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梓平：荥经三反运动反思
荥经三反运动反思
－－作者：童梓平
我于四七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解放时担任荥经文教科任科长，解放后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都亲身经历。退休之后，我对各个运动都进行了反思，写了大量“三亲”材料发表在各种刊物和县文史资料上，唯独“三反运动”一直未能执笔，内心十分矛盾。目前官场贪污腐化十分严重，早想披露三反运动中的逼、供、信，打假老虎，逼死人命，又怕影响当前的反腐工作。正在犹豫之际，阅读了《炎黄春秋》 2010 年第—、二、三期上连载的对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再反思，又观看了二十八集电视剧《民主之澜》，受到中国民主同盟张澜主席的民主精神和伟大气魄感召，加之荥经县三反运动中有四位老盟员惨遭迫害的整个过程历历在目，我再次被激发提起了笔。我于是查阅了荥经县三反运动的全部档案，写下此文。
全国三反运动是 1951 年 11 月 3 日由毛泽东发动的。他教导大家要“大胆怀疑”，“凡是有钱财通过的单位和管钱物的人都有贪污的可能”，要求在十天之内就把斗争开展起来，否则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妨碍运动的都要撤职查办。
当时的背景是：一个地委书记刘青山和一个专员张子善共同商量用部分公款去搞机关生产。但机关生产是中共在战争时期传下来的一种习惯。因为没有统一的后勤供应，各个单位各显神通，本事大的人员待遇就好，本事小的人员待遇就差。机关生产各地都在搞，他俩并没有把钱拿回家去据为已有。后来《毛泽东传》（ 271 页）再提及此事，贪污私用一项就消失了。
当时，国民党《六法全书》已被废除，而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又没有产生，所以，以运动方式取证，以运动方式批判，以运动方式让当事人认罪，以运动方式定案处理，逮捕人不需逮捕证，就成了常态。习惯于采用运动解决问题的毛泽东，总是力求让运动迅速升温，再升温。据外交部材料说，刘青山作为农民代表出国参加农民国际组织会议还当选为执行委员会领导成员，还没有回国，毛泽东就已批示枪毙。外交部有人反映，对他的处置是否要照顾国际影响。毛泽东说：“我们中国政府处置中国人，洋人管得着吗 ? ”所以刘一回国就在飞机场被逮捕，很快就被枪毙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刘、张的案子，应该是毛泽东为了让运动升温而借他俩的人头的一种政治操作。
不知什么原因，荥经县总是极左路线的“风水宝地”，喜欢作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文章（这一现象值得荥经有识之士认真探讨）。三反运动开始时，县委认为我年青有为，分配我到全县核心单位－－税务局－－担任“打虎队”队长。我是学过《六法全书》的懂法之人。到税务局后，教育打虎队员，不准搞逼供信，要实事求是，重证据，内查外调，仔细查核单据。经过将近—月，查出税务员吴庭贵漏报税款一百多万元 ( 当时一万元等于一元，下同 ) ；霍彬当事务长兼收屠宰税，爱喝酒，群众反映他有贪污，叫他坦白交待，在群众的压力下他承认贪污二百多万元。总共就这点战绩，受到县委批评。说我是搞教育的，思想保守，没有打出大老虎，调我去管理已经打出来的老虎，对他们宣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核实材料。派遣公安局股长郑文彪、县委宣传部秘书宋精忠和两个看守人员协助我。所以我对那段时间的逼供信、捆绑吊打、整死人命的情况一清二楚。
运动进行了将近一个月，尚未抓到大老虎。在上级的压力下，为了跟上“速打猛攻”的形势，县委抽调了城厢区委书记严宗显，二区区委书记宋天成，法院院长曾竹坪等得力干将，派往主要的经济单位－－税务局、粮食公司、财政局、县银行等部门－－担任打虎队长，县委书记亲自督战。采取吊、打、捆绑、罚跪、轮番批斗、不准睡眠等高压手段，使运动立即升温。在此情况下，不少胆小怕事的人 ( 特别是旧政府留用人员 ) ，被迫承认自己是大贪污分子。也有经不起肉体的摧残，不但乱说自己贪污还咬了别人。
