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岳：香港神父的猝死
香港神父的猝死
——《赤潮年代》选卅三
作者：章文岳
继我之后，这个老反队又来了“文革”中揪出来的牺牲品。这位难友年过花甲，体态儒雅。只是因为横遭灭顶之灾，显得垂头丧气，常以摇头来回答别犯的问询。这个动作可以理解为不知道，也可猜测为不好说。我看多半还是他觉得没有兴趣，提不起劲，但又不让人觉得他看不起人。在文化学识上，他是颇有来头的。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精通英语。 65 年回内地至老家宁海定居前，一直是香港一神学院院长。两个儿子都留学美国，大儿子已在美国工作。他可说是宁海城里的名门望族，仅仅因为宁城街头一年代久远的石雕牌楼 -- 方孝孺牌坊，这一宁海人的骄傲，被红卫兵砸毁推倒，写信给在香港的一个神父。香港报纸据此作了报导而被抓捕，定性为特务罪，判刑 15 年。有生之年，难见天日了。
他曾和我讲了几句英语，可惜我不能入门。他又习惯性地摇头作罢。那时我已调出邵犯的组，而把他放在邵犯身边，可知邵犯在老党棍眼里的重要位置，我怎么也斗不过邵犯的。
邵犯对这位王神父却是另一付面孔。首先，王院长身上的穿着，所带的行李、食品，都是高档和精美的。这老先生又不会和他争霸，也不鄙视他为残渣余孽，不过是监狱当局一个爪牙或工具，需要应付顺从而已……邵犯则处处关照他，生产生活都给他安排得相当妥贴。并关照他不要接近我这个苏修反革命。
有一次，王师母从宁海来余杭接济，在工棚里，我看见了两老的会面。这位老太太原是个大家闺秀，风度典雅，衣着入时。但面容悲戚。她隔月来接济一次，以缓解处于绝境中的老先生的哀伤。当然她也去信通报在美国的两个儿子。有一次她给先生带来一箱子好吃和好穿的，有砸打石子时当坐垫的丝棉座垫，并有十来双尼龙袜子。当时尼龙袜子尚是奢侈品，老百姓很少有穿的。值班队长把大部分食品退了回去，却将尼龙袜子全部留下。
他连丙级饭也吃不光，送石犯以松脆石块讨好他。然而他根本不会砸石，有苦难言。
王院长来后不久，恰逢 69 年春节，没有什么文娱活动，其他年龄较轻的中队也可能没有。三天休息总算保留下来，供应一斤猪肉，这在社会上过着革命化春节的情况下，算是不错了。当年奴隶主为了维持奴隶的再生产能力，和延续下一代的奴隶，光吃饱不休息也是不行的。这一点现代的奴隶主也得懂一点啊。
这三天法定假日，给大家卸了轭，松了口气，觉得还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但囿于中队范围内，你能看到什么新鲜的东西，又能干什么呢 ? 下午我拿了小凳子至院墙外西头角舒展筋骨，做了广播操，然后坐下晒太阳，手里拿着早已读厌了的《毛泽东诗词》。
王神父拿着小凳子也出来了。他看到我点点头，但坐在离我还有几步距离的院墙跟。我向他挪移到可以随口交谈，但并不十分亲近的距离。我想他的担心也在于邵犯之流的注目。这场交谈，想不到就是这位大教授生命最后闪光。我们在交谈中，凡有闲人靠近，我就请教他诗词中一些英语读法，配合默契。
我们先提到他家乡宁海人引以为豪的方孝儒这位明初的一代大儒。有“程朱复出”之誉的大学问家。他生于 1357 年， 45 岁就被明成祖杀了。还株连十族，连学生也不幸免。死者达 870 余名之众。原因是他是惠帝 ( 成祖之侄、明太祖之子 ) 的侍讲学士，不肯替篡夺了皇位的燕王朱棣起草登极诏书。
我们更议“文革”的发生是否能说完全是毛的个人意志和他权欲的恶性膨胀？他认为很难说是中共个别政策和措施的失当。当然也有极少数坏人推波助澜。他说：这些都不是根本。这种空前绝后的民族史上的大动乱出现，原是大陆社会和中共内部积聚的各种矛盾、怨恨、弊病的一次总爆发 ; 象炽烈的岩浆，早在地表下暗暗翻腾着膨胀着，寻找着突破口。今天猛地一下冲开那层地壳盖顶，以无可抗衡的雷霆万钧之势，在昏暗混沌中轰响、迸裂和爆发。听吧：
“誓死保卫、坚决砸烂、彻底捣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地壳的盖子正是伟大领袖掀开的。只是由特权所引起的不平感，屈辱感，使老百姓很易接受走资派的提法。对极左的恨，对整个制度的怨都转移到刘少奇等大大小小走资派身上，自己仍稳坐在这个制度的顶峰。毛在这场革命中起了主导作用，他借不断革命的极端理论，涂抹了对马列的创新和发展的色彩，在林副统帅掌控的五、六百万枪口的威慑作用下，驱使整个大陆人民走向他所设想的打着封建独裁印记的乌托邦。那是人人贫穷，举国一致、杀气腾腾的王国。而他却以为这是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必要过渡。
“我总觉得百姓群起冲出毛皇亲手打开的口子，名义上向走资派开火，内心是为争取作为一个人的正常生存与发展环境而作的斗争。如我超前行动，想脱离毛皇治下的苦海，性质一样！对于毛皇来说，这是继大跃进那次经济上试验失败后无限失落的极度反弹，又一次唐 . 吉诃德式的行径。只是这次是政治性的，带着露骨的极权色彩，不妨称之为：几千年封建帝制的一种强烈回光。”
老教授听了我的议论发出一种会心的微笑。但又愁云满面说：“这个过程不会很短的。我感到窒息。”
他肯定认为我投奔苏联是不成熟的标志，是一误区走向另一个误区。但他终于没有向我点明，让我从误区中出来。恐怖的互相提防的环境使我们再没有机会作深入的交谈，他只给我留下了谜语，让我慢慢去理会：“请看西边的太阳，多么美啊！”
