惟你日夜相随。
青春熊熊，跋山涉水；
挥舞着自由之剑，与日月同辉。 《影子之歌》
假如社会是民主和法治社会；假如权力的运行必须沿着公开、公正的轨道，（一旦出轨能有纠偏的保障机制）；假如社会有一套科学的游戏规则，而这套规则崇尚的是诚实、才能和对社会的奉献，而惩治和淘汰欺诈和平庸，那么，芸芸众生命运的“无常”大都会成为“有常”，善良又勤奋的人都能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可是，上述三个假设，何时能在中国大地上成为现实呢！
前方不远处大概是铁道沿线的村庄，冒出了一股炊烟。
只有这条用脚踩出来，经过马车、自行车、少量汽车碾压过的孤零零的通道通向茶淀车站。大白天竟未遇到一个行人；大白天只有我和我的影子，真是鬼地方。
可是，不妙！后面有喊叫声。我的心紧缩了。
这分明是喊我止步。来人骑着自行车很快地逼近了我。我回转身去，一位三十岁左右队长模样的男子已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手扶车把，气喘吁吁地打量着我。我此时已将怀里的小挎包和手抄本《逆子》挂到了肩上。也许我的模样与他想象中的逃跑“盲流”相差甚远。
我伫立着。
“干么呀？”倒是我先开的口，无疑带着江南的口音的。
“你……你们王队长叫你回去。”他犹犹豫豫。毫无把握地吐出了这句肯定性的话，一面继续打量着我。他肯定是邻场的干部。
“你说什么？”我先用一种吃惊的口气，转而不无抱怨地说：
“我是看我叔叔来的……”
我的目光始终正直地注视他，他退缩了。
我未曾想到我竟能进入一个远道而来的探监回去的角色。在作逃跑打算时，不曾设计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自然也不曾考虑此种场面时的对策。我只凭一股正气闯，或被抓，或漏网，听天由命。现在真是鬼使神差，扮演得维妙维肖。平时只知道这里有劳改和劳教农场，有劳改犯和劳教人员。我的模样及谈吐象个犯人的侄子吗？后来我奇怪我怎会说出“我是看我叔叔来的”这最能使他相信，也是最符合我在他揣测中的探监角色，所应对的神色语调。如果我相信菩萨保佑的话，这定是土地菩萨在一旁的点化。
而按科学讲，这是灵感。在戏剧表演中，常有即兴发挥的现象。它需要当事人具有镇定的心理、丰富的知识和高度的自信，尤其需有良好的自控能力。
渐渐的，这位队长模样的人显露出一种歉意了。他对我的“我是看我叔叔来的”话喔喔连声，并自言自语地重复我的造话：
“看你叔叔来的。看叔叔……”。他边说边调转了车头，迟迟疑疑地骑上了车，竟至匆匆地走了。
温文尔雅的追捕者，遇见温文尔雅的“探监人”，充满一种人性人道的氛围，危机自然化解了。但也有可能是王队长和刘同学对他作了轻描淡写的交待：
“他非强制收容人员。”而有意无意地网开一面。
只是我也不敢怠慢，见他一走，我也转身拔脚就走。
太阳快要西沉了。北京城上空涂抹着一片殷红的晚霞，使我联想到无数个时代牺牲品抛洒的鲜血。已经养成的忧患意识使我并不认为已突破了罗网，从此鱼归大海。他们难道不会打电话给茶淀站吗？也许不通电话，此时沿路不见任何电线杆子。但很难说他们已经善罢甘休。盲流人员逃跑一样要抓，一样要坐禁闭，记上坏帐，这是有先例的。我必须避开茶淀车站，不能在那里候车和上车。
自信有一双从小练就的强劲的脚力，打算徒步奔赴唐山，然后在唐山上火车飞向关外。于是我绕过了茶淀站，沿着铁路线，奔向东北。天色黑下来了。
我沿着铁路轨道摸黑前进；走在枕木上，跨步很大，一步两条枕木，甚至三条，急促带跳跃，没有吃食，忘了饥饿。急匆匆的徒步了将近两个小时，看到了灯火一片。
展现在我眼面前的是一座大型的钢铁桥梁。桥那头更是万家灯火，辉煌灿烂，那准是唐山了。越过这座大桥，便可摆脱农场的魔爪。
正当我跨步迈上桥墩，战战兢兢走在钢铁桥梁上的时候，背地里，路轨的那一侧，突然一声大喝：
“站住！”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作没命的逃跑，不想让紧张的关系加剧。我习惯的做法是迎上去，找一条蒙混过关的借口和出路。这时我转过身去，迎着虎口，沉着而上。我似乎要向站岗哨兵解释我为什么要徒步跨越这座钢铁大桥。
守桥的是一位解放军战士。在岗亭的灯光下，我们双方都看清了对方的脸面。打量着对方。都是差不多的青春年华，自然我长他岁把，但我是个斯文的知青模样。战士荷着枪支，却没有了声色俱厉的姿容，他问：
“上哪儿去？”
“那不是唐山吗？”我答，指指大桥那边灯火辉煌的城市。
战士转过背来，可能认为我幼稚可笑，背着我带有教训的口吻：
“唐山？还远着哩！”
我愕然了。我在地理课本上只记住濒临渤海湾的天津、唐山和秦皇岛这类大地方，至于汉沽、宁河什么的小城镇是不去背诵的，真是志大才疏。