也有视死如归，坚持真理，不怕严刑拷打的。比如税务局局长朱学德，一九四零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 553 团转业到税务局任局长。打虎队说他伙同税征股股长肖福泉收受赌赂和贪污公款 5130 万元。肖福泉贪污公款 6727 万元，在税务局反复批斗，但他俩死不认罪。于是把朱学德押到县政府礼堂召集全体打虎队员向他猛烈开火，罚他跪在五寸宽的板凳上斗了三个多小时，但他就是闭口不说。无奈押回税务局，继续逼供。最后造假材料说，税务局打出大老虎六只、小老虎三只，贪污金额共计 326382900 元。
肖福泉最惨，被捆绑吊打，逼他招供如何串通朱学德贪污。迫于无奈，半夜趁人不备，他偷跑到头关大旋沱跳水自杀身亡。丢下妻子儿女，生活无着，去找税务局，税务局说他是畏罪自杀不予解决。一直等到 27 年后的 1978 年，肖福泉家属又去找朱学德，此时朱学德因为三反贪污案查无实据被提升到西昌专区当农机局局长。朱学德出具证明说：肖福泉不但工作尽心尽力，而且双手拨打算盘，飞腾神速，准确无误，人称奇才，曾被选为省模范工作者，毫无贪污行为。肖福泉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其家属得到 300 多元抚恤金。
粮食公司经理严命新， 27 岁，中农， 47 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打虎队说他利用假报出差费贪污公款 27200 元，押到县委礼堂，组织全体打虎队员批斗。他被罚跪在瓦渣子上，反复批斗，死不认罪，最后查无实据，留职使用。其后逐级上升到雅安地区专员职务。
人民银行行长丁信康，打虎队说他在荥经起义前后接管时期混水摸鱼，贪污 152915000 元，被打成大老虎，后查无实据，借口贪污金额不大，下放到烟酒公司任管理员。 1957 年反右被打成右派，下放烈士公社劳动改造， 1978 年平反昭雪。
人民银行出纳员伍崇祥，凭一张无名无姓的检举条子，说他贪污黄金十两。打虎队逼供，轮番批斗，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若不招，逮捕法办。伍崇祥据理力争。结果批来斗去，查无实据，外查不到检举人，内无黄金丢失，只好不了了之。
人民银行计划员李方荣，原在国民党军校学习无线电通讯，被定为“特嫌”身份，说他有贪污，但金额不大，定为内部控制使用。文革时旧话重提，遭严刑拷打，他被逼得走投无路，半夜出逃到六合公社宝积大队黄岗岭森林中自缢身亡，半月后才发现腐烂的尸体。
秦朝忠，地下时期民盟荥经县分部组织委员，解放后担任荥经县财政科任副科长。三反时自报用公款买烟一条作为应酬招待之用 ( 本人不抽烟 ) ，有人揭发他贪污地主陈伯昌和陈志容黄谷各四担，并说秦账目不清混水摸鱼。荥经县委为了运动升温火起来，在县中校大操场召开 3000 多人的群众大会批斗秦朝忠。当场逮捕收监关押。关押日久查不到实据才放出留机关管制使用。 1957 年反右斗争中荥经县委把朱世正率部起义定性为“以张志和为首来荥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性质的武装组织”。而秦朝忠解放前曾参加改造集训朱世正部队，被荥经县委打成反革命分子。文化大革命中秦朝忠不服申诉要求平反，被造反派毒打，满口门牙被打掉完。直至 1978 年平反昭雪，恢复工作，享受离休老干部待遇。因身心备受摧残，长期住医院，三年后死在医院。
陈应硕，地下时期盟员，第三完小校长。 1949 年 11 月参与对朱世正部队的收编改造集训工作，管钱粮开支。三反时老虎队一口咬定陈贪污钱粮款 10624960 元，定性为大老虎。大小会反复批斗、罚跪。陈应硕自感人格受到奇耻大辱，一气之下，在荥经县中校操场树上上吊身亡。妻子孙淑芳，大学生，一完小教师，立即气疯，不久就亡故。冤案于 78 年昭雪。
郑树贤，地下时期盟员，民政科主办科员。一心为民，白手起家，未花国家一分钱，在荥经县办成西康省第一所示范“教养院”。三反时打虎队无中生有说教养院生产卖给县仓库修建用的石灰、砖瓦有贪污行为。勒令郑树贤一人在专人监督下盘点几十万斤石灰，几十万匹砖瓦。他—铲一铲，一篼一篼过称。一天下来从头到脚，头发、鼻孔、嘴巴、眼睛全被石灰塞满，活像一个雪人，险些丧命。盘点结果，借口说他贪污数目不大，不以贪污分子论处，撤销科员职务，下放到边远山区荥河乡小学教书。 1957 年被划右派。文化大革命时说他是张志和来荥经组织土匪暴乱的漏划反革命分子，被荥经县群众专政大军抓到县上，打得死去活来，被荥河乡群众冒死营救，幸免于难。 1978 年平反昭雪后，享受离休老干部待遇。
李毓昆，地下盟员，经管朱世正起义部队的钱粮收支。三反中被打成大老虎，收监关押。在押期间，李毓昆死不认罪。最后无罪释放，安置在雅安印刷厂工作。
