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慰年：回不去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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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的故乡
－－作者：罗慰年
凌晨醒来。茶几上有一包馓子，贴着大润发超市标签。好像刚炸没多久，塑料袋上挂着从馓子里渗出来的油－－让人感到幸福的油。
回到龙岩，头几天，要倒时差。在纽约，这时是下午4点，早过了吃午饭时间。人在中国，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肚子突然觉得饿。打开塑料袋，取出几根馓子，放到嘴里慢慢咀嚼。一股清香从馓子里透出来。
清香酥口的馓子，勾起我对馓子的记忆。
1
馓子是老家安徽的食物。第一次吃馓子，是在1967年淮南周家岗。
那年正赶上文革武斗。学校停学，外头又乱。刚好年关快到了，四叔和五叔矿山停工，想回老家避避，就把我也捎上。赶了几千里火车，到了淮南洞山火车站。
老家离洞山还有十几里路。四叔、五叔下了火车，挑着装着各种礼品的旅行包和一个大樟木箱。樟木箱在淮南市贵重物品。那年我7岁，我的衣服口袋里装着十几盒火柴－－两分钱一盒的火柴。周家岗有很多亲戚，物质匮乏年代，火柴是很好的礼物。火柴是危险物品，不能上火车。这十几盒火柴，躺在我的口袋里，平安到达家乡。
回到我们一直称为“老家”的周家岗，探望我大伯和姑妈还有几家远房亲戚。父亲和几个叔叔，早在1956年就离开了老家。但心里面，好像都没有离开。四叔和五叔常回老家。这一次，趁着文革武斗，四叔和五叔带着我一道回去老家淮南。
淮南位于淮河中游，古称淮夷，国都在寿春。淮南王英布，辅佐刘邦打下天下，建国后，英布谋反兵败，刘邦封同姓刘长为淮南王，刘长死后，传位刘安。刘安和当时的八老，人称“八公”在寿春北山筑炉炼丹。八公山，因此得名。十六国时期前秦苻坚战败于淝水，且战且退，来到八公山上，听到风声如鹤唳，乃叹道，“八公山上，草木皆兵。”
洞山，属八公山山脉。我们来到洞山的时候，离开淝水之战，已过去一千五百多年。洞山脚下，只有草，没有木。千年以前的风，吹不到今天的草;今天的风，也吹不到千年前的树。我们无法想像，风如鹤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像惊鹤发出的悲鸣，想必是风吹树梢的呜呜之音。从洞山往周家岗，未见大树，哪里听得见“鹤唳”？风吹荒草，如喑如哑。这时的洞山，远离武斗中心，异常静谧安详。大饥荒刚过去不久，农村一片萧条景象。
我和四叔五叔，住在堂伯罗保和家，吃在大伯罗保友家。大伯家主要口粮是杂粮。平常吃的是用高粱、豆子、玉米面和稍许一点大米煮的稀饭。以前没有吃过这些食品，感觉新鲜。吃杂粮稀饭的时候，知道我喜欢吃红豆。大伯用勺子拍打稀饭，把红豆都拢到一块，给我盛红豆吃。粗粮杂粮，吃多了便觉乏味。后来，去姑姑罗兰家，在那里吃到寡米饭，还有鱼干。相形之下，显出大伯家生活的困窘。
幸好过年了，碗里才有了肥肉，还吃到了馓子。农村缺少食油，食品也很紧张。不是逢年过节，不会炸馓子。我在周家岗住了三个月，刚好逢上过年。家家都炸馓子。馓子是一种普通食品，类似油炸面条。炸馓子，四叔是好手。他炸出的馓子粗细均匀，也不油腻。落口即碎，满口清香。
那以后再没有吃炸馓子。家乡的馓子成了我生命和记忆的一部分。馓子像一根根线，把罗家的过去和今天连在一起，让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我又往哪里去。
2
周家岗是我曾祖父罗萃英发家之地。曾祖父的父母是罗家到安徽的第一代移民。咸丰同治年间，一对夫妇从河南来到安徽，落户在寿县三和镇周家岗。几十年，他们夜以继日，开荒耕作，养育了三份农业家庭。其中一份是我曾祖父罗萃英。曾祖父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后来，晚辈敬称他们为‘老三份’”四叔说。由于文革中族谱丢失，后人甚至不知道养育了“老三份”的这对来自河南的夫妇叫什么名字。罗家的历史，从他们开始，也从他们断裂。
