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桃花：王渝：一本现当代文学史书
王渝：一本现当代文学史书
－－作者：纽约桃花
我是长在重庆的南京人，当地人说我是外地人：回到南京后南京人说我是川娃子：后来我去台湾，我又变成了外省人：来了美国后成了外国人，等我回到中国，我成了华侨。
—— 王渝
在中国现当代华语文坛上，王渝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尤其她本人的经历宛若跨越了几个历史与文化大时代的缩影，彰显出每一个时代的不朽与沉重。
王渝又是一个低调的人，如果她不讲起过去的往事，不打开她的相册翻给你看，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她曾经也是时代的风云人物之一，与很多曾经驰骋台湾，香港、大陆两岸三地的文化名人都是多年的知己，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其实就是因为王渝的识才和惜才，才被广大读者熟知。
王渝出生在民国时期的重庆，小学五年级读书时住在南京， 1949 年随父母搬到台湾。她在台湾经历了白色恐怖时期，大学时结识了台湾崛起的第一批现代诗人，并成为他们的一员。 1962 年，王渝与先生到纽约读书后，参与了台湾留学生发起的保钓运动以及对台湾异见知识分子柏杨、李敖以及苏东启的声援活动。七十年代中期担当美国左派中文报纸《华侨日报》的副刊主编，广泛发表了台湾和香港前卫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中美建交后的 1975 年，王渝首次回到大陆，见识了后文革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及劫后余生的老作家巴金、沈从文、钱钟书等人，王渝不仅在《华侨日报》 副刊上发表他们的文章，还将他们的作品推荐到港台知名报纸杂志上发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大潮带来了文化的解禁和改变，结交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星星画展的画家，以及伤痕文学的作家和诗人。
移居纽约的几十年中，王渝亲身经历并带动了美国华语文化从兴起到旺盛的时期。因为她本身经历的不同文化和历史时代，尤其是她的平易近人与自由自在的个性， 使得她周边多少年以来汇聚了一群来自港台和国内各种各样的艺术家、诗人和作家。从台湾五、六十年代崛起的现代诗人楚歌、纪弦、郑愁予、余光中、洛夫、痖弦， 到中国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崛起的文人王蒙、刘心武。当代诗人、作家与艺术家严力、北岛、顾城、艾未未、查建英、陈丹青、张辛欣等一代人，都是王渝的朋友。木心的作品也是最先發表在她編的副刊上。作为一个集两岸三地几个不同历史时期以及文学时代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王渝本人就是一本内容精彩的当代文学与艺术的史书。
（王渝与严力在 2019 年法拉盛诗歌节）
南京童年
王渝成长在一个非常恩爱宽容的中产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以宠爱孩子而名声在外。王渝的父亲王潞与母亲是师生恋， 两人相差一定年龄，所以父亲就称呼母亲为 Miss Hello 。王渝家的称呼都很好玩，比如王渝称呼妹妹为 Merlin ，四川话妹妹的意思，但听起来有点像童话梅林的调调。
1949 年前夕，正在南京念小学的王渝随父母迁往台湾。当时，与王渝家同住在一起的堂兄弟堂姐妹都选择了留在大陆，从此与王渝一家开始天各一方。在南京的那段童年生活以及她最喜欢的堂姐定英和五姨巫宁慧都给王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她一直在心底的潜意识深处对大陆有一种特别的向往，对留在大陆的堂姐、五姨和其他亲戚也从来无法忘怀。 “ 我跟五姨特别好，常常跟着她。她连交男朋友都带着我。 ”
关于这段记忆，王渝在她的散文《南京，我一去不复返的童年》里写过。 其中有一段写了他们离开南京前的混乱和悲伤： “ 这几天我常伤心，特别是晚上躺在床上一个人悄悄落泪。我们班的同学越来越少，许多人都搬起家来；李国桢从上星期就没来上课，连和我最要好的黄稻也跟我说，他们要搬回老家湖南去了。她说，湖南很远，妈妈说要坐火车再换汽车，走上好几天。我听的直发愣。那么我们以后怎么再见面呢？她走了我同谁一起去上厕所？下课和谁玩呢？黄稻给了我他们老家湖南的地址，她端端正正地写在一张纸上。她的字真漂亮！跟她人一个样，我怎么也学不像。我拿了那张纸很发愁，不知放在哪里才好。我就像妈妈说的那样又糊涂又乱七八糟。如果放在太秘密的地方，可能我自己会忘记。如果不放好，我又怕会弄丢掉。想来想去，我把它夹在我最喜欢的小人书《李三娘》里面。这样还是不能放心，我又用发夹在我睡房的墙上刻下：湖南省萍乡青石街十八号。 ”