谁能想到呢！王院长说这句话没几天，一个寒冷的清早，大家听到起床叫子，就忙忙的起来打菜，拿饭盒，准备出工劳改，而他却一动不动的躺在那里。送石犯为了吃到他的剩饭菜，讨好地摇摇他那已经僵直了的脚板，说：
“老王同犯，饭盒放在床上啦，萝卜羹给你去打来好不好？”连连两次，再无回声。大家慌了。邵犯放下饭盒，爬上床去见他眼睛微微张开，早就停止了呼吸。有人说这是特务自杀。但是，他并非和衣而卧。 他身上的高级毛衣脱了盖在被上，在贮藏室还有真皮箱子，大量的尼龙袜子，事前也没有写信给家属暗示自己即要结束被奴役和丧失自由的痛苦，他多半是因为身心交瘁、绝望、孤寂而挡不住脚部的寒冷，心脏经受不住高血压而猝死的。
整个中队人心惶惶。王老，我尊重的难友，你走得太突然了。你是神父，可我不曾看到你饭前，睡前向上帝祈祷。上帝为此不佑护你了么？这是我苟且偷生者的胡想。也许你在感谢上帝，让你早日结束了痛苦，可是我再也听不到你的真知灼见了！不可能向你学习英语了。
有人说孤独是人生向神和兽的十字路口；是天国与地狱的分界线。人在这里经历着最严酷的锤炼：上升或堕落，升华或毁灭。这里有千百处盅惑与恐怖。无数软弱者沉没了，只有坚强者才能泅过孤独的大海。
孤独属于坚强者，是他一显身手的地方，而软弱者只能在孤独中默默地死亡。而我是坚强者吗？那么，此时此地我的作为呢？苟且偷生罢了。
世上原有许多没有趁早预备在人生里需要苦斗的人。他们在温室中呵护长大，一直在霞色中观看人生；自身不仅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和准备如何应付偶发事件的力量，而且诗礼传家，从小也没有得过机会去野外经风雨去发展自身的应变能力、一种可供与黑暗邪恶势力之用的坚定毅力。所以手里没有有效的武器，他就不堪一击地倒下了。
生活犯老傅报告了队部。在队长尚未到来的时候，邵犯虽是见怪不怪，但多少带着愕然的表情。睁着他的眼睛，幸灾乐祸并不无俏皮地对着一群围观者说：
“他昨晚在小组会上还说：他砸石子已经砸出点味道来了。想不到就此洗手不干了。”
指导员带了医务人员前来验尸，留下邵犯等四人处理善后。邵犯报告说王同犯贮藏室还有遗物。至于怎么清点的，究竟还有哪些东西，又怎么去后山埋葬的，都不得而知，因都被拉出去劳改了。一个大教授级的知识分子，就这样用草绳蒲包被埋葬在临平山脚之下。
收工回来后大家还在议论神父的猝死。不知谁提出了他有整整一打的尼龙袜子，以及盖在身上的毛衣、丝绵背心等高档衣着。这一点，睡在他身旁的邵犯最清楚了。但他装作没有听到这一提问。好在队部并未对犯人的衣物登记入册，也没有作什么追究和搜查。
香港神学院院长毕竟非比一般，半年后，省里来人对他死因作了调查，提问了组长邵犯。邵犯回来后作出咋舌瞠目状。他带着一种神秘的口气，在组内说：可能他在美国的两个儿子，向北京提出了交涉。中央指示省里弄清他的死因。但究竟因何而死，犯人只有猜测而已。
王老师啊，我总有一天我到宁海城，找到西大街，告诉王师母你在炼狱中的短暂三个月。你一直是无可奈何，摇头叹气的。这是一个怎样污浊的和令人窒息的场所，没有一个可交之友，也不能交友。找不到支持，前景暗淡，于是向上帝作了报到，去天国找他的快乐和温馨。他不象我从小经受着痛苦的磨炼，且从风口浪尖中过来。所有的磨难和孤苦只能作为我反抗的动力，激励我不断拼搏。人们有时也应该为劳苦出身而庆幸。在我的心灵中已积聚着比外在压力更高的强度和韧性了。
春节那天他还谈了香港在文革初期所受到的冲击。事情发生在 67 年 5 月至 7 月光景，收回香港的谣传四起，驻京的英国代办处被红卫兵捣了一通，中共办在香港的商店、银行、学校、工会及报社人员为了表忠，组织了抗议包围督府的游行。港英当局动用警察抓捕了一些人，但由于香港当时从内地买进粮食、副食品每年付给大陆六亿余元的外汇，占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 ; 更重要的是毛林也不敢贸然进军香港，引起国际干预，给台湾的反攻提供千载难逢的机会，实在太愚蠢了。
国府主席刘少奇的悲剧
刘少奇会受此下场，我是意外万分的。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总是被蒙在鼓里，总是摸不透毛泽东他那社会主义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还在我保外在陶公山期间，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际，即 67 年 8 月 5 日，中南海造反派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这是怎样的一种无法无天啊，对比我这样一个普通百姓，武斗打得鼻血直流，再加一副脚镣就谈不上希奇了。
今天《党史文汇》有这样的记载：“刘少奇被架进会场。有人揪他头上那疏稀的白发，强行拍照。刘竭力挺直身子，不肯低头。那些人便用”语录”本拍打他，并用力拧他的手臂，迫使他弯腰屈膝。他每一次高声答辩，都被口号声打断。逼他向红卫兵鞠躬。他们刚走几步，想互相靠拢，就被这些人分割包围。眨眼间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猛然，王光美奋力挣脱，一把抓住刘少奇的双手……几个壮汉冲过来，不由分说攀开他们的双手。接着硬是把一幅画着绞索加红卫兵拳头的漫画套在刘的脖子上……”
