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孚：带着一生的秘密走了
罗孚：带着一生的秘密走了
－－作者：高林
上世纪六十年代，廖承志（右）接见罗孚
罗孚的一生，做了许多事情，也有许多成就。报人，似乎是他的主业，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公开职业，但他一生中付出最大精力和对他影响最大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职业，却是那个后来被称为“间谍”的职业，准确地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5 月份的第二天，罗孚先生离开我们远去了。一年多以来，他多次住院，终于安详地走完了九十三年的生命历程。
用一句话评述罗孚的一生，最合适的恐怕还是聂绀弩的那句诗：“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那是 1983 年，罗孚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北京十年”。除了个别亲戚，他首先想到联系的是老朋友聂绀弩。劫后重逢，在病榻上的聂绀弩写了这首诗：
戏赠史复
浮云天际任群乌，咄咄书空小竖儒。
半世新闻编日晚，忽焉文字爱之乎。
每三句话赅天下，不七尺躯轻万夫。 惜墨如金金似水，我行我素我罗孚。
“惜墨如金”可能说的是罗孚的文章。罗孚的文章，贵短，他从来就没有写过长文章，即便是长的内容，也会分成许多段来写。他写的《北京十年》，也是把长的内容化成了许多小的段落，每个段落自成一格，读来使人感到轻松，又不失深刻。这也许是他多年来在报纸上写专栏，特别是在香港报纸上写专栏练就的功夫。在生活节奏很快的现代，更多的人会更愿意读到这样的文字。
这个“惜墨如金”更具体的可能是指罗孚开设的第一个杂文专栏“无花的蔷薇”。那是 1946 年，罗孚在重庆大公报馆做《大公晚报》的编辑，同时为宋云彬主编的《民主周刊》写专栏，“无花的蔷薇”就是这个整版专栏的名字。罗孚写的导语和评论，用三言两语的极简短文字，三五句话就能概括一切。聂绀弩就是在“无花的蔷薇”那个时候认识罗孚的，他在诗中描述了他们初期交往时的形势和罗孚的主要经历和文学爱好之后，就说“每三句话赅天下，不七尺躯轻万夫”，这就是他对罗孚本人及其文章的第一印象。三十多年后，聂绀弩写了这首诗，在他看来，罗孚这样一个没有七尺高大身躯的人，却有着“大丈夫”般的高大勇毅。“惜墨如金”的好文章能像流水一样多，这自然和罗孚的“我行我素”有着很大的关系。
然而，罗孚本人对这句诗却有着很轻松的理解。他说，何以一下子又转到了“惜墨如金金似水”呢？那是因为他写信给我，我往往拖延未复，他笑我“惜墨如金”。至于“金似水”，可能是他托我出版诗集《三草》，以为我花了不少钱，却不知道只花了三百多块，我原准备卖一幅黄宾虹的山水付账，可最后终于得到了友人的帮助，连画也不必卖就解决了。“惜墨如金”是我的不对，“金似水”就是他的误会了。我不过是按照我的老办法去做，我行我素，如是而已。
“惜墨如金”似乎有了解释，“我行我素”好像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皇皇三巨册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也只是注释了这个词的出处，并解释为“自行其是”。依照聂绀弩的人品和诗品，这个词绝不可能是随意为之，特别是对于罗孚这样一位有着三十多年深交同时又经历了磨难的老朋友。那么，罗孚的“素行”到底是什么呢？通过罗孚的生平行止，也许可以来解读这句诗中那不平凡的诗意。
罗孚的一生，做了许多事情，也有许多成就。报人，似乎是他的主业，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公开职业，他在《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晚报》）的总编辑，一共干了四十一年。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也可以说是他的主要副业，他七十年辛勤笔耕，写了数百万文字。他笔下有对人性的追求和探索，也有对社会价值的思考，更有许多真情的表白。他也是一位策划人，策划了现代武侠小说，还有时代标记明显且广为流行的《金陵春梦》和《侍卫官札记》。他还是一位收藏家，慧眼识珠，聚集了大量带有文人情趣也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和书法作品。他还做出版人，和曹聚仁一起使《知堂回想录》面世，还编辑出版了聂绀弩的第一本诗集《三草》。但是，他一生中付出最大精力和对他影响最大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职业，却不是这些，而是那个后来被称为“间谍”的职业，准确地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从 1947 年他参与重庆地下党工作开始，一直到 1982 年被通知到北京开会，这个地下工作，他做了三十五年。
1947 年，他经过同学赵隆侃的介绍，成了重庆地下党的外围骨干，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重庆地下党被破坏后，赵隆侃领导的城中心和南岸区特支是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党组织。他的“秘诀”是严守党的组织纪律，没有给叛徒任何可乘之机。 1948 年，罗孚被胡政之抽调参与香港《大公报》的复刊工作，到香港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罗孚入党的监誓人是黄作梅，黄作梅是香港土生土长的共产党人，也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创办人之一和第二任社长。 1955 年 4 月 11 日，黄作梅在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之前，郑重地向家人作了最后的交代，但没有说任何其他的话。两位“带路人”的事迹给了罗孚深刻的影响，也使他理解了“惜墨如金”并不仅仅体现在写文章上。
