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梓平：缅怀良师益友刘一孚同志
缅怀良师益友刘一孚同志
－－作者：童梓平
我与刘一孚同志阔别六十余年，直到绵阳的王文鹄教授回荥探亲，读了我的《修远集》后，知道我与刘一孚同志的亲密关系，告诉了我他的电话和通讯地址。喜出望外之下，我立即与刘一孚同志通了电话，并去信问安，感谢他解放前对我的帮助和关怀。
他回信说：想不到六十余年的相知友人，忽殷殷重问，喜快可知，你在荥经为国为民做了不少事，真是难得。我自 1957 年被定为右派，往昔相知朋友，已断了来往， 1958 年我因对右派无法理解，便与爱人（西南师范学院学生四年级在读，也被划为右派）去了北京。 1978 年平反昭雪又回到四川。想我青年流亡，中年漂泊，从十九岁到六十岁这四十余年在反动派集中营的生活。右派生活，竟占去我一生的为人民服务的黄金时期，所余短暂岁月，还能做什么事。所幸现在国势强盛，上层领导对台湾政策都十分正确。好时光来了，我俩享受离休待遇，我怕享受不到几年了，老了，真正老了。来信太谦逊，实不敢当，望常通信。
时隔不到一年，刘一孚的爱人邓琴告诉我，刘一孚 92 岁高龄去逝。我问是否设灵堂，我要前来瞻仰遗容，她说遵照刘一孚同志生前遗愿，一切从简，只有老干部处书记带领老干处人员和部分老盟员、老同事，绕灵柩瞻仰遗容就火化了。我与邓琴同志说，我要写一文，借以缅怀刘一孚同志革命的一生，希望把他与我分别后的革命事迹寄来给我。邓琴说刘一孚生前很少说自己，寄来了两篇，一篇是西科大离休老盟员蒋诚正老师曾发表在 1989 年 8 月 1 日《绵阳盟讯》上的文章《烈火炼钢，越炼越坚》，另一篇是刘一孚同志 1987 年发表在《四川建材学院盟讯》第三期上的《解放前民盟组织与成都汽车工人工会的一段关系》。根据这两篇盟讯，结合与刘一孚同志的共同经历，我写了这篇缅怀文章以作祭悼。
刘一孚同志是我最敬爱的良师，也是我最真诚的益友。他于 1919 年 6 月 25 日（阳历七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市东城区翠花胡同出生。刘一孚同志祖籍安徽省亳州市。祖父是亳州耿家地主的一个佃农。祖父很早去世，祖母守寡，家庭很贫困。随后他父亲跟随耿家到了北京，后来经商。刘一孚父母生下了六个儿子，只有他从小就随祖母回亳州长大。祖母死后，刘一孚离开老家，到武汉等地自谋生计。 1938 年四月，年仅十九岁的刘一孚，在武汉结识了读书出版社的高展、陈梦白，接受了进步思想。为了抗战，刘一孚同志辗转湖南、广西、贵州， 1941 年到重庆创办了《青年通讯社》抗日进步刊物。 1941 年 2 月 19 日，刘一孚同志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最初关押在重庆土桥和董家花园。尽管特务严密监视，刘一孚同志还是巧妙地组织政治犯抗议生活上的虐待，抗议书由刘一孚同志执笔，组织大家签名。斗争取得胜利，生活有些改善。二十岁刚出头的刘一孚同志已经显示出组织才能。 1942 年春，董家花园的政治犯转押到巴县兴隆场五云山。这里是一个大集中营，男女五队共五百多人。主宰者是大特务头子康泽，进行思想毒化教育的是叛徒任卓宣（笔名叶青）。在五云山集中营，刘一孚同志度过了三春两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任卓宣上政治课规定要记笔记，课后要座谈发言，还要写文章，谈体会认识，表明态度。刘一孚同志自有一套对付他们的办法，他发言、写文章，只说抗日的道理，说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特务们把他无可奈何。青年的一孚同志已经掌握了在特殊条件下对敌斗争的策略。
特务分子在集中营颇下工夫，通过思想毒化，威胁利诱，分化瓦解之手段，在两年多的日子里，五六百人中，除了来自社会各方面营救而得以出狱者外，也有少数意志不坚强者、贪生怕死者，在报上登了公开声明而从集中营释放出去。这些人有的加入三青团、国民党，有个别的甚至加入特务组织。到集中营快要结束时，只剩下一些斗争坚决的“顽固派”，而最后出来的就是刘一孚、钟清平和曹庆武三个人。真的是斗到“底”了。要在集中营斗争到“底”，是要冒着生死莫卜的巨大危险的。他能义无反顾地做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进集中营的那一天起，我就准备豁出去了。”铿锵之言，掷地有声，这是一个真正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
刘一孚同志 1945 年从集中营出来后，十二月份在成都由难友杨尚志（解放初期任云南丽江军分区司令员）的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与杨伯恺同志联系（杨伯恺是党盟交叉的同志，后被捕，壮烈牺牲于成都十二桥）。 1946 年，按照杨伯恺同志的指示，刘一孚同志利用蒲江中学教师的身份，在蒲江宣传销售民盟的《民众时报》，组织公教人员“自救同盟”以反饥饿争温饱，组织反蒋的民主运动。由于国民党特务追查得紧，刘一孚同志回到成都。同年 8 月 16 日，成都各界召开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烈士大会。大会前刘一孚同志和成都汽车工会工人给大会送挽联，并组织几十位精干工会会员保护纪念大会会场。国民党特务破坏大会，捣乱会场，击伤民盟张澜主席和张松涛同志的头部，会场大乱。刘一孚同志和工会会员临危不惧，始终在会场上与特务打手斗争，事后又组织汽车工会工人分别慰问张澜主席和张松涛同志。
1947 年上半年，刘一孚同志与岩石和我在重庆育才学校研究学生运动工作如何开展的问题。刘一孚同志经验丰富，介绍了在蒲江县如何发动群众反饥饿、争温饱的情况，讲得头头是道。并说在学运中遇到困难可去郭沫若题字的“民主之家”鲜公馆找鲜英同志。他说他在蒲江、新都、江北、巴县、重庆等地运用陶行知平民教育思想和陶行知创导的“如何因材施教、如何为人师表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教育原则和方法的情况。并讲了陶行知两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特别提到陶行知做人格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我和岩石同志很受启发教育。岩石随即兴高采烈的运用陶行知的诗词为育才学校谱作校歌－－“人生两件宝，双手和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开天辟地的大好佬。”从此我和岩石与中国民主同盟以及陶行知教育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从重庆撤退到西康转荥经做策反工作，创建民生小学和建立儿童团，少先队，实行小先生制，办社会大学。我撰写了“识陶、学陶、师陶”的论文发表在南京“生活教育”创刊号上。四川省陶研会聘请我为四川省陶研会名誉副会长。四川省陶研会成立 20 周年在荥经召开，对陶行知学术有深厚研究的专家学者 80 多人参加，我主持了会议。我做的这些事全仰仗刘一孚同志对我培养和教导，也是他对陶行知事业至深至诚的意愿的一种传承。永志不忘。