批斗结束，刘少奇的双腿象灌了铅似的，一跛一跛地走路。一被押回办公室，他立即叫来机要秘书拿着一本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个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法律制裁的。”
此时刘少奇应该开始觉察：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凌驾党和法律之上的人及其代表，因而你们制订的法律或宪法多是虚架子，随时都会被中央到地方的强权者一脚踢开。你作为国家主席保护不了自己，叫普通老百姓如何顾及自己的人权？
刘少奇不会不明白， 59 年他能当上国府主席，还不是在历史的关节处对毛的紧跟和唱和。 57 年时反右，他在一份材料上，就批下了林希翎是“极右分子”的结论。对林的不服与反驳，还对悍将们说：“那你们应加强监督嘛！”至使林进了监狱。大跃进、人民公社刘也紧跟毛走。说试验竟是被毛全国铺开，也按毛的意志办。可见对维护党的团结而表示对毛的忠诚。
三年人为灾难后，刘觉得毛的英明受到全党的质疑，于是放下了“毛泽东思想”旗帜。明显地转变了他的态度。建国前他在白区工作，积累了组织和调度干部的经验，在百姓中名气不如毛皇，但在干部中，他有威望，这也正是毛所忌惮的。
在一次研究“四清”会议上，毛泽东也曾拿着《宪法》向刘、邓撒泼，装出自己的公民权和党员权利受到侵犯的样子，但刘少奇在周恩来规劝下，违心作了检讨。“文革”中刘真正受到了侵犯，却抗议无门。按党纪国法正常程序，他的地位稳似泰山。谁想到无产阶级专政下又有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啊。
8 月 7 日，刘给毛写信，书面提出辞呈，写道：“我已失去了自由。”此时毛伟人尚在大江南北巡视“文革”情况。但他怎不知道共同奋斗了二十余年最得力战友之一刘的处境？对于这样一位党内第二把手，说什么也称得上是个庞然大物，那样无法无天的批斗，不向他预先请示首肯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江青肯定在幕后导演了这场批斗。
68 年 10 月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毛主持了会议，在不足半数中央委员，且参加者中间大多尚在被批判受压的情况下，作出了对刘少奇的政治上死刑的判决。全会在“文革小组”成员，新成立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和解放军各军区首长应邀参加下，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附件“罪证”。这“罪证”是由 66 年 12 月 18 日成立所中央专案组，于 68 年 9 月提出来的。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一方面弄虚作假并采取断章取义、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将伪造材料拚凑起来；另一面，又扣压了那些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后又翻供的材料。根据这些假材料，硬给刘少奇加上了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走资派等罪名。这份“审查报告说：“充分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在表决这一荒谬绝伦的报告时，只有陈少敏不畏高压，不管厉害，拒不表示同意。据说，刘本人在病榻上听了全会对他的结论。这时他才完全明白：任何辩驳都是徒劳的。他从此再也不说了。沉默至死以示抗议。周恩来虽千方百计动员了北京医院的两名护士，可是她们无法护理刘少奇的精神创伤。
对于老百姓，即使是政法系出身的，并受名师青睐的学子，根本不讲什么证据，象抓鸡一般抓去就行。然后要吊要打都可以，讲什么天地良心，什么法律程序。这完全是当年混入红军内的土匪流氓行径啊。
这次全会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明文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于 59 年取代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地位，经过八年的苦心经营，进而坐上了党内第二把交椅，越过了朱德、周恩来，而他的结局可说碎屍万段！这难道不都是封建独裁体制带来的祸害吗？
毛伟人在这次全会上为自己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作了说明和辩护，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段“语录”在大小报纸上广为传播，反复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当时也确实有不少老百姓，尤其是青少年学生相信或盲从这个论断。这与人们对西方和港台太无知有关。如果象今天那样对西方了解，他们都会对伟大领袖说：你老人家别操这个心了吧，我们正需要“资本主义复辟哩。实际上毛伟人嘴上的无产阶级，就是他个人加他的老婆和亲信。今天是十分清楚的了。