二十世纪初，清朝被推翻，废除科举考试，私塾也随之废除。国民政府在安徽地方推行公学教育，在姚皋店拨地二十余亩，以租养学。用这二十几亩地的地租，负担学校老师和其它开支。四叔说，“承租者轮换了数茬，因耕耘管理不善，屡遭失败。地租收入不足承担学校支出。学校困窘连连。”曾祖父罗萃英是个重视教育的乡绅。他得知姚皋店学田经营状况，带着两个儿子迁到姚皋店，承租二十几亩学田。
姚皋店东连马厂集、水家湖(长丰)。西达三和、杨公至寿县，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是寿县东面的驿站和邮点，又是乡政府学堂所在地。姚皋店还是一个重要集市，每旬一、四、七，三天逢集。逢集那几天，四乡农民、百姓都来姚皋店赶集，带旺了姚皋店商业。
学田杂草丛生，因收成不好而荒废。承租学田后，曾祖父带着儿子罗贵斌、罗贵全，辛勤开垦，精心耕作。学田收入，足以支付学堂租金，学堂得以维持运作。北伐期间，兵荒马乱，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瓦解。社会变革，以租养学制度废止。乡里决定把学田出售。曾祖父抓住时机，以优惠的价钱买下学田，取得土地所有权，一直到1951年土改。
曾祖父带着两个儿子，多种经营，细心打理，不断拓展生意。奶奶有次对四叔说，罗家除了铁匠铺没有开过，什么生意都做过。从榨油、磨豆腐到客栈、餐饮，从开粮食行到长途贩卖生猪，甚至还经营邮政代办业务。罗家在姚皋街中段有十多间门面房，坐北朝南，一字排开，东西延伸，达十余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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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罗贵全排行老二，是曾祖父的得力助手。四叔回忆说，“他练就了一手极其熟练的算盘拨子技巧。算账时经传出音乐般的韵律；当时钢笔还未盛行，他的笔筒里，总是存放着套有铜帽的小楷笔；他的案桌上，总是摆着砚台和墨条；当然，案上高高地垒着一本一本账册。账册记载了他的智慧和利润，也包含他经营的汗水和喜悦。”
曾祖父去世，是在那一年，没有文字记载，几个叔叔都记不得了。他们只记得一些祭奠活动。四叔说，“当时举办了隆重的‘五服典祖’丧式，祭奠七天七夜才入殓出殡。其后，每个忌日都昼夜祭拜，一直到七七四十九日至。至亲披麻戴孝，悲痛欲绝；凡吊丧者，皆赠孝衣；请了多班道士，昼夜念经。”
曾祖父葬于周家岗东侧一条日夜奔流的涧河西岸。朝迎旭日东升，晚伴夕阳西下。四叔说，“少年时代，逢年过节，步行七、八里路，从姚皋店前往周家岗老家给祖父上坟扫墓；然后到堂屋先祖牌位前进香膜拜三磕首。”土改后，因为被划为地主成分，曾祖父的坟墓受到破坏。家人也不敢前往祭拜。文革那年，我跟四叔五叔回周家岗老家，他们甚至没有跟我提过曾祖父，更没有到他坟前扫墓。我问四叔还记得坟墓位置吗？他说，“记不得了。坟已经平掉了，这几年房地产建设，盖上了新房。”
曾祖父去世后，经营担子落到祖父和他大哥罗贵斌身上。他们克勤克俭、经营有方。到土改时，祖父已是姚皋店生产豆腐和豆油的大户。祖父继承曾祖父办教育的事业，还办了一间私塾；用豆腐和豆油加工利润，养活学堂老师，培养罗家和当地其他家族子弟。没有祖父办的学堂打下父亲早年的国学功底，父亲就不能走进现代教育；没有私塾教育，父亲就不会有中文国学功底，并影响我对读书、写作的兴趣。