王渝也许没有想到，这个地址留给她深刻的记忆和乡愁让长大成人的她始终没有忘记南京，她生长过的地方，也因为这个情节，让她走上了与别人都不一样的道路。几十年后，当王渝写下这段童年记忆的时候，她仍然清晰地记着她家曾经的住址。
台北年轻女诗人
到了台湾， 王渝一家与大陆的亲友都断了联系，让敏感的王渝内心沉甸甸地感伤。她想念她在南京时代的童年，她的家，她的亲戚和五姨。 1962 年王渝到了纽约后，有一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看到一份早期的人民日报，赫然看到她五姨巫宁慧的名字登在一篇文章里。虽然那篇文章是批判文章，提到了 28 中右派分子巫宁慧，却让王渝心里却好一阵狂喜。时隔这么多年，她终于又读到她心爱的五姨的消息了。那时候，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清楚五姨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被批判，但是得到五姨的消息的喜悦让她已经分外的开心。
在台北上中学和大学的那些年里，王渝对大陆的怀念和牵挂让她总是对隔海相望的大陆有着一份说不出来的情感。然而，这种感情却让王渝感到孤独，因为没有人能够了解她内心的感伤，其他一起从大陆来的的同学和朋友中似乎都不能够理解她的这种心情。王渝的好友，后来成为台湾著名女诗人的罗英与王渝同岁，也是在 1949 年前随家人到达到台湾的外省人，但是她似乎对曾经生活过的大陆没有什么特别的留恋，也无法够理解王渝内心的敏感。当时，台湾实行白色恐怖和反共宣传，一切来自大陆的文化艺术也因此都被禁止。然而，就是在这种说不出来的孤独感中，王渝开始偷听来自大陆的音乐梁祝，偷看禁书，比如鲁迅、钱钟书、巴金等人的书籍。她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通过这些文人关于大陆的那些美妙的文字感受到遥远的大陆江南那种熟悉的味道，一抚她心内的想念和牵挂。
从中兴大学毕业后，王渝开始在台湾首屈一指的顶级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工作，结识后来成为她一生伴侣，台大政治系毕业的夏沛然。当时，夏沛然在近史所工作，专门研究口述历史。王渝所在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是最早成立的，也最有名。裡面都是老研究员。他们看到王渝都说： “ 王小姐你来了，我们的平均年龄都可以降低点啦 ” 。在史語所，王渝跟著名的人類學家高去尋先生一起工作。高去尋喜爱看武侠小说，王渝就给他找来了王度庐、梁羽生及古龙的武侠小说来看。古龙与王渝的朋友熟识，因为他姓熊，所以外号叫熊大头。据说他当时写武侠小说的时候，把不喜欢或者得罪他的女生的名字都写到小说里，然后被各位侠客高手打死。
60 年代初期的台湾的教育政策鼓励青年去美国深造，加上很多美国大专院校都给予台湾留学生很多的奖学金，因此台湾的很多大学生都向往去美国读书，流行着 “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 的口号。
然而当时，去美国对年轻的王渝来说，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她父亲在台大做主任秘书，家境优渥，生活舒适，因此，王渝并没有强烈的去美国读书的念头。然而，她的先生夏沛然却不然，去美国似乎是当时的他最好的选择。因为夏沛然的父亲夏涛声是台湾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曾创办半月刊《民主潮》，宣传民主思想。他与《自由中国》杂志社社长雷震以及发行人胡适关系密切。后来，因为雷震等成立新党，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被当局判刑入狱十年。夏涛声与胡适等四十八名社会学界名流上书蒋介石要求释放雷震不遂，便辞去所有公职而隐居。在这种情况下，台大政治系毕业的高材生夏沛然未来最好的的命运似乎就是去美国深造，远离台湾的政界。