毛伟人在这次全会上，最后号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临平山血肉横飞
大约是六月初头，太阳有点威热了，棉衣已上交，去拆洗翻缝，待冬日再返回。棉裤似乎还穿着坐在石子上劳动。那是下午，值班队长突然找我，说有外调。本人一向特立独行，还有谁向我打听端详？在工棚我看到两个外调者。一穿军装，自称是军管会的，外相不恶，但表情严肃；另一位态度随和，面带微笑，似曾见过，准是鄞县公安局干部，但他在一旁陪坐，自始至终未插一句话。那个军管会的问：
“你同村的忻岳毅可是和你一起去黑龙江，逃奔苏修的同案？”
我听了甚感突兀，真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突兀又亢奋，以为这个性格懦善的知青竟然也向往苏联了，只可惜没有一起行动。另一面，这位北方佬，显然文化不高，一本正经地将“忻”念成“斤”。
由于他态度认真，居高临下，使我好笑。他咄咄逼人，甚至瞎说：“他已承认 ( 是你的同案 ) 了呢！”看他那种浑水摸鱼、空手套白狼的劲头，实在好笑。
我与忻岳毅的一次合作还得从宁波师院要迁出陶公山说起。
师院那建造在小山岗上的两幢六层高的教学大楼，东西遥对，面积达一万五千多平方，当时堪称高大巍峨，气势不凡，宁波尚属少有。学生们从东大楼的四楼后门直上陶麓山顶，已不需多少力气。山坡上松林密布，空地上尽可舒坦地躺下来，或看书，或谈情。一入夜，大楼灯火通明，为东钱湖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可是教师们大多不愿呆在这个亟待恢复和开发的浙东旅游胜地。尤其是象闵文那样干部，家属都在城里，来往陶公山，甚为不便。再说陶公山多年来已不再是清净、幽美之世外桃源。自然环境污染，古朴风貌丧失，浩瀚的湖水也逐渐混浊起来。新的文明和现代化好处却姗姗来迟。师院形同孤岛，却又免不了常有小偷光顾。院部打了多年搬迁报告，终于在宁波江北岸三官堂建筑新校，中文系最早转移，化学系和外语系又拖了两年。大楼的灯火照旧通明，但多数教室空空如也。真在“落花流水春去也”之感。
出于对师院的留恋，抗拒益发的孤独，我突然心血来潮：写篇小品文揭露师院的空城计，给闵先生他们一个小小的难堪。中心思想是：师院的硬件设施、照明未得利用，长年累月白白的浪费国家资财。我真希望师院的魂魄能招了回来。
正打算把稿件封口投寄给《宁波报》，一位双手托着一条洁白如玉的蛇肉的知青，叫岳毅的突然闯进小屋来。他张着一对明朗坦率的眼睛说：
“怎么样，增加美味佳肴？我已经把它洗净了。”
我从小怕蛇，它在隐蔽处不动声色的悄悄游动，冷不防咬你一口，显得阴险又狠毒。我对它回避都来不及，更不用说在我锅子里烹调，吃进肚里了。我婉言拒绝。但他是个随和的年轻人，从不固执己见。乡里年轻人对我差不多都看得起我。只是他读了我的小品文，有兴趣，来了劲头，一拍他的胸脯，说：
“我给你寄！共产党不欢迎揭露阴暗面，但以我知青的名义 ( 而不是你大名鼎鼎右派大学生的名义 ) ，命中率肯定高得多！”作为交换和感谢吧，我将蛇肉加工烹调了一下……
稿件有去无还，石沉大海。我们也不介意，渐渐淡忘了。
谁知今天，公安部门竟然捕风捉影，草木皆兵，竟然怀疑岳毅也投奔苏联了。我自然断然否认。那天，就在他们一无所获的走了之后，我离开工棚，向敲石场地没走几步，猛听得惊天动地一声巨响，对面临平山腰火光冲天，一个打炮作业的犯人四肢摊着飞向天空，又猝然间摔了下来，自然倒在山腰乱石上了。整个工地，方圆数千米范围内哗然一片，响彻天宇。人们全被真实而又惨烈的场面惊呆了。
紧急的收工叫子立即吹响，硝烟尚在弥漫。那个瘦高个送石犯慌慌张张地推着空车从山脚边夺路而来。他的黄皮脸泛着苍白，气急败坏地向大家报道他现场目击的独家新闻：
“死了三个，炸伤的数不清，乱石堆血迹斑斑，都是肉糊肉块啊！有一只金华火腿突然飞来，差一点送进我的嘴巴……”这家伙无疑是幸灾乐祸的，也是他惯常的幽默。温州佬、邵奕功都咧开了嘴，似笑似哭。邵说：
“慌慌张张的你不是看到了多次吗？”
温佬笑骂他：“入娘的，你就想吃肉！”
而我却很难摆脱这现场直播的恐怖又惨烈镜头。人石横飞、血火狼藉，活龙活现的命丧黄泉。这镜头深刻又可悲地提醒我：囚徒随时会魂飞魄散的。
当局对此重大伤亡事故向全监狱作了解释：这是一个企图越狱逃跑的犯人对揭发他的犯人组长穷凶极恶的报复，蓄意制造了一场同归于尽的重大事故。不是工伤事故，抚恤金也可以减少，惶论什么责任了。更聪明的是：这一解释完全符合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在监狱内必然反映的逻辑。
这是不是工伤事故 ? 权且同意不是炸药或雷管质量有问题。那末前几次是怎么出现炸死人事故的 ? 我不便问，也无意去请教石浦佬。我再不愿开口了。我要冷眼看待这暴政的末日，这极左世界的灭亡。总有一天，林江一伙和残渣余孽同归于尽。
毛泽东讨厌小将们的胡闹了