土改时，祖父大哥罗贵斌被评为富农。因眼睛不好，罗贵斌把经营都交给独子保嘉。他们雇的长工不多，按照阶级成分划定标准，被评为富农。我的祖父因为雇工八九个，被评为地主。除了自住房，祖父多年积累的土地、房产和生产资料，全被分掉，从此一无所有。罗家同治年间一对夫妻开始创业，到了第三代，被土改中断。他们财富积累的梦想，至此画上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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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改时我祖父的遭遇，有这么一段故事。土改前，家里雇的一个长工，上吊死了。罗家出了人命，而且在土改关键时候。一个说法是：祖父因为这件事被关到村公所里。但没有遭受皮肉之苦。这段期间，土改轰轰烈烈。祖父因为关在区看守所，竟然没有遭到批斗。更没有像许多描写土改的文字叙述的那样，地主在诉苦会上被当场审判枪决。
我祖母没有那么幸运。祖父被关在区看守所里，生死不明;村里的土改干部没收了罗家的土地、农具、家具、房屋和金融这五大财产。祖母熬不过土改批斗压力，逃到周家岗罗贵堂家。在堂屋地下挖了一个洞，藏在里头。养女孙广云嫁到淮南田家庵法警徐自清家，躲过一难。土改结束后，祖父毫发未伤，被无罪释放，祖母也回到姚皋店。等他们回来，客面房、堂房都给没收。全家仅分得三间豆腐房和两间小边房。
土改后，祖父祖母失去生活来源，一无所有。村里土改干部依然不放过，逼着祖父祖母交“浮财”。家中此时，已是一贫如洗，哪有财款交给村干部?1952年春节，祖母万般无奈，抓起讨饭棍，在村里串门讨饭。老无所依的祖父、祖母，跟着我父亲生活。
1956年，父亲被淮南矿务局提拔为科技干部，长了工资，分了公房。祖父祖母和五叔迁到淮南，成了居民户口。他们庆幸，终于逃出土改给他们的伤害，在城里开始过一种不受歧视的生活。1956年9月中共八大，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的论断。他们以为，从此可以跳出地主成分笼罩在我们家的阴影。
那时，大伯罗保友是姚皋小学校长，正在寿县师范学校带职进修；三叔罗保中1956年秋从淮南煤校机电专业毕业，留校教书；受到重用，派到合肥矿院进修；四叔保华在淮南一中读初二；五叔保魁上小学五年级。“人人都在人生道路上，昂首阔步，满怀梦想”，四叔说。1957年春节，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罗家在淮南蔡家岗谢三村过了一个团圆、祥和、温馨的春节。那次团聚，全家七口还照了一张大合照。
然而，这时的中国，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1957年，反右斗争和重新绷紧的阶级斗争，把罗家再次抛入阶级斗争的漩涡。大伯保友在帮助党整合风时说，“合作社管理不善，饿死了一些牛马。”被划为“右派”，失去公职，被发配到寿县石拐子劳动，后来又发配到安丰塘鱼苗场。三叔保中被以划不清阶级界限的莫须有的罪名批判斗争，结束进修，重新分配工作，被发配到山东临沂煤矿下井劳动改造。我父亲五兄弟，有两人因为反右遭殃;反右以后，罗家从此遭受歧视，成为国家政治囚徒，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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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的父亲母亲分别从淮南和枣庄来到福建，支援煤炭建设。我的祖父祖母和当时读高中的保华四叔和保魁五叔，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乘火车和轮船到福州。投靠我的父亲母亲。这时，我的外祖父外祖母也从肥东马集老家来到福州，投靠他们的女儿女婿－－我的母亲父亲。
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跟我父母住在福州西湖附近。适逢大饥荒，食品缺乏，口粮根本不够吃。祖母和外祖母每天便背着我，到西湖公园採野菜。到西湖公园要买门票。每人五分钱。钱虽少，长年累月，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看公园的人挺好。见她们每天都来，只是採野菜，就不再收门票。