1962 年，王渝与夏沛然一个通过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全奖，一个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全奖，从台湾来纽约深造。
王渝自认为她从小学习不好，因此考大学报考的也是 “ 土地行政系 ” 这样的偏科。王渝的父亲曾经是大陆设计委员会的会员，家里有很多关于大陆土地的秘密资料。王渝经常偷偷摸摸地看这些资料，因此了解了很多其他同学都不了解的事情。
大学毕业写论文的时候，王渝居然写了一篇关于 “ 大陆土地政策 ” 的文章，并获得教授的赏识，将这篇论文推荐到台湾土地银行赞助的一个大奖参赛，后来论文获得了头奖和很多奖金。后来在她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因为这个奖给了她梦寐以求的全额奖学金，让她得以到美国纽约留学。
纽约副刊主编
1968 年正是美国历史上最动荡的一年，越战正酣，反战浪潮也开始高涨，继约翰肯尼迪总统 1963 年 11 月被刺后，他的弟弟，那年作为呼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的罗伯特肯尼迪也被刺杀。正如越南退伍军人和历史学家马克 · 莱普森所说： “ 这是夹在爱之夏与伍德斯托克之夏中间的一年，有些男人蓄发成嬉皮，有些男人应征入伍参加越战，这个国家被严重分裂成鹰派和鸽派 ” 。 1968 年的美国社会风起云涌的改变风潮也影响着王渝与成千上百的台湾在美留学生。 那年，夏沛然得到 Ford 奖学金去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王渝也跟着先生离开了她挚爱的纽约去芝加哥工作。
1975 年，夏沛然得到联合国翻译的职位，从芝加哥回到纽约，王渝也跟着先生搬回了她喜爱的纽约，在位于东百老汇街的中文报纸《美洲华侨日报》担任副刊主编，开始了她广交文坛名家，发掘文人的时代。
当时的《华侨日报》可谓编辑人才济济，除了王渝这个 “ 台湾女诗人 ” 之外，影视版由后来成为香港大导演的徐克主编。那个时期，报纸的文章大都是由美国当地的华人投稿，水平参差不齐，副刊的水平就更差劲了。王渝于是向周边的好朋友约稿，连续刊登台湾作家陈若曦的长篇连载以及刘大任的短篇小说。陈若曦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台湾作家，出版了揭露文革的长篇小说《尹县长》引起轰动而饱受争议，而刘大任则是保钓运动的中坚分子，与王渝一样因为保钓而上了台湾政府的黑名单而无法回台。作为作家，这两位都是以记录周边历史，勇于讲出内心真话而出名，王渝选择这两个台湾作家为副刊写稿，也反映了王渝本人的内心世界。她从来都不为政治所动，而是为人性所触动，凡是真情实意的作品，她都给予强力的推荐和支持。
随着这些颇受争议的文坛实力派的出手，副刊版面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读者越来越多，整个版面都焕然一新。被人们称为海外的《人民日报》的《华侨日报》一直积极报道新中国的消息，包括当时轰烈进行的各种政治运动。作为保钓运动的成员以及反对台湾在政治和文化上实行白色恐怖的中坚分子，王渝也对中国大陆的关注从在台湾时期的潜在变成了美国时期的直接。她期望有一天回到中国大地去亲身感受一下时代变革的风潮。最主要的是，她想回大陆找到并看望她一直想念的堂姐定英和五姨以及其他的亲戚朋友。自从来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五姨巫宁慧的名字，王渝就心心念念地一直想回去找到她。
舅舅巫宁坤
1975 年，《美洲华侨日报》编辑部成员受到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邀请，安排他们前往中国进行参观访问兼采访。王渝一到大陆，就开始寻找她的五姨巫宁慧、堂姐王定英、舅舅巫宁坤和表妹巫一毛。
初次回到出生地的王渝看到 1975 年的中国大陆仍然处于一片政治萧瑟的灰蓝色的海洋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她没有想到这里并没有如同她想象的那样 “ 阳光灿烂的天空下飘扬着红旗和笑脸 ” 的理想王国，却竟然如同她所读到的小说《 1984 》 里的描述的场景，让她心里禁不住充满不寒而慄的失望。
在上海，王渝见到了从未谋面的表妹巫一毛。当他得知一毛为了来上海见她，从头到脚穿的衣服都是特意借来时，马上带着一毛到上海的百货商场买新衣服。随后，王渝一家坐火车从上海出发去芜湖看望舅舅巫宁坤。他们穿过车站上的人山人海，到了自己的车厢才发现给他们坐的那节车厢居然是空的，成为只有他们一家人的包厢。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想着整辆人满为患的列车里面人挤人的情景，王渝被这种隔离式的特权感到不安，一路都坐如针毡。