新中国成立后，罗孚作为当时《大公报》唯一的党员继续留在香港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以后的三十多年，他一直在廖承志领导下工作，廖公管他叫“罗秀才”。罗孚回忆说，有一次他们一起看电影《刘三姐》，看到里面和刘三姐对唱的罗秀才那文绉绉的样子，廖公就笑着给也是广西人的罗孚安上了这个“诨名”。
1982 年 4 月 26 日，罗孚到广州探亲，原定 28 日回香港，不料证件被窃，只好改到 5 月 1 日，可就在 5 月 1 日清晨六时，他接到了去北京开会的紧急通知。这一去，再回香港已经是十一年后的 1993 年了。
从那个时候起，这件事情就一直是两地新闻界和文化界谈论的话题。近年来就谈论得更多，徐城北讲述了他听到的“传闻”、邵燕祥从党性和人格方面做了自己的判断、金尧如道出了自己掌握的情况和事实背景、陆铿写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求证过程、陈子善感叹于其中的离奇、许礼平表达了“雾里看花”的困惑，黄苗子更是写了一段“书证”：“记得一九八二年罗孚同志出事，我曾以此事询问廖承志同志，答谓在调查中。隔数周后，再和廖公谈及此事，他说：可能是误会，现正在设法中，记得夏衍同志亦知此事。”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这些事前事后和罗孚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所说，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不知道罗孚到底出了什么事。罗孚的儿子罗海雷写了一本书《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资料不可谓不全，但是也没有说清楚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当年人民法院对罗孚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被告人罗承勋在香港工作期间，自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二年四月，先后多次将我国重要国家机密提供给外国间谍，获取酬金。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足以认定。被告人罗承勋亦供认不讳。”这是判决书中有关罪行描述的全部内容。“惜墨如金”的一段话，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是唯一的公开文字依据。
罗孚自己对这件事情，也曾偶尔地说了一点。在《我的父亲罗孚》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或者说是在儿子的反复追问下，直到书写完之后，罗孚才说了两句“重要”的话，一是“我没有拿过美国人的钱”；二是“在对美国人做统战工作时，对当时一些国际大事的做法和看法作了一点表达和透露，实际上这些观点都会在一两周内作为左派报纸宣传方针予以透露”。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年罗孚初到北京接受审查的时候，面对办案人员，绝对不会像这样“挤牙膏”般的吞吞吐吐。他一定是“竹筒倒豆子”般的，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原原本本地一股脑儿如实交代出来。
柳青在其名著《创业史》中说：“人生的道路是很漫长的，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罗孚的“这几步”就在这个时刻。在这段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他究竟经历了哪些事，以及他自己当时和以后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和判断，他却从来都没有说过，这才是真正的“惜墨如金”。而这一段经历，应该是他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的。《我的父亲罗孚》中记载罗孚回到香港以后，还“经常在夜深人静熟睡之时，突然发恶梦醒来。要很久才能重新恢复平静并入睡”。
以后，罗孚就开始了他自己的“北京十年”。他改名为“史林安”。史复，是聂绀弩对他的称呼。罗孚说，史复当然是我，史林安和罗孚合并起来，这是他的“创造”。“北京十年”中，罗孚成了一名“职业”的作家，写作和交游，成了他的生活。《北京十年》的第一部分，写的是北京文化圈中那些人的“世说新语”，更多的人从这本书中认识了罗孚，也认识并理解了罗孚记述的那个时代和那些不平凡的人和事。“北京十年”，罗孚从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变成了华语大文化圈里的一支“生花之笔”，可以说，没有“北京十年”这段经历，就没有今天的罗孚。
在“北京十年”中，罗孚更多的还是阅读，他读北京文化圈内朋友们的文章和著作，也关注香港文坛的新作，还认真研读了黄仲则和陈寅恪的诗。但他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人物的研究之中，他研究的人物有这样五个，周作人、周恩来、潘汉年、袁殊和关露。