那时候 , 社会上两类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已经白热化和武装化。军队介入文革的结果是枪支弹药的大量流失。全国各地都能听到枪炮的轰鸣。红卫兵小将们为打倒党内最大走资派，实现全国一片红，建立了汗马功劳，除了个别被结合进革委会，获得了一官半职，极大多数面临无书可读，无业可就的境地，他们觉得至少闹个铁饭碗捧捧啊！上山下乡，支农支边，太不公道了！这是已成年的小将们的心态，于是继续他们的冲杀和串连。老毛听到周恩来这方面语重心长的汇报，很有点放出去的魔鬼，不好收拾之感。那个真枪真炮的武斗，三令五申必须停止，也必须制止，怎么不听话啊！下面回说：江青同志的“文攻武卫”指示，没有回收啊？真胡闹，江青的话也永远是真理了。毛泽东觉得要亲自出马了，他必须让小将们立即解甲归里。
68 年 8 月，毛在人民大会堂一间小客厅里召见了天派韩爱晶，地派王大宾和北师大战将谭厚兰。清华大学那个大名鼎鼎的蒯大富呢 ? 刚到会的已任北大革委会付主任聂元梓报告说：蒯忙于查找派工人宣传队的黑手了。是“黑手”压制着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毛听了这位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炮制人的汇报后，随即激动而大声地声称：
“我就是黑手。我要他们坚决制止大学里的武斗！”
当几个年轻的头头低声申辩说：他们“受到了工人的压制和镇压”时，伟大领袖又重申：
“黑手不是别人，正是我！”
曾几何时，在天安门城楼上，七、八次亲切又热烈地接见并鼓动他们：小将们万岁！才不到两年就声色俱厉地要他们解甲归里了。一再声称黑手就是我毛泽东，无疑在警告他们再不听话，扰乱我的战略步骤，让他们抓起来，我可不管的啊！
这种按一已意志与反复无常的心态，领导一切的史无前例的怪事，是由于“既无法律，又无规则”的有效制约也。爱德华 . 吉本指出：
“专制君主在他自己的行为中可以设定任意的范围。他为了他自己的需要和情欲可以任意放纵。但毫无疑问，他的利益是让他所有的臣民都守纪律，尊重固有的和法定的社会义务。”
在场的除了周恩来，还有林彪、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姚文元、叶群、黄永胜。差不多是全班人马环绕着他。也许他为动乱不止而烦躁。我最大的隐患已经消除，刘少奇的肉体即将消灭，你们还造什么反？是不是要把我也拉下马啊！
小将们垂头丧气，默默无话。英明的领袖不失时机地显示出一副慈祥：
“上山下乡，农村天地广阔，你们大有可为呢！继续反修防修去吧。”
狂热的红卫兵运动于是寿终正寝，扼杀它的“黑手”正是扶植和发动它的人。几千万红卫兵去了祖国的穷乡僻壤，少数被投进了监狱。原来“唯我独尊”地对垒了几年的两派，突然发现彼此又一起上山下乡。眼前同是天涯沦落人，一样被风吹雨打，劳作在烈日炎炎之下，一样的对校园生活的怀恋，对青春的丧失和对明日的彷徨。
有时在风雪弥漫的小镇，或荒草萋萋的山路上碰到，看着彼此都是褴褛的衣着，同样疲惫的神色。此时，想起打砸抢的往事，双方便只能在目光里飘过自嘲自讽，在嘴角挂上一丝无可奈何的、怆然的苦笑。
一个当年坐过牢，又在军营边境度过了艰苦的九年的老红卫兵，作了反思：
“当年可用八个字概括自己：虔诚，盲从，幼稚，狂热。好比 TNT 炸药，一经煽风点火，就炸啦！我们明明被利用，却自信绝对正确，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了牺牲品……”
一个已成了作家的当年红卫兵站在“战友”的墓前沉思：
你躺在里面，我站在外面。
你糊里糊涂地死了，我糊里糊涂地活着。
谁说“难得糊涂”？
我们在糊涂里生，在糊涂里死。
正规的红卫兵是由大、中学生组成的。六六、六七、六八 3 届，光高中毕业生共 400 万之众。毛泽东把 2000 万缴械了的红卫兵统统驱逐至农村，以求城市的稳定。
本世纪 60 、 70 年代，全世界都在受着文化和科学的推动，西方和周边国家都在加速自己文明昌盛的进程，我们大陆却陷入了中世纪的黑暗和野蛮。据此人们该如何理解毛泽东的伟大？难道七亿人民的民族被拖到绝境就是伟大吗？
台湾的上校情报官也来了
香港神父是死在邵犯身边的。我从邵犯身边死里逃生。这种强烈的对照，老赵党棍不知作如何想？无疑他认为邵犯是“以毒攻毒”的得力工具。所以，半年后加入“老反队”行列的上校情报官贺哉孝并没有放在邵犯组里，因为这位台湾来客不存在什么认罪服法的问题，无需受劳改霸头的作践。他是省军管会后备的统战人员。
这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三位新客。这个老反队似乎不再收一般的犯人。 67 年初，上校官主动请战驾驶一艘炮艇来浙南沿海试探，猎取情报。被军民联防，在一渔村抓获。经过长时期关押审问，服从大陆法律，在认罪书上签了字判了 15 年，送至“省一监”。
中队那些老反，邵犯和温佬，以及狼外婆们，得知他是台湾派遣特务，个个睁亮了眼睛。贺高大个子，白皮肤。在他左边嘴角至下巴有一相当明显刀伤疤痕，很增加他作为军人的威武。但他总面带微笑，一副不亢不卑。
随身带来的衣服钱币都被没收去了，着在身上的里里外外都是灰蓝色不久便变成土灰色的劳改衣。自然，他也没有任何接济，且肚子大，胃口好。不要紧，他在老反中左右逢源，不用他开口只要他有这个意思的显露，他便能吃得到额外的饭食，也能享受别人肉和糖的接济。邵犯送他一双上新的山袜。所以看不到他有愁眉苦脸的时候。当然这与他想得开，看得远，性格豪强有关。
也许是他在众犯面前显得太高大，被崇奉得太过分了，而使奴隶主不快吧。老党棍组织和主持了一场批斗会，实在是一些鸡蛋里挑骨头的事情。我看老贺毫无在这些老犯中想宣扬些什么，进行些什么活动，以报效党国的意思。超脱于一切纷争之外，如何不使自己的身体坏起来，平安无事地度过牢狱之灾，是他的全部宗旨。