也许福州人不吃野菜，西湖公园里的野菜特别多。每次她们都能採回一篮子。採到的野菜，有荠菜、马兰头和马齿苋。祖母和外祖母每天进出西湖公园，她们轮流背着我。我在祖母和外祖母背上，度过生命第一年时光。在大饥荒年月，野菜缓解了一家大小口粮不足的困境。
我不能想象，她们饿着肚子，面如菜色，背着我採野菜，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我只能想象，我在她们背上垂着头沉睡。我好像趴在天使的翅膀上，阳光照着我的脸，一副恬然。而祖母和外祖母，背着我，每次直起腰，都要使出额外的力气。汗水滴在篮子里的野菜上。
我因为小，对于大饥荒，没有记忆；不过，她们后来给我说起採野菜、吃野菜的故事，铭心刻骨，牢记在心。
我们一家，靠着不够的粮食定量和野菜度过了饥饿的年月。大饥荒没有饿死我，却先后夺去我祖父和外祖父的生命。他们住在城里，也没有饿死，但终究逃不出饥饿的魔爪。我10个月时，祖父在福建病故。第二年，我的外祖父也因营养不良病故。
6
我们家从福州搬到晒口。一家总算又住在了一起。那时，一家住在一间澡堂改建的房子里；祖母在煤矿幼儿园做些活，有些收入。1962年，弟弟出生。祖母和外祖母分别照顾我们兄弟二人，我跟祖母住在一起。
对祖母的最早的印象至今记在我心里。有一次，祖母要到洗澡堂洗澡，我跟着她；她要我进去跟她一起洗。那一年我四岁。虽然还是个孩子，但已经有性别意识。我坚决不跟祖母进女洗澡堂。50年前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祖母首当其冲，成为四清运动“受害者”。那一年，祖母60岁。以地主分子之名，强迫遣回原籍，接受劳动改造。家乡除了大伯，兄弟散落四方。连个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好歹在保和堂伯堂房前盖了一栋草房。祖母才算安顿下来。
祖母没受过正规教育，但知书达理；年轻的时候吃过苦，还跟着我祖父在军营了住过一段时间。她心情豁达，没有敌人；随遇而安，在逆境中总能找到积极的事做。
1962年，她回安徽老家跟我大伯住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她办了一件了不起的事。祖父是一个传统型家长，重男轻女。生下女孩，送到育婴堂。我的一个姑姑就被送到育婴堂。孩子都是母亲身上的肉。祖母回到老家后，到处打听女儿的下落。终于把送给育婴堂的我姑姑给找到了。姑姑在育婴堂被一家杨姓农民收养，作为童养媳。今天已是子孙满堂。
祖母被遣送回原籍，是一件痛苦的事。祖母不以苦为苦，全心为子女操心。回到家乡，她又开始为我大伯张罗婚姻大事。我大伯经过反右冲击，决定终身不娶。祖母回去后，为他找了江苏籍女子陈勤华。陈勤华带来一个女孩。后来又添了两个儿子。
转眼祖母已经去世40年了。去世前几年，她住在四叔家，照顾我的堂弟堂妹。她是1975年清明节那天去世的。我的父亲没有到贵州见她最后一面。我最后一次见她是1967年跟四叔五叔回周家岗。
7
祖父去世7年以后，四叔带着我回到老家周家岗，还带我回姚皋店，拜访他的叔伯和堂兄弟。四叔指着那些用石头垒砌的墙根的房子说，“这些房子以前都是你爷爷盖的。是我们家的。土改后被分掉了。”房子的石头墙根，有我一人多高，跟后来盖的没有石头墙根的房子比，相当结实。
父亲有个堂兄罗保和，我叫他堂伯。罗保和的父亲罗贵堂是我祖父的弟弟，在家排行老三。曾祖父决定去姚皋店经营学田时，留下罗贵堂在周家岗，照料原来的田产和堂屋。没有跟着父亲到姚皋店开拓，土改时，救了罗贵堂。祖父三兄弟，唯有留在周家岗的罗贵堂被评为贫农。因为阶级成分好，保住了罗家的堂屋，也保住了罗家磨豆腐的绝活。
中国的豆腐，据说由淮南王刘安发明。他在炼丹时，不小心把石膏放入豆浆，发明了豆腐。时隔近2000年，淮南人还用一年一度的豆腐节，纪念这位写过《淮南子》的豆腐发明家。刘安发明的豆腐加工手艺，今天传遍世界;连纽约都能吃到淮南王发明的豆腐、豆腐脑。
我见到这位堂伯时，他在周家岗经营生产队的豆腐加工厂。因为是贫农，根正苗红，得以继续原来营生，罗家豆腐因此没有中断。堂伯做豆腐的技术，方圆几十里闻名。他的豆腐卖到寿县各小镇，供给淮南煤校和洞山一中。