火车到达時，王渝被接待的单位和革委会领导包围着，她远远就看到人群后面有一个小老头满脸谦卑地给各位领导们递烟。后来。她才知道这个小老头就是她多年未见的舅舅。走进巫宁坤家里一看，两房一厅的居室虽然简陋，但却干净整洁，让王渝感到意外。她见过很多国内人当时拥挤不堪、杂乱无章的简陋住宅，不禁詫異舅舅居然生活的比普通人好。等到接待的领导都走了之后，舅舅才跟王渝说，他是沾了王渝这个海外亲戚的光，头天晚上才搬进这套新分给他的公寓。舅舅后来还告诉王渝，他多年不涨的工资也因此给涨了 30 元。这段真实的经历后来让巫宁坤写到他那本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的英文自传《一滴泪》之中。
这次的大陆之行让王渝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自从离开台湾到了美国，她一直站在台湾留学生的左派这一边，心里向往着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宏伟运动。然而，真的来祖国，看到的所有情景却与她心目中的想象相差十万八千里，让她在失望之余开始质疑自己一直以来的信仰。知识分子特有的反思和敏锐，以及王渝一向自由自在的个性开始让她关注并接触中国的知识文人，那些曾经用文字和思想震撼她内心的作家如沈从文、巴金和钱钟书等。
大陆文人伯乐
从中国回到纽约后， 王渝被大陆的文人们的特殊经历深深震撼和感动。她开始向大陆的作家和诗人们约稿，刊登在《华侨日报》副刊上，让他们的想法被海外的人们听到。 由于《华侨日报》一度被称为 “ 海外人民日报 ” ，可以在大陆发行，因此，王渝逐渐也接到国内文艺青年的投稿。从这些投稿中，王渝慧眼识珠地选择首发了很多前卫的作品，比如王蒙早期意识流小说《风筝飘带》、《春之声》等与徐星的小说《无主题变奏》。 作为中国第一批意识流小说的实践者，王蒙和徐星的小说都是《华侨日报》副刊上首发的，后来他们两个人的小说都被誉为开创了中国当代意识流小说先河的作品，轰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
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与诗歌走上反思、改变和创新的最热火朝天的时代，出现了朦胧诗与星星画展等与以往的艺术与文学截然不同的潮流和事件。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试图摆脱多年的政治运动的思想束缚，第一次从人性的角度抒发内心的想法和情愫，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在这样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时代，王渝因工作需要而不断回到大陆与各界的文人广泛接触，并与很多走在时代前端的中国年轻艺术家和诗人结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她不断以笔名在海外的各种报刊杂志上介绍中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作品。可以说，这些人最终在港台文坛上展露头脚，都与王渝最初的深度报道和采访分不开。
八十年末期， 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艺术家和诗人都来到了纽约，如严力、查建英等。 很快，他们都开始为《华侨日报》副刊投稿，成为主编王渝的座上客。中国大陆的很多作家、诗人和画家都听说过纽约王渝的名字，有的人甚至说，到了纽约就去找王渝，她一定会帮你的，可见王渝为人的热忱已经是名声远播。
与木心丹青
随着时光的流逝，《美洲华侨日报》副刊由于王渝这个主编的眼光和约稿， 以及对大陆文人的提拔和推荐，办的越来越前卫，成为了中港台三地青年文人自由发表作品的最佳园地。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王渝结识了第一批从中国到美国来开创天地的青年诗人、画家和艺术家们，其中一个最为大家熟知的就是后来成为文学大家的木心。王渝说她初次读到木心的投稿时，马上就被他看似随意但却独特的文字吸引住了。王渝看过太多的大陆文人的投稿，对当时大陆文体一目了然。然而，从木心文字上看，他似乎不像一个来自大陆、经受过革命思想或者文字训练过的文人。木心宛如一个时光胶囊，将他的文字全部封闭在他成长时代的民国时期，让一直倾慕于民国时期文人的王渝读到之后就像喝了一杯醇厚浓郁的咖啡那样精神为之一振，耳目也跟着一新。