此时冬晚，室外冷，批斗在中间那个大监舍进行。年轻的萧队长潇洒地站在门口。指导员坐在主持席上声色俱厉地对贺作了一番介绍。说他是骚扰大陆的海盗，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敢死队一名头目；尽管他跃跃欲试，总是错误估计形势落入了军民联防的天罗地网。
“但他仅在表面缴械投降，内心想着什么呢 ? ”这位老烟鬼因激动而声音走调。最后说：“我们在他几件内衣做成的枕头中，搜出了女人的一绺头发，这是干什么？”
“老实交待！”犯人齐声捧场。
过了不惑之年的老贺神态自若，微低头，垂眼皮，不吱声，军人一样直立在中间。
“把头低下去！”又是一声呐喊。邵奕功这一喊很突出，很有点变调。这是谁呢 ? 老贺不能转头去看，他知道这会招来更大的冲击。这喊声，而且叫喊时上身从铺上往外扑的激动姿态让萧队长一眼瞥见了。这种突出的表演，往往得到老赵的欣赏。
但没有一个犯人上去动手动脚，对他进行了百分之百的文斗。指导员也无可奈何，除非亲自动手，老党棍不想有失高高在上的奴隶主身分。大家看着这位台湾来客一动不动的站着，他的光头似乎比开始时稍为放低了些。他已经低头了呢！而结合他脸上的神情还是一个不亢不卑。我甚至发现他的神情中还有一种不担心肉体侵犯的自在。这种自在建立在已经相处一段时日的生活后。相形之下，我自叹勿如。
对党内健康力量存在着幻想，常使我对有些队长表示靠拢的媚态，或说一种孩子离不开共产党母亲的神情。那些头脑简单的工头党棍谁来理会 ? 反而被看成软弱和没有内在的价值。当你自强自立时，你说不定会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
“为什么要把女人的头发珍藏起来？”统计犯老徐大声提问。
贺哉孝缓缓地答道：“临行前，我爱人把它放进我的衣袋，祝愿我们白头到老吧。”
老党棍猛地拍响桌子，喷着唾沫说：“有你国民党反动派的白头到老，还有无产阶级的未来没有？！我们早有分析，这绺头发是带着阶级斗争火药味的！谁上来发言批斗？”
竟然没有一个上来的。
“邵奕功！你准备了没有？”老党棍点将了。多年来邵犯一直是他所利用的耳目。他相信他已认识到这一点：你的处境，你若想称霸于本中队犯人，想不断减刑活着出去，你就必须积极向我靠拢，当好耳目。他觉得他所提供的犯人情况大都符合改造与反改造的规律，因而是真实可信的。
“报告！我发言。”邵犯其实毫无准备。但是他有熟练的应变能力，牛头也能对上马嘴；他总能找到两者之间的某种联系，当然仅仅是表面现象上的联系。大家看着他不慌不忙地从坐着的床铺上爬下来，套上他自钉的一双木板鞋迈开八字腿走到老贺旁边来了。他在考虑应该选用那条语录。至于批斗内容，不妨接过指导员的话头，东拉西扯地发挥一下。只是老贺得理解咱兄弟身不由已呵。
他不失时机地戴上老花眼镜，翻开语录本，高声地念：
“最高指示：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他念得有声有色，朗朗上口，相当熟练。然后清了清嗓子，说：
“贺犯投入我们中队改造，悠闲自得，不象改造样子。回想当年我们痛苦的开端，他的表现，令人愤慨。我早就估计他非吃点苦头不可。我们与这种消极，甚至反改造界线坚决划清——”
巧嘴俏脸的萧队长突然插入一句：“等一等！”他带着平时常有的微笑，说：“队部收到不少反映，是口头，也有书面的，说你与贺哉孝搞得火热，慷慨资助上好山袜一双，可是真的 ? ”此时老贺的双脚本能地作了一下移动，大家看到他果然穿着一双山袜，这土特产能从台湾带来的么？
“没有，没有呀！”邵犯瞪大眼珠，矢口否认。这突然一击，差一点将他击倒了。统计犯是敢于和他较量一下的，乘东风，他说：
“报告队长，贺哉孝现在正穿着山袜，问他是哪里来的？”
“是呀！”邵犯缓过气来，以攻为守，他问贺犯：“你是借的，还是有人送的，你可要回答清楚呢！”
“邵奕功，我看你还是自己揭发吧。”萧队长虽抓住不放，但口气缓和，面带微笑。
邵犯不慌不忙地向贺犯走近一步。大家见他弯腰去察看那双山袜。突然他象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叫：“报告指导员，队长，这双山袜，原是送石犯的。是我给他绣了英文字母作为标记。据我知道这双袜与神父换了一小罐咖啡，王神父一直放在他的垫被下。他死后也许让送石犯收了回去。”
他说至这里觉得先要向哥儿们打下招呼：这次无论如何得为兄弟挑点担子。
“喂，送石的浦江佬，你是不是借给他了？”
“这个这个，是我长期借给他的。”送石犯在一个角落发声。
“我说是么！问贺犯便清楚了。报告队长，我与这双山袜无涉！谁见了风，就是雨啊？我邵奕功从来不做不利改造’的事！”他还有点气愤呢。
这边贺哉孝把脸更低了一点，觉得挺好玩的。绍兴师爷，名不虚传。既然送石犯承担这件事，他又何必把事情说个清楚呢 ? 就是邵师爷讨好自己，送的嘛！
“好了，好了，现在暂不追究山袜的事。”指导员说，“你还有要揭发批斗的么？”
“报告指导员，我已经搞胡涂了，回去写了份书面的吧。”
“下去！”指导员一声命令，他似释重负。
“还有谁准备好了上来发言？”
接着上来的是统计犯、生活犯，两位高级犯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实在批不出什么名堂来。说实在贺哉孝对谁都温和有礼。他能健康地活着，这就够了。他从未宣扬台湾的繁荣和三民主义，而静观大陆的变化，希望早日结束牢狱之灾。后来他被调到杭州乔司农场食堂当炊事员，我则先解送至十里丰农场，后才在乔司会面。会面不久，他作为县团级战犯释放回到台湾。