我和村里的孩子喜欢看保和堂伯做豆腐。那年头，热水是稀罕物。水也不多，一盆热水，几个人轮流洗脸，洗到后来，清水变成黑色。我和周家岗的同龄的一群孩子，在堂伯豆腐坊外等着他压豆腐。浅黄色带着豆香味的热水从竹筒流到屋外。我们这些孩子脱掉棉鞋，把脚伸到热水里，用压豆腐流出来的热水洗脚。这成了我们每天的娱乐项目。在寒冷的冬天，用热水洗脚，感觉浑身温暖。洗完脚，保和堂伯还送一大碗豆腐渣，让我带回家。保和堂伯一边盛一边说，“豆腐渣，吃了不想家。”
我最喜欢的是豆腐皮。做豆腐在点卤水前，豆浆上面会泛起一层厚厚的可以挑起的油。北方人叫豆腐皮，南方人叫腐竹。孩子们看堂伯做豆腐，都盼着能拿到堂伯挑出的豆腐皮。有一次，几个小伙伴撺掇我跟保和堂伯要。堂伯见我要，对其他小孩说，“他是福建来的，我们给他。”我当时脸马上热了，感觉是从别的饥饿孩子口里夺走了那块豆腐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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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年关，严冬，乡下人都歇了工。苦做一年，该歇歇手了。歇了农活，没有娱乐，便聚在一起开赌局玩耍。洞山远离政治中心，山高皇帝远，没有人管。加上闹武斗，全国上下政府都瘫痪了，哪有人理会洞山发生了什么。
大人赌博赌得欢，青少年玩得更开心。过了冬天，田埂上的野草因风霜变得枯黄，兀自在寒风里瑟瑟肃肃。大伯说，“今年是个烧荒好年头，看那地里的草，都好像冒油呢！”
正月里，是烧荒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拿刷灶台、刷锅的竹笤帚烧荒。油腻腻的笤帚，火一点就着。大人和小孩，到田里烧荒。田里的枯草，借着风势，都燃烧起来。一时间，浓烟四起，火光漫野。火光照亮夜空，烟灰在火中翻飞。八公山脚，烈火焰焰，枯草皆焚，势如燎原；那情景，至今想起，还感到颤栗。从炙人的火焰中，你能体会到烈火的恐惧。那种恐惧，跟阶级斗争的恐惧，一样难忘。
保和堂伯有个儿子，叫志学。1967年我第一次回老家，志学还是个少年。过了新年，志学便跟四叔、五叔扎风筝玩。四叔、五叔和志学买了几根竹子扁担，削成竹篾子，做了一个比八仙桌还大的风筝。风筝下面拖着一根粗麻绳，风大的时候，可以拽起一个孩子。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风筝。四叔、五叔和志学用上好的细麻绳，把麻绳泡在麻油里，风干后，乌青乌青，又香又结实。
起风了，便去放风筝。风筝因为大，非得几个人一起放，才肯飞。我呢，跟在孩子堆里，随着风筝渐飞渐高，在寒风里跟着一群孩子大声呼号。我们的呼声，随着呜呜作响的大风，一下就被刮得老远；只有耳膜里，还有自己的声音在回响……
后来，志学去当兵，退伍回到周家岗。1982年，我大学毕业那年，跟弟弟回了一趟淮南。再次回乡，又见到志学。志学已结婚，刚添了个儿子。堂嫂正在做月子。按老家风俗，她额上包着一块红布带。
我又见到保和堂伯。他当然不记得我小的时候跟他要豆腐皮的事。我也没有提起。保和堂伯身体看上去挺硬朗。我们离开周家岗没多久，听说保和堂伯得了肺癌。诊断出来时，已是晚期，不到三个月就去世了。
9
志学跟我是一辈，属“志”字辈。罗家的辈分，源于先人写的一首五言古诗：“诗书忠爱本，贵保志齐源，克启先宗雨，迺为继世贤。”1967年我第一次回老家，叔伯把我名字中间那个“慰”字，按照辈分改为“志”。在安徽那几个月，我的名字叫“罗志年”。
因为地主家庭成分，任何跟祖宗粘边的事都可能给父母带来政治上的麻烦，“罗志年”这个名字不为他们认可。回到福建，随即改回原来名字。我的名字，终究没有按照族谱。到了我这一代，阶级斗争这根弦松了，我给孩子取名字，又恢复了族谱定的辈分用字。
我的父亲母亲对祖先的事，从来避讳，不愿意谈。他们经过历次阶级斗争，已如惊弓之鸟。见过很多人受到家庭成分连累，害怕祖父的地主成分给我们留下伤害，从不多谈。对于家史，我知之甚少。关于早年父亲的情况，来自四叔一份家史草稿。