据我所知，各打虎队送到我们管理关押处的四十多只老虎，经我们详细反复审理查证核实当时口供，没有一只大老虎。
荥经县档案记载： 1952 年 3 月 19 日荥经三反运动中荥经县委在逼供信统计表中说：自杀三人，逃跑 1 人，挨打 29 人，上吊 6 人，捆绑 21 人罪跪 45 人，合计 101 人。在处分情况统计表中说：撤职查办 1 人，停职反省 2 人，畏罪自杀 6 人，自杀未遂 8 人，逮捕法办 8 人，畏罪潜逃一人。在总结报告中说：“虽然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由于在运动高潮中产生严重的逼供信，大多数受批斗的人都罚过跪，对待拒不交待者捆绑吊打，有的打虎队私设法庭，暗中逼供。有的向外界收集材料也用逼供。逼得被批斗者为了不受皮肉之苦而说假。参加运动的人数 910 人 ( 小县当时全县职工数 ) ，有贪污行为人数 225 人，占 23 ． 4 ％。共计大老虎五十万以下 25 人，五十万以上 8 人， 100 万以上 8 人，千万以上 2 人，合计大老虎 53 人。小老虎 43 人，共计老虎 96 人。”
其实每次搞运动，充当左派急先锋的人毕竟是少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既是帮凶也是被迫无奈的受害者。有良知的好人总归是多数，只是在极左年代怕祸及自身大多不敢声张正义罢了，但不能说就没有好人。比如胡耀邦同志向邓小平汇报三反情况时就说：“我这里 ( 当时耀邦是川北行署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 ) 没有搞出什么老虎来。我这里是农村，也没有什么工商业。”这种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令人敬佩。
我也佩服荥经木材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张太平。他穷苦人家出生，抗日战争时参加革命，有正义感，对低层受害人员常存恻隐之心。当时，伐木场几万米木材被洪水冲走，可是打虎队硬把该场职工郭明星，胡册铭、肖文访、廖守常、赵明光等打成老虎，用逼供信屈打成招，承认贪污木材款。运动后期，张太平挺身而出，向县委说明木材被洪水冲走的事实真相，结果全部人员留下试用。公司检测员刘本典，家庭成份是地主，父亲被镇压，自身又有政治历史问题。打虎队说他贪污公款 976 元粮票 345 斤。荥经县委常委研究决定将其开除，送劳动教养。张太平恳求县委说：刘本典过去工作表现尚好，运动中自动认错 ( 不好说是别人乱揭发 ) ，决心改过，并全部退清“赃款”，请从宽处理，留机关管制使用以观后效。结果保住刘本典的饭碗，直至 1992 年退休。
上有行之者，下有效之者。其实大多数政治运动的过火行为，都直接来源于发动者。比如硬性规定各地批、捕、杀指标和比例，各地想不过火都难。毛泽东在 1958 年 8 月 21 日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上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就没有人有时间犯法了。”今天读来，令人震惊。
直至今天，还有人念念不忘赞美当年的“三反”运动。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真正了解当时“三反”的实际情况！领导随便一句话，可致无数人于死命。“三反”以后，各种运动接踵而至，直至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搞了这么多政治运动，中国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
回顾历史，不是老年人有怀旧情结，而是过来人希望当今为政者吸取历史教训，从而深刻领会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今天，腐败之风甚嚣尘上，官官勾结，官商勾结，官痞勾结，几乎成了亡国亡党之劲旅。反腐败无疑是必须的、急迫的，但以政治运动、非法制方式反腐败却是有害的。觉醒了的中国人民日渐清楚认识到，必须以法治国，才能实现百来年锲而不舍追求的理想社会。
转自《浅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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