罗孚和周作人是有过接触的。他在桂林中学读书的时候，就迷恋上了周氏兄弟的文章；一生当中，周氏兄弟的著作从未离身。上世纪六十年代，罗孚曾到位于北京八道湾的苦雨斋拜访过知堂老人。就像《北京十年》中说的那样，他们有着许多稿件往来，罗孚还遵嘱用稿费买了日用品寄给周作人。编辑出版《知堂回忆录》历时八年，罗孚回忆说，“我们当年叫曹聚仁‘曹公’，在这部书上，真是有‘曹功’。”曹聚仁在该书的《校读小记》中却强调这“是罗兄所大力成全的”。 1991 年，罗孚托家人把自己保存的《知堂回忆录》手稿从香港带来，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但是，“北京十年”时的罗孚最钟情的地方还是周作人因罪系狱和晚年困顿这两个方面，《北京十年》中对这两段也着墨颇多。
周恩来一直是罗孚非常敬仰的人，谈起来他来一直尊称“总理”。那个年代，周恩来是地下工作的总负责人，也是罗孚的“上级的上级”。《北京十年》系列文章中有近四分之一是写周恩来的，他写了周恩来对香港地下工作的领导和决策，写到自己在工作中受到的教益。罗孚当时阅读了能找到的所有周恩来的著作和回忆文章，他对周恩来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事迹感触尤甚，说到这些，时时很动感情。
潘汉年、袁殊和关露，他们与罗孚没有什么交集，他当时不仅千方百计阅读有关他们的文字资料，还找了许多知情人，寻访他们的事迹。潘汉年和袁殊，罗孚已经在《北京十年》里写了不少，关露没有写，也许是资料太少了吧。
罗孚和潘汉年、袁殊乃至关露，有许多不同，但他们也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审判潘汉年的法官记载说， 1976 年底，潘汉年在听到重新发表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说他“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的话后，病情顿时加重。这说明潘汉年内心中一直还存有一丝希望，我们今天也没有看到他和夫人董慧留下什么自白和辩解。袁殊的一生传奇而且历尽坎坷，他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回忆的文字，遑论自己的“案情”。关露则更不必说了。“北京十年”结束后，七十三岁的罗孚回到香港，成为一个拿“香港低保”的普通市民，他对自己的事不仅一直没有做过什么自白、辩解，更没有说过任何“内幕”，也不愿意为了退休金去找“老东家”。罗夫人曾说，他在人前人后从来没有因自己个人的遭遇说过党一句话。这样的“惜墨如金”，也许就是罗孚的“我行我素”吧。
2010 年初，罗孚的长子罗海星因病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痛，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那年冬春，香港风雨交加，天特别冷。罗孚没有去为儿子送行，他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
星沉大海愁听风雨悼英魂
日出东方喜见神州呈正气
他哀叹“星沉大海”，却仍不忘“日出东方”的美好愿望。在罗孚的心中一直都没有失去希望，也一直苦守着这样一条底线。唯有历经磨难而信念不改的人，才能体会到这位耄耋老人此刻的心境。
1987 年，徐铸成八十岁生日。正在“北京十年”中的罗孚给徐铸成写了两首诗，其中写到自己的一句是这样的：“我幸及门惭堕马，京华众里祝长生。”梁羽生评论说，这是他所见到的罗孚最好的一首诗，“堕马”二字，用得很妙。其实罗孚的心酸和苦楚，怎一个“惭”字了得！罗海雷回忆说，但他内心深处藏着我们家人都不能明白的感情伤痛的密码。劫后余生的罗孚，厕身于“众里”，以他特有的方式自我调节，祝前辈，祝朋友，也祝国家长生。
1992 年底，“北京十年”将要结束的时候，罗孚到上海去给他编的《聂绀弩诗全编》做校对。这次，他和老朋友柯灵一起去看望了巴金。巴金的《随想录》在三联书店完整出版，这也是罗孚找到范用促成的。言谈之中，巴金对罗孚说：“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但我从常识判断。”巴金晚年说了许多真话，这就是其中的一句。说真话，不需要很高的智慧，也不需要什么地位和名气，只需要一颗真诚的心。
“北京十年”以后，罗孚又来过五次北京。 2008 年来北京前，罗孚去了一次安徽，在安庆的陈独秀纪念馆，他仔细地看了其中每一件展品和文字介绍，在陈独秀的像前，他伫立良久，老泪纵横，可什么话都没说。
罗孚最后一次来北京是 2011 年，坐着轮椅来的。在北京，他的老朋友、老邻居越来越少了，每聚会一次，他都会说，觉得自己又年轻了一点。每次故地重游，他总是沉默寡言，似乎是在思考着什么。有人问起《罗孚文集》出版的事，他说：我没有想到我的文集能够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大名把我“吓了一跳”。又有人开玩笑说，“中央”字头的出版社出了你的书，就算是给你“平反”了。罗孚若有所思，没有说话。
2011 年底，罗孚应邀去香港《大公报》社新址参观，这是近三十年来，他第一次踏进《大公报》的大门。报社领导推着轮椅，向他介绍了《大公报》的近况，许多不认识的同事向他鼓掌致意。他微笑着看着眼前的一切，也没有怎么说话。
晚年的罗孚，把自己的大部分藏书捐给了学校和图书馆，也有许多送给了亲友，《鲁迅全集》和《周作人文集》一直放在案头，同样没有离开他的，还有聂绀弩的全集和传记。
聂绀弩有一句名言，写诗好比作案，解诗如同破案。聂绀弩不仅有巴金那样的“常识”，也还有对罗孚三十多年的相知，这个“惜墨如金”和“我行我素”一定有着一番不寻常的含义。“戏赠史复”当然也不是随便写的。读诗解诗，既是对前辈的纪念，也是对后人的启示。这正是：“惜墨如金”诚可贵，“我行我素”价更高。“北京十年”家国事，“日出东方”待明朝。
转自《新民晚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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