“你是不是从劳改农场逃跑的？”他突然转过身来说：“这里面有什么？”他指着我挂在肩上的那个草绿色小挎包，原也是他们使用的军用品。那是驻守在舟山的同村少年军人忻云虎，夸包连同一个军用水壶送我留作纪念的。我递了上去。
他掏出了我的《逆子》手稿本，随意翻了翻，说：
“是你写的吗？”
“那还用问！”我不无骄傲地回答，象是在朋友或熟人面前那样随便了。说实在，我见到一些年轻俊美（在朦胧的灯光下，八分能变为十分）战士，一种亲切的好感自会油然而生。在迎接解放的岁月，在参加土改的日子和在奉化江畔，我都交过解放军朋友。同里弄的少年云虎更不用说了。在后来把我打成反革命囚徒生涯里，面对这些年轻人，我这种天性并未有何泯灭。我忘了尘世间人为的阶级斗争的邪恶和冷酷，而超脱于自然。
“拿去吧！”他庄重地注视着我说：“可不能在桥上走！”
象条触了网的鱼，即又滑脱了。但在心头一阵轻松之后，懊丧随即就到，我抱怨说：“难道我还要去那边（该死的）车站上车吗？”
我指的是茶淀站，那个我要竭力避开的地方。这地方是属于罗网的一个支点。
“那还用问！”他竟学起我的腔调，似玩笑又认真。他不无同情地看着我十分为难的脸色。不过这位孤单单站岗放哨的朋友，长夜与冷冰冰的钢铁大桥作伴，准以为我是为了走这么多的冤枉路犯难，可他也爱莫能助啊。我那更为深层的内心打算和恐惧，也只好对你保密了。
这是瞎闯，是一场战役的失利，一种无谓的体力消耗，一次拼搏的惨败。而更大的担心是在回头路上，很可能就在布置就绪的茶淀站，投入罗网。可我别无选择，默默地离开了这位哨兵。
我无可奈何和沮丧十分地走着回头路。我的性格是极不愿走回头路的，遇到这种情况，我总要生自己的气，发莫名的火。记得七、八岁那年，从莫枝回陶公山的家，为走直径，我往左边殷湾方向走，异想天开地从曹家山头进入陶麓。谁知殷湾村与曹家山头隔着宽阔的湖面，走道只能绕过莫枝和湖塘村。史古山遮住了殷湾与曹家山头的湖面，使尚幼稚的我异想天开。我在殷家湾穷兜圈子，走得脚痛腿酸，气急败坏，最后还是自认晦气，回到了原来出发的莫枝渡口，今天那个称为安石楼的地方。
说真的，我这个人从小就有一种探奇创新、穷根问底和急于求成的秉性。也不知道这是先天性还是后天养成。在小学时代，我读了许多神怪武侠小说和连环画，它们是否给了很大的影响？进城读书后，报刊杂志为我打开了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的求知求新的渴望。只是极左的报刊杂志纯乎是为了宣传，告诉人们的东西多是歪曲，甚至是虚假的，把美说成丑，将谬误、阶级偏见向我们头上灌，让一代又一代的单纯的青少年受骗上了当。
我只得花三分钱摆渡进入陶公山，再无力气徒步经湖塘回家了。
还记得在渡船上，同里弄家住弄底山脚下的许安泰老先生，也在船舱里面。老先生是1942年春季携我进许家小学跪拜孔夫子圣像的领路人。老先生很会讲《岳传》，孩子们常在夏夜纳凉时请他出来讲故事，更有居士林念佛的奶奶、大妈们请他讲《济公传》。他神态庄重，不乏幽默，故事讲得跌宕起伏，有声有色。他家里还有一部厚厚的古色古香的《圣经》。我被打成右派回乡后还曾向他借阅。乡人一向敬重他。此时船舱里看到他，犹如看到亲人似的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老先生不断劝慰我，还为我敢于探索一条新路，寻找直径而大加赞扬。他说：
“探索求新是要付出代价的，人们为了信仰常常作出牺牲。”
这些话，当时我不能全懂，但我知道是对我的安慰……
现在，我只有提心吊胆地在茶淀上车，别无闯关外的道路。
到达茶淀车站已过半夜。站内候车室空空荡荡。在长椅上有一位闭目养神的候车农民。这是一个小站，但也有快车停靠。那个时候，流动人口少，比不上今天搞活了经济，带来了交通运输的紧张，白天黑夜都有人群拥挤。
我走向售票窗口，尚有值班人员在内。我把贴肉的三元钱取出来，递入窗口，简捷的说：
“去唐山。”
我生怕售票员认出了我是个逃亡者。谢天谢地，他连看我一眼都不曾。他给我的车票标明上车时间是凌晨两点。这就是说我还得在站内挨过草木皆兵的两小时，尽管我很想效法那个农民坐着舒展腿儿，但我不敢。我连坐一下都不敢。我不时的往站外转游，避开容易认出我的有照明的场地。
火车终于隆隆地开来了。我终于登上了车厢，最终地摆脱了我臆想中的罗网。
这是一趟来自北京的直达三颗树的快车。我藏着唐山票，却不在半小时就到的唐山下车。火车呼啸着欢快地穿过山海关，把我带到有无数森林、煤矿、遍地大豆和高粱的东北来了。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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