父亲自幼在家跟着教书先生读私塾，一直读到十三岁。父亲写的一手大楷毛笔字。父亲书法，深得赵孟頫精髓。他的书法爱好，一直延续到晚年。退休后，更加勤奋。写下一大摞宣纸。我从中挑了一些，带到美国；可惜因家庭变故遗失。父亲也喜欢诗文，写古体诗是他的另外一个爱好。十七岁那年，国共内战，他写了一首小诗。我只记得其中三句：人生长恨水长东，x x x x x x x，此时百花齐献寿，忍听关外泣哀鸿。
1946年，淮南成立路矿员工子弟中学，父亲经考核录取。路矿员工子弟中学是淮南一中前身。校址在九龙岗。属于初中三年制职业教育。读书期间，大伯都背些吃的去。父亲是一家的希望。1949年毕业，分配到大通煤矿淮南矿工学校教书，教矿工文化扫盲。后调八公山新庄孜矿矿工学校任教。
1956年，24岁那年提升为谢三矿教育科副科长；1957年，曾有一年时间留职下放，到井下劳动。那时，祖父祖母也搬到淮南跟父亲住在一块。父亲下井，祖母每天为他准备盒饭，带到井下吃。那时井下工作，缺少劳保；粉尘弥漫，也就是这一年，父亲得了矽肺病。矽肺病陪着他一生，呼吸困难；到了晚年，转为癌症。父亲2000年9月5日因肺癌去世，享年68岁。
10
从河南我们不知道名字的夫妇移民淮南起，罗家到今天，已是第六代。之前的罗家历史，无人知晓，无从知晓。我常想：也许能从那首确定辈分的五言古诗，在河南找到罗家的族人。
我的曾祖父，生养了三个孩子。他们成人后，各自成家，被称为“新三家”。“新三家”子孙的命运，土改后完全不同。跟着曾祖父到姚皋店经营学田，祖父罗贵全被划成地主，他哥哥罗贵斌被划为富农，留在周家岗的罗贵堂是“新三家”唯一的贫农。我常想：人的命运，究竟在上帝手中还是在自己手中？如果曾祖父和祖父不经营学田，不从事豆腐、豆油加工，也从来没有雇工，就不会不被划为地主。如果那时留在周家岗的是我祖父，我们这一家，会有完全不同的命运。
我出生时赶上了大饥荒。因为闹饥荒，祖父和祖母从安徽来福建，跟着我父母在福州生活。虽然城市居民的口粮有定量，不至于饿死；但是每个月23市斤粮食显然不够吃。母亲说，全家每人三两定量油，都用来炒饭，给我一个人吃。我最喜欢吃油炒饭。而大人没有东西吃，常常饿得头昏眼花。有一天，夜里开会回家，肚子饿得发慌。她拿起毛芋头就啃，结果嘴巴喉咙，奇痒难忍。也因为饥饿，祖父到街上捡东西吃，得了急性肠胃炎，很快去世。正因为我出生，他省下口粮，他才不得不捡东西吃。
我在饥荒岁月诞生。那时我跟着祖父祖母住。祖父去世，我才十个月。我见过祖父，但没有印象。对决定家族命运的祖父，竟没有丝毫记忆。我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我在想：在生命最后一年，他终于见到罗家新一代，他用目光给我注入来自祖先的期望，而我则用牙牙儿语回应他。见到我这个牙没长出来就爱吃油炒饭的孙子，他有什么感受呢?也许他感到喜悦，也许他感到悲哀；也许他感到希望，也许他感到无奈。那时他正徘徊在生命的尽头，从饥饿的痛苦中慢慢解脱！
生不易，死亦难。死亡是人跟上帝博弈。人的肉体会死，但灵魂不死，精神不死。曾祖父、祖父用辛劳带起了一个家族。一代一代肉体生命消失了，不过，他们的奋斗精神，却注入子孙血脉，支撑罗家后人；他们的精神生命，塑成罗家基因，世代相传。我今天终于明白，四叔指着他祖父和父亲－－我的曾祖父和祖父的产业，对我说，“这些曾经都是我们家的房子”，对他意味着什么；我也明白，四叔、五叔在我七岁那年带我回老家，对我意味着什么。那是他们失去的世界，那是我没有经过的世界。因为失去，他们才离开故乡；因为从没有经过，我才沿着父母离乡的脚印往前走，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一直走到纽约。我们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部分文章内容根据四叔罗保华、五叔罗保魁的回忆整理)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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