最后，指导员警告大家要做好互相监督，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汇报是靠拢人民政府的表现。
对我来说，贺哉孝实在是了解台湾的一个窗口，正象了解香港，王老师是一个好向导，甚至说他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也未尝不可。然而我这个死心眼的书毒头，没有向他们请教，虽说互相提防，人人自危的境地限制了我，根本原因尚在于我的思想演变过程中，还未出现这一探索的需要。甚至我对西方和港台的看法已经僵化，有了一个固定的模式。社会主义理论无懈可击，苏联肯定在搞赫鲁晓夫式的社会主义，而中共内部的大分裂，更使我深信国内存在着与苏共一致的健康力量，连刘少奇、邓小平都是。在这深信不疑，信念坚定的心态下，我怎会产生向末落世界过来的神父和武装特务寻求迷津的指点呢？
认识了极左的恶劣的暴发户本质，仅仅是认识真理，引起反思的开端。在这血泪铁窗的十三年中，我的观念基本上是在原地踏步，只不过为今后的反思积累了丰富的能说明本质问题的养料而已。
1969 年 3 月，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这就是珍宝岛事件。监狱里记不得有什么反应，至少没有把我当活靶子打。说实在我的处境已经恶劣至极点，处处避着流氓和霸头的锋芒，每天作劳卫广播操都躲在角落里进行，还能把我怎样呢 ? 如果苏军坦克开过黑龙江，动用他们的核武器，对关在囚笼中的我，倒增加了生命的危险。我不怀疑珍宝岛是我国领土。远东大片待开发的宝地，也是中国的。
那时候，因忙于内战，毛泽东不愿受内外夹攻而淡化事件的性质，并竭力控制事态的发展。周恩来指示沈阳部队司令陈锡联不要让还击的炮弹打到苏联的和平居民身上，正是害怕苏军大举入侵的心态写照。
在“省一监”那恶梦般的三年，没有舒心的一天。浑浑噩噩，不再抗争，更无诗情画意。只是一种惯性，让我保持了天天作广播操的生活流程。是的，我的精神没被压垮，我的信念未被摧毁。好似一条小生命，蛰伏起来，期待春雷的一声惊动，冬眠而已。
林副统帅的一号命令
69 年夏日的一天，老瘸统计犯带来了当时还引不起大家多大注意的讯息。是在我在场时，他象当作奇闻那样说出来的。他说他亲眼看见一位三十多岁的女犯，五七年的学运头子。 ( 这瘸子神秘兮兮地说 ) 从北京押解回浙江原籍，来“省一监”寄监的。“她还带着一把小提琴哩！”平时已很少开口的我禁不住问了一句：“不知将她送至何地 ? ”统计犯料到我对这位人大女学生的兴趣，看我一下，又看看大家，说：“押回原籍嘛！”说罢他赶紧一瘸一瘸地离开了是非之地。这还能是谁 ? 温岭的林希翎。她在北京清河劳改农场已整整度过了 12 个寒冬，由于她是国际上关注着的 57 年学运领袖，她的境况可能会好得多。她在台湾的父亲，在温岭的亲属对她肯定常有接济。她以琴声寄托她的信念、理想，当然也有哀思。不久之后才知道，她的遣返是我们调离“省一监”的先声。事情还得追溯到 68 年 10 月 18 日，林彪的一号命令。命令明确地说，中苏边境不断冲突，“准备打仗”。有情报说苏军坦克遍布了黑龙江北岸，我们必须加紧制造反坦克武器。毛林派认为苏联想插手中国的内乱。为此把一些不安定因素，城里的走资派、五类分子，以及劳改犯人，统统撤离或遣散至荒僻、边远的所在。
刘少奇在重病中被飞机载运至开封关押。邓小平流放到江西。陈毅至石家庄。
此时的美帝急于想从越战的泥坑中挣脱出来，国内的反战声浪此起彼伏，无法分心去配合苏修击溃毛林、四人帮政权。尼克松－－基辛格政权又担心苏修控制中国大陆，便主动向毛林求和并警告苏联坦克休得越过黑龙江入侵中国。
但据俄方近来解密的材料说： 1969 年，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在周恩来推动下，联名上书毛泽东，提出联美制苏的战略方针，于是便有基辛格主动上门的一幕。
69 年 4 月 1 日至 4 日，北京召开第九次全国党代大会。
这次大会是经过三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后召开的。这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他们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他们施展残酷的阴谋手段和暴力恐怖，打倒了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及全国各地、各部门的刘的代理人，即中共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至 68 年 9 月，大陆的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人民委员会都被夺了权，全部改称为“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早从 68 年 7 月 27 日，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对所谓一场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彻底全面的改革，以使在这些领域实行无产阶级 ( 即毛林江一伙 ) 的全面专政。上述形势说明，“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那部分权力”的主要目标，基本上已经达到。因此决定召开九大。对“文革”实践进行了总结。