刘一孚同志从成都来到重庆，我俩情同手足。我恋人黄细亚是重庆市二中学生会监事长，当时受到特务追捕，我就把她带到刘一孚同志的中和中学躲避了五天。这五天里，刘一孚同志对我们照顾有加，他那慈祥、善良的长者之风，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现在还记忆犹新。蒋诚正老师记载刘一孚革命活动一文中，有一部分青年盟员归他领导，计有重庆工业专科学校的蒋国风、谢能森和国民党内二警的叶震、时扬武和邓琴同志，刘一孚和邓琴俩的革命伴侣关系就是在那时奠定的。当时刘一孚同志的公开职业是巴县中和中学教师，因距离重庆市几十里，为了方便，除邓琴同志外，其余四同志有时托我代为联系。这四个青年后来都由我介绍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盟团交叉）。蒋文说到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刘一孚同志接受在沙坪坝学校区工作的地下党员，一个化名为黄××的同志指示。（这黄××即是黄静同志，是重庆特委的宣传委员扬子明的化名。）扬子明撤退到成都后，由特委青年委员周凯同志接代。从此刘一孚同志就经常徒步几十里来往于中和中学与沙坪坝区之间。联系有关方面，进行策划工作。这时我恋人黄细亚同志被军统特务逮捕，党、盟、团组织为了保护同志们的安全，令我立即撤退到成都。我撤退时向地下党组织介绍刘一孚同志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强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斗争经验的人，是 1945 年入盟的老盟员，与重庆民盟上层有影响人物来往密切，可配合指导时扬武同志的工作（我走后组织决定我担任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渝内警支部包括警局内二警交由时扬武同志负责）。
重庆地下党组织对临近解放的策略是：对所联系和领导的地下党革命组织，分别部署策反和防止敌人逃跑时进行重大设施破坏，维持社会治安及配合接管工作。刘一孚同志经过不断地努力，终于通过军械总库的总务主任，说通其少将库长转到革命一边来。重庆解放前夕，刘一孚同志就住在军械总库内，军械总库里面的全部武器弹药也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此外，刘一孚同志通过民盟西南总支主委潘大逵，重庆市民盟支部书记赵一明等前去参与策反了扬森部属喻孟群军长、保安处处长刘兆黎，这二人先后纷纷高举义旗，倒戈相向。在这些策反活动中，民盟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与刘一孚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刘一孚同志协助时扬武和叶震等同志提出组织重庆市警察起义，并对市警察局消防总队长李贲进行策反顺利成功，确定以骡马店分驻所带头高举义旗。当骡马店驻所起义后，经时扬武等同志组织盟、团成员分头串联，发动各警察局，所中实习的警校二十、二十一期的同学带动部分原有警察人员两百多人都相继响应起义，成立渝警解放大队。这样重庆一至七区（相当于现在的市中区）的警权基本上控制在了地下党的手中。对迎接解放，保护重庆市区重大设施，维持社会治安，配合接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9 年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地下党领导同周凯、刘一孚、时扬武等同志受到市军管会主任张霖之、市公安局长刘明辉的接见和慰问，张霖之、刘明辉表扬他们为解放重庆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我心灵深处刘一孚同志的一生是坎坷、艰辛、朴实的一生；是正直、无私、善良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学以致用、忠实推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一生。刘一孚同志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以天下为已任，忧国忧民。他虽身系囹圄，斗志弥坚。这种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最后用离休老盟员蒋诚正老师记刘一孚同志革命活动的开头语来结束－－
我们民盟走过她光荣的五十年。在她最初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同志们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奔走相告，坚韧不拔，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杜斌丞是大家早已熟知的了。然而，在我们民盟里，同样经历过曲折复杂的斗争，走过艰辛险阻的道路，并展示出高贵的革命品质的老同志，还大有人在。他们值得人们尊敬与学习。
于是，我觉得应该有一篇短文来记叙近在我们身边的刘一孚同志。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转自《浅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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