王渝初次见到木心是在曼哈顿下城的一家咖啡馆里，当时报社给了她一笔交际费，用来请作家喝咖啡吃饭，于是，王渝就邀木心在报社附近的咖啡馆见面。 1983 年时，木心已经五十六岁，却打扮的非常儒雅精致，让人眼前一亮。王渝感觉得木心好像从民国时代穿越而来，有着民国时期文人的那种洋派，很爱美也很注重细节，精致的甚至给人一点同性恋的味道。跟木心谈话，王渝马上就觉察出木心读书很多，从传统的中国文学到西方文学涉猎广泛。他们那天的聊天并未曾涉及到木心在文革中遭受的苦难，木心不说，王渝也不问，他们就是聊文学，聊艺术。
她认为，木心作品中最特别之处，是对在大陆过往的经验，他永远采取高高在上的姿态，不是不顾，而是不肯流于轻率的诉苦和责难。从他的作品中看不到他经历过的种种，他对造成苦难的当事者只有蔑视。
王渝觉得木心从为人打扮到文字的精巧都非常特别，便在副刊上发表了木心的散文《街头三女人》。这篇作品在《美洲华侨日报》副刊上发表之后，被陈丹青意外读到，从此开始了他们俩人的交往和友谊。
“ 他是一个儒雅好看的人 ” ，王渝说当时他刚来美国不久，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但自己从来不说。他就是那样一个永远说不出自己内心需求的人。比如，木心在哈默画廊展览看到陈逸飞的作品都可以来展，就觉得自己的作品肯定没问题。他想找哈默去毛遂自荐，但到了哈默画廊却只是转了几圈又走了，因为他说不出口。陈丹青认识木心后，便一心一意地帮他，一点都没有文人相轻，反而是文人相济。
说到陈丹青与木心的往事，王渝忍不住称赞： “ 陈丹青这个人真好 ” 。
后记：生命是圆形的口哨
与王渝本人深谈，恍惚有时空穿越的感觉。我们常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段和人物之间来回穿梭，探究构成他们各个不同的人生时期对他们的个性所造成的影响，唏嘘感叹时代与人的不同磨难以及人生的种种无奈。好在王渝天生乐观，不同的人不同的故事通过她的讲述，都变得非常可笑，让我常常忍俊不禁。
我跟王渝聊了过往的许多人，比如我们都熟悉的严力。王渝说，她初次见到来自国内的诗人严力的时候，就觉得他是大帅哥一名。王渝从来都是喜欢帅哥的，尤其才情了得的那种。比如，她一直跟所有的人说，她觉得北岛很 “ 好看 ” ，搞得国内的一大批风流倜傥的诗人和艺术家都觉得王渝眼睛有问题，多少年来一直拿这件事当王渝的笑谈。最初读到严力的诗歌，王渝就很喜欢，约他到副刊编辑部来见面。年轻瘦高的严力生龙活虎地一走进编辑部，所有女编辑的眼睛就跟着他转。有一次，严力梳着一个奇形怪状的朋克头来编辑部，见者都大吃一惊。
王渝在副刊上刊登了许多严力的诗歌， 编辑部的一个男编辑，说王渝肯定喜欢严力，所以才发严力的诗。 而那个编辑喜欢发来自大陆的年轻作家查建英的稿件，王渝就嘲笑他说他是因为查建英长得漂亮才频繁发表她的作品的。回想起那个时代，王渝的眼睛开始发亮，好像重新又回到了过去一样。我想，当时看到大帅哥严力时的王渝大概就是用这样的眼神追踪着他穿过办公室空间的。
在很多作家、诗人和画家撰写的文章中，你不断可以看到另类的、招人爱的王渝。 在这些篇章里，画家沈忱这样写的王渝最生动。他写道：在纽约华人文化圈里王渝算得上是沙场老将，却少有当家人的架势。她善良几近单纯，健忘也那么幽默，我们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老朋友。她的儿子刚上大学，请她寄了几本书。儿子收到邮件，从里面取出来的，是两包已经发霉的麦当劳汉堡包。那年我和夫人在巴黎去毕加索博物馆，排队拐弯刚要踏进大门，突然被熟悉而又久违的呼声绊住了，扭头一看，颠颠匆匆的王渝急步向我们走来，笑眯眯的，红光满面，酒气袭人。我愣了一下，说你真行大白天喝得醉醺醺的跑这儿干嘛来啦。 “ 我来看毕加索啊，之前无意喝了点儿剩酒。 ” 我进得馆里望着《斗牛士》，琢磨来琢磨去，这才觉得王渝厉害啊，要不喝点儿，还真不容易看毕加索。
王渝仿佛是一个站在宇宙人生十字路口的风向标，任凭时代的不停变换，纵观着历史挟裹着人生从她的身边走过，冷眼旁观着那些叱咤风云的时代人物，与自己志同道合、有着命运缘份的人们热情相拥。随便从她的视角顺手摘取几个人物拿来聊聊，便马上能感受到这些个人物的各种轶事和趣事，以及来自他们的时代的各种思想冲击。
转自《纽约华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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