毛泽东在会上发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号召。他同意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党纲。没有林彪代他统率着海陆空三军，那些老帅、老将们恐怕未必如此老实。“百万雄狮”之风是被林彪刹住的。还有传说中的贺龙兵变。革命要靠枪杆子，巩固无产专政还得靠枪杆子。
这次大会，让江青进入了政治局。选出的中央委员，有百分之八十一是新的。中补委情况一样，八大的集体领导体制被个人独裁制所取代，经济建设让位给政治运动，党几乎成了露着狰狞面目的帮派集团。九届一中全会选林彪为党的唯一副主席，陈伯达、康生、周恩来是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都选为政治局委员。大大加强了林江一帮势力。
会场上的标语是“光荣、正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为了落实伟大领袖“巩固…专政”的号召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抓紧了革命大批判。”首先“要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 ( 两报一刊社论 ) 。这里“包括了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批判。对于过去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在我国文化界、思想界、科技界所散布的毒素 ( 就是毛君向全国散布的“学习苏联，一边倒”，“社会主义阵营有个头，这就是苏联。”使我中了毒，拼死投奔它 ) ，必须进一步肃清。对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最近一个时期所散布的种种疯狂的侵略言论，必须加以揭露。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作为美帝帮凶的法西斯主义面目，进一步看清苏修纸老虎的本质 ( 在我学生时代我却天天接受你们苏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是老大哥的说教，今天怎么也成了纸老虎？ ) 使人们充分提高革命警惕性，作好粉碎美帝、苏修侵略的精神准备。”
当时全国各地通衢要道都用石灰水或油漆大字书写了“备战备荒”“全民皆兵”“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标语口号。
在同一时期的一篇《斗私批修》社论中还说：“我们每个革命同志，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动力，又应把自己看作革命的对象；既要做批修的先锋，又要做斗私的闯将。如果不斗私，不革自己的命，那么批修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苏联老大哥顶替美帝，成了不共载天的敌人。
极左一伙，不断制造“假想敌”，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对抗，狠抓阶级斗争，造成人人自危互相提防的社会风气，使人们难以联合拧成一股绳共同对抗暴政。极左并不以此为高枕，他们更要制造人自身的分裂。他们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不但扩大到每个家庭，而且扩大到每一个人的内心；迫使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敌人，反对自己，侮辱自己，密探似的跟踪自己的每一缕思想和每一个动作，不断地自我揭发、自我批判，连一闪一现也不能放过。捧铁饭碗的人是这样做的。对于这些老百姓来说，毛已成了神，毛泽东主义则是宗教。象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一样。
林江一伙对老百姓在灵魂中爆发革命的要求，其目的，就是要解除人的一切自卫本能，让所有人为他们充当工具，任其驱使。这是一场在刺刀枪口下，以反对私有观念的名义进行的大规模的人性虐杀和私有制占有运动。有句古话：“人化物也者，灭天理，穷人欲者也。”
由于人被当作工具来使用，劳动也就被颠倒为一种物的属性，所以它是无偿的。社会上老百姓终日劳动，还不够温饱，何况在监狱中的犯人 ? 单单为了吃一点饭以维持继续劳动的能力，还要为了“吃饭不要钱”而感恩戴德。这时候，新日子只是重复旧的苦难。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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